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出身，值此天下多事之秋，长期研究兵法战术的宗泽对战争并不外行。他积有丰富的经验，即使他理解岳飞的反驳自有他的道理，但仍以为持重作战乃军事上重要的原则，实践会证明它是颠扑不破的。不过他不以岳飞的反驳为忤，反而欣赏他的挑战性的精神状态。
达到宗泽这个年龄而又掌握着事权、行之有一定成效的老人很少不是自以为是的。但也很少有这样一个自以为是的老人、长官能以如此的宽容和雅量对待其部属的年轻人。
不久，岳飞又作了一次重大的精神突破。他上书给刚即位的赵构，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言，大略说：“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奉圣意恢复，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岳飞如在事前以上书之事相商，宗泽一定会劝阻他。他宗泽身为副元帅、东京留守，为国之元老重臣，就因昌言恢复，受到朝廷嫉视。岳飞不过是个小小的秉义郎前程，居然敢撄皇帝之逆鳞，直斥宰相之名而痛责之，侃侃言天下大事，他们岂能放过他？岳飞也正因为料到宗泽必要劝阻，才不与他商量。果然，事闻后，朝廷震动，赵构君臣一定要置之死地，还亏宗泽以死相保，给了个越职言事夺官的处分。
岳飞去河北走了一转，不久又回到宗泽军中，宗泽让岳飞跟从王彦渡河，拔新乡，战候兆川，战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殪黑风大王（当然不是真正的王爵）等，每战必有殊功。这些战绩出之于像岳飞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将，似乎有些超过常识范围，但岳飞本身就是个超出常识范围的人，史料所载他早期的战绩多根据他的家乘，未必完全不可信。
当时王彦以客将寄身义军中，他重用倚任的是义军头项焦文通等人。因为每一个头项手下都有一支嫡系部队，缓急可恃。岳飞并不属于这个系统。王彦治军严整，而正在锻炼成长中的岳飞有时也难免会意气用事。两人间颇多凿枘难合的地方，发展到公开的对立。岳飞一度率部离开王彦而去，后来发展得不顺利，又率部来归，匹马去向王彦认罪。王彦勉强收容了他，一直不能释然于怀。事为宗泽所知，宗泽仍把岳飞调回东京，不久即擢为留守司统制。
王、岳都是宗泽培养玉成的人才，两贤相扼，但彼此只公开地对对方表示不满，并未采用任何违背良心的手法去加害对方，尤其王彦处在统帅的地位上，即使不喜欢岳飞，也没有借公济私以军法来迫害岳飞。这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失和。而宗泽处理他们的失和也是十分慎重的，他没有轻率表态，支持或指摘哪一方。两人都受到宗泽的器重使用。后来宗泽又与五马山寨的军事首领马扩联系，对他本人及他团结起来的义军之众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正是由于宗泽真正爱护人才，人才归之如流。留守司得人之盛，一时无两。
受到宗泽亲炙的部下爱他如父母。领教过他手段的敌人畏他如虎，称之为“宗爷爷”。只有赵构君臣一伙，痛恨他阻碍了他们的投降之路，把他看成眼中之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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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之钉不止宗泽一人，后来还要加上李纲。宗泽是当初赵构途经磁州时找上去的，从此就摆脱不掉。李纲却是赵构自己找上来的，真可说是自找苦吃。
赵构和汪、黄虽然一厢情愿地要与金人讲和，无奈此时金人的气焰正高，既不愿承认这个非他们所立的南京政权，也不想与赵氏子孙议和。讲和犹如旧式婚姻，或者是缔结表面上平等的夫妻关系，或者是男方娶个小老婆，无论如何，总要双方、本人或家庭基本同意，才能谐事，否则就成为单相思了。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南朝方面秋波频施，金朝方面无动于衷，中间的媒人无法把他们拉在一起。
