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年和1986年，类似的观点作为“新思维”在莫斯科开始为人所知。顺便说一句，为苏联制定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立场的军控专家小组的两位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后来成了戈尔巴乔夫核裁军的首个综合提案的共同作者。不过，福特此时的回应闪烁其词，都是些套话。这反映出他的缺乏远见。他未经全国选举就成了总统，而且他赦免尼克松为自己制造的敌人比朋友还多。此外，基辛格警告他说，勃列日涅夫头脑中考虑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中国有侵略行为，苏美就共同采取行动。后来，基辛格感到遗憾的是，他和福特没有进一步探讨勃列日涅夫的富有远见的看法。
在专列上的首次谈判后，勃列日涅夫发过一次病；尽管他的医生们设法控制住了病情，但他们建议他推迟谈判。他拒绝了。谈判艰难而且极度紧张。美方的立场之所以变得强硬起来，是因为国内对于缓和的支持在下降，国会对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越来越怀疑，还有就是由于国防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硬态度。结果，基辛格早先的想法就成了最后的选择。如果苏联人同意把北约部署在前沿的系统排除在协议之外，那美国人就同意不再坚持限制“撒旦”导弹及其核弹头的数量。遗憾的是，这不在得到批准的政治局的立场范围之内。
当勃列日涅夫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电话给远在八个时区之外的莫斯科的同事时，他们还没有起床。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柯西金同意勃列日涅夫的选择，但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他有波德戈尔内撑腰——拒绝让步。勃列日涅夫对他在战争时期的朋友格列奇科的吼叫声大得连他在办公室外面的助手们都可以听到。既然争辩无济于事，他建议中止谈判并回到莫斯科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格列奇科震惊之下便认输了。经过两年的僵局之后，通往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道路似乎畅通了。作为对勃列日涅夫的关照的回报，福特也把美国的立场变得缓和了一些，而且还向欧洲的盟友们指出，他将清除掉通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总书记梦寐以求的目标——道路上的最后的障碍。
两位领导人都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看来，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要建立起来了。但福特和基辛格回国后就遭遇到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反对——这些反对意见直言不讳而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苏联的“重型”导弹让美国的批评者在抨击缓和时可以辩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正在准备发动核战争，并准备“在其即将来临时率先发动打击”。在水门事件后的选举中成为国会多数派的民主党议员，想要维护其对于白宫的优势地位。参、众议员纷纷指责福特和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以及对于人权的漠视。福特拒绝邀请索尔仁尼琴到白宫更是引起公众的不满。1974年12月，有关美苏贸易法案的长达两年的辩论，以杰克逊及其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这对苏联人而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现在，《贸易法案》中有关苏美贸易的条款比通过之前还要苛刻。苏联人不可能再得到美国的贷款去修建石油天然气管道了，于是就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西欧人。莫斯科废止了1972年签订的各项贸易协议。这个让人丢脸的挫折让苏联的工业领导者和经济管理者对于缓和的期望破灭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后，精疲力竭的勃列日涅夫倒在了自己的专列上。几周后他才恢复过来，但此时看东西已很吃力，而且只能看用特殊的打字机打印的大号字体的文本。在当年底访问波兰期间，他在告别仪式上抢过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并开始和着《国际歌》的旋律挥舞它。在赫尔辛基峰会上，勃列日涅夫处于半昏迷状态，勉强在《最终法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有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1975年10月，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筋疲力尽。”
对于与美国人的谈判，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表现出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样的激情与投入。不过，不应当把缓和的衰落仅仅归因于他的精力和主动性的丧失。从1972年至1975年，总书记的日益严重的不适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精力充沛的谈判者。也许，为国事操劳是最后一件可以帮助勃列日涅夫抵御自己药瘾的事情。1975年12月，勃列日涅夫对自己身边由幕僚和笔杆子组成的、正在筹备接下来的苏共代表大会的小圈子诉说道：“即使是在赫尔辛基大会之后，福特和基辛格，以及许多参议员还在要求更充分地装备美国。他们想让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我反对军备竞赛，但当美国人宣布他们要扩军而国防部又向我报告说，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保证安全，那我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该怎么办？我该给他们1400亿还是1560亿？而且我真的给他们钱了，一次一次地。钱都从烟囱里冒掉了。”
如果没有保证说会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那勃列日涅夫就不准备与福特会晤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做事的原则是，只有在他看见“成功的希望”时，才会投入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多勃雷宁大使和克格勃的分析人员从华盛顿送来的报告写道，克里姆林宫应该等到下次总统大选时再进行谈判。不仅是勃列日涅夫，还有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所有其他的幕僚都未能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形势在水门事件后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感到，尼克松“有点儿像美国的总书记”。他们不明白，福特为什么不能重申自己对于国会的权力，为什么要对游说团体和公共团体低三下四。另外，苏联领导层没有看到，到1974年为止，曾经推动缓和的那种政治因素与私人因素的独特结合，此时已不复存在了。
缓和在1969年至1973年的成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政治的长期发展趋势。这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大动荡，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反军国主义倾向的增长。国内阵线的瓦解以及柏林墙和越战对国内造成的影响，在西德和美国造就了新一代国务活动家。他们愿意从平等的立场出发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相比之下，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对于缓和的想象则全然不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回报，是因为多年来的耗费巨资加强军事实力和战略实力，是因为全球的力量对比变得对苏联人有利了。这种可以理解的错觉是个致命的错误。在非洲，在两个超级大国代理人的战场上，它很快再次得到充分的证明。
