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沙希利·浦洛基)_莫斯科会议（1 / 2）_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山峰即山之巅峰，喻指登峰造极的成就。1953年，两位勇士终于征服了珠穆朗玛峰，温斯顿·丘吉尔随即在英国议会谈及在“万国之巅”实现和平的愿望，“巅峰”一词才进入外交领域。直到两年后，该词被用来形容苏联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在日内瓦的会晤时，它才流行起来。国际政治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词语，用以形容最高等级的外交会议。“峰会”一词恰如其分。

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起，这种会议俨然已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尽管执政者进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的事古已有之，可是在航空旅行的时代到来之前，这种会议实属罕见。飞机不仅使战争发生了革命，对制止战争的外交亦是如此。因此外交活动借助飞机而一飞冲天。

1938年夏，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飞往德国，试图说服阿道夫·希特勒放弃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现代高峰会议由此诞生。二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又强化了巨头外交。彼时，尚未找到对此恰当的说法。

高峰会议在冷战期间发展至顶峰，赫鲁晓夫会见约翰·肯尼迪，随后，勃列日涅夫会见了理查德·尼克松，这些举动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可是，直至冷战行将结束之际，苏联才采用了这一西方说法。

1991年夏，正值莫斯科和全世界都处于剧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变之际，苏联媒体扬弃了它们青睐有加的词语——“最高水平会议”，取而代之的是英语“峰会”一词。这一胜利“得不偿失”，在接下来的10年间，“峰会”一词实际上从国际关系中销声匿迹。[1]

1991年7月30日至31日，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根据安排与第一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水平会晤”，尽管苏联人已经不用这套外交辞令了。此次峰会筹备期颇长，可是最终见面时间却是在会晤前几周才决定的。直到最后时刻，苏美专家们发现对于两国总统将在莫斯科签署的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具体到每个细节是如此艰难。布什希望尽快签署，因为无人知晓戈尔巴乔夫将留在克里姆林宫多久，更无法预知达成协议的机会是否会稍纵即逝。

白宫将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披露给媒体，并且称其为后冷战时期的第一次峰会。乔治·布什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签署的协议，旨在使两个超级大国建立互信与合作关系。协议从诸如核武器等敏感议题入手。历经9年谈判，《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才最终摆上了签字桌。该协议要求削减核武器总量的30%，以及苏联洲际导弹的50%，这些导弹主要是对准美国的。长达47页的条约之外，还包括数百页的附加协议，两位总统不仅赞成控制军备竞赛，更要着手削减军备。[2]

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始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对抗几乎将整个地球拖入核战争边缘，如今，总算要结束了。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德国开始了统一进程，此时，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辛纳屈主义（又译为西纳特拉主义，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用来戏称其允许周边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自己决定自己的内政的政策名称。这个名称来自于法兰克·辛纳屈的歌My Way——苏联允许这些国家走自己的路。），允许莫斯科的东欧盟国“走自己的路”，它们最终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怀抱，冷战冲突的核心随之瓦解。苏联军队开始撤离东德和该地区其他国家。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核武器库却未动分毫。俄国著名剧作家安东·契科夫曾言，若是戏剧第一幕的舞台上放了把枪，下一幕它将开火。两个超级大国已在全球舞台上布满了核武器，迟早会有某位演员在第二幕擦枪走火。

核武器是冷战时期必不可少的元素。一方面，它可能引发的后果危险至极；另一方面，最先拥有核武器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还从未发生过直接与公开的对抗，核毁灭的风险不堪设想。

分裂的德国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角逐的中心，尽管苏联的常规部队在中、东欧地区有压倒性优势，这些地区曾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占领，随后倒向了社会主义，然而，美国在1945年夏就掌握了核武器，所以，面对这一切，美国人泰然自若。美国人觉得很安全，苏联人的感觉必定相反。于是，他们加紧了核武器研制工作，成功地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上的两个核强国，正走在冲突对抗的道路上。他们都希望研发出新一代的核武器，以此超越对方。20世纪50年代，美苏都发明了威力比原子弹更猛、更难控制的氢弹。当苏联人在1957年秋天成功地将“伴侣号”人造卫星送至太空轨道时，说明他们的导弹已经可以直接打击美国本土了，世界自此进入了新的、更加危险的时代——超级大国美苏对抗的时代。

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对于和西方展开对话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们高高在上，苏联人首次将不载人卫星和载人卫星发送至预定轨道，因此，苏联继任领导者比斯大林更加难以预测，也更加危险。

