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论坛”系列讲座之十六

时间：2011年4月28日晚

地点：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活五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

各位同学老师，各位来宾，我们今天晚上很荣幸请到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专家袁伟时先生。今天这场报告会是我们复兴论坛的第十六讲，论坛已经进行到第三年。复兴论坛是由兴业全球基金提供支持，由中科大人文社会学院和校友基金会联合承办，它的宗旨是“心怀天下，复兴中华”，心怀天下指的是视野和心胸，而复兴中华并不是沙文主义的复兴中华，只是说，希望从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反省、反思、提炼中，走向未来。

关于袁伟时我们在海报上已有基础介绍，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有了解。他是中大哲学系的教授，但他的主要研究，相当长的时间集中在中国的晚清到民国，他有一系列的著作，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思考以及所秉承的理念，也曾经在国际国内引起很多关注和讨论。袁先生今天主讲的题目是“重新审视北洋时代”，他讲课的风格是希望能够多交流多提问，他觉得这样会有比较多的激荡。希望各位就这个专题有些想法提出来交流。

袁伟时：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聊天。

跟做自然科学研究或者技术的朋友聊天，好像特别容易沟通。去年十二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做了个报告，来了很多老专家。有些人直截了当说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解答，到最后，一位老先生叫董光弼教授最后说同意我的意见，我感觉非常高兴。

今天下午几个小时跟吴明卫教授和其他几位教授一起聊天，他们的见解很深刻。上个月我到香港参加两个思想沙龙，一个在香港大学，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印象很深的是，两所学校的校长都来听，老师也来听。你们的朱清时院士到深圳办南方科技大学，他的理念我认为非常高明，对中国的教育思想是很尖锐的冲击。所以来到这里向你们学习交流，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想，你们多数人过去对北洋政府和那个时代的认识恐怕是错的。错在哪儿？一般讲“北洋军阀时代”，这个词的表述就有问题。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前面那段，1912年到1927年是不是全是军阀统治？这就有问题。另外，一般还认为这段时间是卖国的，经济落后，整个国家很混乱。这个说法有些是对的，比如当时跟国民党统治时代一样有多次内战，其他方面基本上都错了。

举例来说。首先，这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良好的一个阶段。1912年到1920年这段，中国的工业增长平均每年是13.8%，不错吧！从1912年到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是9.2%，不简单吧！是这样一个时代，怎么能够说经济很糟糕？糟糕的只是，那时政府的财政收入经常不平衡，要借外债来平衡，但那时的税收低得惊人，平均只占GDP的4.6%。现在我们的税收，政府说占GDP的20%，但这只是税，中国还有种不合法的税叫作“费”，政府部门可以随便收费，税和费加起来总共达到GDP的30%左右，等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的税收水平。他们的税收高，大部分用于民生的保障，福利也好。中国不是这种情况。

北洋那时的政府困难，是因为它税收很低，这也无法相比。那时为什么这样？很简单，政府不管，让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就发展起来了。政府没有拿出大把钱投资，因为本身收入不高，而且常常连公务员或大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税收太低，经常要借外债。

文化领域。到现在为止，思想文化最辉煌的年代是北洋政府统治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立起来了，以蔡元培为代表，1912年民国政府一成立，他做教育总长，上任第一件事是废除读经，说读经与信仰自由不合，应该废除。后来出任北大校长，推行教授治校，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个主张在制度上加以保证，学校确实由教师会治理。这个制度不但大学纷纷仿效，而且一些中学也仿效。现代大学制度在北洋政府时代建立起来了，跟国际完全接轨。后来西南联大的学风不过是北洋时期的延续。那时民办教育也有很突出的成绩，其中著名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都是那时民间自己办起来的。

除了这个，所有中国的现代学术文化、现代科学，都在那时起步发展起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大师们，都在那时涌现出来，包括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后世再没能出现一整批能比得上他们的大师，因为他们的学术制度是自由的。

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最突出的一个成绩还有言论自由。当时在报纸上主张推翻袁世凯政府的比比皆是，基本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即使出现个别事件，整体上还是没问题。举个例子，1922年中国报业联合会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现在政府有些法令限制新闻自由，按照约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下位法应该服从上位法，宪法、约法是至高无上的。根据约法，你们那些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完全无效，所以我们宣布即日起不承认不执行。

不但新闻界这样，民间社会发展也很好。商会不但有自己的报纸，还有自己的武装，消防等民生设施都是由商会自己管。在强大的民间社会基础上，政府不敢随意践踏百姓。它的学术文化最自由是不是有根据？