<h3>争夺非洲</h3>
虽然后果是致命的，但是苏联介入非洲的升级却是克里姆林宫国际议程中的一个离奇的过场戏。非洲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主要还是处于边缘地位。苏联专家后来声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非洲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导原则或长远计划。尤里·安德罗波夫曾经坦承，苏联人是在违背其最佳利益的情况下“被拖进非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政治局是在它开始支持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的同时“发现”非洲的。从一开始，苏联人就是依据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前提采取行动的：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非洲的去殖民化将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共产主义来说则是个伟大的胜利。1955年12月，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写道：“要争取社会主义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就要通过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使之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来开展下一步行动。”他还说：“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丧失，一定会加快社会主义在欧洲并最终在美国胜利的步伐。”
赫鲁晓夫本人梦想把一些经过挑选的非洲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窗口”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对他以及苏共内部其他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关键是非洲有很多人都用充满希望甚至热情的眼光，注视着苏联的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模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非洲反殖民运动的领袖们，不是把苏联视为极权主义国家，而是视为进步的支柱，是非常可恶的前宗主国及其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选择。
西方喜欢将非洲视为自己的禁脔以及莫斯科对此的怨恨，强化了上述的意识形态冲动。斯大林未能得到利比亚的海军基地这件事并没有被忘记。一位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感到，美国人的行为“就像是把门罗主义从美洲延伸到非洲”。长期以来，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去殖民化之后的政局极度动荡，这给了冷战的两大敌对集团瓜分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机会。总的来说，它就像19世纪下半叶驱使欧洲列强瓜分整个非洲的那种情形的再现。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非洲问题专家卡连·布鲁坚茨和高级情报官员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把苏、美两国比作两个拳击手，互相攻击成了他们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把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以及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都卷了进去的刚果危机，在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国内和世界新闻的焦点。
苏联第一波非洲攻势的结果具有一种醒脑作用。在付出相当多之后，苏联人输掉了刚果争夺战，并被赶出加纳和几内亚。把几内亚变成“社会主义窗口”的试验结果尤为令人痛苦，这也使得苏联人认为有可能在十年内改造非洲的信念冷却了下来。1964年的波利扬斯基报告批评赫鲁晓夫采取的支持非洲“进步政权”的方针。它认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常常缺乏实际的了解，然而却给他们提供资金、技术、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援助。”苏联在非洲的慷慨援助在许多时候“结果都很可悲：那些国家的领导吃我们的，然后又不理我们。资本主义者嘲笑我们，而他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尽管这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从来没有否认苏联对非洲的介入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他们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太冲动，忘记了要“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有所选择。
这些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又被忘记了。现在也许有人认为，当时，莫斯科与北京在全球争夺“进步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霸主地位，促使苏联重新回到它积极介入非洲事务的立场。但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1970年曾经自信地向政治局报告，中国人在非洲的“攻势”失败了。1972年4月，勃列日涅夫告诉基辛格：苏联驻阿尔及利亚的一位外交官曾经在沙漠中央发现一座中国饭店。“到这座饭店吃饭的人在离开时都带着一捆免费的中国人的宣传资料。那是他们想要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嗯……在他们争夺该运动领导权的企图落空并失去自己立足之地的时候，他们也关闭了这座在阿尔及利亚的饭店。”然而，正是在1970年秋，在莫斯科为反对中国的“饺子外交”而进行的斗争结束之后，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才提出并得到政治局的支持，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非洲政策。
促使苏联重返非洲的原因是：仍然支配着克里姆林宫思维方式的革命与帝国范式；非洲大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真空状态；非洲的领袖们自己也积极要求苏联的介入。就像在克格勃的报告中说的那样，在多年试图从美国和西欧国家获得援助之后，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是唯一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大国”。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再次错失影响非洲大陆去殖民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机遇”。
不过，这一次苏联对非洲的介入不单单是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圣战”。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非洲之角”成了苏军展示其新的力量投射（power-projection）能力的地方。苏美对于非洲的争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扮演全球大国的角色，要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从1964年起，苏联就着手建立战略海军和具有相当规模的航母舰队。在“赎罪日战争”中，这些能力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苏联海军司令部，尤其是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渴望与美国海军一较高下，并要求在非洲建立基地。1974年，他们在索马里得到了一处基地。正如事实将很快显示的那样，这个基地带来的麻烦让苏联人得不偿失。
