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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八，在攻破东京城四个月零三天以后，金军开始全面地撤退。
首先由于天时和地理的原因，那年三月中东京已出现初夏的气候，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渤海人、室韦人大都不服南方的水土。再加上“大战以后，必有大疫”，温暖起来的天气为瘟疫流行创造条件，病倒者日多，有时一天内死亡了一二百人，十天八天下来就是一场中等规模战役的阵亡人数。不能长此下去。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人事上的原因，一座繁荣富足的东京城早被“刮”干“刮”空，鸡肋不再值得留恋。何况，既有掠夺，就有分赃。现在无论在上京会宁府的皇帝、贵族，无论在前线的大将和各级军官、猛安、谋克等都迫不及待地要想分得一杯羹，撤兵之举，势在必行，谁也阻止不住了。
当时在东京的伪楚政权根本没有站稳脚跟，两河抗金部队仍然活跃非常，特别是已经开府称大元帅的康王赵构，乃赵氏近支皇族中唯一的孑遗，凭着太上皇之嫡子、渊圣之亲弟这双重资格拥有较大的号召力。金军逗留在东京时期只派出少数部队巩固四围，只要不威胁东京的安全，就不积极出击。康王的势力并未遭受打击。总之，金军尚未做好必要的善后工作，甚至也没有进一步考虑今后的发展趋势，就匆忙草率地下令撤军。
其中斡离不是反对撤军的。
城破之初，斡离不坚决主张“和平入城”，规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结果，只有在奸伪帮助下搜刮物资，获得绝大的成果，这一项算是成功的。此外，他主观希望的收拾人心，尽量减少破坏，减少宋朝方面军民的敌忾心，保留一个乖乖听话的赵氏以有利于今后推行绥靖政策的多项政治目的都落了空。他终于明白，在举国上下都希望撤兵分肥的大势之下，他个人的远见无法与之抗衡。后来他自己也成为撤兵的积极派，率军取道河北而归。
东京城内外，包括战前调拨，城陷后又陆续征签调发的金军不下二十万人，他们只花了三四天时间就全部撤清。四月初一，最后一批金军从南薰门下来，直趋青城，把城外的营垒帐篷连同搬运不尽的米谷布帛等物资都付之一炬。一夜间火焰亘天，士兵出发，鼓乐奏歌不绝。到了四月初二清晨，恍如再生的东京孑遗，兢上城楼观看。只看见一片火烧场的遗址，黑烟缕缕不绝，焦味扑鼻。城下竟无一个金兵遗下。
东京城遭受一场弥天大劫。
唐朝建都长安，由于各种物资水陆运输的方便，关东的东都洛阳一直成为政治、经济的中心。五代后唐亡国时，洛阳遭受兵燹水灾，破坏特甚，石晋迁都开封，粗能完给。晋元帝时，契丹纵兵南下，开封遭受第一次大灾难。以后经过后周及北宋百余年来的休养生息，开封府从恢复到发展，达到空前的繁盛，人口百万，物资充牣，商肆店铺，栉比鳞次，成为当时我国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至此，才遭受到经过几百年也恢复不起来的彻底大破坏。
金朝的根刮，直到撤军前，一直没有停止过。张邦昌登基前几天，东京的一名富户向萧庆告密说他藏在地下的一千两银子被伪官挖出私自吞侵了。粘罕大怒，认为东京百姓一定还有不少窖藏，伪官不肯用心搜挖。当日下令将负责根刮的礼部尚书、副留守梅执礼以下四名大官都剥去衣服，在大街上示众后，执行“蒙霜特姑”，活活打死。四壁根刮官胡舜陟等四名御史一级的官员被判鞭刑，也押到闹市中来执刑，四人中鞭死了一个，其余三名也都血流遍体，号泣过市。金人唯恐老百姓还有金银埋在地下，藏入壁中，几乎把所有房屋的墙壁都拆开了，砖坪都翻了个身，结果所得十分有限，百姓家中的一衣一履、一针一线、一瓮一罐，都被作为藏匿物资，搜出去报功。
