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印刷业首先在几个大城市中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法国的巴黎、德国的纽伦堡和意大利的威尼斯。到16世纪上半期，新的中心出现了，瑞士逐渐成为欧洲出版业重镇之一。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巴塞尔（Basel），这座城市在1501年成为瑞士的一部分，印刷业发展非常快，成为该市的主要产业。而在巴塞尔南面300公里的法国城市里昂，也同样成为印刷业的新中心。这两个城市的印刷业者交流频繁，互相促进，是设计史上很少见的情况。其中巴塞尔最有代表性的印刷家、设计家和出版家是约翰·佛洛本（Johann Froben, 1460—1527）和德斯特留斯·伊拉斯穆斯（Desiderius Eramus, 1466—1536）。从1521—1529年期间他们两人合作，设计、组织和出版了不少的著作。里昂的出版业也相当繁盛，有40多家印刷工厂，出版大量言情小说，以适应市民的需求。这些书籍的字体则都是哥特体，与巴塞尔流行使用的罗马体不同。
德国画家丢勒的木刻作品——《启示录》插图之一：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1498）。
文森·洛克奈为《Teuerdank》设计的版面和字体。
1609年的《关系报》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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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纸业的出现和兴盛</h5>
17世纪初期，平面设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那就是1605年，在当时仍属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今在德国境内）用德文发行了世界上第一份报纸，德文全名为《Relation aller Fürnemmen und gedenckwürdigen Historien》（意为：所有突出的或值得记忆的新闻之集合），被后人简称为《Relation》（按字面意思姑且译为《关系报》）。作为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报纸很快成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出版业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日益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信息交流媒介。
第一份真正的德国报纸名为《阿维莎》（Avisa ），1609年在德国城市沃芬巴特尔（Wolfenbüttel）出版。
1618年，荷兰的第一份报纸《来自意大利、德国等地的科兰特》（Courante uyt Italien, Duytslandt, & c. ）在阿姆斯特丹每周出版一次。这份报纸的名字印在头版的上方，并且将版面排成两栏。这份报纸影响较大，后来很多国家的报纸都用了“科兰特”一词代表“报纸发行”的意思。
1645年，首份瑞典文的报纸《邮政公报》（Ordinari Post Tijdenden ）在斯德哥尔摩发行，并一直发行至今，是世界上目前仍在发行的报纸里面最年长的“寿星公”。
1665年，《牛津宪报》（Oxford Gazette ，后改名为《伦敦宪报》）在伦敦出版，也沿用了荷兰“科兰特”的排版方式，有明显的报纸名称、有清晰的日期。每周印行两次。
随着美洲的发现，北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刷技术 也随之被一位英国人斯蒂芬·戴伊（Stephen Daye, 1610—1668）带到美洲。他从1640年左右开始，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印刷出版宗教书籍。印刷术在北美传播很快，印刷的内容也日渐丰富起来，从单纯的宗教出版物扩展到技术、文化和其他各个方面，印刷工厂在新英格兰地区和北美的东北部其他地区不断建立起来，北美很快就成为西方印刷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1690年，移居北美的英国出版商本加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 1673—1716）编辑发行了北美首份多页报纸《外国和本地的公共消息》（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reign and Domestick ），报纸以本地消息为主，前三页是印刷的文章，第四页留空，让读者可以将自己知道的新闻用笔写上去。这被视为北美第一张报纸。不过，因为报纸有些内容冒犯了英皇，所以只出版了一期便被殖民地官员封掉了。直到1704年，北美才出现了第一份真正定期发行的报纸《波士顿新闻报》（The Boston News-Letter ）。北美早期的报纸业在新英格兰地区，特别是波士顿发展迅速。
到了18世纪，欧洲的不少君王对于印刷的意义和重要性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促进了国家和民间的印刷业发展，平面设计也随之发展起来。1692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不满当时法国的印刷水平，下令成立一个皇家特别委员会设计标准化、规范化的字体。该委员会由法国科学院成员组成，由尼古拉斯·加宗（Nicolas Jaugeon）领头。委员会对以往的各种字体详加分析，研究字体的比例、尺寸、装饰细节与传达功能之间的关系，最后以圆的分割为基础，设计出一种比较科学，同时又比较典雅的新字体——“帝王罗马体”（The Romain du Roi）。他们还根据研究结果，对17世纪流行的字体进行了改良，把原来比较大的字体尺寸改为适合文章印刷的所谓文章字体（text-sizetypes）。虽然，这个皇家委员会的成员创作的字体，仅供皇家出版物使用，但在他们设计的新字体的影响下，当时法国民间的印刷工厂也纷纷开始设计新的字体。当然，为了不冒犯皇帝，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新字体与“帝王罗马体”保持一定的差别。但是，“帝王罗马体”对于当时字体设计的发展的确起到促进作用。
北美最早的报纸《波士顿新闻报》1704年创刊号的头版。
帝王罗马体J、I、K等字母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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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古典设计运动</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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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设计运动的时代背景</h4>
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了建筑和设计上的复古主义（Classic Revival）现象，其中以法国的古典主义复兴，英国的新哥特主义复兴［Neo Gothic，有些建筑史家称之为“浪漫主义”（Romantism）］以及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产生的折中主义（Eclectism）古典复兴三个浪潮最具有代表性。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皆已相当发达，因此，这种复古潮产生的背景就非常耐人寻味了。设计史上经常笼统地称之为“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运动。
影响欧美出现复古主义设计运动的背景很复杂，其最主要的动机应该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希望通过大型公共建筑、产品设计、平面设计风格来凸现他们的政治立场的象征性要求。在政体上，他们建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议制度，这其实也是对于希腊时期政治形式的复兴，因而在建筑风貌上和产品设计风格上，他们当然希望能够强调这个政治立场，希望从建筑上、产品上体现出与以往的贵族、皇室、地主阶级鲜明的区别，而不愿意成为被他们推翻的统治王朝的延续。这样一来，便引发了对于古代的各种风格，特 别是对古希腊的、托斯坎尼风格的热情。加上当时的考古发现，他们看到了罗马以前的一个近乎理想国度的社会形态，而这个时代的建筑也体现出高度的理性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与他们希望强调的自由、民主、博爱立场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于是，通过复兴古希腊、托斯坎尼风格（Tuscany，意大利文为Toscana，因此也有译为“托斯卡纳”）来体现资产阶级的新政治立场，成为当时古典主义风格一度兴盛的主要原因。
