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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的饯别宴会，虽然没有达到他事前预期的目的，童贯对他的冷淡以及赴宴时间之短促，说明这个老练的对手，不愿意让蔡京在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但是东京的市民们，早已对这场宴会做出迅速的反应，并且借以证实许多情况。
市民们在年初第一次听到伐辽战争的消息以后，曾给予狂热的关注。“也立麻力”的故事也曾流传一时，家喻户晓。他们把这个新颖的名字和这场新鲜的战争联系到一块儿了，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关注以元宵那天他们目击的告庙大典为最高峰。经过那次告庙——官家亲自把伐辽的消息上告祖宗之灵以后，没有人再怀疑这场战争。可是，后来这方面的消息忽然沉寂了。有人从西北带来边防军正在调动的消息。这似乎有些音响。可又有人反驳说，军队调动是寻常事，焉知它调到东西南北去？总之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它正在积极准备。于是人们就以他们过去否定怀疑论那样有力的理由来否定自己的确信。因为在这动荡多变的政宣时期，本来没有一件事可以说得太肯定。朝廷对于祖宗神祇的信誓旦旦和它对老百姓乱许愿心一样，都是说了不一定算数的。
现在市民们从这个宴会中正确地推断出这场战争不但势在必行，而且时机已迫在眉睫，负责前线军事的童贯不久将启程。这场宴会以及童、蔡两个的祝酒词和答词被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到了完全失真的程度，但它证实童贯启行在即。于是怀疑论一扫而空，人们再度掀起热切关注战争的热潮，而童贯一时也成为众目睽睽的风云人物。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对童贯的评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固然是他的声名一向狼藉，受人鄙薄；一方面，又因为他日前的红运高照，受人羡慕。在官场中，童贯更成为你抢我夺的香饽饽。第一等有交情的大员们可以为他设宴饯行，次一等的只够利用公私场合见面的机会跟他说句话，再次一等的只好转弯抹角地钻门路、找小道去跟他进行一项心照不宣的买卖。在这方面，童贯倒是一视同仁，不分尊卑贵贱，只讲现钱交易，你出价多少，他就给你多少货色，掂斤播两，两不吃亏。童贯为人有胆量、有担当（当然只是指这方面的勾当），经他的手委派出去的差使，一般都可以在短期内捞回本钱，外加相当的利润。这比干着同样事项的文官们要爽利得多。因而人们宁可多钻些路道、多花点本钱，跟他打交道。
有时，童贯甚至于表现得很讲交情，非常通情达理。
有人指名要那个差使。
“这个嘛！倒教咱家有些为难了。”他沉吟半晌回答道，“前天何枢密的儿子来谈，也要这个，虽没说定，却也有了六七成的成议了。咱家不看他面上，也要看他死了几年的老子面上。”他现出了为难的神情，然后果断地做出决定道，“也罢！谁教咱家的孩子一定要干这个，既是这样，一言为定，这就让咱孩子去干吧。何枢密的儿子咱另行安排。”
这里虽然也含有板削价的意思，但是人家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并且说过了是算数的。不过他也不肯让已经付出相当代价的何枢密的儿子过分吃亏，并不在乎他的老子是否在世。交易就是交易，从交易的观点来看，他调度人事，分配肥瘠，倒是相当公平合理的。王黼、蔡攸，下至转运使詹度、转运判官李邺、知河间府黄潜善、知雄州和诜，也要借这场战争大做交易，这些文官满口仁义道德，做起交易来，却是一项道德也不履行。童贯从来没有讲究过什么道德，实际上倒是遵守商业道德的。
卖前线之官，鬻战争之爵，这是作为军事负责人童贯理应享受的特权，但它和王黼、蔡攸之间的界限还是混淆不清的。王、蔡两个没有他的手面、气魄，又不肯担点风险，却有着同样大的胃口。他们不喜欢童贯大权独揽、说了就算数的作风，更不愿把实利拱手相让。他两个常常联合起来，以二对一的优势，夹攻童贯，迫使他不得不吐出一部分已经到手的利益。经抚房是他们的分赃所。因为分赃不匀，发生口角，甚至闹得揎臂捋袖、剑拔弩张，关系十分紧张，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童贯被夹攻得走投无路，索性做出掼纱帽的姿态，愤然说：“太宰、学士高兴，就请亲自去北道走一遭。咱童某在家纳福，何乐而不为？何苦为他人作嫁衣裳？吃苦的是咱，好处到手的是别人。”
