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个美国客人，一个德国医生和一个阿富汗丈夫在里屋开始讨论，而那个害病的女人却站在候诊室的门口等着。“告诉她，可以坐下。”医生开口说，丈夫走到妻子身边，妻子顺从地坐在了地板上。

他离开的时候，我有机会好好观察医生的办公室。这个房间又脏又小，地板是泥土做的，完全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只有一个壁橱里放着沾了苍蝇粪的瓶子，里面装着药片。屋里有一张用柳条筐搭成的写字台，还晃着一个耀眼的电灯泡。

那位丈夫回来之后，史迪格里茨问道：“到底怎么了？”

“肚子疼，医生。”

“发烧吗？”

“是的。”

“高烧？“

“不高，中等程度。”

“呕吐吗？”

“没有。”

“怀孕了吗？”

“接生婆说没有。”

“月经正常吗？”

“我不知道。”

“去问问看。”史迪格里茨吩咐道。丈夫听话地去了另一个房间，坐在地板上跟他那位带着面纱的妻子交谈起来。

他走后，我问道：“你不给她检查一下？”

“检查妻子？钻到罩袍里头？不如一枪崩了我。”

丈夫回来了，说他妻子的月经一直正常。检查于是以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下去。那位丈夫有六次受命去问他妻子有关身体状况的私人问题，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他妻子的回答向医生转述了六次。有一次，那男人出去的时候，史迪格里茨坦白说：“要是丈夫觉得妻子的病症让他觉得不光彩，就体现出本地规矩的邪恶之处了。他会隐瞒这些信息。如果我开的处方在药剂师那儿卖得太贵，他根本就不会买。”

“那他的女人会怎么样？”我问道。

“她会死去，”他不带感情地说，“也就是说，吃药也只是让她死得稍微晚一点儿。”

那位丈夫现在决心把所有相关的情况都告诉史迪格里茨医生，然后他就等着医生作出决定。“这事儿真叫人惊奇，”史迪格里茨用英语说道，“但是过一阵子你几乎可以靠本能猜出来那女人是怎么得的病，也许就跟给她把脉量体温知道的一样多。”他用普什图语交代丈夫去给妻子买什么药，那男人放下一点可怜的小钱，医生也收下了。当男人去告诉妻子的时候他没关门，我能听见他跪在女人身边，让她宽心，安慰着她，满脸怜爱之色。他的那位裹在罩袍里面、肯定是得了重病的妻子，喘了两三口粗气，然后站起身来跟着丈夫走出了办公室。

“现在谈谈纳兹鲁拉太太的事吧，”史迪格里茨说道，“既然你对她的事情感兴趣，你肯定是美国大使馆的人。”

“正是。”

“他们派你来监视我？”

“没有。”我撒谎道。

“你撒谎。此时此刻，你正在想着呢，史迪格里茨这样的男人在坎大哈的狗窝里干什么？你尽管监视我吧，我也会盯着你的。”

我还没回答，史迪格里茨突然跳起来跑向通着大街的门，并且把门插上了。之后他反坐在一把椅子上，让摇摇晃晃的椅子背托着腮帮子。“年轻人，”他说道，“可以劳驾你递给我烟斗吗？”他很疲惫，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回到候诊室跟他一起，仔细地观察着他点好了烟斗。他的手绷得紧紧的，但是我没忘记，他刚刚劳累了一天。他那留着短头发茬的前额比一般人略大一点，那双蓝色的眼睛不管看什么都是一副既玩世不恭又充满挑衅的眼神。他有发胖的趋势，而且很明显他不是那种自制力超强的德国人。我很喜欢他不假思索的坦率，本能地认为他应该搬到喀布尔。在那里，各个使馆都有付得起诊费的病人。不出他所料，我观察着他的时候，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的确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坎大哈的狗窝里干什么？”

“纳兹鲁拉的太太有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住在这个地区，”他不太情愿地说，“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她失踪了。”

“什么？”他问道，真心实意地感到吃惊。

“是的。她的父母跟她失去联系已经十三个月了。”

他笑了起来，虽然不是放声大笑，但也没有刻意掩饰。“你们这些美国人啊！我父母有四年都没听到我的消息了，但是他们可不会跑到德国大使馆去。”

