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不能乱。特别是各地的商会纷纷发表意见，你们不能乱。一乱我的生意就没得做，损失太大。辛亥革命的时候说是有损失，还能将清朝皇帝拉下来，你现在乱了没意思。民心思定。

2.宋案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当时也确实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3月20日晚上10点，宋教仁被暗杀。三天后，就先后将凶手应夔丞、武士英抓获，并搜出应夔丞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来往电信。4月27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把这些电信公之于众，全国舆论哗然，都知道这件事是袁世凯及其爪牙干的。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给北京地方检察厅，说委托贵厅协助将国务总理赵秉钧解送到我这里来！请大家翻一下中国的历史，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地方的司法机关，传当朝宰相来受审。我想迄今为止这是空前绝后的。20世纪没有。20世纪以前我的记忆里也没有。这说明通过司法途径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案件。即使不彻底，在政治上，也可赢得巨大胜利。

但是孙中山政治经验不足，革命意识很强。他说不行，我要动用武力反抗，搞“二次革命”。一征求意见，上海的陈其美说不行呀，我力量不够呀。再征求胡汉民、李烈钧等实权人物的意见，也说力量不够。为什么辛亥革命的时候要让袁世凯做总统呢？很简单，就是力量对比处于劣势，临时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没有钱，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到这个时候形势更加严峻。可是，孙中山不计后果，还是要起兵。下面不听怎么办？当时上海附近孙中山唯一可以调动的一支部队，是驻在南京的一个师。那个师长也认为不行呀，不能打，力量太悬殊了，怎样打呀。结果孙中山拿出钱叫人去唆摆下面的军官，要他们坚决起兵反抗袁世凯，说你那个师长不听话的话，就给我宰掉他。但是下面的军官跟那个师长关系很好，对这个师长说：孙中山派人来了，说你不起兵的话就宰掉你，那个师长为免自相残杀，只好含泪决定起兵。黄兴最初也不同意，说肯定要失败，不能这样干。但是最后为了尊重孙中山，带着章士钊他们到南京去，宣布起兵讨袁。好了，这个“二次革命”一打，不到一个月全军覆没。

更严重的后果是这样一“革命”，授人以柄，把国会摧垮了。袁世凯趁机宣布国民党是非法政党要解散，凡是国民党的议员都撤消议员资格。国民党是国会的多数党，这样一来国会不够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完了。袁世凯就另外成立一个参政会。他名义上也是讲民主呀，成立“参政会”！但找的都是乖孩子，听话的。你是“参政党”，来参政吧，很光荣！到后来袁世凯想当皇帝，就是这些“参政会”的所谓参政的参议员吧，他们上书袁世凯说：你英明伟大，四海同钦，应该当皇帝！袁世凯假意推诿说：不行，我不能当皇帝。这些参政诸公心领神会，一而再、再而三上书袁世凯，请总统大人俯顺民心、体察国情，终身执政，当皇帝。他们还假造民意，御用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所谓公民意见，御用团体一再递交请愿书，说袁总统怎样德配天地，怎样能干，怎样应该当皇帝！专制政权机关及其爪牙玩弄这一套驾轻就熟，易如反掌！假如国民党不走这条错误的道路，它还是国会的多数党，这些无耻勾当能演出吗？恐怕不行。那样，袁世凯的皇帝就很可能当不成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野党不成熟，还是革命造反派的劲头，没有及时将革命党转型为民主政党，不懂得应该坚持和逐步健全议会民主，珍惜来之不易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推动整个国家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也不能够体察民意，按百姓的意愿通过民主、法治营造长治久安的局面，让老百姓利用经济自由发展工商和其他事业，改善生活。历史大反复就无法避免了。

在野的力量当然不止国民党，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民间各种独立自主的组织。清末不是预备立宪吗？是什么力量牵制它，使得清政府要走这条路呢？除掉国外的压力，国内主要是三方面的力量：

一个是商会。国内的经济发展很迅速，商会也相应地迅速增加。到辛亥革命时已经有1000个；辛亥革命后每一年还以100个的速度增加。这些商会都是独立的，刚才讲过都是有力量的。遇到问题，它才不管你政府怎么看，它认为对我做生意有利的是这样，它就发表通电宣布自己的主张。报纸也如实登出来，真正表达社情民意，也跟踪报道政府有何反应，评论这些措施是对还是错。那样就形成很强大的压力。