王、蔡两个明知道要撵他还撵他不走哩，他怎舍得掼这顶乌纱帽。可是事情闹出去，大家面子上不好看，有时也不得不让他三四分。只有权势和实利在三人中间取得大致上的均衡时，他们的关系才比较协调。
雄州前线自成立宣抚司以来，虽然还没发生过正式接战，但它每天要给在东京遥控的宣抚使本人递来一份，有时甚至是两份、三份四百里急报，表示它的人员有公可办，并非白吃闲饭。
急报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攻击西军统帅部，不是说它目无宣相、擅启兵衅，就是逗留不前、贻误戎机。擅启兵衅与逗留贻误是一对截然相反的对立词，宣抚司在两者之间画了一条细如发丝的界线，统帅部要是超过或者没有达到这条界线的万分之一寸，都足以构成莫大的罪名。宣抚司里有的是伟大的发明家，他们在要津之上布设了一条不容跬步的独木桥，让渡河者纷纷自行失足坠下，这是“欲加之罪”的最好的办法。此外，他们只好诉诸捏造之一法。捏造些靡费军需、中饱军饷的情报，暗示统帅部的人员，并非个个都像吃斋的和尚那样一清如洗的。
以河北边防军统帅自居的知雄州和诜，也时常有文书申报经抚房。河北边防军原来所属有四个军区，高阳关、定州、大名府、真定府。自从澶渊之盟罢兵乞和以来，这几个军区早已虚有其名，剩下一些残兵疲将，只够在地方上欺侮老百姓，根本建立不起军部来。和诜这个名义上的统帅实际上是无师可统，只好擅地理之胜，在谍报工作上卖力一番。他的确派了一些人混入辽境，把访问得实的，仅仅得自传闻、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断的，以及完全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军事情报，不断地往上申报。
已定的国策，为谍报工作定下了调子，而谍报工作又为制定国策提供了必要的“事实”根据，两者配合得十分默契。和诜据说是被内定为副都统制的人物，他没有其他的本钱可以运用，只好在创制这些主观色彩十分浓厚的谍报工作中大卖身手，以便取得跟都统制种师道相颉颃的地位。
王、蔡、童三个在分赃吵闹之余，也抽些时间议论所谓军国大事。他们根据宣抚司和和诜的一些情报文书，做出下列相应的措施。
打仗作战，即使仅仅是名义上的战争，总得要有一支可靠的部队，西军虽然已经调往前线，但是种师道老气横秋，绝非仁柔可制之辈，将来童贯调遣应用，掣肘必多。因此他们一致决定要让童贯自己统带一支信得过的军队北上。他们准备在京师的禁军中抽调五万人马，作为宣抚使个人的护卫部队，由他直接带往前线。一来以壮宣抚使的声势，二来可以约束西军，使它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三来也可以调剂调剂禁军，把有关人员大量安插进去，为他们图个进身之计。这真是一箭三雕之计。
可是要在残缺不全的京师禁军中抽调出五万名步骑兵，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号称八十万名额的禁军，实际上他们的姓名只存在于按名支饷的花名册中。谁也没有那种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变无作有的神仙本领，能够把存在于花名册中的已登鬼箓、尚未注销，或者已变成头童齿豁的老翁，或者根本没有被他爷娘生下来的虚拟的人名，变成一个个鲜蹦活跳的战士调集出来凑成一支大军。童贯把这只空心球踢给高俅，蹴鞠能手高俅一脚反勾，就把球踢给副手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梁方平，梁方平又把它转踢给步军司都虞侯何灌。何灌着实卖力一番，居然在活着的以及尚未老到行将就木的禁军中抽调出两万名人员（只有官家的卤簿队碰不得，否则倒省事了），又在京师的游民中间临时招募得两万名新兵，才勉强凑成一支大军。这使童贯大为满意，何灌、梁方平平步青云，登时取得在某些交易中可以与上面讨价还价的权力。高俅更是现卖现买，概不赊欠，立刻把他最后两位贤侄统统塞进新部队中充当中高级军官。
在这番军事准备活动中，比谁都灵活机灵的高俅早就看准有利可图、无险可冒，他不动声色地把两个儿子、五个侄子一股脑儿塞进转运司、宣抚司和部队中去。他们高氏一门真是济济多才，文武两途，全不乏人。
其他的三衙军官，闻风而动，也纷纷报名投效前线，以图进取。他们对本行业务也已生疏了，幸而现在上司交给他们的任务只限于在短时期内把这支新募集的军队训练得能够步伐整齐，进退有序，前后左右，不至紊乱，手里抡得动枪，胯下跑得动马，可供上级一次检阅之用。
然而要完成这些任务，也是谈何容易！
一天，刘锜在教场上看了禁军的教头们正在训练新兵。教头呼五吆六，满头大汗，十分卖力，新兵们却好像学塾里的顽童，转来躲去，不肯听话。叫他们前进，他们偏向后退，叫他们向左，他们偏转向右边，闹出不少笑话。刘锜回去把这些情况跟家里人说了。