这股复兴风潮，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同，发展出不同的形态：
法国皇帝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企图通过建筑和设计强调他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新统治者的权力实质，因此采用古典主义风格，特别是罗马风格，建造了一系列纪念性建筑，比如拿破仑修建的雄狮凯旋门（法语：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就是罗马同类建筑物的宏大化复兴，同时也暗示他本人取得了比罗马恺撒大帝（Gaius Julius Caesar, 100—44 BC）更为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成就。拿破仑在卢浮宫、凡尔赛宫都定制了大量极为奢华、具有强烈罗马风格的家具、用品，包括服装、软饰、绘画、雕塑等，都尽量突出罗马式的宏伟，目的性很鲜明。
英国人则由于其清教徒（Anglicanism）的国民性，对于法国式的宏大奢华颇不以为然，转而从中世纪寻找灵感，因此在19世纪初发展出模仿中世纪风格，特别是哥特风格的建筑、产品、平面设计，为后来的“工艺美术”（the Arts and Crafts）运动奠定了思想和形式的基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刚摆脱英国统治而缺乏统一的民族传统，因此便融会欧洲各国的传统，形成古典复兴的折中主义。
有些建筑和设计理论界的研究者，据此而简单地将三个国家的复古运动罗列为：法国——古典主义复古；英国——浪漫主义复古（中世纪或者新哥特主义复古）；美国——折中主义复古。这恐怕过于简单和武断了。事实上，自从这些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来，建筑投资的来源已经多元化，用品生产也面临一个日益多样化的市场，在设计风格上自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用单一风格来概括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风格和发展趋势，是不够客观和全面的。比如法国，在以古典复古风为主的前提下，也有希腊风和托斯坎尼风的出现；而英国在以中世纪和哥特风格为主的前提下，也有少量古典主义的复兴建筑兴建；美国则更是包罗万象，以折中的方式将所有欧洲传统风格兼收并蓄地使用，这既与当时美国人文化心态上的自卑感有关，也和新大陆上通过各种方式发家致富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审美需求有关——用堆砌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细节，混杂各种不同风格的家具、用品、艺术品，来炫耀他们的财力和膨胀的自信心，这才是重点。至于这些装饰风格与整栋建筑的设计构思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他们并不在意，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复杂纷繁的奢华形式。
拿破仑时期设在枫丹白露宫内的宝座大厅，极尽奢华，尽量突出罗马式的宏伟。
虽然政治考虑是主要动机，但是当时通过对大量的考古发掘以及古代典籍的研究，加深了对罗马以前的风格的认识和研究，确实成为当时的设计活动的新的灵感源泉。自从18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期间，欧洲在世界考古上有很大的进步，考古学家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研究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探索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到考察美索不达米亚的灿烂过去，从戈壁滩到帕米尔高原，从安第斯山的南美洲印第安文化遗迹到记录了欧洲史前文明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洞穴壁画，到处都留下了这些考古者的踪迹。欧洲政府大都成立了自己的国家科学院，通过专项资金来资助这些考古和探险活动，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人们对于古代文明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仅仅就建筑而言，人们所了解的不仅仅是书本上记录的建筑，而且能够通过考古发掘看到真实的古典的 建筑形式。对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发掘，把罗马的建筑、城市规划、室内设计、园林设计和环境艺术完整地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加上大量的古代典籍被发现和翻译，更增加了人们对于古典文明的了解和认识。不少欧洲学者根据这些成果深入研究、撰写著作。他们对于古希腊、托斯坎尼文明的研究，以及随即对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揭示了西方古典文明的真正根源，给当时的建筑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宽泛而深入的基础。在当时掀起的对古典建筑系统化研究的热潮中，意大利建筑家吉奥瓦尼·B.比拉涅西（Gl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1720—1778）的成就尤其卓著，他的研究成果对当时的建筑界来说，完全是开创性的。
长期以来，受文艺复兴思想体系的影响，罗马风格一直被认为是古典建筑之源，是古典主义的集中体现。而18、19世纪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表明，所谓建筑之源的罗马风格，其实并不是源，而只是流，真正严肃的、理性的建筑是更加早期的古希腊风格建筑，甚至是托斯坎尼风格建筑。人们开始对希腊文明、托斯坎尼文明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出一个高度理性化、理想化的时代。希腊的哲学、美学、科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如此绚丽多彩，而它的建筑也如此之成熟——其民主特征通过建筑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正因如此，罗马人才在征服希腊的过程中完全照搬了希腊建筑体系和其他所有的文化内容，并逐步形成罗马文化。而罗马文化，则伴随着罗马的征服战争，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基于这样的认识，希腊和更早时期的托斯坎尼文化被欧洲十八九世纪的先进建筑家们视为最高经典，欧洲也自18世纪末开始，出现了称为“新希腊主义”的建筑设计、产品设计、平面设计的热潮。
具有高度民主精神的希腊、托斯坎尼风格，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其政治立场的最好诠注，因此很多西方国家在19世纪的公共建筑设计上都采用了这些风格特征。美国总统办公和居住的白宫（White House），就是希腊风格和托斯坎尼风格的混合形式。美国的创立者们殷切希望通过这栋建筑，向世界阐述自己的新国家所包含的政治内容。
古希腊的建筑遗址，向后人展示了绚丽的古代文明。
勒杜瓦设计的贝桑松剧院（Théâtre de Besançon, 1784）。
新希腊主义风格在整个欧洲也有相当水平的发展，其中法国是一个重要的探索区。法国有两位建筑家、设计师，一位是埃廷涅－路易斯·波勒（Étienne-Louis Boullée, 1728—1799），另外一位是克劳德·尼可拉斯·勒杜瓦（Claude Nicolas Ledoux, 1736—1806），采用古典的简单几何形式来设计建筑、公共设施，是试图采用古代传统开辟新的可能性的先驱。后者设计的化工工厂建筑（1755—1779）和巴黎附近的公路收费站（1785—1791）采用的就是托斯坎尼风格。在德国首都柏林，卡尔·戈特哈德·朗汉（Carl Gotthard Langhans, 1732—1808）设计了新希腊风格的勃兰登堡城门（The Brandenburg Gate, 1788—1791），这座城门成为欧洲19世纪兴建的大量纪念性城门的第一座，振兴了德国的古希腊风格。与此同时，德国建筑家佛里德里克·基利（Friedrich Gilly, 1772—1800）为佛雷德里克大帝设计了佛雷德里克大帝纪念碑（The Momument to Frederick II）和普鲁士国家歌剧院，采用的也主要是非罗马式的古典风格，特别是希腊和托斯坎尼风格。这些建筑内的家具、室内设计、灯具、窗帘也都是采用这些风格，设计上很统一。