此外赵构也不得不考虑舆论的力量，当时，臣僚纷纷上言，一致抨击，汪、黄不安于位，政府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赵构不敢再一意孤行，勉强接受了大家的意见，驿召李纲来京候命。
李纲是著名的抗战派，靖康元年初，他守京师、却强敌，为国家立下大功。金兵退后，他仍主追击，为朝野士论所重，却受到主和派李邦彦、吴敏、耿南仲等人的排挤。三路援晋之师战败，他被贬回乡。当国破君俘之际，天下人更向往他的风采。此时赵构勉从人望，召用为相，目的是想借重他的威望声誉，以敷衍舆论，巩固政权。但汪、黄之徒，虽去相位，仍掌握朝廷的实权，党羽密布，环伺李纲之侧，企图掣其肘而败其事，到那时，他们就可振振有词地向金人磕头乞降了。
李纲奉诏入京，在城郊十里外受到御史中丞颜歧的迎迓。御史中丞位分不低，老远地跑来迎接，李纲还当他是好意，是同声以求，有着共同主张的战友。李纲为人，即使吃到不少苦头，还是老脾气不改，有五湖四海之心，容易把人看为自己的好朋友。
谁知道几句寒暄以后，颜歧就袖出他刚刚上疏论劾李纲的底稿，请他本人过目。这个颜歧不是来送“见面礼”，而是来送“下马威”的。李纲刚下马，他就来进行威胁，似乎说，你做宰相，要不识相，昌言无忌，那就要对不起你了……你知道御史中丞是干什么的。
这个官场后进的颜歧，想是不太了解李纲的性格。李纲为人容易受愚，却不可受胁，可以智取，不可力敌。难道凭你颜歧的一封奏劾，他就知难而退？看来这个中丞比他的前任秦桧差得多了。秦桧绝不会干出这等冒冒失失的蠢事。
第二天李纲上朝就上疏揭发颜歧威胁之事。颜歧底稿中，有两句精彩的话：张邦昌为金人所喜，应增重其礼遇；李纲为金人所不喜，应置之闲地。李纲抓住这两句，就大声疾呼：“颜歧谓臣才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如赵氏之相，必得金人之所喜，自古卖国与人者，皆是忠臣矣！”他最后的一笔，笔锋直指赵构，“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圣虑有以审处。”
“蠢货，蠢货！”赵构不由得在心中暗骂道，“此话怎堪写入奏章！如今李纲面责，叫朕如何回答？明日必免去他中丞之职。”
说话从来有心底话、台面话之分。两者严格分工，不可混淆。颜歧把它写入奏章，已犯人主之大忌，但赵构还可包容他，来个“留中不发”，想不到他竟愚蠢到这样的地步，自己跑去找李纲，直言相告，让李纲腾播奏疏之中，为天下及后世所笑，这等人如何还堪为御史中丞，不撤何待。
但是，赵构不喜欢的是颜歧说话的方式与场合，绝不是他说的内容。事实上，他做了三十五年皇帝，大部分时间选用的宰相，不仅为金人之所喜，为金人所认可，还受到约束，不许随便撤换。颜歧这句一语破的的蠢话，倒成为他终身奉行的圭臬。
但他安慰李纲的话比颜歧聪明得多了。他说：“歧尝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也非金人之所喜者。歧无辞以退，此不足恤。”
李纲又一次受愚于赵构的甜言蜜语，相信他确是有为之君，当天晚上，拜手沐浴，恭楷誊录，第二天一早就上《议当前大政十事》札子，大要是议恢复、议迁都等国家大计。其中议僭逆、议伪命两条，坚决要求惩罚张邦昌、王时雍等。赵构还想包庇一下，借口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古代的商量与后代的考虑是同义词，商量上面加上款曲一个副词，也好像考虑上面加一个慎重一样，这一商量、考虑就不知何年何月可以得出结论了，实际上都是缓兵之计。李纲却不容官家拖延，理直气壮地回奏：执政中如有与臣议论不同者，乞降旨宣诏，臣得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岂敢复言。然后在金殿泣拜道：“臣不可与张邦昌同时，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