另外一支是知识分子力量。知识分子那个时候结社很容易，办报也很容易。国内外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出来讲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各种各样的主张。知识分子的意见通常比那些商会更厉害、更尖锐。很多很有名的政论家出来了。

再一个是各省的咨议局。虽然不是通过普选产生，但进入咨议局的议员大都是各省很有威望的士绅，维护地方公益的愿望很强。他们的独立性很强，绝对没有当橡皮图章的意识和习惯。他们是清末民初各省政治活动的中心。

这些都是牵制力量。这些力量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有紧密联系，说得准确一点，他们就是构成立宪派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开始组织政党。除了大家熟悉的所谓保皇会之外，1907年成立了“政闻社”，名义领袖是马相伯，实际领袖是梁启超。他们跟国内的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结合起来，领导清末的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声势非常浩大，到后来迫使清政府宣布从原来以九年为期开国会，缩短为五年，在1913年提前召开国会。结果1911年就爆发辛亥革命，差了两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公布所谓“十九信条”（宪法），那是完全符合现代宪法要求的。但是晚了，你早不说，你早半年说，中国就不会闹出那么多事了。不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误国害己。

辛亥革命后，这些牵制力量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清末能够迫使清政府走向宪政道路，辛亥革命后就不行了？一方面国内的商会还在活动，也发表自己的政见，但是它没有进一步组织起来。原来代表他们的立宪派，后来成为“进步党”。但是这个党也走错路。路怎么走错呢？一开始梁启超就认为中国的民众水平不行，文化程度太低，政治水平太差了，民智未开。所以中国不能够搞民主，只能实行“开明专制”！其实这个基本判断大错特错了。中国所以不能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不能富强，不能现代化，关键在官智未开。执政的那些人水平太差了，太蠢了，没有把制度建设——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保障公民各项自由，看作国家盛衰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在这个地方。梁启超没有觉悟到这一条。所以一开始他就寄希望于袁世凯。他在信中赞扬袁世凯辛亥革命后“指挥若定……功在社稷，名在天壤……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袁世凯则吹捧梁启超：“凡所指导而激励之者，皆荦荦大计，而又切于事情，循诵数四，如豁髳雾而见青天，以是知大贤之吐属不同。”140 两人决计合作，实行开明专制。

康有为、梁启超最初鼓吹要“虚君共和”，希望保留皇帝，实行共和立宪政治。假如这个皇帝是汉族，比较好办；是满族，多数人不接受，没有搞成。跟袁世凯怎样合作？梁启超1912年从日本回国，袁世凯立即每月给他三千大洋补贴家用。他要求袁世凯出钱办个大报纸，袁世凯也答应了。他认为这样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化解极端情绪，配合袁世凯施政。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报纸没办成，梁启超直接进入政府做官。他要组织政党，袁世凯一出手，就给了四十万；进步党的经常活动经费也是袁世凯给的。这样梁启超走了一条跟政治强人合作的道路。这下完了。

原因很简单：袁世凯这样的强势人物，不可能将实权交给他人。进步党不是执政党，顶多是做做摆设和工具的“参政党”。袁世凯是大权在握的总统。任何人执政都需要监督。当时梁启超是国内外公认最有煽动力的一个政论家。他不做政论工作，不做监督工作。结果另一批力量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人将他们团结起来。问题不是出在他接受袁世凯的钱。梁启超不是出卖灵魂的人。他逃亡日本的时候，日本政府也供给他呀；但是日本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时候，他就站出来讲话，骂日本政府。日本舆论就说，你梁启超忘恩负义了，当时你逃亡的时候我们供养你呀。梁启超答复他们，那个时候你供养我没错，你认为我是一个爱国志士，所以供养我。假如你供养对了，我是爱国志士，我今天就要坚决反对你。因为“二十一条”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假如我不反对你的话，就证明那你供养错了，你供养了一个坏人。所以接受袁世凯那些钱，他也感觉到心安理得，认为自己不是出卖灵魂。后来的事实证实确实是这样。袁世凯要称帝了，他就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揭露批判非常尖锐。袁世凯知道他要发表文章了，提出来“我给你十万，你不要发这篇文章”，梁启超不答应，不但发表这篇文章，而且叫他的学生蔡锷跑到云南去组织起义。许多讨袁文告都是他写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灵魂是梁启超。但是他觉悟晚了。假如他从1912年开始就做一个忠诚的反对派，团结原来拥护立宪派的那批社会力量，认真监督袁世凯政府，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个监督实际是教育老百姓的过程，也是教育那些政府官员的过程。认真做这个工作，国民的认识、国民的素质就会慢慢提高。不幸，他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走错了路。

