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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
——安德罗波夫，1980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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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超级大国的对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疯狂的军备竞赛，情报人员在世界各地的暗战，还有激烈的心理战，这就跟斯大林统治后期如出一辙。里根政府也像杜鲁门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想要逼退苏维埃帝国。西方有人预言，接下来将是个危险的十年：“只要其领导人认为帝国的完整受到威胁，苏联就会不惜发动核战争。”
本章的重点是，在对抗日益加剧时的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最后岁月和接下来在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领导下的两年过渡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基础开始恶化。包括中情局那些人在内的西方分析家，都觉察到了苏联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苏联对中欧控制力的动摇，但他们想象不到形势实际上有多糟。1980年和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及华约其他国家在经济和财政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重的依赖性，极大地削弱了斯大林建立的“帝国”。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缺乏阻止苏联式微的政治意志与谋略。从1981年至1985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从来没有考虑过准备与西方最后摊牌之类的事情。
<h3>波兰：柱石崩裂</h3>
1980年8月，格但斯克（Gdansk）工人的罢工酿成了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危机。团结工会大获成功，尤其是这个看上去闹哄哄的民主运动所显示出的惊人的效率与协调性，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及其顾问怀疑有“看不见的手”——也许是受过良好训练、由外国资助的“地下组织”，在领导这场革命。在苏联人看来，更糟糕的是，这些“反社会主义势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巨大支持。克格勃报告说，在团结工会、波兰天主教、梵蒂冈以及美国的波兰流亡组织之间存在着联系。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被认为是波兰事态发展的最危险的煽动者。
波兰革命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对苏联自身的边境地区产生了溢出效应。1981年，克格勃报告说，受波兰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特别是拉脱维亚的工厂，发生了大规模罢工。1981年春，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告诉政治局，“波兰的事态发展正在影响我国西部各省，尤其是白俄罗斯的局势”。苏联当局在与波兰接壤的边境地区落下了一道新的“铁幕”，终止了旅游观光、学生计划以及与这个“兄弟”国家的文化交流。波兰期刊的订阅被取消，波兰的无线电广播也受到干扰。
在苏联和世界各地，许多人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克里姆林宫接下来对团结工会运动的应对措施。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对外政策专家与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都在担心会出现那种人们所熟悉的前景：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入侵波兰。不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并不愿意那样做。虽已年老昏聩，这位越来越孤独易怒的总书记却也不想同意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尤其是针对波兰人。
勃列日涅夫决定避免对波兰采取干涉行动，这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总书记实际上也并不在克里姆林宫，而是隐居在自己的国家别墅。由于他不在，安全事务就交给了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这“三驾马车”。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扮演了一个显要的角色，负责政治局处理波兰危机的特别委员会。在这些人当中，国防部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要求出兵干涉的理由最为充分：必须确保波兰成为驻德苏军与苏联之间的重要纽带。失去波兰，华约也就毫无意义；实际上，华约总部就设在波兰城市莱格尼察（Legnice）附近。以华约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维克托·库利科夫（Viktor Kulikov）元帅为首的乌斯季诺夫的下属们，几次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波兰。
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是政治局决策圈的关键人物。他以前曾力主苏联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但是在1980年秋，安德罗波夫对自己的一位亲信下属说：“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把自己当作勃列日涅夫的当然继承人的安德罗波夫明白，如果再进行武装干涉，那将是他生涯中灾难性的一着。在苏联干涉阿富汗之后，欧洲缓和的形势已是命悬一线，如果再入侵波兰，就会让它一命呜呼，甚至还会使整个的赫尔辛基谈判进程功亏一篑，那可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国务活动的最大成就。
就连苏斯洛夫也认为，把社会中的一些民主人士吸收进波共政府，要比动用苏联军队更为可取。但这并不等于克里姆林宫在波兰问题上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政治局开始倾向于“毕苏斯基方案”，也就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性质的独裁体制，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毕苏斯基（Jozef Pilsudski）建立的政权。“共产主义的毕苏斯基”的候选人，有波兰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yslaw Kania）和波兰武装力量司令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1980年12月，勃列日涅夫按照预定的计划告诉卡尼亚：“如果发现有人要推翻你们，”他说，“我们就插手。”整个会晤就是用苏联干涉的可能性来吓唬卡尼亚，让他对团结工会采取严厉措施。但是这位波共领导人缺少实施这一拟议中的打击所需的勇气与决心。苏联宣传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列昂尼德·扎米亚金（Leonid Zamyatin）从华沙回来时的印象是，这位波共领导人已经成了一个在酒精中寻求慰藉的极度神经质的人。因此，那种逼迫波兰领导层采取行动的方式，会使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认为：苏联即将入侵。而在会晤的同时，华约军队在波兰境内及边境附近的地区恰好又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更让人深信不疑——这与克里姆林宫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苏军的动作一模一样。
12年前施压的对象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现在轮到卡尼亚了。1981年3月，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再次来到莫斯科，而乌斯季诺夫把这位波共领导人训得像小学童一样。“卡尼亚同志，”他嚷道，“我们的耐心耗光了！在波兰我们有的是可以信赖的人。我们最后再给你两周时间，去恢复波兰的秩序！”在波兰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后不久，华约军队和克格勃就开始对波兰大肆恫吓，包括连续三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过，乌斯季诺夫的威胁是在虚张声势，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此时并没有考虑入侵。
1981年夏，苏联人竭力想在波共内部寻找并组织“健康的力量”，以便另外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施压，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波共内部的强硬派几乎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教育而且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其中包括记者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 Rakowski），克里姆林宫有许多人将其视为危险的“右倾修正主义分子”。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对这些新的情况可以说是更为担忧。当年夏天在克里米亚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会议上，他们开始要求武装干涉。然而勃列日涅夫坚决地拒绝了。”
