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赠秀才入军》第十四首
《广陵散》因为嵇康，得以闻名天下，嵇康也因为《广陵散》，平添无尽魅力。他们已经融为一体，谈及嵇康，必然谈及《广陵散》；提及《广陵散》，也必然离不开嵇康。
他们都是反抗暴力的载体，他们都是独立自由的象征。
嵇康，让死亡变得凄美而绚丽。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抵达了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h2>夜中不能寐</h2>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
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h3>名士们的三种下场</h3>
249年大年初一，就开始刮西北大风。
《三国志·方技传》描写，当时是“西北大风，尘埃蔽天”——今天看来，恐怕是沙尘暴。那时候的洛阳植被茂盛，没有工业污染，这尘埃蔽天的大风暴，绝对罕见。
所谓“突发怪异，必有不祥”，果然，十来天后，有消息传出，何晏、邓飏等人被杀，管辂的预言一一应验。
249年四月份，魏帝曹芳为彰新象，改元嘉平。所以，这一年既是正始十年，也是嘉平元年。
混了几十年的官场，司马懿非常清楚应该怎样玩政治。汉末以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凡朝臣弄权，必然招来非议。他们的口诛笔伐极其厉害，能煽动天下的民心向背，所以掌权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控制士人、控制舆论。
想控制一个人，还得花点心思；想控制一群士人，就更得讲究方式方法了。想当年，曹操的做法，就是逼迫士人出仕，把他们拴在身边，好吃好喝伺候着，诗词文章引逗着，使他们一步步沦为权力的附庸，年轻的司马懿就是被这样销蚀的。
“招安纳降”，这招非常厉害，能不知不觉中将反对者消于无形。这个招式，两千年来屡见不鲜，两千年来屡试不爽。
一如曹操对待自己一样，司马懿也打算这样对待其他文人——尤其是那些不听话的文人。
高平陵政变中，何晏为首的士人死了不少，时称“名士减半”。那么，招安的对象，就是活下来的一半！面对这一帮士人，具体怎么做呢？
士人们比较有知识有思想，但是也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弱点——崇拜偶像，易于盲从。好比小时候我们做了坏事，没人认错的时候，大家都死扛着，一旦有一个人认错，小团队瞬间瓦解，小伙伴们纷纷投降！
没人被招安，士子们就都死扛着；一旦有人被招安，其他士人就很容易撼动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找什么人做榜样最好呢？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必须先从大名士开始下手！大名士在士子中大有威望，是意见领袖，有号召力。按今天的话说，就得是粉丝上百万的舆论领袖。搞定他们，就意味着搞定了主流声音。
于是，才华横溢、声望极高、人气极旺的阮籍，就引起了司马懿的注意。
阮籍，是何来头？
阮籍出身陈留阮氏，那是绝对的大族，世家儒学、代有名宦。阮籍的爸爸阮瑀，是蔡邕2的徒弟，除了文章好，还弹得一手好琴，在当年就是大名人，名列“建安七子”之一。也就是说，阮籍的老爸阮瑀，当年是和曹丕、曹植天天混一起的，大家写诗作赋互相酬唱，称兄道弟、关系很好。
阮瑀为人恬淡自然，以不屈权贵、文才俊逸著名于世，史称：“军国书檄，多琳（陈琳）、瑀（阮瑀）所作也。”所以他人缘非常不错。
可惜阮瑀死得早，建安十七年（212年），40岁的阮瑀染病而亡，留下妻子和年仅3岁的阮籍。大家既伤心阮瑀之死，又哀叹阮籍母子的苦难，纷纷写诗赋纪念之。曹丕、王粲的《寡妇赋》，创作背景就是这件事。
曹氏政权没有抛弃这对孤儿寡母，反倒给以优厚照顾，可以说，阮籍就是在曹氏政权的庇佑下长大的。他生活方面没有欠缺，但是丧父失怙让他格外早熟，所以阮籍自幼努力，加上优秀的基因、良好的教育，就养成了卓尔出众、傲然不群的特质。史称阮籍：
