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酒川家族来说，1954年给他们带来的是错位和挫折。从一月份开始，当意志坚强的龟次郎威胁说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大家谁也没当真，然而他却出其不意地宣布：星期五他就要登上轮船，到广岛县安度晚年。结果，到了星期五，他和佝偻着腰的妻子登上了一艘日本货船，甚至没有跟大家吃个告别晚餐就踏上了回乡的旅程。他告诉儿子们：“商店的钱够养活我们在广岛的生活。我在美国辛苦了一辈子，日本会为我的行为感到骄傲的。我希望你们老了之后也能说同样的话。”龟次郎从来不是个特别容易动感情的人，他没在甲板上多待一会儿，再看看自己曾开凿的群山，也没有望望他曾参与辛勤耕耘的田地。龟次郎领着妻子来到下面的船舱里，他们吃了一顿结结实实的冷米饭加鱼肉，吃得很开心。

无论是在美国大陆还是在夏威夷，都有一个普遍被忽略的事实：在很多被运送到美国的东方人之中，有相当一批最终会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多年里，有很多人从美国回到日本，酒川龟次郎在这些人之中只是沧海一粟罢了。他们手里有积攒下来的美元。当时经济萧条，这些移民有能力在日本的穷乡僻壤买上一块相当大的土地，龟次郎的打算正是如此。他会为他的日本亲戚在靠近濑户内海的地方买上一小块土地，并将那里作为全家人在广岛县的大本营。如果儿子五郎和茂雄决定返回祖国，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年迈双亲的离去让茂雄痛苦万状，因为他越来越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当上了参议员，跟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合伙经商，并成长为与他同样精明的商人。黑眉毛吉姆欣赏龟次郎老头在儿子们身上培育起来的良好德行。然而五郎的感受却全然不同，虽然他也同样珍惜父亲的言传身教，但却很高兴看到严厉倔强的母亲回到日本去。这样一来，妻子明美就可以留在美国了。相应地，他和茂雄给明美安排了一大笔钱，让她作为酒川家的女主人发号施令，并从老太太的独断专行之下将她解救了出来。兄弟俩再也不嘲笑明美那种讲究的辞令了，而且他们流露出想要她留下的意思。

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一天早饭时，明美说：“我要回日本。”

“为什么？”五郎吓得张大了嘴。

“你从哪儿弄钱？”茂雄说。

“我自己有积蓄。这一年我什么也没给自己添置，而且我只吃米饭。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明美坚持说。

“没人说你对不起我，亲爱的明美，”五郎安慰她，“但是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因为夏威夷不是人待的地方。”明美答道。

“明美！”五郎可怜巴巴地说。

她一推桌子站了起来，看着勤勤恳恳的兄弟两人：“在夏威夷，我的心智如同活死人，我一天天腐烂下去。”

“你怎么能这么说？”茂雄打断了她。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在任何日本人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显而易见，真是可悲。”

“但是，你难道没有感觉到这里的勃勃生机吗？”茂雄恳请道，“我们日本人正在渐渐掌握主动权。”

“你知道真正的勃勃生机是什么样的吗？”她悲伤地问，“思想的勃勃生机？我恐怕夏威夷永远不会理解真正的思想上的生机是什么意思，我不想在这里继续浪费时间。”

“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整个民族来到这里是多么令人兴奋吗？”茂雄穷追不舍。

“那倒是的，”她说，“如果你们当时去的是一个更重要的地方，会令人兴奋的。但你们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吗？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豪车。你们永远不会追求音乐、戏剧或者读书。你们那一套价值观太廉价了，我不想再忍了。”

“明美！”五郎请求道，这回真的急了，“别走，求你了。”

“你想怎么样？”茂雄问。

“我想在西银座酒吧找份工作，那儿的人们会谈论思想。”她淡淡地说，从那天起，明美开始动手收拾行李。

显然，她离开夏威夷的决心已定，无可更改了。五郎突然从劳工组织办公室消失了几天，茂雄发现他木然坐在家里，等着明美从市场里回来。她到那里去告诉那些对她羡慕不已的战争新娘朋友自己要回日本的消息。五郎的眼睛哭得红红的，两只手抖个不停。

“你觉得咱们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吗，茂雄？”他问。

“别相信那姑娘说的话。”茂雄坐在兄弟身旁说。

“但是我爱她。我不能让她走！”

