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名士(大生)_第四章身名俱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1 / 2）_悬崖边的名士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

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潘安《金谷集作诗》（节选）

在三国纷争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并峙的大混乱时代，昙花一现的西晋，在名义上成为这片土地的统一政权。

西晋，是从阴谋诡计和血腥屠杀中完成建国的，所以一开始，就缺乏合法合理的政治基础，西晋的开国大臣也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儒家道德。因此，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泡沫式的虚荣假象。加之门阀制度行之已久，导致士族、庶族、下层百姓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西晋统一没多久，内部矛盾就呈现出来——八王之乱使得国力迅速内耗掉，国力疲敝。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趁机蜂拥而起，华夏大地，一片狼藉。

<h2>晋王朝背上的毒瘤</h2>

王恺用麦芽糖和着蜂蜜洗锅（这能洗干净吗），

石崇就用石蜡当柴烧；

王恺用紫丝布衬碧绫做了四十里的步帐，

石崇直接用锦缎围了五十里；

王恺用花椒和泥来抹墙——这在西汉只有皇室才能用，

皇后的宫殿被称为“椒房”，颜色鲜红，还有异香，

石崇就用赤石脂来装饰墙壁——赤石脂是名贵矿物和药材，

开采不易，捣碎抹墙异常坚固。

279年，在西晋大臣羊祜、杜预、张华、王浚等人数年积极备战之后，司马炎发兵六路南下攻吴。280年，吴主孙皓投降，东吴灭亡。

自此，结束了自189年董卓乱政以来，长达91年的内乱混战，中华大地暂时统一。

在讨论要不要攻打东吴的时候，西晋官员分成两派意见，争得不可开交。山涛时任尚书仆射，相当于总理，但在朝廷上并没有发表意见，不过退朝后，他对身边的人说：

“除非是圣人，一般人在没有外患时，一定就会有内忧。现在饶了吴国，让它存在，以使咱们保持警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且不论山涛这些话是否合理，站在他的角度，能保持这种内省的警惕心，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足证他是难得的人才。不幸的是，山涛所担心的，就真的发生了。

东吴投降，举国欢腾，祖国形势一片大好，整个西晋朝野嗨得不得了！

率先嗨翻的，是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炎生长在温柔乡里，爷爷爸爸都给他把江山打好了，所以自小养尊处优不说，还一反司马家诡诈的基因，居然比较宅心仁厚——这个也是一个怪现象。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大凡第三、第四代的权力继承者，都会体现出宽宏大度、仁慈和蔼的特性来，比如汉文帝刘恒，比如唐高宗李治，比如康熙帝玄烨。

所以在司马炎统治早期，君臣共同努力，西晋国富民强，一派繁荣，不过，在灭吴之后，一切就开始发生变化。

司马炎本身就很好色，后宫美女非常之多。等到灭了东吴，把东吴的五千后宫佳丽又全部豢养起来，一时间，司马炎的后宫居然有上万人的规模。这么多漂亮的后宫佳丽，该临幸谁是个问题。于是，司马炎为表公平，每天晚上坐着羊车，任由羊在后宫四处乱走，停到哪个美女门前，就临幸那个美女。

时间一久，大家都摸清楚了司马炎的这习惯。与其求皇帝临幸，不如求山羊来家，于是美女们纷纷在自家门前洒上盐巴、插上竹叶，以吸引山羊先生的到访。

司马炎还经常大摆筵席，请大臣名士一起游赏饮宴，当然，其中少不了要吟诗作赋。有一年三月三日上巳节，宴饮排场很大，请的人很多，写的作品也多，流传至今的就有十多首。我们择其一首看看。

习习春阳，帝出乎震；

天施地生，以应仲春。

思文圣皇，顺时秉仁；

钦若灵则，饮御嘉宾。

洪恩普畅，庆乃众臣。

这首诗是荀勖的《从武帝华林园宴诗二首》中的第一首，充斥着奉承阿谀之辞。大意是说，春天多美好啊，天地万物欣欣向荣。我大晋皇帝多么仁德啊，摆下宴席招待嘉宾。大德泽被苍生，恩惠普及群臣！

诗的内容很空洞，无非就是赞美司马炎多伟大。但是诸君想想，历朝历代得宠的文臣都得写这类赞美诗。而且你的赞美还得别出心裁，让皇帝高兴，记住你！那么多的赞美诗，还不重样！可想而知，我们民族的创造力都用在了哪里。

顺便说一下荀勖这个人。

荀勖学问很大，在当时也是位名士。前文提到过，荀勖精通音律，但是不容有异见的阮咸，就把阮咸贬去了外地做官。后来发现了古代的玉尺，才叹服阮咸的高明。高平陵事变的时候，荀勖还很年轻。慑于司马懿的权威，曹爽被杀后，旧日的门生故吏没有一个人敢去吊孝，只有在荀勖领头吊唁之后，其他人才敢去。

按照辈分，钟会还是荀勖的堂舅，但是两人的关系一直不好。荀勖有一柄价值连城的宝剑，钟会一直想要，可是没有得逞。但是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啊，书法也相当厉害，于是钟会就模仿了荀勖的笔迹，把这把剑骗出来据为己有。

荀勖知道这事儿是钟会干的，就没做声。后来钟会斥资千万建了一栋别墅，装潢精美，无与伦比。荀勖书法不及钟会，但画画却是一流。他趁夜潜入别墅，把钟繇像画在大堂之上，衣冠相貌栩栩如生，就像钟繇活了过来一样！第二天钟会一进门，看见老爹的遗容在墙上站着，非常惊讶，又忍不住想起老爹来，悲恸异常。没法子，为表孝心，这种画也不好摘掉，只能任其留在墙上。于是，这栋别墅就被荒置了。

