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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太原、真定河东北两大重镇沦陷前后，金军方首脑们举行的平定州军事会议中，粘罕就乐观地提出先取东京，东京到手后，两河各州县自然归我所有的估计。不出三个月，东京果被攻破，但两河州县自然归我的估计，却未成事实。粘罕能够正确地估计到东京城守的脆弱性，却没有充分估计到两河军民及爱国官员的坚韧性。他们不以京城失守，甚至朝廷覆亡而改变其初衷。“愈久愈不变，愈不可为愈为”，这两句话虽为南宋末年人所说，但这种思想贯彻于每个爱国者的心里。不管敌人多么凶，不管自身的处境怎样困难，只要一息尚存，就得为挽救这个国家、保卫这一片干净土奋斗至死。这是包括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得以彪炳史册、历久弥新的最有力的保证。金军要完全征服两河之地，永远做不到，即使仅仅在军事上占有它，那也需要几年的时间。
第一次宋金战争中，金人已扬言要割两河的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后来又扩大到黄河以北全部土地给它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在历次议和谈判中，以及它占领东京后，一再胁迫宋朝派出一批批的“割地使”到两河各地坚守不屈的城池中，去说服劝解守城将士放下武器投降。
在金酋条纹疏浅的大脑组织中，以为割地使都是赍着赵官家的文字，前去劝降的。既然赵官家已同意割让这个土地，地方将士还有什么理由坚持反抗。他们的想法错了！守城将士的大脑组织，要比金酋复杂深刻得多。他们析义甚精，推理得当。首先他们是为大宋朝（事实上也包括中华民族）守此一片土，而不光为了官家本人。要不要坚守下去，并不根据官家个人的意志。再则，他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些割地之命，即使不是矫诏，也出于金人的威胁和奸臣们的怂恿荧惑，并非官家本人的真意。
在围城中，彼此鼓舞、黾勉，相互激励起来而形成的一股忠义之气，对于少数意志不坚定者、动摇者是一种压力。在那种气氛下，很少有人敢于冒大家之大不韪，公开提出投降的主张。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实，他一句话刚出口，愤怒的群众就拥上来，把他活活打死，鞠蹴如泥。未享受到投降者的甜头，先就受到叛逆者的惩罚，他临死前才发现自己干了一件其愚莫及的蠢事。
因此割地使虽然一再派出，但收效甚微，没有什么史料记载，说明哪一座城池是直接受到割地的朝旨而投拜金酋的。当然，部分不坚定者，当形势逆转之时，也会以朝旨为借口，放下武器，以图苟免，并以此影响其他的人。某些城池就是在这种间接影响下遭金人攻破的。但这毕竟是少数。金军的首脑们，也了解到这个事实，以后他们仅仅把它作为军事攻破的辅助手段而不再寄予很大的幻想。
第二次围攻东京前，金人就指名要朝廷大员耿南仲、聂昌二人分别到河北、河东两路，去执行割地之命。
耿南仲是出头露面的主和派，在朝时排挤打击主战的李纲，先把他挤出中枢，又削减他河东宣抚使的权力，处处掣肘，造成三路救援太原之师的全面溃败，这样好向渊圣证明主战之不可靠。
但是耿南仲之流要使官家完全信任他们，寄以心膂，任之国政，单靠攻击主战派，吹嘘他们的主和是万应膏药这一套还不够，他们还得装出一副苟有利于国家，蹈汤赴火，万死不辞，决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义愤填膺的姿态，这样才能见信于官家。康王赵构出使之役，渊圣鉴于此行关系重大，特旨以耿南仲为副使，协助赵构去大名府与斡离不议和。想不到一向标榜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的耿南仲，以本人老病为理由，向渊圣“乞骸骨”回里，拒不接受副使之命，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假面具戳穿了。渊圣一怒，改派他的儿子耿延禧为赵构的随员，代父出使。接着又同意金人的要求，不准还他“骸骨”，强迫他与金使王汭一起去河北宣谕割地之旨。这是渊圣对耿南仲的惩罚，要他去吃点苦头。耿南仲躲不过这一劫，只好在王汭与二百名军队的押送下，拼着老命去河北一行。
他们去的第一站是河北卫州，在远郊之外就被有组织的乡民包围起来，他们锣鼓一响，乡民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顷刻间就聚合了数千人。大部分乡民手中都有武器，口中扬言要杀死万恶不赦的金贼和卖国的奸臣。耿南仲胆战心惊地拿出朝旨，乡民不由分说，抢过朝旨，一把扯得粉碎，王汭一看势头不好，拨转马头就逃，耿南仲急急跟上，没昼没夜地颠簸在马背上，把一副老骨架几乎拆散了，总算逃脱性命。从此躲在老家，再也不敢回京复命。
聂昌得到的结局更惨。
聂昌就是“十管十不管”中的“不管燕山，却管聂山”的聂山。渊圣梦中被一座大山压住，要为他改名，他说慕汉朝周昌之为人，愿改名为昌。周昌近乎刚毅木讷一流，似乎他也想做一个很有风骨的古大臣，至少表面上有些强项的作风。他在宣和末年，通过王黼的关系，取代人人痛恨的盛章而为开封府尹。王黼得罪去国，朝廷不敢明正典刑，是他出的主意，遣刺客诈为劫盗，杀黼于雍丘县负固村。王黼误国，死不蔽辜，聂昌敢为人所不敢为，时人称他不徇私，但据深明内情的人说，王黼与李邦彦是死冤家，聂昌杀王，出于李的授意，仍是为私而不为公。李邦彦被攻击下台，聂昌又通过耿南仲的关系进入政府，官拜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宰执大臣之一。奇怪的是以后他的言论颇主公道。当政府讨论处分伏阙一案时，他坚决保护陈东及伏阙的太学生们。当时主张严惩或保护陈东等人，通常就是划分主战、主和两派的分界线。聂昌毫不掩饰，明目张胆地主保，使耿南仲、唐恪等人大吃一惊。唐恪以此责备耿南仲不该援引他，耿南仲回答说：“那厮想是害了失心疯，一夕间的议论都变了。”
