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沙希利·浦洛基)_宴会上的不速之客（1 / 2）_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1991年7月31日晚，老布什夫妇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美国大使馆——斯帕索庭院内宴请他们的苏联朋友。第二天早上，他们将离开莫斯科前往基辅。在他们宴请的客人中，除了戈尔巴乔夫夫妇外，还包括一些共和国领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刚刚选举出的俄罗斯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

客人中也包括戈尔巴乔夫政府成员，如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和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宴请的菜肴有芝麻豆瓣菜汤、松露烤牛排，还有烤土豆。服务员还端上了1970年产自柏里欧酒庄的乔治·德·拉图尔赤霞珠干红葡萄酒，1987年产自铁马酒庄的气泡香槟和1990年产的嘉威逊·雪当利白葡萄酒，咖啡、茶水和甜品则被从菜单上剔除了。[1]

在晚宴致辞中，老布什费尽心力地为戈尔巴乔夫歌功颂德。因为他很清楚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在政府内遭遇到激烈的反对意见。布什说道：“这项条约的签署不仅给苏联人民带来希望，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希望，它将把希望带到全世界，在内心深处，我对此深信不疑。”他举杯祝福他的客人，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他说：“戈尔巴乔夫是令我尊敬和倾慕的人，在过去的6年中，他的所作所为给那些相信个人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带来希望，包括我在内。”老布什继续说道：“我要向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致敬，我可以说，比起初到这里时，我更加有信心，我们可以携手共进，实现长久的和平，并将给我们的孩子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2]

老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的一番夸赞，很明显并没能让苏联保守的部长们信服。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戈尔巴乔夫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正好同桌就餐，席间，他们交换了对《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看法。亚佐夫被美国代表团简报形容成“企图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和威望挽救苏联军事颓势”的人，其间，他对该条约和戈尔巴乔夫的总体外交政策均不甚认可。斯考克罗夫特在后来回忆起他在斯帕索晚宴上和亚佐夫的谈话时说：“他性格阴郁，抱怨说整件事都对我们有利，苏联的军事力量却在每况愈下，也没有新装备……年轻人不响应服兵役的号召，从欧洲战场归来的军队无处安置，等等。我问他为什么对苏联军队的状态如此担忧，有什么威胁吗？他说北约就是威胁。”斯考克罗夫特对此显然难以理解，可他最终还是成功说服了郁郁寡欢的亚佐夫和他一起举杯祝福北约。显然，这顿晚宴上的琼汁玉液，激不起亚佐夫半点兴致。[3]

在斯帕索晚宴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不仅有保守派，还有改革派。刚刚成为俄罗斯总统新办公室主人的叶利钦就是后者的代表。显然，他对没有把他安排到主桌就餐很是不悦，席间，他从座位上起身，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的陪同下，径直走向了布什的主桌，并且高声向这位美国总统担保，他将在职权范围内倾其所能，确保民主改革的成功。戈尔巴乔夫后来写道：“席间诸位目睹了这一切，既惊讶又好奇，不禁在想这意味着什么呢？”很显然，他深感窘迫。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除了提到这次的小插曲外，还提到了发生在前一晚为老布什举办的欢迎宴会上的插曲。[4]

欢迎仪式在峰会召开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30日举行，地点是大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老布什夫妇正站在列队迎宾处欢迎宾客。忽然，戈尔巴乔夫夫妇注意到一对不是夫妻的男女站在一起了，他们是莫斯科市长加夫尔·波波夫和新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妻子奈娜·叶利钦娜。叶利钦本人并不在场。可是仪式结束时，他忽然出现了，笑容满面地走到主人跟前。戈尔巴乔夫不自然地开着玩笑：“你怎么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了波波夫？”“他不再是个危险角色了。”叶利钦拿他的亲密伙伴开起了玩笑。

叶利钦前一晚曾致电戈尔巴乔夫，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和他及老布什一起步入晚宴大厅，结果戈尔巴乔夫拒绝了。现在看来，叶利钦遭到了冷遇，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他冷不丁地起身走到布什夫人身旁，俨然以主人的姿态邀请她前往餐厅。她吃了一惊，来不及将赖莎让至叶利钦跟前，就开口问道：“这样可以吗？”记者们看到此情此景，完全摸不清状况。

