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的阳光刚刚够亮，我们就穿过了峡谷。骄阳似火之时，我们已经进入了沙漠之中，并频繁地停车下来把水浇在头巾上。开始，我和努尔与病人同乘一辆车，保持他的身体包裹在湿润的止血敷布里，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有一次停下来取水时，史迪格里茨坚持跟我换了位置，以便随时看护病人。他采取了进一步的严格措施来照料普利契特，效果颇为显著。刚上路时，我对工程师的生还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很明显，事实即将证明我想错了。

现在我与纳兹鲁拉坐在一起，我们讨论了普利契特的病腿，他相当直接地问道：“关于我的妻子，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我被这个问题惊呆了，因为我本想采取迂回战术，引诱他谈到这个话题，有那么一会儿，我的脑袋里一团迷糊，于是我机械地重复道：“她离家出走了？”

“是的。去年九月走的。”

“那是八个月之前了。”我结结巴巴地说。

“感觉上好像有更长时间。”他说，搓着自己的胡子。他戴着浸了水、走了形的头巾，看上去具有鲜明的亚细亚人特征。

“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你不会理解的。”他神经质地笑着回答。他想助我一臂之力，但这件事太荒唐，一时还摸不清情况，于是他保持沉默，让我想到那位满腹忧虑的阿富汗丈夫，在他患病的妻子和史迪格里茨医生之间来回奔波：他只把自己能够理解的部分说出来。

我理解他善意的努力，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边开车边谈话实在不容易。沙漠里酷热难耐，我们两人都张着大嘴拼命呼吸。“普利契特可受罪了。”他说道。

“我昨天就担心这一点。”我提醒道。

“这件事咱们已经讨论过了！”他谨慎地说，“我有你的命令，书面形式的命令。”

“你可曾提醒过艾伦・杰斯帕……”

“说我已经结婚了？我告诉过她。”

“那天在坎大哈，我见过你的妻子，我是指你的阿富汗妻子。”

“我知道。凯里玛写信告诉我了。”

“她怎么能有空寄信？”我问道，好像电影里的侦探套住了嫌疑犯一样，“我跟她见过面，很快就动身出发了。”

“送史迪格里茨过来的信使也带来了她的信。”他解释道，我不得不认为自己方才的不解实在浅薄。

“抱歉。”我不好意思地说，“整件事情似乎都很不明朗。”

“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他承认。

“那么，凯里玛说的是真的？你确实告诉过艾伦？”

“凯里玛说过的话，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她是个漂亮姑娘吗？”我问道，没有什么明显的用意。

“非常漂亮。她穿罩袍真是愚蠢。我不要求她这样做。”

“我怀疑她对努尔・木哈姆德有顾虑。”

纳兹鲁拉放肆地大笑起来，当时我肯定是面有愠色，于是他说道：“我非常抱歉，但是你提到罩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比起我能告诉你的任何其他事情，这件事能更好地说明艾伦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得说，你的怀疑也不无道理。你觉得我肯定是虐待了她，我家人把她当囚犯一样关起来，她被藏在高墙里的某个地方，伺机逃命。米勒，她来到喀布尔时，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尽力让她感到舒适自在。你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吗？婚礼过后的一天早晨，她下楼吃早餐时，穿着一件罩袍。”

“什么？”

“没错，吃早餐的时候她穿着罩袍。那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丝绸做的罩袍，是她让伦敦的裁缝按照书上的图缝制的。她想要比阿富汗人更像阿富汗人。我家里人忍着不笑出声来，她那滑稽的样子让我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们解释说，你不用在早餐桌上穿罩袍。但是我劝她不要穿上街可是费了一番工夫。”

他回忆起那次奇特的经历，笑了起来，就像一位父亲吃工作午餐时回想起孩子犯的错误。“你可能听说过，在喀布尔的某一天，毛拉对着她吐口水。事后她哭了起来，不是因为毛拉们，而是因为生我的气。‘如果你让我穿罩袍，’她呜咽着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明白。”