接着朝廷讨论要不要割三镇以赂敌，大臣中分为两派，或主割或主不割。聂昌又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割地，持论比在野的太学生还要激烈，因此深得人望。
最后渊圣徇金人之请，派聂昌去河东执行割地，他又昌言反对，说两河之人忠义勇劲，万一不从朝命，必为所执，臣死不瞑目矣！又说倘和议不遂，臣当分遣官属，促勤王之师入卫。这些议论都是正确的，而且他对自己的命运也知道得非常清楚。
他到河东绛州时，金兵已在近侧，守军不敢开门，用一只大竹篮，把他缒入城中。不知怎的，他与守将登州钤辖赵子清话不投机，冲突起来。赵子清麾众直前，残暴地挖去他的双目，然后把他脔割而死。
聂昌死得冤枉，还是另有隐情，这笔账已无法算清。《宋史·论赞》对他一生给了一个不利于他的评论：“左右其说以祸国，卒至祸变而身也不免。”古人所说的左右，当然与现代的所谓“极左”“老右”之类的概念不同，但说他是个隐蔽的两面派，意思还是可通的。总之，他以割地使为名，劝谕绛人，可能仓促之间，无法把自己反对割地的主张表达出来。坚守不屈的将士，出于言语误会，杀了他以坚士气，那真是个悲剧了。
赞成割地议和的耿南仲，奉使割地，幸免一死；坚决反对割地的聂昌，反而因割地而惨死，身后还落得史家的斧钺之诛。在悲剧性的大时代中，个人阴错阳差的悲剧结局，到处都有，无足深论了。
割地劝降，不得人心，两河军民，大义凛然。金人念念不忘的三镇，除太原府经过长期围攻于靖康元年九月沦陷外，河北重镇河间府，一直坚守至次年十一月。另一重镇中山府，继续坚守至建炎二年三月，前后抗击强敌达三年之久，最后粮尽城陷。金帅都统杓哥入城时，看见全城活口寥寥，凡是拿得动兵器的妇女、孩子，也都在城头上助战饿毙，手中还坚执兵器不释，不禁为之叹息不止。
在河北敌军后方，更靠近金朝东路军根据地燕京，大小百战，血流成渠，白骨撑天，始终不屈的还有一座住着马扩寡母、寡嫂、妻室、女儿的英雄城——保州，它可算是宋朝在河北的最后堡垒。
早在宣和七年冬季，宋金大战伊始，金将完颜兀术就统一军进攻保州，受挫于董庞儿、张关羽部的义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匆匆撤退。几年后，兀术成为金朝的统帅，侵宋的戎首，纵横于东战场、西战场，兵锋曾达大江以南，以及东南沿海之地，杀人无算。他在侵宋的第一战中就吃到苦头，今后还要吃不少苦头。这个人似乎不大能够从血的教训中，改变其粗暴残忍的性格。保州败后，他主张置其他战略要地于不顾，统军再来一次猛攻，一定要把保州城攻下来，鸡犬不留，血洗全城，以求一快。可是当时的东路军统帅斡离不，不允许他这样做。第二次宋金战争时，斡离不索性把兀术调离前线，退居平州，闭门思过，不让他参加战争。兀术火性不退，私底下嘱咐燕京留守完颜乌野也务必要拿下保州城，恣意屠戮，为他报仇雪耻。
为配合斡离不进攻真定，作为留守的完颜乌野也，也几次出兵扫荡燕山外围诸州县，把军事活动扩展到白沟河以南，先后攻下尚由宋军据守的雄州、霸州，然后发动对保州的猛攻。
其实没有兀术的关照，完颜乌野也还是要以保州为主要的进攻目标。因为从战略观点来看，保州位于白沟河南，与中山、真定连成一线，金军南下，取道于此，直抵黄河，路近而直。舍此勿由，那就得兜个大圈子，迂回河北中部南下，费时费力，十分不便。第一次伐宋之役，斡离不就是因为在保州、中山两次受挫，才放弃这条路线，折而东向。第二次伐宋，斡离不又以进攻真定为序幕，而以后方之事交托给完颜乌野也，完颜乌野也当然要配合作战，其理甚明。
再则进攻保州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保州有大片皇庄，是宋太祖赵匡胤嫡系子孙比较集中的居住之地。赵匡胤之死，野史多有异闻，认为与他的兄弟宋太宗赵光义的篡弑有关，事属疑案。但赵光义继承皇位后，逼死赵匡胤的长子德昭，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却是事实。赵光义继承赵匡胤统一全国的事业，于历史有功，也可称为英主。他一生善自粉饰，唯独这件事彰彰在人耳目，无法遮盖，人心不直，朝野啧有烦言。十分了解宋朝情事的斡离不，曾对部下表示过，万一进攻东京失败，他要利用人民的同情心理，在保州太祖后裔中择立一个傀儡皇帝以与渊圣抗衡，不让渊圣单独享有人民爱戴赵氏的专利权。这种做法在古史中有例可援：宇文泰控制下的西魏，在攻击梁元帝的同时，又立昭明太子的儿子萧詧为后梁主，作为它的附庸，以分化梁朝。这条妙计显然又是刘彦宗献上来的，包括在他的《平宋十策》以内。
主帅既有此意图，完颜乌野也自然要努力执行，想不到他在这里遭遇了十分坚强的抵抗，几番猛攻，都被击退，这使他一筹莫展。后来他采用粘罕围攻太原不下时的办法，在保州四围筑起长围，隔绝内外交通，使城内军民，粮尽自毙，最后不得不出诸投降之一途。
完野乌野也这把如意算盘又打错了，他忘记了军事上的一条主要原则，一切行动都要取决于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具体的情况。长围收效于太原，失败于保州，原因是保州城本身就是个大皇庄，粮食的产量和储藏量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宋朝两次伐辽，都曾以保州为后方的总粮台，就因为它的后备力量充足。此时保州的存粮足敷全城军民五六年之用，单靠用长围一法是围不死、饿不死保州军民的。
保州兵精粮足，它只缺少一个名义上的头儿。第二次宋金交锋前，朝廷派来的知保州就是以“饭袋”出名的立里客范讷。“饭袋”光知道吃饭，可知他禁不起真刀真枪的厮杀，城外杀声震天，他躲在州衙的茅厕中发抖。金军刚退，他自以为白捡得一条性命，拔腿就溜，连知州的大印也顾不得带走了。
