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刚过，我们就离开了加兹尼城。路过处决地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木桩已经被拿走了，因为在阿富汗木材非常珍贵。然而，那些石头还扔在地上，方便下一次处决罪人。

在路上走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发现了一个关于阿富汗的重要事实，而我所读过的任何材料都没有提及过；然而这一点十分关键，谁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就会整个误解这个国家。我指的是阿富汗的桥梁。

遇到第一座桥时，我并没有看出它们的重要性。这座桥修得很漂亮，据我判断，应该是由专业工程师于20世纪早期修建而成。这座桥设计精巧，石材扎实，还有四个炮塔。很不幸最近发了一场洪水，冲毁了上桥的道路，只留下一座孤零零的、不起任何作用的桥架子。要过河，我们只能离开大路，沿着沟渠开下去，再涉水过河，然后又沿着沟渠开上去，直到我们重新爬上大路。很明显，暴风雨发作时此路不通，但是我记得自己过河的时候想道：多漂亮的桥……简直是一件艺术品。

三十分钟后，我们遇到了一座更加漂亮的桥，有八个极为坚固结实的炮塔，是那种法国和德国古镇里常见的哥特式军用建筑。这座桥令人叹为观止，我花了好多时间进行仔细观察，因为通上桥的道路也同样被冲毁了。我们不得不再次涉水，这使我得以从底部自下而上地观察它。

此桥的石雕工艺堪称典范之作，与桥面的接合处很值得玩味，因为我看不出来石雕面是怎么粘上去的。看起来，似乎建筑师靠的是高超的切割技术，使接合处能够承受摩擦力，支撑重量。另外，桥的设计也很巧妙，这八个炮塔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此桥令人叹为观止，只是突如其来的洪水使它变成了废品。

但是当我们来到第三座精美的桥梁时，发现上桥的道路同样也不见了。我心里发急，问努尔・木哈姆德说：“所有的桥都是这样吗？”

“是的。”他悲伤地说。

“怎么会？”

“我们管这叫做‘阿富汗特色桥梁’。都不能用。”

“怎么搞的？”我质问道。

“阿富汗人干出的蠢事。”他说。很明显他不想多讲。

到了第七座被冲毁的桥那里时，水比预想的深多了，我们被困在河中心，吉普车的底盘浸湿了，发动机也失灵了，我们只好等过路的卡车把我们拖出去。我们无事可做，只能从下面观察这座桥，它也许是所有桥梁里最赏心悦目的一座了：桥拱造型高雅，炮台坚实有力，桥砖严丝合缝，令人印象深刻。

“这桥真漂亮，”我不情愿地承认说，“谁修建的？”

“一个德国人。是我国遭遇的最大不幸之一。”

跟努尔聊天很有趣，因为他的英语很地道，而我的普什图语也相当熟练；为了互相练习，我讲他的语言，而他则用我的语言作答，但是在讨论复杂的问题时，我俩则使用各自的母语。在外人看来，我们的对话令人费解，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个句子中间交替使用两种语言。现在，我们又湿又冷，我心里发急，说的普什图语很刺耳。

“这些桥是怎么搞的，努尔？”

他用普什图语一丝不苟地回答我：“一场灾难。我们还处在跨出黑暗中世纪的初级阶段，这时德国人说，你们的两座大城市之间没有道路连接，这很愚蠢。他们弄到了一大笔贷款，给我们派来了专家，勘测了道路，然后告诉我们该怎么修。勘测图做得清清爽爽，上面还附着小图，国王看了图，批准说，如今我们是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有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接下来他就问谁愿意来修这条路，德国人派来一个有学问的、修过好多座桥的建筑学教授，然后这项工作就开始了。”

努尔指着这座桥。“这个人很有天分，做事精益求精。看看这砌砖的功夫。阿富汗这种水平的工艺可不多见。在桥上修建炮台和石雕也是他的主意，因为他告诉我们，桥梁不应该只是桥梁而已。它象征着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他说炮塔和精美的砌砖技术也是阿富汗灵魂的一部分。他在喀布尔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说他的这个灵感来自于阿富汗著名的家族城堡。”

“我倒没看出什么关联来。”我评论道，但是努尔指着小河下游的一座私人修建的堡垒，于是我明白这位德国建筑学教授在模仿什么了。

“他建造了二十多座桥梁，”努尔说，此时我们正坐在冰凉的河水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坐在河里，因为吉普车在不断地下沉，“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还有一群像沙・汗和我父亲这样的人不断地警告他说，‘博士，那种桥对于秩序井然的欧洲河流来说确实不错，但是，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我们阿富汗的河流到了春天是什么样？’他生气地回答说，他曾在欧洲最大的河流上修建了很多桥梁……他说那些河流保证比这里的沙漠小溪大得多。”