还应指出，关于梁启超接受袁世凯津贴，上面只是客观叙述。此事绝不是无可非议的。此事开始于梁启超刚刚回到国内。当时他还没有固定工作，作为总统的国事顾问，给予临时津贴是可以的。我不知道这项津贴何时终止，如果后来还给，那是违法贪财。至于进步党拿袁世凯的钱，则开创了国库、党库不分的恶劣传统。

简单总结一下，辛亥革命为什么会走错路呢？这是由三种力量的状况决定的：

袁世凯本来就是专制政体培育出来的新旧参半的人物。没有力量牵制，必然专制独裁。

孙中山、国民党则没有真正领会西方民主、法治理论，在言行上陷入三大误区：1.不懂政党政治，没有及时将国民党改组为民主政党，忠实履行反对党的重任。2.藐视个人自由，错误地鼓吹“国家自由”，从而既抹杀法治的根本目的——保障个人自由，又抽掉民主的前提和最重要的条件——充分的自由。3.煽动狭隘民族情绪，盲目自大，急急忙忙想驾乎欧美之上，创造中国特有的理论，“毕其功于一役”。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在革命的名义下，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就把中国黑社会那一套变为国民党的党规，留下无穷的祸根。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理论了解较深，但一介书生，却染上策士遗毒，与军政强人合作而一事无成。

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说中国有什么办法能够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呢？当然不可能。所以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认识民主、法治都是外来的观念、外来的制度，这些现代文化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特有的，它具有普世性，必须认认真真学习。

后来有人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是怎样总结的呢？你看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西方那一套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这样总结，我们的教科书都这样写的。仿佛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不配享有民主、法治！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好好学习西方，那些政治家还很不成熟。假如当时的政治家老老实实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虽然最初会有很多腐败，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在各种力量牵制和监督下，会慢慢通过自身的力量来纠正这些错误。不要陷入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动不动说这个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消息：中国不是要搞股票、证券交易吗？没有人才从哪里找？从香港找来。最初找到一个顾问叫梁定邦，一年要一块钱人民币的工资。一个人和他的家属消费有边际性，钱多了没处用，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唯利是图。后来朱镕基总理说再下决心从香港或国外找一些，就将香港证监会的副主席找来，做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她叫史美伦。前些日子有人问她：“你说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监察委员会，是不是要建一个有中国特点的监察制度？”她的答复是：“我不知道什么中国特点，我知道就是要加强监督。”（大意）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乃至每个家庭克隆别人是不可能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在涉及制度性的领域，首先应该承认共同性。例如，在经济领域，企业、银行、市场管理……一味追求中国特点，把国际规则放在一边，在激烈的竞争中，只会弄到企业破产，市场衰败！在学术、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领域，情况也大同小异。总之，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共同性是第一位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是第二位的。后者主要是实现共同性中形式和步骤的差别，这当然要认真对待。而在有些领域，有些特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差别最大的是文化，各民族传统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迥然不同。但保障信仰自由、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基本人权谁也无法阻挡。一夫多妻，通奸就用石头砸死，思想有罪，专制统治，如此等等，能万世不变吗？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违反这些普世适用的现代性的东西，只应放进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归人们研究。最重要是要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中国人不要自由了？不要民主了？不要宪政，不要法治了？走来走去一百多年，回过头来还是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山大学一个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实际上是第一把手，是二三十年代创造社的著名人物，叫冯乃超，他说过一句名言：你们搞什么学术批判呀，思想批判呀，都是无知批有知！确实是这样，无知批判有知。1987年，我们有个报纸发表言论，说你看，这一年中国真伟大。伟大在哪里呢？一个香港回归，另外是新通过的刑法第一次把法治的三个原则（法无明文不得定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引进到中国来了。他不知道大清帝国定的法律，定的新民法、新刑法就有这三条原则了。这个情况不过证明中国九十年代回过头来做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做那时开了个头没有做完的工作。这类情况屡见不鲜！走来走去，还是要回到那个地方。人类文明共同成果是无法抗拒的，不要以狭隘的民族国家情绪去考虑问题。特别是“中国可以说不”呀之类的叫嚣，那些是很廉价、很低级的煽动。真正让老百姓和整个国家得到益处的，是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都要拿来，都要学习。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最重要就是这一条。