根刮确实把东京人从头到脚都刮得精光了。斡离不不知道他的根刮政策一天不停止，他的绥靖政策一天就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他与粘罕及其他的军事领袖、亲贵的见解并无不同。
金军撤退前，百物腾贵，大都是有价无货。百姓赖以生存的蔬菜早已断档，居民全身水肿，特别是两腿肿得更加厉害，一揿就是一个瘪洞，揿下去了，半天弹不上去。这时药料都被金人搜去，患病者只好听其自为生死，患浮肿病的人，往往不到十天半个月就匍匐死去。还有害眼病的人更多，发病初，眼睛中好像揉进一粒沙子，不久就视线模糊，看出去形象不清，更怕有阳光，一过黄昏，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不消几天，就变成瞎子。东京人把这种眼病称为“夜眼”。东京城原来特别多的是眼科郎中，他们以“浑身眼”为独特的商标，摆个地摊，撑一把太阳伞，上面画一百只眼睛就算是招牌。平常是药到病除，病人趋之若鹜。为斡离不治眼病的太医也不免要请教他们，使用他们的秘方药水。治“夜眼”也不难，只消用清水调蛤粉，滴在眼睛中即愈。但此时蛤粉已断档，冒牌仿制的药水缺少了这种主要成分就不起作用，东京市上的瞽者日益增多。
一场浩劫，东京百万人口中减少了十分之二，由于赈济所的长期存在，办理得法，三月初六以前直接饿死的贫民倒不算很多，大部分是死于病，而那些病的起因还是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可算是间接的饿死者。城破之初，跟随刘延庆父子突万胜门而出的老百姓死了一万多，吴革举义时，也有相当数目的军民在南薰门、万胜门两处突围被杀，能够活命逃出去的只有少数。
还有不少百姓在“根刮”时奋起反抗，与根刮的公人同归于尽。部分百姓在集会迎驾或阻止皇族出城时，鼓噪示威，被范琼所杀；有人讽刺张邦昌的江山是纸糊的；有人大骂范琼等三狗助纣为虐，因而被杀；东京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小关索李宝在阻拦太子出城时，与他的伙伴们十九人同时被杀。奸党们也在搜索何老爹等人，有人说他突围时战死了，有人说他已逃出围城，生死不明。
总的来看，东京人死于流血的还不是多数，多数人是不流血而死。但无论流不流血，同样都因家破国亡而死，死人多至二十万，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的惨剧。金朝的贵酋、宋朝误国的君臣以及一批无耻投敌妄想做伪朝顾命大臣的官僚，对这场惨剧要负全部责任。他们逃不掉历史的斧钺。
东京人登上城头，目视金军撤退，不是由于我朝大奋军威，把它们打败赶跑，而是他们鼓乐奏歌，自动凯旋，感到十分耻辱，看到宝贵的米面粮物，在城外废垒中付之一炬，更感到痛心。痛定思痛，再想到国家已亡，亲人多死，吾君北迁，即使自己有了再生的希望，活着还有多少意义？百感交集，前途茫茫。
初二下午，忽然刮起一场少见的大风，天气剧变，飞沙走石，通夜不停。到了初三，日已过晡，天色还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耳壁厢只听到风声、尘沙的滚滚声，好像有千军万马在风尘中呐喊作战。有人恐怖地想象金军去而复来，城中难免又有一场大屠杀，有人乐观地想象九殿下率领大军前来，把撤退中的金军全部围歼了。
