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急于取得重大突破。9月初，扎哈罗夫与丹尼洛夫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他给里根写信，建议不要等到下次的华盛顿常规峰会，而是尽快举行一对一的会晤，“让我们在冰岛或伦敦面谈”。为了把里根与他身边的右翼分子隔开，戈尔巴乔夫建议进行“严格保密的、不公开的、坦率的讨论（可能只让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参加）”。会晤的目的是“起草跟两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有关的协议”，确保它们准备在下次峰会上签订。
后来，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里根的幕僚们都声称，戈尔巴乔夫把里根诱进了一个圈套。的确，戈尔巴乔夫不仅仅是准备讨论“两三个很具体的问题”，还准备就削减核武器问题拿出一个革命性的协议。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想对里根搞伏击。作为峰会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指示总参谋部放弃在几天内打到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性战略，而是基于“战略充足”与防御姿态制定新的军事原则。他还告诉军方，他打算接受里根关于撤走苏美部署在欧洲的所有中程导弹的建议（“零点方案”）。最后，他建议说，苏联的一揽子谈判方案应该包括接受削减50%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那可是苏联战略武库中的撒手锏。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会晤成了冷战最后的岁月中最具戏剧性的外交事件。
苏方建议的基础是有关“战略充足”的观念，这些观念早就在莫斯科的学术机构和军控谈判人员中流行了。它们认为，在数量上维持战略武器势均力敌并非至关重要。当然，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没人敢公开提出来，因为害怕受到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叛国的指责。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得把他的“新思维”说成是权宜之计。在1986年10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要想用传统的针锋相对的方式回击里根的挑战，苏联负担不起。“我们会被拖进一场力不从心的军备竞赛。我们会输掉这场竞赛，因为我们的能力已到了极限。而且，可以预料的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很快就能把它们的经济潜力与美国的合在一起。要是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对我国经济的压力将会大得难以置信。”
结果，“战略防御计划”又一次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绊脚石。英国政治学家阿奇·布朗认为，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战略防御计划”与其说是安全关切，不如说是借口，以便“推行政策创新，打破僵局，结束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但相关的证据表明，事情恰恰相反：里根的计划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的确是个实际的关切。他仍然摸不透里根的意图是不是侵略性的。就像对待日内瓦峰会一样，政治局给雷克雅未克会晤的指示是个折中方案，兼顾了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的路径和他在安全方面的一贯的担忧。虽然军方领导层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不过，正是戈尔巴乔夫坚决要求，签订任何削减战略武器协议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里根必须打消“战略防御计划”的念想，并重申美国遵守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准备雷克雅未克之行期间，戈尔巴乔夫在跟一小群“新思想者”谈话时提出，必须改变里根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态度。“如果不行，那我们就能说：我们过去防备的就是这！”
雷克雅未克峰会是从两位领导人一对一的亲切会谈开始的。总统首先提出美国的四点议程，把裁军进程与苏联改变其在第三世界的行为以及在国内尊重人权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让里根放心，他会根据“同等安全”原则，支持“最终消除核武器”。他还说，为了打消美方的疑虑，在核查问题上只要有必要他就会尽力配合。同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也明确地把华盛顿峰会的日期与在削减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联系在一起——卡特执政期间苏联人也有过类似的要求。
在其他参与者看来——他们可是经历了几十年僵局的人——两位领导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是超现实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解决的裁军问题似乎要比他们所有的前任做的都要多。从美方专家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做出的让步比他们25年来从苏联那里得到的还要多。对此，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冷冷地回应说：“那好，就让他继续让步吧。他的提议可是我们施压了五年的结果。”政府中其他那些更多地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成员都感到担忧。里根看到了可以完成自己使命和防止末日核决战的机会。他也没有与五角大楼或美国的盟友商量，就在谈判中提出：首先是到1996年要彻底消除核弹道导弹，然后是消除所有的核武器。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但坚持要求不包括太空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计划。然而里根受其朋友卡斯帕·温伯格的误导，以为“战略防御计划”如果仅仅限于实验室的范围，国会就会把它“毙掉”。他就要戈尔巴乔夫“给他个人帮个忙”，允许在太空进行试验。他告诉总书记，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让步，会对“我们未来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戈尔巴乔夫毫不妥协：要么彻底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包括暂时在实验室的试验，要么免谈。峰会破裂了，显然有点心烦意乱的总书记和美国总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失败在国内造成的影响。现在清楚了，十年或更多年的实验室试验并不会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担心的那样，可以“毙掉”或“制造出”反导防御系统。戈尔巴乔夫当时并不准备消除苏联的所有核武器，更不用说苏联的弹道导弹了。