“对于嫁给阿富汗人的美国女人来说，情形有点儿不一样吧。”我尖刻地说。

“任何嫁给阿富汗人的弗兰基，眼睛都是睁得大大的，”史迪格里茨不耐烦地回答道，“我给纳兹鲁拉的太太看过好几次病。”

“看什么病？”

史迪格里茨冷冷地看着我。“她是个能够适应环境、态度随和的姑娘。对丈夫很满意，丈夫对她也是一样。我逐渐开始尊敬纳兹鲁拉，拿他当最好的阿富汗人。对了，米勒先生，你饿了吗？”

“我的确饿了。”

“你吃肉饭和馕吗？”

“求之不得。”

“太好了。我也饿了。”然后，我头一次看到他犹豫了一下，仿佛他并不确定自己所说的话，“米勒先生，我可不可以斗胆问您一句话？”

“可以。”

“我希望对您的邀请跟在德国时一样。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要请您共进晚餐。坦率地说，米勒先生……您刚才也看见了他们付多少钱给我。”

“我请您吃饭吧。”我安慰他说。

“不行！我自己的饭钱我付得起。但是有时候你们这些弗兰基吃的像猪一样多……”

他叫来了一个看门人，这人身上挂着来复枪和两把匕首，从后面的小屋里走出来。史迪格里茨仔细地锁上了装着那点药品的壁橱，然后打开门，看着守门人立刻在我们身后把门锁上。史迪格里茨带我去了公共广场，那里有家小吃店，看起来比一般的要好一些。

他小心翼翼地问我：“你喜欢啤酒吗？”

“不是特别喜欢。”

“很好，”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每个月我都会想办法搞到几瓶，这样日子才过得下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不招待你喝了。你干吗不要个橘子水？”

“我一般喝茶。”

“那对你而言更好。”他不安地笑着说。

我们点的餐送来之后，侍者从一个看管严密的角落拿出了一瓶温乎乎的德国啤酒，这是为史迪格里茨医生一个人要的。他极为小心地撬开瓶盖，马上把嘴压在瓶口的泡沫上，不浪费任何一滴酒。然后他悠长、缓慢、舒坦地饮了一大口，闭上眼睛，把酒杯虔诚地放在桌上右手边。

“要是我说我喜欢喝啤酒，”我问道，“那你会怎么说？”

他慢慢睁开眼睛，眨巴了一下。“我会说，‘太不走运了。在坎大哈毛拉不让喝酒。’然后眼下我们两人就在喝茶了。我不想解释，米勒先生，但我和欧洲唯一的联系就是这个了。它太宝贵了……”

“你能试着揣测纳兹鲁拉的妻子是怎么失踪的吗？”

“我认为她并未失踪。”

“有什么传言吗？”

“我从来不听信传言。”

“就是说，你听到过传言。”

“米勒先生，我从来没听说过她失踪了。”

“没有吗？”

“我为什么非得听说过这个呢？”他不耐烦地问道，“他们去年七月就离开这里去比斯特堡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再没见过他们。”

“她还不错吧……你认识她的时候?”

“不错？”他生气地问道，舔着手指头，“谁不错？也许她正谋划着杀掉丈夫，然后跟骆驼生个孩子。在阿富汗，你能点出哪个人来，说‘那个人还不错？’她挺健康的，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多，穿着打扮也挺好。”

“你怎么知道她有时候哭？”

“我不知道。每次我看见她，她都是笑着的。”

很明显，他想尽快结束这场问话，但是我忍不住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她原来在西方世界的名字吗？”

史迪格里茨医生把那块他一直当叉子用的馕扔进嘴里，咂巴着嘴说：“别问了！吃东西！”他又灌了一气啤酒。

这一大口啤酒让他放松了下来，他意味深长地问道：“米勒先生，你可曾琢磨过，为什么在这些地方，给小偷砍手是如此严厉的刑罚？你没想过？这种刑罚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总是砍右手。在这饭馆里四下看看，也许你就有点明白了。”

