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一醒来，我看见努尔・木哈姆德靠在备用轮胎上，膝盖上托着一面镜子，身旁放着一罐热水，正在心满意足地刮着胡子，这是因为坎大哈的旅馆里没有浴室。我欣赏了一会儿他灵活的动作，然后开口用英语说道：“我们在桥上遇到的那个舞男表演得太棒了。”

“就是对你说脏话的那个？”努尔问道。

“史迪格里茨说他们都是鸡奸犯。”

“他们确实是，”努尔不慌不忙地说，“但是警察盯着他们呢。”

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思考下一个问题，然后犹豫不决地用普什图语问道：“努尔，你能不能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史迪格里茨的事情讲给我听？”

他继续刮着胡子，检查着自己的脸颊，好像刮好胡子在今天特别重要似的，然后他颇为自得地仔细把脸擦干。很明显，努尔在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前就预料到我会有此一问，并已经跟阿富汗政府协商好应该如何回答我了。他斟酌着语言，回答说，“我们第一次听到奥托・史迪格里茨的名字是在去年的二月份。也就是1945年。他十分突然地从波斯穿过边境到了我们这边。由于没有有效证件而在赫拉特被捕。他从未到过喀布尔。他手头确实有文件证明曾在某个德国的大学获得过医学学位。”

“他的门牌上写着慕尼黑大学。”

“我相信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我们指示驻巴黎大使馆调查此事，对方只查到史迪格里茨是合法行医，然后就不管了。他的学历是真实的，就我所能记得的，我们拿到了一份大学成绩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要获得进入阿富汗的许可太难了。”我指出。因为我们用普什图语交谈，所以我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标准发音，不再把单词之中的“gh”念出声来。对于我们这些在此处工作，或居住于此的人来说，“阿富汗（Afghanistan）”一律读作“阿凡尼斯坦（Afanistan）”。“像史迪格里茨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就这样一路走到这里来？”

“你忘了一件事情，”努尔解释说，“他不是个一般人。他是医生，而我们需要医生。他还是个德国人，而我们总是需要德国人的。不算那些修桥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们的国家就是德国人建造起来的。我们有时候被称作‘亚细亚的德国’，而且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拒绝从德国过来的难民。”

“你相信他是纳粹吗？”

“难道他们不都是纳粹吗……从法律上说？”努尔平静地问道，他正开始收拾起他的剃须用具，去给我拿热水。

“你就知道这些？”我追问道。

“显而易见，他来到了坎大哈，开了诊所行医。当地人告诉我们他的医术很高明。不管怎么说，有他在这里，我们还是很高兴，而且我认为他会在这里待上好多年。”

“为什么这么说？”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走到阿富汗也就走到头了。除了这里之外，他们无路可投。”

“连回德国也不行吗？”

“尤其是不能回德国。”

“你们国家有多少德国人？”我带着一股子病态的痴迷劲儿，继续问道。虽然我不是正宗的仇德者，但我知道如果在1937年我是德国公民的话就死定了。还有我的亲戚和很多朋友也一样死定了。另外，因为我这个人一向热爱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气氛，一想到他们被肢解，被饿死，我可就不止会产生道德上的厌恶感了。这种恐惧能把我最大的恶念激发出来。我本能地害怕德国人，将来也会是这样。

我并不认为形成这种态度是因为过度担心死亡。从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就教我面对人终有一死的现实，而且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死的；但是犹太人热爱生生不息、不断繁衍的过程——这部分解释了我对阿富汗历史的热爱——二战前，每当想到自己终将死去，我就会想到米勒家族未来会代代相传下去。“米勒家一定会有个后人能拿到交响乐厅的票。”我安慰自己，如果我没去成，大家会感到惋惜，但不会悲痛欲绝；然而，如果米勒家，古德伯格家，夏普家，和韦恩史坦家全都去不成——如果他们都死光了的话——那可真让人受不了。如果我的家族没有从德国移民出来，我们都活不到今天，我不能忽略这个事实。

我光顾着想些私事，压根儿没听见努尔的回答，但是我确实听到一个数字，说六百多个德国人到达了阿富汗，其中不少人持有相当高级的资格证书。

“全是纳粹？”

“看你怎么定义纳粹了。很多都是行为高尚的男女，他们憎恨希特勒，他们后背上、心灵上的累累伤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与莫西布・汗谈过这一点……”听到这里我又陷入了茫然之中，因为他说“与莫西布・汗谈过这一点”，可这与我跟这两人打交道的经验不一致。我每次会见莫西布的时候，只要有努尔在场，莫西布总是像对待仆人那样对待努尔。很明显，我还远没有充分了解阿富汗的间谍活动，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发现努尔其实是莫西布・汗的弟弟，要不就是国王的侄子。

