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吗？”努尔沉默了。这个想法又一次让他难过。

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了舞团生活的另一面。我坐在备用轮胎上刮胡子的时候，听到院子里有人喊我的名字。睡在我们吉普车里的一个守卫说，有客人来访。于是我抓起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跑到窗口去看。访客正是史迪格里茨医生。

“让他进来！”我用普什图语喊道。

过了一小会儿之后，德国医生就走到我们中间。“想要去看看独一无二的表演吗？也许这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能看到的。”

“怎么回事？”

“你没听到外面乱作一团吗，大概在早晨四点钟的时候？”

“听到了，”努尔回答说，“大街上打起来了。我估计是斗殴。”

“你说对了一半，”史迪格里茨说，“开始是斗殴。”

“为什么事？”努尔问道。

“还是老一套。男人们为了舞男打起来了。尤其是米勒先生大为欣赏的那一位。”

“就是我说过，在纽约一定能火起来的那位。”我提醒努尔。

“他昨晚就火起来了，”史迪格里茨狡猾地说，“两个男人为他大打出手。杀死人了。”

努尔・木哈姆德用普什图语咒骂了一句。“又是这种事？”

“是的，”史迪格里茨用普什图语回答道，“我得提醒咱们的美国朋友，这个男孩是个魔鬼……魔鬼。你从没明白过，是吧，米勒先生？”

“我没想到会杀死人。”我用普什图语承认。接下来，我们几个参与到这个可怕事件的发展中去，用的都是普什图语。

努尔・木哈姆德肯定已经猜出我们即将目睹的将是什么场面，但是我却万万没有料到即将发生什么，因为在我所读过的有关阿富汗的书籍中，没有哪本书能让我对于在这个可爱的春日清晨里，在坎大哈的公共广场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作好心理准备，即使是那本讲述加兹尼城腥风血雨历史的书里也没有这种内容。史迪格里茨医生在赫拉特曾经见过这种事，他知道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场面。我们走去广场的路没有多远，但是他要求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下，办公室守门人领着我们走到一个挂了两道锁的箱子旁边，史迪格里茨从里面拿出了一架莱卡相机。他在接诊室里给努尔和我分别照了一张相作测试用，然后把相机挎在肩头，戴上了一顶土耳其软毡帽。之后他带着我们来到了广场。

就在舞者表演的那个场地上，聚集了一大群男人，但是现在那串灯已经没有了，光秃秃的土地像岩石一样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在广场的一侧站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是人群关注的焦点。他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因为他穿的马鞍鞋和衬衫都很破旧，外套也差不多碎成布条了。然而他一脸倨傲的神色，却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他被一群暴民围在中间，却好似鹤立鸡群一般，身旁的民众都对他表示尊敬，而他也泰然受之，仿佛这是某种世袭权利似的。显然，他就是暴民围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这时候传来一阵鼓声，不是充满热情的那种伴舞用的鼓声，而是有些发闷，音色也不一样。鼓声是在宣布有八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已经来到现场，他们看上去又严肃又冷漠。他们两个两个地走进来围住了事先用一堆鹅卵石标记好的出事地点，然后我看见两个警察一组，用一根木槌把一根木棍钉在地里，露出地面的长度是八英寸。

鼓声又响起来了，从先前用作更衣室的小巷子里走出了两个矮小的、圆滚滚的毛拉，他们的脸刮得很干净，跟山里那些瘦骨伶仃的鹰钩鼻很不一样。他们示意鼓声停止，然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祈祷起来。我没有听懂他们说的所有祈祷词，但是他们似乎正在为即将参与一场古老仪式的人们净化心灵。他们还祈祷说，我们每一个目睹了这件事情的人，将会尊敬上帝的指令，遵守上帝检选的先知制定出来的戒律。祈祷结束后，鼓声又响了起来，一个戴着枷锁的人被带了上来，他显然是个囚犯。

