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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朝廷明令伐辽战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前线仍然笼罩在战败的悲观气氛之下，丝毫看不出有一番重整旗鼓的新气象。
撤销了种师道都统制职务的同时，大权独揽的童贯乘机撤销统帅部的编制。统帅部中有一部分可以为他所用的人，都归并到宣抚司编制中去。西军化整为零，分别驻守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及其附近或稍后一带，由各该管区域的将领负责防守，全军实际上已没有一个头儿，一切都要听宣抚使的指挥。
宣抚司的本身为安全计，在胜捷军和童贯自己从东京带来的禁军的保护下，撤至河间府。东京带来的这支禁军现在特从殿前司调来高俅的副手何灌统率。这支军队未经一战，只随着童贯逃跑两次，官兵的员额就减少了一半，比战败的西军官兵损失的比例还要大得多。童贯明知道它无用，打不了仗，只好摆在身边壮壮自己的声势。
宣抚司僚属们由于种师道的撤职，总算在笔墨官司上替主子立了一功，再加上继续伐辽，仍有油水可捞，现在又围绕在童贯左右，并且把他抓得更紧了。但河间府也不算是安全区域，他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继续随时整好行装、打好铺盖，以便随时准备往更安全的后方逃跑。雄州城下战败的回忆好像魔鬼的影子紧紧追赶在他们的脚后跟，紧紧缠住他们的心头。
没想到消息传来，辽军从最前线的对峙中撤走了，撤退到五月二十九日战后的阵地，后来又撤到五月二十六日战后的阵地。宣抚司僚属们还不敢相信这天大的喜讯是事实，派出多起探马前去打听，得到的结果全是如此，于是又议论纷纷起来，然后得出共同的结论：这是耶律大石诱兵之计。耶律大石用兵如神，千万不可派兵前进，中了他的圈套。经过前线几次溃败，他们的确都被吓破了胆，不敢做出比这更大胆些的推论。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的几天中，辽军调动频繁，有时虚张声势地窜入前线佯攻一番，又迅速向后撤。据探马续报，不但白沟河以南的辽军已全部撤清，河北的辽军也是稀稀朗朗的，比决战前夕的兵力大大减削了。
在战胜以后，辽军不但不对败敌加以追击、压迫，巩固新占的阵地，反而步步后撒，这确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马扩想起耶律大石曾经说过一旦前线稳定，就要回燕京去的话。当时为了“前线稳定”四个字，还跟他争执过一阵。现在就耶律大石的立场来说，确是前线稳定了。但他回燕京去的目的无非要解决李处温等一批文官，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使要对付李奭带领的几百名侍卫（那是他们手里拥有的唯一兵力），也只要些许兵力足以了事，何必全师撤退？否则就是辽军统帅部已下定最大的决心，移师北上，准备出居庸关，跟云中的金军决一死战。这是全盛的辽在十年中没有能够做得到的事情。现在凭着残辽这点有限的兵力，要采取这样危险的战略步骤，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除非他们发现金军已有移师南下的迹象，被迫北上应战。但是宣抚司并没有打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另外一种最乐观的想法是，辽军后方的义师风起云涌，已经威胁到他们心膂头目之地，迫使耶律大石不得不回师应付。但即使这样，也用不着全军撤退。耶律大石难道不怕宋军重新部署，跟踵进军，与义军形成夹攻之势，使自己处于进退失据的被动地位吗？
除了这几种不大可能的解释以外，马扩也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兀自在心中狐疑不定。
在炎热干燥的七月中，一天下午，有个穿着得好像小商贩的河北老乡，热汗直淌地寻到宣抚司来找马宣赞。虽然经过煞费苦心的伪装，戏剧化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身份，马扩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把他带到下处，亲切地招呼他道：“六叔，你可是给俺带来了赵杰大哥的消息？”
由于被马扩立刻识破真相，破坏了他事前预期的戏剧性的效果，有点扫兴，但他立刻恢复到应有的严肃和神秘的态度。这是一个在他一生中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被派来执行重要使命，而他自己又充分认识到这项使命的重要性质的人所应有的态度。
“俺没碰到表侄。前些日子，他托人带信来，说跟一个姓沙的兄弟进山去了。”
“六叔听说他们进山去了，这传话的人可靠得住？”
“靠得住。俺那里的人都是有一句说一句，绝不会以讹传讹。”
只要听到他这一句，马扩就放下了心，然后看见他的表情骤然紧张起来，一本正经地说：“俺此来不是为的表侄之事，乃是奉了五哥之令，”他特别强调五哥的称呼，以表示五哥的重要性，“有要公前来与宣赞接洽，还需要去见见宣抚，这里说话可方便？”
他是赵杰的表叔甄六臣，他的五哥就是常胜军的统将之一甄五臣。既然他作为五哥的代表，冒险渡河前来接洽要公，其重要性和机密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马扩告诉他这里是自己的私房，绝没有人来干扰他们。甄六臣还是不放心地东张西望一番，百分之百地确定了属垣无耳，这才郑重其事地把他带来的消息和任务告诉马扩。
他带来的第一个惊人的消息是，耶律淳久病不愈，加上马扩使燕降谕，使他惊惧不已，已于六月二十四日病逝。根据甄六臣口述，耶律淳死后，萧干和耶律大石带着大部分奚、契丹军遄返燕京，拥立萧皇后为女主。为了防止人心浮动和宋军的反攻，萧皇后虽已改元称制，对外仍严加保密。事情已过去十多天，宣抚司对此还是一无所闻，充分说明辽政府对此保密的程度以及宋朝宣抚司谍报工作的无能。