“如果史迪格里茨如此出色，那为什么他不来喀布尔呢？”

“我们与所有的难民达成了共识。他们必须分散定居在阿富汗各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如果他能在坎大哈证明自己，那么就有可能被请到喀布尔来。”

“就是说，他没有移居的自由？”

“你们都没有移居的自由，”他解释道，“你们得从沙・汗那里得到许可。”

“可我不是阿富汗人。”

“史迪格里茨也不是。直到他能证明自己。”

“他表现得怎么样？”

“不错。”很明显，努尔不想就这个话题再谈下去了。

但是我继续问道：“一般阿富汗人去看医生会付多少诊费？”

“大概八分钱吧。”

“所以说，移民发不了财咯？”

“在坎大哈肯定不行。”他又一次结束了对话，然后冷静、精明地补充道，“但是如果过段时间他能搬到喀布尔来的话，那时候他也许就能为使馆官员服务了。甚至有可能获得官方的身份。那就能挣大钱了。”

“你觉得史迪格里茨会考虑来喀布尔吗？”

努尔一边把热水灌入我剃须用的大杯里，一边直视着我：“我认为他做梦都想，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他在坎大哈的学徒期要多久才能结束，你能给点意见吗？”

“那得由我们的政府来决定……还有你们的政府，如果你们考虑要雇史迪格里茨当使馆医生的话。”我没说话。

史迪格里茨和努尔在午餐时见了面，当时的情景可把我乐坏了。这位德国人跟努尔打交道比跟我要谨慎得多。因为他马上就误以为努尔是在喀布尔拥有一定权力的官员。“很荣幸会见阁下大人。”史迪格里茨奉承道。

“我不是大人，真难为情，”努尔纠正道，“我是米勒大人的司机。”

史迪格里茨仔细看了看努尔穿的西式皮鞋、西装，还有昂贵的土耳其帽子，最后决定不能上当受骗。“我得恭喜米勒先生，能拥有阿富汗最优秀的司机。我希望我的英语能跟你说得一样好，努尔大人。”

“我也希望我能从慕尼黑大学获得学位，去当医生。”努尔回答道。矮胖的德国医生容光焕发，连连称谢。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总能看到史迪格里茨。见他的次数越多，我就越相信如果各大使馆真能请到他，他们可真就找到了个好医生，所以我决定帮他运作一番，把他调到喀布尔去。我们经常一起吃饭，席间他总是小心提防，保护着他的啤酒，而因为由我来付饭钱，所以我问了好多个问题，他也欣然一一作答。

这番询问让我最终确信一点：史迪格里茨不是纳粹分子。在用药之道上，他采取顺势而为的人道主义态度，深知药物对于减轻精神上的痛苦的作用并不亚于减缓身体上的痛苦。他特别爱讨论哲学问题，每晚与我共进馕和肉饭当晚餐，饭后陪我看舞蹈表演，接下来他会吸着烟斗，与我一直谈到深夜。

每当回想起在坎大哈度过的激动人心的日子，我总是忘不了史迪格里茨身上的一个特点：他对于舞蹈巡回表演队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之情，尤其是对那个领舞的演员。“他们是阿富汗的污点。”他抱怨道，用本地人那种发音方式来称呼着他的第二故乡，“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这个民族的痼疾。老天爷，他们真应该把那些女人身上的罩袍去掉，把国民的心理基础变得正常些。”

一天午饭时，我们与努尔讨论这个问题，努尔宽容地笑了起来。“到这里来的每个弗兰基都找得到一件非得马上改变不可的事来。史迪格里茨医生说，把那些女人从罩袍里弄出来。法国大使说，再培训出两千个大夫来。美国大使告诉我们，用管道把水从山里引出来。俄国人说，把你们的街道铺上路面。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究竟该先做哪样？”

“先做哪样？”史迪格里茨急切地问道。他最喜欢这种谈话了。

“所有的一起来，”努尔回答道，“没错！笑吧！但是我们得让整个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拼命向前冲。这就需要有更多的智慧和魄力，而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你们上床睡觉时，请替我们祈祷吧。”

“我一直在祈祷你能带我去纳兹鲁拉在坎大哈时住过的房子。”我说。

“我昨天就安排好了。”努尔鞠了个躬，“你跟我们一起去吗，医生？”

“荣幸之至。”他正色道。他正要伸手到口袋里拿零钱，突然想到一件美事。“让这个弗兰基付这顿饭钱？”

“是的，我来付。”我说。难民里没有谁比德国人更爱为钱的事操心了。他舒了口气，我掏出钱来，发现他抢在算总账之前又多拿了一块馕，后来我们在街上走着的时候，他一直嚼着这块馕。

