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常识的问题了。权威者怜悯地笑起来，显然笑他太幼稚了。

“童太师真的去了还不是摆摆样子！火热的出笼馒头，谁拿到手，谁就先吃了。小种经略相公又不是傻瓜，难道拿着馒头，等人家来抢着吃不成？你老兄真是太老实了。”他一番教育以后，马上意识到这最后的一个用词是要引起严厉的反应的——谁都明白，“老实”就是“傻瓜”的代名词，他连忙扯着他的袍袖，用亲密的口吻来缓和那种严厉性说道，“小种经略相公昨夜进燕京城的消息，俺是从梁太监的门下打听得来的，千真万确。俺只告诉你老兄一个人，千万不要向外传，一旦追根查究起来，说俺泄露了军事机密，可吃不了兜着走呀！”

权威者说得如此肯定，既有事实根据，又有理论分析，消息还是从很有来头的处所得来，终于使得顽石点头了。事实上“瓒”只不过“瓒”了一点而已，他绝非白痴，也不是低能儿。一旦省悟过来，他立刻拔脚飞奔，把收复燕京城了讫，外加活捉天祚帝、天祚皇后的火热消息告诉他碰到的任何人，不管生张熟魏。还说这个消息是大有来头的，你们听了休得往外传，免得追根查究起来，叫俺吃不了兜着走。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使自己摆脱而让别人去坐上“瓒”的宝位。

极大的荣誉和极大的耻辱一样，两者似乎都只有一个名额、一个席次。有人对号入座了，别人就失去问津的机会。因此这位老兄自己摆脱了“瓒”的宝座，心里还不够踏实，必须找一个替死鬼，把他揿上了这个荣誉席，才好让自己放心。凡是使用过这条“金蝉脱壳”之计，把已经或者可能落在自己头上的灾祸转嫁给别人的人，对此一定是深有体会的。

东京人就是以这样一种神奇的速度进军，一夜之间就打进燕京城，活捉天祚帝。东京街道上不断流传着这种开胃沁脾的马路新闻，有时还震动了当局者。有一天，开封尹盛章夤夜去访王太宰，要他证实已经流传了一天的辽帝降表已到的消息是否属实。在那天中，王黼已从五六处地方听到同样的消息，自己也疑惑不定起来，几番派人去政事堂坐待捷报。

一切谣言，凡是特别符合当局者的主观愿望的，或者恰巧是它的反面，都特别容易流行。

人人抱着同样的心理，把胜利看成走到大门口去拾取一个被谁偶然遗落在地上的钱包，如果此刻还没捡到手，停会儿可总要捡到的，反正它逃不了。精于打算盘的商人已经采办且垄断了大批爆竹、焰火、绢花、灯彩等用以庆祝胜利的消耗物资，准备发一笔大财。相信自己官运亨通的官儿们预料到捷报到来之日，皇恩普降，雨露均沾，肯定要晋官三级。万事乐观的市民们想到那个快活日子里，大家又可以狂欢一个月，可以看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鲜节目，也不禁为之心花怒放。

人人都不愿做“瓒”，人人都要走到时间和事实的前面，把胜利的消息尽快地抢到手。从某个角度来说，东京人是属于一种脆弱的民族，他们对于流言蜚语、造谣惑众、细菌病毒以及任何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攻击都缺少抵抗力，如果他们还没有被真正的战争锻炼得更加沉着、更加刚毅的话。

在胜利的瘟疫席卷全城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够幸免感染，除非是受过战争锻炼的刘锜、马扩这样的真正的军人才具有免疫力。刘锜、马扩都是主战派，既然主战，就希望胜利并且相信它的可能性。但是胜利必须来源于切切实实地为它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必须根据事实，而不是盲目地乐观、轻率地估计，或者虚矫侈言、哗众取宠。