戈尔巴乔夫返回了莫斯科。他指责美国人“没有放弃追求优势地位”，他们到雷克雅未克只是为了得到他的让步。对于美国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来说，这种指责基本属实。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里根“像个骗子”，他“驾驭不了他那帮人”。不过，仅仅几年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就说雷克雅未克之行让他有一种心灵的顿悟，就像切尔诺贝利事件带来的震撼一样。这也许是因为，在总书记的心中，一向令他担忧的问题再次与“新思维”发生了冲突。他在内心里惊奇地发现，里根对于核裁军的看法似乎是真挚的。苏联其他参加此次峰会的人也有同感。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后来回忆说，“里根对于末日核决战的看法，以及他认为核武器应该最终禁止的几乎深藏不露的信念，结果会比他骨子里的反共倾向更有力”。由于早先的对抗而在苏联对外政策实权派当中形成的有关里根是个敌人的印象开始发生变化，但是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而且还时断时续。
<h3>“新思维”与迫在眉睫的危机</h3>
雷克雅未克峰会的失败并没有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全球事务中对“新思维”的钟爱。相反，他很快就去了吉尔吉斯斯坦，在山间美丽的湖畔与世界上的思想精英——作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生态学家、未来学家——一起探讨核威胁及其政治应对措施。面对这样一群高水平的听众，兴奋的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表示，“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创新让利加乔夫和党的宣传工作者很是费解。“在正统思想家阵营中扔了一颗炸弹！”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高兴地说。到1987年春，戈尔巴乔夫思想上的转变使他感到与自己最忠诚、最得力的支持者——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疏远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看法不再与他一致。雷克雅未克会晤后的几个月是戈尔巴乔夫与自己的政治局同事产生分歧的第一阶段，后者过去只是把他的“新思维”视为说辞，是为掩盖苏联暂时的后撤与收缩而采取的务实政策。从调整关键指挥岗位上的人选到实现经济“提速”，戈尔巴乔夫开始转变立场，改变苏联的指导思想。
里根政府在此期间的反苏“圣战”也在继续加剧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复杂性。12月1日，里根政府宣布，美国不会遵守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强加于美国战略武器的限制。美国领导层的挑衅行为——这是第二次峰会后的第二次了——让政治局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向里根屈服，等将来再有机会；要么加大力度，继续展开和平攻势。在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忍不住对戈尔巴乔夫执着于裁军问题表示怀疑：“要是我们销毁了花了25年时间才造出来的核武器，那接下来会怎样？我们是不是要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善意上？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太空竞赛中超过我们？不，再让步也换不到美国人的协议。美国不会同意达成平等的协议的。”
除了葛罗米柯之外，利加乔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对于里根政府的反苏“圣战”也表示担忧。但戈尔巴乔夫已经铁了心要实行他的新政策。他说，与里根政府玩针锋相对的游戏就相当于“给那些破坏条约、罔顾公众舆论的人送大礼，他们会说：苏联人就等着这一刻”。政治局决定通过美国国会中的温和派、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的公众对里根政府施压。
大概就在此时，苏军的高级将领被告知说，要放弃他们长期追求的取得对敌优势的目标，并同意单方面大幅削减苏联的战略武器储备。雷克雅未克峰会后不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就在总参谋部的军事学院，一所培养高级精英的军事学校，提出新军事原则草案。该文件陈述了在未来战争中取胜的不可能性（因为那将是核战争），并建议苏军不要再争取与美军的势均力敌。文件使军方的听众深受打击。有人低声咒骂着“叛国”。这些骂声传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耳中，于是，戈尔巴乔夫与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12月1日的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刚刚从总参谋部辞职的元帅仅仅被任命为总书记的军事助理。
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但我们的将军们却想要吓唬我们，他们害怕被晾在一边、无事可做。我知道他们有许多不满——这是什么领导，在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政治局委员）：人民的确是这样想的！
戈尔巴乔夫：奥加尔科夫就很不高兴。他的要求越来越多。而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2500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以下。
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们都是好人。是的，他们都是好党员。不过，要是哪位将军认为他比政治局还关心国家，那我们就要跟他把事情搞搞清楚。
戈尔巴乔夫：如果我们不争取和平，人民就不会支持我们。而如果我们的国防搞不好，人民也不会支持我们。他们可都是些坚定的沙文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用他的讲话技巧克服了军方的阻挠，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新年的除夕之夜，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批准了新的军事原则。这是个重大的变化，但它也标志着军方对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路线曾经有过的积极热情的态度的终结。
即使与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也在继续演变，这与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治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但是在政治局，一种出人意料的共识却占据了上风，至少表面上如此。保守派或军方没人愿意向总书记发起挑战。即便是总参谋部，虽然对新的裁军提案和军事原则很是失望，却从来不敢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另外，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可能传递的印象相反，他的思想演变的方向不仅对于政府精英，就是对于党内主张采取稳健的现代化模式的人和“新思想者”来说，仍然不太明朗。总书记说的话，尤其是他做的事，前后不一，令人费解。他靠着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很成功，而且也很享受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不偏不倚地倾听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在讨论中居间调停；掩盖分歧；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克格勃是保守派最顽固的据点，1987年初，它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执行安德罗波夫的计划：收缩帝国，走受到管制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克格勃的领导层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想要废除整个倚仗警察镇压的管理体制。它躲过了去斯大林化，在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地位又得到了巩固。克格勃负责国外情报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回忆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体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所以后来对他“背叛”的程度感到非常震惊。