努尔领我们到了一座四周建有围墙的住宅，跟其他的住宅别无二致，宅子里果然有一位看门人很不情愿地盘查了我们，最后总算答应让我们进去。这里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一座花园，几棵果树，几堵泥墙，几块波斯地毯，还有一位男仆。有一幅国王的彩色大照片，桌子上有三本很旧的《时代周刊》。家具上都装了马海毛垫子，呈现出不大悦目的粉色。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从一扇门里走出了一位显然非常年轻的女人，穿着发灰的蓝色丝绸罩袍。史迪格里茨看到她在室内也身着长袍，显出大为惊愕的样子来，努尔・木哈姆德也是同样的表情，他介绍说，我是美国大使馆来的绅士。那个罩着袍子的人用普什图语说道：“很荣幸，能欢迎您来到纳兹鲁拉家。”她对努尔悄声说了句什么，努尔点头同意，然后她喊来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男仆，是一个四岁的女孩和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孩。

“是纳兹鲁拉的孩子，”努尔肯定地说，“老大跟我最小的孩子一样大。”

“你有几个孩子？”我问努尔。

“三个。”他回答。

“你妻子是阿富汗人吗？”

“这与你无关。”史迪格里茨医生不满地说。

“她是北方过来的。”努尔随和地回答道。

很明显，我们之所以互相聊了起来，是因为穿罩袍的女人让我们觉得不自在。一般来说，任何足够开明，愿意把弗兰基领到家里，让他们当着妻子的面高谈阔论的阿富汗男人都会告诉她说，“你可以摘掉罩袍，亲爱的。”而纳兹鲁拉太太肯定也想这么做。但努尔・木哈姆德是政府来的官员，也许是一个拥护保留罩袍传统的男人，一想到这点，她又望而却步了。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她只得把自己遮起来。

而在另一方面，根据我的了解，努尔则是个非常开明的阿富汗人，愿意看到废除罩袍，而且他当然很想亲自对纳兹鲁拉的太太说——“跟我们在一起，您可以脱掉罩袍。”但是他怕有人可能会把这件事捅到喀布尔去，眼下他在政府里的位置还不够高，没法按他自己的想法办事。

于是，两个都知道罩袍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人，却都对此无所作为，而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恰恰巩固了罩袍的传统。我打破了僵局，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一个看不见的女人，所以只好用英语问道：“为什么纳兹鲁拉的太太不跟丈夫一起去比斯特堡？”

“问她自己吧。”努尔说，于是我用普什图语重复了我的问题。

“那里没有我们的住处。”她柔声说道。听着从袍子里传出的声音，这种感觉很奇妙。

“我明白。”我说，但是同时我又想道，艾伦・杰斯帕不就找到住处了嘛。

“请坐，各位先生。”仆人拿着四杯橘子汁出来时，她对我们说道。我暗自纳闷：她穿着罩袍该怎么喝呢？

“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你丈夫，”我说，“需要我们带什么东西给他吗？”

“您真是非常周到。”她回答说，我从中听出了一丝尴尬。然后她发出迷人的笑声，我看见墙边已经摆着一箱东西，等着我们送到比斯特堡去。

“努尔之前已经来过这里了。”我尽可能殷勤地说道。

“是的，”她轻松地说，“他昨天都安排好了，但是我很高兴你也能这么想。我不想让努尔为难，做超出他权力的事情。”她的用词非常准确，看来对于纳兹鲁拉的这段三角恋情，我得有所改观了。他的阿富汗妻子可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娶过来的沙漠赤脚女人。

“除了普什图语，您还会说其他语言吗？”我问道。

“法语。”然后她用缓慢的语调骄傲地说，“还能说一点英语。”

“很明智，”史迪格里茨嘟囔了一句，“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使夫人。”

纳兹鲁拉的太太没有听见这句，所以努尔用普什图语重复了这句恭维话。面纱里的人笑了起来，然后转向医生说：“您说法语吗？”

“是的。”史迪格里茨回答道。

“您呢，米勒大人？”

“是的，夫人。”我点头。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用法语交谈呢？”她用相当标准的法语问道。我看了看努尔，于是纳兹鲁拉的太太安慰我说：“噢，努尔的法语比我说得还要好。”

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极为震惊，于是努尔解释说：“你以为我在你这里工作之前在哪儿工作？法国大使馆嘛。”我暗想：阿富汗人一旦找到个优秀人才，就立刻教他用得上的技能。

史迪格里茨评论说：“三年以后你再回来，米勒先生。到时候你的努尔就会说俄语了。”

“那么，”纳兹鲁拉的太太交叉着双手，做出女性那种公事公办的样子说道，“我被告知，说你会来这里，米勒大人，我希望能帮到你。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去了哪里。”