“你们美国人没法理解艾伦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很明显，她的父母不了解这一点。她的教授们也不了解。不要再把她叫做小姑娘了。她是个女人。我觉得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姑娘。她是一个非常罕有的人，能够洞察上帝的内心。我认为你知道，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她就把原子弹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是1944年遇到她的。”我推算着时间，“那时候还没有原子弹呢。”

“她自己编出来的。”他神秘地说。

我斜着眼睛看着他，他刚要给我细说，突然间，后面那辆吉普车示意我们停车，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等着他们赶上来，趁着这个工夫，他补充道：“艾伦预见到，如果各个国家继续他们的疯狂行径，那么就不得不发明一种特别可怕的武器。她甚至相当精确地描述了这种东西。‘现在是航空时代，所以他们会从空中把它发射过来，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她还说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武器，很可能也没办法逃脱。她说，‘我希望在他们把我们毁掉之前能到阿富汗去。’开始我以为她把我们这里当作避难所……因为我们这种地方根本不会遭到轰炸，可她并不是这个意思，她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躲得过去，如果我注定要死去，我想死在阿富汗，那里与我们这个可悲的文明相距最远。让我们到原始的地方去，在那里生存，在那里死去。’我觉得她反对我修建水坝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史迪格里茨医生阴着脸走到我们的吉普车旁，直截了当地说：“他活不成了，纳兹鲁拉，他想让米勒跟他坐一辆车。”

但是我马上就要探知纳兹鲁拉的秘密了，我自顾自地抗议道：“我想与纳兹鲁拉谈谈……再谈一会儿。”

史迪格里茨面无表情地说：“普利契特也想谈谈。跟美国人谈。”

“抱歉。”我说，然后我坐到工程师那发着高烧的额头旁边，开始给他敷毛巾，但是他只是张着大嘴，翻着眼睛盯着我。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最后，他轻声说：“我喘不过气来。”努尔已经开始流泪了。

“我也喘不过气来。”我安慰着将死之人，“太热了。”

“你不一样。”他清晰地说道，“你没有拖着一条病腿，这条腿一跳一跳的，就像打鼓一样。我能感觉到它把毒素抽送到我的体内。”

他正在重复我说过的话，我忍着没提醒他，说：“咱们已经走完一大半的沙漠路程了。”

“我想请你给我妻子捎个口信。”他痛苦地用力说道，“她住在科林斯堡。是个好得要命的女人。告诉她……”他抽搐了一下，几乎可以看到一阵苦楚闪过他的脸颊，迫使他停顿下来。

我把他的头巾浸透，用湿布铺在他的腿上。河水已经用完了，我向努尔提出：“我们得用点饮用水了。”努尔沮丧地看着我，仔细观察着前方的沙漠，然后听了听普利契特的呻吟声。我看到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在极度干燥的空气中变成了盐粒。

“如果他需要水，就给他吧。”他用普什图语说道。

我在普利契特的额头上倒了一些饮用水，他又恢复了一些神智，可以口述几个断断续续的词语，让我带给他的妻子。她得去找丹佛市的一位弗格雷格斯先生商量后事。孩子必须拿到大学文凭，两个都是。然后，出于一些我不能理解的原因，他开始进行一段长长的叙述，讲述他在一篇科技论文中读到过的一种新型涂料。这种涂料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家地下室的问题。花上二百美元是值得的，但是她也许能讲讲价钱买下来。

“普利契特。”在他长篇大论地讲完涂料的事之后，我突然插嘴说，“我认为我最好把史迪格里茨医生找来。”

“不要去。如果我要死去，让我与我的同胞待在一起，而不是什么见鬼的纳粹分子。”他开始打冷战。然后他的脸上冒出了一层吓人的汗水，细小的汗珠涌了出来，立刻就在令人头晕的热气中蒸发掉了。

“我要着火了！”他喊起来。努尔・木哈姆德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放声大哭起来，终于停下了吉普车。

“我不想开车把这个人给死神送上门去。”他抹着眼泪，光着脑袋站在太阳底下，“如果死神想收走这个人，就得到……这里来。”

我看到打头的吉普车开始移动，感到气愤极了，于是连续按起喇叭。“别吵，你们这些小子。”普利契特喊道。

纳兹鲁拉收到我发出的信号，在灼热的页岩平原上调转车头开过来。“你他妈的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他对努尔吼道。