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晋书·阮籍传》）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阮籍有一种很特殊的人格魅力。
当然了，和其他优秀人物一样，阮籍年轻的时候也有政治抱负。他想做一番事业，建立功业、孝敬母亲，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不断打击着他的理想。
阮籍身处权力核心，所闻所见，都是政治最黑暗的一面——为了权力，曹操可以胁迫汉献帝，曹丕可以任意折磨残杀亲兄弟，曹睿则蛮横荒暴不听劝阻，而号称大家风范、伏膺儒教的司马懿，更是表里不一、奸狠凶残。
于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阮籍，开始有意无意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史载，正始三年（242年），阮籍32岁，太尉蒋济征辟阮籍为官，阮籍勉强从之，不久托病而归。正始八年（247年），阮籍37岁，曹爽请阮籍出来做参军。当时正是曹爽权势熏天的时候，而冷静理性的阮籍，却对时局洞若观火，知道曹爽做事轻浮，必然没有好结果，所以也托病辞谢，隐居起来。一两年后，曹爽就被司马懿杀掉了。
对司马懿来说，像阮籍这样出身好、名声好、才华好的“三好”名士，那是绝对的大名士，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所以司马懿刚稳定了政局，就立刻召阮籍出来做官。
大名士的结果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政治投机者，通过“异见”谋取名望，条件成熟就积极投诚，所谓的“态度”，只不过是一种晋升的手段。第二种，一如何晏、孔融这类理想主义者，执拗天真、无法合作，最终被权力迫害。第三种，就如阮籍。
亲眼见识了司马懿的残狠恶行，刚刚目睹了一场血腥屠杀，在暴力的胁迫下，阮籍只好暂时屈服，答应司马懿出任从事郎中。从事郎中，按官制，是个仅次于尚书级别的高等官员，不过此时职权暗变，实际上变成了大将军的顾问幕僚。阮籍出任从事郎中，没有实权，徒具清贵之位，是个典型的逍遥散官。
阮籍这么做，只为避祸而已，所以，他整日喝得酩酊大醉，绝不参政议政，徒具出仕之名，并无出力之实，可谓真正的“大隐隐于朝”。北宋陈师道评说“嗣宗（阮籍）出身而纳智”，实在一语中的。
<h3>只有鬼神才知道我的忠心啊</h3>
司马懿掌握了朝局、控制了皇帝，首都洛阳当然是没什么人敢出来直接反抗了。但是在地方上，却不乏抵抗的力量。251年，太尉王凌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起兵讨伐司马懿。由于司马懿控制着皇帝曹芳，所以王凌打算另立曹彪为新君，摆脱投鼠忌器的被动局面。
曹彪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的亲弟弟，也就是当年曹植写《赠白马王彪》的那个曹彪，此时已经57岁，爵号“楚王”。王凌是汉末司徒王允（《三国演义》中貂蝉的干爹）的侄子，这时已经将近八十。王凌文武全才，名声显赫，是当时有名的忠臣。
其实，王凌起兵的事情早就泄密，司马懿一直装作不知道而已——此人心机，当真是深不可测。所以，当王凌真正举兵时，司马懿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司马大军沿水路南下，直逼寿春。
王凌至此才发觉被司马懿算计了。打仗就如下棋，对手实力相若，既失先机，再要抢回来可就难了，更何况面对的是司马懿这个老狐狸。王凌心知必败无疑，为了避免寿春城遭受战火、连累百姓，他决定自缚到司马懿军前投降。
王凌绑了自己，对司马懿说：“您直接下个文书命令，我就到洛阳了，干吗引大军前来啊？”
司马懿说：“您可是个诏书请不动的主儿，所以我只能亲自前来带您回去！”
王凌说：“太傅深藏不露，你可把我给骗了！”
司马懿却大义凛然、一脸正气地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都这会儿了，还用国家做幌子，还一副为国为民的假面孔！
历史上无数鲜血淋漓的事实告诉我们，很多口口声声为国为民的，都是道貌岸然的野心家、伪君子，这类人其实最自私，真实目的就是为自己！“国家”“民族”“人民”等等，说到底，都是其满足个人私心的遮羞布而已！
