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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宣和以来，人人心里都在酝酿一种不祥的“末日感”。一切都有朕兆，一切都按照他们不幸而言中的预兆发展。好像一种邪恶的力量，不断地把他们往上推，推到一座高不可攀的巅峰，他们神摇目眩，双腿发软，然后一个躘踵，从巅峰上掉下来，一直坠到深渊，坠入地狱，使他们饱尝地狱之鬼的痛苦。这还不够，在真正的末日中，鬼也同样要炸成齑末粉屑的，变成为鬼中之，中之。“”这个字，《说文》失载，从鬼从重，读重声，会意兼象形，意思是鬼死后成，乃是双重之鬼。

但是地狱与鬼只存在于人们的感觉中，现实生活即使过得像地狱一样，末日之后还有末日，不可能一下就炸得精光。四月初五以后，天气慢慢开朗，白日再临，缺月重圆，昼夜往复循环，目前是炎酷的初夏，不久就会变成肃杀的秋天、严峻的冬天，然后又是另一年的春光。自然规律不因人事而废，而人事随着局势的推移，也发生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

因偶然被派出城议和而漏过罗织之网的康王赵构，是唯一没有成为俘囚随金军北行的嫡系皇子。

如果不是宗泽力劝他留在磁州，如果不是磁州百姓杀了主和的副使王云，使他有可能警戒，他本人是愿意进大名城去与斡离不议和的，那结果一定被斡离不带往军前，最后不免与父兄一起成为俘囚。赵构不知感恩，反而讨厌宗泽之为人，把他看成一束刺在脊背上的麦芒。因而离开磁州，去相州开元帅府，又于今年年初，渡过黄河至大名府、东平府，二月底到济州驻节。

此时京师早陷，只因消息隔绝，渊圣的生死存亡莫卜，远近都属意他建立一个政权。这时他部下除原有的宗泽部一万人、知相州汪伯彦部两万人以外，高阳路安抚使黄潜善、知信德府梁扬祖等先后以兵来会。两河宣抚副使范讷、北道总管赵野、东南道总管知淮宁府赵子崧、徽猷阁直学士翁彦国等，都上书表示拥护。梁扬祖部将、当时已有声名的张俊，黄潜善的部将杨惟中，范讷、赵野所部的王渊、刘光世，以及剽悍绝伦、多次立功的韩世忠等纷纷来归。这几个将领虽勇怯不一，但都出身西军，有带兵的经验，部下有一定战斗力。赵构先后把他们擢升为元帅府的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统制，作为大元帅的嫡系护卫部队，成为他的基本力量。金军从东京撤退以前，赵构所部军力已达十万人以上。发运部门，解饷发粮，以及征集得来的军需物资源源不绝地输往济州，已形成很大的声势。

这时赵构及其亲信并没有采取什么积极行动，收复京师，迎救二圣。他们一直在河北、京东两路兜来兜去，而且越跑离东京越远了。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河北河东宣抚副使范讷、北道总管赵野二人未经一战，竟放弃职守，丢掉防区，一齐退屯南京

，这算是什么两河宣抚、北道总管。

这批文官武员不愿与金人拼搏，而热衷于拥戴赵构做皇帝，他们三天一文，五天一书，连篇累牍地都是殿上应天顺人，今日不登大位，更待何时。下面的一句潜台词是，迟则生变，恐被奸宄草野所窃据，那时悔之晚矣！

避免与金人接战，急于登位，其实也是赵构本人的愿望，但他比臣子们聪明些。渊圣尚拥虚名，他以弟代兄，于法无据，果子在树上早晚总要采摘，何不稍待几天，等它成熟了再来，吃起来甜口。

那时东京城已闭了几个月，但谣诼纷纭，各种光怪陆离的传说都有，三月初，黄潜善派去一个密探李宗，设法混入城中打听，他得回来的确切消息是：渊圣已被废黜，张邦昌被金人立为楚皇帝，包括二圣在内的赵氏全族，目前羁囚在青城，不日即将北迁。他还捡到一纸金人印刻了张贴在街衢上的伪诏，立张废赵，说得明明白白，这真是货真价实的铁证。

这个亡国灭族的消息传来，对于赵构不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大喜讯，当着人面，他固然不免要痛哭流涕，顿足擗踊，表演一番。但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大位，并且皇族中再也没有一个竞争者，多年来，他梦想要做人上之人，这个夙愿，终于得酬了。