“她没跟他在一起吗？”我问道。

“我不这么觉得。”她说。

“她也不在这儿？”

纳兹鲁拉的太太愉快地笑了起来。“不在这儿，我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位弗兰基媳妇几个星期关在坎大哈的这座高墙里。”

“请您原谅。”我说。

“但是我想，在几年前您也许能找到一两个这样的例子。所以，您的怀疑也可以理解。”

“谢谢。”

“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向您保证，请相信我是您的朋友，绝不会伤害您，也不会伤害艾伦。她从来没有跟我冲突过。我从未侮辱过她。我们在喀布尔共处一室的短短几天，我们亲如姐妹。她常常唱歌给我的女儿听。”

“有没有人提醒过她——我是说提醒她是二房？”

“当然！”袍中人大笑起来，“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她就亲吻我，还说，‘你是凯里玛。纳兹鲁拉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淡淡地说，“没有哪个美国姑娘……”

努尔打断我：“请不要这样说话，米勒大人。凯里玛说的事情难道比我们已经得知的事情更难以置信吗？”

“那倒是没有。我向您道歉。”

“我知道，要你们理解我的国家是多么困难。”纳兹鲁拉的太太柔声说道，“但请你们在报告里反复强调一点，米勒大人。在纳兹鲁拉的家里，艾伦得到了爱和尊重。她对我们也一样好。”

“纳兹鲁拉的母亲对她也一样好吗？还有他的姐妹们？”

“每天下午，艾伦都会跟纳兹鲁拉的母亲学习两个小时的普什图语。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我们家人都很爱她……每个人都是。”她站起身来，动作优美地鞠了一躬，向房间外走去。她的橘子汁放在那里，碰也没碰过。

“再问一个问题，请允许我……”我请求道，“您有没有任何猜测，不管多么奇怪……”

“让我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猜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无论艾伦做了什么，都是反复思量的结果。所发生的事情正如她所乐于见到的那样，因为她具有一切非凡才能。她聪慧善良，如果她发生了什么不测，在我而言正如失去了一位亲人，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您必须清楚。”她犹豫了一下，我觉得她流泪了，她用右手摸了一下嘴边，或者只是我觉得她这样做了，因为她身上的罩袍掩盖了她的动作，“当纳兹鲁拉把她带回坎大哈，把我一个人留在喀布尔的时候，是艾伦坚持要我跟他们在一起。我来到坎大哈之后，她跟我见面，说，‘我实在想念这个小姑娘。’米勒大人，我们之间的感情，只有爱。”

她走出房间，然后又想了想，站在门口说道：“有可能，她请我来坎大哈是因为她知道我能生孩子，而显然她没有生育能力。史迪格里茨医生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无从得知袍中人的庐山真面目，这位女士鞠了一躬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她。她走后，我说：“我还以为她是从兴都库什山出来的光着脚丫的游牧民族。”

“她的姐姐在波尔多上过学。”努尔说。

我转向史迪格里茨医生说：“关于生孩子那件事……”

史迪格里茨用德语愤怒地嚷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他转身离开这座宅子，然后用普什图语忿忿地说：“大使馆根本就不该管这种事。”他突然扔下我们，径自走开了，这下我明白了，他逃离德国一定事出有因。他诚实、坚强、固执，对他而言，纳粹统治下的生活一定如同地狱一般。

努尔悄悄说：“他正是用这种方式证实了凯里玛所说的话。”

“你觉得是这样？”

“把这点写在报告里吧，”努尔建议道，“与事实不会相差太多。”

那天晚上，努尔和我晚餐时没有见到史迪格里茨医生，但是我们吃完馕和肉饭后在广场上闲逛，观看跳舞的时候，我告诉努尔：“要是把这个舞团带到纽约，他们马上就会火起来。”

“真的会吗？”他怀疑地问道。

“当然会。那个领舞的加入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舞团都没问题。你明白他有多棒吗？”

“看!”努尔在一次幕间休息时笑道，“外套大人来了。”来自巴达克沙的年轻人仍然被那位“没长翅膀，可却飞起来”的舞蹈演员搞得昏头昏脑。

我对于舞团的评论让努尔感到很悲哀，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们阿富汗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天才。住在山里的老人讲述给我的长篇故事，比我读过的大多数欧洲小说都要精彩。你说这些跳舞的很棒。在这个国家，天才没有用武之地，你明白在这里长大有多悲惨吗？”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作什么评论，但是努尔问道：“在俄国，他们组织这类舞蹈团，有时候给他们发勋章，甚至还把他们送到巴黎去，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战争期间，我去过中国，他们白天奋力打日本人，晚上去听京剧。中国人跳舞不比这些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