一位目睹了这一场景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这么写道：“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故意看向另一侧，他们谈了好久，仔细地讨论着悬挂在他们头顶上的那盏精美吊灯。”宾客中有许多戈尔巴乔夫政府班子成员，叶利钦傲慢无礼的举动让他们很不舒服，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后来，老布什对他的随员说，叶利钦是“真麻烦”，试图利用他来抢镜，把戈尔巴乔夫的风头遮住。

布什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叶利钦陪同芭芭拉走向餐厅，“一定会让戈尔巴乔夫倍感尴尬”。斯考克罗夫特在叶利钦几年前第一次访美时就对他心生厌恶，他气愤地说：“应该告诉那个家伙，我们可不想让他利用我们，来实现自己的小伎俩。”因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受命给叶利钦的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递了话。马特洛克后来写道：“叶利钦的举动既粗鲁，又幼稚，他为引起别人的注意而故意这么做，这使得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总统都感到不自在。”[5]

尽管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和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都不喜欢叶利钦，可是他们知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必须同这位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打交道。随着戈尔巴乔夫这颗政坛之星日渐晦暗，叶利钦把他自己推上前台，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对苏事务中最大的新希望。他和戈尔巴乔夫天差地别。叶利钦是公众选举出的领导人，却公开谴责共产主义思想，立志让莫斯科的内外政策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然而，想想他的怪脾气吧，人们真能跟他合作吗？和他打交道时，要怎么做到不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威望呢？这是老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最为困惑的地方。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年纪相同，背景也有几分相似。叶利钦于1931年生于乌拉尔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白手起家，依靠过人的精力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他学习工程学，最先在建筑界博得名声，可以这么说，建筑业是苏联经济体系中最棘手的行业。与军工业不同的是，建筑业总是资金不足，人手短缺，政府不断地把囚犯送去建筑工地劳动，公司才得以完成五年计划。在这个领域，主要靠的是建筑头头自身的实力，叶利钦在这方面毫无问题。

他的事业从1955年开始起步，他最初是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一位工头，一路披荆斩棘，迈向权力的顶峰，靠的是过人的业绩。1976年，他被选为俄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委第一书记。在45岁时，他事实上已经成为这片巨大工业区的主宰者，从苏联行政区划的重要性来说，这里比戈尔巴乔夫起步的斯塔夫罗波尔市要重要得多。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攀升之路靠的是种粮，以及伺候好那些来他那里泡温泉的莫斯科政坛大佬们，那么，叶利钦则是靠工业产量和建筑业定额来达到目的。叶利钦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声名大噪，不仅因为他建造了什么（他主持修建的许多建筑，包括歌剧院等，都深受年轻的共产党书记的欢迎），还因为他摧毁了什么。

1977年，接到莫斯科方面的命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官员拆除了1918年夏布尔什维克绞杀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皇室成员的房子。因为政府官员担心这间房子可能变成敬奉和朝拜的场所。叶利钦拆房和盖房一样神速，这间沙皇最后的避难所，目睹了旧俄国的灭亡，却在一夜之间被叶利钦荡为平地。

叶利钦经常在国内向普通民众发表演说，喜欢被公众吹捧，然而，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开放，并且把这位“人造发电机”（指精力充沛）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请到莫斯科时，他才开始成为一位民主领袖。他很快接手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因贪腐而瘫痪的莫斯科市政府。

叶利钦开除了旧干部，把他的办公室向莫斯科记者们敞开，这些人对这位精力充沛、锐意进取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给予了盛赞。但是，叶利钦很快发现，不像在遥远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他不再能自己做主了。在莫斯科，这位强势的新市委书记不得不应对更加有权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他只是政治局一位候补委员。他的同事很快注意到，叶利钦在经历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狂热之后，陷入了消沉。

叶戈尔·利加乔夫，来自西伯利亚的前苏共书记，戈尔巴乔夫手下政治局的保守派代表，叶利钦与这位曾经的庇护者就莫斯科改革的步调发生了冲突。1987年秋，叶利钦不仅痛斥利加乔夫，也捎上了戈尔巴乔夫，他指出了改革执行中的问题，谴责政治局委员对他们老板的谄媚。