汪、黄之徒只敢在暗中施行其鬼蜮伎俩，却不敢在白日皎皎之下，与李纲正面辩论，明剖是非。很显然，要利用张邦昌这条线索与金人沟通议和，这样一句话是上不了台面的。这一仗，他们被李纲打败了。赵构不得已被迫下旨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
节度使在宋朝本是个有名无实的空衔，节度副使则专为有罪贬谪的官员而设，有罪贬谪，但仍给他一个相当高级的空衔，这是为他留个余地，为异日起复伏线。张邦昌犯的是叛国大罪，岂可只给予一般常规化的处分，分明是有人包庇，舆论哗然。李纲再次疏诤，赵构万不得已，只好下旨赐张邦昌自尽。但处死的公开罪名，并非叛逆篡国，而只是“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这样一个小小的风流罪过，却非许多人意料所及。
法司部门推鞫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在福宁殿以莳果献邦昌，邦昌厚答之，遂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正式公布张邦昌的全部罪状，如此而已。这个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当然就是徽宗的外室彭氏，或称其夫姓聂氏，李氏云云是张邦昌给她改的姓，以避人耳目。奇怪的彭氏本无名位，就靠这一点才得逃过金人的几次清宫。现在这个夫人的位号，显然是张邦昌封的。堂堂的宋朝司法部门，居然在李氏头上冠以伪封的夫人，这等于承认了张邦昌的封号是有效的，也等于承认张邦昌的政权是合法的。法司勘得张邦昌退位出宫时，舍不得离开陈氏，用调包之计，以一个亲随的女使与陈氏互换，把她带入府邸。李氏送他们出内东门时，有“指斥乘舆”之语，乘舆是皇帝的代名词，这个乘舆指前任的徽、钦二帝，还是现任的赵构已不得而知，但李氏敢于指斥皇帝，一定是张邦昌在李氏面前发过牢骚。法司根据推理，捃拾罪名，定张邦昌的死罪，但“指斥乘舆”这条罪名在公布的罪状中也删去了。
李氏另案处理，决脊三十发配军士为妻，陈氏想必同科处刑。
张邦昌一案，朝廷避重就轻，不敢明正典刑，处以叛国的大罪，这显然因为张邦昌乃金人所立，宣布他的叛国罪，就会开罪金人，用心良苦。这样一来，王时雍、徐秉哲以及许多作恶多端、东京人切齿痛恨的任用官洪刍、何昌言、王及之等人也得援例比附，只论他们与宫人饮酒唱曲、贪污偷窃几斤废铜烂铁等小罪，送远外小州编管。有人向赵构指出，王时雍、徐秉哲、范琼仗金人之势，胁迫太上皇、渊圣及宫眷等出宫赴敌，肆恶万端，陛下应念父兄之大仇，立予处决。赵构唯唯，可能他心里想的是，倘非王、徐等逼迫二圣及太子出城，他今天岂坐得上皇帝之位。他们乃他的大功臣，而非罪臣，他感恩之不暇，怎忍处他们以死刑。
其实王、徐充军还是吃亏的，拥有兵权的范琼这时仍保持伪楚授给他的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官衔，出入呵道，耀武扬威，没有人敢动他分毫。
李纲大政十议，正词崭崭，汪、黄辈不敢正面反对，大部分都让官家与他去“款曲商量”，不得已要执行的，也变成一纸空文。例如僭逆伪命两议，算是雷厉风行地执行的，结果还是如此。人们看到李纲的宰相做不长了。
不久，汪伯彦回任枢密使，黄潜善回任尚书右仆射，名义上又都成为执政大臣，他们立刻发动台谏，抨击李纲，给他加上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士夫侧立不敢仰视、买马扰民、招兵虐民、擅易诏令、巧庇姻亲等罪名。赵构照单全收，一道制书中，全部开列了李纲上述的罪名，解除他宰相之职。
李纲为相前后七十五天，只是作为朝廷搪塞舆论摆摆样子的点缀品。等到黄、汪重新站稳脚跟，就把这枚眼中钉拔除了，俟机还要拔另外的一枚——宗泽。不过拥有兵权的宗泽却像钉上又长着几根刺，拔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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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通共不过二十尺见方，土垩剥落，屋顶一道罅缝，仰头可见天日的房间，中间又用一道泥涂竹笆的墙分隔成为内、外二室。谁也想不到，全国闻名的太学生领袖陈东和他母亲，在这里已住了四十年。新屋落成之际，正是陈东呱呱坠地之日，他在这里度过幼年、童年和少年，后来他游学在外，每到岁除，必赶回家中与寡母共度新春。唯一的例外，就在靖康元年，金兵压境，交通阻塞的那一次。后来金兵撤退，他又赶回来承欢膝下，决心要多陪陪身体已明显衰弱下去的老母。