“五郎，”茂雄静静地说，“我跟你一样爱着明美，如果她走了，我也会崩溃，但我敢肯定一件事情。你和我正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她远远不能理解的大事。再给咱们二十年时间，咱们会在夏威夷创造一个奇迹。”

五郎知道弟弟说的是什么，但他仍然问道：“在这个过程里，你觉得咱们是不是像她说得那么无聊？”

茂雄花了几分钟思考这个问题，他想起波士顿礼拜五的晚上，想起哈佛大学法学院里那些热烈的讨论，想起在那些壮观的博物馆里所度过的礼拜天。

“夏威夷的确很糟糕。”他也承认。

“那你觉得明美姑娘说得在理？”五郎的声音里面含着一丝隐痛。

“她还太年轻，不了解咱们其实骨子里还是庄稼汉。”茂雄答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五郎挑衅地问，“我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是从本质上说，咱们还是庄稼汉。”茂雄说，“来到这座岛屿的所有人，起初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华人、葡萄牙人、朝鲜人，现在加上菲律宾人。我们都是诚实肯干的人，但是，上帝见证，咱们其实就是一帮广岛来的泥腿子。”

五郎忍受着被妻子抛弃的撕心裂肺的痛楚，怎么也不肯接受进一步的羞辱，喊道：“不管是不是泥腿子，咱们这些人现在在甘蔗种植园里拿着不菲的薪水，咱们的律师还被选进了立法机构。要我说，这些绝不是一文不值。”

“这些当然是无价之宝。”茂雄同意哥哥的说法，伸出胳膊搂住哥哥的肩膀，“明美还有些事情没弄清楚，这些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咱们的孩子会开始读书，会开始听音乐。他们不再是农民了。”

五郎从悲伤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开始变得好斗，他大声喊着：“见鬼，从现在开始，五十年后，他们会为你我这样的人立一座丰碑！”他心里涌出很多话，要等着妻子回来之后对她说，但当他看到妻子走进房间，在门口细心地脱下木屐，像一位高雅的日本妇人那样踮着脚走进房间的时候，他的勇气一瞬间荡然无存，他恳求道：“明美，求你了，求你不要走。”

她走过五郎身边，径直进了房间，把最后一件行李收拾好，当她预备登船的时候，她轻轻地说：“我不会离开你，五郎。你对我那么好，那么温柔。但一个姑娘只能过一种生活，我不会在夏威夷度过我的一生。”

“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五郎向她保证。

已经做出决定的姑娘用考究准确的日语对他说：“在这里，我会枯萎、湮灭。”当天下午她便踏上了返回日本的航程。

石井先生自然用日语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广岛县的酒川夫妇，当地的先生将信里的内容告诉酒川太太之后，五郎便开始没完没了地收到母亲写来的热情洋溢的家信。石井先生为两兄弟朗读了信件内容——虽然他们俩会说日语，但却看不明白。

我十分高兴听到那位自以为是的东京姑娘回家的消息。这对咱们所有人都是好事，五郎，我已经在村子里问了个遍，物色一个合适的女孩，我发现了好几个愿意去美国的姑娘，但是你必须给我寄一张照片，我手里仅有的一张照片上，你太年轻了，那些比较中意的姑娘怕你在经济上还没有什么家底。我在这封信里给你寄上三个特别好的姑娘的照片。文子姑娘身体很强壮，而且我从小就特别熟悉她家里。千惠子姑娘来自一个十分可靠的家庭，打扮打扮的话，看上去还是可人的。由里子姑娘个子太矮了，但她特别善解人意，我特别了解这一点，因为我做姑娘的时候就认识她娘，她娘告诉我说，由里子是全村最会做家务的姑娘。还有，现在茂雄也找了一份好差事，也应该找个媳妇了，所以我给他也寄上了一位在村里教书的姑娘的两张照片。她念过不少书，做一位律师的妻子将会非常称职。五郎在那个东京姑娘身上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所以我可以肯定，如果你们兄弟俩在老家找媳妇会更好。

两兄弟在桌子上摊开五张照片，没精打采地一张张看着：“咱们没有种甘蔗，真是糟糕。”五郎没好气地说，“这五个姑娘加在一起，简直能从这里翻地一直翻到怀帕胡。”