勃列日涅夫仍然相信自己可以重新恢复欧洲的缓和局面，所以对入侵波兰的主张很讨厌。此外，波兰危机中的经济问题也让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知难而退。与波兰人打起来已经是够糟的了，但入侵和占领在经济上的代价也不啻为一场灾难。切尔尼亚耶夫1981年8月在自己的日记中评论说：“勃列日涅夫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一聪明的方法。让波兰在经济上一直依赖我们，这我们承担不起。”的确，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多余的资源用来承担迅速增加的各种义务。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苏联在全世界共帮助或扶持了69个苏联的卫星国和扈从国。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每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GDP被用于扩军的经费。这一政权通常都是靠挪用人民的储蓄、出售伏特加和暗中累积预算赤字来填补漏洞。另外一个重要的岁入来源是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从1971年到1980年，苏联石油天然气的产量分别增加了七倍和八倍，与苏联给华约国家的享有大量补贴的石油天然气的输送量增加的速度相当。1974年后，世界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莫斯科也不得不把它给华约盟国的石油价格提高一倍，并提供十年期低息贷款进行补偿。苏联的经济利益要求削减给中欧各国的如此慷慨的援助，但“社会主义帝国”的利益以及集团内部的义务却要求加大援助的力度。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总统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加剧了苏联集团内部在经济上的紧张关系。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再也不能强迫受其庇护的中欧政权去分担重新开始冷战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了。1980年2月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这些国家的党的书记们告诉克里姆林宫的同志说，要是再减少与西方的经贸往来，他们就承受不了了。华约成员国在经济上对北约国家的依赖性，此前只有民主德国存在这样的问题，而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这样。这些共产主义盟国实质上就是在告诉莫斯科，要堵住“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漏洞，只能由苏联人埋单。
波兰危机揭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即苏联作为东欧集团经济与资金援助的唯一提供者，其地位不稳。1980年8月之后的一年当中，苏联人给波兰注入了40亿美元，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波兰经济在持续下滑，波兰人的反苏情绪也在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食品短缺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甚至变得更为严重。苏联农业也开始告急，尽管国家作了巨大的投入；食品分配的集权体制也遭遇瓶颈。享有大量补贴的面包、黄油、食用油和肉类从百货商店流入兴旺的“黑市”并以高价出售。就连享有特权的莫斯科，购买食品的队伍也是排得越来越长。在这种形势下，克里姆林宫最终不得不强忍难堪，允许西方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以免波兰陷入饥荒。1980年11月，勃列日涅夫告诉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领导人，苏联将不得不削减对这些国家的石油供应，“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出售这些石油，并用得到的硬通货”帮助波兰政权。显然，万一要由华约的武装力量来对波兰实行武装入侵，那苏联将不得不承担占领的费用。而且谁也说不准西方的经济制裁会对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10月18日，莫斯科最后的希望、总理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从卡尼亚那里接管了党的领导权。与西方和波兰国内许多怀有敌意的描述相反，雅鲁泽尔斯基并不是苏联人手中驯顺的工具。在1939年波兰被瓜分之后，他曾被内务部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战期间，他成为由苏联帮助组建的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军官。雅鲁泽尔斯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在把波兰的安全当作头等大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还认为，只有苏联能够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对于苏联人说要采取军事管制的施压，雅鲁泽尔斯基顶了几个月，但到1981年11月，他顶不住了——因为波兰的经济摇摇欲坠，而寒冬将至，还没有足够的燃料和食物。同时，团结工会的温和派领导人开始被更激进、更缺乏耐心的势力所取代，后者要求结束波兰的共产党政权。雅鲁泽尔斯基则开始暗中准备发动打击。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告诉克里姆林宫。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在最后时刻会见雅鲁泽尔斯基之后对政治局报告说，这位将军神经过敏，“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雅鲁泽尔斯基再三警告莫斯科，波兰天主教也许会与团结工会联手，“对波兰当局宣布‘圣战’”。这位将军最后还要求紧急的经济援助并提供苏军作为波兰军队和警察的后备力量。雅鲁泽尔斯基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付克里姆林宫的那些想要要挟他的人。
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上发了言。这位克格勃首脑警告说，雅鲁泽尔斯基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在苏联身上。安德罗波夫坚决认为，不管怎样，哪怕是团结工会上台，苏联也承担不起武装干涉的代价。“我们首先必须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怎样巩固苏维埃联盟，”这位发言者最后说，“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安德罗波夫担心国内的稳定，因为他知道，就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城市，食品短缺也有会更加严重的危险。波兰工人的造反让安德罗波夫搞不准，苏联的工人是否会永远保持耐心。
这位克格勃主席不仅接近于抛弃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而且还接近于修正克里姆林宫一直奉行的增订版的革命与帝国范式。马修·维梅特（Matthew Ouimet）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造成的危机，“使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非常像因之而命名的那个人。两者都成了一个空架子，靠一个正在衰落却迫切想在世界事务中保持自己地位的帝国来支撑……尽管波兰人民还不清楚自己的成就，但他们已经逼退了苏维埃巨人，而且它再也不会东山再起”。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管制，消除了当前对华约的挑战。但是，波兰危机并没有结束；它是整个苏东集团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危机的反映。要控制住波兰的局势，代价依然很高。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不顾苏联的反对，接受了价值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大量的谷物、黄油和肉类被运往波兰，却像被扔进了无底洞，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波兰的各个工业部门也得到了迫切需要的原材料，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轮胎以及最为重要的苏联石油。
波兰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这些危机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自欧洲缓和的兴盛期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哪怕是在毗邻地区，苏联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克里姆林宫的老近卫军们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准备彻底重估苏联的安全利益及对外政策。只是他们在这方面并未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们是以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方式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h3>政治局与里根</h3>
克里姆林宫有关波兰问题的秘密辩论是与另一场不愉快的讨论部分地交织在一起的，那就是怎样对付里根政府向苏联的挑衅。理查德·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上校是潜伏在华约军队司令部的美国间谍；从他那里，里根对苏联在波兰问题上面临的压力了解得一清二楚。那位总统把实行军事管制视为人身侮辱。他决心对苏联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并充分利用苏联在经济上遇到的种种问题。1981年12月之后，里根敦促西欧各国下令禁止建造从乌连戈伊（Urengoi）到西欧的洲际石油管道——这项工程是苏联未来增加石油收入的支柱。最后，西德与法国没有支持美国的制裁，就像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的那样，“里根输掉了与苏联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不过，这条石油管道的建设还是被延误了几年关键时间。与此同时，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与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准了一些非常具有挑衅性的秘密行动，包括在苏联边境和苏联海军基地附近的军事演习，以此向克里姆林宫施压。里根政府还游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大幅降低世界石油价格。美国政府中的强硬派的这些被揭露出来的行为有可能被夸大了，但它还是说明，美国向苏联人施压的力度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