“就是那个穿外套的年轻人！”我叫道。

努尔说：“从巴达克沙来的那个！”然后他示意我不要说话，这时候史迪格里茨医生正忙着给仪式拍照。

山里来的年轻人晕晕乎乎的。我怀疑他是不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曾经干了什么。他带着一年的积蓄来到坎大哈，却被卷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漩涡中。守卫抓住他推来推去，好像是在对待一头畜生。

“他就是凶手？”我小声问努尔。

我左边有个人说：“昨晚的舞蹈表演结束后，这个犯人想要买下那个舞男。但是有个警察已经预定了。这个山里娃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他得不到那个舞男。他气昏了头，杀死了警察。大家都看见是他干的。毫无疑问他是有罪的。怎么惩罚还没定下来。”

“会怎么惩罚他？”我问道。

“我希望你最好不要看到下面的事情。”努尔回答。

“你会留在这儿吗？”

“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得报告上去。”他做出听命于人的样子说。

那两个毛拉走向那个昏头昏脑的山里人，说道：“你犯了杀人罪。”那犯人根本没能力接受这个指控。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毛拉走到一个我没见过的、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的胖子面前，问道：“政府想要接手这个案子吗？”

胖官员回答道：“这是一时冲动犯下的谋杀。政府跟这个案子完全扯不上关系。”他对毛拉点了点头，走开了。

接下来，毛拉们走到穿得破破烂烂的那个老人面前，宣布：“古尔・马吉德，这位囚犯谋杀了你的儿子。根据先知的法律，我们将他交给你来处罚。你，古尔・马吉德，可愿接受这个责任？”

老人一脸庄重地走上前去，抬起眼睛，好直视那位年轻人，用清晰的声音宣布说：“我愿意接受这名犯人。”

毛拉最后祈祷了一次，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公正和仁慈，然后我们就再也没看见他们了。

看守囚犯的人把他往前推，几乎碰到了那位老人，现在这件事变成了年轻的罪人和死者的老父亲之间的私人恩怨，演变成为一部由千年前的大漠居民构思而成、由无数代人向之致敬的戏码。国家和教会一样，都只能退居幕后。只有罪人和丧子的老人相对而立，而在这出恩怨情仇的戏码中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围观人群则是神情紧张、默不作声，最后老人大声嚷道：“把犯人绑起来！”

听到这一声喊，人群狂热地爆发出赞同的叫喊声，我听到努尔用普什图语悄声说道：“我祈祷上帝赐予我们仁慈，哪怕就这一次。”而在那一天里，只有复仇，没有仁慈。

年轻的杀人犯被推到树桩那里，手脚抻开、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人们纷纷伸手伸脚踢打着他，直到他被四仰八叉地摆成了圣安德鲁在十字架上的姿势。人们已经不再把这出戏当成宗教仪式；接下来我们即将卷入一场报复行动中，仇恨无可置疑，且难以平息。

年轻人被牢牢绑住，守卫做完了分内的事就走开了，换上一圈警察，都是遇难者的哥们儿。他们在罪犯周围站成一圈，紧挨着彼此，防止暴民涌上来，但同时也保持了一定距离，好让每个人都能看清楚。人群安静下来，用手肘互相推搡着往前挤，大家都想找个好地方大饱眼福。

遇难警察的父亲现在上前一步，站在已被置于警察监控之下的囚犯跟前。他嘟囔了一句简短的祷文，然后朗声说道：“把弯刀递给我。”我不清楚人们会如何理解他说的“弯刀”这个词，但至少它指的不是“剑”。从他那班同伙当中走出一人，拿着一把生锈的19世纪的刺刀。老人一字一句地喊道：“在坎大哈围城战中，我祖父从英国人那里缴获了这把刀。”人群欢呼起来。

我低头看着那个年轻人，他似乎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目光呆滞，好像又回到了谋杀时的恍惚中，那时他正为赢得舞男的青睐而跟人搏斗。然而，当老人对人群讲完话，跪在年轻人的头旁边时，囚犯终于看清了那把生锈的刺刀，尖叫起来。

那是一种可怖的、动物般的尖叫，仿佛来自于人类历史的远古时代。我感到这尖叫声与当时的场面极为匹配，因为那声音让我们彻底沦入动物范畴。“不要！不要！”被木桩死死捆住的年轻人尖叫着，但是我们已经不能理解任何人类的语言。