努尔难过地看着这些桥，用英语说：“当然，你能够理解，这些都是我出生前发生的事情了。”然后他用普什图语解释道，“但是我记得父亲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去政府那里警告了他们，那些德国桥梁到了春天根本没法对抗我们的河水。’他们被告知，‘你们以为自己够聪明，能教给德国人怎么干活？人家可是在欧洲各地建造过桥梁。’我父亲回答说他从来没见过欧洲的河流，在他看来，这个德国人也没见过阿富汗的河流，然后争论就没了下文。”

吉普车又向下沉了一点，努尔用英语说：“沙・汗是个学问又好、胆子又大的人。那时候他还没有如今的地位和荣耀，但是他拒绝让这件事不了了之。他告诉德国人——”这时候努尔・木哈姆德改用普什图语，“‘这些桥梁对我们而言比对你们更重要。它们是我们第一次连通西方世界。如果修成了，那么我们这些希望国家变得更先进的人也就成功了。如果没修成，接踵而来的将会是可怕的后果。现在，教授先生，请留心听我告诉您，有时候到了春天，你们所谓的沙漠小溪会从山里怒吼着倾泻下来，冲出宽达两英里的河道。那河水能把房子那么大的岩石都冲跑。除了山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垮。而到了第二天，那河水又会变成涓涓细流。教授先生，请给我们建一些宽大的桥梁，至于那些漂亮的装饰塔就算了吧。’

“德国教授很生气，沙・汗居然胆敢如此直接地跟他说话。他坚持召开了一次政府会议，并发表了一番语气冷淡的讲话。‘我想要告诉你们，我已经将桥柱打进了地基。我在阿富汗修过的桥梁比这里曾经有过的总和还要多。我的桥遇到沙・汗说的那种洪水，一座都不会垮。’我必须说，沙・汗是名斗士。他回答说，‘建筑学教授先生，您说的完全没错。桥是不会垮。这点我相信。但是阿富汗的河水，就像阿富汗的人民一样，决不从正面打击敌人。您那些结实的桥梁就像英国军队一样。他们的士兵比我们的强十倍……吃得好……装备也好。但是我们并没有排成两列纵队开向英国人，听任他们向我们射击。我们有一千种狡猾的手段能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会抗议说，这不是体面的战斗。但是我们会把他们打垮。我们的河流会冲垮您的桥梁，教授先生，因为它们不是欧洲的桥，抗不住阿富汗的河水。我们要的，教授先生，是狡猾的阿富汗桥梁。’

“德国人回答说，桥就是桥。然后沙・汗喊起来，在阿富汗可不是这样。最后吵到国王那里去了，他命令沙・汗闭嘴。德国大使解释了一切，说沙・汗是在法国受的教育，精神状态不稳定。

“于是桥就修起来了。第二年春天没发洪水。有十八个月的时间，我们享受着从喀布尔到坎大哈的这座美妙的通路，阿富汗人开始和全世界接轨了。第二年冬天山里下了一场大雪，转年的春天又特别暖和，凶猛的洪水一泻而下，把房子那么大的岩石都冲走了。洪水冲到了桥上，德国人说的没错。他的石头桥柱很稳固，这跟他说过的一样。桥很结实，这也说得没错。但是桥的跨度太窄，我们的河水把周围都淹没了。道路全被冲塌，就剩下那些孤零零的桥了。”

“为什么不重修那些道路？”我问道。

“重新修过了，”努尔说，“被另一场洪水冲垮了。我们又修，又发洪水。我父亲计算出，为了使这些桥能够正常使用，需要十万名工人终年劳作。于是，第三次洪水过后，政府说，随它们去吧，谁又需要桥呢？然后这座本应使我国畅通无阻的桥梁，就成了蠢行的纪念碑。”

“后来那位教授怎么样了？”我问道。

“第一次洪水过后，他从喀布尔旅行到坎大哈，不愿意相信他所看到的景象。我在欧洲几条最大的河流上修建了几百座桥梁。他嚷着。他站在一条只有两英尺深的河中央，哀号着，这种小水坑怎么会把大桥都冲垮？即便到了那时候，他还是不愿意相信那些岩石就是那个小水坑从山上冲下来的。”

“他离开阿富汗了吗？”