经过这次突然的变化后，由汉儿组成的常胜军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也更加危险了。耶律大石认为它患在肘腋，力主乘大军云集在易州、涿州一带的机会乘势把它消灭掉，以免后患。事实上他已经暗暗地调兵遣将，定下一举歼灭之计。但是曾经统带过常胜军的萧干这时秉承皇后的旨意，力图保全它，并把它完全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以便在实力上保持与耶律大石相平衡的地位，制止了耶律大石的军事行动。他们两人之间出现了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第一次分歧。
常胜军拥有上万名铁骑的实力，它的统帅郭药师是个头脑冷静、机诈百出的军事野心家。无论要干掉它，或者把它的指挥权全部抓过来，都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情。郭药师充分利用时机，利用萧干和耶律大石的矛盾，下令缩短防线，把全军集中到涿州来，以防耶律大石的突然袭击。对前线撤下来的契丹大部队采取严密警戒的态度，不让他们靠拢。对萧干则是虚与委蛇，待机而动。他几次单骑跑到萧干的营帐里，一再对他表示矢忠效顺、誓死无二，让他完全放下心来，却迟迟不接受进山去剿灭义军的命令，仍然是一套老的办法。
这种在矛盾的夹缝中寻找生机的办法，显然不可能持久。他们必须另找生路。
甄六臣带来的第二个惊人消息是：鉴于形势的严重性，甄五臣和常胜军的其他几个高级将领交换过意见，准备投降南朝。只等宋军再次向辽军发动攻势，他们就力促郭药师率领全军在涿州反正。甄五臣代表五个统将，就这个问题向郭药师透露过，郭药师表示了默认的态度。
这两个消息的重要性果然是无与伦比的，马扩立刻把甄六臣带去见了童贯。童贯绝处逢生，在无可奈何的处境中，忽然产生了活机，立刻据情转奏官家。官家准奏，于是第二次伐辽战争又开始了。
但是进行战争准备的第一步就是令人沮丧的。
既然要作战，就得恢复统帅部的编制，任命都统制。众望所归的种师中没有被任命为都统制，反而调到后方去当一名无足轻重的防将。朝廷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几十年来种氏在西军中树立起来的威信和影响连根拔除，这真找到一个绝好的时机了。为大家鄙视、连他本人也没有预想到的刘延庆被任命为都统制，何灌被任命为副都统制。何灌原来也是西军旧人，后来调到东京去当高俅的副手，在西军将校的心目中，这个何灌早已成为朝廷化了的权门依傍者，这种人在军事上不可能再起什么实际的作用（后来他很快就被调到东京去）。人们从这两道新的任命中就可以预卜到战争的暗淡前途。
七月余下来的几天和整个八月都在令人气闷的沉默中度过去，没有看到宣抚司采取什么积极的措施，也感觉不到在前线应当感觉到的紧张气氛。
在这段时间中宣抚司唯一的新措施就是派刘鞈到真定府去接收早在第一次伐辽战争开始前就由他在那里经手招募的新兵。这支新兵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就能击刺骑射，可供前线调拨。另一名幕僚孙渥被派到太原府去协助知府张孝纯募兵，并商量把河东路部分兵员向前方输送的工作。张孝纯身为地方大员，素来又有知兵之称，童贯不得不跟他客气一点，让孙渥去当他的助手。
战争是一种消耗的事业，从长远来看，兵源必须补充，这倒未可厚非。但是无论真定募兵，还是太原征兵，为数都极为有限。现在要紧做的工作很多，特别是经过一战溃败，散处在前线各地的西军还没有完全动员、集中起来，也没有做出任何整顿军务调整前线的计划，倒先去干些不急之务，不知道他们的闷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些什么药。这使得马扩十分纳罕。
此外，马扩还发现新的统帅部确是经过彻底的改组了，改组得面目全非。除了刘延庆本人挂帅印、坐镇统帅部以外，平时进出得最勤的是何灌，辛兴宗弟兄，刘光国、刘光世弟兄，杨惟中，王渊等。王渊是童贯的亲戚。杨惟中镇压方腊后，朝廷赐田赐宅，都出于童贯一力保荐。他们都是西军中的分裂分子，现在霸占了统帅部，使得西军旧人都裹足不前，有时被迫召来开会，也是默默寡言，瞧着你们怎么办。倒是宣抚司的人员和统帅部的新人们拉得很紧，两者沆瀣一气，十分投契，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个调子。
向来不善于发表议论的刘延庆自从挂了帅印后，忽然变得哓哓多言了。他力主持重，反对进兵。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我军溃败之余，士气不振，兵力不足，万无可以战胜辽军之理。为今之计，只有派人到金军军前去乞师，请他们回军攻取燕京，我家送些金帛与它，从金人手里取回燕京，才是万全之计。
马扩知道刘延庆向来言不成章，是西军中出名的脓包货。现在即使议论的还是一条歪理，却也能够说得头头是道。这分明是别人借他的嘴巴说出来，试探试探大家的意思。而他也乐得按兵不动，坐享其成，可以说是投其所好的。
一天，刘延庆又在统帅部大放厥词，宣抚司的僚属们从旁你一句、我一句地帮腔，西军旧人都默不作声。马扩实在气愤不过，当着童贯的面，就和刘延庆争论起来。马扩针锋相对地指出：让金人进入居庸关，暴露我方无力攻取燕京的弱点，是愚蠢不过的行为，其后果不堪设想。他斥责刘延庆身为统帅，掌管着七八万大军，如何说出这等没气力的话来。刘延庆一驳即倒，气得张口结舌，不知所云。这时宣抚司的僚属们又一齐起哄，为刘延庆解围。
“马宣赞有这等本事，单枪匹马去拿下燕京城，事情倒好办了，既省得兴师动众，又省得去与完颜阿骨打那厮费口舌！”
“马宣赞这等本事也难免在雄州城下吃败仗，如今吃了三天太平饭，又来高谈阔论、信口雌黄了。”
这种风凉话是马扩听惯了的，见怪不怪。值得奇怪的倒是向来有些见识的赵良嗣此时也加进来替刘延庆说话，说什么我军暂时无力攻取燕京，借助金军之力，收我渔翁之利，也未始非良策。