这两种推测当然都不是事实。这样的“尘暴”，整整延续了三天。白天要点了灯才能行动，而在罗掘俱空的东京城里，一盏油灯、一支蜡都成为奢侈品，几十万百姓点不起灯，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在这几天中，东京城暗无天日，其实在整个沦陷时期，东京人的心也都沉在黑暗之中，看不见明天，看不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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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兵令下的第一天，即在三月二十八的当天，金朝东路军统帅斡离不与西路军统帅粘罕就分别从他们驻军所在地的刘家寺、青城两处出发。东路军取道河北，西路军取道河东，基本上仍从他们南下时走的老路北归，预期两军于五月初相会于燕京。
斡离不军中携带着太上皇、郑皇后、泗王、景王、肃王、信王和帝姬驸马们。还有康王的生母韦妃、康王的妻子邢妃也在东路军中，将来可能还要作为人质派上用场。粘罕军中携带着渊圣、朱皇后、太子、燕王、越王以及其他的皇子、长一辈的帝姬驸马等一起北行。其中燕王出城时，曾被老百姓挽留，请他留城中主国事，遭金人之忌，受到的待遇特别恶劣。启程前一天，就饿毙在营寨中。死后身体缩小，长仅四尺余，宽不过八寸，金人锯了一段马槽，把他的尸体硬塞进马槽，两腿还嫌太长，马槽中放不进去，顺手两斧头，就把它们斫下来。连尸体带马槽，外加两条断腿，一起就地火化。太上皇差刘当时带口信给燕王妃，要她把烬余的骨殖埋在寨旁空地上，说是：“埋骨此处，尚为中原之地，省得北去，死了也是异乡之鬼。”王妃不从，一定要把骨灰和烧不尽的残骨带在身边走路，别人也劝阻不住。渊圣临走前来得及亲临致奠，他哭道：“叔父先走一步，为你侄儿在地下经营，侄儿不久也将追随叔父来了！”
太上皇在东路军中受到的待遇似乎略胜一筹。出发前，斡离不又派来通事安慰他，说的还是那套大道理：“自古圣贤之君，无过尧舜（要女真贵酋斡离不承认尧舜乃圣贤之君，真不简单），犹有揖让，归于有德。上皇博古通今，历代革运之事，心下煞理会得。但请宽心，必有快活时。”又说，“本国取契丹，所得嫔妃儿女，尽配诸军充赏。以上皇有海上之德甚厚，今尽令儿女相随，服色官职，一皆如故，本朝报德，可谓不菲。”
话说得“煞”好听，不过做起来又另是一样。当天晚上，有一名胖鼓鼓、笑嘻嘻的女真官员，自称奉二帅之令，派来侍奉太上皇上路。太上皇一听就知道他是北行的押送官。但今夜之来，别有任务，是代斡离不向太上皇说亲，指名要王婉容之女幼帝姬许配给粘罕的次子为妇。
幼帝姬是太上皇晚年最钟爱的掌上明珠，金枝玉叶，嫁为蛮貉之妇，这在升平时节，根本不可想象。但如今他身为俘囚，儿女也都成为俎上鱼肉，听人宰割。粘罕贵为一军之帅，与他攀为亲家，今日说来真是大大地高攀了。今后不但女儿生活得到保障，自己的处境也可能好转。从汉族人的观点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做媒的又是另一位大帅斡离不，给了他好大面子！太上皇忽然想到目前随行的还有几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倘使斡离不也来求亲，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好上加好，可惜此话无法启口。太上皇这一回给粘罕的回音不仅是“敢不如命”，而且是“欣然从命”了。不知李师师地下有知，做何感想！