回到镇江府丹阳老家后，陈东给他的同学好友雷观捎去一封信，描写他的家居窘况：内无期功强近之亲，外无五尺应门之童，茕茕孑立、相依为命者，唯老母与弟耳。李令伯之陈情，不啻为弟而发。
当时渊圣皇帝先后授雷观、陈东迪功郎，给予正式的出身，是伏阙上书一案的总结，也是太学生与市民群众的胜利。雷观欣然从命，陈东则辞官不就。这封书虽说到家居的窘况，但目的还是要拜托雷观代他婉转辞官。
入冬以来，丹阳沿江一带刮起一场大风，竟把陈东家的一扇大门刮倒了。陈东无力修缮，再想到他家无长物，根本不怕梁上君子光临，大门有无，都无不可。再加上冬季煮饭，没处去采樵，索性把大门劈开了当柴烧，化无用为有用，倒也使得。十多顿饭烧下来，一扇大门已变成轻烟，变成热量，最后变得影踪全无。从此陈东家就没有了大门。
生活上的不幸，化成为书函上的俊语。陈东一面烧饭，一面想到两句语录
：去年贫无立锥之地，今年贫，连锥也无。他套用这格式也写了两句：去年贫，家无五尺应门之童，今年贫，连门也无。可惜此时已交靖康二年，东京受到第二次围攻，或许已经失陷。再也无人可把他写好给雷观的信捎到东京去了。
陈东一向清贫，但作为太学生，他在东京与丹阳两处都有微薄的岁饩，勉强维持本人和母亲的最低生活。从朝廷授官以来，原则上官员要支俸禄，太学生学籍注销，岁饩停发。陈东回籍前，辞官不受，俸禄未领，倒把岁饩丢了，两笔固定收入，一时落空，把他弄到赤贫的地步。本家的一个远房长辈，不赞成他在东京之所为，曾与族中人说：少阳胡作非为，敢与朝廷作对，他日必受其累，倒要远着他点儿才是。丹阳的地方官正好是李邦彦的门生，与陈东处于完全敌对的立场，陈东不可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生活的帮助。幸亏一个与官府毫不搭界，并且根本不知道伏阙之事的穷本家，出于同情，愿帮他的忙。他家里养有一匹瘦驴，他二人一起赶着驴子去乡间载运二三百斤米粮来城中贩卖。每天成交几笔生意，博得些蝇头微利，勉强也可糊口。只是陈东穷读书人的面子还放不下来，其他都可，唯独要他拉开嗓子到大街上去叫卖，万万不能。那本家倒好，独任艰巨，只让陈东在旁装卸米袋，称掂斤两，计算银钱，二人团结合作，总算把一个冬季打发过去了。
这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自冬徂夏，东京沦陷，二帝蒙尘受羁，大规模的根刮每天都在进行，后来，渊圣被黜，伪楚临朝，皇族北迁，赵构复辟，在南京建立小朝廷，这些特大事件，都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由于乡间偏僻闭塞，陈东忙于赶驴贩米，他日常接触的不是乡民农氓，就是籴米买菜的养娘丫鬟，竟不知道外间已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直到有一天，他途经县衙，看到那里张贴着元祐太后的诏旨。由于日晒雨淋，刻本上的文字都已漫灭，唯独中间的一联还可以看清楚，它是：“汉家之厄十世……”
帝室中兴，说明北宋朝廷已亡；重耳独存，说明徽宗诸子，除一人以外，全部罹难。这一联用典特别工切，陈东益发有想象之余地，顿时把他长久以来，甘于寂寞的心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再也无法在丹阳乡间待下去。
以后陈东经常去县衙附近走走，碰到秀才、胥吏模样的人，就去打听消息，对外界政局的变动已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一天，东京有人替他捎来雷观、何宏两位故旧的书札。何宏写不像字，只在雷观书后赘了“速来”二字，字是蘸着靛青写的，可知他仍干着自己的老本行。雷观的信也不详细，似乎不愿多提过去之事，免得彼此伤心。他只说，星移斗换，人事全非，吴统制、邢太医等，均已慷慨殉节。现宗留守在东京，经营恢复，日月重光，万象更新，已疏奏朝廷辟我兄为幕府，特寄上白银五十两，为吾兄安家治装，望以同事为重，即速成行。