“赵龙图直如此小觑我军力量，”由于赵良嗣是辽的降人，他的话特别引起马扩的反感，马扩当即理直气壮地反驳他道，“怎见得我军就无力攻取燕京城？再者你赵龙图久与完颜阿骨打打交道，岂不知他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贪欲？辽之五都，金军已取其四，剩下一个燕京城，还待借助于他，叫他小看了我，将来灭辽以后，岂不将矛锋直指于我……”
马扩还没有说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话，童贯自己先把这层意思抢着说了：“将来的事，哪里论得定？只好到时再议了。”不过他说的恰巧是马扩想说的反面，表明他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实用主义者，“我军两番兴师动众，如若连个燕京城也拿不下来，岂不令官家觖望，朝议嚣然？如今打听到金主正在云中奉圣州督师，近在咫尺之间，赵龙图与马宣赞得便前去走一遭，听听他的口气，也无不可。”
童贯的话说得首鼠两端，他的目的却是清楚的，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燕京城，以便向朝廷交账。可见赵良嗣的这个建议早已得到他的默契，可能还是出于他的授意，现在是等于向马扩发布命令了。对此，马扩作了严正的答复：“今日之事，宣抚要马某去冲锋陷阵，捐生沙场，马某万死不辞。如要马某去干这等丧权辱国、贻祸子孙的勾当，马某却期期不愿奉命。”
“马宣赞言重了，”童贯一听马扩说得斩钉截铁，正义凛然，不禁在心里暗暗发笑，“这小子说话咄咄逼人，专门和人过不去。等到朝旨一到，看你去还是不去？”表面上却仍然赔笑说道，“今天不过大家商议商议，看看有何取胜之道。左右不过是闲谈罢了，并无成议，何必如此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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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不认真地对待童贯的话就会上大当。到了九月初，朝廷果然特派钦差赍来御笔，委赵良嗣为国信使，特擢马扩为国信副使（马扩还是第一次被抬举到这样高的地位），取道代州，前去奉圣州，就近与金主协议合取燕京事项，不得有误。
自己躲在阴暗角落里出鬼主意，还说什么“不必如此认真”，事实上却早已奏准朝廷，以官家名义，强人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御笔就是童贯的万应膏药。事情做得顺手，都是他的功劳，万一出了漏子，官家就成为他的挡箭牌，这些都是童贯一贯的伎俩。当初对付种师道如此，如今要对付一个小小的马扩，他用的也是这一手。对此，马扩虽然十分愤慨，却也没有出乎意料。意外的是这次派来颁发圣旨的钦差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密友刘锜，这倒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传达了圣旨，刘锜把马扩拉到下处，详细地告诉他其间的曲折经过。
原来那天争论以后，马扩也料定童贯会奏准朝廷，强迫他出使。为了先发制人，马扩写了一个条陈，明白地指出，若使女真入关，后必轻侮我朝，为患甚大。他列举了不使女真入关，其利有五，使之入关，其害有九。他不但反对邀请女真进兵居庸关，还积极地主张我军应立即进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燕京城，以防金人背约，遣兵入关，着了我的先鞭，贻后来无穷之祸。然后他分析形势道，辽军一战得利后，反而全师撤退，其故有三：一来因耶律淳之殁，国有内难，回师以固其根本；二来防常胜军异动，以重兵震慑；三来对付西山各路义军的掣肘。近来打听到义军张关羽所部曾在京西出击一次，契丹军吃了大亏，耶律大石奔命不遑（这时马扩还不知道有关耶律大石的确讯，只能如此推测）。他料定我一败之后，不敢再出，我偏要利用他们的内难，出其不意，飙发电举。这不但是形势上的需要，而且也有事实上的可能。我军千万不要蹉跎泄沓，再丧失这个大好机会。
为了使这份条陈能直达御座之前，真正发生作用，马扩把它寄给了刘锜。刘锜不敢怠慢，立刻进呈御览。碰巧那天官家的心情十分舒畅，他当场就朗诵了两遍，玉音琅然地击节称赞道：“伟论，伟论！”
可是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官家一时兴之所至的称赞，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全部接受马扩的意见。事实上童贯的奏疏早已先他的条陈而达御前，官家先已入了童贯之见，认为赵良嗣的计划值得一试，现在又觉得马扩的条陈也很有道理。他沉吟片刻，就做出决定，把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调和折中起来。他对刘锜说：“朕看赵良嗣、马扩二人之计，都可行得通。朕意即派他两个到奉圣州去见金主。一面烦卿到前线去参赞戎机，协助刘延庆筹商进兵燕京之计。如辽果有内难，我军事得利，取得燕京，他两个去了就以祝贺为名，兼商善后大计，不必再提借兵取燕的话。万一前线军事邂逅不尽如人意，自不得不假助他力，与我合取燕京。联此番特擢马扩为国信副使，增重其事权，诸事他都可与赵良嗣权衡商酌，临机应变，总以取得燕京为第一要旨。卿到军前，可与马扩委曲说明，并道朕对他倚重之意。朕的手旨，也烦卿一并赍去了。”
其实官家的意思，也还和童贯一样，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燕京城，否则上无以对祖宗之灵，下无以塞朝议之口。至于用谁的力量拿到它，倒还是次要的问题。他虽然两用马扩、赵良嗣之计，在内心中毋宁认为行马扩之计，要担一点风险，还不如行赵良嗣之计，直截了当就可取得燕京。花一点金帛，对他是无所谓的事情。因此，在两者之间，他是有所侧重的。这一点刘锜心里很清楚。手旨中的要点，是要马扩等克日前往奉圣州。马扩可以违抗刘延庆、违抗童贯的命令，却不可能违抗圣旨。既然圣旨中明确地规定了任务、行程，到了此时，马扩纵使再有一百个“有利”、二百个“不利”，也无处去说了。他只得怏怏然溢于言表地告辞了刘锜，与赵良嗣一起动身，取道河东边线的代州前往奉圣州。
