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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该担心什么？只有它自己的萎靡、松弛与懈怠。

——莫洛托夫，197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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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圣诞夜，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大批苏联的机械化部队越过泰尔梅兹市附近阿姆河上匆匆搭起的浮桥，开始进入白雪皑皑的阿富汗群山之间的幽暗峡谷。苏联公民从国外的短波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尔法”和“别尔库特”精英突击队猛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的宫殿，杀死了阿明及其家人和卫兵。克格勃成立了以阿富汗流亡共产主义者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首的傀儡政府。几天后，苏联的塔斯社宣布，此次入侵的原因在于极度复杂的局势，“这种局势将阿富汗革命的果实和我国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这个消息就连苏联大部分对外政策精英也感到意外。研究这一地区的专家对于此次入侵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杰出的学者们立即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老人的严重失策。阿富汗在历史上就是个不可征服的地方，那里生活着极端排外的穆斯林山民。不过，对于此次入侵公开表示抗议的只有一个平民，那就是苏联的异见人士和核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政治局立即把他从莫斯科赶到高尔基市，让外国记者无法采访到他。

苏联的突然入侵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要远大于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的入侵引发的震动。后者并没有中断欧洲缓和的进程，对于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也很小。1979年的这次就不同了。西欧的反应不一，但美国的报复来得是既快又狠。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入侵阿富汗可能只是苏联在战略上向波斯湾突进的开端，那里可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地方。这显然立即威胁到了美国最为重要的利益。白宫采取了一连串的惩罚性的制裁措施，冻结并搁置了与苏联有关缓和的大部分协议、谈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卡特甚至禁止将谷物卖给苏联，虽然这样的交易本来是有利可图的。他还向世界呼吁，抵制即将于当年夏季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十五年后，从克里姆林宫的档案中发现的新的证据表明，苏联领导层没有任何进抵波斯湾的侵略计划。学者们现在认为，当时主要是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形势引发了苏联各位领导人的反应。塞利格.S.哈里森（Selig S. Harrison）认为：“阿富汗政局的变化之快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幕僚始料未及。事态的发展令他们身不由己，结果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事后看来，入侵阿富汗的行动虽然在一开始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其实却是苏维埃帝国超负荷运行的最初的信号之一。就仿佛是要证明这一点一样，1980年夏在波兰爆发了革命。作为反共的全国性的运动，团结工会的崛起对于苏联在中欧的地缘政治地位来说，威胁要大于“布拉格之春”。但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决定不派部队，结果让波兰革命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在这一决策中，担心美国人报复只是个次要因素。沃伊捷赫·马斯特尼写道，“在波兰危机中，莫斯科的处置方式并没有受西方任何具体政策的重大影响”。

如果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个灾难性的误判而非进攻性的计划，那是否因此要重新评估之前的整个阶段呢？正如许多有关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书籍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苏联与西方缓和的“高潮”迅速回落的时期。紧张的军备竞赛一如既往，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如此；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1975～1976）和埃塞俄比亚（1977～1978）大打代理人战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非洲之角”战争，“缓和被埋葬在了欧加登的沙漠里”。苏联对外政策的资深专家大多也都坚持认为，在1979年底之前，缓和的势头已经过去了。不过，他们把这归咎于卡特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之间的误解。

仔细考察美苏两国的国内状况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缓和的势头为什么会衰退。在美国，缓和这个字眼到1975年的时候已经变了味，它成了两大政党的许多政治家抨击的对象。在与华盛顿关系恶化的问题上，人们对苏方的态度研究和探讨得较少。本章要探讨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影响苏联对外政策走势和维护苏美关系良好势头方面的能力的逐渐减弱。随着他本人兴趣的减退与健康的每况愈下，官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其他诸多因素就注定了苏联在对外及安全政策上的放任自流和停滞不前，而且危险的是，还把手伸得太长。

<h3>缓和与人权</h3>

随着1972年岁末的临近，苏美“伙伴关系”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比1945年以来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通过了一项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临时协议。10月签订的苏美经贸关系的一揽子协议，为苏联在对美出口方面的非歧视性贸易地位以及美国在对苏出口方面的官方信贷支持扫清了障碍。尼克松公开承诺将向莫斯科提供长期贷款。在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的最后阶段，由于美国人与莫斯科的全方位的情报共享，秘密渠道也突然之间变得活跃起来。11月，勃列日涅夫在西方的两个重要伙伴尼克松和勃兰特都再次当选，一个是大获全胜，一个是稳稳当当。