刘锜、马扩凭着军人的直觉，加上近来不断获得的资料，推断这将要来的战争是一场激烈、紧张的鏖战。这场鏖战又因为当局者的种种荒谬措施，而增加其艰苦性。它绝对不是什么轻松的军事游戏、华而不实的“勒兵巡边”。胜利是要靠战士们用双手打出来的，虚声恫吓，或者空发一通议论，或者写两篇文章都不能代替它。他们还像当年在西军时憎恶“从东京来的耗子们”一样憎恶经抚房的文官和宣抚司的僚属们（不幸的是马扩本人不久也将成为他们的同僚）。文官和幕僚们凭着一时即兴，对战局做出种种乐观的预言，大发议论，上万言书，到处制造舆论，这原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这跟他们遭到一点挫折时，就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表现为极度的悲观失望一样。没有这些空论，不写几篇官样文章，他们又靠什么来糊口、发财、升大官？空论多原来就是宋朝政治的一个特色。但是朝廷根据这些空论来制定国策，并且在有意无意间造成许多人的轻敌心理，使我军处于骄兵，使敌军处于哀兵的地位，在作战以前，就酝酿不利于作战的消极因素，这就为害非浅了。

瘟疫越流行，马扩、刘锜也越担心。使他们担心的除了上述种种理由外，还有最近马政从前线寄来的一封家信。

大军抵达前线以来，京师与雄州之间，信使往来频繁。马扩结婚前后，曾托人转去几封家信，马政直到现在才抽得出工夫写一封详尽的回信。不消说，这封信既是对儿子的答复，也为了要使赵隆、刘锜尽可能地了解前方的情况。

马政的信一直追溯到当初他在渭州和秦州的活动，以及后来他奉种师中之命到淮宁府把胜捷军带往前线的经过。凑巧的事情是：三月初一，儿媳妇结缡之夕，他正好带着这支人马路过京师，在陈州门外驻营过夜。固然当时他不知道结婚就在此夕，即使知道了，他也不能进城来。因为这支军队的官兵们这样强烈地希望进城来逛一逛，要不是他以身作则，严守岗位，就很难钤束住他们的自由活动。他慨叹地说，他在西军中带了半辈子的兵，也不曾碰到这样难以约束的部队。这是个不好的朕兆。

由于主婚人在婚礼中的缺席，偏劳了赵隆和刘锜夫妇，为此他特表歉意和感谢。

他说到雄州前线，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宣抚司和统帅部的“交锋”。宣抚司人员层出不穷地跑来找岔子，但种师道也不是好惹的，每天打了不少笔墨官司，把人们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些地方，真可为之浩叹。

儿子转告他刘子羽转告的消息，说王麟、贾评要告他的状，对此，他只是一笑置之。他说这两个目前是宣抚司里的红角儿，雄州城被他们扰得人仰马翻。他们见到他就瞪眼竖眉，恨不得把他置之死地。他心之所安，对他们也无所畏惧。

然后他谈到主题，谈到当前的敌情。目前大军只在雄州前线布防，最前线的白沟只有小部队驻屯巡哨，和隔河的辽军没有发生过正式的接触。但据探马报来，从霸州到白沟一线，辽军云集，严阵以待，一阵大厮杀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分析了辽方的政治、军事情况，说：冬季里，天祚帝逃出中京后，就一直逃到云州以西的阴夹山。金军陆续调去快速部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封闭了他的出路，设法兜捕他。向西一带都是寸草不生的沙碛地，如果他下不了决心往那里逃去，最后总难逃脱被擒获的命运。

三月上旬，在燕京的番汉大臣立了皇叔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天锡帝（耶律淳通常被称为燕王）。目前燕王染疾在身，军国大事全由皇后萧氏摄行。前枢密使李俨之侄李处温因拥戴之功，晋为首相，辅弼政务。燕京的物力、人力都相当丰沛，可说是集中了残辽的精华，绝不能小觑它。特别在军事上，有萧后之兄号称四军大王的萧干直接统率的四五万奚军和翰林承旨耶律大石（辽人称翰林为林牙，一般称他为大石林牙）统率的六七万契丹军，合起来有十余万之众。奚、契丹过去也有矛盾，但目前在宋、金的夹攻中，颇能团结一致，准备借城背一，决一死战。困兽犹斗，何况十多万实力尚称完整的大军，对他们的力量，绝不能低估。耶律大石现在白沟前线负责部署军事，威望极高，据说很有些文武才略，将来决战之际，此人倒是个劲敌。