如果缺少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就不能完整地描述苏联在非洲的扩张。“赎罪日战争”后的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这让苏联坐收渔利。苏联的原油产量从1973年的每天800万桶增加到1980年的每天1100万桶，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领导者。20世纪70年代，苏联每年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中得到的硬通货收入增长了2250%，达到200亿美元。财政盈余的迅速增加使得克里姆林宫能够承受在非洲的帝国扩张的代价。
勃列日涅夫的“小交易”的出现也是在这些年——那是在政权、苏联精英和人民之间不成文的社会约定，是由外快、特权、“影子经济”和各种各样特殊的挣钱渠道组成的一套复杂却足以让人过得舒服甚至可以说富裕的体系。苏联社会出现了很多富裕的迹象。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为“小交易”开启了没怎么宣扬但却很丰富的新的可能。它为苏联军方和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创造了几万个报酬极高的工作岗位。驻非洲各国的大使馆成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失宠因而处于半流放状态的党内高级精英最喜欢的地方。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驻莫桑比克苏联大使馆翻译的社会学家格奥尔吉·杰尔卢格扬（Georgy Derluguian），当时的工资是用特殊的“外币支票”发放的，其购买力要高出苏联平均工资的15-20倍。在非洲尽了几年“国际义务”后，苏联公民就能购买莫斯科的公寓、汽车、夏季别墅。他们还能到国营的小桦树特供连锁店买到西方生产的消费品，那里只收外币，不收卢布。因此，杰尔卢格扬认为，苏联的各个部委和机构就出于这些个动机，游说赞成向各种据说带有“社会主义取向”的非洲政权提供“国际援助”。“就像在许多帝国中那样，在势力范围扩张的背后，有官僚主义固有的尔虞我诈和想要创设有利可图的新职位的愿望。”
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斗掩盖了这种逐利行为。在缓和达到高潮的同时，美苏对非洲的争夺也开始加剧。在非洲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都有彼此虎视眈眈的情报机构。1974年，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非洲各地视察时发现，“美国想到处都有充分的存在，这既是因为如此方才符合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也特别是为了盯住苏联的代理人。苏联为了声望和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这个大陆，当时在非洲也几乎到处都有常驻的特别使团”。自尊和双边竞争的逻辑——而非战略或经济的利益——使双方走上了冲突的道路。
有两起事件加快了这一进程：1974年4月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和1975年4月越南南方的陷落。国际部的切尔尼亚耶夫充满激情地把在葡萄牙发生的政变与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的终结相提并论。“一个大事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际部的另一位官员则表示，苏联介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以及后来的入侵阿富汗，是因为“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受到国内缓和批评者猛烈抨击的福特和基辛格也开始认为，在越南的惨败有可能引发某些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基辛格，他对共产主义分子在葡萄牙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并认为美国必须防止苏联人填补安哥拉的真空——那里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赫尔辛基大会前夕，福特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让中情局在安哥拉暗中开始行动，在该国恢复有利于美国人的均势。
1975年对安哥拉的介入，跟苏联先前在非洲的大规模攻势一样，没有任何清晰的战略计划或目标。不过，糟糕的是，这一次在决策上还存在放任的危险。勃列日涅夫对非洲的事态发展几乎不感兴趣，所以就把那里的日常事务大体上交给了有关机构而没有交给任何具体的个人。由于没有一个得力的领导人，对外及安全政策就掌握在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的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他于1976年4月去世后这个职务就给了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手中。但这“三驾马车”的表现并不像是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倒像是几个老迈的官员组成的不稳定的同盟，忙于互相捧场和互相吹捧。他们之所以能有现今的地位，都得感谢勃列日涅夫；尽管如此（就像赫鲁晓夫的下台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在政治上又一同对总书记构成了威胁。在他们之间，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迹象表明，结成了超出规定界限的伙伴关系，都可能使自己成为勃列日涅夫怀疑的对象，而那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结束。鉴于上述原因，“三驾马车”十分谨慎，只有在正式场合，在政治局会议上才会见到对方。他们也极不情愿挑战彼此的地盘。结果，葛罗米柯在外交事务上拥有第一发言权。而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则在军事问题上拥有实际的垄断地位。安德罗波夫消息灵通，在这两方面都很在行。不过，由于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在另外两位的利益范围内，他情愿跟在他们的后面。“三驾马车”的成员都希望保持现状，也就是逐渐架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地位。而总书记甚至在自己的权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依然是唯一权威，可以使“三驾马车”拥有对其他政治局成员的合法的支配地位，而那些人可能随时都想接管制定政策的过程。
由于职能和个人方面的这些原因，苏联领导层没能采取大胆的计划和积极的行动。这就让其他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强力人物，包括安哥拉的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o Neto）和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尤其是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战友，把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拖进了精心策划的非洲棋局。与美国人想象的相反，古巴的各位领导人并不完全是莫斯科的傀儡或代理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直到他在1967年死亡）以及古巴的其他革命者一直在支持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几内亚比绍的革命游击队的行动。古巴人相信，美国在1975年的逃离越南，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一轮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来临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古巴与苏联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因为1962年苏联人“背叛”的阴影还笼罩在哈瓦那的上空。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试图修复与古巴人的亲密关系——领导这些机构的安德罗波夫和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继承了第三国际的国际主义革命传统。1965年，安德罗波夫告诉自己的一位幕僚说，将来与美国的竞争不是在欧洲，而是在非洲和拉美。如果苏联得到那里的基地，它就能拥有与美国人同等的地位。格列奇科和军方强烈支持这样的逻辑。安哥拉是个有吸引力的目标。克格勃从1970年起就主张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提供援助和培训——该组织的领袖阿戈什蒂纽·内图是卡斯特罗兄弟的老朋友。从1974年的后期开始，安哥拉就成了苏古合作迅速扩大的地方。