这间灰扑扑的饭馆里大概有十五个就餐区域，里面的每个人都在吃肉饭，但是我没看出这有什么关系。史迪格里茨解释道：“他们都是用右手吃饭的。看！”他指着一块毯子，旁边围着五个大胡子阿富汗人，正在从一个普通的饭碗里拼命刨饭吃，每个人用的都是右手。他们从来不用左手。

“我不明白。”

“从饭碗里吃东西，只能用右手，”史迪格里茨闷闷地说道，听上去活像个德国教授，“因为一个男人如厕时，得用左手把自己弄干净。在缺少水源的地方，这么做其实很聪明。”他又喝了一口啤酒，说道，“砍掉人的右手，这种刑罚非常恐怖。这就等于是自动把他从饭碗旁边撵开。”

我刚要问他这件事的用意何在，这时我看见两个男人在广场一角架起一串灯来。“那边怎么回事？”我问道。

“跳舞用的，”他解释说，“因为春季庆典的缘故，那些跳舞的男孩子们会到这里来，那些肮脏的小怪物们。”

我给他讲了我在卡车上看见的那一小队人，他把空啤酒瓶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就是那种人。他们全都一样。污秽的畜生。”

“我看见的那些看上去挺干净的。”我抗议道。

“干净？没错。甚至还喷了香水。但是他们都是残忍的小鸡奸犯……搞屁股的。他们一进城，就制造出深重的罪恶。”

“你真让我吃惊了。”我喘了一大口气说。

“我本不该说的。如果你的社会不允许有女人，那么男人就必须自愿充当女性的功能。”

“我那天还在说这件事呢。但当时不是这个情形。”

“正是这个情形，”史迪格里茨不耐烦地说，“我们这些漂亮的小舞男全都是些肮脏的小婊子。要不然他们怎么穿得起那些衣服？”

现在灯光已经就位，还划出了舞台区，周围已经开始聚集起几百个戴头巾的男人，有几个还戴着土耳其毡帽。有一条小巷用来当作衣帽间，从里面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我认出他就是卡车上的那个，他开始讲起话来。

“咱们去看看那些小妖精吧。”史迪格里茨建议道。我们两人慢慢地穿过广场，加入了人群。我们刚好听见讲话的人向我们保证，他把全阿富汗最棒的舞蹈演员带到了坎大哈，他们刚刚在喀布尔为国王进行了一季演出。五位乐师走上台来，是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有吹笛子的，有打鼓的，还有人演奏一个篮子形状的提琴，上面至少有二十根弦。他们演奏的音乐有一种哀怨悠长的典型东方韵味，但同时也有一种激烈的节奏，和中国或者日本的音乐又完全不同。这是悸动在高原地区的音乐，是印度、蒙古和希腊音乐的变种。乐声妩媚，节奏激越。

“我一直热爱音乐，”史迪格里茨说道，“这些男人演奏得很好。”他们演奏了几分钟之后，音乐使人群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大家不再交谈。人们的身体开始摆动起来，一种兴奋感升腾起来，几乎触手可及。随着一声喊叫，两个小伙子身穿花哨的条纹服装从小巷子里跳了出来，开始跳起一种旋转舞蹈，随着舞蹈动作，他们的长头发几乎在头上竖立起来。与西方舞者不同，他们的躯干控制力更强，而四肢和头的舞动则比较随意。

我对史迪格里茨悄声说道。“你能说他们不是艺术家吗？”

“我反对的是他们的其他技能。”他不高兴地说。

半个小时过去了，戏班子里的明星还没有出来，幕间休息表演的全是飞来飞去的人体和狂热的音乐。观众们渐渐变得不耐烦了，很明显，他们在等着那个先前在桥上对我口出不逊的年轻人，而我也同样在等待着他的出场。庆典的总管家对此心知肚明，并且充分吊足了我们的胃口，让乐师们拿着毡帽到人群里来收赏钱。

“我该给多少？”我问医生。

“越少越好。”他低声说，我看见他扔了几个小硬币进去，引得那个乐师讥笑他是个弗兰基。我给了一张钞票，赢得了一个职业性的、谄媚的微笑。

乐师重新聚在一起，总管宣布，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期待已久的阿富汗第一舞蹈家了。鼓声躁动，笛声高高低低，找着音准。这种鼓又细又长，两端各有一片山羊皮。音乐声终止了，踩着最缓慢的节拍，那个早晨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年轻人从小巷里走了出来。