281年，有个盗墓贼无意中盗了一座古墓，里面出土了大量竹简。这批竹简上全是战国以前的文字，里面有《竹书纪年》《易经》《易爻阴阳卦》《卦下易经》《周书》《国语》等珍贵文献，价值无可估量，填补了大量历史空白。这套竹简，就是著名的“汲冢书”。“汲冢书”一被发现，立刻被西晋政府收藏，整理编译。这套书的总编译官，就是荀勖。

但到了晚年，荀勖名节有亏，从前面那首充满谀辞的诗就能看出，所以时任中书令的和峤就非常瞧不上荀勖（时任中书监）。本来按照规矩，大臣上朝有专车接送，中书令、中书监坐一辆车。可是公车一来，和峤就抢着上车，不给荀勖留座位，荀勖只好坐别的车上朝，从此，中书监和中书令就一人一辆车了。

文学作品的风骨，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尽管这首《从武帝华林园宴诗》属于御制诗，也能从中看出端倪。

古语说“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当大家都高歌繁荣昌盛、四海升平的时候，背后的隐患也就开始显露了。

<h3>两足虎的警示</h3>

据《搜神记》记载：

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获两足虎。

《晋书》的记载略有不同，说这只两足虎是荆州献上的，不过南阳在当时属于荆州，两者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太康六年，是285年，当时正是“太康之治”的鼎盛时期，怎么突然就出了这种奇异事件呢？不仅如此，到了“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兽见于河间”，就是说到了286年，河间一带还发现了一头四角兽。按照当时的观点，这是老天对皇帝的劝诫：告诉你，马上要出事啦！赶紧修德清政，整饬风教。

大家别以为《搜神记》里的鬼故事都是乱编的，其中也有不少对当时奇异事件的记录。比如这个两足虎事件，当时就引起朝野震惊。博望令王铨写的《为两足虎作歌》一诗，说的就是这件怪事：

般般白虎，观衅荆楚。孙吴不逞，金皇赫怒。

武形有亏，金兽失仪。圣主应天，斯异何为。

这首诗牵涉不少古代术数知识，有点不好理解。

般般就是“斑斑”，第一句就是说，斑斑点点的白虎，在荆楚这个地方被发现并被献上来。观衅，就是等着观看流血事件，为什么要说“观衅荆楚”呢？

白虎，在古代术数中主兵灾凶恶，现在出现两足虎的异象，更是恶兆。那么两足虎出现在荆楚，象征着必然会有兵灾流血事件会发生，所以是“观衅荆楚”。

那么“孙吴不逞，金皇赫怒”怎么理解呢？荆楚属于孙吴，孙吴地理在南，指代南方，五行属火；白虎五行为金，所以第二句的“金皇”指的是白虎。这一句是说五行属金的白虎，却出现在五行为火的孙吴之地。由于火克金，所以白虎的威力发挥不出来，所以白虎很愤怒！

老虎本来应该四只脚，现在只有两只脚——当然是“武形有亏，金兽失仪”了。皇帝应承天命，天意往往示现给皇帝看，那么，这件怪事到底是什么征兆呢？

诗里的结尾虽然是反问句，但是意思已经很清楚了——这象征着兵戈战事将要来临！

无论这件怪事是不是真的，这首诗传达出来的讯息——繁荣背后的隐患，不容小觑！

隐患到底是什么呢？

最明显的，是全国自上而下的奢靡之风。

晋武帝司马炎性子和蔼，宽律轻刑，造成了整个官场的不自律。加之魏晋战乱刚过，大臣们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富裕的时代，那还不得可劲儿地造？皇帝带头侈汰，全国上下顿时兴起一股奢华的风气。贵族之间不比学问官职，他们兴趣最大的，是比拼谁更有钱，谁更会花钱！

《世说新语》还为此专门列了一卷，题目就叫“汰侈”，专门记录当时各种豪华奢侈铺张浪费事件，而这些记录，也仅仅是当时的冰山一角。

后世说起富甲天下，最著名的三个人，得数范蠡、石崇、沈万三。这个石崇，就是西晋时期的人。石崇的发家史，说来很不光彩，他是靠当省长时让兵丁抢劫过路富商而致富的——当然他本来就是大族。后来，石崇成为了西晋第一大富翁。

地产商常说要注重细节，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豪宅，厕所一定得尊贵。石崇在这方面，绝对是活标本。他家里的装修自不必说，厕所更是富丽堂皇，有十多个婢女伺候，而且厕所里还备有新衣服，任由宾客来换。有次一个官员去上厕所，刚进去又赶紧出来，吓得连连道歉：“对不起啊，我不小心到你家卧室了！”石崇听后哈哈大笑：“你去的确实是厕所！”能把厕所搞得像卧室一样舒适豪华，这绝对高端！

提及石崇的豪富，不能不提他和王恺斗富的故事。

王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实打实的皇亲，权势富贵气焰熏天，也富极一时，他总想和石崇比一比，看谁更富，谁更会浪费！

王恺用麦芽糖和着蜂蜜洗锅（这能洗干净吗），石崇就用石蜡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衬碧绫做了四十里的步帐，石崇直接用锦缎围了五十里；王恺用花椒和泥来抹墙——这在西汉只有皇室才能用，皇后的宫殿被称为“椒房”，颜色鲜红，还有异香，石崇就用赤石脂来装饰墙壁——赤石脂是名贵矿物和药材，开采不易，捣碎抹墙异常坚固。