新希腊主义在英国也非常流行。其中采用希腊风格从事设计的最主要建筑家是约翰·索恩（Sir John Soane, 1753—1837）。他深受法国建筑家勒杜瓦影响，早期作品主要是采用古希腊风格作为参考设计的，后期作品则吸取了希腊风格的精华，采用简单的几何形式设计，取消了所有的希腊风格装饰细节，因此更加精练和理性。他设计的伦敦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 1791—1833）就是这种风格的杰作。他的作品体现了在工业化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建 筑环境和具体功能而对希腊风格进行改良而做出的探索。英国出生的美国建筑家本加明·H.拉托伯（Benjamin Henry Latrobe, 1764—1820）受到约翰·索恩很大的影响，他是工程师出身，对于建筑工程有很深的理解。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对拉托伯的才华非常赞赏，邀请他参与设计刚刚独立的美国首都。拉托伯把索恩的思想和风格引入美国早期建筑设计，在费城、华盛顿设计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新希腊主义风格的联邦政府建筑，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作是他设计的巴尔的摩大教堂（Baltimore Basilica, 1804—1818），他后来还完成了美国白宫的扩建工程、美国国会山（US Capitol）建筑的修改工程等项目。这些工作为他赢得了“美国建筑之父”的美誉。
这一系列的设计努力，其形式根源都是对古希腊、托斯坎尼的建筑和建筑精神的探索，希望从这些时期的建筑中找到以简单的形式表现崇高思想和精神的构思。通常，这种努力被笼统称为“古典复兴风”（classic revival），亦有某些建筑理论家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the romantic movement）。这个运动的精神最早可以在英格兰18世纪诗歌运动中找到痕迹，但是真正的大发展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叶。它在19世纪初几乎席卷欧洲和北美所有国家，成为最流行的建筑风格运动。
作为一种文化运动，浪漫主义同时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令人瞩目的发展，比如文学、诗歌、音乐、绘画等等，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文学方面有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1802—1870）、玛佐尼（Alessandro Francesco Tommaso Manzoni, 1785—1873）、布朗特姐妹（Emily Jane Brontë，1818—1848; 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 Anne Brontë，1820—1849）、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等；美术方面有德拉克罗瓦（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 1776—1837）、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等；音乐方面有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 1797—1828）、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等。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热爱自然，重视和强调个人价值，对自然，对于简朴的自然观，对于淳朴的古代文明充满了真诚的热爱。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是国家或者教会所强加于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而是个人自己从自然和古代文明的探索中得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立场；重要的不是历史的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精神和思想。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个人从来没有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和强调。这些大师的艺术探索，开始摆脱传统古典主义的束缚，这种新的人文立场通过他们创作的绘画、音乐、诗歌、小说等作品，以极其生动、丰富、壮丽的面貌完整地体现出来。德拉克罗瓦的绘画《自由引导人民》、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都颂扬了新的个人主义精神，表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以及对于平等博爱的渴望和憧憬。
德国建筑师基利1797年设计的佛雷德里克大帝纪念碑。
英国建筑师约翰·索恩设计的英格兰银行。
拉托伯设计的美国巴尔的摩大教堂，是典型新希腊风格的公共建筑。
浪漫主义建筑的兴盛和发展，正是与当时整个时代的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的变革密切相关的。浪漫主义建筑所体现的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审美立场。
当时有一批英国画家，根据考古、实地考察和文物调查，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建筑、城市、家具、服装、用品、工具、武器、平面图形一一进行准确详尽的描绘，试图通过绘画来恢复古代社会的整体氛围。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出生于荷兰的英国艺术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Sir Lawrence Alma-Tadema, 1836—1912），他创作的一系列反映古希腊贵族生活场景的油画，一直引起广泛的社会兴趣，刺激了对古希腊文明的憧憬。直到现在，但凡拍摄古希腊题材的电影，设计师还是会从他的绘画中找寻参考的。
在建筑理论中较早提到古典复兴的是建筑史家西格佛列德·吉迪翁，他在1922年提出浪漫古典主义（Romantic Classicism），并且认为法国皇帝路易十六风格（The Louis XVI style）就是这股风气的起点，“浪漫主义”这个术语，就包含了“罗马风格”的内涵（见吉迪翁的著作：In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1961年版，p2.）。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的形成、延续时间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其核心目的是要回归到纯正的罗马时代的建筑、艺术风格（to return to the perceived "purity"of the arts of Rome），回归到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古希腊艺术去，也包含了要追寻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风格（16th-century Renaissance Classicism）的动机。在一定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的兴起，也和18世纪出现的反对巴洛克风格烦琐装饰的思潮密切相关。
对于19世纪早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浪潮，影响最大的两位人物是上面提到过的埃廷涅-路易斯·波勒和克劳德·尼可拉斯·勒杜瓦。波勒和他的学生在意大利、希腊画了大量描绘古罗马、古希腊建筑的版画、速写、水彩，这些绘画反映了他通过现场考察所认识到的古典建筑的形式、比例、装饰和构造，直接影响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师，从而推动了建筑设计，并影响到当时的室内设计、景观设计，以及家具和用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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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古典设计</h4>
新古典主义主要集中在建筑设计和家具设计上，具体的时间因国家不同略有差异，大概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19世纪初期。多个欧洲国家卷入了这场设计运动，在不同的国家，新古典设计风格有不同的称谓。在英国叫作“乔治风格”（Georgian style），在法国叫作“路易十六风格”（Louis XVI style），在美国叫作“联邦风格”（the Federal style）或者“帝国风格”（the Empire style），在有些欧洲国家则叫作“格里希风格”（Grecian style）、“埃特鲁斯坎风格”（Etruscan style）。虽然叫法各异，但从这些设计的动机、根源上讲，则都是属于新古典范畴的。