戈尔巴乔夫很注意不去公开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相反，他在意识形态上的热情以及经常公开承诺要“实践社会主义的潜能”，把莫斯科的那些老于世故的精英们都弄糊涂了，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都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视同死尸。他没有对症下药的经济策略和反酗酒运动，让苏联国内外的许多人都以为，他只是想给旧体制注入新活力。雅科夫列夫私下里抱怨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摆脱基于阶级观念的意识形态神话。“在搞公开性的头三年，”切尔尼亚耶夫承认，这位苏联领导人“考虑过按照马列主义范畴去改善社会。戈尔巴乔夫相信，要是列宁再多活十年，苏联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书记崇拜布尔什维主义的创始人；他把列宁的著作放在案头，重读它们以寻找线索与灵感。
因此，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公开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时机尚未到来。在对外政策的某些议题上，分界线与其说在于意识形态原则，不如说在于苏联的收缩战略。这在政治局有关阿富汗的烂摊子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中情局的资助下，齐亚·哈克（Zia-ul Haq）将军的巴基斯坦政权武装并训练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对苏军和亲苏的阿富汗政权发动了无情的打击。苏联人无法打败从巴基斯坦领土上开展行动并且不按常规方式作战的激进主义分子。戈尔巴乔夫，还有政治局的其他人，仍然反对立即从阿富汗撤军。他的理由是，苏联人应该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友好而温和的伊斯兰政权，这样就可以不让美国或者激进主义势力控制该国。到1987年的时候，这显然不切实际。主要原因是，美国、巴基斯坦和激进的穆斯林势力已经结成了同盟。国防部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Sergei Sokolov）、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以及驻阿苏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将军都主张立即撤军。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也支持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当初支持入侵阿富汗的人当中最后还健在的葛罗米柯也支持立即撤军。
然而，政治局阿富汗委员会的两位高级成员，谢瓦尔德纳泽和克格勃的克留奇科夫，却坚持主张，要继续努力“拯救”阿富汗。因为他们担心，要是激进主义势力获胜，喀布尔就会血流成河，苏联的安全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克格勃早在1986年就提出纳吉布拉是比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更合适的人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此时，“新思维”的主要鼓吹者雅科夫列夫也主张由阿富汗人自己去打这场战争。有关记录和回忆录显示，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的立场而没有理睬阿赫罗梅耶夫和科尔尼延科的警告。后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人都声称，正是美国无情的政策延长了阿富汗战争。
戈尔巴乔夫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是件孤立的事情。总的来说，他继续支持和维护苏联在第三世界所有传统的扈从国和朋友，包括反以色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越南、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政权、卡斯特罗的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这项代价不菲的政策背后的动力和动机现在还有待解释。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既想要改革，又想要维持其大国地位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他以及谢瓦尔德纳泽是不是也出于惰性而在第三世界仍然坚持革命与帝国范式这个遗产？
就像里根政府中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一样，政治局中主张走稳健的现代化道路的人也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位总书记很有可能是在拖延时间，因为他还没太准备好开始单方面拆除苏维埃帝国。还有，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来没有对第三世界的问题产生过真正的兴趣，他的“新思维”使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苏联与“第一世界”的一体化上，也就是在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上。1987年，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开始传递自己的这样一个信念：苏联社会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在全球是相互依存的。就像赫鲁晓夫在1955～1957年那样，这位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把和平攻势与去斯大林化以及与西方的谈判和国内的自由化结合在一起。但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暴动之后，赫鲁晓夫曾经在国内又恢复了镇压。戈尔巴乔夫想要比他主张改革的前任走得更远，而且不走回头路。他趁准备雷克雅未克峰会之机，要求重估苏联在人权、移民、迫害国内政治与宗教异见分子方面的政策。雷克雅未克峰会失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重新赢得西欧各国的领导人、受过教育的精英以及大众的同情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西欧人的施压，就不可能让里根政府回到比较愿意和解的立场上。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说，应该允许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最有名的异见分子，结束其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流放，回到莫斯科。1987年1月，苏联人停止了对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西德的“德国之声”的无线电干扰。