直到1962年10月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执政下的两个超级大国才发现他们已处在了战争的边缘。此时，美苏竞争蔓延至全球。竞争始于东欧，苏联人一旦占据此地，再不愿放手，随着中国在1949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几年朝鲜长久地分裂了，美苏竞争延伸到了亚洲；英法帝国在20世纪50年代走向崩溃，使得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也有机会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对象；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为了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意识形态的鼓舞而倒向苏联以后，拉丁美洲也沦为战场。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彼此妥协下解决，苏联人同意把导弹撤出古巴，美国人则把导弹撤出土耳其，可是，这段经历深深震撼了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必须做些什么缓解紧张的局势，减少核战爆发的危机。于是，两位领导人在1963年签署了首项旨在控制核军备竞赛的协议——《有限核禁试条约》。

经过8年的谈判才有了这份文件，虽然刚刚起步，内容确实很温和，但毕竟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从那以后，尽管两个超级大国仍在全球进行较量，从越南到安哥拉，“代理人战争”在全世界打响，可是，它们就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从未间断，还从“共同毁灭原则”中找到些许安慰。依据该原则，敌对国双方如果都拥有足以把对方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的武器，就必须进行谈判，这样才能保住两个国家。

尼克松于1972年5月飞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则于1979年飞往维也纳，又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两份条约都规定了核武器生产数量的上限。但是，后一份条约签署后不久，苏联就入侵了阿富汗，美国则在次年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继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试图在越南溃败后重塑美国精神和国际影响力。在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逝世后，克里姆林宫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国际局势陡然紧张起来，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冷战恐怕第一次要变成“热战”了。[3]

1983年9月1日，苏军在库页岛附近击落了一架载有269名乘客的韩国客机，其中包括一位美国国会议员。随后他们等待来自美方的报复。就在这个月稍晚的时候，在莫斯科附近的苏联防空部队司令部，空军中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洛夫在雷达屏幕上发现目标，显示有一枚导弹正向苏联飞来。他随即发现同一方向好像有四枚导弹。他怀疑是电脑故障，因此没有上报长官。如果他报告了，那么两个大国间的核战争也许就此变成现实。实际情况是，太阳光线和云彩罕有的排列方式，使苏联的预警系统出现了小故障。彼得洛夫随后被捧为英雄。可是，促使他拯救世界免于核战的原因，不是他不相信美国人会首先发动攻击，而是他认为美国人进攻时，会让成百上千枚导弹打头阵，而不是只有一枚或四枚导弹。在众所周知的彼得洛夫事件后，苏联人依旧等待着美国的报复。[4]

同年11月，苏联误认为北约在欧洲举行的代号为“Able Archer”的军演是为即将到来的核战做准备。他们所有的海外谍报机构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监视着即将来临的核决战信号。同一时间，上亿美国人观看了制作粗糙的电影《浩劫后》，该片讲述了生活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居民应对核武器袭击后的故事。许多人认为正是这部电影改变了里根总统对苏联的措辞。

尽管在1983年3月，他还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但是在1984年发表的著名演说“伊凡和安娅”中，他谈到了美苏人民对于和平共处的渴望。1984年1月，他向颇感诧异的国民说：“请随我一起设想一下，如果伊凡、安娅发现他们和吉姆、萨利在同一候车室，或是站在同一屋檐下避雨，而且彼此之间没有语言障碍，那么，他们还会争论彼此的政府有什么不同吗？还是他们会发现大家都在谈论孩子或是生活呢？”[5]

苏美关系的改变不只在措辞上，这一关系的焦点已从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利益转向了普通百姓的权益。对此，老布什比别人更深知这一点。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已经参与制定美国的对苏政策，并且坚持要尽量负责任的立场。

1924年6月，老布什生于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参议员之家。年轻时的布什在听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新闻报道后，推迟完成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加入了美国海军。在19岁那年，他成了美军中最年轻的海军飞行员，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完成了58次飞行作战任务。就在1945年1月他即将从驻扎在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退役之际，布什和年仅19岁的芭芭拉·皮尔斯结婚了，婚后共育有六子。他们的长子乔治·沃克·布什生于1946年，他就是日后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这一年，老布什在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

老布什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学业，考虑到他的出生和成长环境，没有人想到老布什会将全家搬到得克萨斯州，开始从事石油贸易。在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政之前，他已是一位专门从事近海石油开采的石油公司总裁，一位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