王凌被押送回京，途经已故忠臣贾逵的庙前，大呼道：“贾梁道！只有你才知道我王凌是大魏忠臣啊！”这种孤寂、无奈的表白，这种寄希望于鬼神理解的悲怆，令人闻之凄然，史称随从听闻者，泣不成声。
当夜，王凌把一些故旧下属召来，向他们辞别，不无愤恨地说道：
行将八十，身名并灭邪？！（《三国志·王凌传》引《魏略》）
然后服毒自尽。
司马懿这次“平叛”，又大肆屠杀了一番，所有和此案有关的人基本都被灭族。王凌不用说，曹彪也被迫自杀。为了防止再有人另立曹姓诸侯王与自己为敌，他把所有曹氏王公全部迁到邺城居住，并派官员严格监视。
邺城距离洛阳很近，是曹操当年经营的根据地，曹氏子孙大多居住于此。曹氏王公全被软禁在邺城一带，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什么后果——曹氏武力几乎被消灭殆尽，曹魏政权彻底被司马氏架空了。
在暴力高压下，朝局得以暂时安定。或许，司马懿为他的子孙铺好了路，自己的使命就结束了，同年六月，司马懿重病卧床。这次不再是演戏给政敌看——他已经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政敌了。他梦到贾逵、王凌在阴间向他索命，惊惧之下，病情越发严重，不久，这个老政客、老阴谋家、老军事家，一命归西。
司马懿归西，承继其权力的，是其长子司马师。
司马师的心术，比之乃父司马懿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平陵事变前，司马师和老爸商议兵变内容，保密工作做到极致，连亲弟弟司马昭都毫不知情，兵变前一夜，他才把消息告诉司马昭。司马昭惊惧得一夜没睡，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司马师的城府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司马师还暗中豢养死士三千，平时散落在民间，装成老百姓，兵变时召之即来，就像从地底钻出来的一样。这么强悍的组织、管理能力，绝对让一般人望尘莫及，难怪何晏都评价他，说司马师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天下无敌！
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司马师也遵循老爹的路子，恩威并用、变相管制。阮籍，就又被司马师召为从事郎中，依旧是表面上宠厚有加，实际上被管控着。
阮籍还是老样子，喝酒喝酒还是喝酒，可是光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心中的痛苦和困惑依旧存在。等憋闷得实在不行，他就再写写诗文抒发一下。
在如此高压严酷的政治气氛下，还敢随便写诗抱怨？
当然不能直接写了，所以阮籍写的诗，一首比一首晦涩，一首比一首难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阮籍的诗有个特点：“阮旨遥深。”就是说阮籍的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啊，深邃遥远，难以捉摸，需要拨开层层迷雾，才能知道他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
阮籍最著名的，是有八十二首《咏怀诗》。这些诗都没有题目，全部冠以“咏怀”的名字，然后就“其一”“其二”等等，往下罗列。这些诗的写作时间也有早有晚，基本贯穿了他的一生。一般人刚开始读，常常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但诗中透出来的苦闷和孤寂，却显豁明白。比如非常有名的《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很有名，尤其第一句“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更是脍炙人口。这首诗很简单，没有什么难懂的字词，阮籍就写了自己半夜睡不着起来弹琴，弹着弹着就不爽了，“忧思独伤心”，抒发了一通“莫名的孤独感”，从中很难看不出有别的什么意思。
不过，他的高明也正在这里——或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在高压之下、无奈之中也只有这么写。