塔德玛1870年的画作，对古希腊的室内装饰、家具、服装等，都有细致的描绘。
詹姆斯·卢特绘制的英格兰威尔特郡的方特山修道院（Fonthill）。
新古典家具设计的参照对象都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古典时期的设计，特别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设计风格，古典时期的家具传世极少，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古典式样，一方面来源于少数遗存的绘画、雕塑、浮雕作品，而主要的第一手资料是来源于18世纪中期庞贝古城的发掘，从发掘的文物、壁画中得到了直接的认识。
新古典家具对于形式非常重视，其目的是要让家具表现出强烈的古典感觉，舒适感倒在其次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设计上就要严格遵照古典的比例、尺度，线条要简练。与巴洛克风格比较，新古典家具鲜用曲线、弧线、漩涡装饰，因而更显挺拔庄严。新古典家具虽然也有许多细节装饰，但很少是原创的，基本都是从古典家具的装饰中借鉴过来的，因此仿古的成分在设计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新古典风格的家具经常采用珍贵木料镶嵌、金箔和其他金属材料点缀等装饰手法，追求奢华和庄严感。
新古典家具的种类，比以往更多，屏风、壁炉屏（fire screens，围在壁炉前面起保护作用的金属屏），各种椅子、沙发、脚凳（footstools）、书架，还有不少躺椅（the chaise lounge）。从考古中得知埃及女皇克里奥帕德拉（Cleopatra）经常倚在躺椅上，从而造成躺椅的流行。这些家具在设计风格上尽量模仿古希腊、古罗马，而功能上则配合当时的 使用需求。从当时市场的情况来看，新古典家具越近似古典风格，价格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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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的新古典设计</h5>
英国王权历史上的汉诺威王朝（the House of Hanover, 1714—1901）中，有一段叫作“乔治王时期”（The Georgian era）。是指1714—1830年之间，四位都叫乔治的英国国王（从乔治一世到乔治四世）在位的时期。乔治三世曾经患病不能当政，因而让乔治四世以摄政王的身份代理国王，在英国历史上叫作摄政时期（the Regency）。之后从1837—1901年，是维多利亚女皇时期。她去世之后，汉诺威王朝就结束了。
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家具和设计，集中在乔治时期，因而也叫作“乔治风格”。乔治时期又可分为三段，分别是：早期乔治时期（Early Georgian, 1745—1780），中期乔治时期（Mid Georgian, 1730—1750年代）和晚期乔治时期（Late Georgian, 1750—1830），晚期乔治时期的设计是最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三个时期中，皇室、贵族的家具风格都走模仿古典的方向，但是乔治一世为人呆板，因此早期乔治时期的设计并不出色，缺乏灵气；中期开始有了比较丰富的发展变化，家具和其他的设计越来越明显地转向新古典风格，以古罗马为中心，古希腊也成了一个参考要素，当时由于从中国进口的家具越来越多见于英国和欧洲市场，因此乔治风格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元素。设计讲究比例、平衡；到摄政时期已经相当庄严华贵，更趋成熟的新古典主义，线条流畅，外形更加简洁，家具的脚往往用球形（ball feet）、虎爪形（claw feet），有些时候还用蛋形、贝壳形、狮头形雕刻做装饰（这种装饰到了亚当时期就不用了）。家具表面采用亚光，色彩也比较沉着，拉手多用白铜，其他五金件也多以铜为材料。家具的品位就显得更加高档。家具的体量也比早期乔治时期小一些，除了审美考虑之外，也考虑市场上能够让更多顾客买得起。到晚期乔治时期，英国的新古典家具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了。
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书桌。
英国摄政王时期制作的罗马风格躺椅。
英国家具设计在乔治时期分别由几个皇室匠人主持，他们设计的风格也经常用他们的名字代表。齐彭戴尔、赫普怀特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设计师。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这几位主要的匠人分别是：托马斯·齐彭戴尔（Thomas Chippendale, 1718—1779）代表的“齐彭戴尔风格”（Chippendale）。齐彭戴尔在1754年出版了设计手册《绅士与家具艺人指南》（the Gentlemans and Cabinetmakers Director ），因而“齐彭戴尔”成了早期乔治时期设计风格的代名词。齐彭戴尔的家具主要采用桃花心木（Mahogany）为材料，此前的英国家具多采用胡桃木，乔治时期由于海外贸易、殖民地发达，能够进口珍贵的木材，因此设计师转而使用进口的名贵硬木。硬木除美观之外，还比较抗虫蛀，所以高档家具多用硬木制作。那时英国的家具木料先是从古巴进口，之后又开拓了洪都拉斯，那里的桃花心木质量好，齐彭戴尔基本集中使用这种木料。他的家具风格以古典为依据，很凝重，但有些沉闷。第二位重要的匠人是乔治·赫普怀特（George Hepplewhite, 1727—1786），他的家具风格就被称为“赫普怀特风格”（Hepplewhite）了。他设计的家具除了用桃花心木，还增加了椴木（Satinwood），而使家具出现轻松的感觉，但同时仍有新古典的稳重。他的设计风格轻巧、典雅，椅背常呈扇贝形。他出版了产品风格手册《家具和软垫匠人手册》（The Cabinetmaker and Upholsters Guide ）。第三位匠人叫作托马斯·舍兰顿（Thomas Sheraton, 1751—1806），他的风格被称为“舍兰顿风格”（Sheraton）。舍兰顿的家具设计常常从古典建筑中获得灵感，除了用椴木、桃花心木之外，舍兰顿还喜欢用花梨木（rosewood），并在木料表面绘画。他还喜欢雕刻装饰，设计的柜子常带有可以拉出的小桌面， 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与赫普怀特同时设厂的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 1728—1792）对家具风格亦有自己独到的诠注，被称为“亚当风格”（Adam）。
在乔治时期，英国已经从法国、中国进口家具了。中国家具中花梨木用得比较多，从而影响到罗伯特·亚当转用花梨木。乔治时期的家具是英国新古典风格的鼎盛时期。及至维多利亚时期，虽然有“维多利亚风格”，但是已经出现了各自不同的探索，风格不再那么统一，而使得维多利亚成为一个转变阶段。
新古典主义的英国家具，也就是乔治风格家具，种类相当多，有一些是在这个时期特别设计的，比如躺椅（chaise lounges）、摇椅（wind chairs），不但造型流畅，也代表了一种更加悠闲的生活方式。起居室的沙发、座椅往往用卷筒形扶手，书桌是乔治风格很特别的一个类型，因为社会变化，需要用书桌的时间越来越多，所以书桌的款式、种类也特别多。新古典时期建筑风格最流行的是新帕拉丁诺风格（the Neo-Palladian architecture），空间、体量都趋向比较大的，这种建筑、室内配合乔治风格家具相得益彰。
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得比较早，在18世纪中期已经开始了，这场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现代建筑和现代设计的发展。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英国的城市急剧扩大，人口猛增，住房问题日趋严重，而且工业生产的发展也对工业建筑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工业城市急剧扩大，人口猛增。以曼彻斯特市为例，1750年，该市人口尚不足两万，1801年，已经增加到7万了，而到了1821年，更达到了11万。人口的急剧增长，改变了以前城市规划的简单轮廓，工厂主和劳工的居住区域成为都市当中对立的、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社会生活也呈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区别，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大量贫民窟的出现。
齐彭戴尔1768年设计的书柜，顶部的开口是他常用的装饰手法。
齐彭戴尔1765—1770年设计的椅子，椅背上镂空的哥特式图案亦是他常用的装饰手法。
赫普怀特1787年出版的手册中的各种家具设计示范图例。