布什的国际事业始于美苏关系将要缓和的黎明。1971年，尼克松总统任命这位来自休斯敦的45岁前共和党议员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随着他的上级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老布什发现在由尼克松发起的中美恢复邦交这件事上，他竟扮演着首席设计师的角色。随后，他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一职，共履职14个月，促使中美建立联系，这么做主要是针对苏联的。1976年，布什回到了华盛顿担任了中情局局长，主持美国在安哥拉进行的秘密行动，旨在推翻由古巴支持的安哥拉首位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组建的政府。1977年至1979年间，布什作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亲眼目睹了在卡特执政的最后几年中苏美关系的恶化。

1981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成为美国的第43位副总统。这时作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突然使华盛顿方面的反苏言论变本加厉。他还致力于提升美国军力，鼓舞因越战失败和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而受挫的民众士气。但是，里根也在寻找可以与之对话，以削减双边核武器的苏联领导人。因为苏联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在他面前去世，所以，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

就在里根首先提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想法后不久，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逝世。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苏联克格勃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在1984年2月又紧随他的脚步，辞世而去。而安德罗波夫的接班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又于1985年3月逝世了。老布什作为美国的代表出席苏联领导人的葬礼，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他成了莫斯科的常客。在国内，他因这句名言而广为人知：“你死了，我就飞来。”正是在1985年3月的契尔年科葬礼上，老布什第一次遇见并且问候了一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当时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6]

1991年7月，老布什首次作为美国的最高领导人飞往莫斯科，因为他已在1988年赢得了总统一职。他此行的目的不是参加葬礼，而是和一位重要而精力充沛的苏联领导人进行磋商。其间，苏联正发生着巨变。在一份总统团队为其签署削减核武器协议而准备的演讲中，老布什提到：“自从1985年我上一次拜访莫斯科以来，我们目睹了欧洲的开放和因互不信任所造成的世界分化的结束。那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联领导人，启动了多项至关重要的改革，他的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现在，在美国，每个人都至少认识两个俄语词——‘公开性’和‘新思维’，在这里，人人喜欢一个英语词——‘民主’。”[7]

老布什66岁的妻子、满头银发的芭芭拉女士和他的团队成员陪他一起前往莫斯科。莫斯科时区要比华盛顿时区早8个小时，所以横跨大西洋向东飞行既偷走了乘客的睡眠，又偷走了乘客的时间。飞行中，老布什就想补上他丢失的时间，不睡觉，而是阅读随行人员替他准备好的峰会召开前几日的报纸。

7月29日，在温暖的莫斯科之夜，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布什夫妇受到了苏联新任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的接待。在苏联的三天访问中，美国总统日渐喜欢上了这位谦逊而低调的主人，他履行着礼节性职责，但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的状况，可能使老布什想起了自己作为里根政府的“二把手”在白宫中度过的那段孤独岁月。当总统车队到达莫斯科时，暮色已沉，老布什回忆说：“有些人在挥手，我们打开车内的灯，这样能使里面亮一些，好让老百姓看清谁在里面。但看外面就费劲了，好几次我们对着灯柱不停挥手，真是好笑。”[8]

在夜色下，幽暗的莫斯科街道上缓缓行进的总统车队，恰恰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峰会。美国外交政策的绿灯已经亮起，期待颇高，可是，在苏联国家飘摇之际，很难看得清楚。再三踌躇之后，戈尔巴乔夫似乎要继续坚定地推进改革和苏美合作，他似乎越来越坚持要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顾问，其中包括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和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却都反对向美国请求援助，主张集权统治，他们的主张背离了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民主化改革目标。军方也反对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削减苏联军力方面做得太过，但是却换不来美方的任何回报，或是回报少得微不足道。

最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出现了越来越自信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其中一位就是俄罗斯备受瞩目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他将与老布什在莫斯科会晤。

美国总统还将飞往基辅，会见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领导人。苏联的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人之手，不再由莫斯科单独掌控。苏联的权力日益分散，此次峰会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就是现实的写照。老布什不得不试图忽略苏联新兴政治大厦波坦金式的外表，从而展望未来。美国总统已多次与他的顾问探讨这些问题，现在是他拿定主意的时候了。他最急迫的问题是怎样帮助戈尔巴乔夫继续执政，把苏美蜜月期维持下去。

戈尔巴乔夫对此次峰会的期待很高，这将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老布什的第三次会晤。他曾于1990年5月底6月初前往华盛顿，拜访美国总统；1991年7月中旬，他们又在伦敦举行的“七国峰会”上，进行了磋商。每一次，戈尔巴乔夫都请求老布什提供经济援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感兴趣的不仅是金钱，因为他急需提升自己在国内低迷的支持率，所以，国际舞台是他最能有所斩获的地方。此次峰会可以提醒苏联民众，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舞台的领导者。