接下来的一封信里又多了三个候选人，都是矮小壮实的姑娘，粗腿，黄牙，虎背熊腰。石井先生为两兄弟读了信，好好过了一把看照片的瘾，然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这辈子干过不少事，”他说，“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个广岛姑娘。如果你们两兄弟聪明些的话，你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下一封信里有两张比较好看的照片，它们轻飘飘地落出来之后，石井先生仔细地相了相面，然后说：“我觉得这两个也许可以。”然而他的劲头很快就遭到了打击，酒川太太写了一段话，石井先生简直没有勇气对两兄弟念完，开头是这样的：

上个礼拜，旦那桑（丈夫）带我去看了广岛城，这个地方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真是难于启齿，美国人说的都是实话。广岛城的确遭到了轰炸。基本全炸毁了，你还能看到黑色的炸弹痕迹。这封信应该是由石井君念给你们听的，他应该知道，炸弹的伤害非常严重，光是看着这座城市，我简直看不出怎么会有人相信日本会战胜……

石井君的声音低了下去，渐渐听不到了。他长久地盯着这封致命的信，这是丈母娘寄来的——一位广岛女人——他无法怀疑其真实性。但接受她的说法就意味着珍珠港事件以来的十三年时间里，他所憧憬的一切都是大错特错，他的生活等于成了一个笑话。兄弟俩十分体谅石井的心情，并不去提起母亲常常在家里提起的那些话。等到他们该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与矮小的老人——同时也是他们的姐夫——道了别，留下他一个人盯着报纸发呆。

当天上午十一点钟，一位日本人跑着来到麦克・拉费蒂和酒川的律师事务所，用英语喊着：“耶稣基督啊！他跑到日本领事馆，在台阶上干了那件事！”

茂雄感到嗓子一阵发沉，嘟囔着说：“石井君？”来人狂吼着说：“正是，他把肚子剖了个大口子。”

“我跟你一起去。”麦克・拉费蒂喊道，两位合伙人便沿着努乌阿努大街驱车赶到那里。自从日本人来到夏威夷的第一天起，这些罗圈腿的劳工们便在这里找了很多麻烦。一群警察正在领事馆等着救护车，救护车及时赶来时，茂雄说：“我是家属，我跟着一起。”但那位瘦小的劳工领袖已经一命呜呼了。在他的心目中，如果祖国战败了，那么自己唯一可以做的荣耀的事情就是向天皇表达自己的痛苦，于是他来到天皇的领事馆，左手拿着太阳旗，按照国家的制度做出了那种行为。随着他的死亡，“必胜军团”也随之消亡，日本战败的悲伤情绪最终传到了夏威夷，甚至到达了最最遥远的日本人聚居区。

葬礼结束后，茂雄面临着那一年最困难的决定。五郎有一天黄昏时匆匆赶回家，报告说：“共产党员的审判下个月要开始了，罗德・波克想让你为他辩护。”

茂雄垂下了头：“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一天。”他说，“但是他为什么非要在我马上要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找我呢？”

五郎答道：“那正好是立案的时候。你要不要接这个工作？”

茂雄预感到，共产党员会找自己当代理人，他也试图编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来回应这种邀请。然而，虽然预先想好答案来应付诸如“我们下个礼拜要不要去拉海纳镇？”这样的问题很容易，但要预测出更加复杂的、更具有伦理性和情感纠葛的问题——例如：“我作为律师，是否有义务为共产党员提供法律援助？”——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

“我多希望你没有来找我。”茂雄退缩着说。

“我多希望罗德・波克没有来找过我。”五郎反驳。

“你决定要帮助他？”茂雄问。

“是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但是你明知道他有罪。”

“我想是这样的，”五郎做出了如此的设想，“但是就算是共党分子也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也有权得到一名辩护律师。”

“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是我兄弟。”

“我没办法马上给你答复，五郎。”

“起初我也没办法，”五郎说，“你慢慢想好了。”

于是茂雄花了好几个小时沿着卡卡阿克的大街信步走着，思考自己究竟如何是好。他分析道：“在夏威夷我有一项压倒一切的责任——建立土地立法。要在这方面有所进展，我就必须接连当选。如果我为罗德・波克辩护，那势必就会丢掉豪类手中的所有选票，而显然，在上次选举之中它们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那就意味着11月的选举我将会遭到惨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应该拒绝。