军事初兴，保州与后方失却联系，州官未便久虚，保州父老军民，经过几番集议，最后推举出宗室太子右内率府副率赵不谌暂领州事。这个赵不谌世世代代住在保州，他自己活到四十多岁也未离开过保州一步。按照朝廷制度，保州既是这批宗室的安乐乡，又是他们画地为牢的监狱，让他们终身做一个有吃有喝，有女人可玩，有福气可享的囚徒。
辈分高、名望重的赵不谌，当然也不能例外，他一生除吃喝玩乐外，从来不操心，不劳力，不知山高水低，不辨米麦菽黍。他心宽体胖，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蹒蹒跚跚，活像一头在山里踱方步的狗熊。说几句前后连贯不起来的话，断断续续，吞吞吐吐，要气喘好一阵，然后又打几个饱嗝，吐出一声介乎人兽之间的呼声。到底人家也还是听不懂他说话的意思。要论到他的才具，他连自己家里一片田庄也管不好。几名大管家勾结起来，瞒上不瞒下，层层分肥，把这个家蛀空了，反而在背地里说：“这等东家不吃，再去吃哪一个？”他们的情愈急，心愈狠，下的手也更快、更毒了。田庄零割整片地卖出去，在他名下究竟还留下几亩田，他好像从来都不清楚。
他情知其中有弊，只因碍于多年的老交情，不好意思向管家们发作，偶尔也发作过几次，又怕语言过重了，伤了彼此感情，还怕他们撒手不管，弄得更加不可收拾，倒反上门去求他们，变相地赔礼道歉。结果管家们都挣上不少家业，化个名，把他的好田好地都收买去了。他自己倒年年要向亲戚借贷度日。借债并非第一遭，有的亲友已借过三五次、七八次。他先要说一遍前账未清，后债又来，今年务必全部归还等从不兑现的空话，然后先发制人地说家里几位老太爷实在闹得太不像话了，非要把他们关进牢狱去收拾收拾不可。说过这两套开场白，他这才心安理得地言归正传，开口借债。这是难得要他动动脑筋的事，可又是懒汉式的动脑筋，动了一次，够一年半载之用，以后再动脑筋，另想一套新的说辞举债。其实他开起口来，照例是含含糊糊，好像嘴里塞进一只葫芦，人家不一定听得清楚。总而言之，是借债来了，大家看在他齿尊望重、身居族长之职，而且每次开口的数字并不惊人，多少总要应酬他一点，或者白银二十两，或者白米三十担，他就靠这个办法，在保州混日子。
但是要推举“权知州事”的人选，还是非他莫属。就因为他“齿尊望重”，是太祖皇帝第二个儿子秦王德芳的嫡胤重孙。民间传说，太宗皇帝赵光义逼死德昭，又夺了德芳皇太侄之位，内疚在心，特封德芳为八贤王，赐他一支“打王金鞭”。朝政有错，权佞不法，八贤王有权举鞭遍打皇亲国戚，权贵大臣，甚至官家本人。传说当然无稽，但是德芳子孙隐约意识到，他们这支王族有匡正朝廷、扶危救亡的特殊任务，这倒不假，怪不得大家都主张在这支宗室中推举人选。
看来主持保州城守的将士中间，必有些能人在内。他们先是配合董张部义军出击，打退凶狠的完颜兀术。接着范讷逃亡，他们唯恐朝廷派来的官员掣肘，从权推举赵不谌为城主。后来又坚持数年战守，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可惜他们的姓名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后来记载中已无法举出他们的姓名。
推举城主时，州将第一个就提出赵不谌的名字，也有人反对说赵不谌是出名的老糊涂，如何能托以州事？
州将替他辩护：“副率大事不糊涂，硁硁小节，何足道哉！”
“何以见得他大事不糊涂？”
“日前举兵，副率率先让出他家中厅事，供我驻兵屯粮之用，只此一节，就可知他赞同义举，大事不糊涂。”
“此出自他人之教，副率为人浑浑灏灏，岂能解此？”
“浑浑灏灏，能听得进别人的好话，岂不胜过刚愎自用之人？”
“抗金大事，知州重任，他岂能堪此？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不怕误了我公的大事？”
这句话的分量说得重了，这才逼出州将的心里话：“副率忠厚，我以能吏辅之，足胜州事。如朝廷另派人来，或逡巡畏懦，或刚愎自用，岂能尽如人意。到那时，分我之权，掣我之肘，如此则大事败矣！”
州将的意思很明显，他们宁可要一个有名无实的合作者，而不愿上级派来一名精明强干的掣肘者。凡是想成就点事业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想法。这句话把反对者说服了，让赵不谌上任。事后证明，他们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几年中，赵不谌始终与他们配合无间，无丝毫芥蒂。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人人熟知他庸愦无能、外号叫作“赵不堪”的赵不谌，当上了名义上的城主以后，颇能发生一点作用，并不完全是州将的一件工具，一具徒有形式、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不要看他的行动蹒跚，在精神上却也奋发有为。有一种悲壮的想法推动他前进，他是英雄的太祖皇帝和一生受到压抑的秦王之后，他负有神圣的义务，要为祖宗争争气，而不能做个不肖子孙，否则无面目见太祖、秦王于泉下。
他一生没有做过实缺官，而且一向也不注意官场的仪节活动，因此在上任典礼中，闹出不少笑话。州将郑重其事地把知州的印绶交给他时，他慌慌张张接过来，不知道把它放到面前的大案上去，一直捧在手中。后来要向朝廷谢恩，他还是捧着印绶，磕磕绊绊地跪拜下去，一不小心，被印绶绊倒在地，竟跌了个仰八叉，半天爬不起来，惹得观礼者哄堂大笑起来。州将忍笑，把他扶起。没想到他在衣袋中掏摸半天，好容易掏出一张写满了文字的纸片，照本宣读起来：“下官托体先皇，贵为帝胄，生于此乡，长于斯土，与父老兄弟共处已数十年于兹。今蒙军民推举，权领州事，誓当保国卫乡，上不负祖宗神灵，下不负合城军民。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家门口已积有柴草数十担，万一有变，纵火自焚，合家百口，不惜化为灰烬。天地神祇凭式，决不食言！”
