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谢谢大家周末的晚上来听这个很偏的题目。我想，辛亥革命的过程等一般人知道的就不用讲了；要讲的大致上是我认为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我认为需要特别突出介绍一下的情况。

我一直做中国19、20世纪的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主要做1949年以前那上半叶。做这个研究特别是最近十来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现代化的路走得那么坎坷，那么弯弯曲曲，到现在还是一个奋斗目标？我想，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希望得到比较确切答案的问题。辛亥革命研究应该与这个大背景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令中国一夜之间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名义上非常先进。日本是现代化强国吧，但是它还是一个帝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跟一般的立宪国不同，天皇还有很大的权力。1911年中国一下子成了共和国，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占有什么地位？首先介绍一个人的评价。你们知道不知道章士钊？一般念过中学的人可能都知道。鲁迅就讽刺他是“老虎总长”。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司法总长，也做过国会议员等。但是他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二次革命”声讨袁世凯的宣言、通电就是章士钊起草的。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曾拼命拉拢他。这就要讲到袁世凯是怎样飞黄腾达的。袁世凯讲武，不是行伍出身；讲文，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不是所谓“正途出身”。在当时，这些是很不利的条件。但是他投靠了清帝国驻朝鲜的庆军统领吴长庆，在他手下做幕僚，后来参与镇压朝鲜内部的动乱和练兵等活动，得到吴长庆的赏识和提拔。也就是说，吴长庆是袁世凯在军界和政坛得以迈开第一步的恩公。吴长庆的孙女吴弱男嫁给了章士钊。袁世凯对这位恩公的亲戚自然特别关照。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命章士钊做北京大学校长，报纸都公布了，但是章士钊坚决不干。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章士钊明知道这是要失败的（等一下我再说明原因），还是跟着黄兴到南京坚决起兵，反对袁世凯。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又参加护国运动。梁启超他们在肇庆成立军务院，他是军务院的秘书长，又是两广（广东、广西）都司令部（所谓“都”就是总的意思）都司令的参谋长。他在1961年的时候写道：“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36 意思是说有些人夸大辛亥革命的胜利，牛皮吹得太厉害了。

平心静气而论，辛亥革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上作用不大。说得简单一点，它只是换了个招牌。一个主要作用是将皇帝推翻掉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摧毁中国早已僵化的意识形态有作用。原来有三纲，没有皇帝了，君为臣纲还站得住吗？站不住了。这一个纲站不住的话，整个三纲的基础就动摇了。在思想上对促进中国人的观念现代化有作用。除掉这个以外，我没有想到其他更重大的意义。

但是，思想变革也不能讲辛亥革命就是最重要的。中国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变革，从什么时候开始，谁点起这把火呢？1833年，鸦片战争前七年吧，一个德国传教士就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传教士当然要讲点宗教，但这份杂志的基本内容是介绍现代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基本常识。它介绍英国，说英国有一个公会（国会），整个国家的基础是“人有自主之权”。它说的自主的意思是自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人有自由权利”。它还讲到从国王到一般老百姓都遵守“律例”，即遵守法律，遵守法治。没有这些，国家就会怎样呢？“百工废”，百业都会萧条；有了这些，就会慢慢兴旺发达起来。137 介绍英美等国，都着重从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着眼。可以说，现代思想的传播和传统思想的变革，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外来的有识之士（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本国的思想家、留学生、驻外使节，包括魏源、郭嵩焘、王韬、严复等等，办报刊、出书、写文章，艰辛地不断耕耘，慢慢就开始变化了。特别是1895年中国给日本打败以后，掀起了第一次启蒙运动，那是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前后的启蒙。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是严复。严复在1895年提出：“国贵自主，人贵自由。”揭示国家的独立自主，公民在方方面面的自由，既是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又是决定一个国家盛衰的关键。他说为什么西方那么富强，而中国学西方却还是那么贫弱，差别就在“自由不自由”这五个大字！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138 仔细考量一下，以后的所有政治口号，恐怕都没有这八字箴言说得那么深刻、到位。“反封建”就是争自由，打破各种枷锁，争取经济、政治、学术、言论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离开公民的自由这个根本去谈“反封建”，必然离题万丈。对这个基本内涵的偏离，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国家的问题则在独立，摆脱殖民地、附属国之类的不平等地位。有一个说法是要“讲国家的自由，不能讲个人的自由”。始作俑者是孙中山。这是误尽天下苍生的错误口号。

