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早餐还没吃完，就有两个手疾眼快的普文达男孩——就是那种混迹在市场里的小神偷——跑过来，喊着说有一个房间里藏着一辆吉普车。普文达人都跑出去看那辆车，而祖菲卡问道：“是谁的车？”

“我的。”我说。

“怎么放到这里来了？”

我指了指坏掉的车轴，解释道：“我在页岩地上撞到石头了。”

“你跑到页岩地去干什么？”

普文达人都聚拢过来，史迪格里茨医生还没有从石柱引起的意外事件中恢复过来，所以我只好用普什图语讲述了普利契特的死。之后，我开始为艾伦翻译成英语，但是她打断了我，用流利的普什图语说：“我已经学会说普什图语了。”

我们又回到早餐桌旁，祖菲卡突然要求道：“现在，关于艾伦你有什么要问的？”这个问题吓了我一跳。他念她的名字时咬字很轻柔，认真地发出了两个音节：艾-伦。

我转向艾伦，问道：“你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是谁？”

祖菲卡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加兹尼城有人通知给我们了。”

“可是在加兹尼城，没有人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我争辩道。

听到这个回答，祖菲卡笑了起来，用大拇指示意艾伦说话。她把一头金发拢到身后，咯咯地笑了起来：“你一到加兹尼城，两分钟之后蜜拉就在市场里看见你了。”

“可是加兹尼城的市场里没有女人。”

“蜜拉可是什么地方都去。”

“所有的普文达人不都是这样吗？”

祖菲卡脸上得意的笑容消失了，他用指尖在我们围坐吃饭的毯子上蘸了一下。“我们不是普文达人！”他咆哮起来，“那是英国人给我们起的难听名字。意思是我们得到了许可。”他的声音含着严厉的责备，“如果你愿意，就得到了许可，进入他们的土地。我们是科契人，是‘沙漠浪人’，不需要任何国家许可我们跨越边境。这些国境线正是我们划出来的，远在好几个世纪之前！”他坐了回去，但是警告我不要说话，“我们是科契人。”

艾伦又说：“蜜拉在市场里看见了你，马上跑回营地报信，说城里有个弗兰基。她已经知道你们是大使馆来的，有一辆吉普车，同行的还有一位在政府任职的阿富汗司机，还知道你们要去坎大哈。别问我她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着蜜拉，她的黑眼睛满意地忽闪着。她微笑着，但是一言不发。

“你们观看石刑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人在监视你们。后来他们跟你们的武装卫兵聊天。他们得知你要去比斯特堡，你徒步走到加兹尼城外我们的营地的时候，我一直在帐篷里看着你。”

祖菲卡又微笑起来，说道：“那时候她想跟你说点什么，但是我却说，‘不。不要打扰他自得其乐。让他穿过沙漠跟着我们吧。他的后半辈子都会到处炫耀这件事。’”

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他竟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想法，我回想起我有可能错过的那些事物：坎大哈、比斯特堡的拱门、“大城”，还有这座驼队旅社。我肯定是多少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于是他的手掌一扭，模仿着手持小刀搏斗的样子，说道：“黎明的驼队旅社……谁能剥夺一个年轻人在这里打架的权利呢？”

我怀着新的敬意看着祖菲卡，提醒他：“你说你会回答我的问题。杰斯帕小姐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他并不生气，开始解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年九月，我们在比斯特堡驻扎了三天。我们当时要去杰赫勒姆的冬季驻扎地。这个美国女人从城堡里出来，来看我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女人。她会说一点普什图语，跟我们的人交谈了起来。她问我们要去哪里，他们说要去杰赫勒姆。她又问沿着哪条路线走，他们告诉她，要经过斯平布尔达克、德拉伊斯梅尔汗、本努、瑙谢拉和拉瓦尔品第。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她来找我说，‘我想和你们驼队一起走！’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

“我说，”艾伦用普什图语插话说，“我想和自由的人民一同上路。”

我转向艾伦，用英语问道：“他结婚了吗？”

她用普什图语回答，这样所有在场的游牧民都能听懂：“看起来我只会爱上已婚的男人。”然后她指着一位健壮的年纪稍大的妇女说，“那是拉查，蜜拉的母亲。”这样一来大家就都知道我刚才用英语问的问题是什么了，于是我和艾伦的交往就在这种不安、尴尬的气氛中开始了。

那位年纪比较大的女人穿着鼻环，优雅地鞠了一躬，让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挨了骂的小孩一样。我想到：我只比艾伦・杰斯帕大两岁，但是她却让我觉得自己只是个毛孩子。我记得自己刚刚想到这点，目光就碰巧落到了毯子对面，看到蜜拉正微笑地看着我一脸迷惑的样子。