关于苏联扩大其在安哥拉的存在的完整故事仍然埋藏在档案中。有一种说法是，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当时向政治局建议：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有限的非军事援助，但要注意不直接介入安哥拉的内战。然而，国际部在几天后向政治局递交了安哥拉人要求得到武器的请求。在短暂的犹豫后，“三驾马车”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而支持这一请求。1974年12月初，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刚过，军援的渠道就开通了。政治局的立场之所以会彻底改变，除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官僚的互相捧场之外，还有可能是由于内图的苏联朋友和古巴朋友的游说。1979年在阿富汗问题上，决策又出现反复，而且影响更大。
美国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敌人的决定，也压缩了克里姆林宫的选择空间。葛罗米柯的第一副手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认为，苏联对安哥拉的介入之所以会逐步升级，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颠覆性的政策。1975年秋，在苏斯洛夫的支持下，“三驾马车”提出，帮助安哥拉是他们的“国际主义道德义务”。在勃列日涅夫与其写作班子一起在他的乡间别墅工作的时候，作为“开明”幕僚之一的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曾经警告过他：介入安哥拉的事务会对缓和产生严重的影响。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愤怒地表示反对。他提起在1935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对共和派的援助。他还提醒勃列日涅夫，1971年当受美国庇护的巴基斯坦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的表现是多么嚣张。总书记此时在缓和上投入的精力和兴趣越来越少，他在这场争论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选择支持哪一方。不过，后来他还是选择了附和占据上风的干涉主义倾向。1975年10月，多勃雷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安哥拉的事态发展在美国引起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但这只能激怒总书记。他确信美国人没有理解苏联的“诚意”。他说，苏联并不是想在安哥拉建立军事基地，而只是想帮助当地的国际主义者。
这种局面为古巴人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在签署《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两周后，卡斯特罗给勃列日涅夫送来一份计划，准备把古巴正规军运到安哥拉。勃列日涅夫当时断然拒绝扩大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援助或者把古巴人运到那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到11月的时候，第一支古巴战斗部队就加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参加战斗了。科尔尼延科后来断定，是古巴人欺骗了苏联的驻古军事代表，并使他们相信克里姆林宫已经批准由他们把古巴人空运到大洋彼岸。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都感到很意外；他们一致认为，古巴的介入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严厉反击，这不仅对缓和来说是节外生枝，甚至在古巴自身的周围也可能出现紧张局势。在此期间，为了拯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古巴人已经开始了“卡洛塔行动”。现在，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来自哈瓦那的古巴档案的证据还是一片空白。
两年前，勃列日涅夫拒绝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贷款请求，从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社会主义政府垮台。同年，苏联人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埃及的影响力。1975年8月，对共产党在葡萄牙取得胜利的热切期望也破灭了。在准备苏共代表大会报告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上遇到了三次明显的挫折。如果再算上安哥拉的那就太多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觉得，既然苏联的威望现在受到了威胁，那就有必要“拯救安哥拉”，支持古巴人。科尔尼延科回忆说，“国际主义责任感的本能反应当时在起作用，尤其是由于此事是发生在南非共和国对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实际上，这一干涉即便不是美国组织的，也得到了它的支持”。此外，要是放弃在安哥拉与由美国资助而且其中还包括部分外国雇佣兵的敌军作战的古巴军队，那就意味着再次牺牲加勒比的小盟友——第一次是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后退。
1976年初，杰拉德·福特从自己的字典中删掉了“缓和”这个词。对于苏联人利用古巴军队作为代理人深感不安的基辛格宣布，美苏伙伴关系不可能“在经历了安哥拉这样的事情之后还继续存在”。在此期间，由于从苏联得到了大批军事援助，古巴军队肃清了安哥拉大部分地方的南非雇佣兵和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非洲各国开始承认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安哥拉政权。一事顺事事顺。苏联和古巴的顾问开始训练南非黑人——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好斗分子。苏联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力加强了。而古巴人的胜利也让苏联人可以克服苏古关系中的龃龉。这次胜利也是送给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代表大会的大礼。它有助于苏联领导层在不结盟运动中赢得支持，也有助于苏联领导层从世界上那些支持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团体那里赢得支持。
<h3>卡特招来的麻烦</h3>
虽然为了安哥拉的问题大吵大闹，但勃列日涅夫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还是希望福特能够赢得大选，并恢复缓和的伙伴关系。多变的美国政治又一次让克里姆林宫的期待化为了泡影。1976年11月，一个不出名的种花生的农场主、佐治亚州的前州长吉米·卡特，击败了福特。卡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善意、坚定的信念、在考虑重点上的模糊性以及注重细节的管理风格揉为一体。他非常希望摆脱冷战这个“旧议程”，而且还是核裁军的坚定的拥护者。新总统承诺采取一种“新对外政策”，它将更加公开、透明，更加注重人权。