对安德罗波夫来说，里根政府的种种举动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就跟美国当时心怀恐惧一样，这位克格勃首脑也开始警告说：“华盛顿政府正在企图把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推到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从而加剧了战争的危险。”1981年5月，安德罗波夫请勃列日涅夫参加克格勃官员的秘密会议，并当着他的面说，美国正准备对苏联发动突然的核打击——这令与会者大吃一惊。他宣布从现在起，将由克格勃与格鲁乌（苏联的军情机构）合作，建立新的战略预警系统。这个新的情报行动的代号为RYAN，取自俄文“核－导弹－攻击”的首字母。心存疑虑的专业情报人员误以为这个荒谬的想法是出自乌斯季诺夫和军方。实际上，军方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不再认为美国随时会发动袭击。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后来回忆说，他认为当时的局势“虽说困难，但也不是处处都是危机”。事实上，RYAN是安德罗波夫自己的主意。这位克格勃头子的警觉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巴巴罗莎行动”和冷战初期的种种景象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安德罗波夫希望刺激一下死气沉沉的苏联官场与社会。然而，勃列日涅夫反对彻底地改弦更张。这位总书记颠来倒去地念着缓和的祷文，希望有朝一日美国也会投桃报李。政治局有许多人希望里根回到“现实”中来，与苏联合作。勃列日涅夫希望用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安抚一下西方的公众舆论，便在1982年6月发表讲话，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很快，乌斯季诺夫也公开宣布，苏联“并不指望在核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实际上等于是放弃了20世纪60年代进攻性的军事原则。
1982年11月10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睡梦中去世了。苏共政治局几乎立即就宣布，由68岁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担任新的苏联领导人。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首次避免发生此前那种接连使之受到严重破坏的阴谋和权力斗争。冷战的紧张局势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还有一点，即，这位克格勃领导人得到了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的全力支持。只是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可悲的是，他此时已是肾病晚期。
安德罗波夫对里根始终怀有疑心。当里根给勃列日涅夫去了一封亲笔信，建议讨论核裁军问题时，安德罗波夫和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三驾马车”中的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姿态而未予理睬。在此期间，美苏关系又一次陷入低谷。1983年3月8日，美国总统放弃了先前历届政府惯用的辞令——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去挑战苏联政权的合法性——说苏联是“邪恶帝国”。1983年3月23日，里根又扔出了一颗炸弹，宣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SDI），目的是让所有核武器都“不起作用而作废”。对苏联军方和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来说，这听上去就是要让苏联的所有弹道导弹失效并无法招架住美国的第一波打击。与里根的“邪恶帝国”演讲以及“战略防御计划”相比，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更是加重了安德罗波夫的不安全感。1983年4～5月份，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一次大规模演习中，对苏联的海上监视与预警系统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刺探。美国人还模拟攻击了载有核导弹的苏联战略潜艇。克里姆林宫针锋相对，在世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军事演习，包括就各种战略核力量的动员与合作而进行的首次全面演习。在这样的背景下，1983年，RYAN行动也是势头不减；所有在国外的克格勃特工人员都接受了“长期的行动任务，刺探北约对苏实施核弹攻击的准备情况”。
里根政府的一些资深成员事后把该计划视为苏联行为随后发生变化的根源。中情局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政军领导层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把“开支巨大的新军备竞赛”的前景摆在了他们面前，而且在展开竞赛的领域，“苏联几乎无望进行有效的竞争”。盖茨相信，“战略防御计划”甚至让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些保守分子也确信，“苏联必须进行重大的内部变革”。实际上，苏联反击的雄心要大得多。政界和军界并没有觉得要大难临头。由物理学家叶夫根尼·韦利霍夫（Evgeny Velikhov）领导的，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军控谈判小组得出的结论是，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很可能并不需要立即采取反制措施。但是这一结论并没有结束争论。苏联军方意识到，从长远来看，“战略防御计划”可以推动新军事技术的发展。乌斯季诺夫对“战略防御计划”非常感兴趣。他与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Anatoly Alexandrov）一起，启动了一项长期计划，回应里根的挑战。在军工综合体内部也有一些人，包括格尔什·布德克尔（Gersh Budker）院士和导弹设计师弗拉基米尔·切洛梅（Vladimir Chelomei），拿出了几种苏联版“战略防御计划”的方案。
里根政府在向国会兜售“战略防御计划”时的理由是，该计划在两年内就会迫使苏联人按照美国人的条件开始核裁军谈判。不过，事态的发展在一开始却完全相反。安德罗波夫上任没几天就发起了反腐败运动，目的是整肃纪律和保持爱国主义的警惕。而且他还对苏联国内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外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散布各种各样小道消息和谣言的人”，提出了“最后警告”——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就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这项展示强硬与警惕的政策在精英与民众中激起了广泛的积极回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不赞成安德罗波夫的强硬路线，但在1983年的时候，他对此可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军方、克格勃官员以及许多外交人员都支持安德罗波夫的运动。若干年之后还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甚至很可能是大多数俄罗斯人，在回想起安德罗波夫时依然带有敬意和怀旧之情。
蔑视、憎恨又夹杂着几分恐惧，让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不信任根深蒂固。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听他说过：“里根这人不可预测。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1983年7月11日，美国总统给安德罗波夫写了封亲笔信。他向总书记保证，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在致力于“和平的道路”和“消除核威胁”。里根最后还说：“历史上，在进行了私人之间坦诚的交流之后，我们的前任都取得了更加令人满意的进步。如果你希望进行那样的交流，我随时恭候。”总书记在小范围内把这一主动示好解读为“欺骗和想让苏联领导层迷失方向”。安德罗波夫礼貌而正式地回了信，但并没有理睬里根的主动示好。
华盛顿越是施压，政治局的立场越是强硬。在1983年9月大韩航空007号班机被击落事件中，战争的神经绷到了最紧。当时一架大韩航空的波音747客机于9月1日在千岛群岛上空偏离了航向，而那里是苏联环形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度紧张的防空司令误以为它是一架美军间谍飞机而下令苏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将它摧毁。已因肾功能衰竭而住院的安德罗波夫受乌斯季诺夫和军方的误导——他们向他承诺“美国人永远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决定公开否认这一悲剧性的事件。那么多人的丧生和克里姆林宫的搪塞，让里根与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目瞪口呆。但中情局、五角大楼及新闻界的其他许多人都决心在宣传上打败这个“邪恶帝国”。苏联对事件的否认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可以在全世界面前揭穿苏联人谋杀无辜平民的真面目。
由里根政府精心策划的世界性的仇视苏联的运动，成了压倒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他已是一个满心苦涩的垂死的人。9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他关于苏美关系的“告别讲话”。安德罗波夫告诉苏联人民：“为了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里根政府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他指责韩国客机事件是“由美国特务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并责备里根本人使用了“在国际关系中不允许的”宣传伎俩。接着这段话很有力量：“如果说人们对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向好的方向转变还存在过幻想的话，那现在，这些幻想已经被完全打消了。”
从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来看，安德罗波夫的可怕的预言似乎是应验了。9月底，苏联卫星监视系统多次报告美国大量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后来证实这都是些假警报，但气氛还是越来越紧张。10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并推翻了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1月，北约军队开展了代号为“优秀射手”（Able Archer）的军演；而在苏联情报人员看来，这几乎等于是准备马上进攻了。此外，第一批“潘兴”导弹也不顾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以及西方公众舆论的深刻分歧，开始抵达西德的美军基地。12月1日，克里姆林宫多次向华约各国政府发出警报。苏联领导层告诉他们，决定沿美国海岸部署载有核弹的原子能潜艇，以“回应对苏联的变本加厉的核威胁”。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通知上说，“华盛顿的冒险家也许就容易想到先手采取核打击，以便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中占得上风。一旦军事平衡对他们有利，就可能使美国的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突然进攻”。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就是一例，它说明“美帝国主义为了满足其腐朽的阶级利益，可能不惜发动全面战争”。