能够作为自己的主人的人，一般都在干着与本身愿望相符合的事，有时迫于环境，虽也会去做一些相反的事，但只限于特定的场合。马扩曾经多次出使辽、金，每一次都认为自己要去完成的任务有益于国家，也符合他本人的意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地意识到他这次出使要去执行的是别人强加于他，与他本身意愿绝对相违反的任务。换句话说，他此行要去执行的任务，完成得越符合上面的要求，就越加给朝廷带来严重的灾祸。但是这个朝廷的主人——官家，不会因他这样忠心耿耿而感谢他的，因为他与官家之间隔开的层次实在太多了。高高在上的官家怎么可能清楚地了解一个沉在底层的微末武弁的一切想法呢？官家既然称赞他的条陈为“伟论”，又怎么可能忽略了他杂陈中最主要的一点，反而派他到金邦去执行一项他最反对的任务？
官家确实不可能了解马扩的观点。在官家的想法中，还认为“两用其计”是满足了马扩一半的愿望，而特擢他为国信副使，又满足了他另外的一半。过去马扩只以随员的身份跟随父亲出使金邦，没有正式名分，现在他作为龙图阁学士赵良嗣的副手出使，他的名字、官衔都要载在国书上，这就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他应当为了这两个一半拼成的完全的满足，为了官家对他沛施鸿恩而高高兴兴地前去奉圣州“履新”才是。
官家理解的马扩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马扩，好像他理解的其他在官场的梯阶上一直向上爬的千千万万名官员一样。
马扩的条陈写得如此明白，又经过官家信任的可以在他面前说话的刘锜在其间疏通，不料得到的结果还是与他的本意大相径庭。他不由得第一次想到童贯之所以如此“得君”，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取得官家的御笔，这是由于童贯与官家之间的想法大致相同，而他本人与官家的想法却是很不相同的缘故。
这时，马扩第一次想到他本人与官家之间的关系。
对于他，官家本来是高不可攀的，但他过去从未想到过这一层，这是因为他一向崇拜官家是天纵聪明、洞烛一切的，而他自己过去干过的、现在正在干的和将来准备去干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官家的利益，他与官家之间根本不存在扦格凿枘的可能性。过去事情也有办得不顺手的时候，那都是王黼、童贯一干人在中间上下其手、为祸作祟的缘故，与官家无涉。至于政宣时期许多荒谬的陋政，也由于同样原因造成，与官家无涉。这一次，他和官家的距离骤然缩短了，官家欣赏他的才能，在御笔中亲自写了“特擢马扩为国信副使”几个字，还嘱刘锜转言对他倚任之意，他倒反感到自己与官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正是这个天纵聪明、洞烛一切的官家为他的“事业”带来了许多碍手碍脚。如果官家真是聪明睿智、洞烛一切的，为什么竟能接受童贯这样一个明显的荒谬绝伦的建议，要求金军入关，拿下燕京城，好像过去下令全军不得渡河挑衅一样？难道官家就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是给他的朝廷和他本人带来无穷之祸吗？
这个“为什么”忽然好像一颗种子植进马扩心里。从此，马扩常常要想到一些他的能力暂时还无法解答的问题来苦恼自己。
马扩把希望寄托于军事的进展。官家让刘锜来前线参赞戎务是目前唯一差强人意的措施。他出发前，把军队萎靡不振的情况与刘锜谈了两次。军方的情况虽然复杂，但他深信刘锜之到来可以起协和诸将、团结战友共同赴敌的积极作用。在军事上，主要是人事问题，西军将领一般都愿为国驰驱，只要制订出明确的军事目标和计划，稳定了他们的情绪，抚慰了他们的不平之气，军事前途就乐观了。
因为官家御笔中有“临机应变”四个字，马扩抓住了这一句（有时候，他自己也要以御笔为工具与别人斗争），就有理由与赵良嗣力争。在出发前帮助刘锜做了一些工作，出发后又在代州淹留了八九天，直到他们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以后，才正式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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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扩、赵良嗣等一行人离开宣抚司后不久，一个出人意料的新局面出现了。
似乎为了补偿七、八两个月淹留不进的损失，到了九月上旬，前线忽然活跃起来。童贯、刘延庆受到朝旨的谴责和刘锜的督促，不敢再说什么“按兵不动”的话，连日召开军事会议，要大家勠力同心商议进兵之计。原来心灰意懒的西军将领们也积极起来，愿意在会议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原来驻扎在安肃军的杨可世、驻扎在霸州的王禀行动神速，一俟会议有了决定，立刻把部队带到雄州，会合其他将领，先后于九月初十、十一两天渡过界河白沟，实现了伐辽战争以来第一次的越界进军。
杨、王大军渡河并没有遭到敌军真正的抵抗，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战斗，但它具有信号的意义。这时在残辽后方的各种反辽势力好像布满在各个角落里的火药包，单等引线烧着，就乒乒乓乓地爆炸起来。它们纷纷出动，到处举义，驱逐零星的辽军，占领乡村城镇，顷刻间就形成燎原之势。
形势的发展比西军按照常规的进军要迅速得多。杨、王大军渡河后的第二天，刘光世的选锋军也跟着渡河，并且跑在杨、王前面。他比诸将先行一步，一路上只受到牛栏军零零星星的抵抗，很容易就收复了新城。九月十五日，消息传来，易州军民在一个有胆识的和尚领导下，举起义旗，杀死守城的契丹军官，强迫知州汉儿高凤以州城迎降，响应大军。刘光世刚刚接管了易州，坐席未暖，又传来更加惊人的消息：九月二十三日，辽军都押管、常胜军统领郭药师俘获了萧干的叔叔、涿州刺史萧余庆，统率全军九千多人，以涿州及其所辖的四个县城来降。