饭后，祖菲卡用普什图语问艾伦：“那个胖子是医生吗？”艾伦回答说是的，于是祖菲卡说：“问他是不是能帮我们的几个人检查一下。”艾伦说：“你自己问。他能说普什图语。”

“我很乐意帮忙。”史迪格里茨自告奋勇地说，我们为了柱子的事情打过一架之后，他急于塑造自己的新形象。

祖菲卡宣布说：“医生会给你们看看不舒服的地方。”然后那些科契人就排成一列，给他看破损的手指头、有伤疤的腿，还有早就该拔掉的牙齿。我看着史迪格里茨干活，又被他处理病人的技巧折服了，我既钦佩他的医术，又憎恨他曾经靠着自己的医术干下的坏事，真是左右为难；而在他那一方面，史迪格里茨又重新燃起希望，虽然在昨夜发生了那件事，但我仍然有可能推荐他去我们使馆工作。有一次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用英语问道：“对于一个没有医生的族群来说，科契人还算是挺健康的，不是吗？他们没有医生也过得很不错。”

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完全心安理得，于是不理睬这个问题，向门口走去，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游牧民，一个我这辈子见过的长相最滑稽的人。他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瘦得皮包骨头，脸也没有刮，身上脏兮兮的，衣服污浊不堪，破成了烂布条。他戴着肮脏的头巾，一角差不多耷拉到膝盖上去了。他冲着我龇牙咧嘴地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碎牙，左眼角到下颌骨位置还有一条长达三英寸的伤疤。他那双凉鞋根本兜不住脚，所以走起路来总是踢踢踏踏。他对所有人都是点头奉承，一脸谄媚。

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咬过，把左胳膊伸给史迪格里茨医生看，医生问道：“怎么弄的？”

“都是那头该死的骆驼！”男人哭叫着，两颗黑牙之间吐出一口唾沫。

“看起来你是被咬了。”史迪格里茨看着这个丑陋不堪的巨大伤口，谨慎地说。

“这位是马福隆。”艾伦介绍道，“他负责照料骆驼。马福隆，怎么弄的？”

“都是那头该死的骆驼！”小个子男人又说了一遍。

“他跟那些畜生的麻烦可不小。”艾伦笑着说。她跟马福隆快速地说着什么，然后马福隆点了点头。“其中一头骆驼把他的胳膊给啃了。”她说。

“你的意思说，咬了？”我问道。

“不是，我是说啃了。骆驼没有上牙，你知道。至少前排没有上牙，它们一生气——马福隆的骆驼总是跟他生气——那么它们就啃你。”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

“过来。”她主动说，然后带着我走出去，来到骆驼那边，她扔了几块馕给它们吃，于是骆驼们大张着嘴巴接住食物，我看见她说的没错。这些畜生的牙床上只有下面长着强壮的牙，上面却只有一排宽宽的牙龈，用来咬青草或者其他的草料。而在后排，它们自然长出了锋利的磨齿。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我说道，想找一头骆驼幼仔，好好观察一番。

“试试这头。”艾伦建议，她唤过一头算上驼峰差不多有九英尺高的家伙，这就是那头坏脾气的、攻击了马福隆导致他受伤送医的母骆驼。“这个老坏蛋恨死了马福隆，但是跟我关系还不错。嘿！嘿！”她喊道，于是大个子牲口凑到我们跟前，低下头来，冲艾伦打着响鼻，求一块馕吃。它的上唇裂开，艾伦把拇指压在那坚硬的牙龈上，然后扔了一块馕，让骆驼接住。“你来试试。”她说，然后我拿起馕，于是老骆驼又张开了嘴。它的下排牙齿触碰到的上牙龈坚硬得像骨骼一般。

“真了不起。”那头大骆驼悠悠然走开之后我说道。但是那母骆驼突然看到了小个子的马福隆从医生那里回来，于是开始吵闹起来，显得很烦躁。我用了“吵闹”这个词儿，但是我非常清楚这并不恰当：骆驼发出了一种声音，混和着呜咽、咆哮、抱怨，还夹杂着快活的喉音。很明显，虽然艾伦和我可以随便检查它的牙齿，但是马福隆最好躲得远一点儿。

“注意看！”艾伦悄声说。小个子骆驼手摘掉头巾扔在地上，又扒下长衬衫和破布条似的裤子，甩掉凉鞋，几乎脱得全身赤裸。然后他又回来，等着那头满腹怨恨的骆驼踢踢踏踏地走上前来。它嗅了嗅那些衣服，然后开始狂暴地又踢又踹。它撕咬着那些衣服，在上面肆意践踏，吐口水，然后用头抵着那些衣服在沙地上蹭来蹭去。发泄了一通之后，它仰首阔步地走开了，咕哝出一串快活的喉音。