他身着一件束腰宽松外衣，使用一种很稀罕的紫色布料做成的，里面缀着金线。他穿着灰色马裤，跳舞时会在腿部飞扬起来，他的头巾是发灰的蓝色丝绸做的，在左肩处飘来摆去。跳这段舞的时候，他那一头秀发用头巾绑住，但是在肩膀处则随意披下来。这个年轻人身形极美，我之所以厌恶他，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美貌，而且利用这个来迷惑人心。

音乐的节奏渐渐激烈起来，但是现在观众们都动弹不得，那位独舞者开始更加灵巧地摆动他的身体和脚。我注意到他故意比音乐的节奏落后一点点，仿佛他不情愿继续跳下去，而这则使他的舞蹈具有一种带有情欲的消沉和慵懒之感。

然后，乐师开始喊叫起来，捶着他们的鼓，打出一种事先策划好了的狂热节奏，故意让人觉得他们在逼迫着这男孩子不得不越跳越快，男孩果然加快了舞步，最后他的头巾散了，而且很快展开来，变成一道彩光，好似回旋的梦境，连我都不得不承认这场面的确令人心旌神摇。就算是在雾蒙蒙的浴室里轻解罗裳，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比这个年轻男子更加刺激，他戴着蓝头巾狂热地转着圈，直到那头暴怒的黑发也散开来，舞成了跟地面平行的大圆圈。他加快了节奏，最后他的脚踏在土地上，就像是敲鼓一样，他的头也在疯狂地摇动着。

史迪格里茨医生拒绝承认舞者的魔力，他低声说道：“这也许是他最后一年了。”

“他还不到二十岁!”我不满地说，“他还能跳三十年。”

“你忘了，他的营生不是跳舞。他来这儿是给一帮下流的小男孩们招揽顾客的。要是他们太老了，对这些下流胚就不再有吸引力了，”他指的是那些沉默着、喘着粗气的观众，“他们就完蛋了，而那个正在拉琴的和蔼小男人就会再去找十个十来岁的喜欢鸡奸的山里小伙子。”

听了这番客观理性的评论，我突然对所观看的表演产生了一点厌恶的感觉，但是当我的目光穿过舞台，又落在前排那个巴达克沙来的年轻人身上时，这种想法又不复存在了。他穿着那破破烂烂的欧洲外套站在那里，就像被施了法术一样，随着表演前后摆动着身体。我试着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他已经沉迷其中，没办法把目光从那位年轻的舞者身上收回来，表演现已进入尾声。

我用胳膊肘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去找那个年轻的山里人说话，在阿富汗人中引起了一阵咒骂，他们也一样被那个震慑人心的舞者迷住了心窍，但是我不理他们，最终挤到了那个巴达克沙来的年轻人身旁。“他跳得不错，哈？”我用普什图语问道。

他没听见我说话。因为他已经被舞蹈大师完全迷住了，根本没注意到身边来了人。现在舞者正在台上转着大圈子，头发在夜色中一霎一霎，金色和紫色的服装鼓起了波浪，恰似被风吹过的沙漠形成了丘陵。

我杵了那个年轻人一下，他眨了眨眼睛。终于，他勉强定住心神，用一种好像来自远方的眼神看着我，嘴里轻轻嘟囔着：“他没长翅膀，可却飞起来了。”说完，他又回到他的温柔乡里，去看那位舞者辗转腾挪，以狂热的动作结束了演出。现在，就连我都不得不注意看着，因为我不相信人体能够做出如此迅猛的动作，而居然不失控。鼓声就像爆炸一样，笛声也越来越激昂。满眼只有一闪而过的黑发、充满野性的眼神、露齿微笑的嘴唇和金光灿灿的衣服。

舞蹈结束了。年轻的山里人在我身旁喘着粗气说：“在巴达克沙我没见过这样的舞蹈。”我祝他晚安，但是我恐怕他完全没听见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