这一次用不着雷观劝驾，陈东有了这五十两银子，重重拜托了那穷本家照顾老母，自己即日萧然上道。
未到东京，先经南京，陈东发现那里并非日月重光、万象更新。更加令他气愤的是同住在逆旅中、邂逅相逢的布衣欧阳澈告诉他，今日刚下旨罢李纲，重用汪、黄。一年多以前的历史重演了。陈东义愤填膺，当场就起草一书，论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乞亲征，迎请二帝。这封书文字不长，但每句话都戳中了赵构君相的肠子，揭发了他们内心的隐私。欧阳澈在一旁看了，拍掌称善，一定要在书末附上他的名字。陈东是从来不考虑后果的人，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是如此。他认为为善者，多多益善，既然欧阳澈要求与自己一起为善，他当然同意。
书函朝进，诏旨夕发。赵构做了渊圣不肯做、不敢做的事情，竟悍然下旨立斩二人，决不待时。
诏旨发到黄潜善手中，他怕泄露了秘密，臣僚肯定会上章救免二人，造成他被动的局面。他袖了旨意，连夜去找应天府尹孟庾密议。第二天一早，孟庾就派了府吏，到陈东居住的逆旅中，请他去府衙议事。
南京官场十分敏感，陈东的书才上去半天，外面就谣传陈东一再上书请留李纲主持国政，必与李纲有着密切的、不可告人的关系。有人说，这次陈东从家乡北来，是李纲密邀的，李纲已许他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怪不得他要力保李纲。当初在东京时，也有这样的谣言，伏阙事件以后，有人上言李纲笼络士子，邀结人心，得一陈东入彀，则太学生数千人靡然从风矣，二人者意欲何为。其实李纲与陈东，虽彼此知名，并不相识，其间并无一面之缘。他两次上书，都是出于公愤，根本不存在有私人关系。他自己心之所安，不怕有什么谣言浮议。当天下午，他就在逆旅中蒙头大睡。
不过陈东也不糊涂，第二天应天府尹派人来召他入府，其中必有文章。他与府吏谈了几句，察言观色，就知道他的来意。当时早饭已摆出来了，府吏催他马上就走，他开玩笑道：“府尹有事相召，岂可令东枵腹而去！”吃完了早饭，他从从容容坐下来，写好一封家书：“儿一生忠孝已尽，无复遗恨，娘勿以儿为念。日后可依六哥为活，六哥忠厚，必不相负。”贴了封皮，拜托逆旅中人，有便捎回家里。
最后他还要求上厕所，府吏面有难色。陈东正色道：“我乃陈东，如怕死就不敢上书言事了，既上了书，说了话，视死如归，你还怕陈东逃走不成？”
那个府吏肃然回答道：“在下也久知太学忠义，怎敢相迫？奉命前来，身不由己耳！”
不多时，陈东已整肃衣冠出来，说声：“走吧，只是连累了欧阳布衣，于心不安！”
欧阳澈也从隔房中出来，手脚上已戴上镣铐。他听陈东说的这句话，大声抗议道：“澈一介草野，今日得与太学同死，九泉有光，甘之如饴，太学有何不安？”
陈东与欧阳澈之死，识与不识，都为之流泪，那府吏不顾上级迫害，主动承办他们的后事。可恨的是黄潜善，正是他嗾使赵构下旨，又与孟庾密议怎样下手。及至孟庾向他汇报经过时，当着一些人面前，他居然责问孟庾，临斩之前，为何不先关白，使他不暇上章相救。这番做作，可谓是欲盖弥彰。当时枢密使许翰也在座，反诘黄潜善道：“某备位政府，杀东大事，如何不先使某知？公之心路人皆知了，责庾何为？”黄潜善语塞，只好往上推，说此事公可去问官家。
杀陈东、欧阳澈，是他们君臣同心一致的行动，谁也不能把责任推到谁的头上。至于杀得这样快，这样机密，是他们吸取靖康朝的经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说明赵构之为人与渊圣大不相同。
赵构在南京建国后第一代投降派汪、黄的翼赞下，做下许多荒谬绝伦之事：该用的人不用或不久用，不该用的人大用；该做之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大做；该杀的人犹豫不杀，不该杀的人悍然下手就杀。这就是赵构建炎初政。不久金军出动，南宋政府匆匆南逃，一逃扬州，再逃杭州。汪、黄下台后，赵构在第二代投降派秦桧的翼赞下，在对民族和国家犯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