此时，多数苏联官员，甚至是克格勃的官员，都不太情愿地意识到，对异见人士和宗教团体的迫害成了与美国谈判的主要障碍。他们记得里根在1983年对于苏联拒绝让一群五旬节派教徒移民美国有多么气恼。在政治局的讨论会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建议，释放三分之一的政治犯，以后再把这个数字增加到一半。这个建议跟安德罗波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谈判中，想把犹太人和异见人士作为交易筹码实质上是一样的。1986年后，克格勃开始减少因“政治罪”而遭到逮捕的人数，并反过来强化它所谓的预防措施，也就是对遭到怀疑的苏联公民进行恐吓和讹诈。
这个时候影响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经济的持续下滑和严重的赤字。最初为了推进改革和改善苏联经济而提出的计划，结果都是一塌糊涂。1985年初，苏联硬通货的支出超过了收入；这造成了对外债务和贸易赤字的双重负担——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种危险的形势就让东欧各国的经济步履维艰。另外，在1987年的头两个月，由于部分分权等的错误试验，工业产量骤降6%，而以重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情况最为严重。国家收支出现了800亿卢布的缺口。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从他上台以后，经济与财政形势会急剧恶化。
在1986年秋之前，政治局中的普通成员对军费开支、对外援助和其他秘密预算项目的真实数字并不知情。这些数字是惊人的。除国防开支占苏联预算的40%以外，苏联还支撑着中欧的各个盟国和其他许多扈从国。当政治局成员得知光是援助越南每年就要“花费”400亿卢布时，他们非常吃惊。其他扈从国也便宜不了多少：古巴250亿卢布，叙利亚60亿卢布，等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人给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送去了大量的军用设备，包括一线的坦克、飞机和导弹，而这些设备从来没有付过钱。
苏联预算感受到了677亿卢布的国防开支所带来的压力（占预算的16.4%）。但是在1985年给机器制造业的现代化另外投入2000亿卢布和硬通货的决定中，预算承受的损失可以说更大。这笔投资有必要，但不可能很快就有回报。与此同时，从酒类销售中带来的收入下降了，而最后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石油出口，也在持续减少，因为石油价格从长期的高位一路跌到1986年4月的每桶12美元，而且还在跌。到1987年，苏联除了收税和涨价外，已经没有别的增加收入的方法。1986年10月30日，戈尔巴乔夫说，财政危机“已经扼住了我们的喉咙”。然而他拒绝提高消费品价格并削减国家的食品补贴以平衡预算。六个月后，政治局得知，如果不进行价格改革，到1999年的时候，光是这些补贴就会达到1000亿卢布。然而，尽管有不计其数的讨论、准备和草案，价格改革从来没有进行过。零星采取的一些措施只会使财政危机雪上加霜。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敷衍拖延，原因到现在还不清楚。现在清楚的只是，他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连起码的宏观经济学的认识都没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大幅提高价格将会在社会上引起混乱并削弱他在国内的地位。
由于经济和财政方面境况惨淡，即便是在政治局的保守派眼中，缓和与收缩也是迫切而必要的选择。苏联再也玩不起外交上的小花招了。葛罗米柯是力主立即改善与西方各国关系的那些人当中的一员。1987年2月，葛罗米柯和利加乔夫开始直言不讳地支持与美国达成“零点方案”协议，消除所有中程导弹。
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准备开始对罗纳德·里根发起第三轮和平攻势。在接下来的华盛顿峰会之前，他提出苏联方面将不对等地削减更多的武器。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在当月月底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赞扬了这位苏联领导人“大胆”同意拆除瞄准欧洲的中程导弹。安德烈奥蒂接着又鼓动戈尔巴乔夫“再迈出一小步”，单方面削减苏联的短程导弹。在他看来，“这一勇敢的举措”会破坏美国在西欧部署短程导弹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4月份接见乔治·舒尔茨的时候，按照政治局已经做出的决定，接受了里根关于中程弹道导弹的“零点方案”建议。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告诉舒尔茨说，苏联还将承诺削减自己的新式短程导弹SS-23（“奥卡”）。这意味着苏联要拆除它的许多专门瞄准西欧的导弹。这是意义极其重大的一小步，越过了在政治局之外赞成缓和的共识的界线。军方目瞪口呆。他们对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浪费苏联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感到不满。就像是为了证明这种看法一样，舒尔茨笑纳了苏联的让步后，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便回去了。然而，阿赫罗梅耶夫却囿于他个人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与军方的其他人一道，指责谢瓦尔德纳泽讨好美国人。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找到了机会，消除军方对自己的政策可能存在的抵触情绪。1987年5月，年轻的西德飞行员马蒂亚斯·鲁斯特（Matthias Rust），驾驶一架运动飞机从芬兰进入苏联，并降落在红场上。这起古怪的“鲁斯特事件”让戈尔巴乔夫逮到了把柄，从国防部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开始，解除了大部分老将的职务。鲁斯特在克格勃的卢比扬卡（Lubianka）监狱关了几个月后，不声不响地得到特赦。那位苏联领导人亲自挑选了一位新的国防部部长——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德米特里·亚佐夫（Dmitry Yazov）。他曾经担任过远东军区司令，在高级将领中缺乏号召力或权威。在欧洲常规武器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开始倡导“透明与真诚”，承认苏联拥有巨大的优势，有27000辆坦克和将近350万士兵。同时，苏联军队也开始采取新的军事原则。华约也照搬苏联的样子，在1987年7月采用了新的军事原则。威廉·奥多姆认为，该项新政策取代了旧有的对欧洲战争的看法。不仅如此，它还在意识形态和心理上动摇了苏联在中欧的军事存在的基础。
在此期间，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主管媒体）以及戈尔巴乔夫夫妇的暗中支持下，一个由“六十年代人”、“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二十年前曾投身于去斯大林化和民主变革的那些人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开始发展壮大并影响社会的气候。从1986年开始，这些人迅速在政府控制的媒体中占据要职。雅科夫列夫的亲信们成了某些重要刊物的编辑。在他们当中，谢尔盖·扎雷金（Sergei Zalygin）是在《新世界》，维塔利·科罗季奇（Vitaly Korotich）在《星火》，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在《莫斯科新闻报》。“新思想者”开始出版被禁止的手稿、赞助反斯大林主义的影片和小说，并批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僵化停滞。