戈尔巴乔夫发起了反击，他解除了叶利钦掌管莫斯科市党组织的权力，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叶利钦在党内的事业宣告结束。他向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事们请求谅解，但是毫无用处。他的生活好像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他被派去监管苏联的建筑工地，这个国家还在不断地盖楼房，但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重建”却充满怀疑。把叶利钦逐出苏共政治局表明戈尔巴乔夫改革阵营中自由力量遭受挫败，党内保守派获得胜利。一年后，得胜的利加乔夫公开评论叶利钦：“鲍里斯，你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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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政治局失去一个最激进的声音，那么苏联新兴的民主运动却是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一位领导者——叶利钦。整个国家的形势正朝着对叶利钦有利的方向转变。戈尔巴乔夫因为担心苏共机关的权力会干涉他的改革政策，使他不能完全掌控改革，所以他开始巧妙地操纵策划，使这些组织渐渐失去权力。

1989年，就是叶利钦被逐出政治局后的第一年，戈尔巴乔夫允许苏共以外的组织进行政治活动，结束了苏共在政治领域长达60多年的垄断。新的选举机制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引入了竞争性选举，苏共书记被告知他们要想拥有权力，包括他们担任党内职务和地方苏维埃政府或议会的领导，都必须通过选举。实权从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转到了地方苏维埃委员会和共和国议会手上。

共产党的书记虽然抱怨，但没有造反。他们都有机会参与改革，他们中的机敏分子，成功地运用党的机器及其广泛的影响力，帮助自己在日渐有权势的地方苏维埃政权的选举中获胜。地方政府的改革由高层指引，受高层支持。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苏联宪法中授予苏共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中特殊地位的条款给删除了。大会还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新创造出的职位——苏联总统，同时，他仍然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然而，戈尔巴乔夫随即就把他的顾问和苏共重要角色从党的机构调任至新选举出的总统制政府中。

在这场由戈尔巴乔夫掀起的天翻地覆的变革中，没有人比叶利钦收益更多，现在，他已经是戈尔巴乔夫的头号政敌了。1989年春，当苏联举行第一次半自由的选举时，叶利钦开辟了一条史无前例的职业生涯的道路，在他之前任何心存不满的政治家都无法企及。他精力充沛，活力过人，一下就抓住了机遇。在呈阅给布什总统为莫斯科峰会而准备的简报中这样描述叶利钦：“他的反政府情绪迎合了普通大众，他呼吁加速改革，又赢得了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如果说，叶利钦不善于驾驭政府机器的话，他却非常善于操纵大众。当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失败了，政治却日益公开时，无数老百姓愿意倾听叶利钦的声音。[7]

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斯大林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不承想却加速了改革的覆灭。经济改革的失败加剧了商品短缺，也使人们更有理由批评党的新旧政策，在和反对派的竞争中，苏共正在失去优势。1989年5月至6月召开了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反对派通过这次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了起来。波罗的海国家的改革者力争更大的自治权，最终希望获得国家独立，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主要城市热衷改革的人民代表同他们联合了起来。这个联盟的矛头直指苏共机关。

叶利钦毫无悬念地成为俄罗斯反对苏联政体的反对派领导人。俄罗斯的老百姓已经厌倦了戈尔巴乔夫无休止的演说，因为这些演讲结不出看得见的果实。在复兴俄罗斯的民族大旗下，叶利钦凭借出色的政治天赋和才能聚拢了改革中的自由派和俄罗斯劳工运动的领导人，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留下了空空的货架和不满的人群，这两者都促成了叶利钦的超高人气。1989年3月，莫斯科民众违背了克里姆林宫的意愿，选举叶利钦为人大代表。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他的家乡人又把他送进了俄联邦议会，叶利钦在战胜了两位克里姆林宫推举的候选人后，被选举为议长，他随即退出了苏共。

在1990年7月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当着所有人大代表的面，叶利钦以最公开的方式切断了他和苏共的一切关系。在叶利钦为政党起的新名称——“民主社会主义党”被拒绝后，这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共产党前大佬发表了公开演说，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叶利钦认为苏联有必要过渡到多党民主制，并且公开宣布，作为俄罗斯议会主席团的领导人，他不会听命于其他任何政党。

做出这个决定对叶利钦来说可不容易，也绝非他的草率之举。他没完没了地修改演说稿的内容，随着脱党演说发表的时间日趋临近，他变得焦虑不安。就在那些晚上，叶利钦对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老乡，也是他在那时最亲密的顾问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倾吐了他的担忧和疑惑，布尔布利斯说道：“他（叶利钦）不仅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万分，同时也很担心，不知道他到底被要求做些什么……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而是说：‘但这恰恰抬高了我！’”[8]