老人定了定神，左手手腕一翻，揪住了那囚犯的头发，拉紧了他的脖子。老人右手拿着那把生了锈的刺刀，开始向手里这囚徒的脖子锯过去。刺刀一下下地拉动着，随着这个恐怖的动作，男孩的头前前后后地扭动起来，还没有被切断的嗓子里发出极其恐怖的尖叫声。我觉得我要呕吐了。

终于，仁慈的上帝保佑我们，有一个人影从人群中冲出来，打断了老人的动作。这个疯狂的场面停了下来。我又能喘气了。

半路杀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史迪格里茨医生，他和老人用普什图语争辩着，但是那位冷酷的行刑者听不明白，用困惑的眼神看着这个德国人。然后我看见史迪格里茨指着照相机，用我和其他人都能听见的声音清晰地说道：“如果你从另外一边开始锯，光线会好些。”

老人耸耸肩，史迪格里茨厉声问道：“你想要你的照片，不是吗？”最后，刽子手听懂了，我惊骇地看到他换了个角度，从另外一边又开始锯了起来。这回，阳光畅通无阻地照了进来。

大力地锯了四下之后，老人弄断了犯人的脖子，那恐怖的叫声安静了下来。然后他一鼓作气，把软骨和骨头全都切断。接着他站起身来，由于刚刚用尽力气而显得有些笨拙、疲惫，他的左手依然扭着，插在犯人的头发里。他大踏步地绕着圈子，向我们每个人炫耀死者的头。

老人来到我跟前时，我只得转过头去，却发现我正好看着那个搞鸡奸的舞者，正是他那种蛊惑人心的演出才导致了这场悲剧。他的脸上一副兴奋过度的表情，目光随着那个被砍断的头颅转来转去。他的衣着跟平常一样整洁，还发出一股香水味儿。看到我厌恶地盯着他，他使出浑身解数做出了一个谄媚的微笑，用普什图语悄声说道：“太可怕了，不是吗？”

“米勒先生！”我听到有人喊着。史迪格里茨医生看见那个妖媚的舞者站在我旁边，就过来要给我们照相。他调了一下焦距，同时，那惯于拍照的舞者摆出了一个夸张的姿态，而戴着土耳其毡帽的我则是满脸错愕。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那张照片，它的作用是提醒我，我所讲述的事情的确曾经发生过。

努尔和我默默无语地穿过广场走到饭馆，但我太震惊了，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不久，医生也过来了，他若无其事地说：“我要一瓶啤酒。努尔不能跟我一起喝，因为他是穆斯林，而你又不爱喝。”当那瓶珍贵的啤酒拿上来的时候，史迪格里茨评论说，“我有两个很好的理由，让我最终还是会去喀布尔。那里没有这些公开处决，还有的是德国啤酒。”

“既然你认为刚才的处决如此骇人听闻，”我虚弱地问道，“为什么你还那么仔细地拍照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留下记录，”他回答道，“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应该有记录。过几年之后，你今天的所见所闻将不复存在。努尔・木哈姆德一定会做到让它们不复存在。”

“但是当你阻止那个老人的时候……你本该去劝住他。”

“我？”史迪格里茨嚷道，“他们会杀了我的。”

“他们会的。”努尔赞同道。

“但是让他换个方向。老天，这太残忍了。”

“我没改变任何事情。”他回答道，仔细地撬开啤酒瓶盖。

我满腔悲愤无处发泄，继而大笑起来。我止不住地迸发出痛快、狂暴的哈哈大笑，虽然努尔和史迪格里茨都试图让我停下来，但他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伸手指向饭馆对面的公共广场，那个刚处决完罪犯的老人正在往家里走。他刚刚手刃了家族的仇人，右手还握着那把富有历史意义的刺刀，而左手却牵着那个鸡奸舞者的手，那舞者边走边对着啧啧称赞的人群鞠躬。而我爆发出无法控制的大笑声并不是因为这不般配的一对儿。老人把他那件破烂的外套扔在了处决犯人的现场，他穿上了死者的外衣，也就是那件美丽、破烂但还勉强能用的、抢来的巴黎女装外套。衣服挺合身，事实上，他穿这外套显得很精神。