“我不想开车把这个人给死神送上门去。”努尔固执地重复道。他从行李中拿出一小块布，铺在沙地上，面朝西方的麦加圣地跪了下来，开始祈祷。

“他看上去糟透了。”纳兹鲁拉说，史迪格里茨医生快步跑过来，查看着神志不清的工程师。

我的嘴唇里无声地冒出了一句奇怪的、沙漠居民常说的祈祷词：“噢，上帝，请饶恕我的族人。”我说完这句话，约翰・普利契特就死去了。

我失神地望着纳兹鲁拉，他耸了耸肩说道：“这就是靠运气，没有人觉得他运气好。”这句话太冷酷无情了，我简直想对着这几个笨蛋大发一通脾气，正是他们默许了这种可耻的自杀行为，但是努尔・木哈姆德比我还要义愤填膺：“你们都是凶手。把这个倒霉的人带到沙漠里来。”

这就太过分了。我喊道：“如果你真这么想，为什么不早说？”

“没人问过我。”他抽泣着说。我突然想到，如果他当时能够帮我说话，哪怕只有一次，我们也不会离开察哈尔，普利契特现在还会活在世上。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肯站出来：他不敢与社会地位更高的纳兹鲁拉正面对抗，因此，眼下我们只好站在沙漠里，还要把一具死尸运走……正午的高温正在无情地蹂躏着这具肉体。

现在努尔・木哈姆德还没法开车，所以我负责驾驶载有尸体的第二辆吉普车，向坎大哈开去，但是当我们以四十英里的时速开到页岩堆上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大片石膏若隐若现，想到那几个士兵正是因为躲闪不及才命丧黄泉，我慌忙急打方向盘试图避开，结果直接撞上了一堆摇摇晃晃的岩石，在车前轴下面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

努尔・木哈姆德吓得魂飞魄散，他一边责怪自己，既然地形这么险恶，应该由他来驾驶汽车，一边还在诅咒命运，而那具尸体已经被甩出了吉普车，七扭八歪地躺在页岩地面上。纳兹鲁拉倒是镇定自若。他安抚着努尔，又叫我不要自责，同时帮助史迪格里茨医生把尸体搬进了那辆还能开的吉普车。然后他平静地研究了地图，告诉我们，“舌头客栈”一定就在往北一点点路程的地方。我们把这辆破车拖到那边去，再见机行事。

当我们把两根绳子系在一起的时候，史迪格里茨说：“我们干吗不开回去，用那两个大兵吉普车上的车前轴呢？”

纳兹鲁拉突然停下来，把绳子扔在地上，站在灼热的阳光下考虑着德国人提出的建议。他揪着自己的胡子，嘟囔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笨。真笨。”他走到一边去，张开两只手，当作两辆吉普车那样比画着。过了很长时间，他在沙漠上走来走去，然后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必须直接去商队客栈，有三个原因，”他说，“首先，我不确定是否还能如我们所愿，找到那辆吉普车。”

“就在后面那里。”我指了指。

“有四十多英里远，”他纠正道，“有时候沙漠里的东西你只能找到一次。第二，我们没有足够的水供来回往返。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万一酋长的搜索队已经到过那里怎么办？假设我们回去，发现吉普车已经不见了怎么办？”

他没再说下去，系好绳子，然后把我们拖到了“舌头客栈”，当天下午四点钟，我们一瘸一拐地走了进去。他的便笺还夹在门上。

我们把吉普车推进了排列得像蜂巢似的房间中的一间，然后开了个会，纳兹鲁拉研究了我们目前的几种选择。我们决定，必须有两个人开着那辆没坏掉的吉普车，带着普利契特的尸体设法赶回比斯特堡。没有必要用四个人的生命来冒险。另外两个人必须留在商队客栈，身上带着节省下来的食物，守着坏掉的吉普车，等着救援队回来。“只有一个问题，”纳兹鲁拉总结道，“我们怎么分组？”

有了以往的教训，这次我迅速作出了反应。“我写一张命令，并且承担全部的责任。史迪格里茨和努尔待在这里。纳兹鲁拉和我开车赶往比斯特堡。”