1.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代表两种不同的事物。但是，在一定的任期内，政府又是国家的正式代表。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限制政府和军阀为所欲为的自由，即独裁专制的胡作非为。对一个社会生活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是特别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反封建”的基本内涵。提出“国家自由”作为奋斗目标，为有些人有意无意混同国家和政府，建立专制政体服务。马克思早就嘲笑过“自由国家”这样的概念的荒唐，我们应该坚决与荒唐划清界限。

2.不讲个人自由是专制国家的基本特征，又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对一个国家说来，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顶多是沙滩上建大厦，终有一天像苏联那样垮下来。对中国人来说，回顾一下大清帝国以来剥夺公民的经济自由、扶植官僚经济带来的恶果，就不用多说什么了；没有政治、言论、学术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造成的伤害，更用不着细说。

在19、20世纪之交，由于义和团杀洋人和本国教徒，摧毁铁路、电线、洋学堂等一切外来事物，加上清军围攻外国使馆，招致外敌入侵，北京、天津等地给八国联军占领了，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野上下才觉悟，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变，不变不行。怎么变呢？早在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已经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所谓“和戎”，就是要遵守国际法和同外国签订的条约，跟外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为变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本来是稍具理性的人应有的常识：你是弱国，没有力量迫使列强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就只能卧薪尝胆，致力改革，为日后收回利权准备条件。不顾力量对比，立即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既爱国，又革命，可爱得很！但会招来进一步丧权辱国的大祸。这是稍具理性的人都懂得的常识。令人惊奇的是：20世纪90年代，居然有人跳将出来，出卖良知，向常识开战，大骂这是鼓吹卖国投降的自由化观点！20世纪尚且如此，19世纪70年代，更是除了几个无权无勇的先觉之士外，没有人支持和响应。其实，太平天国失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1864、1865年就先后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到了清末最后的十年新政期间，这个变法才真正开始。变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原来走的是官办路线，什么都是政府出钱办，而凡是官办的企业，绝大部分是效率低下和亏本的。这是19世纪“洋务运动”的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到了新政时期这方面就打破了，实际上甲午战争之后已经开始改变，不再走官办路线，到了新政时期官办的企业已经不多了，反过来支持私人资本发展。原来办一个企业是要经过各级大官的批准，甚至要报到朝廷去批准。刚才我讲的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国的公使，他从英国回来以后曾经联合湖南的士绅，想办小火轮公司，从长沙到武汉的小轮船。打过三次报告，张之洞都拒绝批准，“不行，不合国情”！经济上没有自由，更加不要讲政治了。到了新政期间就放开了，不但支持一般人创办企业，而且支持商人自己组织起来，组织商会，这个事也起到很大作用。那个时候的商会是真真正正商人自己的组织，什么事都是自己商量决定，而且好多地方还办了很多公益事业。消防事业（救火会）那个时候由商会办。另外，商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商团，维持社会秩序。工商登记也通过商会，商会的权力很大。有了经济自由，经济上慢慢发展了，新政时期还开始修改沿用几千年的法律。先是废除大清刑律中过于残忍的肉刑、酷刑；进而请日本的法学教授来帮忙修改法律，实际是把大陆法系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全套移植过来。民法、刑法、民事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立法，颇具规模；而且立宪工作也开始了。这个移植法律的过程就是观念变革的过程。其中一点是要把整个法律从原来以家族为本位转到以个人为本位。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就知道有个人“隐私权”这些观念，从整体上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才慢慢知道还有个人“隐私权”。但这些在清末制定的法律里面已经有了，有好些具体规定保护这些权利。甚至婚姻自由也开始写进法典。我曾经做了个比较，那个时候定的关于结婚的规定，跟《拿破仑法典》相比差不了多少。所以说观念慢慢在变了。139 但是牵涉到皇帝、皇族的问题，有关法律还是不平等。辛亥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皇帝了，法律上变成了人人平等了。辛亥革命在其他方面有没有贡献呢？即使有，贡献也不多了。所有其他方面做得好的地方，清末新政都已经开始做了。比如发展经济、继续完善法治，这些都做了。所以这些方面是新政的延续，新创的东西不多。