戈尔巴乔夫相信叶利钦退出苏共意味着他事业的终结，正如他对自由派顾问安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所说的：“逻辑上讲应该如此。”事实上，叶利钦公开脱党预示着党员不再是象征“卓越”的社会角色了，从而引发了苏共的脱党潮。

这些行为一般都很含蓄：苏共党员只是不再支付党费、参加会议以及执行党所交予的任务。党员的流失使苏共的力量大为削弱。1990年，就是叶利钦退党这年，苏共失去了270万成员，全国党员总数从1920万减少至1650万，因为脱党而直接减少的党员数量是180万。据戈尔巴乔夫事后回忆，在1991年7月1日前的18个月中，共有400多万，即接近总数四分之一的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因为担任反党职位，拒绝服从党的命令，或是拒交党费而被开除出党。[9]

这次退党潮让共产党官员们惊慌失措。1991年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奥列格·舍宁向加盟共和国和各州共产党书记发出警告：在1990年的脱党人员中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这是令人担忧的信号，因为苏共一直以这些党员为荣。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大批的知识界人士也纷纷脱党。虽然说，工人通常不愿意加入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的政党，但是，许多知识分子渴望入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事业，成功进入管理层，最终挤进党和国家官僚体系的最高阶层——权贵阶层，这一阶层几乎由清一色的党员组成。不仅在管理层如此，在高校和众多资金充裕的研究机构中，职位也和党员身份直接联系在一起。[0]

1990年秋，裂缝开始出现在苏联特权最负盛名的堡垒中——外交服务人员和在西方工作的苏联专家。想要得到允许，能在“资本主义天堂”生活以及拥有按照一般苏联标准根本无法想象的高薪的话，党员资格是一项重要前提。尽管许多走出国门的苏联人对国家的体制已经大失所望，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是把这些颠覆性的想法藏在了对创造出这种制度的国家政权和共产党忠诚的外表之下。党组织和苏联知识界的关系心照不宣，党组织接受知识界表面上的宣誓忠诚，知识分子同意宣誓效忠，以此获得能够出国工作的机会，可是这种关系在1990年发展到了极限。

叶利钦虽然退出了苏共，可是，他并未因此而失去俄罗斯议会议长的职务，这就等于告诉了社会精英们，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再是展开职业生涯的前提。在1990年的最后四个月中，在日内瓦国际组织里工作的14位苏联官员都脱党了。组织部在提交给中央领导层的一份备忘录中汇报了日内瓦的情况。这份备忘录的起草者充分认识到了在这一新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他们相信罪魁祸首就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得知，日内瓦的部分苏联人和叶利钦团体以及反对派关系紧密，他们甚至正酝酿在日内瓦建立反对派——“俄罗斯共和党”的分支。

背叛不止发生在日内瓦。苏共中央得知跳出社会主义大船的现象不仅在日内瓦十分突出，在纽约、维也纳、巴黎、内罗毕的苏联外交使馆和社区也显而易见。苏共中央机关——位于莫斯科的外交部，也表达了外交服务去政治化的诉求。中央官员准备谴责这些知识界特权分子因贪婪无度而发起的造反。根据苏共中央的备忘录，这些前共产党员拒绝用“硬通货”支付党费，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给自己的收入增加了额外的税负。这么说也有据可循，因为这些在苏联国际组织工作的官老爷们，确实对政府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予以没收而普遍心存不满。他们被要求把硬通货收入上交给苏联海外代表处的财务部门，但许多人拒不执行。

有些人根本不想回国。在1989年到1990年，据备忘录记载，有7位在日内瓦工作的官员在任期已满后，拒绝回到苏联。而且，他们私自签订了合同，继续留在海外工作。这些“背叛者”拒绝和苏联驻日内瓦外交使馆保持联系，也不接受使馆管理人员的命令。在苏联对外服务机构和在国际组织工作的苏联人中发生的反叛，表明苏共已经无法使这些在意识形态方向对苏联幻想破灭的管理阶层行动一致了。一旦得到肥差的人不再申请入党，而且开始脱党的话，苏共的厄运就开始了。[1]