建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新的建筑设计来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问题，如何通过新的建筑结构和技术来解决工业建筑的需求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功能、经济成本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实就是现代建筑出现和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因此，从英国的情况来看，可以知道现代建筑的起源首先是来自经济、社会的需求，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就是说：现代建筑的起源首先是社会总需求，然后才是现代建筑思想的形成。
当然，控制社会财富的英国资产阶级对于通过建筑来实现自我享受、自我体现的企图依然是最令人注目的，这些要求，形成了英国以浪漫主义为中心的各种复古建筑形式。从设计上来看，英国的古典复兴主义是非常有特色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约翰·纳什（John Nash, 1752—1835）的伦敦改造计划。他设计的摄政王大街（Regent Street, 1809—1826）和沿街的一系列重要建筑，伦敦的弯道公园（Park Crescent, London, 1806, 1819—1821），荷兰的卡尔顿宫（Carlton House Terraces, 1812—1814），圣詹姆斯广场（St. James's Park, 1814—1827），干草市场和剧院（Haymarket Theatre, 1820—1821），摄政公园（Regent's Park, 1809—1832），御居（Royal Lodge, 1811—1820），特拉法格广场（Trafalgar Square, 1813—1830），约克大门（York Gate, 1821），皮卡迪里广场（Piccadilly Square），纳什自己的住宅——摄政街14~16号（14—16 Regent Street, 1820—1821）等等，都是具有典型罗马、希腊特点的建筑，是当时弥漫欧洲的古典复兴主义的典型作品，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形式象征的企图与期望。
纳什一系列庞大的改造伦敦市中心的项目开始于1818年，主持这项工作的是英国的摄政王，他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表达英国的财富和国力。从王宫开始，展开一条宽阔的大道，两边都是典雅的、新古典主义的建筑，从南到北把 伦敦市中心分成两边，把原来一片开阔的农田改成公园。纳什基本能够需要什么风格就设计什么风格，除为摄政王设计了摄政王大街、波特兰宫、摄政王公园、公园大道等之外，还设计了豪华典雅的公园村别墅（Park Village East & West, 1823—1834），这是世界上第一批郊区住宅设计。这个巨大的设计项目，表达了英国王室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建筑设计来炫耀自己政治力量的努力。
强调支撑整个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的金融核心——英格兰银行的形象是辉格党（the Whigs）最关切的问题。英格兰银行不仅仅是一个金融机构，而且是一个新阶级的权力象征，英格兰银行是权力从旧式贵族阶级转移到新兴的资产阶级手中的象征和标志，因此英国政府对于它的设计非常注意。不但总行的设计通过反复的多方论证和考虑，英格兰银行在英国各个主要城市的分行也都聘用杰出的建筑师设计。其中特别是查尔斯·库克莱尔（Charles Robert Cockerell, 1788—1863），他设计了普利茅斯分行（1835）、布里斯托尔分行（1844）、利物浦分行（1845）、曼彻斯特分行（1845）等各个主要分行。库克莱尔本人是古希腊建筑的崇拜者，他的设计尽力削弱巴洛克的烦琐装饰，发展出一种非常单纯的以希腊风格为中心的古典主义风格，这些建筑迄今依然存在，向人们展示出当时通过建筑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趋向。
除了这些大型公共建筑之外，复古主义也出现在英国其他各种建筑的设计上，新古典主义在伦敦和英国各地风行一时，其中希腊风格和罗马风格都得到广泛的借鉴。比如约翰·伍德（John Wood, 1728—1782）在巴斯（Bath, England）设计的大型连排住宅皇家弯月楼（The Royal Crescent, 1767—1775），由威廉·威金斯（William Wilkins, 1778—1839）设计的国家艺术博物馆（the National Gallery, 1834）等等，都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赫普怀特1785年设计的扶手椅，扇贝形的椅背是他常用的设计手法之一。
1735年制作的乔治风格双人椅，采用卷筒形扶手，整体造型流畅。
19世纪初，纳什设计的伦敦摄政王大街上的坎普兰住宅（Cumberland Ter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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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的新古典设计</h5>
在法国，新古典主义最集中的代表是“路易十六风格”（Louis XVI style），和路易十六之前的几个皇帝时期的风格最大的差异，在于以前的弯曲线条为主的设计风格在这个时期开始消退，让位给严肃、端庄、典雅的新古典，路易十六在位最后几年，新古典主义在法国已经基本完全取代了巴洛克、洛可可风格，成为主要的皇家、贵族设计风尚。由于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风格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埃特鲁斯坎风格”（the "Etruscan" style），在家具设计上，除了造型模仿古典之外，也用雕塑细节点缀，用金属、陶瓷装饰。由于法国社会出现了一批新的权贵，对于家具、设计要求特别高，因此法国出现了一类新的企业家，自己不处在家具工匠行会之中，但是仍小心翼翼地遵守行规，通过自己网罗的匠人出品一系列精彩的新古典家具来供应客户，这类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叫作“定样掮客”（marchands-merciers），法国当时有好几个这样的重要掮客，比如杜瓦（Lazare Duvaux, 1703—1758）、达贵尔（Dominique Daguerre）等。他们可算是最早的设计企业家，根据客户特殊要求组织设计、生产家具。
路易十六风格家具多用直线、几何形式，受古希腊、古罗马家具影响很大，家具设计上细节装饰减少，使用柱形的立柱多，家具楣头用浅浮雕装饰，装饰图案包括橡叶、桂叶卷草、花环、希腊缎带，摆脱了洛可可的阴弱之风，显得比较阳刚大气。据说这对路易十六皇后玛丽·安东尼特（Queen Marie Antoinette）影响很大，她曾亲自找那些“定样掮客”为凡尔赛宫里自己的房间定制了一系列小巧可爱的家具。路易十六本人喜欢粉色系列、色彩突出的木料，他在位的时代是法国家具的黄金时代，家具不但大气庄严，也充满了可爱的小品，卷草花纹、枝蔓花丛、天使（cherubs）、花环（wreaths）、扇贝、海螺、海豚、栅格 （latticework）、不对称的图案众多，这个时代的家具一方面有罗马经典的庄严，同时也不乏活泼趣味。
路易十六时期主要设计师是雷瑟奈（Jean-Henri Riesener, 1734—1806），他主持了大部分凡尔赛宫的家具设计和制作，和英国乔治风格相比，法国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代表路易十六风格突出的主要是趣味性，通过小尺度达到亲和感。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皇朝，在1793年把路易十六、皇后送上断头台，革命改朝换代，转成共和国，新古典风格因此在法国突然中止了。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动乱之后，拿破仑上台，组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他依然崇尚新古典主义，并尤其注重古罗马风格。拿破仑上任至1814年，这段时期的设计风格叫作“帝国风格”（the Empire Style），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最后一个风格时期。
大革命以后，法国社会动荡，导致拿破仑在1804年加冕，重新称帝。但他所代表的已经不是旧封建贵族的利益，而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制度，并且在法国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作为一个强势君主，他自然希望能通过建筑来彰显他的改革精神——他在位的10多年期间（1804—1815），法国建造了一系列大型的公共建筑，基本是采用古罗马的风格，只是更加宏大化。在这一系列的建筑中，古典风格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呈现出了简洁、明快、理性、庄严的形式，而琐碎的装饰，特别是法国巴洛克以来过分装饰的趋向逐步消失，有些建筑完全是几何形式的组合，如此高度简练的建筑在法国建筑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大量建筑，代表了法国古典主义复兴运动的最高潮，这些建筑凸现了拿破仑对于古罗马建筑的喜爱，也体现了掌握政权之后的资产阶级在建筑上的新要求。