他写的诗歌，表面看和时政没有半点关系，都是抒发个人心情的。
影响心情好坏的因素，可就多了去了：吃饭，菜里头石子咯牙了，可以不开心；走路摔了一跤，可以不开心；喝水被呛到了，可以不开心；晚上失眠了，可以不开心……总之，可以有各种理由不开心。如此一来，司马氏想从这些文字里找茬儿进行政治迫害，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隐晦难解、比喻极多。钟嵘的《诗品》称之为“归趣难求”，沈德潜《古诗源》说“反复零乱、兴寄无端”。但是，他的心路毕竟还是有迹可循的，通过后代学者的考证分析，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
暴力高压、虚伪横行的世道中，阮籍只能用这种晦涩而玄远的诗，来抒发自己内心无尽的苦闷。
<h3>不俗的老婆</h3>
除了写诗抒发一下，阮籍还会经常开小差，跑出洛阳城，找他的几个铁哥们儿、好朋友一起喝酒，这些人都是谁呢？
好吧，好吧，我忍不住要介绍他们了！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说：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段话完全不用解释！
相信读者朋友都听过“竹林七贤”这个几个字，或许您说不全他们七人的名字，但是您一定知道他们的合称。“竹林七贤”这个名词，在中国后世知识分子心中，就是独立自由的标志，就是反抗世俗的象征，就是坚守理想、蔑视强权的代名词！竹林七贤，是摆在独立知识分子神坛上的名字。
七贤中，山涛年纪最大，阮籍次之，接下来是嵇康，他们三个也是最早认识并交往的。
那一年，嵇康刚到洛阳。嵇康器宇轩昂，相貌非常，是个绝对的大帅哥。史书说他身高“七尺八寸”，大约一米八几，“容止出众”“风姿特秀”，见到的人感觉“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同时又才华出群，深为时人器重。总之又好看，又有气质，还有内涵！这么不同凡响的大名士，连曹氏宗族都对他青睐有加。
大约正始五年（225年）前后，嵇康与曹魏宗室联姻，娶了曹操的孙女长乐亭主（一说，是曹操的重孙女，本书从“孙女”说）。
何晏是曹操的女婿，嵇康又娶了曹操的孙女，想想这关系吧——嵇康得管何晏叫“姨父”。从亲疏远近关系上看，这也大约是嵇康选择的政治立场——坚决反对司马氏的原因之一吧。
具体嵇康和山涛、阮籍是怎么认识的，史书没有记载，也没法考证了，但是同气相求，同为名士、同样有才华、同样爱喝酒、同样好老庄，甚至同样的桀骜不驯、出尘脱俗，有这么多相似点的他们，即便暂时不认识，也终会有认识的一天。
总之，山涛就和嵇康、阮籍仅仅见了一面，就大呼对路，相见恨晚，引为知己，成为金兰之交。
山涛字巨源，精研《老》《庄》，又很能喝酒，据说有“八斗”的酒量。他酒量大、器量也大，行事磊落，耿介不俗。比较有趣的是，他还有个聪明非常、见识不凡的老婆韩氏！有关韩氏的一则故事，还记录在《世说新语·贤媛》中。
说山涛和阮籍、嵇康关系密切，好得不行，和一般的朋友交往大不相同，连韩氏都觉得不正常，韩氏就问是怎么回事。山涛说：“眼下能做我朋友的，我看就这两位了！”这话一说，韩氏更好奇了，就说我也很想见见这两位兄弟啊！那时候，正是“名教”的天下，女子不能随便见外人的。没几天，阮籍、嵇康又来了。为了让韩氏能仔细观察，山涛就把他们两个留下来住宿，并备好了酒肉。到了夜里，韩氏越墙而过观察二人，却被二人的风姿神采所吸引，通宵达旦忘了返回。
事后，山涛问观察的结果如何，韩氏说：“比起才华见识，你差远了；但是你气度很大，可以凭这个跟他们交往！”山涛大为赞同：“你说得对！我也觉得我的气度超过他们。”
山涛洞悉世事的能力也非常高，早在曹爽秉政时，司马懿为了麻痹曹爽，故作假象，先是称病不上朝，后来甚至装病危！这事儿连曹爽都瞒过了，却没有瞒过山涛，而当时的山涛，还只是一个普通官员。
这天，山涛和同僚石鉴一起休息。到了半夜，山涛分析时局，越琢磨越不对劲，他把石鉴踹起来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你知道太傅司马懿不上朝是什么原因吗？”
石鉴睡得迷迷瞪瞪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病了休息呗。宰相不好好上朝，天子赐他一封退休书把他搞退了呗！”