11月20日，勃列日涅夫在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在了苏共书记处。“一切都很好，”他对鼓掌欢迎的官员们说，“不管怎样，到头来获得胜利的是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力量。”勃列日涅夫展望了为商讨欧洲安全会议的筹备工作而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预备会议。由于苏联与西德的和解，勃列日涅夫最后说，“我们推动并参与了欧洲事务的组织工作。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永远不要让它从我们的手中滑掉”。还是在11月，在苏联的坚持下，来自东、西欧的代表们，再加上苏联、美国和加拿大，就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事达成了一致。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它将取代北约和华沙集团，成为欧洲最高的政治组织。

总书记在1973年的上半年收获了苏联外交的丰硕成果。5月，他成为首位访问西德的苏联领导人——几十年来，苏联的宣传一直都在诋毁这个国家，说它是新纳粹主义的老巢。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所见到的一切都兴奋不已，包括自己下榻的波恩附近的居姆尼希宫（Palais Gymnich），以及勃兰特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崭新的宝马跑车。由于两位领导人的良好的个人关系，政治家及实业家之间的谈判也是成果累累：苏联增加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的供应，以换取德国的设备、技术以及梦寐以求的消费品。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而在那里，他再一次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的兴奋和愉快。他游览华盛顿，盘桓于戴维营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的尼克松的家中。他还开着美国车高速行驶，身旁坐着吓坏了的尼克松；他拥抱好莱坞明星查克·康纳斯（Chuck Connors），还像儿童一样摆弄六发的玩具左轮手枪和总统送给他的牛仔腰带。但实际上，此次访问的成果非常有限。在经贸合作上依然没有任何突破。不过，在6月22日纳粹入侵苏联的周年纪念日，当他和尼克松签订防止核战争的双边协议的时候，他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对于总书记而言，这份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是朝着实现他父亲愿望的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却不这样看。他们后来都声称，苏联那样做是为了离间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坚称，他第一个察觉到勃列日涅夫的倡议是“苏联人的花招，居心叵测，是想诱使我们同意放弃使用核武器，因为不管怎么说，保卫自由世界要靠这些核武器”。基辛格甚至写道，这是苏联人耍的阴招，是为了给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找理由。实际上，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认为它纯粹是象征性的。至于它对北约盟友的“分离”作用，他们并没有太过担心，甚至也没有跟西欧人协商。而且在当时，中国人率先发动核战争的能力与苏联人的一样，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在勃列日涅夫的意图与其美国伙伴对于它们的感知（或至少是对它们的描述）之间的这种隔阂，反映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信任的限度。实际上，双方都把缓和视为管制下的竞争，是对冷战的延续，只不过手段没有那么危险而已。雷蒙德·加特霍夫既是缓和的参与者，也是缓和方面的学者。他说，只要有可能，双方都想取得对于对方的单方面优势。当勃列日涅夫欢庆苏联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的时候，尼克松也正穿梭于苏联的周边国家：访问伊朗，想把伊朗国王变成美国在波斯湾的总督；访问波兰，在华约组织中重新燃起反苏的希望。

确保美国的政治家和苏联的统治者继续站在“以实力促和谈”这一熟悉的立场上的，与其说是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国内的政治状况、意识形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签订之后，尼克松力主增加战略武器。当勃列日涅夫在西德的时候，他甚至拒绝讨论苏联即将部署的全新的“先驱者”中程导弹，也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SS-20。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是听从了得到葛罗米柯支持的我们军方领导层的建议，尤其是乌斯季诺夫”。军方对于这些可移动的、高精度的新型导弹非常自豪，并视之为对苏联四周北约基地的期待已久的回击。

在这种情况下，苏美缓和的唯一希望在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两人是否把缓和视为他们共同的事业，从而舍得在上面投入时间和政治资本。尼克松和基辛格之于缓和的确有个人的利害关系，所以才一意撇开美国政府和国会中所有其他本来也可能因此而获得荣誉的人。尽管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缓和仍然只是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在1972年11月之前，尼克松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并赢得连任。基辛格玩的游戏更复杂，它把中国和中东都卷了进去。而且从一开始，美国国内强烈抵制缓和的可能性就远远高于西方其他任何国家。尼克松起初还能够控制住保守的右翼势力，但水门丑闻很快就将削弱这种控制，并让尼克松的无数自由派敌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抨击缓和以及这位总统的其他所作所为。

勃列日涅夫考虑的明显不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开明”官员，在其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一生的事业主要就是这项和平主张。他想以此让人民记住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勃列日涅夫总是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新“朋友”勃兰特和尼克松，并不顾国内反对派的抨击而力主缓和。总书记甚至考虑在三位领导人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同盟。1972年9月，他鼓动基辛格设法帮助勃兰特连任：“你我双方都希望看到[赢得大选]。”基辛格推托说，如果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同盟赢了，尼克松政府会“对他们施展我们的影响，不要改变政策”。