拿破仑时期的大型建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内容：
1770年，雷瑟奈为法皇路易十六设计的小柜，既庄严，亦不失趣味感。
雷瑟奈1778年设计的机械桌，桌面可以用手柄控制升降。
法国建筑师伯朗尼阿特设计的巴黎证券交易所，庄严、简洁，一扫巴洛克时期的烦琐和奢华风气。
（l）为经济和贸易发展而设计的新型建筑，主要是与经济活动有关系的大型建筑，比如由伯朗尼阿特（Alexandre-Théodore Brongniart, 1739—1813）设计的巴黎的证券交易所（Palais de la Bourse, 1808—1827），简单朴素，统一采用科林斯柱，庄严而简单，宣告了烦琐的巴洛克的终结，以及讲究功能的、体现严肃的面貌的新建筑时代的开始。
（2）为解决人口日益膨胀的城市居住问题而建造的大量多层住宅公寓建筑，特别是巴黎兴建的庞大住宅建筑，大部分是5~6层，底层是商店，上部是住宅单元，人行道宽敞，且有人行道的绿化带，西欧现代城市的面貌由此基本定型。特别是1811年兴建的巴黎里沃利大街（Rue de Rivoli），整条街道房屋一律为五层（连阁楼部分），下面用廊柱形成的人行道相贯通，即所谓的券廊，与平行的宏伟的卢浮宫和皇家园林形成协调关系，迄今依然是巴黎最具有特色的建筑群之一。
（3）为了炫耀拿破仑征服的功绩而兴建的大型纪念性建筑。这部分建筑基本上依照古罗马的形制，是典型的古典复古主义作品。这些建筑的政治象征性要远远大于实际功能性。比如维格诺（Alexandre Vignon, 1763—1828）设计的玛德林教堂（La Madeleine, 1807—1842），让·夏尔格林（Jean Chalgrin, 1739—1811）1806年设计的雄狮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都是经典的罗马风格的代表作，强调了拿破仑的政治倾向和建立囊括欧洲的庞大拿破仑帝国的野心。玛德林教堂是一座典型的罗马围廊柱式庙宇，是“帝国风格”最突出的代表作。“雄狮凯旋门”在拿破仑倒台之后被称为“明星凯旋门”，也是罗马风格的杰作，现已成为巴黎最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这两座巨大的建筑对于罗马风格的严谨模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拿破仑的“演兵场凯旋门”完全模仿罗马的赛鲁维斯凯旋门，“雄狮柱”更是罗马图拉真纪功柱（Trajan's Column）的复制 品。拿破仑的御用建筑家查尔斯·皮尔西（Charles Percier, 1764—1838）和方丹（Pierre François Léonard Fontaine, 1762—1853）都大量地从罗马建筑中汲取营养。为了体现拿破仑与贵族阶级没有继承关系，他们刻意避免采用任何波旁王朝使用过的风格，特别是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等等。他们对于古典风格情有独钟，认为没有任何风格能够超过古罗马风格。“我们努力模仿古代，模仿它的精神、它的格言和它的原则，因为它是永恒的。”他们形成的新风格——帝国风格，虽然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是进步的，是反贵族和反封建的，但所体现的依然是国家高于人民这一理念——“帝国风格”背后的推动者正是拿破仑本人，他的御用建筑家则完全按照他的意志来设计，因而非常统一和完善，由此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法国所推崇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博爱，并不是全民的，而仅仅是给予资产阶级的——这正是法国的古典主义复兴运动意识形态的实质。
帝国风格突出了“拿破仑是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政治含义，在法国，虽然经历了大革命的破坏，这种风格依然全面恢复“路易十六风格”的精华，并且使之更加庄严宏伟。由政治动机而造成更加强烈的罗马复古倾向，设计上更加宏大，和德国的“彼得迈耶风格”（the Biedermeier style）、美国的“联邦风格”（Federal style）、英国的“摄政王风格”（the Regency style）属于同一类型。在产品设计上，既有“路易十六风格”的古典气派，也更多使用罗马设计的装饰细节，金碧辉煌，这部分家具、用品目前在卢浮宫依然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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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的折中主义风格</h5>
美国通过长时期的独立战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在1776年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对于这个新大陆上的新国家而言，通过建造政府公共建筑来体现国家的原则和立场是非常紧迫和重要的，美国的开国元勋都高度强调这些公共建筑的重要性。
方丹设计的盖碗。
1810-1815年间制作的法国帝国风格座钟，因以美国为目标市场，所以钟上的人物雕像是全身戎装的美国总统华盛顿。
1822年制作的法国帝国风格座钟。
美国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
美国建国初期，还有相当一部分亲英国的保皇派分子，他们在建筑上主张接近英国的主流风格，表示对于英国皇室的效忠，这类建筑在美国东海岸，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和弗吉尼亚州一带相当多。而开国的革命者则希望能够通过建筑体现美国的民主精神，他们主张以罗马风格为主，兼容各种欧洲风格，由此形成古典折中主义的建筑面貌。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后任第三届美国总统）是促进罗马风格复兴的主要人物。他本人就是建筑家，曾经在法国学习建筑。美国立国之后，他要求在建筑和规划上消灭一切殖民地的痕迹，建立自己独特的建筑面貌。他亲自设计的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议会大厦（Viginia State Capitol, 1785），就是以罗马建筑为依据的典型作品。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规划与设计，集中反映了美国当时建筑的倾向和存在的问题。美国立国初期，曾以费城为首都，但经过很短一段时间之后，美国政治家们考虑要选择一个能够平衡美国国内不同地理区域利益矛盾的地点来建立新首都：在农业型的南部和工业型的北部，文明水平比较高的东部地区和比较蛮荒的西部地区交界的地点，位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交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侧，美国选择了一个菱形地带作为首都，称为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Washington D.C.），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华盛顿。从首都地点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政治家希望首都能够成为美国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个不同体系和代表这两个不同体系的阶级——南方的农场主和北方的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均衡点，同时也能兼顾文化水平发展比较高的东部和文化发展低下的西部之间的利益，这正是城市规划上所谓平等方法的考量。这个城市位于波托马克河沿岸，虽然夏天炎热，冬天寒冷，但是风光秀丽，地点正处于四个自然经 济带的交叉中心，体现了首都位置和国内经济、政治平衡的关系。
为了突现古代文明的传承和民主精神，华盛顿的早期设计基本采用了古希腊和托斯坎尼风格，尽量努力避免与贵族阶级统治的英国建筑有任何关系。美国总统住所白宫，是由建筑师詹姆斯·霍班（James Hoban, 1758—1831）在1792年以希腊爱奥尼亚风格为核心风格来设计的，是所谓的“新希腊风格”（the new Greek style）的代表作，基本是希腊风格和托斯坎尼风格的结合，与当时英国的流行建筑形式毫不相干。这个设计，集中体现了美国开国之父们的愿望——在建筑上摆脱英国的影响，以此宣示彻底独立于宗主国的政治立场。1825年，美国政府投资建造立法机关建筑——美利坚合众国国会，由于建筑在华盛顿市中心一个小山丘上，因此俗称为“国会山”（the Capital Hill）。美国首位本土成长起来的建筑师查尔斯·布芬奇（Charles Bulfinch, 1763—1844）以公共建筑监理专员的身份参与了国会山庄设计方案的修改和兴建。他力图通过建筑体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高潮的雅典时期的民主精神，采用了以希腊建筑形式为主，其他欧洲传统建筑形式为辅的混合方式，也就是后来称为的“折中主义”风格设计，建筑宏大，也具有典型的希腊精神。这栋庞大的建筑于1829年完成，成为华盛顿最醒目的公共建筑之一，集中体现了美国开国元勋的思想。