这些比赛都很难说明谁更富有，两人势均力敌。于是比赛继续！

豆子很难煮烂，但是石崇家里不管来多少客人，随时都能有香喷喷热腾腾的豆粥喝。那时候没有大棚，冬天想吃韭菜可不容易，但石崇在冬天就能端上来新鲜的韭菜酱。王恺百思不得其解，就贿赂石崇府里的下人，这才知道石崇的做法：平时把豆子煮烂，来客了就煮白粥，把煮熟的豆子撒进去就好，这就是豆粥的秘密；至于韭菜酱，只是把韭菜根挖出来捣碎和上麦苗，尝起来就和韭菜一个味道了！

于是很快，王恺也能端上热豆粥、韭菜酱了！石崇知道事情经过后大怒，就把泄密的下人给杀了。

对此，司马炎不仅不制止，还饶有兴趣地加入进来。他暗中支持舅舅，给了王恺一株两尺高的珊瑚树。王恺高兴地拿着珊瑚树去石崇家炫耀——这珊瑚树采自深海、来之不易，能高一尺，已然珍贵无比，何况两尺，这下你让我比下去了吧！

石崇二话不说，抓起铁如意一下击碎了那株珊瑚树。王恺都傻眼了，反应过来后大吼大叫：“你这是嫉妒我！”

石崇说：“这有什么好嫉妒的，我赔给你就是！”于是让下人拿出来一堆珊瑚树，不仅有高两尺的，三尺、四尺高的都有六七株。

王恺黯然失神，终于承认石崇的富裕远远超过了自己。

朝野上下都是如此风气，甚至连号称清廉方正的何曾，一顿饭都要花上万钱，却常常哀叹“无有下箸处”！这位何曾，就是愤恨阮籍不守孝道，要把阮籍流放的那位“君子”！

富裕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衣食住行上，尤其是食物的翻新变化。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富翁们想着法儿斗富，使中国的餐饮文化在西晋时代有了质的飞跃。

西晋以前，人们没有掌握面食发酵技术，做出来的饼都是硬的，是死面馒头、死面饼，但是何曾却第一个吃到了发面饼。由于他面对一桌子饭菜“无下箸处”，没有胃口，底下人就想着法儿给他做好吃的。因缘际会，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做出了发面馒头！发面馒头又软又松，口感好多了，于是何曾无论去哪儿都要吃自己的馒头，时称“开花馒头”。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何曾还把自己吃喝的经验总结起来，写了一本《食疏》，专门讲怎么成为一个优雅的吃货！

王济5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当朝驸马，富贵奢华自然不在话下。有一次他请司马炎去家中赴宴，几百个侍女伺候吃饭，排场大自不必说。席间端上来一盘烤乳猪，司马炎一尝，觉得味道极其鲜美，从未吃过，就问这是怎么做的。王济说：“这个好办，小猪生下来就用人乳喂养，味道就变得异常鲜美。”这是“人奶猪”在中国的首次亮相！这种做法，连石崇都没听过。司马炎听了心里失落不已：瞧自己这皇帝当的，多可怜！于是，饭还没吃饭就走了。

羊琇是司马师的小舅子，也是老牌的皇亲贵戚了，这位老兄搞的花样更多。我们知道酿酒得有温度，让粮食发酵。羊琇不按正常方法来，让自己家仆人在冬天脱光了衣服轮流抱着酒坛子，依靠众人体温促使发酵，从而酿出美酒，据说这样的酒味道异常鲜美！不过我没有福分品尝，所以也不知道真假。

他还花心思搞了一样东西，比较有趣。经过多年战乱，洛阳周围的木材已经不多，所以烧出来的木炭也都不大。羊琇索性让人把木炭捣粉，再用蜂蜜黏合，做成一个个小兽的样子。待客的时候，用这种兽形木炭温酒。木炭没有明焰，但是烧起来红而发亮。小野兽一个个张牙舞爪，遍体通明，看起来又漂亮又恐怖，一时间成为贵族争相效仿的对象。

奢侈的风气，持续整个西晋一朝。贵族知识分子们都缺乏更大的追求，人人眼里只有钱，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当时有个叫鲁褒的人，写了一篇千古奇文《钱神赋》，讽刺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其中“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名句，至今挂在我们嘴边，把钱称为“孔方兄”的说法，也出自这篇奇文。

<h3>人为的鸿沟</h3>

贵族的生活就是比赛谁更会享受，那么一般人呢？

西晋建国时，为了拉拢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官吏选拔方法上，继承了九品中正制。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贵族越来越贵族，贱民越来越贱民。甚至在贵族中，还俨然分成两个等级——士族和庶族。

这种门阀等级，在汉末曹魏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晋朝，则正式进入士族天下的时代。

士族，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他们一般都是汉朝名臣、大将、名儒之后，家学渊源，文化修养极高，门生故吏遍天下，势力庞大。九品中正制非常利于士族势力的发展，牵根带叶，只要出身贵族家族，就一定享受特权，任职清要高贵。所以，我们看魏晋历史，但凡同姓的，百分之八十都沾亲带故，都是同一个家族的人，而影响朝局的，来来去去也都是那几个家族的人。

庶族也叫寒族，相比之下就寒碜了不少。按照历史书的说法，他们也是“地主阶级”，但是和士族的地位简直有天壤之别。庶族的发家，很有可能是某位祖先打仗勇敢，从小卒子做起，立了军功，从而进入官僚阶层。但是他们的发家史很短，顶多也就是从汉末乱世开始，所以势力根本没法跟士族比。有的庶族本身是地方豪强——类似土豪，缺乏儒家的文化修养，所以即便进入官僚阶层，也被人瞧不起。寒族虽然也能做官，但是除了特殊情况——比如立了很大的军功，一般只能做五品以下的低等官吏，基层工作、重活累活都是他们干。