在他的一生中，以如此庄严的形式，宣读这样庄严的文告，确实还是第一次。这个主意是他自己出的，文告是自己起草的，读起来还是断断续续，不成句读。有几句读得急了，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但听者终于慢慢地领会他的意思了。不是从他支离破碎的语言，而是从他沉痛诚挚的表情中，感到他的话确是从肺腑中流出来，并无矫饰，大家都不笑了。后来又知道他的家门口确实堆积着不少柴草，备有火种，这些都是事实，因此他上任时的这番自我表白，感动了不少直接听到，以及间接从别人的介绍中听到的听众。当然介绍中也不会忽略那些令人发噱的场面。
他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使他的州民发笑、适应、敬服，终于在“知保州”这个正印官的位置上固定下来了。
此时真定虽受攻击，斡离不大军尚未渡河，朝廷的权威性尚存。各地抗金军民自动推举出来以代替逃亡者和死难者的官员，形式上还需要朝廷正式的任命。朝廷为迁就事实，只要一纸表文上奏，或者，孤城中遣人赍了蜡丸，间道奏达京师，朝廷一般都予认可。唯独对于这个太祖嫡系、秦王血胤的赵不谌靳于封任，除严辞申斥批驳不准外，立调另一个立里客，现为知洺州的王麟改任知保州，限日前去接事。
王麟自与贾评拆挡后，久在洺州，没有随童贯逃回京师。此时接到调令，他岂肯跳进保州这火坑去做范讷的替死鬼？拒不赴命。不过斡离不的大军一动，河北已无一块安乐土，洺州与保州一样也成为金人攫取的目标。这一天，一支金军跑到城下来打话，要城主“王姑夫”来与他们见面。
这个“姑夫”从何而来？莫非王麟已与金军头目攀上了亲戚关系，娶个胡婆为妾？愤怒的军民早就看出，知州王麟与金人勾勾搭搭，明来暗往，已非一日，今日金兵之来，绝非偶然。有人倡议去州衙搜查，一呼百应，数千名军民顿时相率冲进州衙，把“姑夫”“姑姑”以及随同陪嫁来的大伯、小叔子等一起宰了。他们可不都是改换了汉人服装的女真人、契丹人。
这时保州军民已经习惯了赵不谌名义上的知州，“不堪”变成为“大堪”。现在即使王麟来了，保州军民也要把他轰走。好在不久完颜乌野也的攻击又接踵而来，保州与京师声势不接，天高皇帝远，州将们索性把那道诏旨隐匿下来，连赵不谌本人也不知道，从此朝廷再无人过问保州之事。
受到金军攻击，受到期廷歧视的保州军民士气空前，一次次打退金军。以后在完颜乌野也的长围中，城池已陷入彻底孤立，他们还是戮力同心，坚持战守，毫不考虑将会有什么命运正在等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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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听到赵不谌这番慷慨表现而深受感动，认为自己也必须拿出行动来响应州官号召的人众中间，有保州的许多官户、民户，其中包括马扩的母亲、亸娘的婆母丁老夫人。
赵不谌就任知州后的一件重大任务几乎占据他一半的时间，使得长期安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他忙碌不堪。那任务就是他每月去城内几十户大户人家去劝说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戮力同心，共赴国难。”这番话又是他另外一次动了脑筋想出来的，已经多次操练，多次实践，说得琅琅入耳，十分顺口。不像初次说时那样结结巴巴的，叫人听得吃力了。它取得很好的效果，后来又扩大到几百户中等人家。只要他一出口说“有钱出钱”，听者就自动接下去说“有力出力”，彼此都背得这样纯熟，好像这是一首已经流传几百年的顺口溜。他每次劝说，必有所获，不管是踊跃输将的，还是多少有点勉强应酬，不致空手而回。这让他想起当初向人借债，与今日比较，同样都是有求于人，当时出口，不免内惭于心，如今却理直气壮。每次，他随同役吏，把一车车捐来的物资推进州衙时，乐得笑口常开。
州街左侧，有个卖冰糖葫芦的地摊，它扎有几根草柱，黄茸茸的草柱上插着一串串又大又圆的糖山楂，发出诱人的颜色和香味。每次赵不谌凯旋，抵抗不住那股引诱力，不免要买几串回家，名为给小孙子吃，实际上一大半是用来犒赏自己。卖糖葫芦的老头知道州官对自己出售物的癖好，也很得意，以后每天都要选出二三十颗特大精工制作的山楂，塞满豆沙，亮晶晶地涂上一层冰糖水，直接送到他手中。他简直悭吝到不堪的程度，分几颗给众人享受，都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有时他慷慨地分一颗给从人吃，就要结结巴巴地对另一个说：“要到……明儿……才挨到你哩！别看俺手里有五六串子……老老小小一分，俺自己也吃……吃不到两颗……两颗。”
他一家家地说，一户户地劝，不断扩大其劝募对象。这时，保州城长期受围，对城外的情况十分隔阂，真定城的存亡与马扩本人的生死都不可知。但马扩入狱时还带有保州廉访使的官衔，入狱后朝廷只说派员根勘，要查清后再作处分，当时并无褫官的明文。他是保州城里有影响的人物，第一，由于他们父子的抗金活动，一直受到人们敬仰；第二，由于他本人吃的冤枉官司，引起人们极大的同情；第三，由于马母在保州数年，持家严整，从未仗势欺人，博得人们的尊重。这个家庭显然是赵不谌久已注目的劝募对象。
这天，他又带着一批属吏从人来见马母，清水巷马宅门口顿时热闹起来。马母对州官之来，早有准备，她打开大门，把气喘吁吁的州官迎入前厅，献上茶水，让他缓过一口气来，然后不待他开口，先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朝廷不明，寒舍遭殃，儿子受诬，见羁在真定府狱，生死不明。”
赵不谌喘息稍定，机灵地抢过话头，安慰她道：“朝……朝廷不明，廉……廉访受诬，此事路……路人皆知其枉。今朝……朝廷派人根勘，必有昭雪……昭雪之日，贤母勿忧。”