“可是罗德・波克并不是唯一的被告，还有他的日裔妻子和两个孩子。如果我出庭为这些人打抱不平，就可以将日本侨民的选票牢牢攥在手心里，因为我有胆量为弱者出头。这么看来，虽然我这次会输，可在下次选举，还有之后的每一次竞选中，我的实力将会增强。

“可是，再者说来，是否应该以我个人的利益来做出这个决定？一个被控有罪的人有权得到律师，当整个社会都激烈反对他的时候，从道德上来说，他的权利理应得到最大的彰显。总得有人去为罗德・波克辩护，而我责无旁贷。

“然而，我可不是什么平常的、没有利益关联的律师。从19世纪算起，我还是首位进入参议院的日裔议员。我还有机会再次当选。如果哥哥五郎来代表劳工组织，我就能一举两得，成为所有日本移民的代表。这是我身上最主要的担子，可不能随便撂挑子。

“但家里除了五郎和我以外，还有别人。还有忠雄，还有实，他们为了保卫理想中的美国献出了生命。而他们自己则没能活到那一天。当然，在夏威夷这里还没有实现那个理想的美国。然而在意大利和法国战场上为保卫美国而战的同时，他们其实已经见证了理想中的美国。五郎和我也是如此。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毫无疑问正在受到日本共产主义阴谋的威胁。那么，我又如何能够走上法庭，为那些明确了身份的日本共产党分子进行辩护？”

接着就是年龄的问题。想到这一点时，茂雄正走过卡卡阿克大街的一家生鱼铺子，而很多美国人在修车厂里，或者在电影院里，或者在教堂里也同样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转身去投奔一个可能是日本共党分子的人，我又怎么知道我不会背弃我一直致力于维护的、自由的根本理念呢？诚实的人们向来能够自圆其说。但如果那些显然不那么诚实的人找不到人来替他辩护，那么公正又有何意义呢？”

就这样，三个念头在酒川茂雄的头脑中交替出现，就像华尔兹舞曲似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最后，他将自己的苦恼对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和盘托出：“吉姆，首先，你作为民主党的领袖，其次作为麦克・拉费蒂和酒川事务所的老板，如果你的合伙人替共党分子辩护，你怎么看这件事？”

现在轮到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在逻辑、情感、正直、爱国主义和个人利益的分叉路上疲于奔命了。他的一番回答之中有两个有趣的要点，其实就是照搬他父亲在波士顿的经验：“对于民主党律师来说，替弱者说话永远没坏处。”另一点是：“只要在咱们的合伙关系中，由我代表天主教，那你爱给谁辩护就给谁辩护。”接着，从他在夏威夷的经验出发，麦克・拉费蒂又补充道，“对于一个19世纪以来首位日裔胜选者来说，要是被人家解除了公职，可真是奇耻大辱。”但出于谨慎，他拒绝提出具体的建议。

茂雄听了麦克・拉费蒂的评论之后脑子更乱了。他又开始散步，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茂雄最终得出的结论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干。他想起了明美——他的前任嫂子——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她离开夏威夷的那一天：“在整个夏威夷日本人群体中，我从未接触过任何可称之为思想的东西。”茂雄随即想到：“我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理念，将会将整个社区向前推进。”他决定绝不能危及自己的土地改革事业，于是茂雄拒绝了哥哥的请求。

“我不会为日本共党分子辩护。”他说，“愿上帝原谅我的怯懦，如果这可以称之为怯懦的话。”