古代的文官武人、士农工商，基本上都是皇权主义者，既承认皇帝的统治权，也承认自己的被统治权。他们在同一时期中，只能承认一个皇帝而排斥第二个、第三个，可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乃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如果同时出现了几个皇帝，他们就要选择其中牌子最硬的一个。皇帝也像李和儿的炒栗铺一样，四代相继，在人们心目中已树立起信誉，就不能承认其他冒牌的李和儿。赵氏建国已有一百多年，谈不到什么深恩厚泽、沦肌浃髓，特别从政宣以来，莠政乱国，为祸百姓，但它的优势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它的统治，好像人们已习惯他穿的靴子，即使有两个破洞，补不补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穿在脚上已十分舒适。当此国家命运绝续之际，金朝、楚朝同时并存，作为赵家子孙的赵构占有人们心理上的优势，赵构不用花多少气力，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个皇位就稳稳地到手了。

当然在民族危机中，人们把他们拥护的皇帝看成民族的象征、民族的化身。拥护赵氏，就是拥护自己的民族。围城中，人民一再表现出对渊圣的忠诚，不惜为之断头沥血，甚至出现了宗教般的狂热。太上皇北行途中，李和儿千方百计要献上炒栗十裹，李和儿是河北人，他的家乡被宋朝丢弃了一百多年，李和儿却没有忘记太上皇是他的皇帝，这因为他们是从一根藤上长出来的枝蔓，有久长的历史渊源，远远不止那被遗弃的一百多年。反之，他们对张邦昌、王时雍等受到女真卵翼的民族败类是深恶痛绝的，这些败类不惜手执斧斤把自己从根子上斫去，人民永远不原谅他们这种自绝于人的行为。在这条界线上，泾渭分明，人心的向背，十分明显。

金军撤退不久，张邦昌君臣就感到末日将临。他们不得不把哲宗废后孟氏抬出来，尊为宋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张邦昌恭恭敬敬地捧手归政，自己退居太宰之位。这个孟后在丈夫哲宗皇帝生前死后，被废立多次，幸亏最后一次被徽宗废去皇后之号，退处道观，才得幸免清宫北迁之役。

孟太后听政，自己不需操心，一切都有人捧场，连张邦昌的亲信臣僚，过去帮张邦昌拆宋朝之台，现在又以同样的热心帮孟太后来拆伪楚之台，实现宋朝的复辟。他们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代太后草拟一道播告天下的诏旨，推举康王赵构嗣大位。这道手诏用典工切、措辞得体，是著名的历史文献。

孟太后是赵氏宗族中唯一残存的长辈，赵构是赵氏宗族中唯一残存的近支皇子，她指定赵构嗣位，理所当然。这道手诏使赵构继统多了一重法律根据，自然受到他的欢迎。

五月初一，赵构正式即位，定都南京，他打破了改元必须易年的惯例，迫不及待地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他就是南宋高宗。张邦昌先已派人迎请，后来自己跑到南京去劝进，还带来金人发还的“皇帝御宝”玉玺一颗，作为进见礼。赵构即位后，封张邦昌为同安郡王，准五日一次至都堂参议大事，礼貌优渥。王时雍、徐秉哲等闻风而至，除事先已上表劝进外，还纷纷言事，革旧布新，为立功之地。他们做不成张邦昌的佐命功臣，仍想做宋高宗的佐命功臣。佐哪一朝的皇帝，为谁家立功，拆谁家之台，他们都可不问，只要是佐命功臣就好，真可谓是“为佐命而佐命，为功臣而功臣”了。

赵构最信任的大臣是黄潜善、汪伯彦二人。赵构为人深沉，心中想的未必肯与臣僚明说，除非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到，而又不便说出来，只好在行事之间迎合他的意志，这样双方默契了，才能得到他的信任。汪、黄二人都是巧宦，他们从赵构不喜欢听恢复失地、迎还二圣的话一点上，就明确无误地窥知了他的内心。

当然不仅是迎合，汪、黄之徒本身就是强烈反对恢复的。要恢复就难免打仗，不幸而战败则君臣同归于尽。反之，高唱和议，与金方眉来眼去，一旦金人准予所请，并承认他们的政权是合法的，则富贵可以长保。他们的逻辑再简单也没有了。