政治上表现在，三权分立的体制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学后来苏联，搞了个“党国体制”，党和政府不分，以党治国，国民党要领导政府，取消了民选的国会，并限制言论自由。他们宣布，“总理遗嘱”就是中国的宪法，谁都不能批评，然后推行党化教育、党化司法。胡适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之间拍案而起：为什么我们连上帝都可以批评，孙中山不可以批评？！而北洋政府统治下没有这样的情况。

文化教育上是这样，政治上三权分立体制建立起来了。那有没有问题呢？有人攻击北洋是卖国政府，是不是卖国，以事实为例。

第一，二十一条。在这条上，袁世凯没有卖国。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他坚持了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立场。日本人强迫袁世凯接受的二十一条当中，以第五条最厉害，第五、六、七款说，你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请日本人做顾问，使用的武器或者向日本采购，或者由两国联合制造。袁世凯当即说，这条绝对不讨论，侵犯中国主权太厉害。对其他条款，他也尽可能抵制，比如日本商人在中国购买土地，袁世凯也说不接受。结果二十一条讨论下来，最后不得不让步接受的有十条左右，二十一条只是最初提出的。签订以后，袁世凯马上召开会议，上下一条心想办法拖延，实际上二十一条是没有执行的。“二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曾经为大英百科全书写关于日本的词条，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百年激荡史》，里面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说，日本人除了遭到骂名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收益。所以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没有犯错误。这个不是我袁伟时一个人讲，史学界多数人都持这种看法。

第二，袁世凯死了以后，段祺瑞也被称为卖国，他借日本人的钱，贷款共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被说成丧失国家主权，是被日本人利用了。实际上，当时换任何人主政都不能不借外债，但这一亿多，是从清末到民国最优惠的一笔贷款。因为当时中国政府的信用不好，往往借一百只能拿到九十，但这笔是实数支付，而且利息很低。所以，说段祺瑞卖国也没有根据。

还有其他事情这里不讲了。但有一条，收回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大家知道“五四”运动是因为山东问题而起，怎么解决的？是在北洋政府时代，1921年末到1922年2月，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在华盛顿开会，讨论怎么解决中国问题，一致同意要尊重中国主权，逐步解决不平等条约，并且在会上达成了协议，首先青岛要还给中国。结果青岛和山东主权被收回来了。

还有关税自主和司法自主问题。当时中国的司法因为有领事裁判权也不能自主。华盛顿九国会议决定要另外开关税会议解决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正是在段祺瑞最后一次出任执政，1924年到1926年初那段时间，开了关税会议，结果达成协议，从1929年1月开始，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但是，由于国共操纵学生造成冲击，这个已经达成的协议没有最后签字解决，1928年国民党执政以后，才正式签字实行，但还是按照北洋时代谈妥的条款。司法权收回也是北洋政府时候开始的。当时有个地质学家叫丁文江，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创者，孙传芳找他商量现在上海租界的问题怎么解决，要建立一个大上海，怎么办？丁文江说我不想做这个事，我想办军校；中国为什么一再出现混战局面，就是因为军人没有现代知识；我来培养军人的话，就要让他们懂得现代历史、现代政治，让他们懂得人文社会科学，了解这些东西，然后也学军事，这样培养出来的军官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利益。孙传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让他把上海搞好，我是督办，你来做总办，怎么做我都支持。丁文江于是开始规划上海，做得非常漂亮。其中一个成绩，就是通过交涉，将上海的司法权收了回来，将领事裁判权废除掉。这样的政府是卖国政府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这个断言是不成立的。

确实北洋时期有问题，问题在于军阀混战。在袁世凯时代，因为袁的威望很高，没有人敢反抗，全国是统一的。袁世凯死后，因为北洋政府练军不是按照国家军队去做，马上就面临分裂。北洋本身内部分裂，冯国璋与段祺瑞分裂，打了起来，但那只是一方面，打起来的规模也不大，另一派是上海，整个基本局面是比较稳定的。

问题出在国民党捣乱，有很多具体事实。

第一，袁世凯时期，1913年3月20号国会前夕，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当时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代理理事长。孙中山则表示要去修铁路，说十年要修二十万里铁路，中国到现在也没有达到这个数字。是谁将宋教仁杀死的？现在史学界研究，越来越多人同意，一方面袁世凯政府有人，包括国务总理赵秉钧和秘书洪述祖，他们想通过上海的青帮头应夔丞杀掉宋教仁，因为宋教仁想做国务总理，与赵秉钧等有利益矛盾。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有矛盾。上海是陈其美的范围，陈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为什么宋案发生后，为什么那么快抓到人，又为什么很快从监狱出来，又很快被毒死，只有陈其美才有这个能力。当时大家都以为是袁世凯干的。1914年在上海虹口公园落成宋教仁的石像，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字，他说：究竟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讲真话天会谴责，讲假话也不允许。没办法，只能留给后来的优秀史学家解决。这里话中有话，当时都认为宋教仁是被袁世凯所杀，不对，这里另有内幕。于右任在事件发生前后包括宋教仁临死都在场，完全知道内幕。现在的研究证明，两条线合在了一起。我的文章《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摧毁了民初宪政》里面进行了具体论证，博客上有全文。