犹太移民问题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考验，能够看出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其国内博弈中提供支持。自1971年以来，由于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苏联规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额并不算太多。在莫斯科峰会以及通过秘密渠道与基辛格谈判之后，苏联领导层同意增加可以申请“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限额。在1945年至1968年这段时间，只有8300名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从1969年到1972年，犹太人年均移民的数量从2673增长到29821，而且还在快速增长。要允许这么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勃列日涅夫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政治资本，因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移居国外等同于对苏联这个“祖国”的背叛。此外，许多苏联官员都抱有反犹的偏见，对于让犹太人就这么轻易地移民很不满。1972年8月，苏联当局颁布了一条特别政令，要求凡是申请移民的犹太人，要想得到离境许可，首先必须“补偿”国家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费用。这项“用犹太人换现金”的计划，对于苏联寻求缓和这一目标来说，很快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借此大肆抨击苏联的反犹主义，同时也对美国的反犹主义旁敲侧击。美国媒体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对向苏联犹太人征收“退出税”的运动；而在美国国会，还形成了一个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反对与苏联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揽子协议。一个野心勃勃想成为总统的政治家、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Henry M. Jackson）提出，美苏贸易法案的通过要以“苏联犹太人的自由”为前提。查尔斯·瓦尼克（Charles Vanik）在众议院对这一修正案表示附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意味着美国国会的风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手里拿走了他们可以给勃列日涅夫提供的大部分实实在在的“胡萝卜”：给予苏联非歧视性的贸易地位和为美国的对苏出口提供国家信贷支持。这一运动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与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的支持是多么表面化和脆弱。它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利益集团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场愈演愈烈的乱局敬而远之；他并不反对犹太人，但同时他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引火烧身。白宫一再恳求他出手相助，这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在得到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支持之后，他悄悄地让克格勃和内务部免掉了大部分申请移民的犹太人，特别是中老年犹太人的退出税。奇怪的是，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非正式指示，各个官僚机构竟然未加理睬，所以在1973年春，有些要移民的人仍然被要求缴纳退出税。在开始实行退出税的头两个月，不到400名犹太人为了获得离开苏联的权利而缴纳了150万卢布。

华盛顿又传来了新的信号。3月20日，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会议的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的谨慎。他必须考虑到犹太人问题的敏感性和爆炸的威力。他与同事们谈了自己对于放开斯大林给苏联犹太人文化生活设置的禁令的可行性。不过，他很快又补充说，他提这件事只是让大家考虑。结果，退出税被取消了，但只是“非正式地”，以示并非因为屈服于美国亲犹团体的游说。勃列日涅夫还与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和格列奇科达成一致：对于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某种技能的人，对于来自保密实验室和军方实验室的专家，或者顶尖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是不能发给退出签证让他们去以色列的。对此，他坦承是“因为我不想找事，再去和阿拉伯人争吵”。由国家强加于犹太人的整个歧视性的体制依然原封未动。

数年之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写道，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在犹太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明智的”。这种看法忽视了由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而摆在苏联缓和设计师们面前的两难局面。对他们而言，与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协议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和实实在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开出的新条件又完全无法接受，因为它们违背了平等与均势的原则，而该原则是苏联推动缓和的主要目标。他们不明白，对于对自身也有利的经济协议，美国为什么要对别的超级大国规定政治条件？要是苏联的犹太人不受限制地移民以色列，中东的阿拉伯盟友会怎么说？更棘手的是给国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带来的麻烦：如果当局允许大规模移民，那么，说苏联是没有人离开的“社会主义天堂”，说犹太人正在融入“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这样的宣传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什么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苏联的其他族群会怎么说？文化精英和官僚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犹太人太宽大了。民族主义分子把矛头指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维多利亚·勃列日涅夫（Victoria Brezhnev）出生于卡拉派家庭，而卡拉派一贯信奉犹太教]。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充耳不闻，它们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削弱他的权威性。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还是准备帮助尼克松对付亲犹太人的反对派，让经济与金融协议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到1973年3月，总书记在不断地与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内务部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Nikolai Shchelokov）以及其他官员沟通，要为犹太移民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既让美国人满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激动地批评了那些在背后破坏他的缓和大计的苏联官员。他恳请自己的同事：“我们要么靠这个买卖赚一笔，要么继续我们本来打算对美国采取的政策。杰克逊抢先了一步。要是到头来事情朝着他的方向发展，那我们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白费了！”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结果出台了专业人员移民的限额制度，并同意经由秘密渠道告知尼克松和美国的参议员，退出税将只适用于特殊情况。