在公开场合，卡特宣称该是克服“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惧”的时候了。不过，在私下里，白宫担心的主要问题却是，苏联是否会像赫鲁晓夫在1961年考验肯尼迪那样来考验卡特。勃列日涅夫很快向卡特保证：这次不会有任何考验。克里姆林宫对卡特也有自己的担忧。一些苏联专家认为，这个缺乏经验的新总统可能成为各种反缓和势力的囚徒。卡特的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是个有名的言辞谨慎的支持缓和的人物。相比之下，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眼下就让人担心了。他是一位波兰外交官的儿子，也是一位研究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重要学者。作为削弱苏联在东欧影响力的战略设计师，作为协调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三个资本主义中心的三方委员会的幕后策划人，他在莫斯科是臭名昭彰。
卡特的人权运动立即损害了他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由民主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在1975年8月之后组成的赫尔辛基监督团，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很活跃；他们监督苏联违背《最终法案》的情况，并将其通报给外国媒体。莫斯科监督团的一位资深成员回忆说，“我们最为乐观的预计此时看来是可以实现的：美国的新对外政策中似乎很有可能会包括坚决要求苏联人兑现在赫尔辛基做出的承诺。西方政治家和苏联异见分子的同盟正在开始形成”。为了报复，1977年1～2月，克格勃对赫尔辛基监督团进行了镇压，逮捕了它们中包括尤里·奥尔洛夫（Yuri Orlov）、亚历山大·金茨堡、阿纳托利·沙拉恩斯基（Anatoly Shcharansky）在内的激进分子。2月18日，多勃雷宁接到指示向万斯转达这样的看法：美国的新对外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1972年达成的“基本原则”。十天后，卡特邀请异见人士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到白宫做客。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维持伙伴关系并在军控方面有所进展要比在人权问题上吵吵闹闹更为重要。在卡特就职典礼的前夕，这位苏联领导人试图向他传递积极的信号。1977年1月18日，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讲话时首次采用明确的防御性的措辞，描述了苏联的安全原则。他说，苏联并不谋求先发制人的优势，苏联军事政策的目标是加强潜在的防御能力，使之足以震慑任何潜在的入侵者。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话消除美国媒体中“苏联军事威胁论”的影响并对卡特有所帮助。不过，他的一位笔杆子认为，这种姿态是不够的。“有关苏联威胁论的喧嚣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写道，“总说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这不管用。如果不切实改变我们自身的军事政策，过去那种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经济陷于枯竭的军备竞赛还会持续下去。”
苏联人渴望维持政策的连续性，维持与白宫的亲密关系，这些都是他们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卡特向苏联人表明，伙伴关系的条件必须得改一改。多勃雷宁想通过布热津斯基激活与卡特的秘密渠道，但却未能成功。新总统决意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不倚仗秘密外交。他想通过万斯和国务院来执行对外政策。此外，他采纳了由参议员杰克逊的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制定的军控提案，那些人当中包括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保罗·尼采（Paul Nitze）。该提案设想对某些战略武器系统进行“大幅削减”，尤其是要消除一半的“撒旦”火箭。这自然就意味着要抛弃饱受批评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它还意味着苏方将失去自己发射井里半数的最好、最大的导弹，而美国人只是承诺将来不会部署与之相当的系统。它还推迟了有关美国巡航导弹和苏联“逆火”轰炸机的限制问题，而那是苏联人以为近乎解决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被激怒了。他感到自己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付出了自己健康的代价。如果接受新的提案，那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国际开始新一轮的讨价还价，那疾病缠身的总书记可没有这个精力。他指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给卡特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敦促他在勃列日涅夫和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协议基础上迅速达成协议。勃列日涅夫在信中强调，这将为他们个人的会晤扫清障碍——这位苏联领导人把这样的会晤看得很重。勃列日涅夫信中的语气之严厉出乎卡特的意料，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宣布万斯会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和若干新提案造访苏联。新提案之一是“大幅削减”，另一个则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为基础，但没有提出对巡航导弹和苏联的“逆火”轰炸机的限制。对于苏联军方来说，两份提案都无法接受。在万斯抵达莫斯科之前，总书记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与“三驾马车”召开了会议；极有可能所有在场的人都决定，该是“教训一下美国人”的时候了。
苏联拒绝美国的提案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严厉的程度还是令人大感意外。在1977年3月28日的首次会晤中，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他和葛罗米柯没有掩饰自己对卡特政策的鄙视，而且在言辞中还带有对卡特的人身攻击。他们打断万斯的发言，甚至没有让他读一下退一步的提案，而该提案本来是有可能开启通往妥协的道路的。美国代表团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了。更有甚者，葛罗米柯还在特别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的提案。这就像万斯后来说的那样，“有人把湿地毯扔在我们脸上，叫我们回去”。
莫斯科谈判的失败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肯定是有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政治上要优先考虑的重点出现了新的分歧。特别关键的是，苏联人想在数量上势均力敌，而这对于美方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先前拥有明显的优势。即使在十年以后，当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时，他们也未能就其余的战略武器达成全面的框架性的一致。