“等等！”他走过的时候我喊道，老人停下了脚步。“医生！”我嚷道，“再来拍一张照片。”然后我在这一对奇异的情侣中间摆了一个姿势。

我又回到餐桌旁时，努尔・木哈姆德非常愤怒，把他那套礼貌的政府人员的角色抛在脑后。“你干吗要那样做？”他尖刻地质问我。

“这真是太他妈胡来了。”我说。我突然感到很羞愧。

“你用的是杰斯帕先生常说的那个词儿。”努尔尖刻地说。

“什么词儿？谁说的？”史迪格里茨问道，小心地把他的相机收好。

“米勒大人的一位朋友。每次他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就会说这是胡来。”

“我很抱歉。”我说。

“多年前，有个法国人照了一组非常棒的照片……在阿拉巴马州……也是私刑处死犯人。那件事是胡来吗？”

“我笑是因为我的神经受了刺激。”我解释说。这个借口很蹩脚。

“很好。我认为现在你也许可以开始严肃认真地谈谈你的事儿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生气地问道。

“你看到了我的国家最可怕的一面。现在咱们来谈谈艾伦・杰斯帕。”

“我很乐意。”我说道，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咱们别再东拉西扯了。不要再公开地跟那个老人找乐子。”

“我已经道歉了。”我不满地说。

“很好，”努尔勉强说道，“你嘲弄那个老傻瓜和那个邪恶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以为……”

“我认为是那件外套……给故事来了点睛的一笔。”

“我已经把这个事件抛在脑后了，”努尔说，“你别把这件事当作阿富汗人正常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吗？”我问道。

“你我之间，永远都可以。”努尔回答说。

“那天我跟沙・汗谈话时，他露出口风，说他听到一些传言，艾伦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太奇怪了，事实上他都不愿意再说一遍。”

“什么传言？”史迪格里茨医生插嘴说。

“就是头一晚我问你的那件事。”

“我告诉过你了。我没法猜。”他不高兴地说，又开始喝他的啤酒。

“你能猜猜吗？”我问努尔。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她离家出走，死在路上了。”

“你打心眼儿里相信她没死在激进派的毛拉手里？”

努尔真的被激怒了。“米勒大人，”他抗议说，“你上个星期在加兹尼城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发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吗？”

“我们刚才目睹的事件，”我冷静地说，手指着那具太阳落山之前得一直放在地上的无头尸体，“让人不得不再反思一下以前的答案，难道不是吗？”

“如果那些答案已经被确认了，就不用反思了。”努尔回答说。

“但是那几个毛拉呢？”我重复道。

努尔开心地笑了。“那两个毛拉正好是我们最好的牧师。他们严格按照阿富汗的习俗行事，但是他们知道，这样的公开处决不会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如果像你我这样的人要阻止这样的事情，时机来临的时候他们会站在我们这边。”

“他们会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当然。我有一个兄弟就是毛拉，是个比我优秀得多的公民。”

“我想要见见他。”我突然说。

“我们回到喀布尔之后，你会见到他的，米勒大人，如果你认为伊斯兰教会放任你看见的那件事情，那么你并没有理解阿富汗的秘密。”

“真他妈是个高尚的宗教，”史迪格里茨医生用普什图语插嘴说，用普什图语骂脏话其实很有趣，“实际上，我去年也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了。”

“真的？”我毫不掩饰我的惊讶。

“干吗不信呢？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这个国家令人振奋，宗教也相当深刻。”

“你抛弃了基督教？”我厌恶地问道，没有掩饰我的语气。

“我再说一遍。”他开始用的是普什图语。然后，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又改用法语。“我再说一遍，”他用法语说，“干吗不信？宗教又不是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在特定的时间、特点的地点总要发挥点作用。如果它不发挥作用，就不是好的宗教，你就得信别的。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基督教在德国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整个社会都变态了，它却还允许？大规模屠杀呢？对人性的可怕背叛呢？当我到达赫拉特的时候，我发誓，‘如果基督教在这儿不如在慕尼黑好用的话，那么他们这儿信什么教，我就跟着信什么教。反正也不会更糟。’实际上，伊斯兰教相当不错。”