所以，没有文化，再有钱也是土豪。真正的贵族，不仅仅有钱，是否有儒学传家、家族历史是否久远，是士族和寒族之间最大的区别。但是到了后来，寒族中也有许多读书人，他们也能名震一时，不过出身寒族的命运，是没法改变的。

士族、寒族之间的界限，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门第观念，成为魏晋最显眼的标识。

贵族出身，哪怕还是三岁孩子，就可以领俸禄，就能有官做，好的差事唾手可得。寒族出身的人，不管多努力，上升之路也被堵得死死的。

那你想，寒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心里得有多么憋屈！

有个叫做郭泰机的读书人，出身寒族，就写诗抒发情感，抱怨社会不公。他的诗写得不错，辗转流传，就传到了大名士傅咸手里。

傅咸——光看这姓，就知道是贵族子弟了。魏晋傅家，是泥阳（甘肃宁县）望族，他老爹傅玄，就是西晋名满天下的诗人才子加大官，傅咸在当时也很有名望。郭泰机想通过写诗证明自己的才华，进而得到引荐。尽管傅咸在当时是很正直的官员，也能替百姓着想，但是一样不能免俗，门第观念根植其心，多少有推诿之意，就作了一首诗给郭泰机。

这首诗还有一段序文，是这样写的：

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不知余无能为益。以诗见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沦不能自拔于世。余虽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复文辞所了，故直戏以答其诗云：

素丝岂不洁，寒女难为容。

贫寒犹手拙，操杼安能工。

这段含着推诿和些许嘲讽的序，意思很直白。说郭泰机是河南人，出身寒族，给我看他的诗想请我帮忙，我见他诗情激切，愤慨自己有才难展、不能上进，我很同情。但是我其实也没法帮助他，有些事，不是文章好就能解决的，所以只好戏作一首诗给他。

诗则用寒门女子来比喻郭泰机。说白色的蚕丝难道不美吗？可是寒门的女子难以把它织成漂亮的衣服。一个寒门女子，手又笨拙，即便让她织布，她能织好吗？言下之意，先别管出身了，先好好增强自己的本事吧！——多么老于世故的推诿劝导啊！诗里诗外无不显露出士族的高傲。

就像现在，经常有公司领导趾高气昂地对员工说：公司制度确实还不完善，待遇确实一般，但是个人的努力更关键。别难过啦，也别看别人有关系走后门，你只要好好干，肯定能出头。这种空头许诺，里外里透着庸俗和狡猾。

郭泰机就回了一首五言诗《答傅咸》，抒发一腔孤愤：

皎皎白素丝，织为寒女衣。

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杼机。

天寒知运速，况复雁南飞。

衣工秉刀尺，弃我忽如遗。

人不取诸身，世士焉所希？

况复已朝餐，曷由知我饥！

这首诗借着傅咸诗中“寒门女”的比喻，做了无奈又悲愤的回击。

大意是：白色的蚕丝，寒女完全可以织成漂亮的衣服。寒女虽然心灵手巧，但是却没有织布的机会，看着寒冷交替、大雁南飞，心中十分焦急。做衣服的刀尺都在高级织工手里，哪里轮得到自己上手？选人才却不亲自考察，仅凭门第，难道是天下士人们所期望的吗？更何况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吃得饱饱的，哪里知道我们的饥饿困苦啊！

这首诗被选入钟嵘的《诗品》，并认为“泰机寒女之制，孤寂宜怨”，用寒女自况，其中的哀怨之情表达得非常到位！

可悲的是，郭泰机后来如何，史书没有记载。或许傅咸帮他引荐了，或许他在别的地方找到好归宿了。但更有可能的是，在门第观念笼罩下，他郁郁一生，没有大的作为。而恰恰因为傅咸的序，他的名字才留在历史上，他的籍贯才得以被考知。这，真是个令人无比悲哀又不得不直面的现实。

273年，司马炎下诏书，要求举荐可以安定边疆的人才，尚书卢钦推荐了一个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在《世说新语》中大大有名，出现的次数非常之多。他姓王，叫王衍，不过《世说新语》中更喜欢称呼他的字“王夷甫”——好吧，看这姓，就知道他也是大贵族出身了。

王衍，出身琅琊王家。琅琊王家几乎是两晋最有权势的贵族家族，出了一堆大名人，前面说的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就是王衍的堂哥。王衍的老爸王乂，曾任平北将军，常有公文事物得汇报请教仆射羊祜。但羊祜在当时是西晋第一名臣，仪态实在威严，王乂派去的使者见到羊祜，就经常紧张得说不清话，于是王衍就自告奋勇前去汇报，口齿伶俐、条理清晰，没有一点自卑和紧张的情绪。当时他才14岁！人们都觉得他是个奇士。

长于品藻的山涛见了王衍后，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不知道是哪位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不同寻常的儿子！”

王衍学识渊博，年轻的时候喜欢谈论纵横术，自比子贡，所以深受人们器重。当时胡人开始骚扰边境，尚书卢钦，认为王衍有平乱的能力，因此举荐了他。

但是，这时候的王衍，才16岁！

“纸上谈兵”这个词，想来没人不知道。16岁的小毛孩子，没打过一次仗，只凭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就信任他，给他带兵之权，让他平定边疆患乱？卢钦老兄的脑子没进水吧！