克里姆林宫关于国际关系的这番话让人似乎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的愤怒、挫折感，还有他的病入膏肓，让这套危言耸听的新的说辞显得生动可信。苏联给华约国家领导人的另外一封电报说，华盛顿“已经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宣布‘圣战’。那些现在已经下令把新的核武器部署到我们家门口的人，把自己的实际政策与这种不计后果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1983年11月23日，苏联谈判人员在日内瓦军控谈判中的退场，就是对外政策新路线的体现。只是到了最后时刻，外交部的外交官们和总参谋部的专家才设法说服政治局：让这扇门开着，好让苏联重返谈判桌。12月16日，安德罗波夫告诉到医院探望他的苏联军控谈判人员，从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苏美第一次发生了冲突。他指责里根政府处心积虑，要在阿富汗放苏联人的血。安德罗波夫对苏联从那里撤军不感兴趣。“如果我们让步，”这位垂死的领导人若有所思地黯然地说，“失败就不可避免。”
在此期间，里根也注意到情报工作和西方和平运动引发的紧张气氛，觉得该是与苏联人谈判的时候了。他相信克里姆林宫也许跟他一样想要避免核战争，便在1984年1月发表了相当于“结束冷战的倡议”的和解演说。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杰克·马特洛克以及里根的其他顾问，与中情局的凯西及五角大楼的温伯格看法有分歧，后两者想要利用阿富汗战争削弱苏维埃体制。里根的幕僚们则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应当挑战苏维埃体制的合法性，也不应当追逐军事优势，迫使苏维埃体制崩溃。他们为未来的谈判设计了一个框架，它有四个组成部分：在国际争端中放弃使用武力、尊重人权、放开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削减军备。不过，被激怒的莫斯科领导层仍然认为，里根政府被那些“吸血鬼”绑架了，他们想要彻底整垮苏联。他们当时拒绝注意白宫做出的改变。1984年9月，在当月同意与里根举行韩国客机事件以来首次会晤的葛罗米柯，告诉自己的助手们说：“里根和他那帮人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法西斯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
显然，苏联外交部部长认为苏美关系已经跌落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的低谷。不过他还是相信，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应该与这位美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多勃雷宁认为，“里根的强硬政策对于克里姆林宫内部争论和苏联领导人地位的影响，恰好与华盛顿意想中的相反。它强化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安全机构中强烈主张与里根的政策针锋相对的那些人的地位”。作者当时作为莫斯科“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初级研究人员，可以看出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强硬回应在专家中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情绪。与此同时，就连那些一贯主张改善美苏关系的人也被美国的反苏言论激怒了。公众当中有许多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发生战争？战争什么时候来临？”
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是坚定的现实主义与作最坏打算的心态的古怪的混合物。长期与克格勃打交道加重了这种心态。直到其健康状况恶化之前，他一直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和洞察力在对外政策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不过，他在1984年2月9日的去世，中断了他所有的工作。他的继任者，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个移动的木乃伊；他患有严重的哮喘，要经常服用镇静剂。在契尔年科短暂在位期间，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依然在实际上垄断着军事与外交事务。在克里姆林宫的讨论中，对斯大林时代的怀旧情绪开始抬头。政治局甚至挤出时间来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恢复党籍。乌斯季诺夫把苏联在国际关系中遇到的麻烦归咎于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并对其提出了严厉批评，建议把“伏尔加格勒”这个名字仍改为“斯大林格勒”。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老人对20世纪40年代很留恋，那时苏联依然是个堡垒般的国家，苏联人民也经受住了无数的牺牲和艰难困苦。
总参谋部对于怎样回应里根合适，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军事预算要增加14%。直接的军费开支，即武装力量和军备的费用，当时已达到61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和国家预算的16.5%。包括间接开支在内的与国防有关的总费用，就像勃列日涅夫1976年承认的那样，要高出两倍半，大约占预算的40%。这个数字比1940年苏联正在进行二战备战时还要高。简单的计算表明，在国民生产总值停滞不前的时代，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必然要大幅降低生活水平，并终止勃列日涅夫与苏联人民约定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从苏联方面的证据材料看不出政治局对于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有过任何争议。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试图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话题。他批评乌斯季诺夫控制的军工综合体的僵化。在他看来，存在的问题有：效率低下；开展了太多耗费巨资的庞大计划；在军备竞赛中追赶美国是一种自杀倾向。乌斯季诺夫没有争论，只是解除了他一向讨厌的奥加尔科夫的职务。对于有人提出的借鉴20世纪40年代的经验，包括改为六天工作制和设立特别的“国防基金”为各项重整军备的计划筹集资金，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也没有重视。在新的现实面前，要想还采用老的动员方法那是不行的。社会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斯大林动员并挥霍了的巨大人力资源，几百万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年轻工人以及满怀热情的党的干部，当时再也找不到了。在受过教育的青年精英中，几乎看不到理想主义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义、对享乐的追求和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主义。安德罗波夫采取的管理措施——强化蓝领和白领的纪律与职业道德，很快便沦为闹剧。就连政治局的各位领导人也跟四十年前不同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由于年事已高而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健康、减少工作负担和自己在退休后的特权，而不是考虑苏联的长治久安。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Vladimir Scherbitsky）、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Dinmuhammad Kunaev）、尼古拉·吉洪诺夫（Nikolai Tikhonov）和其他“老人”，都暗中排斥安德罗波夫安排到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年轻干部，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
政治局的老人们还在虚度光阴，死神却等不及了。乌斯季诺夫死于1984年12月20日，而在1985年3月10日就轮到了契尔年科。在筹备契尔年科葬礼的同时，一场幕后交易也在紧张进行。结果，主政的“三驾马车”中仍然健在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把他的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对其支持的回报，葛罗米柯很快就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大权终于从斯大林主义的受益者那里旁落到新的、相对来说没有经验的领导人手中。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不幸的是，巨大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负担几乎压垮了他所继承的这个国家。
<h3>克里姆林宫的新面孔</h3>
从1985年起，在西方观察家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当中，许多人就已经把戈尔巴乔夫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相提并论了。尽管在时代的经历、教育以及风格上两人的差别很大，但他们的确也有许多共同点：农民的社会背景；真心诚意，甚至可以说狂热的改革冲动；坚定不移的乐观态度以及强烈的自信；在道义上对苏联过去的反感；相信苏联人民的常识感。两位改革者都相信共产主义体制，信仰马列主义的主要信条，同时也都拥有强大的革新意识，愿意承担责任，投入未知世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著名传记的作者威廉·陶布曼说，戈尔巴乔夫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国内遗留的问题就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反动。戈尔巴乔夫的使命就是要在赫鲁晓夫曾经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火爆的尼基塔恰好相反。戈尔巴乔夫不好斗，他是个寻求共识的人。赫鲁晓夫缺乏耐心，他解决问题就像坦克攻击敌人的防御阵地一样。戈尔巴乔夫习惯于拖延，慢慢地编织官僚政治之网（参见第10章）。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在战争中，在针对贝利亚的阴谋中，赫鲁晓夫一再让自己的生命与事业陷入险境。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与死亡擦身而过，而且他得到最高权力也几乎是全不费功夫。在他身后是一帮由安德罗波夫提拔的“小字辈”的候补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克格勃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Viktor Chebrikov）。军方也欢迎把他作为候选人。戈尔巴乔夫的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列宁格勒党的书记格里戈里·罗曼诺夫（Grigory Romanov）和莫斯科党的书记维克托·格里申很快都心甘情愿地认输了。没人想要成立一个临时的领导集体来监督这位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总书记。