但是有限的让步并没有能够平息杰克逊及其盟友的怒气。反对派得寸进尺，又要求一般的移居自由。新保守主义者，这些当时聚集在杰克逊周围，日后又跑到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那边的冷战斗士，拒绝与苏联政权的任何妥协。尼克松没能摆平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这对美苏关系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排除了扩大经贸往来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渺茫——而扩大经贸往来本来是可以扩大美国社会支持缓和的政治基础的。而且它还助长了反对派的信心，要对缓和施以更多的打击。这个反对派很广泛，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1933年之前反对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个运动。意识形态的原因——它在1933年时导致拒绝承认主张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在此时凸显的人权问题，压倒了对于安全及经济利益的考虑。

这一新的形势意味着尼克松与基辛格从实用政治出发采取的对苏政策的终结。而且在苏联的异见知识分子与美国的媒体、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人权组织之间，逐渐结成了新的跨国同盟。失意的去斯大林化的倡导者、犹太人、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自由派民主人士，在莫斯科开始向美国记者呼吁，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施压。他们把美国那些反对缓和的人，尤其是杰克逊参议员，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相信缓和是苏联的险恶阴谋，认为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大业在内部出了问题。苏联统治机器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此时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与西方恢复友好关系给政权带来了危险，因为它让美国成了苏联社会中的特洛伊木马。逮捕、精神病院和克格勃的迫害，并不能解决异见分子问题，只能火上浇油。犹太激进分子开始找苏联的驻外机构的麻烦，后来甚至向它们投掷炸弹。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要他“多加小心”。这位克格勃首脑对于国际舆论也出人意料地敏感起来。他担心自己这辈子会像贝利亚和自己的各位前任一样，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正如其心腹所回忆的那样，“安德罗波夫想要清清白白地离开国家安全首脑这个岗位的愿望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很快就成了一个心结”。

安德罗波夫解决问题很有一套：他主张进一步放开犹太人的移民，同时把大部分喜欢发表意见的异见分子赶到国外。克格勃开始把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异见人士面前：要么是长期监禁，要么就通过“犹太人的渠道”移民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60年代自由民主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包括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离开苏联。有些人，像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和亚历山大·金茨堡（Alexander Ginzburg），是从牢里被送到国外的。大提琴演奏家姆斯季斯拉夫·洛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和他的妻子、歌剧演员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被剥夺公民权的时候还在国外巡回演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说无情，但不流血，所以勃列日涅夫喜欢。它可以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其国内的强硬派朋友与西方的“朋友”之间左右逢源。

20世纪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中的偶像级人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依然是现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位作家公然藐视苏联当局。1968年9月，就在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月之后，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和《第一圈》在欧美的出版为他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似乎很享受由国家发起的声讨他的运动，而前者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于1958年宣布放弃这一奖项。

对于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政治局进行了三番五次的讨论；他的案件成了领导层在国内异见分子以及缓和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各种立场交锋的触发点。安德罗波夫建议政治局让索尔仁尼琴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然后乘机剥夺他的公民权。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和安德罗波夫的竞争对手、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表示反对。他建议“要努力争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把他抛弃掉”。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前夕，政治局再次讨论了索尔仁尼琴问题。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建议驱逐他，但却再次什么也没做。政治局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表明，哪怕是意识形态的保守派，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也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曾经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更近一点的是1965年对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的审判和监禁，这些都让政治局极不情愿再让苏联文化精英中的任何人成为殉道者。

1973年夏，在克格勃没收了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主义恐怖行径与劳改营的《古拉格群岛》的大量手稿之后，索尔仁尼琴案件再一次被提交给政治局。这个新的证据导致了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勃列日涅夫恐怕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1973年9～10月，勃列日涅夫否决了安德罗波夫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的建议。他担心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有可能波及勃兰特和尼克松，并连累到自己的国外之行。他再次把此事搁置下来，并任命了一个处理索尔仁尼琴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但这位作家在使命感和保护自己及家人的愿望的驱使下，率先在西方发起公关运动。他发表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并在信中强烈要求他们用俄罗斯东正教的信仰取代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1974年的头一天，西方媒体宣布《古拉格群岛》的俄文版出版。