“至少我能原谅你。”五郎说。

这次旷日持久的挣扎可以解释为什么选举季最终拉开帷幕时，酒川茂雄能够怀着如此的决心，把土地改革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谈。他列出图表，以说明堡垒集团及其成员是如何通过控制大型信托产业来控制夏威夷的土地。他教人们怎样一寸一寸地解放这些土地。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夏威夷社会，更是为了保护土地的价值，“好比南非钻石商人每年只同意投放一定数量的钻石，以保持其高昂的价格。如此处理钻石的方式是合法的，一个人想买或不想买都随他的愿，但处理土地问题是不是也能如法炮制呢，毕竟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茂雄手上最能激起公愤的图表显示了某些家庭十分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堡垒集团却死死攥住那些土地寻求投机的机会。估价机关是唯堡垒集团马首是瞻的政府，他们为这些土地给出的估值只相当于其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二，而这些机构为三百名普通小商人赖以生存的一点土地的估价也仅有其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一。“你们和我，”茂雄对听众们大声疾呼，“实际上都在补贴那些大庄园。我们允许他们逃税。我们纵容他们持有土地，而不是投放在市场上。我们放任他们随意估价，借以逃避税金。我并不是有意跟这些大家族作对。要是我自己能长着他们那种聪明的面孔，我真是求之不得。你我都明白，当他们把手中最后一块土地卖给格里高利公司去开办新的大商店的时候，售价是三百万美元。而他们根据什么价格来缴税呢？七万一千美元。你和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我们听任休利特家族扣着那些寸土寸金的地产，以实际价值的四十分之一来缴税。”

在公园里，在无线广播和电视上，酒川茂雄将他的主要观点解释得淋漓尽致，当选民们问他是不是激进分子，推行的政策是不是大刀阔斧的俄式改革时，茂雄抑制着心中的怒气答道：“不，我是一个保守的英国国会议员式的人物，我对夏威夷的所作所为，跟我这类人一百年前在英国所做的一样。记住这一点。我是个保守的人。那些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的人才是激进分子。因为他们的路线会造成悲剧，而我的路线会引向民主的方向。”

但在每一次集会中，迟早都会有人来捣乱：“你不也是个日本共产党分子吗，就像你哥哥五郎一样？”

茂雄为这个问题准备了一个聪明的答案。他垂下胳膊，眼神空洞地看着远方，静静地回答道：“在任何一次美国式的选举中，这个问题都说得上公平合理，选民有权得到公正的回答。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用最好的方式给出我的答案？”他摆出一副思考的表情，过了一会儿，茂雄用一种非常放松的声音开始说起来。

“问出这个问题的人，他的年龄是否大到经历过1938年麦金利学校对阵普纳荷学校的那场比赛？如果你记得的话，那次比赛最后的十五秒钟里，由普纳荷学校领先四分，18:14。接下来，经过一番相当辛苦的缠斗之后，普纳荷学校的明星后卫终于挣脱了出来，那情形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他正向着边缘线冲过去……十码，二十码，四十码。他马上就要产生一个完美的底线得分，赢得比赛，看着他奔跑时的那种热血沸腾之感，直到今天仿佛还在我的胸口，因为那奔跑着的队员就是我的兄弟酒川忠雄，他是普纳荷学校接受的第一位日裔平民，也是该校有史以来最为出色的体育明星。

“但你们还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吗？麦金利队的一位擒抱手突然用一个膝盖撑在地上站起身来，在后面追着我弟弟，像一辆消防车似的。虽然忠雄跑得快，可那位麦金利队员跑得像一阵风，在五码线上，这位麦金利队员抱住了我弟弟，为本队赢回战机。你们都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我的另一位兄弟五郎，他曾想进入杰斐逊学校，但没有成功。

“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是这样的。五郎本可以退回去，让弟弟忠雄完成那赢得比赛的底线得分，然后成为当年最大的英雄，但他绝不会以自己的职责作为交换。我们酒川家的家风如此。责任，责任，还是责任。

“但是我讲述这个故事更大的用意还不光是这一点。你们知道那伟大的后卫酒川忠雄如今在哪里吗？他被埋葬在庞奇鲍尔山坡下，身上别着一枚十字勋章。他为美国献出了生命。而他的兄弟酒川实又在哪里呢？也在庞奇鲍尔山坡上，身上别着一枚十字勋章。他也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生命。我们酒川家的男孩子们全都拥有这种品质。我们是强悍、坚定、百折不挠的斗士。

“让我来告诉你们。如果我兄弟酒川五郎像你们所指控的那样，是一个日本共产党分子，那么我将亲手把他逐出这座群岛。我永远不会停止与他斗争。我将把他打败，正如他当年打败了忠雄一般，因为我不会与日本共产主义妥协。”

说到这里，茂雄会换上更为坚定的语气继续讲下去：“但是酒川五郎并不是日本共党分子。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工会领袖，他为夏威夷劳动人民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计算的。我支持这样的劳工领袖，而且我还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事迹。五郎和我是一把宝剑的正反刀刃，他为劳动人民而战，我则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我们都致力于铲除旧有的、不公正的制度。我们要铲除封建主义的余孽。”