那个胖鼓鼓、笑嘻嘻的官员办成这件事，心里也很得意。
那官员就是南薰门的守将拔离。他是大将银术可的兄弟。银术可是女真军中著名将领，榆次败种师中、盘陀溃姚古都是首功，在西路军中，他的地位仅次于粘罕、完颜希尹、娄室而居第四位。拔离跟随兄长，派在西路军中服役。新兴的金邦，用人一般不是凭关系、资格，主要看他自己的能力与功绩。拔离虽仅为一门之长，但几次应付民变，都很得当，特别在诱歼吴革一役中立有大功，深受二酋的赏识。这次粘罕已内定他负责押送渊圣君臣一行一千余人至燕京、上京。答应他完成任务后，另给他一个猛安世职，当方面之重任。
这当然是好差事，无如渊圣第二次蒙尘出城时，拔离曾打过他一马鞭。渊圣一见此人，就会引起条件反射，满身鸡皮疙瘩。扈驾老臣张叔夜向粘罕提出强硬抗议，反对拔离押送。粘罕虽然粗暴，对于曾经与之交手几次，还成为他手下败将的张叔夜尚有敬惮之意。他亲自跑到刘家寺，与斡离不协商，愿以拔离押送太上皇一行，条件把张叔夜调到东路，省得他常来聒噪。斡离不也同意了。张叔夜拨在挞懒帐下，与秦桧一同收容，其待遇优于押送的皇族。从此太上皇以及子孙宗族一千余人的命运就掌握在布袋和尚手中。
拔离代表斡离不前来与粘罕之子说亲，这件事值得怀疑，因为与斡离不说过的话不符合，但对此，太上皇当然不敢向斡离不当面复核，而幼帝姬被粘罕之子索去，斡离不知道了，也只好眼开眼闭，放他一马，免得与粘罕伤了和气。拔离摸准了各方面的关系，才敢于在两个严厉的统帅之间翻出花样，滑行自如，他确是女真贵族中的干才。
这件事开了一个例，以后北行途中，金朝的朝贵、大将们纷纷前来索取帝姬、妃嫔、内夫人等。拔离上下其手，做成不少交易。后来到达燕京、上京时，两路俘囚中，所有年轻美貌的女囚，几乎都分光了，以后长途跋涉，转辗流徙，死于道路上的基本上都是男俘，再不然就是老弱病废、用手指一碰就会倒地自毙的妇人。
太上皇在位时，曾与词臣从容谈文论诗，曾说到过李后主被俘北上之际，不能素车白马入宗庙向祖宗告别，反而“挥泪对宫娥”，是一种没出息的表现。现在他侥幸获得亲身体验的机会——在一千万读词者中间也难得有一个获中这样头彩的机会——才体会到万事空口议论容易，真要做起来就难了。当此之际，他要向宗庙告别，第一关拔离那里就通不过，更不必说向斡离不请求了。金人绝不允许二帝再次入城，免得老百姓骚扰生事，而赵氏宗庙已废，祖宗神像灵位早撤，即使进得太庙也不知去向谁的祖先行礼告别，可能太庙中已换上张氏祖先的牌位了。
这件事做不到，他也没敢向斡离不提出请求。不过斡离不对他还是宽宏大量的。为了补偿王时雍等不肯支付三千贯开拔费，斡离不加倍拨给老少二帝各六千贯作为路上盘缠之用。腰缠六千贯，骑马入上京，至少在物质生活上，太上皇得到可靠的保证。登程前，他置备了不少衣食用品。除金方供应牛车一辆外，他通过拔离，向部队买了四五匹骡马，又备了一箱草药、丸药。扬鞭上道，蹄声嘚嘚，太上皇、太上皇后倒也自在得很。这时斡离不犹在军中，每天要拔离去报告俘囚的情况，太上皇一行人受到的待遇还算过得去。拔离本人也一直笑嘻嘻地礼貌无缺。
东路军先头部队刚开到真定，真定路总管、汉儿万户韩庆和就赶来报告义军四起，地方不宁，特别在西山和尚洞一带结寨的赵邦杰、石子明等部声势浩大，扬言要沿途拦截大军，使之匹马不还，还要相机救援二圣出险的消息。斡离不震怒，特拨两千名铁骑护卫太上皇一行人犯，加强周围的戒备。他本人率领阇母、窝里嗢等大将，会同原驻真定的副都统杓哥暂且驻下，部署对付义军的军事。大军仍由挞懒率领拔队前进。