1987年夏，戈尔巴乔夫对包括雅科夫列夫和切尔尼亚耶夫在内的少部分人透露了他的意图：他想要彻底翻修“从经济到思想的整个体制”。切尔尼亚耶夫欣喜地记录下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我会走得很远。”到了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对包括政治局和党内实权人物在内的保守派无所顾忌了。相反，在苏共官员组成的新拥护者当中，人们——这其中就有莫斯科党组织负责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已经开始指责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改革方面步子太慢。1987年11月，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说在苏联历史上仍然存在一些“空白”。这是对外政策新观念与国内新情况之间相互影响的转折点。从早期把重点放在军控与缓和上，戈尔巴乔夫转入到下一个阶段，把自己的和平攻势与赫鲁晓夫未完成的工作——去斯大林化——结合在一起。切尔尼亚耶夫解释说：“为了在对外政策上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消除强调对抗的意识形态神话与教条，而由于总书记和改革派大众媒体的思想倾向，这对社会的整个思想氛围都产生了影响。”
高度理想化且以改革为目的的“新思维”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没有消除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1987年6月27日，在与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描述苏联外交哲学时说的话就跟三十年前赫鲁晓夫的如出一辙。他的结论是，“必须[对西方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1987年10月23日，戈尔巴乔夫告诉舒尔茨，他要等到里根宣布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才会到华盛顿参加峰会。只是签订有关削减中程核武器的条约（《中程核武器条约》）还不足以说明峰会的必要性。这位苏联领导人向他身边包括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阿赫罗梅耶夫、切尔尼亚耶夫和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斯麦尔特内赫（Alexander Bessmertnykh）在内的一帮幕僚征求意见。他们中有些人告诉他再等等，等到华盛顿的新政府上台并同意解决“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不过，切尔尼亚耶夫力劝戈尔巴乔夫不要退出峰会。
戈尔巴乔夫的举棋不定和揪住“战略防御计划”不放，只能使里根政府和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当中本来就对苏联人的意图持怀疑态度的人变得更加怀疑。但“新思维”这个现象并不是公关花招。戈尔巴乔夫开始想要彻底变革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苏联真正地对外开放。面对现实，那需要小心、审慎和精心谋划，但戈尔巴乔夫等不及了。他之所以采取激进的改良主义做法，是由于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和财政危机，但也可以说更是由于他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罗曼蒂克的观念以及他作为改革者的能力。苏联领导层和政治精英中只有很少的人怀着改革的热忱追随戈尔巴乔夫，其余的都以赞许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对外政策把苏联的国际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减少冷战的紧张气氛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不过，很快，这种赞许就变成了担忧和惊愕。保守派、现代化的拥护者以及军方，都意识到苏联承担不起它在中欧、阿富汗和世界各地的义务，于是就主张采取谨慎的收缩政策，以延缓苏联势力范围的衰落。与此相反的是，戈尔巴乔夫和“新思想者”却开始明确表示在中欧采取不干涉政策，而且他们不久就让苏联的各个盟国完全自行发展了。尽管如此，政治局中的多数人、克格勃和军方还是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准备以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和苏联国内的稳定为代价去结束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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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与正在走下坡路的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参见Gray，“MostDangerous Decade，”16，18，24，25；Brzezinski，Grand Failure，99，100，2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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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部门直到1985年为止的估计，都低估了军事开支对苏联经济带来的压力，同时又大大夸大了苏联的GDP。但是，比错误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个情报团体中所有苏联专家的态度他们就是想不到华约和苏联本身终有一天可能解体。参见“美国的情报与冷战的终结”大会上的资料和讨论，得克萨斯大学城布什总统会议中心，1999年11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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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兰事态发展的描述以及相关背景的介绍，参见Ouimet，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chaps.4-6；另可参见Musatov，Predvestniki buri；Gribkov，“Doktrina Brezhneva i pol'skii krizis nachala 80-kh godov”；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部长的列昂尼德·扎米亚金于1995年1月16在莫斯科的一次采访中对我讲了有关波兰“地下组织”的事情。关于苏联对波兰天主教会的担忧，参见Andrew and Mitrokhin，Sword and the Shield，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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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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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81年4月2日，引自Kramer，“Soviet Deliberations during the Polish Crisis，”24-34，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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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rynin，In