它走后，马福隆把他的衣服整理好，重新穿上，然后去追赶那头刚发泄完的骆驼。之后他搔了搔它的脖子，骆驼温顺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接下来，一人一驼朝着贫瘠的草场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那个老骆驼手相信……而且好像他的办法挺有效……他相信骆驼们有一肚子恨意。马福隆和那老太婆打了一架，虽然它啃了他的胳膊，但是它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他，除非他让它跟自己的衣服打上一仗，这样它才满意，到了明天他就又能给它身上装货了。”

我们跟着那个小个子男人，还有他的骆驼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坐在岩石上看着骆驼在地上来回吃草，我在那地上却看不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艾伦说：“我永远看不够这些骆驼。我觉得这种感觉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多赛特市的主日学校。一到圣诞节，我们就会在墙上找骆驼脚印。老天啊，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我对纳兹鲁拉的盘问总是一拖再拖，总也问不成，于是干脆决定好好利用跟科契人相处的这一天，尽量收集点情报。于是我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为什么不给父母写信？”

她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质问，于是轻松地回答道：“我怎么跟他们说？”她和蔼地看着我，明亮的阳光照亮了她那洗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如果他们连纳兹鲁拉这样简单的人都理解不了，又怎么可能理解现在这个情况？”她指着马福隆、骆驼队，还有驼队旅社。

“也许我能理解。”

“你不可能理解。”她不满地回答说，刚刚那种和蔼可亲的态度荡然无存。

“纳兹鲁拉仍然强烈地爱着你。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他人非常好。他非常勤奋。”她回答道。

我被她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惹火了，刚要张嘴说点什么，这时我看到在商旅客栈大门旁，祖菲卡那高大的身影正在偷看我们俩，但是过了一会，我才发现他并没有偷看，因为他似乎既不嫉妒也不怀疑；他只是那么看着，仿佛很高兴艾伦能有机会与美国人聊上一聊。我想着：不知道他们独处的时候都谈些什么。我大声问道：“祖菲卡会读会写吗？”

“不会看书。数字……比你我都要擅长。”

这些话是用厌倦的神态说出来的，意思是不希望我发表任何意见，于是我说：“纳兹鲁拉似乎算得上这个国家里最能干的人之一。”

“确实如此。”她说，语气里半是肯定半是厌倦。随后她真挚而热烈地补充道：“他的妻子凯里玛更出色。”

“我见过她……穿着罩袍。”

“凯里玛！只要有可能，她绝对不会穿着罩袍。”

“当时我带着一个政府官员。”

“那就是了。”她说，又恢复了单调的语气，“凯里玛遵守这个习俗，目的是保护纳兹鲁拉，纳兹鲁拉向政府保证他允许她不穿罩袍，目的是保护凯里玛。”

这个说法总结得很精辟，但是我仍然记得纳兹鲁拉在沙漠里说的话：婚后的某天早上，艾伦穿着罩袍来吃早餐。也许我应该把嘴巴闭紧点，但是她肆意激怒我，让我难堪，于是我说：“纳兹鲁拉告诉我，你刚来阿富汗的时候也穿罩袍。”

她生气了，脸涨得通红，血液涌上了她那美丽的脸庞。“纳兹鲁拉说的真不少。”她说。

“凯里玛也说了不少。”我继续说下去，“她告诉我，你还在美国的时候就知道纳兹鲁拉已经有一位妻子了。”

她不安地笑起来。“你们美国男人为什么总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休？我当然知道他已经结婚了。米勒先生，这证明了为什么你永远也无法理解我离开宾夕法尼亚多赛特镇。”

“那我有没有可能了解一下，你为什么离开纳兹鲁拉？”

她用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望着我，目光坚定，几乎带着挑衅的神色，然后笑道：“为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人，不可能了解。”

我终于被激怒了。“如果你是男人，”我冷冷地说，“我就照着你的鼻子来上一拳。你怎么就不懂得跟父母报个平安呢？”

我这种直率的语气把她吓了一跳，她咬着自己的指关节，然后神经质地揉搓着衬衣上的刺绣。“你的问题很有道理，米勒先生，也很伤人。我的父母是善良、体面的人，我可以确定他们是出自一片好心。但是我怎么可能给他们写信？”她看着我，从我们开始谈话以来，她的眼中第一次出现恻隐之情，然而也不过是一闪即逝。“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写一封这样的信？”她高兴地问道，开始背诵一封想象出来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已经从纳兹鲁拉家里跑出来了，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最乏味无聊的男人，我敢肯定，他的另一房妻子也是这么想的。他要是就这样搬进多赛特镇的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他，我亲爱的妈咪，就像你们一样，相信上帝想让人类开上豪华汽车，电力会让人类快乐起来，如果卖出的食品罐头够多，就能缓解压力。你当时怕他怕得要死，但其实大可不必。他的想法跟你们的一样，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且，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留住他，而不是留住我。因为他卖保险的本事比你们强上十倍。