军兴以来，金人入侵，杀人掠地无算。宋朝人根究其原因，都是奸臣弄权、大憝窃国所致，不过众所周知，这批奸臣巨憝，莫不是徽宗信用宠爱的，他也逃不过知人不明的罪责。老百姓含含糊糊的“朝廷不明”一句把昏君奸臣全都包括进去了，以至这四个字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但是奇怪的是，即使大家公认朝廷不明，一旦敌骑来犯，大家群策群力，出钱出力，还是要为这个不明的朝廷保此一片干净土。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公开的理论：既然朝廷不明，何必为它死战。如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来，他就有被淹死在万众唾沫中的危险。
老百姓对待不争气的官家的态度犹如他们对待败家的父亲一样，尽管心里对父亲有意见，但还是千方百计地要挽救这个败落的家业，父亲到了病危时，还是要去质店当掉最后一条棉裤，换来人参黄芪来救他一命，官家与父亲一样都没有选择余地，碰不碰得到一个好的官家或一个好的父亲要碰运气，而保卫他们的家业和朝廷，挽救他们的生命却是人们责无旁贷的神圣义务。对于这个天下通行的原则，谁也不会产生疑问。
马母和赵不谌一样都是这条通则的热烈拥护者。他们交换过“朝廷不明”这句开场白以后，赵不谌就想搬出他的“戮力同心，共赴国难”这套顺口溜，马母抢着截断他，要求把自己的话说完。
“五月间先夫携带孤孙出征，榆次一战，大军溃败。先夫随小种经略相公殉节沙场，孤孙亨祖迄今生死不明。如今寒舍已无五尺应门之童。老妇弱媳，茕茕孑立，只是报国之志未敢后人。尊府如有驱使，无不应命。”说着，她就领赵不谌走进偏厅，指着地下的几堆东西，“区区些物，聊表寸心。尊官就派人将去，如能用于城头杀贼，先夫也当含笑于地下。”
这堆东西并不起眼，二十多担存粮，米麦黍粟都有，整整齐齐地堆在地上，一目了然。还有一大堆废铜烂铁，堆得比粮物更高。将门之女的马母知道把它们熔成铁汁，在城头灌浇攻城的敌人，守城时最最有用。一生未见战争的赵不谌却不知道它们的用途，心里想道：如把这些钢铁回炉，铸造兵器，那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派得上用场？
旧兵器倒也有几件，只苦于为数不多。只有几张破弓旧槊，两三把生锈的刀而已。宋朝时对武人限制甚严，现役军人允许家藏武器的限额甚至比一般地主家里还少。地主家藏武器是为了防“盗”，军人呢，他已经掌握了武艺，还藏有那么多的武器，目的岂非是造反？马家自然也不能例外。捐赠物中只有一副盔甲才是完好无损的，那是马扩长兄马持的遗物。他与青羌人最后一战，因事出仓促，来不及披甲上阵，结果兄弟俩双双中箭中枪阵亡了，留下这副盔甲，就成为马家神圣的纪念品，谁都没有再去用它。马母现在连这副盔甲都捐出来了，表示她确实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看到这些捐赠品，赵不谌还是千谢万谢地欣然笑纳。物不在多少，全看一片心，在这点上，他与马母有共同的语言。事前他已听人说过马家清寒，拿不出多少油水，他期待于马母的，不在物质而在精神，他只希望马母能说出一句表决心的话，用来激励士气，教育全城军民。
他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表示感谢，迈动着肥胖的身体，正待拜下去，早被马母拦住了。然后州官表达他的本意道：“下官回……回衙，还要向全城军民备述太夫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决不离开危城，誓与兵民同存亡之意。巾帼得此，乃全城之荣，下官岂敢缄默不言。”
这段话显然打过腹稿，说得相当流畅。马母乍一听了，还当是泛泛的谢词，仔细一想，才明白他想借她的话来激励别人，用心良苦。马母为人一向沉默寡言，她从西北一迁牟平，再迁保州定居以来，与官府打交道，七八年中说过的话总加起来，还不到今天的一半。现在既然明白了他的用心，她想了一想，就毅然说道：“尊官之意，老身懂了。尊官所做之事，也就是老身心里想做的事。芦荻柴草，早有准备，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临难决不苟免。尊官就把老身此言，说与全城百姓知道。”
赵不谌没有期望马母能说出这样坚决动人的话。这话出自一位人人尊敬的老妇人之口，其效力比男人说的更胜数倍。他一躬到地，深深唱喏，表示领佩之意，一面在心里乐开了。想到今天回衙，一定要与那老头商量，把他几十串糖葫芦全数包下来，犒赏属吏随从，让大家吃个痛快。这个小小的东道主，他今天算是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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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本人陷狱，妻子亸娘经过流产、早产、难产那两场生死绝续的重病，接着又传来保州城遭到金军猛烈攻击的消息以来，马扩至少有过三次被告知他的母亲、寡嫂、妻子、幼婴将要离开保州，或者已经离开保州，走上来真定西山和尚洞山寨，安家落户的路上。
按照常识判断，保州是金军必经之途，早晚要沦入敌手，马扩早就希望把家眷撤到山寨，一旦出狱，就能全心全意投入战斗，再无后顾之忧。不幸战败，母子夫妻同归于尽，也总比心挂两头的好。这些消息，无疑地给马扩带来很大的安慰。在牢狱中失去自由的囚犯，没有什么比家人平安或者即将团聚的消息，更值得盼望的了。
刘七爹多次带来母亲、妻子等即将上山，或已离开保州，走上路途的消息，但都未兑现，马扩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他的家眷能不能离开围城，安全到达山寨，这里有许多具体问题。当然困难很多，马扩也没有信心说她们一定能够排除万难，一路顺风地到达山上。但他的怀疑只属于技术性，而没有涉及思想性。他只怕她们能不能上山，而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们愿不愿意上山，更没有料到造成这种思想障碍的不是别人，竟是一向听他的话，一切都照他的意志办事的母亲。