胜利来得如此轻松，证明了安德罗波夫网络的力量。党内级别较低、处于边缘地位的精英们都在热情地为戈尔巴乔夫欢呼，更不用说公众了。在多年的老人政府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不过，尽管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接受提名的讲话中，他宣布“不需要改变政策”。现在的这条道路是“可靠、正确、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只是在后来，在4月的党的全会上和在1985年5月电视转播的列宁格勒之行中，他才说了许多人想听到的话：苏联需要“perestroika”（字面意思是调整、改组）。“perestroika”是当时忌讳的“改革”（reform）一词的同义词，起初只是指改变经济管理方式。后来它将成为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代名词，然而其含义却难以界定和系统化。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小心翼翼，暴露出他对于处于困境的苏联经济与社会还缺乏针对性的治疗手段。就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想改善现存的体制，但他不知道如何下手。不过，他知道，改善现存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使之摆脱停滞与迫在眉睫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对于自己起初采取的措施几乎是带有歉意地写道：“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使自己的意识立即摆脱先前蒙蔽和束缚他的东西。”戈尔巴乔夫花了两年时间“解放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为势在必行的激进改革做好准备。
在其执政的头两年，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很少偏离安德罗波夫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制定的蓝图。这位新总书记相信，清除掉勃列日涅夫的那些腐败无能的密友与官僚，可以让苏维埃体制运转顺利。克里姆林宫的特别调查人员和克格勃，不仅对东乌克兰、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中亚的地方官员而且还对苏联中央官僚机构中强大的腐败网络采取了行动。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解除和调整了几百名地方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想背离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数年之后，他解释说他起初曾想利用现存的党政机制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而只有在那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上彻底改革的条件才会成熟”。这个稳健的现代化方案包括两部分。首先，它打算把对重工业的投资几乎翻一番——主要是通过赤字财政。依照“加快速度”这个一厢情愿的口号，政治局计划十五年内把工业产量提高20%以上。让人奇怪的是，政治局的各位领导人又犯了老毛病，像20世纪50年代末的赫鲁晓夫一样，提出了一些“轻率的计划”，甚至讨论起怎样在工业生产方面赶上美国。其次，它设想通过行政手段与腐败和松弛做斗争，强化劳动纪律。这一做法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性的反酗酒运动。戈尔巴乔夫与由安德罗波夫提拔的其他人一道，都以为大幅减少酒的零售就会使俄罗斯人摆脱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酗酒。实际上，这些举措非但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还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这个黑洞会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当中让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寝食难安。
与国内政策不同的是，对外政策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的舞台。尽管1981年至1983年间的国际形势依然十分紧张，但政治局与大多数苏联官员都不希望与西方的对抗再度失控，而是希望重新回到缓和的轨道上来。总参谋部、外交部、克格勃和军工委员会的某些官员和专家也开始明白：苏联的行为无意中成了堵死缓和之路的原因之一。在中欧部署SS-20中程导弹的决定和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受到越来越仔细的检讨。在官僚系统内部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势头，要求恢复已被取消的与美国和北约的谈判。甚至在契尔年科1985年1月去世之前，安德烈·葛罗米柯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并就美苏武器谈判的框架达成一致。1985年4月，政治局停止了对SS-20导弹的部署。
出于个人的与政治的原因，戈尔巴乔夫一心想早点在外交事务上取得成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自己很早就决定，“要对对外政策做出重大改变”。他解释说，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没有“有利的国际环境”，“经济生活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行不通。总书记把国内政策委托给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并迅速采取措施确立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上的最高地位。第一步就是削弱葛罗米柯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让格鲁吉亚党的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而不是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尼延科和多勃雷宁担任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深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到1987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一帮忠实的助手的帮助下，已经完全控制了外交政策的制定。
正是在外交政策的讨论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到了需要“novoe myshlenie”（新思维）。这个词与“perestroika”一样，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可以作极宽泛的理解。戈尔巴乔夫的同事和党内精英在几十年的思想运动中已经变得犬儒化了，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以为这纯粹是一种说辞，至多也只是一个吸引人的宣传口号。他们错了。对总书记而言，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给国内改革赢得喘息机会的工具，也是变革的手段。他想让苏联对外开放，并由此克服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仇外与孤立的倾向。必须对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提出质疑，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取消。很快，“新思维”就成了彻底重估意识形态的同义语。
起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如饥似渴的阅读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为党的领导层翻译并限量出版的西方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他还很喜欢与自己信任的下属一起，在私人聚会上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进行这种讨论的小圈子包括他的妻子赖莎（Raisa）、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列里·博尔金（Valery Boldin）、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 Primakov）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私人圈子中，赖莎是个关键性人物。其他政治局成员的配偶都安于家庭主妇的角色，没什么抱负，但赖莎跟她们完全不同，她自诩为“六十年代的妇女”。跟戈尔巴乔夫一样，她也是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大学生，受到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细节和系统化上有追求完美的激情，并积极介入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程。在1978年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夫妇二人从斯塔夫罗波尔搬到莫斯科的时候，赖莎“立即投身于学术讨论、研讨会和各种会议当中”。她还加入莫斯科大学和哲学研究所的毕业生网络，那是她从1950～1955年的时候就已耳闻的。每天晚上，往往是在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或其他重要的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都带着他的妻子出去散步，一路上讨论当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并经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要是没有她的建议，他就无法作出决定。”一位苏联高级官员后来告诉杰克·马特洛克。