七天后，在讨论了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苏联的外交努力之后，勃列日涅夫提起了索尔仁尼琴案件问题。安德罗波夫又提出他以前的方案，快刀斩乱麻，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葛罗米柯支持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但建议再等一段时间，等到赫尔辛基大会结束。这时，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要求立即逮捕这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桂冠诗人：“在中国，他们公开处死人民；在智利，法西斯政权枪杀并拷打人民；英国人在爱尔兰利用制裁对付劳动人民；而我们在处置一个明目张胆的敌人时，却选择逃避。如果驱逐索尔仁尼琴，就会暴露出我们的软弱。”柯西金支持这一建议，并表示应该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公审，然后送到西伯利亚东部的矿井里，“外国的记者是不会去的，因为那里的天气太冷了”。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怪罪于勃列日涅夫的软弱，并暗示：勃列日涅夫在国外的访问以及他玩弄缓和的做法开始损害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就连一向支持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烈·基里连科也挖苦说：“每当我们谈到索尔仁尼琴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这时就会恰好发生某些重要的[国际]事件，于是我们就把决定往后拖。”最后，勃列日涅夫同意——这一着很巧妙——最终要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但他对于逮捕他的事却未置可否。

在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认定：政治局是想把索尔仁尼琴案件推给他，从而毁掉他的生涯。这位克格勃主席很快便通过与埃贡·巴尔的秘密渠道与西德政府达成协议，由西德向那位还不明就里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提供政治避难。在给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备忘录中，安德罗波夫警告说，“虽然我们不想损害我们的国际关系，但是，把索尔仁尼琴问题拖下去”，已经不行了，“因为它有可能给我们在国内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这位克格勃首脑最后说，无所作为有可能会让许多反苏维埃的敌对集团变得更加嚣张，而如果当局不得不审判这位作家的话，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索尔仁尼琴便乘飞机飞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来说，不幸的是，人权问题和喜欢直言的异见人士问题，并没有随那位著名作家的离去而一同消失。的确，许多异见人士都在西方湮没无闻，或者把他们的精力浪费在派系倾轧和争权夺利上。但是有些人留了下来。纳坦·沙拉恩斯基（Nathan Shcharansky）在苏联国内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要求犹太人拥有完全的宗教和文化权利。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由于没有通过安全审查而无法移民，这就成了美国犹太人继续反苏的口实。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许多其他人权激进分子拒绝移民，并继续他们的社会活动。

在政治局讨论即将在1975年7月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签署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草案的时候，人权问题又一次浮出了水面。“开明”外交官之一、苏联代表团团长和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Anatoly Kovalev），说服了葛罗米柯对西欧人做出让步——后者想把所谓的第三组问题，即有关人民的自由迁徙、家庭团聚与探视，以及信息、文化、教育开放的各项条款，也放到最终法案的草案中。反过来，西方国家也同意接受东欧在二战后形成的领土与政治现状。当最终法案草案被提交给政治局的时候，政治局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极为愤怒和惊愕：难道苏联要对外来势力的颠覆和干涉开放吗？科瓦廖夫做好了应对这场风暴的准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葛罗米柯提出了一个历史上的根据。他把赫尔辛基协议比作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把勃列日涅夫比作沙皇亚历山大。葛罗米柯还举了一个例子，即他与基辛格达成的“理解”：虽然有了最终法案，但任何一方都不应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他认为苏联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就人权而言，“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仍然是我们说了算”。保守派不再反对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为了换取西方其他方面的让步，也在雅尔塔签署过《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

1975年8月1日，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再加上欧洲其他国家和加拿大的33位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从短期来看，该法案并没有为苏联国内带来任何自由化。苏联的宣传机器把此事吹嘘为勃列日涅夫的最伟大的胜利，而这位总书记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也是这么说的。他个人更是将其视为自己主政的巅峰之作。然而，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法案中含有的有关人权的承诺是埋在苏维埃政权下面的定时炸弹。当葛罗米柯认为异见人士无足轻重因而无须认真对待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破坏现政权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他对全球意识形态及政治发展趋势的解读大错特错。在维也纳大会上，沙皇外交的胜利是短暂的。俄罗斯在自由欧洲后来成了用来吓唬小孩的怪物，这就为俄罗斯埋下了在1853～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种子。1975年，克里姆林宫又一次在庆祝地缘政治的胜利，却没有预见到它的可怕的后果。

<h3>风云乍起的伙伴关系</h3>

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突然爆发，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伙伴关系因此而受到了挑战。对于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长期以来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有了苏联的资深官员，尤其是苏联高级外交官维克托·伊斯拉埃良的回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可以有非常透彻的分析。在这次的战争爆发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角色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恢复阿拉伯人的尊严以及失去的领土，他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他瞒过了政治局和驻埃及的苏联代表——尽管克格勃和军方对于此次进攻的准备情况肯定是知情的。就像对早先的北越一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无法控制或约束他们在国外的代理人。

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让那位埃及领导人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苏美修好有可能意味着它们会联手主张维持中东地区的现状，于是他便着手策划一个两面派的花招。他宣布将17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逐出埃及。尼克松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对萨达特的决定毫不知情，也没有与他有过秘密接触。实际上，美国当时对于萨达特发出的秘密信号迅速做出了回应。