要议和就得找出门路来与金方联系，这却不很容易。因为在法律上，金方只承认它扶持起来的伪楚朝，而不能承认取伪楚而代之的南宋小朝廷。它只是一个尚未扶正、六亲不认的小老婆。汪、黄的任务比他们的前辈李邦彦、耿南仲等要艰巨得多。幸好他们手里还保留着一条线索。汪伯彦有一个现为军器监丞的宝贝儿子汪似，为金人所执，曾被派到相州去说降汪伯彦的后任知相州赵不试。不试拒降，汪似也被金人扣留不放回来。以后汪伯彦不断派人去打通金方的外交人员撒卢母、王汭的关系，谈判赎回儿子的条件，事尚未谐，金军已撤。但关系人尚在，以后仍可利用他们搭起和议的桥。汪伯彦就凭着这一条微妙的线索，在新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潜善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要充分利用张邦昌、王时雍等伪帝伪官与金人搭上关系。早在三月间，黄潜善派到东京去打听消息的密探李宗混入京师后，就和王时雍见过面，王时雍有一封密信托他转交黄潜善，内容说的什么已不得而知，但李宗这个人回去后就失踪了，极可能是黄潜善怕他泄露他们间的秘密联系，杀他以灭口。后来张、王等不是以叛逆的身份，而是以功臣的身份来到南京，黄潜善多方保护，居然也给予功臣的待遇，引起朝野间强烈的反应，纷纷责问黄潜善与僭伪君臣存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黄潜善有恃无恐。不久，赵构下召：“朕得伯彦为左相，潜善为右相，何忧国事不济？”充分肯定汪、黄的施政，用以堵塞反对者之口。

不过，人民的口好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是堵不住的。

这时张邦昌、王时雍等把东京宫廷内留下的宫女、内侍、歌伎、舞女等，除各取所需，自己保留一部分外，其余“全部”津迁入南京，献给赵构享用。南京小朝廷草创的宫室中轻歌曼舞，颇有升平气象，连停锣已久的杂剧也在内廷演出了。

一次演剧中，两个演员插科打诨。

甲：老哥今日为何喜气洋洋，春色满面？

乙：俺今日一不喝酒，二不作乐，何以见得是喜气洋洋？

甲：（指乙的幞头介）老哥如不喜气洋洋，喝醉了酒，如何把这幞头反戴了？

乙：哪有此事？

甲：俺说你老哥喝醉了，不信时，且去脑后摸一摸。

乙：（摸脑后介）啊哟哟！只说在家中偷喝两盅，没人知道。恁地反戴幞头出门，把二胜环丢在脑后了！

“二胜环”是缀在幞头前面的两只铜环。只有神志昏瞀的人，才会反戴幞头，把二胜环丢在脑后，犹如此时此地，新政权刚刚成立，人心属望，如同有人把“二圣还”这件头等大事丢在脑后了。讽刺十分明显。

不用说，赵构对这两名伶人十分恼怒，但他既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已忘了父兄之仇，就不便向他们发作，只好暂时隐忍一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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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构做大元帅时开始，直到他做了三十多年皇帝，又做了几年太上皇，与金人是战还是和，是收复失地，把他们驱逐出去，还是屈膝求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他们的承认与优容，一直是朝野争论的焦点。那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两种主张、两种力量相互争斗、相互消长的历史，而当时的君相大臣、官兵百姓莫不卷入这场争斗，承受其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后果。

争斗的序幕是由赵构厌弃的宗泽揭开的。当赵构还在相州、济州，其他臣僚忙于上拥戴书、上劝进书，或者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只有宗泽一人，在开德府一带埋头苦干，组织力量，整顿队伍。他多次出击，在小规模的战争中，逐渐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树立起自信心。他痛恨官僚们置国家于不顾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曾移书责问范讷：“公以河北河东宣抚，乃拥兵自卫，迂回退缩，驻扎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公昼夜思度，谓臣子大义，果为是耶？”

另外又移书责问赵野：“资政北道大总管，乃将大兵自卫，迂回曲折走南京驻扎，朝廷将何赖于屏翰？”

这两封信的内容及措辞相同，显然为同时所发，对放弃职守临战逃脱的宣抚使、大总管提出义正词严的责问。凡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利害关系时，无论对皇帝、对宰相、对同僚都直抒自己的看法，不徇情，不姑息，他就是以这样一种异乎官场习俗、不讲面子体貌的耿直的作风，取厌于当时的许多人。