雅科夫列夫是这个核心圈子中的另一位关键成员，而且也是其中在才智上最有抱负的人。他早先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者，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交换生，后来又成为中央意识形态与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他与其他人一起在媒体上发起了充满敌意的反美运动，同时也抵制苏共内部日益明显的新斯大林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1971年，他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降级发派到加拿大担任大使。他在“流放”时暗中把自己改造成具有改革意识的社会民主派。1985年底，他建议戈尔巴乔夫深化政治改革，目标是废除一党制。结果，就像他回忆的那样，围绕是否需要抛弃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学说，围绕是否需要紧紧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充满矛盾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发生了争论。总书记还没准备好要迈大步子，但他专心听取了雅科夫列夫的意见。
在这一小群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开始自己的事业、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的“开明”官员中，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直接而热情的拥护。这个充满生气的小集团的人员构成包括：作为笔杆子曾经在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身边工作过的人、学术智库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国际关系专家。有些人曾经是勃列日涅夫的笔杆子和“开明”顾问，但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都陷入了幻灭感和犬儒化。他们对僵化和腐败深恶痛绝，希望仍然采取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叫停的去斯大林化及文化“解冻”政策。他们还是最早也最坚定地支持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人。“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直接给戈尔巴乔夫列出了一份改革清单，目的是打破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立即从阿富汗撤军；单方面削减苏联部署在欧洲及中苏边境的武装力量；甚至把1945年兼并的千岛群岛还给日本。
戈尔巴乔夫对这位院士提出的急救措施还有点不相信，于是就把这份备忘录搁在了一边。不过，1986年1月，他还是邀请了另一位“开明”官员和能干的笔杆子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成为他个人的外交政策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不仅赞成阿尔巴托夫提出的所有想法，还赞成自由移民和释放政治犯。1985年10月，总书记给了知识界的精英丧失已久的特权——无须得到允许便可会见外国人。这是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并一直在执行的仇外的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这位总书记已经在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当中开始确立自己作为“开明”统治者的地位。
抛弃斯大林主义的两极对立的世界观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由此而得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宣布放弃全球性的权力游戏，承认苏联的安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可以部分共存的。戈尔巴乔夫感到控制核武竞赛尤为紧迫，因为他对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感到不安。这种态度的根源要追溯到他的性格形成期的经历。戈尔巴乔夫的出生地是库班哥萨克生活的地方，那里遭受过革命暴力、骨肉相残的内战和斯大林的集体化带来的巨大痛苦。然后又是纳粹入侵。戈尔巴乔夫属于——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战争的烈火灼痛了我们，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整个世界观。”作为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他不用服兵役，而且还可以接触到与官方的军国主义宣传相抵牾的思想。
与管理过军工综合体而且熟悉苏联军事力量基本情况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不同，戈尔巴乔夫只是在他成为苏共总书记的时候才开始接触核武器方面的问题。按照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确立的传统，党的领导人也就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奥列格·巴克拉诺夫（Oleg Baklanov）当时是苏联原子能与导弹综合体的负责人。他在后来回忆说，直到1987年为止，戈尔巴乔夫对导弹技术都显得缺乏兴趣或者说了解。在一次与俄国核物理学家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承认，当他意识到自己要亲自对积聚而且有可能使用核武器负责时，他就有一种道义上的厌恶感。他还坦承自己熟悉有关“核冬天”的报告——该报告预言，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结果将是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参加模拟苏联应对核攻击的秘密战略演习，当要他下达实施报复性打击的命令时，据说，他拒绝按下核按钮，“即使只是训练”。
无论是在苏共内部还是在大洋彼岸，戈尔巴乔夫和“新思想者”都面临着美苏冲突这个巨大的现实。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以及白宫的工作人员都决心打赢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圣战”。里根急于和苏联新领导人会晤，并在舒尔茨和麦克法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做好了谈判的准备。可惜，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对里根的善意毫不知情。
里根有关第三世界的言论触怒了“新思想者”。华盛顿坚持要求苏联单方面从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动乱地区撤军，却对美国在中美洲的干预行动闭口不谈。苏联人还认为——这一点非常正确——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想让苏军在阿富汗“放血”而不是帮助他们撤走。因此，戈尔巴乔夫决心在国际上不做出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示弱或让步的行动。这位苏联领导人不顾士兵母亲的大量来信和自己那些高参的呼吁，决定不立即从阿富汗撤军。1985年春，他在自己的工作簿上草草地写道：“冲突要分阶段解决。”他还写道：“有件事很关键：完全放弃阵地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在1985年和1986年，苏联武装力量大力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无能的卡尔迈勒被一位更强悍的人物、阿富汗安全部门首脑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取代。拖延从阿富汗撤军，再加上误入歧途的反酗酒运动以及经济改革的不足，日后为戈尔巴乔夫政府带来了麻烦。
戈尔巴乔夫行动最为迅速的是军控问题。到1985年夏，他已经在与罗纳德·里根通信，讨论怎样降低核武器的威胁和控制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放弃了从1977年起就在要求的条件：超级大国领导人之间要会晤就必须签订重要的协议。里根的大部分幕僚都反对与这位年轻有为的苏联领导人会晤的想法，但总统从1983年开始就在等待私人间坦诚的交流了。他同意于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在准备首次峰会的时候，双方领导人又开通了华盛顿与莫斯科间的秘密外交渠道，并通过它进行了大量通信。戈尔巴乔夫否定了里根提出的有关阿富汗和人权问题的较为广泛的会谈框架，建议集中讨论削减核武器问题。他警告里根说，苏联不会对“战略防御计划”坐视不管。尽管“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的安全利益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但它到头来有可能引发美苏间新一轮的危险而且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计划]，”他表示，“严重破坏了稳定。我们急切地向您建议，停止这项会造成剧烈动荡的危险计划。”日内瓦峰会前夕，戈尔巴乔夫写信给里根说，“厌恶核战争和消除军事威胁是我们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兴趣”。他敦促美国总统同意“太空的非军事化”。为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高调主张，1985年8月，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议程与勃列日涅夫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议程，看上去仍然是惊人地相似。峰会前政治局下达的指示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些指示重申了有关缓和的陈词滥调，同时也再次强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目标。峰会前为政治局起草这些指示的专家们，正确地预见到不会就第三世界的冲突达成一致。另外，他们还警告说，“里根肯定不会同意取消‘战略防御计划’”。