Confidence，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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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亚西兰卡（Jachranka）大会上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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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ov，Lilcholetie，212；Pavlov，Bylem rezydentem KCB w Polsce，28，引自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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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rynin，In Confidence，500；另见此次讨论的其他两位亲历者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和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的回忆；作者在亚西兰卡大会上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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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ia，Zatrzymac konfrontacje，91，引自Mastny，“Soviet Non-Invasion ofPoland，”15。俄国人有关勃列日涅夫答复的说法见于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当时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沃龙科夫从他在此次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同事那里听说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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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5；政治局会议记录，1981年1月22日，NSArch；作者对列昂尼德·扎米亚金的采访，莫斯科，199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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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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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晤是在1981年3月4日；参见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v Polshe，”110。沃龙科夫在此次会晤中担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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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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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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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1年8月10日，NS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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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bin，Istoki Perestroiki，1：63；Gorbachev，“Andropov，”24；Pikhoia，Sovetskii Soiuz，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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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met，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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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0年2月9日和3月1日，NS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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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致昂纳克的信（与之一起复印的还有致中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统治者的信），1980年11月4日，SAPMO-BArch，J IY2／202，Akt 550；关于中欧国家领导人的回应，参见Kubina and Wilke，“Hart und kompromisslos durchgreifen，”140-95；另见Tuma，“Czechoslovak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 Polish Crisis”；Tischler，“Hungarian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Polish Crisis”；Baev，“Bulgaria and the Political C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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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政治局会议，1981年12月10日，NSArch；Voronkov，“Sobitiia1980-1981 v Polshe，”119；雅鲁泽尔斯基的话，见于作者在亚西兰卡的笔记。更多内容参见Kramer，“Soviet Deliberations during thePolish Crisis，”160-61，以及他的“Jaruzelski，the Soviet Union，and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in Poland，”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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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政治局会议记录，1981年12月10日，引自Kramer，“SovietDeliberations during the Polish Crisis，”165；Volkogonov，Sem Vozhdei，2：99-101；Leonov，Likholetie，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