范讷曾任童贯的幕僚，与孙渥并称“酒囊饭袋”，后来外放为知州。在猎取官位方面，他并非酒囊饭袋，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攀附上权要，夤缘时机，做到两路宣抚副使。至于赵野，靖康初已备位宰执，是出名的主和派。他们二人自有自己的主张，岂能受宗泽片语只言感动，奋力进取。

赵构即位后，一切行政措施，都要承望金人的颜色，唯恐开罪了他们。宗泽看不惯这种奴颜婢膝，上言：“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讲和，暮入一说以乞盟。终至二圣北迁，宗社蒙耻。今陛下即位，再造王室已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不得腾播赦文于河之东西，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于民也。”

金军第二次南下前曾有过割让河北河东之议，如今小朝廷甚至把河西关中也看成为待割之地，未敢传发赦文，那真是自绝于民了，怪不得宗泽要大声疾呼地斥责那些主和派都是奸邪之臣。后来宗泽被推荐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那时东京残破不堪，别人裹足不前，故意让他去蹲火坑。宗泽恰恰认为还都东京是振奋人心、收复失土的第一要着。他把全副精力放在修复旧都、巩固外围这项重要任务上。他抚恤军民，修葺楼橹城堞、公私房屋及沿河堡垒，招安城外的散兵游勇，练成可以作战的劲旅，遣人渡河，与两河义军互通声气。这些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从此军威大振，屡挫金师。他在留守任上，先后二十余次上疏要车驾还都以图进取，不可退守南京、扬州而失人心。

他指出：“开封物价渐回平时，将士农兵、商旅人夫之怀忠义者，莫不愿陛下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其倡异议者，不过张邦昌辈阴与金人为地尔！”

他提到张邦昌是有根据的，他知道赵构君臣正要利用张邦昌这条线索来与金人勾搭。张邦昌垮台两个月以后，金朝居然派了一个使臣到东京来慰问张邦昌，这含有示威及试探虚实的意思。这个使臣落到宗泽手中，宗泽把他扣留起来，坚决要求处决，以示决绝。赵构却恐因此得罪了金人，祸闯大了，急遣内侍康履、蓝珪带去他的手札，务要把金使索去，赔罪道歉，送他过河。金使临走前破口大骂，把送他的礼物全部掷进大河，还扬言回国去禀报了国相，秋后再来算账。康履回京后，加油添醋地描绘一番，从此赵构更把宗泽看成眼中之钉，不过鉴于宗泽手中已有一支强大的部队，一时也未敢动他。

宗泽自始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整顿军队上。当时东京外围及附近地区有许多无所统属，也没有固定防地、固定粮饷供应的流动部队，他们有些是自动结合的抗金义军，有些是进不去京城，又退不到原地的勤王军，有些是东京沦陷时逃脱的溃兵百姓，其中包括跟随刘延庆父子夺万胜门而出的和跟随吴革冲出南薰门、万胜门的军民等。宗泽尽量想办法接济他们军需粮食，或单骑入营，与他们的头目结为盟兄弟，收编麾下，或派人联系，互通军情，让他们在原地活动，以壮大声势。其中有个号称“没角牛”的杨进，有众三十万，出入京西洛水一带。还有个称为“王大郎”的王善，近在畿南，有众十万。他们都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头项，一时还不习惯受正规化的军法部勒，但都表示愿听宗留守号令，一致抗金。

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任使，务期做到人尽其才，这是宗泽抚恤部下、培育人才的原则。

曾在杨可世亲兵营当过头目的王彦，后在西军中成为知名人物，至是单骑来归。宗泽热情地接待了他，知他才略可以大用，就派他渡河至滑州、新乡一带召集义勇。他进兵太行山，据共城共城，今河南辉县。

入西山。这里正好是义军结集的一个重要据点，义军头项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知道他是宗留守派来的人，愿与结盟为兄弟，并推为领袖。这支义军很快就发展至数万人。斡离不派在真定负责对付义军的女真名将副都统杓哥也害怕他的名声，出榜悬赏能擒获王彦或斩其首级来降者赏万贯，擢为千夫长。这时王彦来山寨未久，恐遭毒手，每夜更换睡憩之处，有时一夜间要更换几次。