“贤侄，照这个样子，他们上得了战场？”卧床养病的赵隆关心地问。
“差得远哩！”刘锜不满地摇头道，“这些游民，好逸恶劳，懒散惯了，一时间哪肯听军法钤束？”
“就算训练得差不多了，”马扩补充道，“别看他们在教场上抡得动枪，跑得动马，一旦上了战场，见得敌人，真刀真枪地厮杀起来，可又是另一样了。”
“上了战场，见得敌人，只要手里的枪拿得稳，口里咽得下唾液，就算能打仗了。”赵隆再一次补充，“他们哪里就做得到这两样？”
这是经验之谈，可是刘锜娘子和亸娘都不相信，天下哪有咽不下唾液的人？她们看看丈夫，刘锜和马扩却点头同意赵隆的话。职业军人的刘锜、马扩都记得他们第一次上战场时，嘴里干乎乎好像要冒出烟来似的。他们是军人世家，对战争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初上战场，尚且会发生这种生理变化，这些仓促成军，又未经好好训练的新兵，就顶得了事？不消说，他们对这是十分担心的。
可是王黼、童贯又有另外一种想法，他们并不要求新兵在战场上咽得下唾液，抡得动枪，跑得动马。这些都无足轻重。因为根据情报，根据他们乐观的估计，目前天祚帝逃走，辽廷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朝廷大军，只要在河北前线虚张声势、耀武扬威一番，残辽的君臣就会纳土归降。真正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无论西军，无论这支新兵，都是备而不用。他们既不愿让西军白捡了这个便宜去，又怕种师道不听约束，擅自动兵。万一真的打几仗，给了西军立功的机会，那时种师道就更跋扈难制了。《孙子兵法》上不是有过“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的话。童贯此去的任务不是让西军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取收获之功。在约束西军不使立功这一点上，王黼与童贯的利害关系和见解都是一致的，虽然王黼也不喜欢童贯独自揽权。
为了约束西军，他们除了让童贯自携一军北上外，还怕种师道难制、不听话，特别奏准了官家，请官家亲自制定《御笔三策》。御笔写了，付与他们保管。《御笔三策》的内容也无非是告诫前线将领，不要与辽军认真作战，而要让它自行纳降，才是上策。
深信一场规模盛大的“告庙大典”、一盆由宠姬手制的“新法鹌鹑羹”就可使完颜阿骨打乖乖听话的宣和君臣，自然更相信一次耀武扬威的阅兵典礼、一番虚张声势的勒兵巡边就可使辽廷俯首臣服，这是十分肯定、毫无疑问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去训练一支真能作战的部队呢？
抱着这个乐观的想法，认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以后，宣抚使童贯就面圣奏请出师之期，还乘机提出一项他久已艳羡的要求：把宫廷的军乐队“钧容直”暂时拨借宣抚司使用。
“微臣功成之日，”他一厢情愿地奏请道，“俾钧容直在大军之前，前歌后舞，直入燕都。亡辽君臣闻金鼓之声而震慑丧胆，燕京父老听钧天广乐而重睹汉家威仪，岂不猗欤盛哉！”
官家慨然允诺，准拨“钧容直”暂归宣抚司调用，并且亲自翻了历书，择定四月初十黄道吉日为出师北征之日。预定那天早晨，要在大校场检阅全体官兵，官家亲自到斋宫“端圣园”来观礼，参加检阅，为大军饯行。
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只有一件大大出于宣抚使童贯意料的事情，官家临时忽然加派蔡攸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副使，随同大军北上。
怀着好像到果树园顺手去采撷一颗烂熟桃子的轻快心情的童贯，现在又要加上蔡攸，比过去几天更加忙碌地领宴辞行，大做交易，并且慷慨大度地答应功成之日，就用四百里急递把燕京的土仪优先馈赠给京师的诸亲好友。名为“馈赠”，其实还是一项买卖。人们知道所谓土仪，大有轻重好坏之分。童贯、蔡攸唯利是图，六亲不认，从来不会把重礼白白送人，除非你愿意成为他们的驻京坐探，为他们传递消息，打听行情，为他们做一切他们需要你帮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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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出发的日期已经屈指可数，关于刘锜的新任务，虽然有过各式各样的传说和推测，正式任命却一直没有发表。