除了奚、契丹军以外，还有渤海军、汉军，统称四军。前几年渤海人高永昌起兵反辽，后为金人所平，现在渤海人已归附金朝。汉军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支号称为“常胜军”的硬军，兵力约有七千人，历次和金军奋战中都显得十分强劲，但是萧干和耶律大石都不放心把这支汉军放在前线与我军对垒，已把他们分散作为后备之用，因而引起他们的不满。传说他们很想和朝廷通款曲，不知和诜怎样跟他们打交道。

他最后说，形势时刻都在变化，天祚帝逃出中京之际，辽廷群龙无首，一时确有土崩瓦解之势。可惜我应之太缓，总怪事前没有预做准备，边境无可调之军，以致坐失良机。目前他们的政权已重新建立起来，并以全力对付我的进攻，势必要经过一场激战才能见出分晓。

他认为朝廷既已任种师道为都统制，在军事上自应畀以全权，充分放手，让他统筹全局。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才有战胜的把握。宣抚司千万不得在旁掣肘。唐朝宦官监军，郭、李因受宦官监军掣肘，不得收全功。不得成大功，殷鉴不远。此事全靠官家主张。信叔咫尺天颜，如有机会，何不委曲奏明，听官家圣裁。

<h2 >3</h2>

马政的叙述和分析清楚明白，入情入理。

马政离开西军时，只不过是个中级军官，没有指挥大战役的经验，更加谈不上已经有了统筹全局的战略观点。但他是个头脑清醒、实事求是的军人。现在他把目击耳闻的事实都摊出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们一一写在家信中，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并为改善这样的情况作出努力。

很显然，他是代表西军绝大部分官兵的共同看法，他们掌握的情况有多少，他们的想法有深浅，但是基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种观点和朝廷大臣们以及东京敏感的市民们所持有的那种轻而易举就可获得胜利的观点有着多大的差距！马扩、刘锜清楚地看到这种差距，并且了解后者可能带来的危害性。他们很想尽个人之力，把普遍存在于后方的轻敌思想和盲目乐观的情绪扭转过来。可是，他们是多么无能为力！当一种传染病已经传播开来蔓延成灾的时候，它就会以料想不到的速度向灾难的顶点发展，要阻止和扑灭它，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花很大的气力，特别要依靠已经感染病菌、病毒，吃过它的苦头而有所觉醒的病人们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渐生效。否则，即使是良医也很难措手。

事情要从兜底做起。利用一次陛见的机会，刘锜委婉地把马政的分析和叙述的情况向官家奏明。官家本人也是一个胜利病的感染者和传播者，恐怕还是个很难使他觉醒过来的重病号。

刘锜具有一种简单清楚地表达自己见解的能力，他扼要地奏诉使聪明的官家完全理解他字面上以及进一步的含蓄的用意，但他还是一无所获。他得到的是含混不清的答复，一种有意识的含混不清。官家听了刘锜的奏对后，频频颔首道：“前线情况，卿奏对详明，朕都已知道了。”

可是知道了以后的下文是什么呢？他没有明白表示，甚至连刘锜谴责的现况，官家也不置可否。看来，做官家也有他的难处，有些事不便于明白表态，只能处之以模棱两可的态度。

然后刘锜又委婉地提到官家当初的诺言，表示愿往前线效劳，这又是使得官家为难的问题，他沉吟半晌，说了一句：“朕日前答允过卿到前线去的话，且待理会。”

但是刘锜明白，“且待理会”是官家的一句口头禅，话虽然说得委婉，含意却是明确和否定的。他如果说“且待商量”，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当他说了“且待理会”，事情就没有挽回之余地了。

官家看到他一向宠信的刘锜的失望，也感到非常抱歉，好像要加以补救似的，他忽然说出下面一番出人意料的话：“朕用童贯为北道宣抚，不料他近来昏瞀特甚，谬误极多，殊乖朕之厚望。朕昨已加派蔡攸为宣抚副使，名为专任民事，实以监察童贯，使其不敢胡作非为。卿是明白人，想可知道其中的奥妙。”