“没有，他回到喀布尔，对所有愿意听他说话的人炫耀，说他修建的桥柱，没有一根曾被洪水冲垮。他把自己弄成了英国人所说的‘相当乏味’的那种人。他喋喋不休地给人家讲他的桥。德国大使馆最后终于把他叫去，他们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反正那天晚上他回到房间，对着脑袋开了一枪。”

努尔悲哀地摇着头，依旧等着卡车出现。“你无法想象那些桥后来有多惨。只要政府想采取点新办法，毛拉和山里的首领就会笑话他们说：别忘了德国那些桥！你是美国人，你可能不喜欢德国人，因为你们打过两次仗，但是在阿富汗的德国人都是好样的。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好人都是德国人，但是修桥的事情之后，他们就不受信任了。他们的信用被一劈两半。那些该死的桥！”

他摇摇头，问道：“顺便问一句，你在坎大哈要见一个德国医生，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得恨不得踢自己一脚。也许是河水太冷，把脑袋都冻得不转了吧，但是话已出口，无可挽回了。努尔结结巴巴地说：“反正，我就是知道。”

阿富汗人和美国人相处有一个规矩，为了不让对方难堪，大家都避而不谈间谍的话题，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努尔・木哈姆德和我们这边的理查德森。努尔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发现了我在坎大哈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探访奥托・史迪格里茨，又不小心被我知道了，这固然是他的闪失；他本来应该把嘴巴闭得紧一点。但是，他一旦说漏了嘴，我也不应该追问下去。这样我一来对好朋友出言不逊，二来也羞辱了一个好间谍。我感到十分抱歉。

他很快镇定下来，说道：“再走出去几英里，如果我们能走出这条河的话，你会看到我父亲和沙・汗建造的桥梁。你也许会笑话它，但是这座桥已经用了三十多年了。”

最后，终于来了一辆卡车，人们叫喊着，拿着绳子跳进了河流，把它系在了我们的车前轴上。他们总算把我们救出了这条河，还不愿意拿报酬。我们给递上香烟，这下子他们倒是很感激地接受了，还满脸笑容地安慰我们说，南边的那些河流不会给我们再找麻烦了。“但是再过两个礼拜。呜！呜！到处都发洪水！六七天工夫，道路就都给冲没了。”

我们又重新上路之后，努尔·木哈姆德说：“所以，米勒大人，如果我对你说我们有阿富汗人自己的做事方法，请别以为是我顽固不化。只是这样做真的有效罢了。”

“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争辩道，“如果你们阿富汗老是用外人没法弄明白的独特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你们以此为借口无所作为，那么俄国人就会趁虚而入，帮你们解决问题。”

“我们已经卷入了这场斗争，你和我都是，”努尔表示同意，“希望我们在俄国人越俎代庖之前就能完成这个转变。”

“我们政府的政策正是要帮助你们。”我说。

“但是请您理解一点，米勒大人。我们很快就要到坎大哈，您将要对纳兹鲁拉形成自己的看法。我向您保证，他跟咱们站在同样的立场之上。他比你我二人更加理解这些事情。请不要一开始就惹恼他。如果跟他这样的人闹僵了的话，我们会失去整个阿富汗。”

“我可不想惹恼他，”我坚定地说，“我想找出他妻子的下落。”

“我也一样，”努尔向我保证，“但是得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做。”

我想说句刻薄的话，这时努尔已经把车停在了他父亲和沙・汗修建的那座桥边，桥下是一条比较小的河流，本来德国人还想过段时间来修桥的。这座呆头呆脑的桥看上去仿佛是在破旧的游乐园里的一架过山车。桥是木头做的，毫无欧洲人的审美趣味，但是显得很结实，一百年都不会倒。我暗自想道：如果德国教授设计出这样的桥梁，欧洲人会在勃兰登堡门那里把他吊死。

“秘诀就是，”努尔对我解释道，“在通向桥梁的道路上修一些大斜坡。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吗？”

“不太明白。”我回答说。

他用食指在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画了一个桥梁示意图，连着一条陡然矮下去的平路，这条路遇到桥梁的地方又抬高，穿过去之后在另一边又矮了下去。努尔的示意图显示出一个锯齿状的大写字母W。“你也许管它叫阿富汗式桥梁。它对河水说，我想穿过去，但是我知道不能让你受苦。所以如果你的河水要泛滥奔腾，请向下，流到道路的矮坡上，别碍我的事。其他时候我也不碍你的事。是挺蠢的，但行之有效。”

我迟疑地问道：“但是洪水的时候就不能走那条路了？”