第二，袁世凯死后，本来国家可以安定了，但国民党孙中山在广东搞了个护法政府。护法政府本身是不合法的，因为国会议员八百人，到广东只有两百多议员，达不到法定人数，但是一直搞了四五年，造成国家分裂。到二十年代，非常国会通过决议，要设立七个总裁与孙中山共同具体领导，孙中山就不愿意了，跑去了上海。后来依靠陈炯明从福建打回广东，国民党又有了势力范围。对于全国统一，多数省份认为不要打仗了，由各省自己解决问题，然后逐步联合起来。孙中山说不行，一定要统一要北伐，陈炯明说财政支付不了这样的战争，孙中山就撤掉陈炯明总司令和省长的职务，陈炯明的部下不服，于是有了1922年6月16号的炮轰总统府事件，把孙文赶出了总统府。不过1923年孙中山重新回到广东，还是要北伐，他不愿意接受和平统一的方针。国家乱就乱在这里。假如用正确主张统一全国也好，但他的统一有些什么呢？他在广东搞党化教育，说黄埔军校是武学堂，广东大学是文学堂，学校都要成为国民党的工具，跟现代教育背道而驰。后来北伐，由苏联出钱、出武器并派出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提供帮助，统一了全国，结果带来的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将在广州实行的取消新闻自由、取消国民党内自由等措施都写在党章上，规定总理对国会决议有最后决定权，这不是独裁专制是什么？国民党就是这样干的。乱就乱在这里。

最后一乱，是中国二十世纪灾难的最后引爆，是在段祺瑞最后出任执政期间发生的。北洋时期已经初步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架构，但是，所有的现代政治都有一个完善过程，制度设计不合理，就必然有腐败过程，对腐败要通过内部的完善逐步解决。北洋国会腐败的最高表现是曹锟贿选，将国会变成了“猪仔国会”。曹锟是想过总统瘾，其实他做总统一年多，并没有做大的坏事，但是破坏了整个制度。于是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三方联手，通过冯玉祥倒戈，将曹锟政府推翻了。段祺瑞出面做了执政，总统总理都是他，都是临时的。1924年10月，段祺瑞出山，提出自己的治国纲领，步骤包括：召开善后会议，全国各方商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善后会议后，筹备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以美国费城会议为榜样，制订中国的宪法，解决中国怎么成为美国式的联邦政府。这个主张以美国为榜样，对不对？到现在美国还是最民主最有生命力的国家，完全对了，但又被孙中山国民党破坏了。孙中山先说善后会议代表不够，没有民间团体代表，段祺瑞马上改，让各省的商会、教育会、工会等团体派出代表，担任咨询委员，正确的意见同样接纳。政府本来要有妥协，但对本来想捣乱的，妥协也是不够的。孙中山又说开国民代表大会才正确，其实国民会议和国民代表大会完全是一回事，反正不是他主导的就不行，国民党于是坚决不参加会议，造成了分裂。同一时期，关税会议同时召开，决议草案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三·一八”事件。

“三·一八”事件的实际情况，不是我们过去被告知的那么简单。当时在河北天津塘沽等地发生冲突，张作霖要派军舰进来支持他的盟军，直系反对，双方就在那里冲突，国民军派人布防封锁了大沽口。但按照当时的条约这是不允许的，于是列强抗议，这一抗议，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包括李大钊，就联合起来，说凡是武装失去的，我们就要武装收回，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其实他们就是要捣乱，而不是想实在解决问题。但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其实都是行不通的。于是一次两次游行，包围了执政府，也包围了段祺瑞的住宅。在这样的情况下，卫队开枪打死了十几人。这当然是惨案，是北洋政府的罪恶，但要看到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国共一些人合作，不顾现实情况，设下陷阱，让北洋政府犯错误。段祺瑞当时不在现场，也不是他下令开枪，事后他说事件跟国民党有关，通缉国民党的组织人员，同时下令抚恤学生家属。冯玉祥的国民军又再次发动政变，段祺瑞于是于四月份下台了，按照费城会议的模式挽救中国的机会也丧失了，带来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