华盛顿市的城市规划是美国“折中主义”（Eclectism）建筑思想的体现，也是美国初期城市规划的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这个城市的规划是法国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 1754—1825）设计的。美国为了尽量摆脱英国建筑的影响，因而邀请法国建筑师来为他们设计首都，其中包括公共建筑和城市规划。虽然华盛顿摆脱了英国贵族形式，但是严重地受到法国贵族风格的影响，特别是朗方设计的华盛顿城市规划，基本是法国波旁王朝，特别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巴黎和凡尔赛宫规划风格的翻版。整座城市规划宏大、宽敞，采用几何放射形布局，充满了权力的象征意义。但是在功能方面，无论是建筑布局、街道安排，或是城市尺度的大小，都不符合市民的居住要求。法国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都经常发生市民暴动和革命，为了分隔和控制群众的骚动，所以将街区设计成中心放射型，把城市划分成小块，以达到防止暴动蔓延到城市其他部分的目的。这一点，在路易斯·曼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的《城市史》一书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因此，巴黎的城市规划，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以中心广场放射形街道达到权威性的象征目的，实质动机则是防止暴乱的蔓延。然而，作为美国首都的华盛顿并不存在这个需求因素，这样的设计，造成了华盛顿日后交通阻塞、道路辨认困难等诸多问题。此外，华盛顿不但应该设计为一个首都，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能够舒适居住的城市，而朗方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居住功能需求，仅以政治象征性为设计的出发点，道路和建筑的尺度过大，冷漠而缺乏人情味，交通亦不方便。因此，华盛顿的规划显然是设计上过于考虑政治含义而忽视城市基本功能的失败之作，显示出美国在立国初期建筑和城市规划上的幼稚和严重依赖外国建筑师的生搬硬套造成的后果。
1892年的华盛顿特区俯瞰图，以国会山为中心的放射形布局。
美国马萨诸塞州州府大楼，并不完全模仿希腊风格，而是采用折中手法。
与此同时，希腊风格也在美国其他地方得到广泛的采用，其中部分采用模仿希腊的神庙形式，比如费城的美国联邦银行分行建筑（现在的海关大楼）、纽约的海关大楼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建筑；另一类型是不完全模仿希腊，仅仅取其风格品位，加以折中处理，因此更加典雅，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有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州政府大楼（Massachusetts State Hous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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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民间产品设计</h2>
用工业化、机械化方式批量生产的产品，就是工业产品，18世纪末、19世纪中，西方已经有一些国家批量化生产工业产品了。至于这些产品的设计，一部分是由技术人员、工程师完成的，另外有一些结构比较简单的产品，则是由当时的发明家设计，企业通过购买专利的方式批量生产的。那些早期设计产品的技术员、工程师具体是谁，大多不很清楚；而那些为自己的设计申请了专利的发明家，则基本比较清楚。还有部分产品来自民间的设计，不少是根据传统设计延续下来的，具体的设计者就更难查考了。
十七八世纪，到19世纪早期，工业设计尚未成为一个专门职业。这个阶段的设计被称为“前现代设计”（Pre modern design，这个提法是潘尼·斯巴克在1986年提出来的）。
“前现代设计”中包含有大批工具和日常用具的设计，功能性强，设计合理，并且多数已有很悠久的使用历史，因而具有超常的市场稳定性。例如185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帆布沙滩椅（textile garden chair），185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理发条剪刀，1860年代在欧美出现的木工用曲折尺（folding ruler），186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的公园木长椅，1890年前后在英国和英国殖民地印度出现的被称为“Tiffin”的圆筒形不锈钢饭盒（之后有搪瓷处理的版本），曾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一度相当普及。还有便携式金属威士忌酒壶，英语叫作“Whiskey Flask”，大概是1920年代的产品，这些设计大部分迄今仍在生产和使用，然而设计师却不为人知，这是民间设计的典型状况。
不仅仅西方国家有这样的情况，在亚洲早期批量生产的用品中，也有一些一直沿用到现在，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发明的一次性筷子“割箸”，发明的时间大概是在1870年代，“割”是指把合在一起的木片撕开成两条筷子的方式，而“箸”就是筷子的古代叫法。日文中写作“割り 箸”，也写“割箸”（读音是Waribashi），英语中叫作“Disposable chopsticks”，在中国叫法很多，比如卫生筷、双生筷、一次性筷子、免洗筷子、即弃筷子等等。割箸有几种尺寸，最常见的是6寸、7寸、8寸和9寸四种。在日本一般外卖时免费提供的是6寸和7寸（165mm/180mm）两种，目前最多见的则是8寸（210mm）的，而在怀石料理、宴会等则多使用9寸（240mm）的。在日本，割箸的等级分为六种：丁六、小判、元禄、天削、利久和卵中。丁六（Choroku）是最便宜的割箸，因长度仅6寸，故名丁六。从头到尾都是平的，设计上无甚花巧。小判（Koban）夹食物的尾端部分并非长方形而是椭圆形，像江户时代的流通货币小判金一样，故名小判。元禄（Genroku）是小判的改良品，夹食物的部分四角被削，打磨平滑，更容易把筷子分开。天削（Tensoge）割箸最上端手持的部分被削，让用家易于分辨首尾，不致颠倒使用。通常比较正宗或高级的料理店均会采用这一类型。利久（Rikyu）汉字又可写作“利休”，两支筷子分开但中间紧贴，故又名“夫妇利久”。卵中（Ranchu）是割箸中的最高等级，又名“两口箸”，和利久一样两支筷子是分开的。两端既细且窄，中间比较胖。虽然割箸种类繁多，区分细致，但究竟是谁设计的，却没有记录。
马来西亚槟城的孙中山博物馆里陈列着的19世纪末当地居民使用的圆筒形不锈钢饭盒。
『卵中』是割箸中的最高等级，又名『两口箸』，两支筷子是分开的，两端既细且窄，中间比较胖。
因为专利制度的实施，给我们留下很多早期产品设计师的名字，其中发明家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设计的产品，绝大部分是纯粹功能性的，结构比较简单，功能性很好，也便于大批量机械化生产，所以其中很多都一直用到现在。比如别针，英语叫作safety pin，是美国人沃尔特·杭特（Walter Hunt, 1785—1869）在1849年设计的，这是世界上大概最流行的产品了，五大洲均可见到。更为难得的是， 这个设计用到现在，居然一点不变。而回形针，英语叫作“paperclip”，是挪威人约翰·瓦勒（Johan Vaaler, 1866—1910）在1899年设计的，成为全世界文具中历史最悠久，并且一直无须改变的经典。三脚帆布折椅（tripolina）是英国人约瑟夫·芬比（Joseph Beverly Fenby）在1855年左右设计的，是最早的明确知道设计师的产品。后来出现了很多不同版本的改进设计，比如现在艺术家写生常用的折椅，就是这个设计的衍生。最常用的门锁叫作耶鲁门锁（Yale cylinder lock），是由美国人小林努斯·耶鲁（Linus Yale Jr., 1821—1868）在1861年设计出来的，这个设计，演变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版本，是使用时间最长、最普及的一种门锁。沙丁鱼罐头是用一把钥匙作为开罐柄的，这种罐头扁平，里面头尾对排，整整齐齐放着8~10条沙丁鱼，这种罐头叫作“匙开罐”（Key-opening can），是奥斯特霍德（J.Osterhoudt）在1866年设计的。“标致牌胡椒瓶”（Peugeot Pepper Mill）是由让-佛列德里克·标致（Jean-Frederic Peugeot, 1770—1822）和让-皮埃尔·标致（Jean-Pierre Peugeot, 1768—1852）两兄弟合作，在1874年设计出来的，已成为西餐中典型的调料瓶，由法国标致公司长期出品，一直生产到现在。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全世界的西餐馆都可以看到。