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成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的另一个征兆。在与务实的基辛格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相信，卡特只是想通过贬损他们换取廉价的宣传资本。作为斯大林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这些苏联领导人就是无法想象，那位总统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异见人士个人的命运。葛罗米柯甚至禁止自己的助手把这方面的材料放到他的桌上。他在与万斯会谈时表示，他不理解怎么可能会出现大量怀有敌意的对苏宣传？白宫为什么不像莫斯科正在做的那样，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建设性方面？安德罗波夫一直坚持认为，人权运动只不过是“敌人的企图，是要为苏联国内的敌对分子提供资金和其他物质援助，好让他们行动起来”。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莫斯科谈判的失败将意味着苏美高层伙伴关系的终结，而那是缓和的主要动力源泉。1977年2月，按照葛罗米柯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表示只有在准备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协议的时候才会与之会晤。结果，苏美的下次峰会一直等到1979年6月，而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们现在很容易认为，到1977年之后，苏美关系的日益恶化已无可救药。学者们各抒己见，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各个主要的方面和事态的发展：苏联对非洲的持续干涉；缓慢而没有什么结果的军控进程；美国国内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反苏情绪。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此前就已存在，缓和却仍能发展良好。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大的障碍也没有挡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成为谈判伙伴。有人认为，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要是勃列日涅夫当初仍然愿意坚决致力于维护与美国领导层的政治伙伴关系，那缓和就会继续下去了。这么说并不是有意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苏维埃体制和美国民主体制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轻描淡写。不过，它强调了在国际关系史的危急关头，当新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的时候，高层人物及其政治意志的关键作用。
吉米·卡特对苏联缺乏清晰的设想，这对于缓和的失败来说，与勃列日涅夫在想象缓和时所抱有的那些信念有同样大的影响。在布热津斯基和新保守主义批评者的影响下，美国总统开始怀疑苏联是个做事不计后果也不可预测的大国，这就混淆了克里姆林宫年老昏聩而反动的领导层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激进而桀骜不驯的领导层。1978年5月，卡特写信给布热津斯基：“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国野心带来的政治短视也越来越严重，这两者相结合，就有可能诱使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局部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动荡，同时恫吓我们的朋友，以谋取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最终甚至要谋求政治上的优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苏联在非洲的行动，为什么要对苏联在欧洲的加强军事实力感到不安。我还看出，苏联的某些布局是经南亚指向印度洋，也许是为了包围中国。”为了遏制在非洲的苏联人，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提出了一种基于实用政治的策略：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用“中国牌”对付苏联人。万斯反对这样的政策，认为它会危及苏美关系，但卡特赞成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想法。他派布热津斯基去北京，后者获得了广泛授权，以实现与中共关系的正常化。雷蒙德·加特霍夫评论说，这样做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而由此造成的影响要比苏联当时的行为理应受到的更为广泛和深远。大约同时，多勃雷宁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后者想为自己政府的政策辩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改变莫斯科当前情绪激昂的气氛了”。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苏美关系中那种非常明显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又强势回归了。
就政治局而言，它完全没有理解卡特对于推动军控和缓解紧张局势的愿望有多么深切。相反，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总统是其幕僚手中的工具。葛罗米柯私下对万斯说，当布热津斯基发表那些“几乎是要把我们带回冷战时期”的声明时，他“越权了”。1978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卡特：“不只是受最无耻的反苏分子和美国军工综合体领导者的一贯影响，他还打算打着反苏政策的旗号争取连任并重回冷战。”两个月后，另一份严峻的评估报告以每季度一次的“政治信函”的形式从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送到了莫斯科。该报告认为，卡特正在重新评估苏美关系。“此事是由布热津斯基和总统的几位负责国内事务的幕僚牵头的；他们让卡特相信，如果他对苏联公开采取更加严厉的方针，那他就可以止住其在国内地位的下滑。”报告援引了美国共产党领袖格斯·霍尔（Gus Hall）的说法——布热津斯基是“卡特政权的拉斯普京”。
1979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表明，如果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好伙伴的。总统体贴而又耐心——他显然是想找到与苏联领导人的某种形式的情感纽带。在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各项协议之后，总统突然向勃列日涅夫伸出双手并拥抱了他。他郑重地把下一轮军控谈判的建议削减战略武器系统的提案草案递给了勃列日涅夫。他甚至忍住了没有像往常那样提起人权问题。勃列日涅夫尽管很虚弱，但还是被打动了。他后来对自己的助手说，卡特“不管怎样，是个很好的家伙”。在告别时，卡特转向苏联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并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说：“回头一定要到美国来，而且要带着你们的总书记一起来。六个月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
<h3>欢迎来到阿富汗！</h3>
政治局委员们，尤其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仍然误以为缓和主要是，甚至仅仅是“新力量对比”和苏联军事实力提高的结果。这些错误认识暂时看来并不致命。但是阿富汗改变了一切。1978年4月，在遥远的喀布尔的一场军事政变让左翼分子上了台。他们立即宣布“四月革命”，并请求苏联援助。苏联人与这一变故毫无关系，对于如何处置它也没有做好准备。最新的证据表明，对于此次左翼分子的政变，就连克格勃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就如雷蒙德·加特霍夫说的，也许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伊朗国王才是导致阿富汗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的始作俑者。在1976年和1977年，伊朗国王说服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改弦更张，不再与苏联结盟，而且还镇压阿富汗左翼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阿富汗局势逐渐明朗后不久，伊朗国王的政权就垮台了。该地区的平衡被打破，接踵而至的是未来多年的灾难性后果。