常胜军来降是震惊一时的大事件，它已酝酿多时，果然在人们的意料中爆发了。它的过程是这样的。
常胜军统将甄五臣等人早已和宋朝宣抚司接触联系，约定宋军一渡过界河，他们就发动兵变。郭药师对此虽然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易州易帜以后，谣诼纷传，萧干也看到大事不妙，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以挽回颓势。九月二十二日，萧干凭着泼天大胆，居然只带着少数随从，跑到涿州来劝说郭药师“效忠皇室，屏藩帝京，永作大辽之荩臣”。郭药师再想观望观望，设宴招待他。这一次是甄五臣、赵鹤寿等将领等得不耐烦了。甄五臣一言不合，就拉出刀子来杀死了牛栏军统军萧遏鲁，萧干带来的其他将领也死在乱军之中。郭药师在这既成事实面前，只好起来响应。萧干在醉醺醺的酣饮中，听到兵变，惊出一身冷汗。郭药师又做了个人情，亲自带着城门的钥匙，把萧干护送出城。
郭药师这才真正积极地行动起来。他立刻发兵把严密监视他的萧余庆捉起来，尽占府库中的财帛粮食，稳定了城里的秩序。然后派甄五臣、赵鹤寿两名统将率部前去迎接宋军，负弩前驱。过了两天，他本人也到统帅部来参见都统制刘延庆。
常胜军的迎降，涿、易两州的收复以及其他各地义军的响应，为北宋军直趋卢沟河、攻打燕京城铺平了道路。于是在几个月前，甚至在旬日前还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变得可能了，或者说，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了。
十月初，有一支十多个人的巡哨队奉命出去巡哨。他们都是刘鞈在真定招募的新兵，号称“敢战士”，由一名姓岳的二十一岁的小队长率领。他收到的命令只是在附近地区巡哨，但这个青年军官显示出过人的胆略和出众的才能，不仅仅以完成这样一个普通的任务为满足。经过当地居民向导，他们这支队伍居然远远越出任务的范围，渡过卢沟河，一直巡哨到燕京城下。这个姓岳的小军官还画下一幅形式上不那么正规化，而在实际上却很有参考价值的军用地图，标明他们经过的道路、河流、桥梁、渡口以及他们所了解到的辽军的薄弱配备情况，向军前汇报（这幅地图中他错误地把燕京城标上了黄龙府的名称，认为黄龙府就是燕京城的别称。这个错觉在他头脑里扭不过来，以至到了许多年以后，他已成为一代名将，还认为自己曾到过黄龙府）。
这个小小的军官由于这一越轨行动而受到纪律处分。但是军队是一种奇怪的组织单位，有时受到奖励的人反而被大家鄙视，受到处分的反而被人们称道。这个小小的军官因为这一次受的处分忽然成为大家注目的人物了，他干下的这件小小的越轨行为壮了许多人的胆量，特别是壮了都统制刘延庆本人的胆。刘延庆本来也是个急功好利之徒，现在看到前方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辽方的防御系统似乎已经全面崩溃，他的大本营再要牛步化地前进，显然是跟不上形势了。他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忽然忘记了一切的“持重”“谨慎”，以急行军的姿态把统帅部从新城搬到易州，又从易州搬到涿州，不断地北移，累得宣抚司的僚属们气喘吁吁地赶不上来，叫苦连天。他们显然也是为了要抢到抢先得到的好处，忘记了所有的“持重”“谨慎”，一反前议，快马加鞭地从河间府一直追赶上来。
牛栏军的阻击，基本上是停止了，有相当军事才能的萧斡里剌这时在南线负责指挥，他不断地把正规部队往后撤，最后和萧干的大军会合在一起。北宋军队顺利地到达卢沟河南岸，这才发现萧干、萧斡里剌统率的奚军还是相当完整的。一部分有组织的契丹军这时也在他们的指挥下，与北宋军隔河对峙。看来还待经过一场决战，才能分出雌雄。
要立功逞能的郭药师及时献上一条奇袭燕京城的计策。这条计策大胆泼辣，要冒相当的风险，但是郭药师言之凿凿，似乎很有把握。按照形势来分析，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很多高级将领都支持它，刘锜也支持它，刘延庆对此也有很大的兴趣。既然大家的意见一致，经过一次军事会议的详细讨论，确定了奇袭的具体部署以后，就迅速行动起来。
十月二十三日夜晚，杨可世、郭药师率领先行军，然后是刘光世率领接应军，两批人马，先后出发。他们要绕到辽大军的背后，乘敌之虚，迂回曲折地前去奇袭燕京。计划经过周密研究，切实可行。在付诸实施时，一切也都很顺利。只要奇袭得手，两百多年来的辽局，在两三天就可以见分晓。而北宋建国以来一百多年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比这次奇袭更加重要的。因此奇袭军出发后，大家都在兴奋、紧张地等候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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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一根绷紧得太长久的弦线，如果不是一下子绷断了，就会失去弹性，慢慢地松弛下来。残辽政权中大部分统治阶级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经过十年来辽、金之间的血战（那是一系列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的激战）以及这一两年来风雨飘摇的动荡形势（那是数度使他们濒于亡国边缘结果又奇迹般地把他们保存下来的动荡形势），特别是经过这几个月以来决定归降宋朝以后，又发动了一次大战打败宋军，胜利了又把大军撤退以缩短防线的微妙局面以后，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培养成一种安之若素的心理，并没有那么紧张、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也不是上下一致，发愤图强，力挽狂澜，反而是乐天知命，变得相当安定和轻松了。他们既没有把刘延庆的十万大军压卢沟河而阵、直薄京师的处境看不得了的大事情，更不会觉察到北宋军已经在发动一场将在未来几天就可以决定他们国家命运的奇袭战，而加以预防、反击。