勃列日涅夫对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备战很是关切。他本来更愿意与美国共同努力，防止中东战火重燃。他在1973年夏访问华盛顿期间警告过尼克松，莫斯科几乎无法控制它的阿拉伯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勃列日涅夫的警告没有当真，也没再追问此事。基辛格想要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所以他不想让莫斯科在那里扮演和平设计师的角色。此外，一心想从越南撤军的美国人也没有注意到，在另外一个地区，气氛正变得越来越紧张。既然美国人不愿意一同行动，苏联领导层也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向以色列发出警报，说阿拉伯人即将进攻了。

苏联军政领导人想帮助安瓦尔·萨达特打败以色列并收复埃及的领土。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感到阿拉伯人肯定会输掉战争。结果证明这种预感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就改变主意，想防止自己的阿拉伯盟友彻底崩溃。在“赎罪日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作为政治局领袖，另一个是作为倡导缓和的国务活动家。他以惊人的技巧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巧妙地压制住了想要采取严厉行动的强硬派的气焰。例如，他派主张行动的柯西金秘密访问开罗——在那里，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试图让萨达特听从苏联的建议，但却白费口舌。他还排挤掉了既好斗又无知的波德戈尔内。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始终坚称，他是本着缓和与“基本原则”及防止核战争协议的精神，把跟美国政府的携手合作放在第一位。基辛格在自己的顾问圈子里承认，苏联人“在所有方面都尽力表现得相当通情达理。即便是在中东，我们在那里的政治战略使他们的境况极为窘迫，他们也没有真的想要修理我们”。

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勃列日涅夫想要维持他与尼克松的特殊关系。危机期间，两人第一次以亲笔信的方式互致问候。勃列日涅夫还兴奋地向政治局吹嘘：“尼克松对所有苏联领导人以及我个人都极为尊重。”不过，尼克松此时已被水门丑闻弄得焦头烂额，并由已经被批准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代表他处理美国的对外政策。基辛格及其手下没有错过利用埃及的失败来削弱苏联在该国影响力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基辛格没有理睬苏联提出的合作建议，从而为取得胜利的以色列人向埃及境内的推进赢得了时间。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抱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了”。10月19日，安德罗波夫警告勃列日涅夫说：“对尼克松而言，遭到弹劾的危险现在要比几个月前还要大。在目前的形势下，犹太人在国会的游说会严重影响到尼克松的行动，以及他执行你访美期间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意愿。这一点不能不考虑。”

为了让萨达特和埃及不至于彻底崩溃，苏联人必须得做点什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政治局给尼克松精心拟就了一封模棱两可的电报，实际上就是1956年那个著名的倡议的翻版，当时苏联人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联合出兵中东以阻止战争。只是在最后时刻，勃列日涅夫同意在电报里添上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内容”：如果美国不想一起出兵阻止战争，那苏联“就迫切需要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措施”。高加索的两个伞兵师被要求进入待命状态，地中海的苏联战舰也接到命令驶向埃及以展示武力。实质上，苏联人摆出的这副姿态只是装模作样，虚张声势，而且还小心翼翼，生怕吓着美国人。

不过，基辛格还是慌了。他没有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通报，就下令美国的战略力量进入仅次于全面核警报的三级战备状态。当政治局于次日早晨再次召开会议商讨可能的应对方案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基辛格的诡计。格列奇科、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基里连科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建议苏联发出动员令。勃列日涅夫考虑到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前车之鉴，建议对此不要理睬。他推断说，尼克松的脑子被国内反对他的运动给弄糊涂了。“让他冷静下来再解释，为什么先发出核警报。”这也许是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最了不起的时刻之一了。事实上，尼克松当时喝得烂醉，是由基辛格撇开总统，一个人在处理中东危机。当尼克松于10月25日醒来的时候，他取消了警报并给勃列日涅夫本人回了一封带有安抚性质的电报。最后，在美苏共同的外交斡旋下，以色列武装力量停止推进，此次危机开始平息下来。

美国在中东危机中的单边主义行动并没有导致苏美缓和的衰退。相反，“赎罪日战争”让勃列日涅夫更加确信，只有依靠苏美共同行动，才可以促成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和平。在10月28日致尼克松的信中，勃列日涅夫暗示有某些势力在搞鬼，想毁掉“我们之间个人的相互信任”。他不再隐瞒自己对基辛格的怀疑。而且由于对萨达特操纵别人的行为非常恼火，他甚至开始考虑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葛罗米柯，阿拉伯人如果想让苏联人民“替他们卖命”，那他们就见鬼去吧。目睹了这场情绪大爆发的切尔尼亚耶夫写道：“这就是实用政治。但社会上对此毫不知情。”苏联的宣传机器使苏联人民相信，以色列又一次成了侵略者。就像1967年一样，报纸煽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各级党组织则组织集会，表示要与“进步的”阿拉伯政权团结在一起。