“当然不能，”努尔说，“但是如果你让河水顺其自然地流淌，一年只有一两次会淹没道路。有谁会整年离不开一条路呢？也许让路歇歇也是好事。”

虽然对于这种避重就轻的回答，我想出了六种巧妙的回敬方法，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德国人妄图驾驭的这条河流把我的屁股都浸湿了；而经过阿富汗人那座用巧劲儿修的桥时，我的屁股还是干的。而且五十多年来，一向如此。我闭紧了嘴巴。

我们正待整装出发，一辆卡车从加兹尼城方向沿路开了过来，车上有一队奇特的人，穿着色彩鲜艳活泼的服装，长长的黑发就像古希腊的杂役：前面是厚重的黑色发卷，剩余的头发垂及肩部。他们的面孔好似鹰隼，比一般的阿富汗人显得苍白一些。他们长相英俊，但其中有一个我认为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年长相特别俊美。起初我不确定那是个男孩，卡车通过大桥的时候我一定是盯着他看来着，因为他用普什图语嚷了一句粗俗不堪的话，惹得卡车上的同伴们为他的傲慢喝起彩来。为表答谢，他像姑娘一样做了一个优美动作，但是他听到我用普什图语嚷了一句同样猥亵的话时吓了一跳。他哈哈大笑，把头摆来摆去，让长头发在阳光里闪闪发光，然后他用优美的手臂懒洋洋指着我嚷道：“我知道这些弗兰基想要什么，可他别想。”卡车上的男人们又一次为这位独一无二的成员喝起彩来，然后继续赶往坎大哈。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道。

“舞蹈队，”努尔回答说，“他们整年在阿富汗巡回演出。”

“他们的长头发怎么回事？”

“传统如此。从他们的着装来看，这是一支很棒的舞蹈队。”

就在已经走完了到坎大哈的大部分路程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他的醒目之处在于，他不仅穿着传统的肥裤子和长衬衫，而且还套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女式外套。那原本一定是件漂亮衣裳，有长长的闪亮镶边，腰收得很紧，看上去就像是巴黎货。这件酒红色的外套仍然是韵味十足。

我让努尔停车，把那小伙子叫到我们的车上来，他高兴得瞪大了眼睛。他爬上后座，靠在备胎上，小心地理了理外衣。

“以前坐过汽车吗？”我用普什图语问道。

“没有。真是令人激动。”

“往坎大哈去是吗？”

“是的。去过春季庆典。”

“以前去过吗？”

“没有，”他的笑容一闪而过，“但是我听说过坎大哈。谁又没听说过呢？”

“你住在哪里？”

“山里。巴达克沙。”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我对努尔说，努尔问了四五个问题，最后确定这地方在往北几百英里处。

“肯定是个垃圾场。”他用英语说。

“是好地方？”我用普什图语问道。

“噢！是个好地方！”年轻人热情地回答道，“去年收成非常好。秋天时我卖了一匹马给正往南去的普文达人。所以，我带着点钱去坎大哈，这个我可以说给你。”

他一说完就意识到这般夸口可能会送命，因为他并不了解我们是什么人，而被人知道带着钱的行路人经常会被杀死。毫无疑问，巴达克沙附近也时常发生这类事件，这个年轻人恐惧地看着我们。

“闭上你的嘴，你这傻瓜，”努尔厉声说道，“这回你挺走运。我们是政府里的人。”

年轻人叹了口气，不说话了，但是我又问道：“你这件外套哪儿来的？”

他是个随和的年轻人，很喜欢交谈，于是很快回答道：“这衣服在我家里已经有好多年了。我父亲穿着去过一次坎大哈。我没有去过喀布尔，但是我兄弟穿着它去过赫拉特，那可是个大城市，他说的。”

“你父亲从哪儿弄到这外套的？”

年轻人拒绝回答我，努尔・木哈姆德问道：“他杀了人抢的，是不是？”行路人什么也没说，努尔说了下去，“有个陌生人穿着这件外套打山里来，你父亲就起了歹心。然后开枪杀了他，是吧？”

我转过身去看着那个年轻人，他的脸上一副安详的笑容。他说：“你们政府里的人什么都知道，不是吗？怎么养羊。怎么上税。修什么路。但是这件外套的事你们就不知道了，是吧？”他纯粹是因为快乐笑了起来，用双臂把自己抱紧了一点。

“谁杀了谁？”努尔继续问道。

年轻人大笑起来，对努尔晃着手指。“不是，不是，官老爷先生！这件事你可没法知道。在你问出更多的问题前，停下车，我走路。”

“别紧张。”努尔说。

“没问题。”年轻人严肃地说，“但是别管那件外套的事了。”