总而言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处在一种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中。这是持续得太久长的紧张和恐惧心理造成的后果。
目前辽政权的中心人物是萧皇后——她的闺名为普贤女，成年后嫁了已被封为国王的耶律淳，被册封为德妃。随着耶律淳晋级为皇帝，她也晋级为皇后。耶律淳逝世后，她改元称制，已成为事实的女皇帝，但在称呼上仍保持皇后的称号。如果单从表面上看来，在决定她国家命运的前夕，十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她也和平常一样安闲地处理政务，和平常一样安闲地与大臣们筹商御敌之计，只有一点儿区别，就是在当天傍晚，她发出了明晨要到卢沟河前线去御驾亲征的命令。摄政的皇太后御驾亲征，是辽的传统。当年澶渊之役，景宗睿智皇后萧燕就带着小皇帝圣宗御驾亲征，几番冲锋陷阵，最后定下和约，被传为一时盛事。如今萧皇后以祖宗为法，也要发动一次亲征。对于她，好奇和炫耀的成分多于悲壮的成分。因此，即使下了这样一道不寻常的命令后，她的态度还是像往常一样端庄矜重，从容不迫，有着充分的自信，丝毫不显得慌张失措。
难道以聪明、能干、见事明白著称的萧皇后没有看出危机已迫在眉睫之间？不错，她确实是聪明、能干、见事明白的，否则她怎能从一个普通的贵族妇女一跃而居皇后之位？她的这个皇后并非依靠丈夫之力，而是丈夫依靠她微妙、灵活的手腕，才坐上皇帝的宝座的。她确实是聪明、能干、见事明白的。可是聪明人有时也会干蠢事，他们总是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局面、控制局面，主观上自信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客观上却常用一双自作聪明的手亲自铸造了危机，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而不自觉。
在人类历史中曾有屡见不鲜的例子表明以聪明、能干为其特点的典型人物总是得到了很多、失败于一夕，在非决定性的事务上积累了很多便宜，在决定性的事务上一败涂地。除了思想麻痹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外，还有种种其他的原因。
萧皇后一生复杂的经历，正好说明她是属于上述的一种典型。
萧皇后出生在一个中上级的奚贵族家庭，她攀上了一门好亲。自从与耶律淳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她就理所当然地进入辽的最高统治层，并且开始了一帆风顺的政治和交际生活。她一贯地运用不露声色、不着痕迹的巧妙手段，协调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博得从天祚帝以次的契丹、奚贵族以及汉儿的高级南面官等一致的好评。一般说来在男性中间普遍获得好评的妇女，未必能在同性中间获得同样的声誉。异性相吸、同性相斥，这一条物理规律也适用于人事，她却与众不同地能够使同阶层的妇女们也对她产生好感。这是因为她运用了另一条物理规律：减少摩擦面就能加速事物运动推进的速度。这一条物理规律似乎也适用于人事。从两性之间得到的好声誉给她带来了实际的好处。她使得老拙无能的丈夫突出于所有的宗室之上，高居贵族的首席，后来又使他成为皇帝。其实以“亲”“尊”“能”这几项标准来看，他都轮不到皇帝的座位。很显然，这是靠贤内助替他铺平了道路。后来她又使脾气急躁、有勇无谋的哥哥萧干居于实力派的耶律大石之上，封为四军大王，统帅全国的军队；又使得资格比较后进的南面官汉儿李处温处于老资格的左企弓、虞仲文之上，雄踞首台之职。在文武两方面，她都能左右逢源。当丈夫病危之际，她已经在事实上代替丈夫日理万机。丈夫逝世以后，无子可传，在名义上，她也取得摄政的地位，改元称制。这个位置对于她正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用不着花多少气力，制造什么舆论，自然而然地就落到她身上来了。
现在她面临着北宋军队的进攻，面临着境内汉儿，甚至还有契丹人、奚人、室韦人、渤海人等参加在内的武装反抗，面临着奚、契丹两大族贵族之间的矛盾等麻烦事情。这一切都难不倒她。她抱着充分的自信坐上了宝座，似乎已经胸有成竹地着手去解决这些难题，相信一定能够妥善地解决它们。如果没有这一股气凌山河的气概，她就没有勇气登上这个宝座了。
可是她毕竟碰上了一件以她的聪明、能干也无法解决的难题。她导演不好《将相和》这出在现实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戏。她没法在耶律大石与李处温的矛盾中间想出一个妥善的、可以两面摆平的好办法。形势逼得她非要在两者之间有所取舍不可。
耶律大石和李处温两人并无个人恩怨，李处温十分明白他以一个汉儿南面官的身份要保牢首相的位置，一方面固然需要皇后撑腰，一方面也要得到军方实力派耶律大石的支持。他也明白萧干虽然号称四军大王，实际上军权掌握在耶律大石手里，何况萧干对自己也没有好感。因此他对待耶律大石的态度多少有点巴结、讨好的意味。从耶律大石一面来说，过去他固然瞧不起汉儿的南面官李处温，但是瞧不起的程度也没有超过左企弓等其他的汉儿。李处温身为首台，为顾全大局计，见了面也不免要点点头，敷衍两句。自从发现了赵良嗣的来信，特别发现了他和马扩的勾结，危及宗社以后，这才形成不两立之势。他决心要诛灭李处温、李奭父子俩以安社稷。这个决心早向萧干透露过，得到萧干的同意。不幸萧干在皇后面前漏了风声，皇后一听到消息，不禁大惊失色，她坚决地制止他们的行动，并想采取措施，把事情缓和下来，消弭于无形。