“有道理。”史迪格里茨嘟囔着。

仍在瑟瑟发抖的努尔・木哈姆德推翻了这个计划。他吸着气说：“跟米勒大人在一起是我的责任。”

“你的责任被解除了。”我用普什图语回答道。

“不行。我得照看着你。”努尔坚持说。

“这种争论没有意义。”纳兹鲁拉说，“如果有人要穿越沙漠，必须得是阿富汗人。米勒和史迪格里茨，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努尔，上车。”努尔又开始抗议，但是纳兹鲁拉喊了一句在美国学来的词儿，“看在基督的份上，赶紧走！”努尔坐好之后，纳兹鲁拉拿着水罐步行到死水一潭的池边，这个水池只能给驼队旅社提供少得可怜的水源。“你们靠这点东西能坚持三四天吗？”他问道。

“三四天以内，你们必须回来。”我开着玩笑，但是我想起了纳兹鲁拉对于单车闯沙漠有多么恐惧，于是我把所有的水罐都装满了甘甜的清水，递给了他。一边这么坐着，我一边说：“千万别把这辆破车开到石膏上去。”

上路前，他向我保证道：“我回来接你的时候，米勒，关于艾伦的所有问题，我都会为你解答的。我保证。”他朝着那片让他大为恐惧的沙漠开了回去，我注视着他的车子向东越开越快，而那面孤零零的旗子在火炉似的空气里猎猎飘扬。

黄昏时分，史迪格里茨医生和我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喝了一点咸咸的水。靠这个我们应该能活下来，但是前景并不乐观。我们走出去，看着灼热的太阳在沙丘后面沉了下去，然后并肩坐在怡人的凉爽空气中，直到巨大的晚星和洁白的月亮升上了天空。我们正要起身回去，这时史迪格里茨悄声说道：“那是什么？”随即我们听到了一个轻柔的声音，好像有人正在悄悄地摸到我们身边。

我们大气也不敢出，然后看见一小群瞪羚朝着月光的方向快速移动着，它们的动作看上去比在日光中更加优雅。这群瞪羚一直在北方的某个地方觅食，现在要回到沙漠里的安全地带，一个不会受到天敌惊扰的地方。这群瞪羚与我们刚刚目睹的惨痛死亡反差如此巨大，史迪格里茨和我盯着它们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突然拍了一下手，那群小动物受了惊吓，跳起来像旋风一样逃进了月光之中，最后消失在沙丘那边。

“无比曼妙。”史迪格里茨悄声说。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跟这个德国人感同身受。我仍然想知道他为什么要作出那个不可思议的决定，非要把普利契特拖入沙漠之中，我刚要问这个，他说道：“九点过了。咱们准备睡觉吧。”我们走进那间空旷的驼队旅社，点燃了我们的科尔曼油灯，小心地避开远在堡垒另一头的那根诡异的巨柱。但是没办法，它就矗立在那里。

我说：“在察哈尔的时候，你拒绝给出治疗方案，这让我觉得很吃惊……当时的情况很清楚，一旦普利契特把那条病腿拖进沙漠，他必死无疑。你为什么不肯站在我这边？”

“他必死无疑？”史迪格里茨谨慎地问道。

“当然。就连我都看得出来。”我说话的语气里有某种东西，破坏了刚才欣赏瞪羚时那种声气相通的默契。史迪格里茨也许怀疑，我在回到喀布尔之后会借普利契特的事不把他推荐给我们的大使。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阴云，不高兴地问道：“这么说来，连你也能作诊断了，嗯？那么让我告诉你，年轻的朋友，我作不出那样的判断。我当医生的年头差不多跟你的年龄一样大了。米勒先生，有很多病症你没有资格下判断。”

他突然站起身来，脚步沉重地走到柱子那边，手里拿着我们唯一的一把小刀，仿佛受到某种强大外力的逼迫一样，用它使劲地刮着柱子外面的石膏。

“纳兹鲁拉说，这是他们的民族纪念碑。”我在房间的另一头警告他。

“这是宇宙的纪念碑。”他纠正我，“我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他的语气十分坚定，喊道，“到这边来，米勒。是人的头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