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想在中东暗中扮演务实政治家的企图毫无结果。1974年之后，美国掌握了埃以和谈的主动权，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达成了戴维营协议。苏联人已经在埃及投入了几百亿卢布，因而对萨达特的背叛极为憎恨。“失去埃及”对政治局随后有关非洲危机的决策产生了持久的心理影响。而且这些记忆在1979年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将激起苏联人对哈菲佐拉·阿明的怀疑，觉得他在阿富汗可能又会像萨达特那样对待他们。

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在1974年8月的辞职，给勃列日涅夫又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创伤。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他与这位苏联领导人的通信逐渐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性质。这位陷入孤立的总统，开始把与总书记的伙伴关系视为水门丑闻的狂暴大海中的一座宁静小岛。尼克松通过秘密渠道示意，两位领导人有着共同的敌人，其中就包括美国的犹太人集团。令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大为惊愕的是，他甚至谈到要把“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像尼克松的某些幕僚们所担心的那样，想要利用水门事件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事实上，他是最后一个毫无保留地继续支持尼克松的外国领导人。就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1945年无法理解丘吉尔的选举失败一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们也无法理解，一桩水门大楼的窃听案怎么就能让一位如此可畏的国务活动家在以绝对优势赢得连任之后黯然辞职。在他们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除掉缓和在美国的首席设计师，缓和的敌人选择了一个好借口。

更令人痛苦的是，三个月前，也就是在5月份，勃列日涅夫刚刚失去了致力于缓和的另一位伙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一起性丑闻以及一位与他关系最紧密的助手京特·纪尧姆（Guenther Guillaume）被揭露出是民主德国的间谍之后辞职了。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和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首脑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不顾苏联的反对，把纪尧姆安插在勃兰特身边。在监视勃兰特并损害他的名誉方面，东德领导人显然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讨厌苏联与西德之间的秘密渠道以及勃兰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友谊，因为它们危及了东德对克里姆林宫的传统的影响力。勃列日涅夫对勃兰特的突然辞职很是失望，同时也怨恨昂纳克。

在起初那些缓和设计师当中，只有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在台上，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也在迅速恶化。勃列日涅夫早先曾经有过两次心脏病发作。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不错。但临近60年代末，他开始得了脑动脉硬化，劳累过度就会发病，浑身乏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勃列日涅夫养成了一个习惯，要服用一两片以鸦片为基本成分的镇静剂。有时他药吃多了就会昏昏沉沉，接着就有一段时间整个儿没精打采。

勃列日涅夫的外国伙伴们开始注意到他的日程安排的不规律性，而且有时还会突然销声匿迹。在1972年4月基辛格访问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带着这位惊恐万分的美国国务活动家参加了一场疯狂的赛车，以摆脱自己因服药过度而导致的萎靡。“赎罪日战争”期间，夜以继日的工作再次耗尽了勃列日涅夫的精力。萨达特几乎每天下午都要请苏联驻埃及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灾难性的形势，要求立即提供援助。勃列日涅夫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知道这位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的安德罗波夫，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现他的关切。他想制造“过度劳累”去毁掉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便说基辛格和萨达特是在相互勾结。他知道勃列日涅夫服药渐渐成瘾，就命令他的贴身卫兵和护士暗中向他提供镇静药片。起初，安德罗波夫还假装劝说，到后来就听之任之了。他甚至有可能开始帮勃列日涅夫搞到那些药片。

药片当然只会加重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病情。勃列日涅夫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变短了，对于细节的理解力也开始下降。就连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更加多疑、易怒和偏执。克里姆林宫最优秀的医生叶夫根尼·恰佐夫（Evgeny Chazov）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服药成瘾“是这位国家领导人身体垮掉的原因之一”。切尔尼亚耶夫从其所在的苏共国际部的角度，哀叹“这个建立在大革命基础上的伟大国家”，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国家，没有充满活力的领导人和鼓舞人心的意识形态，基本消费品倒是长期短缺。