“官家圣鉴极明。”刘锜深深地考虑了一会儿，还是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想法，“只是微臣生怕他两个去了，对种师道的掣肘更多，无裨军事大局。”

“这个卿不必过虑，朕既用种师道为都统制，岂有不加信任之理？只是‘上兵不战’‘止戈为武’，古有明训。倘能不战而屈人，岂不大妙！卿得便可把此意转告种师道。”接着官家又情意稠密地说道，“军旅之事，卿所专长，朕左右也需得力之人，以备顾问咨询。卿还是暂留京师，侍朕左右，前线如有缓急，再放卿出去不迟！”

刘锜回家后把他和官家的应对一一告诉了赵隆和马扩。他们都为刘锜不能上前线去而感到惋惜，大家慰勉了他。

亸娘注意到爹的一句话：“前线之事，瞬息万变，事前哪里都说得定！贤侄报国心长，好歹总要出征前线。即如愚叔，这把年纪了，也是不自量力，不甘伏枥。”

这虽是安慰刘锜哥哥的话，亸娘却还是第一次听爹自己说出愿往前线的话。她深深地对爹看了一眼，似乎在他心里发掘出一个重大的秘密。

然后他们谈到蔡攸之事。大家都猜不透官家何以要把童、蔡之间的蹊跷关系告诉刘锜。不过这个意见大家都是一致的，轻薄浮滑、童骏无能的蔡攸，怎能“监察”得了老奸巨猾、城府深密的童贯？他们两个在一起时，不是童贯老远地把蔡攸撇在一边，就是两人同恶相济、狼狈为奸，第三种结果是不会有的。他们怕的还是刘锜奏对的那句话，怕他两个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种师道，使种师道受的压力更大。

这时赵隆忽然兴致勃勃地讲起一个二十年前流行过的笑话。说是笑话，却是实有其事：“那时节，你还怀在娘胎里，没落地哩！”赵隆难得有一次说到亸娘的母亲，然后又指着刘锜娘子说，“你那时也不过是个娃娃吧！”

那时蔡京刚从翰林学士进入政府，正在得意忘形之际。一天吃罢了饭，他忽然想到要试试几个儿子的才情。

“你等日日啖此，”蔡京指着一碗白米饭问道，“可知道它从哪里来的？”

“生米煮成熟饭。”蔡鞗很快地回答，“这碗饭分明是用白米煮成。”

“回答得好！”蔡京点头赞许，“可是白米又从哪里来的？”

“粮仓里搬出来的。”这回是蔡絛抢先了。

“非也！为儿的亲眼看见白米都从席袋中倒出来。”蔡儵不甘落后，纠正兄弟的话。

“你们省得什么？”善于鉴貌辨色的蔡攸看看“郎罢”的气色不善，又连忙纠正两个兄弟的错误，教训他们说，“你们纨绔成习，只省得饭来张口，哪知道物力维艰，来之不易。今天教你们一个乖，白米是打臼子里舂出来的。”

“当时俺等都在部队里，听了这个都笑痛肚子，笑那些文官的子弟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赵隆补充道，“谁知道过不了几天，蔡攸已擢为中书舍人，大家就此称他为‘臼子舍人’。”

“如今时势颠倒过来。”刘锜也禁不住笑道，“臼子舍人不必再去奉承老子的颜色，倒是老的要伺候臼子儿子的颜色了。”

“如今臼子学士又要到河北去当宣抚副使，”刘锜娘子接着说，“只怕把河北的老百姓都放在臼子里一杵杵死，这才叫老百姓遭殃哩！”

“正当军务倥偬之际，却派了这等人去宣抚北道，岂非朝廷的失政！”马扩慨叹地说。

“老百姓哪里甘心就教他一杵杵死了？”赵隆重新回到对权贵们的激愤心情中，愤然地说，“听说河北义民云聚，攻城打州，专一杀戮贪官污吏。蔡攸多行不义，积怨所至，一旦为义民所获，放到臼子里一杵杵死，这才大快人心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