刘七爹第一次带来的好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扩大或缩小某些事实的真相，固然是他的长技，但他决不凭空造谣），当时代表山寨的刘七爹，代表马氏一门的马母，和在两者之间起着沟通作用的赵邦杰娘子，三方面确实已有成议，克日南下，最后因为马母思想上的疙瘩解不开，行期展缓了，加上金军的一次攻击，一切计划都成画饼。以后金军被州将击退，赵邦杰又与一批义军头项去赞皇县五马山实地考察，准备在那里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根据地，久滞不归，去保州接马扩家眷的计划没能实现。马母推迟上山的理由，自然也更加振振有词了。
好像马扩自己几次顽固地拒绝山寨为他安排越狱一样，马母也有两三次拒绝让人护送上山，错过机会。根本的问题是，马母对于山寨的组织怀有成见。
相信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的义军可以担负起抗金的重任，可以抗击一半或一半以上的金军，间接就减轻了它对正规军的压力，最后必将成为抗金的一大主力。这是马扩在这几年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思想，并且作为自己行动的主要依据。尤其是近两年，马扩恓恓惶惶，到处奔走，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宏愿。这种思想是先进的，但先进思想还没有得到社会普遍的承认以前，肯定会受到正统思想的挑战。当时，许多持有正统思想的人认为山寨是绿林好汉栖身之地，具有山贼草寇的组织形式，如非不得已，谁也不肯加入他们的一伙，玷污了自己的一身清白。男子汉重视自己的清白，犹如妇女重视自己的贞操一样，两者都是立身之本。
当时朝廷的看法就是如此，徽宗皇帝擢拔董庞儿为将军，只是出于一时高兴，并不相信他真能成为国家的干城，顶多不过是个从良的妓女而已。大部分朝臣和地方长官的看法比官家还要保守。在收编义军过程中，马扩到处碰壁，不知道与人盘了多少口舌。即使抗敌意识相当强烈的童贯幕僚宇文虚中，也公开反对收编，为此曾与马扩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再如刘鞈也是顽固地反对义军的，宣抚司明文规定要马扩收编真定一路的义军，刘鞈在编制粮饷汛地等问题上，多方设置障碍，还施出官场中最凶狠的一招，“拖”，把事情无限期地拖下去。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才愿口头上称赵邦杰为“赵义士”，这一声“义士”出于他的金口，真有万钧之重，但在他的内心中，仍然把山寨中人看成为乱民、莠民，偶然利用一下，还可一试，倚为长城，那非要连自己一起拖垮不可。
宇文虚中、刘鞈都是马扩认为可与之合作，并且努力要争取的人，他们的看法犹且如此，其他的官员那就更不必说了。
出生在所谓“世代忠良”的军人家庭中，一生都是严格地按照传统观念办事的马母不可避免地也会持有这种正统观念。
过去的两三年中，马扩常把一些身份不明的新朋友带来家里，其中就有赵邦杰、韦寿佺等人。凡是儿子的好朋友，母亲一律竭诚接待，甚至儿子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凭儿子的一封介绍信，或者凭已经见过面的这重资格自己就跑来了，有的是道经这里，暂时耽搁几天，有的要求给予经济上的支援，母亲毫不踌躇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满足了他们。由于她信任儿子，也信任儿子的朋友们，认为他们都是意气如云的好男儿，与儿子当初在西北军中结交的朋友一样。日子多了，马母慢慢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行事说话都有几分诡秘的神气。赵大哥每次来了，都要特别关照，他的行踪休让外人知道，韦大哥来时，声势更是不凡，每次都带来几名随从，只有在随从的秘密保护下，他才出门。马母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其实他们心地坦荡，并没有在马母面前故意保密。马母弄清楚了原来他们都是山寨中人，是“义军”的头项，那就等于是站在官军对立面的“寇贼”，这在马母心中并无第二种解释，她一面担心儿子与这些人缔结了生死八拜之交，将来会给他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也在怀疑，像赵大哥这样的血性好汉，像韦大哥这样的气度恢宏，在西北军中也找不出几个可与之相比的人。他们要是参加军队，在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取功名，易如草芥，为什么定要走上山寨之一途？
妇女的美德是“三从”，做女儿的从父亲，做妻子的从丈夫，丈夫没了从儿子。马母早年丧父，丈夫长年不在家里，后来又在战场战殁。过去她严格持家，但碰到重大问题就要取决于儿子的意见，如今对儿子的行为发生怀疑，她只好独自做出决断。
在明确了儿子的这些新朋友的身份以后，她仍然像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他们，但其中已有一点距离，还多少夹杂着一些惋惜的成分。