他脑子没进水！因为王衍是王衍，是琅琊王家子孙，是王乂的儿子，是王戎的堂弟，是绝对的高门大户。而平定边疆这么重要的事，就得由这样的高门子弟来做，虽然他只有16岁。至于寒族，你哪怕66岁，你哪怕是自称是鬼谷子再生，卢钦也绝不会举荐的。

对待军国大事，竟因门第之见，做出如此荒唐儿戏的决定，难怪西晋那么短命。

不过这种门阀政治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常态，即便一个16岁的贵族少年，也可以压死一万个寒族才俊。

魏晋之间文学成就最高，同时也是最丑的一位大诗人——左思，在他著名的组诗《咏史》第二首中写道：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出身的门第平常，早年时运坎坷，后因为才女妹妹左芬被选入宫的缘故，逐渐行运。后来耗费十年光景，写成《三都赋》，一时间被大家竞相抄送，竟然引起洛阳的纸张价格都上涨了不少，这就是“洛阳纸贵”的典故来历。

他的《咏史》组诗，虽然名为“咏史”，其实是借咏史之名讽咏现实。这首诗看着是咏叹汉朝历史，其实是在赤裸裸地抨击西晋门阀制度造成的人才浪费。

诗的前两句，用山顶小草和涧底青松做对比，仅有寸许长的小草，竟然能遮蔽百尺高的青松。接着笔锋一转，带入现实：现实中，世家贵胄就像山崖小草一样盘踞高位，寒门的俊杰之士也只能是涧底青松被遮蔽。并不是说小草有多厉害，只是因为两者的地势高低不同罢了。最后两句，写所咏对象——汉朝的金、张二家和老臣冯唐。金、张二家在汉代仅凭着旧时功勋，就能获得尊贵的待遇；而学富五车的冯唐老先生，却等到头发白了还没有受到重用！

冯唐生不逢时，满腹才华不被重用，金、张二家凭借仅凭贵族身份，就显达朝野。16岁的王衍能被举荐去平定边疆，自己空有一身学问却依旧默默无闻，古今之事，何曾有异？

甚至，现实比历史还更为荒诞，更为严酷。

门阀制度的恶果很明显，恶性淘汰机制浪费了大量人才，留下的只有出身贵族的子弟，表面繁荣的西晋，能没有潜伏的危机吗？

好在王衍有自知之明，他也知道自己嘴上说说能行，实际打仗就太勉强了。他后来转而开始研究老庄，进入玄学清谈领域。没想到，这个转型太成功了，他居然成为继何晏、王弼、竹林七贤之后，领导西晋清谈的玄学大家，可见人给自己的定位，实在重要。

自何晏以来，大畅玄风，玄学思想家名家辈出，他们或狷介耿直，或蕴藉潇洒，一时间，玄学名士成为文化界最流行的事！

嵇康被杀，竹林解体，并没能制止玄学之风。西晋建国，随着国家的安定、政治的宽松，玄学清谈的风气很快又被带起来。不过，西晋的玄学家们和前辈们相比，明显有很多不同。

首先，正始、竹林的玄学议题，都和现实有密切关系。他们的玄学思辨背后，会深深影响时局政治，所以那时候的玄谈更加惊心动魄。西晋的玄学议题和政治的关系明显弱很多，所以玄谈变得更为“纯粹”，玄学家之间的对立也没有那么尖锐。

其次，在正始、竹林名士那里，玄学和世俗并不截然对立，所以何晏、夏侯玄、山涛等人，都很有政治成绩。但是经过司马氏血腥篡权，知识分子普遍害怕卷入政治惹来横祸，所以西晋玄学家们崇尚务虚，把玄学和世俗政务完全对立。所谓：

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晋书·裴传》）

这种观念导致的结果，是玄学家执政水平直线下滑，一旦有事发生，竟无人能挑起重担。

最关键的是，正始、竹林名士，无不具有真性情、真思想，他们的风流，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并不刻意。但是到了西晋，名士们一味模仿前辈的潇洒外形，刻意表现得与众不同，营造不俗形象——而这种刻意模仿，恰恰沦为最俗气的行为！所以两晋有许多“名士”显得故作姿态、矫揉造作，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真情趣。

之所以和前辈们有这么大的不同，归结到底，还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正始、竹林名士，个个都精通儒、道经典，具备极深的哲学修养和文学水平，所以他们能够开启一个时代的风气，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哪个不是一代文宗？同时呢，这几位都具备极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也正因如此，他们与世俗决裂，是有着崇高理想做底蕴的。

西晋的玄学家们，在文化水平上明显低了不止一个等级。西晋的玄谈家们，有的甚至提倡不看书，根本不深入思考，所谓“读几句离骚，能喝酒，穿宽袍大袖”就可以成为名士。他们随着性子随便扯，也能扯得天花乱坠。

比如西晋有个“名士”庾子嵩，处处以老庄之徒自居，却根本没有读过道家著作，甚至连《庄子》都没读过。有一次，他勉强打开《庄子》阅读，只看了几行字，就看不下去了，却跟别人吹牛说：“我过去虽然没读过这本书，但天下的道理应该是相同的。今天看了看，果然和我心中想的一样！”

就像今天某些人，能把所有经典都曲解成心灵鸡汤、成功学，在他们眼中，儒家、道家、佛家、基督、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讲的东西都一模一样，都是教你如何获得成功、如何活得快乐！这种人现在很有市场，也以雅客名士自居，庾子嵩恐怕与之类似。