皇后起先是亲自出面替李处温解释，说他“矢忠为国，一心无二，朕知之甚深，林牙休中了宋人的反间之计”。后来索性加封李处温为番汉马步兵都元帅，让他插手到军队中来，在名义上，萧干和耶律大石都要受他的节制，使耶律大石有所顾忌，不敢贸然下手。这两个步骤都未能奏效，耶律大石还是扬言要尽诛逆贼，这迫使她不得不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耶律大石软禁起来，以保全李处温父子的政治地位和身家财产。
萧皇后明知道耶律大石是国家的柱石，是真正举足轻重的人物，把他软禁起来，其直接引起的后果就是全体契丹贵族和契丹军队的解体，进一步就是整个政权的解体。以萧皇后一向的聪明能干、见事明白，她不是看不到这些明显的后果。何况采取这样激烈的步骤，与她一贯奉行的生活信条——不增加摩擦面也是不相符合的。她主观上决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故，可是她不能不这样做，因为她没有其他的选择。
在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她果然是匠心独运，机巧百出，极尽聪明能干之能事。要把英鸷绝伦，手中又握着十万大军的耶律大石扣留、看管起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敢于这样做。她正是利用了这种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想法，才动了他，并获得成功。这说明事情关涉到她的切身利害，她不缺乏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把国家和宗社的命运孤注一掷的勇气。
她首先挑动了哥哥萧干由于不是由他指挥全军，却是乖乖地自动把指挥权让给耶律大石，因而使耶律大石获得战胜者的全部荣誉而产生的嫉妒性，破坏了两人的友谊。然后，她又在有意无意中扩大了萧干在处理常胜军的问题上对耶律大石产生的反感。她的挑拨十分巧妙，不露痕迹。有时在言谈之间，她虽然也以耶律大石的功高震主、咄咄逼人为忧，但也故意严厉地批评哥哥处理问题不当，这样就使萧干完全居于与耶律大石相敌对的地位，拆开了他们的搭档，她就有机会为李处温缓颊。
然后她又充分利用了耶律大石过于自信的弱点——耶律大石也像所有的人一样相信自己在国内所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与皇后、四军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从全局考虑，他们绝不敢动他。耶律大石确是过于自信了，过于疏忽了，皇后就是利用他这个弱点，命令萧干的副手萧斡里剌带了一批人把耶律大石扣留起来，看管在自己的私邸里。然后宣称大石林牙因病告休在家，暂时不得出来处理军务，所有契丹全军，权由番汉马步兵都元帅李处温兼管。
拘留了耶律大石以后，萧皇后又完全出人意料地驾幸耶律大石私邸去“慰问”他。这座元戎府已经变成拘禁囚犯的临时看守所了，皇后不惜降尊纾贵地亲自跑到囚室去面致慰安之意。她微微地谈到她——未亡人为了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摆平朝局，不得不出此应急手段的苦衷，希望得到他的谅解。
“陛下苦衷，臣所深知，”耶律大石好像一头在槛栏中的猛兽，虽然失去行动的自由，却没有失去咆哮的自由。对于皇后的慰问，他的应答是有礼貌的，但这一句含蓄很深的话就像一枚尖针锐利地刺进她心里去。后来他越说越不客气了：“陛下思虑周详，对各人的身家安全都照顾到了，唯独没有照顾到大辽的江山社稷。”这时耶律大石激愤已极，好不容易才把已经滑到口边的“陛下是不爱江山爱面首”这句话勉强截留住。
“卿在家好生休养数日，”萧皇后真是个了不起的妇人，她不但敢于为人之所不敢为，还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对于耶律大石的人身攻击，她居然也隐忍下去了，还是好言好语地慰劝道，“卿为国家柱石，一旦前方有事，少不得又要卿出来勉为其难，与大臣们和衷共济，同赴国难。”
皇后的意思是明白的，只要他同意和衷共济，就可以有条件地恢复自由。
耶律大石宁可丧失自由，不怕丢失性命，也要贯彻初衷。他的回答也是毫不含糊的：“陛下明鉴，”他做了一个猛烈的手势，表示毫无妥协之余地，这不但对于一个囚臣，即使是一个当朝大臣也算是十分失仪的，“微臣今日无力为国家除去心腹之患，到得大难临头，即使有心要为陛下效劳，只怕大势已去、力不从心了。”
萧皇后软硬兼施，都不能达到她的双方兼顾、公私两全的目的。现在她知道自己已经铸成大错，即使聚燕京一路六州十一县之铁也熔铸不出这样一个大的“错”。笨人犯的错误，往往出于一时的鲁莽少谋，聪明人的错误却常是经过千锤百炼、精心铸制的，因此后者比前者更难于补救。萧皇后铸成这个大错后，事态的急遽发展，果然一如她事前的预料。前线军队节节后退，宋军跟踵前进，杀过界河，常胜军叛变，附郭州县，纷纷易手。李处温这个番汉马步兵都元帅，既不能都统汉兵，更不容插手番军，马步兵都不听他的指挥，反而成为内外交摘丛垢的活靶子。这时休说李处温，就是萧干也无法节制已经瓦解的契丹军，只好把全军撤退到卢沟河北岸，与宋军隔河对峙。北宋的大军距燕京只有百余里之遥了。
萧皇后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她决心把错误坚持下去，决心不改弦更张，重新起用耶律大石。耶律大石或许可以拯救她的国家，但是决不愿拯救她的个人生活，这一点她是看得十分明白的。仅仅为了堵塞指摘者的嘴巴，她才下令撤去李处温都元帅的职务，然后下令御驾亲征。
她把希望寄托于亲征。二十三日傍晚，她派去一名亲信传旨给前线的萧干，要他做好决战的准备，明天清早，皇后要率领全体宫廷侍卫，亲自来卢沟河督战。把朝廷的命运，押在这最后的一张王牌上。