这样说来，辛亥革命岂不是白搭了，白干了，为什么还会爆发这个革命呢？可以说完全是清帝国自己埋葬了自己。辛亥革命是必然的，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哪些东西引发辛亥革命，使之成为历史的必然呢？我想是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贪污。清帝国的贪污非常厉害，从他那个总理大臣开始贪污，甚至慈禧那样的最高领导人也贪污。袁世凯本身就是行贿的能手，庆亲王奕劻当总理大臣，他派专人打探，家里面一有什么事，他已经什么东西都给你弄好了。盛宣怀也是这样干的。现在留下的档案里面，有很多他手下怎么替他行贿的记录。他不直接给奕劻本人，而是给这个亲王的公子或其他亲友。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这个总理大臣至少贪污了几百万银洋。这个几百万银洋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时全国的预算三个亿，那几百万占多少，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贪污而且是群体性的贪污，几乎是无官不贪，当然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

第二个是民族矛盾。满族有五百万人，跟汉族四万万人这个关系没有搞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了最后说要预备立宪了，他还弄一个皇族内阁出来，基本权力都掌握在皇族手上，这个矛盾就非常尖锐了。同盟会他们所做的宣传，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很容易得到汉族士绅和一般老百姓的共鸣。你满族人那么少、那么腐败，我为什么要你做皇帝呀，我推翻你不是很好吗？

第三个就是一些主要的经济政策和突发事件处理得不好，重复了历史上的错误。原来洋务运动失败在官办经济嘛，辛亥革命直接的导火线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一下直接与老百姓的利益冲突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外国资本来修铁路的很多，中国人慢慢自己经济力量有所发展，也想自己办铁路。办铁路包括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这一带的老百姓，买铁路股票，还没有修路先买股票，甚至按照田亩——我有多少田地我就出多少钱入股修铁路。筹办这些铁路有些管得好，有些则贪污呀、浪费呀，搞得乱七八糟。管交通的大臣盛宣怀认为这样修铁路不行，还是要收归国家来办。收归国有，国家没有钱怎么办？借外国的资本来办。但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民间办腐败，公家办、官府来办更加腐败。那应该怎样来解决呢？政府只能通过引导民间自己整顿，不断引导人们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来治理，逐步就会走向轨道。他不走这条路，而收归国有。这直接跟大部分的股东在利益上冲突，冲突引起突发事件——保路运动，政府又没有妥善处理，派兵去镇压，火上添油，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第四，归根到底是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和其他难题，在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下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难题实质是利益冲突。民主、法治程序可以使之纳入和平、理性解决的渠道，避免暴力冲突。可是，清政府从1906年开始老说“立宪”，却老是“预备”，同时钳制言论自由，不能当机立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民间的怨愤，没有正常宣泄、表达的渠道；关乎他们利益的处理，没有自己选出的代表参与，终于导致矛盾极端尖锐而爆发革命。

所以辛亥革命是必然的，是清政府拒绝彻底改革自食其果。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革命爆发了，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名号，叫作民国，但是我们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后来还带来了连绵内战。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应该从三方面去分析。

首先看当时的执政当局，就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势力，状况怎么样？

袁世凯在清末时期可是一个很进步的人物，进步到什么程度呢？国内外公认他是新政的支柱之一。他是直隶（现在的河北）总督和北洋大臣。这是有特殊地位的角色，不单纯是个地方官，而且直接参与中央很多决策。练兵，练就了中国最强大的陆军，六万人左右。教育上做得非常出色，河北办新式学堂，是全国最多的。清末废除科举，直接促成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联名上奏章给皇帝（实际上给慈禧太后），说应该打破原计划立即废除科举。你不废除科举的话，一般老百姓一般年轻人不会认认真真进学堂念书，接受新式教育。结果促成清政府决定在1905年废除科举。这是一个造福整个国家的大事，从此中国人不必花主要精力和黄金年华去念四书五经，可以接受现代的科学文化。这件事是他和张之洞做的。

政治方面，中国第一次搞地方选举，在哪里呢？袁世凯治下的天津。中国办警察卓有成效的也是袁世凯。戊戌年湖南试办过，但是大规模办也是在天津。大家都很熟悉詹天佑。詹天佑修京张铁路，不是我们经常有文章歌颂吗？这个当然对，应该歌颂。但是少讲了一半。这一半是：是谁励精图治，决定修京张铁路？又是谁决定要用中国的技术人员，由中国人来修这条铁路？其实都是袁世凯。所以，讲京张铁路，第一功臣是袁世凯，其次才到詹天佑。辛亥革命后让袁世凯做总统，可以讲内外都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清末致力新政；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支持，只是反对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清末办新政，直隶很多事情都走在前面。