苏联外交官和军方密切关注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表现并感到满意。这位苏联领导人充满魅力，但却是个强硬的谈判者。不出所料，双方领导人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永远不要打核战争，那不可能打赢。”在莫斯科，大家都认为与目前的美国政府打交道几乎只能得到这么多。在政治局和党内精英面前，戈尔巴乔夫批评里根“粗鄙的原始主义、穴居野人的眼光、弱智”。他依然认为这位美国总统是军工综合体的工具并许诺加强苏联的防务。不过，这位总书记私下里震惊地发现，里根说的是真心话。他因为未能说服里根放弃“战略防御计划”而“有点尴尬”。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猜测里根的动机却未能理解它们。峰会后他还在想：这个军事计划是不是异想天开，是不是一种手段，以迫使苏联在外交上做出让步？或者，它是不是一个“拙劣的企图”，“让我们放松警惕，盲目自满”，而他们却在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日内瓦峰会的结果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拼命地寻找对策，以打破美苏竞争的恶性循环。与在类似情形下坐等美国人出手的勃列日涅夫不一样，戈尔巴乔夫决定发动“和平攻势”，在核裁军问题上与美国总统过过招。1985年的除夕之夜，他接见了苏联的武器谈判人员并要求他们拿出新的对策。根据他们提出的新对策，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一个到2000年实行全面而彻底的核裁军计划。被里根政府视为宣传伎俩而未予理会的该项计划，显示出戈尔巴乔夫对核裁军这一想法的执迷。该计划的那种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近乎乌托邦的性质，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的乐观的天性以及对宏大观念的信任。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开始认为：“只要抓住裁军问题，就可以消除战争威胁。”
戈尔巴乔夫是利用这些会谈未雨绸缪，为即将于1986年2～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做准备。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这样的大会虽说带有仪式性质，但却十分重要。他避居于黑海的一处度假胜地，并在那里与雅科夫列夫以及博尔金一起研究了学术智库的建议，讨论了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草案。他的前任们既想要缓和，又坚持其对于这个世界的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幻觉。戈尔巴乔夫用世界一体和相互依存的观点取代了有关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教条。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对我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报告草案说：“总的政策是，军事对抗没有前途”；“不仅是核战争，就连军备竞赛也不可能有赢家”；“安全建设的任务看来是一项政治任务，它只能通过政治的手段来解决”。这段小插曲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倾心于新的、宽泛的理论概念，而不是对外政策的具体措施。
当戈尔巴乔夫把草案交给自己的同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都坚持要求把意识形态的老一套加进去。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老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私下里发牢骚说：“干吗要这种‘新思维’？应该让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思维。你想拿我们的对外政策怎么办？难道你反对武力，那可是帝国主义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戈尔巴乔夫报告的最终版本是新思想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旧语言相互折中的产物。尽管这样，正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得出的结论，报告消除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和平共处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核战争即便发生，也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从1947年起就成为苏联革命与帝国范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斯大林的“两大阵营”理论，也不复存在了。
苏联国家安全领域实权派中的明眼人，尤其是那些幕僚以及智库领导者，都认为裁军倡议和戈尔巴乔夫的大会报告是个转折点。雷蒙德·加特霍夫作为一位长期关注苏联人的观察家，当时恰好在莫斯科；当那些老熟人承认美国的安全利益是合法的并且在原则上可以与苏联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他十分惊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总书记就警告自己的幕僚圈子说，不要把苏联的倡议仅仅当作想在宣传上得点分的手段。“我们真的想要缓和和裁军。骗人的把戏现在行不通了。要想蒙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就在同一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还强调说，从“新思维”出发，苏联势必要承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与这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设法达成和解。
不过，华盛顿对苏联人的话并不相信。里根政府想要看到在阿富汗和人权问题上苏联的行为有实际的改观——那是总统评估苏联人意图的最重要的依据。美国人无视苏联暂停核试验的声明，宣布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核试验。中情局在阿富汗继续升级对苏战争，并对克格勃发起情报战。1986年3月，两艘美国军舰在离克里米亚海岸六英里的苏联海域举行了极具挑衅性的演习，而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那里度假。在苏联盟国利比亚的海岸附近，也进行了具有同样性质的行动，结果引发了冲突，美国空军袭击了这个国家。特别是，里根身边有许多人都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可以一石三鸟，或者更多：它可以让昂贵的扩军有个正当的理由，可以带动国内的经济，还可以把苏联人吓得全线后退。
戈尔巴乔夫做出了严厉反击。他指示自己的笔杆子“把美国狠狠地教训一顿”。在政治局成员面前他说得很粗鲁：“用这帮家伙什么菜也做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甚至提出要再次冻结与美国政府的高层接触。不过，对苏联内部讨论的更仔细的研究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狠话也只不过是狠话而已。他反对针锋相对，仍然坚持要与美国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修好。“我们在外交上处于攻势，因为我们一直在向世界提出切合实际的方法，而且我们也承认美国人的利益，只是不包括他们的霸权要求。”一个月之前，他曾经对自己的幕僚们说，美国人和西欧人即便在裁军问题上继续合作，苏联也应该更进一步，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推进“日内瓦进程”。就这样，“新思维”激发了戈尔巴乔夫推动缓和的积极性，只是他没有考虑美方的意图，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多边主义的新世界观看作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战略防御计划”。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视察搞研发的实验室并与主要的科学家们商讨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的“反制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下，新任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详细审查了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主持的专家委员会三年前得出的结论，以找到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不对称的反击”。苏联专家的意见是，这样的反击即使再增加十倍的开支也不是一个全面的方案。这位总书记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新安全观与自己纠结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相矛盾呢？有时他近乎如此。1986年3月底，针对里根那个“危险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开始在自己的幕僚圈子中说：“也许我们不该再害怕‘战略防御计划’了！[里根政府]实际上就希望苏联从心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害怕‘战略防御计划’。所以他们才向我们施压，让我们疲于应付。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个责任问题，因为后果是无法预测的。
要克服他内心的矛盾，戈尔巴乔夫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两个戏剧性的事件恰好提供了这种帮助。
<h3>切尔诺贝利和雷克雅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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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6日凌晨1：30，一声巨大的爆炸摧毁了切尔诺贝利的四号核反应堆。爆炸引发了仅次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最为严重的人为核灾难。乌克兰的这次突然的灾难使得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领导层不得不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安全事务。起初，苏联领导层和苏联军工综合体的多数人都本能地选择捂盖子，对事故轻描淡写，想在世人面前蒙混过关，就像大韩航空007号航班悲剧发生后那样。可就在这时，谎言被戳穿了；事故造成的核辐射使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苏联社会也从无线电广播中得到了消息。恐慌像潮水一般蔓延开来，并从乌克兰很快传到莫斯科。在贻误了数天之后，苏联当局从辐射严重的地区疏散了十万人。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在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辐射中，有8000人死亡，435000人的健康和幸福受到影响，而且后者的人数还在增加。