拔离说变就变，既有命令要他加强戒备，过去的优待办法统统蠲免了，除了一部分女俘还待善价而沽，待遇略优以外，其他的俘囚这才真正尝到做奴隶的滋味。本来在女真人的部落兼并战争中，俘虏就是奴隶，奴隶就是俘虏，两者并无区别。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私人所有权，准此，俘囚们携带的衣物，这时通被没收，甚至随身衣服也都被抢光，多数人只好赤身露体暴露在灼热的阳光下走路。日间食不得饱，渴不得饮，晚上怕他们逃亡，还用绳索捆绑起来，十几个人穿成一串，绳索的一端就拎在监守的士兵手中，稍有转侧，立刻觉察，遭到殴击。
这些龙子龙孙，平日养尊处优，过着人上之人的生活，如今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遭受非人待遇，支撑不住，纷纷倒毙。从真定到燕京，统共只有几百里地，走了二十多天，俘囚的队伍竟减少了三分之一。这些俘囚每天未明之时，就被赶起来，押上道路，他们勉强睁开充血的眼睛，手里抚摩着绳绑和鞭打的新创，拖着那一对肿得像水桶的腿，一步挨着一步走。忽然冒烟的喉咙口咯咯两声，鼻子管抽搐一下，就倒在地上不起。拔离闻报跑来，验看一下，不管他是已经死得十十足足了，还是尚未断气，一概当头一棒，打得脑门开花，脑浆迸裂，然后用力一脚把死者踢到路边。一面就草堆上抹拭沾上血迹的靴子，一面咕噜着：“这样的人死去两个还不如狗死去一双。”
人命抵不上狗命，人不如狗，拔离的这句名言流传后世，八百多年后还有人照搬。而且逼死一条人命后，口中一定要照样咕噜一句，这在当时也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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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王赵枢和信王赵榛是太上皇最有才气的两个儿子。作为整个阶层，宋朝的王孙皇子大都腐烂透了，再也没有一点生气，但不能排除其中也有少数例外。拔离见不及此，没有把他二人隔离，分别押送，铸成大错。兄弟们睡在一起，走在一起，得有机会就要悄悄地说话，有时当着人面，不便明谈，只能以隐语廋辞达意。他们也摸出了一个规律，晚间说话容易惊动监守者，别看他鼾声如雷，你们说了什么，明天他还是要找你算账，白天兄弟俩挨着一起走路，倒有机会说话。
赵枢以博学强记出名，一篇一千多字的碑文，过目成诵，回家便能默写下来。诗书史籍，不必说早就背得滚瓜烂熟。这几天，他反复背诵《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准备起义的一段。不言而喻，他的意思是他们像陈胜一样，挨不到渔阳（燕京），即使挨到渔阳，也决挨不到关外，等死耳，不如设法逃出，死里求生。
两兄弟进入逃走的思想准备阶段后，无时无刻不在研究逃脱的具体方案。一天早晨，赵枢忽然背诵起《诗经·桃之华》一首，他把“桃之夭夭”一句反复背了几遍，赵榛会意，兄长已经发出行动的信号。黄昏前他把前两天偷来一直藏入裤腰已经发酸的馍取出来，两人分食了，气力陡长，不久，他们等到一个监防稍疏的机会，悄悄地溜出队伍，蛇一般爬出路面以外，俯着身子，便往斜刺里急奔。
监防者听到脚步声，急从后面追赶上来。赵枢看看势头不好，急把兄弟推进一丛灌木林间躲避，自己索性大鸣大放地站直身体，向相反的方向逃走，故意让金人追获。