爱你们的女儿

艾伦

写于1945年

已被布林莫尔学院除名

又及：我现在跟一个没有固定住所、没有任何国籍、除了九十一头骆驼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的男人在一起。他的妻子给我做了一件你们这辈子也没见过的非常可爱的灰色衬衫，我在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时候就穿着它。过上十一个月，等我抵达杰赫勒姆之后，我会再给你们写信的。

你们的艾丽

她苦涩地看着我，说道：“如果你觉得这封信能让他们放下心来，那就寄给他们。坦率地说，我没有这个胆量。”

我对她产生了一股厌恶之情。她说话的语气跟我在霍尤克山学院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女生一模一样，只有两点不同：那个女孩儿的父亲在奥马哈卖的是袜子和创可贴；读到高年级之后，她总算有了些头脑。这个姓杰斯帕的姑娘则让人讨厌，我傻乎乎地问了一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衰老下去。到时候你在科契人的商队里还能干什么？”

“范登伯格议员老了以后做什么？他也会老的。还有你……米勒先生，你的名字是什么？”

“马克，毕业于格罗顿公学和耶鲁大学。”

“太棒了。在这阿富汗的大漠之中，要是让我遇见谁，那最好就是耶鲁的人。告诉我，你真心相信在宾夕法尼亚多赛特镇我的家乡那里有纯粹的善，而在阿富汗这里又有纯粹的恶吗？”

“我认为任何人待在他自己的故乡，跟他自己的人民在一起，都是最好的……还有，信仰着他自己的宗教。我认为你是在自暴自弃。”

“长老会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她说。

“刚才我对自己说，这姑娘听上去像是霍尤克山学院的女学生。我还是高估了你四年。你听上去像是个高中女生。”

“你该死！”她生气地说，“我在骆驼群中坐着，想着：这个可怜的小伙子，马克・米勒，毕业于格罗顿公学和耶鲁大学。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最终会落到布鲁塞尔大使馆那样的小地方去……他这一辈子的意义不过如此。”她悲伤地看着我说，“你是一个年轻、未老先衰的混蛋，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我瞪着她。至少有四分钟，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那么直愣愣地看着她。最后她耸耸肩膀说：“我投降。给我几张纸。我来写信。”

我问她要不要进屋，但是她回答说：“这自由的空气，我怎么也呼吸不够。”我走进驼队旅社，从我的公事包里拿出几张纸来，这时候我遇到祖菲卡，告诉他“她要给她的父母写封信”，他则回答说：“我几个月之前就让她这样做了。”

我把纸递给她，她蜷缩着坐在岩石上，咬着我的钢笔。然后，她开始轻松、流利地写了起来，我又得到了一个仔细观察她的机会。如果我没有听说过她那些刻薄的言论，我会发誓说她完全符合我第一次在驼队旅社里见到她时对她的评价：比我们在使馆照片上见到的更可爱、更美丽，也更有生气。她怎么看也不是一个满肚子抱怨、刚过了青春期的女孩子。她是一个思想成熟、看上去十分理性的女人，而且魅力十足。如果不考虑她刚刚跟我进行的那段对话，我可能一下子就会赞同那位热情的室友对她的评价：艾伦・杰斯帕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女孩。她待人忠实，责任感强，并且可以信赖。这句话听上去就像是女童子军的誓言。这时候，艾伦写到了比较困难的部分，脸上浮现出一丝烦恼——显得粗鲁而又叛逆——我没法自欺欺人，我可绝对不是跟女童子军在打交道。

“这样可以吗？”她问道，把写好的信塞给我。我拿过来，翻了个个，借着明亮的阳光读了起来——

亲爱的家人们：

没能早点写信给你们，我感到非常抱歉，我的生活中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几乎没办法在一封信里把这些给你们全解释清楚。长话短说，这些变化让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幸福，我的精神更好，更有安全感。我非常爱你们大家。

我与纳兹鲁拉的婚姻不是很顺利，但是并不是因为他的人品不好。他比我告诉你们的还要好，对于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感到十分抱歉，但是我别无选择。现在我跟一些非常棒的人在一起，你们也会喜欢他们的，我稍后会把一切详细解释给你们听。

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么疯狂，我现在正跟着一队骆驼，坐在沙漠的边缘，与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特别优秀的年轻人聊天，他叫马克・米勒，他自己也会写一封信给你们，把发生的一切事情解释清楚。他会告诉你们，我非常幸福、健康，活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