此等货色，怎么能和何晏、阮、嵇相比呢？

还有，为了类比“竹林七贤”的名号，西晋的毕卓、胡辅毋之、谢鲲等八位“名士”常常聚在一起，自称“八达”。可是“八达”具体都怎么个“达”法儿呢？竹林七贤中，阮籍不是很爱喝酒吗？刘伶不是喜欢在家里脱了衣服吗？于是，“八达”就常常聚在一起脱光衣服痛饮无度。

有一次，“八达”又聚到一起裸体饮酒，其中一位名叫光逸的来晚了，进不了门，于是光逸就在门外脱光衣服，从狗洞往内大喊大叫。胡辅毋之大惊，说：“这一定是光逸来了，别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开门把光逸放进屋，大家又不分昼夜继续痛饮。

这种做法徒具形式，流于表面，让人很是反感，甚至连真正的玄学家乐广都笑着说：

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

狂狷，如果不是为了追求理想所表露的反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么狂狷就是最粗鄙恶俗的行为。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潇洒的背后，是需要有思想做支撑的。缺乏了深入思想和独立人格，西晋的玄风就变得徒具形式、苍白肤浅了。

当然，西晋也还是有一些有水平的玄学家的，比如刚才说到的乐广，就和王衍齐名，同为玄学领袖。

据《晋书》载，乐广有个好朋友，好久没来找他，他很奇怪，就问什么原因。朋友说：“前些日子去你家喝酒，端起酒杯看见里面有条小蛇，当时不好拒绝就喝下去了，回来就犯病。”

乐广心中疑惑，回去一琢磨，才发现墙上有个花雕弓。于是再把朋友找来，让他坐在当日的位置端起酒杯，这才发现里面的小蛇原来是弓影，于是朋友的心病就好了。“杯弓蛇影”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应劭的《风俗通》里也有一条类似的记载）。

乐广知识渊博，精于玄理，辩论技巧非常高明，名士们都对他十分佩服。有客人问乐广关于“旨不至”的问题。

所谓“旨不至”，其实就是言能否尽意的问题，我们都用语言文字来交流，但是语言文字能真实表达事物和道理吗？

乐广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麈尾柄碰着小桌子，问客人：“至否？”

客人回答：“至。”

乐广听了之后就把麈尾抽回来，问道：“若真的至了，又怎么会离开呢？”

客人恍然大悟，心悦诚服。

我要不说，您准以为这是禅宗公案，乐广活脱脱就是一个大禅师的样子。这种机锋对答，妙趣横生，让人在其中流连往返，不能自已。后来禅宗公案也是一样，之所以那么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实在太有趣了！

有趣归有趣，客观来说，这种对话内容，可诠释的范围实在非常广。客人心悦诚服了，但是客人理解的和乐广想要表达的一样吗？我们读到这则故事的时候，也会会心一笑，但是我们理解的，和乐广所想的一样吗？谁都不敢保证。但是这种模糊感，却给人带来无限想象空间，其文学审美功能远远大于哲学表达功能。

所以西晋以后的玄学清谈，越来越简约，文辞越来越优美，动作越来越潇洒，审美层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内容越来越玄虚，思想越来越空洞。哲学思辨层面，大不如前了！

西晋以后的玄学，基本上就成了那些心旷神怡的小故事和宽袍大袖的潇洒风度。

比如，王衍官至太尉，是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权力极大，但是由于他雅好清谈，所欣赏的人，也都是清谈之士。西晋的清谈之士有没有哲学才能不好说，但是一般来说，具备军事才干的总是少数。

王衍下功夫研究《易经》，但还有问题不能理解，就常念叨：没有一个可以请教的人啊！有人告诉他，阮宣子可以和他谈论。

阮宣子名叫阮修，是“竹林七贤”中阮咸的儿子。

于是王衍就请来阮修，先问道：“老庄之道，与孔圣人之道，到底是否相同？”

结果阮修的回答妙不可言，原话只有三个字——“将无同！”

将无同，怎么理解？字面意思是：“大约没有不同吧？”“莫非相同吧？”这里面的语气既肯定又模糊，表达了一种隐约相同又隐约不同的意思，模棱两可。但是这样的表达，恰恰大中王衍胃口。王衍大为欣赏，立刻提拔他为太尉掾属，时人称之为“三语掾”。

像王衍提拔阮修这样的做法，在西晋非常多见。玄学家们思想上崇尚玄虚，表现在政治上，也崇尚务虚，鄙视实际事务，谁要敢认真工作，就会被嘲笑为俗人。大家可以想想，在这种环境下，国家日常政务、军国大事能处理好吗？

尽管后来有欧阳建、裴等人为了矫正这种风气，提出“言能尽意”“崇有”等思想，期望从思想上纠正这种风气，改变务虚的局面。但大势使然，西晋政治的危难还是迅速到来了。

<h2>贾南风之乱</h2>

潘安是个文艺青年，生活里也极其爱美。

他做河阳县令的时候，下令让全县种植桃花。

结果一县老百姓都因为喜欢潘安，争相种植桃花，

居然形成一道特殊风景，因此连这个县都治理好了。

老百姓送他外号“河阳一县花”“花县”。

保守估计，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作“花样美男”的美男子。

如果说西晋背上的炸药，是玄学家清谈误国、政治制度僵化、朝野的奢侈风气等几个问题的话6，那么，点燃这些炸药的导火索，就是司马炎的亲儿子——晋惠帝司马衷。

司马衷出生于259年，是司马炎和皇后杨艳所生，9岁时被立为太子。

本来司马炎还有个大儿子，叫司马轨，可惜很早就夭折了。按照长幼次序，司马衷就被立为太子。按说司马炎也健健康康的，他的皇后杨氏也健健康康的，两人的智商也都正常，可是偏偏就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哪儿有点不对劲儿的傻儿子。