赵大嫂到她家来，马母事先已了解到她的身份与任务，不免还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她。但是赵大嫂用了自己的热情、干练、忠诚的行事，迅速把她征服了。撇开赵大嫂自己的任务不管，马母与她一起时，只感觉到她是一个真正的自己人，是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她像媳妇一样的亲，但比哪个媳妇都能干。老年人的成见往往是根深蒂固的，赵大嫂能够做到使马母只看到她的种种好处，而忘记她是山寨中人，说得不好听，她的身份就是“压寨夫人”，赵大嫂能够使马母忘记她是个压寨夫人，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还有刘七爹也在马母身上取得同样的成功。他明明打山寨中来，大闹大嚷地说是奉了赵大哥将令来此，不但不想掩盖自己的身份，反而以此为荣。但马母清楚地看到刘七爹的许多行事都为了他们马氏一门的利益。儿子在监牢里全靠他打点照料，没有吃到多少苦头。还说里边的一间单人房，掇拾得比自己家里还齐整，每天三餐少不了鸡鸭鱼肉，那不靠刘七爹靠谁。还有媳妇两次重病，先是他带来救命丸药，请来真定城中的名医。后来一次，亸娘已气息仅属，又是他带来儿子的一纸手书，把母女俩一起从鬼门关夺回来，难道他还不是马家的救命恩人？
榆次之战，马政阵亡，亨祖不知下落，马母在枕上叩头，要他查访生死的爷孙俩，那简直有了托孤的味道，这样的朋友不可信，还有什么人可信。
沙真这个小子，可以说是她从小看他长大的，他的一半的童年就在马家度过。在西北，家里人都称他为“小猴子”。他年纪虽小，跟随马政、马扩父子两代上过战场，都说他在战场上灵活机变，很派用场，不愧是个“猴子”。如今过了十几年，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结实、壮健的青年汉子，颔下居然长出乱糙糙的短须，看来已像头小豹子，但在马母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傻里傻气的小猴子。不料他也进了山寨，每次来时，都要多次说到赵大哥，三句话中至少有两句是搭着赵大哥的界的。而他看待赵大嫂，也像自己的母亲，可不是“长嫂为母”。
沙真无意中在架设一座从西军渡到山寨去的桥梁，他几次把马母引到桥边，只要再向前迈一步，迈上桥梁就由不得她不渡到彼岸。可是马母的顽固性和牢不可破的成见使她走到桥边就踌躇不前了，赵大哥、韦大哥都是好汉子，赵大嫂、刘七爹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与他们在一起，只有肝胆相照，并无叫人提心吊胆的事。“小猴子”或者其他的人要上山“落草”就让他们去吧！说不定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归宿，说不定暂时栖止一时，有朝一日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们要去，她可不能阻挡，唯独她自己和儿子不能上山去。他们马氏家门清白、世代忠良，一门殉于王事者五人，她的祖公、伯公、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在沙场上丧生。她最心疼的小孙子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她再同意儿子走上“落草”的这步，如果她自己也要上山去避金人之难，她怎么对得起地下的英灵，将来有什么面目去见他们？
并非对山寨中人不满，而是对这个组织怀有成见。她已经让步到可以使自己与儿子与他们结交往来，甚至缔结生死之交，但自己不能上山，儿子不能“落草”，这是最后的一道堡垒，她必须坚守到底。
这就是马母几次顽固地拒绝山寨中派人接她上山的心理背景，可是她自己没有把这层思想深处的东西说出来。难道她能够当赵大嫂之面指责她的当家人是一名“草寇”？既然她自己没有说出来，别人又怎么可能以此来告诉马扩。而马扩本人更加想不到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恰恰是他最亲爱无间的母亲成为实现他的计划的最大障碍。这确实是他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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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母在前厅与赵不谌说话时是理直气壮的，既然她已下了城破自焚的决心，她对任何人都不存在顾忌了。但当她把州官送出大门时才想到这个庄严坚决的誓言履行者也应该包括两个媳妇在内。为国殉节，本来是全家人的夙愿，并无事前征询她们的必要，但事关生死，从情理上讲，似也不能完全置她们于不顾，她这才认真地考虑两个媳妇的处境来。
大媳妇丁氏是她的内侄女，一生都跟踪着自己的脚步走路，是从自己的这块模印刻铸出来的复制品。十多年前，她的丈夫阵亡，当时就恨不得跟从丈夫于地下，只是为了腹中的一块肉，才勉为其难地活下来，其实内心中早已成为槁木死灰。这块肉后来成长为一个英俊少年，成为全家，当然尤其是她的生命的寄托，可是榆次一战，亨祖又不知去向，想来是吉少凶多。生命的火花第二次被扑灭，现在活着的岁月都是多余的了。如果这把烈火燃烧起来，大媳妇将毫不踌躇地跟随自己纵身跃入，以便找到最好的归宿，马母毫不怀疑她将会这样做。
可是她的小媳妇亸娘呢？她不由得想起近来她常在亸娘眼睛中看见的一副朦朦胧胧、恍恍惚惚的神气。在东京儿子出征的那会儿，亸娘也曾出现过这种神气，新婚乍别，伉俪爱深，情所难免。当时马母以极大的同情纵容媳妇有点出格的爱恋。可是，到今天，他们结婚已有三年半，仅仅因为亨祖尚未成年，而家里再没有一个可以娶妻的小兄弟，才让她继续保持新妇的头衔。其实，这个“妇”已不能算是很“新”。但是她的爱恋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变得凝固一些，反而与日俱新。这让老派的、一向只知道把自己的感情封锁在心的仓库内的马母，多少有点不理解了。