努尔又说了一句让我大为惊讶的话。“我想你应该知道，艾伦・杰斯帕也成为穆斯林了。”

我还没说话，史迪格里茨医生就说：“聪明的姑娘。上次我看见她的时候，我俩谈过这件事。她说她在新的信仰里找到了慰藉。她管这个叫做‘沙漠信仰’。我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说对于那些星期六大吃大喝、然后晚上和人私通、周日又打高尔夫球的人来说，基督教已经成了一种很方便的脱罪仪式。”艾伦的这番描述用法语说出来，给人的印象是聪明、阴险又深刻，“她说她需要一种离本源近得多的宗教。她说了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指出，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起源于沙漠地区，在那里上帝似乎离我们更近，生死之事显得更加神秘莫测。她说我们本质上都是沙漠动物，生命本来就理应是残酷的。如果我们生活在费城或者慕尼黑这样的绿洲里，我们就会堕落沉沦下去，而远离我们的本原。”

“你会回慕尼黑吗，如果你有这个自由的话？”我问道。

史迪格里茨医生不满地看着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说出任何话来暗示他被禁止回到德国去，不过，他是如此醉心于他的新世界，这只能让人得出这一个结论，而现在则被我公开地说了出来。他为此感到十分生气，用德语回答道：“不，我永远不会回到德国。”然后又用普什图语翻译了一遍。

这时候，肉饭端上来了，油滋滋、热腾腾，配上松子和葡萄干，虽然刚观赏完斩首仪式之后我还没办法对食物动什么念头，但是时间一长，我又饿了，于是我们都把手指头伸了进去，在三个人之间产生出一种粗粝的兄弟之情。史迪格里茨医生时年四十岁，努尔・木哈姆德三十二岁，我则是二十六岁，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己愿意尽量维护的品行，我们越来越尊重彼此，我很高兴能跟他们在一起。实际上，在处决仪式之后能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我感到很骄傲。

“你一定不能把伊斯兰教当成是沙漠宗教，”努尔提醒道，“伊斯兰教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世人对它的了解都不完整。”

我不由得问出了一个不相关的问题：“如果沙漠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以色列国，你们穆斯林人能接受吗？”

“你要相信，犹太人自己会管好自己的事情。”史迪格里茨直率地说，我们之间刚刚萌发的那点兄弟之情化为乌有了。我很惊讶，一位德国难民居然能公开地讲出这种话来，但是他接下去说的话让我更为震惊。“而且，如果他们需要帮助，像你我这样的人都会出手。他们理应有自己的国家。”说完，他又开始喝他的啤酒。

“穆斯林可不会喜欢这个，”努尔评论道，“尤其是阿拉伯人。我就不喜欢这个。我不想让犹太人拿走我的国土。但是其他的方法我就更不喜欢了。我们穆斯林会给犹太人一点点土地……不太多，但是会给一点点。”

过了一会，我说：“我们使馆没有证据显示艾伦・杰斯帕成了穆斯林。”

“很多弗兰基太太都成了穆斯林，”努尔回答说，“她们是不是皈依伊斯兰教，我们看不出官方有什么理由过问。”

“真是这样？”我问道。

“当然。你们基督徒总是认为，要改变信仰一定是从别的宗教改信基督教。在这里，你看到相反的例子了吧。德国来的史迪格里茨，还有费城来的艾伦・杰斯帕。”

我又开始笑起来，这一次没有歇斯底里。“啤酒怎么样？”我问道，指着那个半空了的瓶子。

“德国人可能有很多特性，”史迪格里茨兴致勃勃地说，“可能是天主教徒，可能是犹太人，可能是路德会教徒，也可能是穆斯林。但他一定是啤酒爱好者。有一个毛拉给了我喝啤酒的豁免权……就是你今天看见的那个。他是个自由派，十分善解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