傅选、焦文通等都是当地豪杰，人称“太行山义士”，曾与石子明大哥一起参加过和尚洞山寨的义军大会，与赵杰、马扩都相熟稔。他们推尊王彦为领袖是相信他矢忠为国，也相信他的军事才能可以领导他们作战。在这段时期的义军头项对自己领导作战的能力尚无自信，往往要请宋朝正规军中有经验的军官来领导他们。王彦夜不安寝这件事，引起他们的不安，相与计议道：

“听说王都统夜寝屡易其处，莫非有疑于咱们？”

“王都统新来乍到，共事不足一月，尚未深悉俺等之为人，休去怪他。”

一个可以采取的建议是：“不问王都统信不信我，只要俺等所行之事能使他折服，两情相孚，就可消除他的顾虑。”

这一群朴质诚恳、能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放进别人腔子里的义军头项终于商量出一个能使王都统心折的办法，毫不耽搁地就实行起来。第二天早晨，王彦发现这几名头项额头都刺了一行字，还用青色渗染，使它永不褪去。字迹虽不工整，但刺得清清楚楚，可以看出来是“赤心为国，誓杀金贼”八个字。

五代朱梁时为防止士兵开小差，在他们面上刺字，这是从奴隶社会黥面之刑遗留下来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暴政，以后相沿成风，许多部队士兵面上都刺了字。宋朝后规定只能刺在流徙充军犯人的面上，不许滥用。唯独这支军队面上刺字是出于大家自愿，以表示与金人势不两立、作战到底的决心。在以后的几天中不少核心头目以及几千名义军都在面上刺了这八个字。王彦深受感动，相信他们报国抗金之心可贯金石，彼此的隔阂一扫而尽。从此这支军队团结更强、士气更坚，战斗力也显著提高了。“八字军”的名声洋溢于史册。

在这支军队中唯一不赞成这一举动并拒绝实行的中级官佐是宗泽派来的武经郎岳飞。因他认为首先应该由统帅对部下表示信任而不应是相反，其次他也不赞成用这种形式主义的表态来团结官兵。这两条都富有理想色彩，以后岳飞在他组织并发展武装的过程中都贯彻了自己的理想。他是一个年纪很轻但在思想行动上已相当定型化了的将才。岳飞就是在第二次伐辽战役中奉命巡哨，直到燕京城下，画了军事地图献上，反而受到处分的那个姓岳的“敢战士”。从那时起，他已经表现出一种不能满足于一般任务而要求有突出成就的倾向性。

伐辽战争失败后，他弃了军职回到相州汤阴县里居，受到当代著名武师周侗、陈广二人点拨，武艺日进。同时也发愤读书，对《春秋左氏传》一书寝馈尤深。赵构在扬州开元帅府，他应募入伍，拨归宗泽部下。宗泽几次与金人接战，岳飞都参加了，立有功绩。这个年轻人的锋芒是掩盖不住的，而宗泽军中，也绝非压制人才、埋没人才的地方。不多久，宗泽就发现了他的才能，几次与他谈话。留守府直辖部队不下八九万人，宗泽独独看中了这名小军官，经常约他来自己府邸中谈话，这件事的本身就不平常。

有一天宗泽把自己精心编绘的一册行军作战的阵图授给岳飞道：“贤契智勇才艺，卓尔不群，虽古良将也不能过。唯喜野战，常蹈不测，则非万全之道。这本阵册乃老夫精心编撰，用有实效，非纸上谈兵之书，贤契携回去可细细玩读。”

宗泽虽然给了岳飞很高的评价，但这次忠告还只限于常识性的。岳飞毫不犹豫回答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突破，永远要求突破，在做人处世、行军作战中一切常设的界线都要突破，这是这个青年军官精神上异乎常人之处。他并非不懂得阵而后战、以我之不可胜待敌之可胜这一战略原则，但从他几次作战实践中，体会到金人作战就是非常规的。不能以常规对付非常规，而要以非常对付非常。金人擅长野战，擅长以骑兵两翼包抄（当时称为拐子马）、中央突破的战术，即使十多人的小队遇敌，也以此取胜。这时岳飞头脑中正在酝酿一种新的钳制战术对付它，以快制快，以运动制运动，出于旧阵图的蟹钳阵而加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他说的“存乎一心”，就是要根据各种不同情况随机应变地设计对敌作战方针而不可墨守成规，以图式来限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