常见的用来取出软木酒瓶塞的螺旋拔塞器，是卡尔·F.A.温克（Karl F. A. Wienke）依据螺旋原理在1882年设计的，并获得专利。今天的拔塞器虽然品种繁多，但基本原理却依然未变。喝汽水用的吸管（drinking straw）是马文·斯通（Marvin Stone, 1842—1898）在1888年发明的，也申请了专利，是设计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项目之一。接近完美的“奥皮乃弹簧刀”（Opinel Knife）是在1890年由约瑟夫·奥皮乃（Joseph Opinel, 1872—1960）设计的，弹簧刀收藏在柄里面，按动弹簧跳出刀刃，开启容易，用途广泛，是最流行的匕首之一。红色把手，里面可以拉出好多种工具的瑞士军刀（Swiss army knife）是瑞士人卡尔·艾森纳（Karl Elsener, 1860—1918）在1891年设计的。真空胆热水瓶，英语叫作“themos vacuum flask”，是英国人詹姆斯·德瓦爵士（Sir James Dewar, 1842—1923）在1892年设计的，全世界不同的版本多得不得了，产量惊人。
一直流传至今的『前现代设计』产品——安全别针。
『前现代设计』的又一个『长寿产品』——木质衣夹。
不断进化的瑞士军刀。
在全世界西餐馆常见到的标致牌胡椒瓶。
卡尔·温克发明的螺旋拔塞器。
卡尔·温克发明的螺旋拔塞器的专利文书。
英国曼彻斯特市警察1880年代使用的警哨。
工业化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产品，自然是自行车、缝纫机、打字机、留声机、照相机等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产品。这些产品的设计者绝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打字机的历史很长，早在工业革命初期就有好多西方国家生产打字机了。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款，是克里斯多夫·索尔（Christopher Latham Shole, 1819—1890）和卡洛斯·吉登（Carlos Gidden, 1834—1877）合作，在1868年设计的雷明顿一号打字机（Remington No.1 typewriter）。该机设计合理，使用方便，现代打字机的基本结构从此定型，直到电脑取代打字机为止。雷明顿一号的生产历史是从1873年到大约1878年，之后改变了设计。
自行车最早是英国人发明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自行车是英国的罗维（Rover）牌，当时叫作安全自行车，设计者是约翰·斯坦利（John Kemp Starley, 1854—1901），是在1885年设计和生产的。那款车还没有充气的轮胎，想必骑起来并不舒服。但是这款设计奠定了日后自行车的基本架构，因此具有历史意义。其中1886年英国莱利公司生产的女装自行车（Raleigh Lady's bicycle）名气最大。莱利是英国自行车名厂，多年来一直生产各种自行车，而最出名的是1886年这款女车。基本结构没有多大变化，一直生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被其他功能更加完备、材料日渐轻质的自行车取代，这个牌子的自行车对中国国产自行车影响也非常大。
最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缝纫机的是美国的“胜家”（Singer）公司，1858年，胜家推出别名“草蜢”的轻质家用型缝纫机，当年就销售了3000多台。胜家公司于是在纽约设立了3家制造厂，并且在巴西开展业务。
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有很多重要的发明和设计，其中白炽灯、留声机都对现代生活影响重大。不过，爱迪生设计的留声机仅是个试验性的产品，真正进入千家万户的留声机是经艾美尔·贝林纳（Emil Berliner, 1851—1929）在1897年重新设计的，带个喇叭，用皮带传动，叫作贝林纳B型（“Berliner model B”）留声机，由“格拉莫风”（Grammophone）公司出品，很流行了一阵子。
照相机问世之后，虽然可以摄影了，但是设备非常笨重，价格昂贵，还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美国柯达公司在1900—1901年发明了小型的手提照相机，叫作柯达·布朗尼（Kodak Brownie），是柯达公司的佛兰克·布朗涅尔（Frank A Brownell, 1859—1939）设计的，一直生产到1939年，影响很大。
还有些早期的产品是建筑师设计的，比如公园里用的铸铁长椅，原来是为德国波茨坦公园设计的，设计师叫作卡尔·佛列德里克·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是德国重要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大师。这把铸铁长椅叫作波茨坦花园和海滨椅子（Garden Chair and Bench for Potsdam），是他在1825年设计的，由德国皇家铸铁厂（Royal cast-iron works Saynerhutte）出品，生产到1900年。从1982年又开始重新生产至今，在世界各地的公共场所时常可以见到。
公共设施的设计，由于是政府投资，对质量要求高，因而大部分都能够长期使用。这类例子，除了上面提到的公园铸铁长椅，还有英式圆筒形邮政信箱。英国是最早把邮政服务标准化、全国普及化的国家之一。英国邮政部早在19世纪就组织专门小组设计邮政用品，因为英国殖民地多，这套设计也就影响了全世界，信筒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英国邮政信筒叫作“national standard pillar box”，圆筒形状，投信口直开，上有一个出檐的顶，防止雨水灌入，筒体是醒目的红色，底座黑色，是英国邮政部工程部（Post Office Engineering Department）在1879年设计的，也是使用得最广泛的邮箱信筒。进入中国之后，根据中国邮政部门的修改，转成深绿色的，形式则没有改变。
雷明顿一号打字机的档案照片。
1889年莱利公司产品目录上的女式自行车。
1851年8月12日『胜家』缝纫机专利文书上的图片。
贝林纳在实验室中。
德国建筑家卡尔·佛列德里克·辛克尔设计的波茨坦花园和海滨铸铁长凳。
警察用的长哨子在西方通行很多年，而比赛跑道、球场上的哨子则用到今日，这两种哨子的设计人是同一个英国人，叫作约瑟夫·哈德逊（Joseph Hudson, 1847—1928）。其中，警哨（Metropolitan whistle）是1883年设计的，比赛用的哨子（Acem Thunderer）则是1884年设计的，都由艾克米（Acme）哨子公司专利生产。不过，现在全世界各种版本多如牛毛，都弄不清哪款是原装的了。警察用的哨子因为是公共配置，所以沿用至今，设计上并没有多大的修改。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逐步推行义务教育，启发儿童智力发育，具有教育功能的玩具设计日显重要。“前现代设计”时期中，这类教育性玩具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比如名为“ABC积木”（ABC Block）的方块形英语字母积木就是一个例子。小木方块的六个面上分别印有字母和数目字，以及相关的单词和图画，用于学龄前儿童的识字教育。这是美国发明家约翰·海特（John Wesley Hyatt, 1837—1920）在1869年设计的。1879年开始，由阿尔伯尼的安姆博士公司（the Embossing Company of Albany）出品到1955年，之后由“鹅大叔玩具公司”（Uncle goose Toys）接手生产，直到现在。另一种很具有知识性的教育玩具是拼版，用形状不规则的小片木板拼出地图或图画，英语叫作Jigsaw Puzzle，是英国人约翰·斯皮斯布利（John Spilsbury, 1739—1769） 在1766年设计的，迄今也依然在大量生产。人们最熟悉的儿童玩具积木，最早叫作佛罗波尔礼品（Froebel Gifts），是幼儿教育奠基人佛里德里克·佛罗波尔（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在1837年设计的，英国的米尔顿·布兰德里（Milton Bradley）公司从1869年到1930年代生产，1997年转由“鹅大叔玩具公司”生产。后来，积木的概念延伸到各种各样的设计上去，成为玩具中最庞大的一个类别。可以拼装的机械玩具是用打了圆孔的铁条为基本构件，有螺丝钉和螺丝帽，有工具，让孩子自己动手，设计拼装成各种机械模型。这种玩具叫作马加诺（Maccano），是英国发明家佛兰克·霍恩比（Frank Hornby, 1836—1936）在1901年发明的，具有高度的教育性和娱乐性，是现代玩具中的经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