说他傻，并非我的臆测，就连最能为皇帝避讳的史书，评价司马衷的时候，用的都是“甚愚”二字。或许天数使然，天要西晋灭亡，所以不仅给西晋选了一个“甚愚”的太子，还给这个太子配了一个“貌黑奇丑”“妒忌多权诈”的老婆——贾南风！

事儿，它就要这么赶，它就要这么寸！

司马炎贵为天子，给儿子选老婆，怎么就选了这么丑的悍妇呢？这还得从稍早点儿说起。

西晋夺取曹魏政权，靠的是权谋奸诈，所谓的“开国功臣”可想而知都是何等样人。比如贾充，此人奸诈多谋、精明险恶、精于谄媚。司马昭活着的时候，贾充就已经是其心腹，高贵乡公曹髦之死，就和贾充有关。到了西晋建国，贾充自然功不可没，官至尚书令、车骑将军，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兼全国军队副总司令。

人以类聚，贾充和荀勖、荀、冯等人为友，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无论百姓还是官员，都非常憎恶鄙视他们，比如前面说的和峤就不愿意和荀勖同坐一辆车子。

271年，鲜卑部落扰乱陕西、甘肃一带，司马炎就打算让贾充出兵镇压安抚。贾充却不愿意离开中央，去边疆打仗会受苦不说，一旦离开权力中心，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就要受影响，所以任命诏书在七月就下了，他却一直拖到十一月，拖无可拖，才起身出发。

临行前，几个死党给他送行，贾充趁机向朋友们求救。于是，荀勖就给出了个主意：“目前这形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你女儿嫁给太子，一旦你女儿成了皇后，你的地位自然也就稳固了。”

贾充闻言大喜，尽管太子司马衷脑残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也只得牺牲一下女儿的幸福了。于是，这边贾充慢腾腾启程，那边荀勖几个人就开始运作此事。

本来司马炎打算迎娶大臣卫瓘的女儿做太子妃，卫瓘家学渊源，品行正直，并且家族基因好，一大家子都是美女帅哥。说到卫瓘大家或许不熟悉，但他的几个后人大家肯定知道。王羲之是书圣，书圣的书法老师是谁呢？史书记载是女书法家卫夫人，而这个卫夫人，就是卫瓘的后代孙女。

网上常常有中国古代几大美男子的排名，但是不管怎么排，都少不了美男子卫玠。卫玠因为太美，又很会玄谈，名气十分大。南渡之后，南方的人争相拜访围观，要一睹这位美男子的风采，结果竟活活把他看死了——死的时候他才23岁，“看杀卫玠”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而卫玠，则是卫瓘的亲孙子。

他的后人如此优秀，卫瓘的女儿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看来司马炎还是有眼光的。

可是，卫瓘对这事儿并没有太上心，按今天的话说——没有积极运作，这就给贾充、荀勖他们钻了空子。贾充有个很可怕的老婆，在历史上大大的有名，名曰郭槐，是有名的悍妇、毒妇、妒妇。

贾充敢谋逆，但是却极其怕老婆。他的大儿子刚3岁，在奶妈怀里抱着，他退朝后就去逗儿子。结果被郭槐看见了，郭槐认定贾充和奶妈有一腿，就过去一刀把奶妈杀了。她那可怜的儿子，因为想奶妈而整日啼哭，没过几天就死了。同样的事件，居然可以发生两次！贾充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郭槐杀了奶妈，仅仅1岁的儿子因思念奶妈而死。

从此，贾充绝后，再没生过一个男丁。在那个夫权至上的年代，郭槐竟然没被休掉，这怎么都让人有点想不通，惧内的效果，不可思议。

郭槐虽然悍毒无比，但是这样的女人一般都很能来事儿，她大量贿赂皇后杨艳，和杨艳把私人关系处理得极好。杨艳也看贾充在朝中势力很大，就坚持要娶贾充的女儿为太子妃。司马炎询问大臣意见，荀勖、荀、冯等人，又极力称赞贾充的女儿才貌双全，就这样，这门亲事就稀里糊涂定下了。

于是，司马炎下诏，走在半路的贾充被召回中央，仍任旧职。

有时候历史的发展，就是这般儿戏。你根本想不到那些历史大事都是因何而起的，甚至朝代更迭这样的大事，追溯源头，很有可能就是芝麻大的原因。

因为贾充，高贵乡公曹髦被杀，推动晋朝建国；而又是因为贾充的私心，不愿意去外地受苦，结果间接影响到西晋的覆亡，这真是莫可奈何的讽刺。

贾充有四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司马攸，司马攸是司马炎的兄弟，一度也是西晋皇帝的热门人选，二女儿没留下太多故事。

和司马衷年纪匹配、准备嫁给司马衷当太子妃的，是小女儿贾午，贾午比司马衷小一岁。可是贾充、郭槐的基因不好，贾家姑娘都相貌平常、身材矮小。贾午时年12岁，还没怎么发育，撑不起礼服。于是贾充临时决定，把三女儿贾南风嫁给司马衷。

贾南风比司马衷还要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但是司马衷娶了贾南风，就不是抱金砖，而是抱祸端。

272年春二月，贾南风嫁给司马衷，成为太子妃。这一年，司马衷13岁，贾南风16岁。

史载，贾南风成年之后，也才一米四左右，而且面貌奇丑，又黑又难看，并且，她毫无保留地继承了双亲的特点——母亲的彪悍嫉妒凶狠残忍，父亲的心思活络工于心计，这样的女人居然就当了太子妃。