生于1931年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首位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苏联领导人，他比老布什年轻7岁。和老布什一样，他也是一个“南方人”，来自苏联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紧临不安分的北高加索地区。他也和老布什一样接受了精英教育，从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后，最初并不在首都工作。至此，他们生活的平行线就戛然而止了。

老布什来自美国政治贵族家庭，而戈尔巴乔夫出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双重移民的农民家庭。他的俄语发音一直不标准，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南方口音，还常常夹杂着乌克兰语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个特征，莫斯科的精英分子把他视为乡下来的新星。在莫斯科，年轻的米哈伊尔和他的同学赖莎·季塔连科结婚了。她本人也是苏联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赖莎的父亲是来自乌克兰的铁路工人，母亲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农民，她就在西伯利亚出生和长大。与老布什夫妇育有六个孩子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名叫伊琳娜。

戈尔巴乔夫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他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并在共产党机构中表现很出色。根据老布什的莫斯科简报摘录的戈尔巴乔夫简历的内容：“戈尔巴乔夫早年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党内担任职务。1970年，年仅39岁的他就担任了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区委第一书记，在他被任命为苏共书记之前，一直担任此职。”

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管理精英中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并且与之建立了联系。这两个人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有着直接关系。一位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守护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另一位是克格勃的掌门人，日后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正是靠着这两位盟友，戈尔巴乔夫才有可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日薄西山之际，走向了莫斯科。[9]

直到1979年戈尔巴乔夫到莫斯科担任分管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除了偶尔跟随中低层的党的代表团出国考察外，他几乎没有参与任何外事活动的机会。然而，他学得很快，尤其是在安德罗波夫短暂任期中他赢得了更加重要的职位，直至1985年3月就任国家最高领导人——苏共总书记。主张自由政策的莫斯科顾问终于发现这位高层人物已经准备好倾听意见，并且愿意冒险尝试改变国内外现状。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拥有相对宽松的，如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早年那样的亲善政策。他们私底下也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仰慕者。“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者企图建立“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但是最终被苏联军队镇压了。

赫鲁晓夫公开谴责了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的恐怖行为，这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影响，因为他的祖父母就曾被斯大林时期的警察逮捕过。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室友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则是“布拉格之春”的策划者之一。戈尔巴乔夫不仅是一位难得的倾听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行动者。

在内政方面，戈尔巴乔夫开启了“改革”——确切地说是“重组”，以此弱化苏共对计划经济的控制，同时引入了一些市场要素。他还启动了“开放”政策。“开放”一词借用了苏联反对派的说辞。他这么做，弱化了苏共对媒体的控制，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在外交方面，戈尔巴乔夫重新采用了勃列日涅夫的亲善政策，不过最终他完全抛弃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干预东欧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让里根和老布什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位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死在他们的前面，而且准备就削减核武器进行磋商。戈尔巴乔夫就任后不满一个月，就终止了在东欧地区部署苏联的中程导弹，几个月后，他邀请美国方面一起将双方战略性核武器削减一半。

1986年11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差点签署了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这可着实把他们的顾问吓倒了。阻碍美苏签订协议的绊脚石是里根坚持要发展他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戈尔巴乔夫认为，倘若美国人真将此计划付诸实施，苏联将处于不利地位。和谈因此陷入僵局，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暗无天日的冷战岁月。

可是，谈判还是重启了。苏联“氢弹之父”，同时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使戈尔巴乔夫相信，“战略防御计划”不过是里根总统的黄粱美梦。1987年，苏联领导人飞往华盛顿签署协议。该协议通过了限制美苏核武器发展和拆除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的内容。如今时间来到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拿着“欧洲导弹”制造的钢笔，打算签署一份新协议，根据协议，大西洋这一侧的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和另一侧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远程核武器数量都要削减。[10]

就在莫斯科峰会召开前的数月，这位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捍卫他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尽管苏联领导人和他的顾问，以及国内外那些善意的人们都坚信没有苏联的民主化转变，苏联的体制改革难以进行，然而，在实际中，苏联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没有很好地协调发展。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旧的经济结构，可是新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更未见成效。

另外，苏共结束了对媒体的垄断，并且自1917年以来首次敞开公开批评的言路，政治的公开性激怒了党内人士。而且，随着经济愈加困难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戈尔巴乔夫受到党政干部和改革派的双重抨击，因为改革派主张参照波兰和其他苏联前东欧盟国的模式，进行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