我讲得可能太多了。还有二十分钟，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很乐意给大家解答。

1.如何去接受世界文化的共同成果，你对现今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意见吗？

袁：接受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恐怕要首先从了解世界开始，知道人家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样程度。任何人除掉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自己专业工作以外，恐怕要多读一点书，读一点好报刊，那样很有好处。假如要我介绍的话，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来讲，《南方周末》很值得一看。在现在的条件下办成这样的水平，是很不简单的事。我今天刚刚看过昨天出版的《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讲美国怎样走出孤立的道路，写得很好。作者叫丁林，另一个笔名叫林达。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们夫妇三本关于美国的书（《历史深处的忧虑》等），总的书名叫《近距离看美国》。基本内容是讲一个现代国家是怎样运作的。我想我们有一些观念应该转变了，观念不要再停留在姓“社”还是姓“资”、姓“中”还是姓“西”那个水平上，以这样的观念观察和处理问题会害死人的。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就讲资本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因素，就讲那些垄断企业、银行、邮局这些大企业，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一百年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社会主义因素是不是在增加？我想是在增加。香港公认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一个经济体系，也是最资本主义化社会。但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0%是归政府支配的。它对那些低收入阶层、弱势阶层的援助，那些社会保障，是不是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还要完备？香港政府对医疗、教育各个方面的投资，按人口平均计算是不是比内地要多？有一次我去加拿大，一下飞机接我的朋友就说：“我们这里才是社会主义。”同意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无关紧要。但你应了解，他们这样说是因为那里从摇篮到墓地整套的福利制度非常完备。社会主义是不是追求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对弱势群体更加公正、消灭三大差别，使社会更加平等？也就是说，社会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富裕、更加平等，无非是追求这些吧。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好东西。其实这些是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剥开它的一些表面现象和无关紧要的差别，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多共同点。我们要通过这些现象看它的本质的东西。所以，应该多了解、多知道人家是怎么回事。否则，你拼命地骂，拼命说这个怎么错误，人家会说你根本骂错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说了等于白说，说了令人脸红。

至于说到教育，现在不是大讲素质教育吗？我总是感到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没有抓住要点。要点在哪里？培养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应该从小尊重每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公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现在从家庭到学校和整个社会，都在培养乖孩子，迫使人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如此摧残生机，太残忍了。你就是要让他小时候调皮捣蛋，要让他自由自在，敢想敢说敢干；长大了才会敢于挑战一切过时的和错误的东西。一个社会要是让人心惊胆战，说一句话都生怕有人录音，去打秘密报告，“这个家伙怎么怎么样”，那就太可怕、太反动了。你不改正，社会精英就会用脚投票，跑到外国去了。

2.你是不是否定辛亥革命，为什么？李泽厚有本《告别革命》，更多否定词，你怎样评价这本书？

袁：我想革命没有什么告别不告别的问题，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你告别它，它存在；不告别它，它也存在。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告别呀，拥抱呀，都太感情化了。对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只能够讲这是客观的历史事件，应该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李泽厚的书有启发人们思考的作用。中国的历史研究太公式化了，提出这个问题，不管同意不同意，你都必须思考它，这样就很好。李泽厚这个人是书生，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发表这个意见，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无所谓，可以讨论。能启发人们思考的书，不是很好吗？

我想再简单地归纳一下辛亥革命，我讲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它的作用不大。正确的地方是延续了清末新政的所做的工作，唯一的新作用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辛亥革命跟法国大革命有什么联系没有呢？它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法国大革命那种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问题的形式，一直延续下来，表现在中国辛亥革命乃至后来的十月革命。现在看来法国大革命的副作用很大，摧毁掉很多不应该摧毁的东西。法国社会一直到1871年才逐步安定下来。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间太长了。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可能对社会的损失更少。民主、自由、法治思想当然要传播，但很多东西必须水到渠成，通过改革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提高文化，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观念必然会变革。这个改革过程很复杂。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传播那些应该传播的东西，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批判那些阻碍社会前进的黑暗，为改革指路和开路。