说到最后，茂雄的声音又变得慷慨激昂：“无论是五郎还是我本人都不会停止，因为我们都记得，有一天父亲带我们去考爱岛的一个种植园营地，我们跟着父亲看了一座座营房，而鲁拿们当年就是在那里手拿皮鞭走来走去，抽打着庄稼汉们，我们当时暗暗发誓，再也不允许这类事情重演。现在，提出有关日本共产主义问题的那位先生，我想反问您两个问题：当我的兄弟实和忠雄为国捐躯的时候，您又在哪里呢？五郎和我为进一步加强他们所拯救的民主而努力，而您又做过什么事情可与这些相提并论？这次集会之后，请您来见见我，如果您所做的可以及得上我们所做的一半，那么我愿意拥抱您，如同拥抱一位正直的美国人，因为，兄弟，你当然不是一个日本共党分子，正如我也不是一样。”

每到这时，听众们总是会爆发出如痴如狂的掌声，当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第一次听到这番回答的时候，他喊道：“上帝，我们得在底下安排个观众，让他每天晚上都问一遍。我还没听过哪个回答比这个更精彩。把蛊惑人心这一招玩绝了，你当然知道，蛊惑人心玩到绝处叫什么？叫雄辩术。”但茂雄拒绝安插任何听众，因为他怕这可能会削弱这番说辞的力量。茂雄的回答自有他的妙处：在半数以上的情况下，一道出这番话，提问的人往往会来跟他谈起过去在军中的经历，或者谈起自己的祖先在种植园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这样一来，茂雄的这番回答可以将挑衅者拉拢过来成为支持者。正如麦克・拉费蒂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回答能期待的最好的结果莫过于此了。”

但麦克・拉费蒂讲过的一个词却让茂雄耿耿于怀：蛊惑人心。“我该为此羞愧吗？”茂雄扪心自问，他对这番著名回答字斟句酌了一番，自认为可以自圆其说，除了关于鲁拿的那部分，每次说到这里，茂雄总会踟蹰不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他问自己，“有一天，有一个鲁拿打了我父亲一下。爸爸第一次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的是实话。‘当时那个鲁拿就是在这里揍了我。’然后我们的家族便开始编故事了：‘这就是鲁拿们常常揍我们的地方。’最后，故事成了这样：‘就是在这个地方，鲁拿们痛打所有日本人。’”茂雄清楚地看到，对这个事实的篡改，即使在蛊惑术里也只能算最下三滥的，因为这种语言会延续整个族裔的仇恨，虽然这种仇恨合乎人情，但最好还是把它永远地埋葬在记忆的坟墓里吧。然而这番演讲的确能赢得选票，有一天夜里，在一次气氛特别热烈的集会后，他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了黑眉毛吉姆：“关于鲁拿痛打日本人那一段。你觉得我应不应该继续这种说辞？”

黑眉毛吉姆仍然开着那辆老旧不堪的庞蒂亚克汽车，顺着卡皮奥拉尼大道飞奔，他沉默了一阵，然后颇不情愿地承认：“这么说能赢得选票。”

“我问的是，‘你觉得这段说辞如何？’”茂雄追问。

“这个嘛，我每次听到这一段，就到外面的大街上去。”黑眉毛吉姆坦承，“我怕自己忍不住吐出来。”于是茂雄便删掉了这段蛊惑人心的说辞。但他注意到，当五郎打开新劳工组织总部墙上的壁画的时候，上面赫然画着种植园营地里鲁拿挥着鞭子边抽打劳工边穿过营房的图案，于是茂雄心里想到：“这就是错误行为催生出的最大恶果。总有人会记住的，以一种邪恶的方式。”

当选举即将达到白热化时，随着对日本共党分子的审判，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这时，茂雄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素不相识的来访者，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等人存在，着实让他吃惊不小。这是一位年轻的二十六岁豪类妇女，身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苍白之美。她有些紧张地说：“我的名字是妮奥拉妮・黑尔・詹德思。我已经离婚了，但还没有改回娘家的姓名。我喜欢你在无线电广播里的演讲，我想为你的选举做点事。”

“您叫什么名字来着？”茂雄问。

“我本名叫妮奥拉妮・黑尔。”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