与此同时，军备竞赛和苏美双方的技术研发却在突飞猛进，并开始在各个方面超越慢吞吞的军控谈判。美国部署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MIRS），即带有多个独立制导的核弹头的单个导弹，给战略核武器带来了巨大的突破。美国人还研制出高精度的巡航导弹。与此同时，苏联的军工综合体也在质量和数量上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军备竞赛。它制造出了它自己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也就是“先驱者”（SS-20）火箭，以及一种新的中型轰炸机图-22M（美国人称之为“逆火”）。苏联人研制了新的“台风”级核潜艇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在1972年之后的十年，苏联人制造了4125枚陆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人则制造了929枚。让美国战略计划的制订者特别担心的，是一种新的巨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而且适合在现有的发射井中发射，因而可以取代威力不够强大也不太可靠的老式火箭。美国人称这种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为SS-18，但其真正的名字却是“撒旦”。这表明，苏联的火箭设计人员虽然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但地狱的意象却激发了他们的灵感。1975年，苏联人开始部署这些导弹，并直到它们在发射井中的数量达到308枚时才停了下来。

苏方为什么要制造这些可怕的导弹，而且数量还如此之多？据某些权威人士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仍然受古巴导弹综合征，也就是1962年危机后的不体面的撤离的困扰。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看法，一些地理上的因素也对美国有利。苏联军方相信，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靠近苏联边界的北约基地上的美军的威胁，还有英、法核力量的威胁。而且他们还不得不部署一些导弹和常规力量来对付中国。最后，苏联的军工精英们依然感到自己国家的战略武器储备的质量不如美国。这使得他们更加打定主意，要用数量来弥补这种差距。1994年，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前助手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以一种令人释然的逻辑解释说，苏联人之所以造出那么多的“重型”导弹，是因为“它们是少数我们可以造好的东西之一”。从事后来看，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备发展，并没有像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所警告的那样，使克里姆林宫占据战略优势。苏联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动可以使之失去抵抗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美国人在许多方面仍然领先于苏联，尽管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优势。

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于扩充导弹力量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与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以及军工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有过正面冲突。他信奉“以实力促和谈”，不明白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扩军为什么会在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被视为威胁。值得重复的一点是，勃列日涅夫当时想在不受要挟的情况下谈判，就像赫鲁晓夫当初那样。他仍然认为军控机制和各项协议，包括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可以成为苏美长期合作的基础。他的目标是在下次苏共代表大会之前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可以证实自己先前在1971年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和平纲领的价值，并在党的干部和苏联人民中提升自己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勃列日涅夫想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建立良好关系，以便共同努力，克服通往全面战略武器条约道路上的障碍。在通过秘密渠道反复磋商之后，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同意于1974年11月底举行会晤，地点是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前哨——符拉迪沃斯托克。苏方对于此次战略谈判的指导原则是，获得与北约同等水平的安全保障。这首先意味着要清点一下北约“部署在前沿的”核力量，包括美国在苏联周围的基地上部署的导弹、轰炸机和潜艇，以及英、法的核力量。这些国家拒绝把自己的系统包括在内，但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政治局的其他几个强硬派，以及军方的整个领导层，都坚持这个原则。尽管勃列日涅夫对于西方不肯让步很是恼火，但他也认为自己的同事没有像自己那样为谈判竭尽全力。

在1974年10月与勃列日涅夫的一对一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的想法是，让双方的战略力量保持总体上大致相等的水平。鉴于国内对缓和的支持力度的逐渐减弱，国务卿要求勃列日涅夫对他的这个想法保密。否则，他警告说，就会有人向杰克逊参议员通风报信。总书记立即同意将其作为与福特谈判的基础。他的唯一的条件是，美方任何的进一步变动都不得是“全新的提案，或者在原则上有任何不同”。

当勃列日涅夫与福特在1974年11月23～24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会晤的时候，总书记显得有点儿忐忑不安。这位苏联领导人像他第一次与尼克松在莫斯科会晤一样，邀请福特和基辛格到他的专列，以建立一种充满人情味的关系。为了打破会晤开始时的局促气氛，他用茶和科尼亚克白兰地招待他们。勃列日涅夫谈起了他与尼克松有过的个人协议——“不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当福特问道该怎样继续谈判，班子的人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时候，总书记兴致勃勃地插话说：“那就要看我们两个了。全世界显然都在看着我们，世界舆论最感兴趣的是怎样确保不发生核大战。”接着，勃列日涅夫摆出了他自己对于核军备竞赛的看法：“我们还没有做到任何真正的限制，而且实际上我们是在进一步刺激军备竞赛。这样做是不对的。将来的科学有可能会让我们拥有我们在今天甚至都无法想象的各种发明，我真不知道我们在强化所谓的安全方面可以走多远。谁知道呢，也许以后的军备竞赛甚至会延伸到外层空间。人民对这一切不知情，否则他们真的会狠狠地教训我们。我们在所有这些东西上面投入了几十个亿，这几十个亿要是花在人民身上不知道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