兰沟甸的胜利，使她产生乐观的想法，宋军并不是那么可怕的。耶律大石做得到的事情，她，萧普贤女也同样可以做到。没有耶律大石，难道当真天就塌了下来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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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贵族统治集团越是接近它统治的后期，就越加汉化得深。这就是说，辽贵族在军事上征服了汉民族，经过若干年代，他们在文化上、在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反而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征服。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征服是无孔不入的，最后必然要解除军事征服者的武器，而使之成为完全的俘虏。辽的朝廷到了这个时期，即使是持有最狭隘的民族观点的老派贵族们，他们满脸瞧不起汉儿，自己却也诵孔孟之书，吟李杜之诗，闲下来还得会填词作曲。一般的宗室贵族，更加是靡然从风，征歌逐色，宴饮无节，似乎生活得不像个汉族士大夫，就不足以与他们的高贵身份相称相配。这在当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了。
萧皇后是辽贵族的领袖，在这一点上当然也不能例外，她越是在稠人广众之间也就越发以礼度——汉家的礼法制度自持。
丈夫长期的痼疾，曾经使得这个身体和心智都十分健康的贵妇女心力交瘁。她要当那么大的一个“家”，还要小心服侍他的疾病，至少在表面上做到每一碗汤药都要她亲口尝过才放心送去给丈夫服用的程度。她始终享有丈夫对她的尊敬和依赖。丈夫终于不可避免地死去了，他的死亡不但使她坐上皇帝的宝座，还使她摆脱一个用汉家礼节的标准来衡量的贤惠妻子对于一个生病丈夫应尽的责任、义务和一切束缚。她从内心中透出一口长气来。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一个用同样标准来衡量死去丈夫的妻子也有同样多，或许是更加多的义务和束缚。她不能够忘记在臣僚面前必须压抑住这种透一口气的轻松感觉和有时会不自禁流露出来的内心喜悦。她每天必须摒除铅华、浑身缟素地以一个未亡人的身份莅朝听政，她随时不能忘记用悲戚的声音和哀悼的表情来提到“先皇帝”。这个称呼永远是以眼泪为伴侣的，然后她再兢兢业业地对臣僚们表示要保住“先皇帝”（流泪）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
单从这点表演来说，可说是十分成功。满朝臣僚，包括老派的契丹贵族、奚贵族在内对皇后都十分满意。汉儿们自然更不必说。
可是傍晚以后，当皇后已经退入内宫，追随她的只有一群亲信的宫女和内监。也就是说，当她演剧对象已经离开观众席的时候，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她愿意做的事情，而无须再勉强地以一个悲旦的角色出现。她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一条“从今后，永不照菱花镜”——在那一段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成为所有寡妇必须遵守的戒条，在几十盏明灯、十多支大蜡烛照耀之下，她站在一面长可及身的大铜镜面前试换新装。
她有数不清套数的新装，即使在她当了寡妇以后也没有改变生平喜欢设计新装、裁制新装、改换新装的癖好。这真可算得是“寡人之癖”了。可是今晚她要试换的这套新装却是不同往常、不同凡响。它是花了几天时间，急忙赶制出来以应明天亲莅战场督战时穿戴之用的一套全银纯素明光鱼鳞细铠，加上一顶耀霜凤翅盔。它们挂在铜镜旁的壁间，眨着千百只魔鬼的眼睛，似乎正在搔爬她心头的痒处，又没有搔得很畅快。这对她构成了极大的引诱力，使她迫不及待地把它们穿戴起来，禁不住一声从内心中发出来的欢呼。
可以给萧皇后戴上许多光荣的头衔。她是贵妇人，是王妃，是皇后，现在又是事实上的女皇帝。
当她机变百出、左右逢源地协调百僚、莅朝临政时，确确实实是个政治家；当她纵横捭阖、操纵自如地与使节们进行谈判时，她很像个老练的外交家；她当上王妃后，劝说耶律淳施舍出十多万缗的钱财修庙缮寺，如今燕京城里的悯忠寺、北极庙、净垢寺三大古刹中都竖着善男子耶律淳、信女萧普贤女敬舍助修的石幢石塔，她在那里顶礼膜拜，专心朝佛，俨然就是个虔诚的宗教徒。谁又想得到当她还是个闺女的时候，就喜欢到口外塞北去参加贵族男子们大规模的围猎，夹在骑射绝伦的武士们之间，她照样骑得劣马，挽得柘弓，有时也射倒一头两头麋鹿，在胆识和技艺两方面，都不愧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猎手。
她还是个语言专家，识得契丹文、汉文和西夏文，能够同时与几个部落的人用不同的语言说话。
最后，在生活的舞台上她又是一个演技优秀、表情逼真的表演艺术家，在一场戏的几个分幕中，她可以同时扮演悲悼的未亡人、庄严的女皇帝、带兵出征的指挥官等不同的角色，演来都丝丝入扣，恰到好处。总之，她是无所不能的，她的聪明、能干就表现在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她所需要变成的人。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说来，她首先还是个爱娇的女人。一个善自修饰的美丽的贵妇人在生活中永远离不开一面宝镜和一套新装。当这两件合并到一起占据着她的全部心灵时，她可以完全忘记自己的政治、外交、军事的活动，自己正在扮演的各种角色，而穿上这套新装，对着这面宝镜变换出千百种表情，引起千百种联想，终于把她的内心深处完全照出来，达到心神俱化的程度为止。
明天的战争可能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想起这个未免使她有点扫兴。她是个乐观主义者，暂且把它撇开不管，先欣赏欣赏自己在宝镜中反映出来的美妙身段再说。萧皇后已经接近中年的危险年龄，即使每天十分劳瘁辛苦地处理着军国大事，还是不能够完全消化掉她从丰富的营养中摄取得来的脂肪，因而使她显得比自己愿意看到的更为丰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