刘锜自己也有些焦急起来。难道官家亲口答应过他的诺言也不算数了不成？他想到新任命之所以一再延误，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他推测这个作梗的人可能就是高俅。高俅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去年高俅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刘锜既没有参加他的庆祝宴会，也没有送去贺礼，高俅恨在心里，现在又加上了丰乐楼上的一箭之仇，他决不肯善罢甘休。刘锜推测得不错，可是他还没想到高俅之所以能够阻止他到前线去，是作为替童贯拼凑、招募一支军队的交换条件而提出来的，这又是一笔交易。官场本来就是商场，什么事情都要讲斤头、论价钱，有来有往。何况童贯本人对刘锜也没有好感。刘锜总是偏在种师道一边说话，一旦到得前线，岂不是叫自己办起事情来碍手碍脚！由于童贯的坚持，官家这次又只好食言而肥了。
刘锜不能上前线去，还是个人的小事。
由于三个月来时势的发展，由于他和赵隆、马扩的接触和彼此影响，特别由于他看到童贯、王黼等人做的事情不成气候……这一切都给他构成了一个印象：战争前途未许乐观。比较春节前他到渭州去传旨的时候，他的心情和看法已发生明显的变化，那时何等意气风发，信心十足。而现在，他对胜利的看法似乎变得渺茫而有点难以捉摸了。这个曾经是主战派、现在也仍然是主战派的刘锜目前陷入极大的思想矛盾——理论上应该打这一仗而事实上又未许乐观。
和刘锜的看法相反，刘锜、马扩都明确地感觉到这几天有一种可以称之为“胜利病”的瘟疫，正在东京城各个角落里传染蔓延开来，有席卷全城之势。人们谈论到这场战争时，无不眉飞色舞，坚信辽之投降、燕云之收复不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也是必然的事情，甚至不是将要发生而是正在发生，或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了。
在东京的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听说老种经略相公统率大军已渡过界河，直薄辽军营垒，好生神速！”
东京人的想象力真是神速之极！不多几天前还有人怀疑西军的调动，到今天已经凿凿有据地肯定老种经略相公的部队已渡过界河了。
但是出乎意料地，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声有力的，然而也是轻蔑的“瓒！”
五代时有个叫作马瓒的人，专喜向人津津乐道已经过了时的新闻。这个马瓒本人已经死了一百多年，他的大名却被保留在东京人的口语中，用来称呼一切陈腐不堪的新闻以及喜欢传播这种“旧闻”的陈腐不堪的人。
“瓒”愕然了一下，他还以为自己的消息是十分新鲜的。
“昨夜来的捷报，小种经略相公挥师直捣燕京城下，陷城力战。咱们说话的这一会儿工夫，大军想来已经收复燕京了迄。”了迄是个专用军事术语，他能毫不脸红地使用这个军事术语，表示他在这方面是个行家，“到此刻还说什么界河不界河，岂不是你老兄在白日做梦？”
被斥责为“瓒”，被斥责为“白日做梦”，这是对他的智力进行猛烈的攻击了。在一般人中间，尤其不能容忍在智力方面受到的攻击。有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孝子贤孙、恺悌君子，却没有人甘愿自认为白痴。当他们受到这方面的攻击时，老是要像一只弹簧那样一下子蹦起来为自己辩护的。
“燕京城外有条又宽又阔的白沟河。”他立刻提出异议，“小种经略相公又没长着两只翅膀，怎得在一夜就飞渡过去？”
“你老兄恁地不晓事？”军事专家忽然又以地理学权威的姿态出现，对这个难以感化的“瓒”进行教育，“大宋、大辽接界的界河叫白沟，燕京城下的护城河叫芦沟。俺先父当年跟随童太师（这几天童贯的身价抬高了，人们不再称以媪相、阉相，而是恭敬地称之为太师爷）去大辽贺正旦，芦沟上来来回回就渡了十多回。既然名之为沟，能有多宽，还不是撩撩裤脚管就跨过去了。”
“芦沟、白沟，同样都是沟，为何渡起来难易如此不同？”
“此沟不是那沟。”对话者不禁勃然作色了，“天底下的沟多着呢！有大沟，有小沟，有明沟，有暗沟，有阴沟，有阳沟，还有泥沟、水沟、山沟、河沟……哪能一概而论？再说也没人说过白沟难渡呀，大军不是一眨眼就渡过了界河白沟？”
“就算小种经略相公渡得过白沟、芦沟，太师爷还留在京师哩，俺的一个姑表兄弟，新近应募入军，鲜衣骏马，进进出出，好不威武。昨夜俺家为他饯行，他说要等到出月才跟太师北上呢！”“瓒”确是难于感化的，“沟”的问题刚解决，又提出这个新问题来辩难，“太师爷还留在京师，没动身去前线，小种经略相公怎可僭了他的先，抢先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