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看，阿富汗靠近苏联边界和中亚，所以，那里的“革命”与非洲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例子不一样。南部边境地区越来越不稳定，这只会使苏联人更想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在其牢牢监护下的稳定的卫星国。阴暗的冷战心态在克格勃还占据上风。正像一位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他把阿富汗视为苏联的利益范围并认为苏联“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美国人和中情局在那里扶植反苏政权”。1978年政变之后，借助于国防部、克格勃、外交部以及其他一批负责经济、贸易、建设、教育等事务的机构和部委的渠道，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交往得以迅速发展。来自莫斯科以及苏联各个中亚共和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和许多顾问云集喀布尔。与争夺非洲时相同的那些动机此时无疑也在驱使着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和官员。顺便提一句，在阿富汗的苏联代表和顾问，就和他们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也门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帮助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权”的同事一样，享有外币支付的高薪。
苏联顾问和来访者很快就掉进难以驾驭的革命者的权力斗争的陷阱。“人民派”的领袖，总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mmad Taraki）和与他一起创业的副手哈菲佐拉·阿明，开始清洗作为其竞争对手的“旗帜派”集团。阿富汗的各位领导人相信革命的恐怖，并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历次清洗的启发。1978年9月，国际委员会的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带着一项秘密使命来到阿富汗并警告塔拉基：如果他继续杀害自己的革命同志，苏联就不再支持他。这些警告以及苏联人要求团结的呼吁都被当作耳边风。阿富汗的革命者们相信：苏联是绝对承担不起不支持自己的后果的。这种想法完全正确。就在波诺马廖夫执行其秘密使命之前，克格勃情报总局的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访问了喀布尔并签订了有关情报共享与合作的协议。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与中情局在喀布尔及阿富汗各地不断发展的势力做斗争”。1978年12月5日，勃列日涅夫和塔拉基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订了《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塔拉基返回了喀布尔，并确信勃列日涅夫本人是支持他的。的确，勃列日涅夫喜欢这位表面上温文有礼的阿富汗领导人。
1979年3月，一个恼人的催醒电话打到了莫斯科。赫拉特市及赫拉特地区发生了反对“人民派”政权的叛乱，暴民们残忍地杀害了喀布尔的官员、苏联顾问以及他们的家人。塔拉基和阿明拼命给莫斯科打电话，恳求苏联武装干涉，以“拯救革命”。这是另一支力量——好斗的阿富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最初登台亮相的强烈征兆。政治局再次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没有做好适当的准备以分析这个新的情况。克里姆林宫的讨论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要是以为是勃列日涅夫在起领导作用有多么危险。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对外政策的“三驾马车”主张苏联出兵干涉以拯救喀布尔政权。他们一致认为，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失去阿富汗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都是不可接受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而是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休养。干涉派很快就占了上风。
第二天，一切都变了：原先所有主张干涉的一夜之间都变了卦。乌斯季诺夫第一个说了实话：喀布尔的领导层想让苏联军队去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战斗，而这个祸是他们自己激进的改革措施惹下的。安德罗波夫认为，“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刺刀来支持阿富汗的革命，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葛罗米柯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我们这些年来在缓和国际关系、裁减军备等许多方面费了那么大力气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当然，中国会得到一份好礼。所有的不结盟国家都会反对我们。”这位外交部部长还提醒政治局，武装干涉会导致与卡特的维也纳峰会被取消，还有原定于3月底的法国总统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的访问。
苏联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新材料，尤其是柯西金与塔拉基的通话，澄清了阿富汗的真实情况。不过，更为关键的因素想必是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以及他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态度。就像葛罗米柯说的，勃列日涅夫之于缓和依然有着利害关系。他对于与美国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兴趣，以及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令他与其他西方领导人的会晤节外生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他眼里，任何武装干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态度是本性使然。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连续三天的政治局会议，并反对干涉。在塔拉基被苏联的军用飞机接到莫斯科之后，他被告知：苏联不会在阿富汗境内部署军队。但苏联人保证会另外再给阿富汗军队提供援助，并向巴基斯坦和伊朗施压，限制伊斯兰极端势力对阿富汗的渗透。勃列日涅夫在听了塔拉基的简短的回答之后就起身离开了，那仿佛是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但反对干涉的决定当时似乎还不是最终的决定。“三驾马车”起初的干涉主义立场为未来招来了麻烦。率领阿富汗“沿着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前进”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并没有放弃。实际上，在塔拉基离开莫斯科后不久，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就在他们给政治局的备忘录中重申了这一点。结果，苏联增加了对喀布尔政权的物资投入，而且苏联顾问——大多是军人和克格勃——的数量估计也达到了4000人。