命运，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h3>贾南风之乱</h3>

贾南风嫁过去之后，一直没有生育，所以非常暴躁嫉妒。曾经有一个宫女怀了太子骨肉，贾南风二话没说，用戟活生生把孕妇的肚子剖开，落下一个已经成形的胎儿。司马炎大怒，要废掉太子妃，但是荀勖、杨皇后都为他求情，这才免了一难。

司马衷却什么反应也没有，司马炎怕司马衷太笨，就派了一个宫女伺候儿子。没想到，五六年之后居然怀孕。司马炎赶紧把这个宫女保护起来，这才生了皇孙司马矞。司马矞长到三四岁，司马衷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

司马衷的智力没有随着年龄而增长，司马炎也有换太子的念头，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据说原因之一，就是皇太孙司马矞非常聪明。有一次宫中夜里失火，司马炎站在城楼上观看。司马矞才5岁，就悄悄扯着爷爷的衣襟说：“夜里发生混乱，天子不能站在显眼的明处，以防危险。”儿子很蠢，好在有个伶俐的孙子。司马炎有了些许安慰，很早就封司马矞为皇太孙。

眼看司马炎渐渐老去，司马衷依旧傻乎乎的，大臣们也着急得不行。难道未来的天子真就让弱智当了不成？可是总不能直接说太子智障，不能当皇帝吧？这劝谏亟需技巧。

和峤劝谏说：“太子有淳古之风，现在世道险恶，恐怕难以担当陛下家事。”瞧这语气委婉的，“淳古之风”。下回要再说谁蠢，就说他“老兄真有淳古之风”！

司马炎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傻，不好意思面对和峤，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但是荀勖这类官员，因为自身利益，就总是夸赞太子聪明、有智慧。司马炎派和峤查看太子的情况，和峤回来说：“太子圣质如初。”

太子的老师卫瓘最清楚司马衷的情况，趁着一次宴会的机会，走到龙床旁边，摸着龙床连连说：“此座可惜！此座可惜！”司马炎只好说：“你喝醉啦。”卫瓘就不再多说。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弱智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

他当了皇帝，智商一点没变。在御花园游玩听到蛤蟆叫，他就问左右：“这蛤蟆叫，是公家的还是私家的？”左右都笑，就调侃说：“在官家地里叫就是公家的，在私人地里叫就是私人的。”

他即位前后，西晋发生大饥荒。大臣向他报道老百姓遭灾，没粮食吃，甚至连树皮都吃光了，他很惊讶，就问：“既然没树皮吃，为什么不喝肉汤（何不食肉糜）？”

“何不食肉糜”，成为千古名句，时时警惕我们，愚蠢可以无底线。

在专制制度下，皇帝要是太蠢，大权必然旁落，此时，权力最大的辅政大臣，是皇后太杨芷的老爹——太傅杨骏。

司马衷的生母是杨艳，但是杨艳死得早，害怕杨家失势，就把自己年轻的堂妹杨芷介绍给司马炎当皇后。司马炎死后，杨芷就成为皇太后，杨骏就成为权倾一时的大臣。

但是，事情远远不止外戚干政这么简单，别忘了，司马衷还有个权力欲控制欲极大的老婆——贾南风。

贾南风做太子妃时就犯有大罪，多亏皇后杨芷求情，要不然一准儿被废，司马炎就让杨芷多管教一下贾南风。可是，贾南风心眼小，不但不承情，反倒认为是皇后杨芷说他的坏话，因此心存报复，于是婆媳两人的关系搞得很不好。

等到司马衷当了皇帝，贾南风贵为皇后，就更不把皇太后杨芷放在眼里。她想要干预政治，又被太傅杨骏压制。贾南风觉得，自己都贵为皇后了，居然还处处受缚，因此怒不可遏，把所有怨恨都记在皇太后杨芷和杨骏等人身上。

傻皇帝司马衷浑然不觉，西晋覆亡的序幕，已然拉开。

令杨骏丝毫没想到的是，这个面貌奇丑的黑女人，居然能有这么厉害的政治手腕，他更没有想到，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

贾南风首先不动声色，暗中秘密联络了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

西晋建国时，吸取曹魏苛责亲王，以至于大臣撺政皇室没有抵抗能力的教训，大肆分封司马氏族亲为王，并且给这些诸侯王极大的权力。汝南王司马亮是司马懿的四子，按辈分，是傻皇帝司马衷的四爷爷；楚王司马玮是司马炎的第五子，傻皇帝司马衷的亲弟弟，当时才19岁。这些诸侯王被封在外地，虽然贵为一方诸侯，但是谁没有干政的野心呢？有了这等好机会，年轻的楚王当然跃跃欲试。

有了楚王司马玮的支持，贾南风的心更踏实了。

291年年初，楚王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的军队开到洛阳城外，紧接着，贾南风设计让傻子皇帝司马衷写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然后，名正言顺地，楚王司马玮发兵包围杨骏府邸。杨骏逃到马厩，最终被捉住杀掉。顺便说一句，杨骏住的，就是当年曹爽住过的府邸。

接着，贾南风以干净利落的手法，幽禁了皇太后杨芷，又进一步把杨芷贬为平民。然后，把皇太后杨芷的母亲、杨骏的夫人庞女士，绑缚刑场，也给杀了。杨芷则被囚禁起来，一年以后，被活活饿死，死的时候，才33岁。

政变之后就是大屠杀，这是惯例。凡是和杨骏关系好的，杨骏的亲族老小，甚至杨骏原来的下属臣僚，一概杀掉。这一切的总指挥，就是那位又黑又丑的皇后贾南风！

当年傻子司马衷即位前后，洛阳到处流传着一首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