前天不是法治宣传日吗？今年法治宣传日很重要的一条，是从李鹏到其他中央的宣传部门，都强调宪法是至高无上的。过去，中国的宪法是不能司法化的，办案的时候不能引宪法的条文作为根据。所有现代国家都有宪法法院，都可以进行违宪审查，宪法理所当然是司法的最重要的依据。你违反宪法了，那就一错百错。现在从中央开始，都讲了宪法很重要，是至高无上的；有些地方法院也开始引用宪法条文办案。既然宪法重要，那你作为一个公民，就要坚决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就要广泛宣扬教育那些官员们。整个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关键是官智开不开。官智开不开的关键，是知道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应该让官员懂得法治首先是治自己的，约束官员不要胡作非为，不要侵犯公民的自由；应该依法行政，做你该做的事，不然老百姓纳税养着你们这班人干什么呢？修路，搞治安，搞好制度环境，一切按法治办事，按法律办事。那样人才就来了，投资也来了，不这样干你这个地方就衰落，经济发展不快。所有的公民不断坚持，身体力行，官员也是公民一部分，他慢慢知道我应该依法办事，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情况就会逐步变化。宪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保障公民的权利，所谓公民权利和自由是同一个概念，可以互换的。言论自由也就是言论的权利。

3.你是不是宣扬制度万能论？

袁：我反复讲制度的重要性，一个重要前提是考虑到人的本性。人性是复杂的，他有善良的一面，有社会性方面；但也有破坏性、反社会性，有野蛮方面，有动物性的遗传方面。这两个方面兼有并存。文化的积累、观念的变迁会对人性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积累可以逐步固化为制度约束。

这样说是不是“制度万能”？制度确实对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盛衰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制度是逐步进化而来，凭空去设置一个制度相当困难，要不断改进得来——要靠人的观念变化，不断推动它改良、改革乃至于革命。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制度的制约。但怎么运用制度也很重要。没有人那么傻，会认为有了制度以后，就不用主观努力了，那是废话。制度本身还要不断改进，怎么“万能”？为什么梁馆长他们佛山图书馆会那么辛苦不断推出讲座呢？无非希望传播一点好的观念。但是我认为我们所有观念变革应该聚焦于制度层面。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制度改革和建设得理想一点，那样大有好处。制度才是一个根本性的约束。好的制度会使坏人难于做坏事，或者做了坏事以后很容易发现，而多数公民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我认为着眼点在这个地方。

4.批评梁启超没有监督袁世凯，当时办报刊那么容易吗？对现在的报刊又怎样看？

袁：他进步党、梁启超自己就办几个刊物。梁启超自己最初办《庸言》，后来办《大中华》。到了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都是在梁启超、进步党（后来叫研究系）影响下的，他还办《解放与改造》。言论自由很重要，是公民权利的基础。那个时候办报刊不难，知识分子待遇也高，言论自由有切实的物质基础。高到什么程度？胡适他们办刊物，十个八个教授每人每个月拿5%的工资出来，就办成了（我们现在找十个教授，一个月不吃饭，也办不成一个刊物，全部工资拿出来也办不起）。此外，客观上办刊物也比较容易，登记一下，找当地公安局去批一下，不用严格审查就办起来了。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一下子就办起了四五百份报刊（有一说是一千份）。

要相信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好人，而且绝大部分知识面比较宽，不是那么愚蠢的人。他会利用很多机会介绍很多有用的知识，包括现代社会管理知识。现在不太欢迎谈什么政治现代化。我们就讲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现代社会的管理方法，这个领域全世界是有共同点的。现在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在努力传播这些知识，我们的出版机构也努力在传播。里面很多书特别是翻译的书很有用，但是这些翻译的书也有一些是很极端的，因为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它传进来也是多元文化。你怎样选择？现在有什么后现代呀、后殖民呀、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反市场经济呀，还有反自由主义等等流派，很多新名堂，要仔细鉴别。联系社会实际认真思考，就会知道哪些对哪些是不对的。

5.你说的和教科书不一样，我们考试时怎么办？

袁：在中国现在情况下，考试的时候我建议你照教科书答。假如我做老师，你就按照你的意思答。一般情况下你只能按教科书答，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到尊重自由表达成为社会习惯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会看到这一天到来的！

谢谢大家。

2001年12月7日在佛山图书馆论坛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