近来她看到亸娘这副朦朦胧胧的神气出现得更加频繁了。她无时无刻不浸沉于回忆与梦想中。前者的本身是甜蜜的，只因为不断去回忆它而变得痛苦；后者本来是渺茫的，由于她多次的想象似乎已变成现实。
她好像正在给孩子喂奶，其实孩子早已挣脱这只已经吸空了的乳房，哭出声音来要求母亲给她另换一只。哭声和小手的摸触都没有引起亸娘的注意。她尽把这只空的乳房硬塞进孩子的小嘴里，以此来制止她的啼哭。现在她蒙蒙眬眬的眼神显然已经落到遥远的微茫之处，那是在真定府狱中被刘七爹描摹得颇有富家居室气象的那间单身囚室内，还有，在山寨后厅的一溜破旧木屋中的一间，即使刘七爹的莲花妙舌也没有把它描绘得像一座宫殿。其实皇宫与破屋都是一样，在什么地方会面都可以。那只不过为他们的会面提供一个简便的背景。只要能够见到他，她要把分别一年来为他、为孩子所受的千辛万苦，一点不遗漏地打叠进一个包袱里，连同那个孩子——这是她的痛苦的化身，她与他的一滴滴鲜血凝成的实体，一起塞进丈夫的臂弯里。那该是多么幸福！那一刹那将成为她生命中的一个高峰，在那以后，无论要她做什么，她都没有异议。要她死也可以，后来知道了婆母的诺言，要她纵火自焚，万一事实上真有这样的必要，她也在所不辞。不过这一切都得在她与他见面以后才能实现。见面，不怕付出多少代价都要让她与他见上一面，哪怕是一天、一刹那的见面也好。这是她从内心发出的最强音。
像现在这样毫无希望的期待是痛苦的，但只要有权利期待就是她的幸福。这是一个一生都在拗执地追求渺茫的爱和几乎到不了手的幸福的少妇仅存的权利。这蒙蒙眬眬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反映出她的痛苦和期待。
亸娘从来没有把这个愿望告诉任何人，自从离开刘锜娘子以后，她不再向别人诉苦，自从亨祖离家从军以后，她不再与别人谈到丈夫，即使是一向纵容她的婆母、相依为命的赵大嫂。她的爱变得深沉了，但即使不说话，她们都明白这个。保持与丈夫见面的微弱希望是她生命的黏合剂，它拼拼凑凑地把她肉体和精神上许多碎片勉强粘合起来，一旦失掉它，她的生命即将瓦解。
家里的人都了解，谁也没有权力去剥夺她、打破她那微弱的希望。即使对她不理解，即使认为她这样做并不可取，但同情她，希望减轻她的痛苦仍占压倒的优势。正因为这样，马母才想到她对州官所做的庄严保证，客观上造成的效果是阻挡亸娘母女与儿子见面的哪怕是极为微小的一点可能性，那在烈火燃烧以前，先就剥夺了亸娘的生的权利，这对她是过于残酷了。
马母从送客回到内室时，她的脚步不由得趑趄起来，她感觉到每走一步，就有千斤之重。她甚至做了一生中很少做过的事，居然把她与赵不谌说的那句要紧的话隐瞒起来，没有明告两个媳妇。
这样做是为了减轻对亸娘的负疚，她先在心里产生了无限歉意。马母从来是俯仰无愧的人，她做的事情，说的话，掷地有声，可以质诸天地鬼神。她对得起朝廷，对得起东京城里的赵官家，对得起马家的祖宗，对得起正在保州城上浴血苦战的将士们，对得起这个胖乎乎、笑嘻嘻、行动乖张，却是真正的龙子龙孙的赵州官。她谁都对得起，唯独对不起自己的小媳妇。这种歉意迫使她暂时隐瞒一下以缓和矛盾的爆发。
不过要把这句话隐瞒下去是不可能的，即使暂时隐瞒也不可能。赵不谌回到州衙的当天，当着将士官绅父老的面，就大吹大擂地把马母的话以及他自己代马母设想的话复述一遍。以后凡是找到合适的机会就要再说一遍，一直重复到几十次，每次都要添些油、加些醋。转述者自己也要添油加醋，最后竟成为一则原原本本的民间传说，仿佛那个皤然银发的老婆婆已经端坐在一堆烈火中间，冉冉向天上飞升。那不是未来的事，而是在好几百年以前，他们还没有出生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其实抹掉那些添加上去的细节描写，单凭马母那几句简单朴素的话就有千钧之重。它像一块大石头投入穿城而过的大清河，激起无数浪花。它的反应是多方面的，特别因为马家乃是外地迁来的客户，并非本地土著，她们愿与保州城共存亡，这对保州人起了多大的激励作用，赵不谌知州下的这手棋实在太妙了，令人叫绝！
这些反响很快就回传到马家，马母察言观色，从每个人的神情中看出她们早已听到她的保证，后来柴草堆在家门口，这件事根本无法保密了。
两个媳妇仍都保持沉默。
大媳妇的沉默她理解为同意她的保证，那可能是事实。小媳妇的沉默，她理解为潜在的抗议和无声的谴责。那是误解还是有几分猜中，马母也无法判断。亸娘仍然保持那副蒙蒙眬眬的眼神，是悲哀、是迷惘、是麻木，还是含有一些谴责，它们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它可以随人们的意思去解释。在马母看来它毋宁是在谴责围城的敌军，谴责把丈夫投入监狱，迄今还没有把他放回来的官员们，她是在抗议一场烈火将会把她的最后希望都烧成灰烬的设想。什么都可以设想，什么又不能肯定，反正她自己没有明确的表态，谁也不知道她想的是什么。
越是这种无声的谴责，越在马母心中形成一股压力，有时压得她简直透不过气来。
在那段时期中，马母一直回避着与媳妇见面，即使见了面，也回避正面去看她的眼睛，回避与她说话。似乎她们之间存在了这个芥蒂，她就失去关心她和爱护她的权利了。她还是与往常一样关心媳妇和小孙女儿的，但她要了解她们的情况，只好向赵大嫂侧面打听。
亸娘有一种令人烦心的咳嗽病，可能还是从父亲那里带来的，临产后成为断不了根的后遗症。马母为它花了多少心思。都说冰糖川贝母炖秋梨吃，可以治愈。围城后药物奇缺，马母好容易弄来几两川贝母，每夜都亲自料理了，送到媳妇手里，逼她吃完一个梨。这几天还同样是亲手料理，却委托赵邦杰娘子给送去。赵娘子回话说，媳妇的咳嗽已愈，不敢再烦劳婆婆炖梨煎药，这项蠲了也罢！媳妇的咳嗽可真痊愈了吗？不！白天倒不觉得，晚上她们隔一进屋，夜深人静，她年老人晚间又睡不着觉，只听见一阵阵揪住她心肺的咳嗽，有时咳一盏茶的时间还停不下来。为什么就断了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