此外，在他做总统期间，他在经济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比清末新政还要做得出色。怎么这样讲呢？

他很聪明，用两个很有名的内行来管经济和财政。一个是周学熙，是官僚子弟，做过两江、两广总督的周馥的儿子；他本身也是大资本家。袁世凯就用这个人。另一个是南通弃学从商发了大财的著名实业家、前清状元张謇。这两个人当然知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在哪里。

他们上台首先抓法治，从立法着手，完善经济立法。在袁世凯统治时间，通过了八十多件有关发展经济的法律，完善了清末新政经济方面的法规。

另一方面抓减轻负担。比如矿山，原来开采矿山，矿山税是25%，到张謇当农工总长的时候，减到10%—15%。与此同时，还废除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一些不利于自由竞争的办法。原来清末的时候，为了鼓励人们发展经济创办企业，实行这样的一个制度，它也叫专利制度，其实是曲解了。你创办企业，创办以后我给你在这个地区多少年的专营权。比如说在广东办一个纺织厂，那我给你一个十年的所谓“专利”，在此期间其他人不准办同类企业。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把这个垄断经营权废除掉。诸如此类的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大家从中学开始读的教科书，都是这样讲的：中国经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给了中国一个空隙，就发展起来。是不是这样讲？这样讲又对又不对。因为首先它没有讲，清末新政以来建构的经济制度基础。全世界人都不笨，哪一民族都不是劣等民族，盛衰的关键在你的制度，你处在什么制度下。清末新政在制度基础方面就打下基础了，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民族的工矿业一直在上升，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不低吧？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制度基础已经打下来了，整个经济已经以比较高的速度增长。看看财政收入，情况就清楚了。19世纪末，清政府每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七八千万两银子，顶多到八千多万的样子；到了1910年已经三个亿。离开制度基础，这些现象无法理解。

在政治方面，袁世凯有没有建树？也有建树。开始做总统，他是按照当时的宪法——《约法》来组织国会的选举和召集国会。按照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来选举国会议员。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有很重要的一条：坚持军政分开。在大清帝国时期，总督是真正军政、民政一起抓的，所有军事和民政都是归他管的。袁世凯当上总统就坚持军政要分开。他要求都督只管军事，各个省另外设一个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大家上历史课的时候就知道袁世凯要撤掉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李烈钧、胡汉民呀，柏文蔚呀，这三个都督他撤掉。标准答案是此举目的在削弱国民党的力量。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解读：他是要推行军政分开。证据是江西、广东的军事还是由国民党人管。同时，后来所谓“二次革命”平定以后，政权已经不容国民党染指，他还是照样推行军政分开。任何现代国家都应军政、民政分开，进一步还应由文官去管军队，让军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如此说来，政治上不能说他没有建树。

袁世凯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的思想停留在清末新政的水平上，不能跟着时代前进。当时中国人政治、经济都比较自由，有的记者就指出来：你看这个总统的那些文告，老是讲现在这些百姓怎么不行，老是教训老百姓，说你应该加强道德怎么的；跟前清那些皇帝的上谕（圣旨）一个样，还是冀图教化子民。不是不要讲道德，而是除了公共道德外，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问题，政府不应随便干涉。我遵守儒家的道德行不行？行。我遵守西方基督教的道德行不行？也行。道德有个人选择问题，政府应该认真实行法治，不应该侵犯私人空间。对那些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或底线伦理，可以按程序制定法律或条例让人们遵守。

中国有个“政教合一”传统。这个教不是指宗教，而是教化。统治者以圣贤的礼教——三纲五常教化被统治者。与此相适应就有所谓“君师合一”。“君”不但指君主，也包括各级官员。“君师合一”，就是各级官长不单管政府该做的事如治安、收税等等，而且管理和教导老百姓的言行要合乎圣贤制定的规范。在中世纪，在前现代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这是不能容许的，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袁世凯在这个地方弄错了，没有想到自己首先要遵守法律，严格遵守法治，而讲法治必须记住三个要点：

第一，法律至上，司法独立。“上帝和法律高于国王”。上帝当然不能侵犯，但是法律和上帝一样也是不能侵犯的。不过不是随便制定一个法都合乎这个要求，那不行。你要制定一个错误的“法”，例如剥夺公民应有的自由，那不是真正的“法”，那个叫恶“法”。任何法律必须首先受到自身是不是具备合法性的审查。