不消说，监防者一把把他扭获后，一顿拳打脚踢是饶不了的。赵枢一面让他殴打，忍受了肉体上巨大的痛苦，一面在心里痛快地想道：“打、打，你就打死了俺，俺也不怕。两兄弟能逃走一个就好了。老天可怜见，保佑他挣脱了性命，将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拔离到晚间点名时，才发现逃脱了一名亲王，事非小可，再要去搜捕已来不及。拔离不敢据实报告挞懒，含含糊糊地把一名年貌相当的宗室疏属冒充为信王赵榛。册子上写的仍是信王，没有注销，实际上已换了一个人。好在赵氏宗室人口众
多，这个时候，狼狈在道，一样的须发蓬松，一样的全身只剩下一条漏洞百出的牛犊裤，就让他亲爷娘来，也认不出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信王赵榛。
其他的俘囚都可冒充顶替，以假混真，一片糊涂账，唯独太上皇、太上皇后、渊圣、朱皇后、皇太子这男女老幼五口，是要以活着的正身向大金皇帝献俘的，差错不得，也不好让他们在路上倒毙。因此他们受到的待遇比子弟们要好些。拔离暂时不能在他们身上满足虐待狂，只好在经济物质上打主意，满足了贪欲狂再说。他先是借口垫付的款项太多，自己垫不出来，把斡离不送太上皇六千贯盘缠中的余数扫数提出，卡断他的经济命脉，然后又以公家一切都有供应为理由，把夫妇俩多余存蓄的物资，包括驴马药材等，全部缴公。郑皇后略提抗议说：“公家送来的蒸馍，实难下咽，那两瓶酱菜，求将军留下也罢。”拔离的圆脸上瞪起一双不大的眼睛，喝道：“有玉米馍吃，敢情不错了，还要酱菜甜瓜什么的下饭！你倒不说要肥鸡、嫩鹅，还当当初住在宁德宫中？”
多愁善感的太上皇，经过这段时期的折腾，已把自己修炼成为槁木死灰，一路上目睹耳闻种种惨绝人寰之事，这许多兄弟儿孙在路上倒毙，在中山府以南，爱子信王逃亡，生死不明，肃王被殴击重伤，在白沟时听说张叔夜不愿足履敌境，绝吭死在大宋的国土上。对于这些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他居然能够做到不动心，不动情，不动声色。好像死的、伤的、走的都是陌路之人，与自己无关。很难说这是因为伤透了心、神经已经麻木，还是害怕引灾上身，躲在灵魂的污水塘里，对外界的一切不闻不问。两者都是绝对自私自利、绝端怯懦的表现。
只有行至良乡时，意外地看见一个长着花白须子、头戴瓦棱帽、身穿直罗皂袍的老者，匍匐于地，毕恭毕敬地迎候圣驾，这件不寻常的事情，才使他动一动心。
这个老者早两天就打听到，太上皇一行将道经此地，连夜赶来。他背上一筐炒栗，按照东京供应市场的包装规格，用草纸包了三四
十裹，用一半的炒栗贿赂前驱的铁骑，取得在这里逗留等候的权利，又用剩下一半中的一半献给拔离。铁骑指点他说：这位是押送长官，要他点头首肯了，你才得站在这里。老者以买卖人的殷勤和精明，与他达成了交易，好容易才挤进圈子，取出一套他的所谓礼服，穿戴好了，恭候圣驾。
他在东京时，曾多次瞻仰过御容，其实也不过挤在三四排人墙后面看到玉辂和宣德楼上的官家。回家去就夸说今天面驾，祖宗三代有灵。官家到底是怎样一副容貌，他得之于目见的远不如耳闻的多。何况目前形势大变，服饰又易，一下子就老了十多年，他根本不可能认出官家来。所幸在这队伍中乘坐牛车的只有官家与皇后二人。这辆独一无二、又破又旧的牛车驶来，二圣肯定就在车中，收受过他一裹炒栗的御者，故意把车行的速度放慢，然后用鞭梢往后一指。老者花了两天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见驾仪节，这时按照预定计划全部使用出来。随着御者鞭梢的甩动，他不失时机地把全身俯伏于地，再跪起来大声唱道：“草野之臣李和儿在此恭迎圣驾，敬献土仪炒栗十裹，伏惟吾皇、圣人万安，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