当阿富汗在塔拉基和阿明之间再次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做法都是灾难性的。实际上，这一结局本来是可以预见到的。作为领导人，哈菲佐拉·阿明要更加精明干练，其为人做事非常像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阿明的角色原型是约瑟夫·斯大林：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依靠残忍的武力；为了追逐自己的野心，他不惜冒极大的风险。他在建立阿富汗军队和镇压赫拉特叛乱时的能量，为他赢得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同情。然而，勃列日涅夫支持塔拉基。1979年9月初，这位阿富汗总理在赴哈瓦那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告诉他，阿明正在策划推翻他的军事政变，而且刚刚把他的人从安全部门的关键岗位上拿掉。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次谈话之后，克格勃连同驻喀布尔的苏联大使馆一起，曾经试图除掉阿明，结果未能得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明逮捕了塔拉基，并于10月9日下令将其捂死在他的牢房里。之后，阿明又驱逐了苏联大使。勃列日涅夫的宠儿被暗杀，这让总书记本人在情感上突然间也被卷进了阿富汗的革命事务。据说，勃列日涅夫曾经对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说：“这个阿明是个什么样的渣滓，连与他一起革命的人都被他捂死了？阿富汗革命现在谁来掌舵？别的国家的人民会怎么说？人们还能信赖勃列日涅夫说的话吗？”从这一刻起，苏联武装干涉和除掉阿明的势头就开始增大了。在塔拉基遭到谋杀后不久，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据说就告诉国际部的一位官员说，派部队到阿富汗已是势在必行。
之所以会对不干涉的决定进行重估，很可能跟1979年1月之后伊朗革命的迅速升级——同年3月31日在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伊朗迅速提高对阿富汗西南地区激进叛乱分子的支持力度有关。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知道，伊朗革命将开辟激进伊斯兰运动的新时代，而且它比冷战和苏联存续的时间还要长。他们怀疑而且起初还严重夸大美国与阿富汗的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运动的联系。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特别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开始专从苏美零和竞争的角度考虑阿富汗问题。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于1979年11月4日占领美国大使馆之后，美国军队开始进入波斯湾，这让总参谋部惊慌起来。瓦连京·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将军回忆说，“我们担心如果美国被赶出伊朗，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巴基斯坦并占领阿富汗”。据说，令国防部部长乌斯季诺夫感到不解的是：如果美国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进行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那我们为什么就该低调，小心行事，而且还丢掉阿富汗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克格勃从喀布尔发回的关于阿明在耍两面派并秘密会见美国人的报告就让人更不安了。几年前萨达特的背叛加剧了人们的猜疑。
苏联做出除掉阿明并“拯救”阿富汗的决定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尤其是负责制定政策的“三驾马车”“团体决策”的一个突出案例。在10月和11月的某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支持乌斯季诺夫的意见并开始策划入侵。葛罗米柯和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接着也表示同意。这几位最高领导人对于准备工作守口如瓶，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自己班子中的分析人员都不知情。按照“三驾马车”的想法，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勃列日涅夫的支持。1979年12月初，安德罗波夫向他摆出了主张入侵的种种理由。他写道：“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阿明为了确保他的个人权力，不会跑到西方那边。”这封信建议策划政变，推翻阿明并让遭到流放的那一派阿富汗革命者在喀布尔掌权。
近来的研究表明，安德罗波夫的基本看法，即说阿明即将背叛，其实是来自一些极其含糊暧昧的证据。这位克格勃首脑似乎扮演了他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也就是用真真假假的情报让勃列日涅夫坚定干涉的决心。12月8日，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告诉勃列日涅夫，美国有可能在阿富汗部署短程导弹，这些导弹可能是针对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军事设施的。乌斯季诺夫建议，利用阿明多次提出的让苏联出兵的请求，派几个师进入阿富汗，确保顺利接管。而且原来的打算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就立即撤出这些部队。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对于缓和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的担心，本来还有可能再次否决赞成干涉的意见。但这一次，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葛罗米柯，都没有反对。1979年秋，缓和似乎正在跌入最低谷。勃列日涅夫与卡特的峰会所产生的少量善意已消失殆尽。在几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怂恿下，白宫发了一个假警报，说有一个旅的苏军在古巴——这完全是一个捏造的罪名。此举加剧了莫斯科的怀疑：华盛顿有人决定向苏联发起全面挑战了。
使天平向赞成干涉的一方倾斜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战略核武器“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这项在12月12日的北约外交和国防部长布鲁塞尔特别会议上正式做出的决定，苏联分析家们在若干天前就提前估计到了。它给了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在12月8日与勃列日涅夫一起参加的会议上强调：阿富汗问题是不断恶化的战略形势的一部分，美国的短程导弹也有可能部署在阿富汗。
苏联的高级将领是最后一群竭力反对计划中的武装干涉的人。在12月10日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参谋部的首脑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Ogarkov）元帅，在非正式的交流中向勃列日涅夫和“三驾马车”表达了自己及其同僚的保留意见。他列举了苏军在不熟悉的、困难的条件下将会遇到的种种危险，并提醒各位政治领导人：对美国人在该地区的敌对行动的担忧是假想的。与奥加尔科夫元帅关系紧张的乌斯季诺夫，没有讨论前者担心的问题，而是要他住口并服从领导。几分钟后，奥加尔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试图再次警告入侵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会使东方整个伊斯兰世界一致起来反对我们，并使自己在全世界遭受政治损失”。安德罗波夫打断他说：“集中谈军事上的事情！制定政策的事交给我们，交给党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当天，政治局没有达成决议。两天后的12月12日，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得知了北约要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决定。这时政治局批准了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计划：政变和武装干涉双管齐下，以“拯救”阿富汗。极度虚弱但看得出很激动的勃列日涅夫，在干涉的决议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