第二，法治的属性是限制政府的。政府必须依法运作，在法律之外做事，那不行。首先你的一切作为都要纳入法律范围，法律上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要通过议会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但议会的决议也不能违法，不能违反宪法。如果政府或议会违反宪法，任何人都可告到宪法法院去。不幸，一部中国宪政史，却找不到宪法法院的踪影；多少违法勾当，无法通过法治途径去解决，从而为暴力活动留下广阔的空间。

第三，法治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身权（安全、自由）和财产权（也是一种自由权利）。法律就是为保障这些权利而产生的。公民的自由，公民的私人领域，是政府不能干涉的。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的私人空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这三个要点，是真假法治的试金石。

但是，袁世凯和许多中国的政治领袖、军事将领一样，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大清帝国时代。他认为只要能够将这个国家治理好就行，我可以运用一切权力和办法来治理这个国家。于是，他要求像清代的皇帝一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思想停留在那样一个水平上，经济上起初还可以做点好事，在政治上就不行了；当经济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制为屏障的时候，连经济发展也深受损害。

总的看来，他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典型，认为我主观上为老百姓办事，就可以不管其他了，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人物。20世纪中国这样的人物颇多。面对这样的人物你怎么办？通过革命打倒他，行不行？即使有那么大的力量推翻那些专制统治者，法治和民主、共和制度不健全，上来的那些迟早也会变成这样的货色。这不是个人品德问题，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才是根本。

这样就碰到下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人来监督他、牵制他，让他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政治往往是博弈过程，是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这个斗争和妥协不是以某个人的善良还是不善良为转移。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力量对比，是在良好制度环境下的力量对比。当时最大的反对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国民党能不能牵制他？应该讲能牵制的。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一些军队，还有好些地方都督是国民党员，这是一个方面。除掉这个以外，因为革命胜利不久，它的威望是非常高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870名国会议员里面，国民党员占392席，是第一大党（进步党占223席，还有185席跨党分子，70名无党派人士）。那个国会开会时也打架。任何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初期必然毛病百出。贿选、贪污、打架……什么都有。不奇怪，也不要紧，只要有这个制度，加上有言论自由，可以在各方监督下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你这个家伙好事不干，你就打架，你就贪污，还有贿选，我在报纸上揭露你，犯了法，更要依法处理，下次就没人选你了。反复操练、反复较量，慢慢就会走上正轨。全世界的民主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性复杂，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管不好，坏的方面就发作。但是，管得好，制度约束他，纪律约束他，舆论监督他，能够让他变好。不要指望老天发善心，选中一个大好人；这样偶然性太大，太危险了；没有牵制和监督机制，好人也会变坏。希望在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将这些官员们管起来。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国民党完全有条件监督、推动袁世凯这些人走上正轨。你想不民主，你想捣蛋，我就揭露你，通过法定程序监督你。当时的报纸是自由的，揭露袁世凯的文章很多；加上当时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间社会——商会、教育会等等力量很强，并在迅速成长，是任何人都不敢忽视的牵制力量。假如依靠这些力量，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坚持走维护民主、法治的道路，兵连祸结的中国近代史完全有可能改写。

1913年突然发生一件事：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国民党成立，选出的理事长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一连做出几个错误的决定：

1.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唯一尚待解决的任务是实现民生主义。

2.一再宣扬可以完全相信袁世凯，说袁总统治理国家有一套，我相信他。没有把制度建设提到应有的高度。他没有真正理解离开分权制约和反对党的监督，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共和。既然政权已经落到袁世凯手上，国民党在准备通过选举夺取政权的同时，应该忠实地扮演反对党的角色，毫不松懈地监督袁世凯的言行。

3.放弃政治，专心致志修铁路。他说，要在10年内修20万里铁路；以后铁路修好了，袁世凯练兵也练得差不多了，我们中国就强盛了。20万里是什么概念？他没讲是公里、英里还是中国里，中国铁路通常是按公里计算的。到2005年第十个五年计划完成，中国的铁路大致上可以达到7万公里，要达到20万公里更是遥遥无期。他根本没想到一个政治家，不搞政治搞实业，这个角色就错位了。

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

当时国民党内头脑比较清醒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批人。他反复宣扬应该实施内阁制，公开表示应该由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当然不肯轻易放权。他给宋教仁送去50万大洋，冀图收买，宋教仁不为所动，坚决拒绝。于是，他就派人将他暗杀掉。暗杀事件发生以后怎么办？那个时候最容易显示一个政治家水平。当时全国多数舆论有两点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