我们沉默地走了几英里，然后听到吉普车后面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我们的搭车人看见了坎大哈的光塔。“到城里了！”他叫喊起来。

开始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渐渐地，坎大哈，这座比喀布尔古老得多的城市，在地平线上开始显出了轮廓。我们向着城墙越走越近，我说不上来究竟谁更兴奋，是这位身穿欧洲外套的年轻人，还是我这个来自美国大使馆、马上要执行首个外交任务的官员？

我们把搭车人放在市中心，这是一座混乱、肮脏，街道上又跑骆驼又过火车的大城市，四周的泥巴墙看上去好像在波斯的大流士时代就建好了。努尔给我们找了个过夜的地方，比加兹尼城的窝可好多了，但是没有了波斯地毯。把吉普车交给荷枪守卫后，我说道：“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要找史迪格里茨医生，那么你能否帮我查到他住在哪里？”

“现在就要？”努尔问道。

“现在就要。”我重复道。他很快回来，带着我走上一条逼仄狭窄的街道，一侧的泥墙上有块牌子写着：医生，慕尼黑大学。

“要我跟你一起吗？”努尔问道。

“不需要了，谢谢。”

“坎大哈比喀布尔险恶。”努尔警告我。

“我自己没关系的。”我安慰他说，然后走进了医生的房子。

候诊室的情形吓了我一跳。这是个奇形怪状的房间，又小，地板又脏，摆着一条长凳和两张很旧很旧的椅子，上面坐着戴头巾的男人们。有一个人起身把他的座位让给我，但是我用普什图语说：“我站着就行。”说完，那些棕色的脸全都转过来盯着我看。最后有个人问道：“弗兰基？”我回答：“美国人。”人们仍旧盯着我不放。

过了几分钟，通向医生办公室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戴着头巾的人。下一位病人走了进去，他一定是对医生说外面有个弗兰基，因为很快门又突然打开，冲出来一个中等年纪、中等身材的男人，不是来迎接我，而是来审查我。

“你是谁？”他用短促、带口音的英语问道。我报上名字，他的疑虑收敛了一点。“你有什么事？”

我想要说，我可以等到他忙完手里的活儿，但是他打断我，用普什图语嚷道：“这些见鬼的美国人过来要求特殊照顾。他们总是这么干。他必须排队，等到你们……所有病人看完病。”

我用普什图语说道：“等你忙完，医生。”

我使用的语言并没有让他吃惊。他后退了一步，冷酷地打量着我，小心地问道：“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有没有给纳兹鲁拉的美国太太看过病？”

他怒视着我，用手在身侧画了一圈，好像套了一个保护壳，然后回到办公室，把那道粗糙的木门重重地关上。一会儿工夫他就回到了候诊室，用普什图语喊道：“他必须跟你们所有的人一样排队……一直排到底。”他又把门摔上了。

等到最后一个阿富汗人看完病，天已经黑了，昏暗的候诊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那道木门“吱嘎”一声打开，史迪格里茨医生优雅地说道：“也许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他并没有请我进办公室，但是门没关上，有个没加灯罩的灯泡将一些光亮照进了我们的房间。他已经开始谢顶，金色的头发有点发灰，理成德国式的平头，嘴里叼着烟斗。与其说他好斗，似乎不如说他其实甚为恐惧。他的前额已经出现深深的皱纹。“是的，我给纳兹鲁拉夫人做过治疗。差不多是一年前。坐下吧。”他请我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椅子上，而他疲惫地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小心这把椅子。”他警告我，“阿富汗太缺木头，每一把椅子都是宝贝。你根本没法想象为了弄到那扇木门我费了多少麻烦。所以我其实不应该那么摔门的，但是有人上门让我觉得很紧张。”他做了一个明显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动作，然后显出很慷慨的样子问道，“那么你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我还没开口，通向大街的那扇门就开了，走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瘦瘦的阿富汗人，后面跟着一个穿罩袍的女人。那女人恭恭敬敬地站在门旁，男人鞠了个躬，向医生恳求：“我妻子生病了。”他悄声说道。

“好的，”史迪格里茨用一种我认为很不客气的态度粗声粗气地说道，“她来晚了，但是我还是会帮帮她。”他毫无热情地回到办公室，我把椅子挪开，让那女人跟进去，但是她仍然站在外面的房间里，走进办公室和医生谈话的却是那位紧张不安的丈夫。史迪格里茨看出了我的惊讶，说道：“你最好也进来。他可不愿意看见你跟他妻子单独在一起，而且你可能对这件事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