政治局有三个月的时间都是把精力放在切尔诺贝利这场大灾难上。它彻底动摇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和军国主义化的旧心态。被这场国际丑闻弄得灰头土脸的戈尔巴乔夫，对死板的官僚体系非常愤怒，决定先拿军工综合体开刀。作为苏维埃体制中最隐秘、最难以渗透的部分，它的核计划成了人们猛烈批评的目标，其罗曼蒂克的英雄形象也无可挽回地黯淡下去。军事科学家和军队指挥部门的地位也受到动摇。苏联武装力量第一次以那么大的规模参与营救和消除核污染的行动。对于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来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人想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但是，这次灾难的教训不是要提高警惕，加强军事建设，而是说明有关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军事原则是个空架子。而且它还让军队指挥部门明白，在到处都是原子能反应堆的欧洲，哪怕是发动有限的核战争也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阿赫罗梅耶夫回忆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核危险对我国人民来说，就不再抽象了。它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
切尔诺贝利事件要比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其他任何单个事件对苏联政治领导层的影响都要大。“我们知道了核战争可能是个什么样子。”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当然，相比于前些年美国的施压和扩军，这场灾难对于苏联官方心态的彻底改变作用要大得多。灾难要求结束仇外的心态和对保密的执迷，并重新评估核时代的安全政策。事故后不到一年，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控制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谈判的方式以及军事原则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切尔诺贝利事件还迫使政治局引入公开性，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这种做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这个国家中绝迹了。在灾难发生几周后，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同事们说：“我们的工作现在对全体人民、对全世界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强迫我们掩盖真相。”
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政治局同事们建议说，苏联应该提出更好、更大胆的裁军倡议，停止军备竞赛。1986年5月底，这位总书记前所未有地出现在了外交部，并对一大群外交人员发表了讲话。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们，里根政府企图把苏联困在一场会把人拖得精疲力竭的军备竞赛中。他最后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必须缓解军费开支的压力，必须尽其所能减轻国防开支的压力。外交人员还被告知，要消除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在任期间曾经流行的缺乏个人思考和主动精神的官僚主义心态。戈尔巴乔夫批评苏联以前的外交是“无谓的固执”。苏联的外交不应该去为冷战挖堑壕，等待华盛顿出现一个更愿意和解的领导，而是必须对里根政府主动出击，用种种和平倡议包围它，借助它自身的西欧盟友去影响它。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对外政策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是，就常规武器控制与核查问题在斯德哥尔摩取得了突破。由于苏方拒绝接受美国人提出的现场检查的建议，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总参谋部对北约有可能进行的检查十分恐慌，因为那样一来，苏军中的许多波将金村庄就会暴露。在政治局会议上，阿赫罗梅耶夫对苏联参加斯德哥尔摩谈判的首席代表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提出质疑。不过，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遮遮掩掩行不通了。反倒是阿赫罗梅耶夫本人，必须按照政治局的指示到斯德哥尔摩宣布苏联接受现场检查。本身的地位已因切尔诺贝利事件而大为动摇的元帅只好照办；几天后，条约签订。
总书记本人此时已对国际关系进行了研究，阅读了包括“帕尔梅委员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士在内的有关裁军及“共同安全”的著作。他还读了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和科学家反对核战争的“帕格沃什运动”的著作。由新思想武装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然后就向美国那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盟友发出呼吁，倡导一种新的安全哲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都表达了对“新思维”的同情和对美国领导层的极端不满。在1986年7月会见法国总统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抨击里根以及“那些扶他上台的势力和团体”搞“战略防御计划”，不理解人类的新的安全需要。密特朗承认，“军工综合体也许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不过，他也说，“应该记住，里根虽然受到自己周围人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常识感和直觉的”。他提醒戈尔巴乔夫不要把美国的政局看得一成不变：“形势是会变化的。”考虑到戈尔巴乔夫真心实意的安全关切，他还很贴心地在苏美之间充当了中间人。
英国的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扮演了非正式的使者的角色。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鸿沟，但撒切尔与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很好。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裁军这种具有两面性的主张，撒切尔一开始就完全接受了，但她拒绝接受让世界无核化的想法，认为那是一种危险的罗曼蒂克的乌托邦。现在回头看来，撒切尔是对的，因为裁军的进程印证了她的看法。但是，就像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要是戈尔巴乔夫不那么固执，不那么执意向世人证明核武器是绝对的恶，不能把它作为建立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那么，[缓和]进程根本就不会开始”。
克里姆林官与白宫之间还有一位非正式的调解人——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为20世纪70年代缓和政策的设计师，尼克松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当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1986年7月，他告诉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政府中的确有人不希望与苏联达成协议。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们能够在外交上孤立苏联，在经济上对其施压，在军事上占据优势，那苏联的秩序就会崩溃。当然，这种事不会发生。多年来，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里根也被认为属于抱有这些想法的那帮人。但他现在不是。我从与他的交谈中得知，与您的会晤对他想法的变化产生了缓慢但无可否认的影响。”
这些谈话让戈尔巴乔夫更加急于推行他的“新思维”。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与财政方面传来的坏消息。改革进展不利；国内改革的口号与低迷的经济状况以及依旧死气沉沉的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一个月的开支就达到了30亿卢布。这笔意料之外的开支影响了政治局有关继续与西方进行战略武器竞赛会造成的财政负担的讨论。自从在波兰危机中有过争论以来，这也许是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苏联财政的严重透支。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承认，由于石油价格暴跌，苏联预算损失了90亿卢布。苏联人估计还会出现贸易赤字。反酗酒运动也减少了150亿卢布的国家收入。在国内事务上，总书记在书记处的利加乔夫的帮助下，对党政官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希望借此来恢复苏联党政系统的活力。但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采取激进的措施，例如稳定物价、遏制隐蔽的通货膨胀。而且他也不清楚如何去改造社会主义经济。他希望通过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而获得“和平红利”即降低军费开支和获得西方贷款来缓解经济形势。
由于发生了可算是实际上的间谍战，而且还真的造成了死伤，美苏关系恶化了。在莫斯科，克格勃从中情局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那里获得了在苏联的美国间谍的所有情报。1986年，在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后，他们遭到逮捕；其中有些人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与此同时，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长期潜伏的苏联“鼹鼠”也被发现并逮捕。8月底，这一肮脏的战争继续升级。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克格勃特工——以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为掩护的根纳季·扎哈罗夫（Gennady Zakharov）。克格勃也以牙还牙，诬陷并逮捕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Nicholas Daniloff）。在里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大众媒体上新一波的反苏情绪似乎要把美苏关系带回到1983年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