叶利钦的退党没有让他失去任何特权。他宣布退党时，已经是俄罗斯议会的领导人了，他拥有丰厚的薪水、宽敞的办公室和配有专职司机的豪华轿车。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位在新的民主机构中任职的前苏共官员。最初这么做的人是来自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苏共官员，事实上，他们在1990年夏就开始反对中央了。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针对之前的政治制度进行民主改革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即从中央开始改革，并没有赢得公众多少支持。相反，他的改革使得苏联各族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威胁到苏联通过武力而达成的统一。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国内外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

苏联领导人与已经崩溃的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刚刚垮掉的葡萄牙帝国的统治者不同，他们已经在让人惊叹的漫长时间内，在没有帝国外衣的情况下，把非俄罗斯族的国民团结在一起。可是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末戛然而止。

苏联的种族冲突始于1988年初，发生在位于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这场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使那些一度相信苏联国际主义成功试验的人大跌眼镜。就在那年秋天，多达两百万的民众每月都参加民族领导者组织的示威活动，示威主要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索地区。中央政府不得不经常动用武力来平息种族冲突，恢复秩序。

然而，苏联面对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高加索地区，而是波罗的海各省，这些地方1940年被苏联占领，直到二战之后才完全并入苏联。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的独立组织为了显示其力量，发起了“波罗的海之路”（是发生于1989年8月23日的一次和平示威。大约有200万人参与这场活动，他们手牵手组成一个长度超过600公里的人链，穿过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一示威是希望世界能够关心三国共同的历史遭遇——在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三国被苏联占领。该示威也是波罗的海三国追求脱离苏联、各自独立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人链一直延伸和穿越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抗议使得苏联吞并三国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这一占领从未得到美国的官方认可。

就在1989年下半年，立陶宛共产党宣布独立，脱离苏共中央。不仅苏共的权势日渐衰微，苏联这个曾让人引以为傲的国家正在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们的眼前走向没落。那一年，苏联宪法修正案提案引发了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共和国的抗议者们的激愤，主要是因为该修正案授权苏联议会，当发现加盟共和国法律与苏联法律有不符之处，或者加盟共和国单方面决定从苏联分裂出去的话，苏联议会可以凌驾于任何共和国的法律之上。1990年3月，新选举出的立陶宛议会宣布立陶宛共和国从苏联独立出去。到1990年夏，苏联大多数的加盟共和国，包括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都宣示了主权，这意味着共和国法律已经凌驾于苏联法律之上。帝国的外衣——一个自愿加盟的共和国联盟，虽然完好无损，但是，在那些惊慌失措、困惑不解的莫斯科政府官员面前，帝国瓦解的戏剧已经开始上演。[12]

1989年初，俄罗斯不止急切地在俄联邦开展国家动员，活动还越过了它的边界，以此响应发生在波罗的海、摩尔瓦多和其他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的地区民族主义浪潮。这股浪潮很快涌向了俄罗斯，然而方式出人意料。

俄罗斯的自由派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权力据点，和已经宣布主权独立的波罗的海共和国走上了政治结盟之路。俄罗斯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已经借用了波罗的海国家的自由经济的观点，现在，为了提升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他们决定复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策略。1990年春，叶利钦为了竞争俄罗斯议会的席位，提出了“提升俄罗斯主权”的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指的是赋予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叶利钦此举相当明智，扩大了他的受欢迎程度，使得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知识界以外的人也开始喜欢他了。

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之前，包括叶利钦在内，很少有俄罗斯人会把他们自己和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联邦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连自己的共产党和科学院也没有。可是，如果苏共和苏联科学院的总部都在莫斯科，又都由俄罗斯人管理和主宰的话，那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叶利钦在1990年末，接受采访时承认他起初对苏联的俄罗斯属性没有太强的认同感：“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苏联人，而不是俄罗斯人。嗯，我还把自己看作热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人，因为我曾在那里工作。但是，‘俄罗斯’和我的联系并不紧密，就在我还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时，在处理大多数问题时，我并没有询问俄罗斯的机构，而是首先求助于苏共中央，然后是中央政府。”[13]

叶利钦并不是唯一打出俄罗斯这副牌的政治家。他的保守派对手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提议参照在俄罗斯以外其他共和国组建共产党分支的模式，创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正是1989年末，叶利钦和其他激进改革的支持者在苏共内部通过了民主纲领，才在1990年的头几个月，激发了上述想法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