山涛说：“哎，石兄啊，你怎么还傻乎乎的啊？我劝你没事别乱跑了！”言下之意，就您这脑子，怎么也敢来搅合政治这潭浑水啊！
当夜，山涛不辞而别，离开官署，避祸隐居。
没过多久，阮籍也离开曹爽，辞官不做了。
又没多久，长乐亭主的驸马嵇康也离开了洛阳，带了家小，隐居住在了山阳（今河南修武）。
从此，竹林七贤——这个历史上极其耀眼夺目的文士集团，就开始形成了。
<h3>瞧这几位</h3>
山阳即今天的河南焦作市武修一带，在魏晋时期，这儿可是个极其敏感、特殊的地方。
为什么呢？
山阳属河内，而河内是个泛称，指的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方。这里最早属于袁绍的地盘，后来曹操打败袁绍，夺取了河内之地，就着手大力经营。
大家可能还记得，曹操的根据地在邺城，而邺城便在河内。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其核心城邑就是河内邺城。在这里，还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建安七子什么的，就都在这儿和曹丕、曹植一起宴饮优游。
所以，这一代大多都是曹氏宗亲和近臣的封地。曹操死后，就葬在邺城附近的高陵。曹丕篡汉，为了方便监管汉献帝，还把汉献帝迁到河内，废为山阳公。等到司马懿掌权，消灭了曹家势力后，同样为了方便监控，就把曹氏诸王也迁到邺城统一管理。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河内之地，对曹魏来说，是多么特殊的一片土地啊！司马氏秉政，原本高贵繁华令人向往的河内地区，一下子变成政治打压对象的禁锢之地，在当地活动的、心属曹魏的士大夫们，得有多么大的挫败感。
但是人往往有种奇怪的心理，政治得意的时候，就得活在最辉煌的地方，呼朋引伴、畅怀交友；假如成为政治打压对象，这些气节之士，死也要扎堆死在一起。
嵇康隐居的山阳，不偏不巧就在河内——邺城就在山阳的东北方，两个地方非常近。所以琢磨起来，嵇康隐居的地点，也大有深意。再加上山涛、向秀、吕安等人的老家都在这一带，逐渐地，以才高名著的嵇康为核心，就聚成了一个小圈子，令人神往的竹林交游便得以成形。
关于竹林七贤的名称、交游地点、交游范围、交游人数，后人多有考据论证。比如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就认为竹林七贤的名号，是取义佛教“竹林精舍”的典故，并且是先有七贤的称呼，再加了“竹林”的前缀，使得七人形象更为传神。当代王晓毅教授则认为，竹林七贤的名头，是东晋以后琅琊王氏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把王氏前辈中的王戎和嵇康、阮籍等六人的交往添油加醋神化一番，塑造出了潇洒飘逸的几个神仙人物，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除此之外，说法很多，不一而足。
但是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竹林交游的地点，大约就在嵇康家附近的竹林中，而交游的时间，大约是正始末年到嘉平中年，不到十年时间。
当然，我们不要幻想着每次聚会都是齐刷刷的七个人一起。现实情况是，或者三两人一聚，或者四五人一聚，七个人凑到一起的机会并不多——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一个小圈子的好朋友，没事聚聚，今天你出差了，明天他生病了，也不是每次都凑齐。当然，聚会中还有一些外围的朋友会参与进来，所以竹林的交游中，也不止这七个人，有名有姓的，还有吕安、吕巽、赵至、郭暇叔等十几个人。
只是出于对“七”这个数字的特殊爱好，比如北斗七星、七为少阳之数等，加之《论语·宪问》中有个“作者七人”3这么一句话，后人选取了竹林交游中最有代表性的七位，合称“竹林七贤”。
山涛、阮籍、嵇康，我们前面略有介绍，这儿说一下其他几个人。
先说刘伶。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提及刘伶，就必然要提及酒。过去酒家常有一副对联：
刘伶借问谁家好，
李白还言此处香！
这对联假设刘伶、李白两位嗜酒如命的大名士，为找好酒一问一答，目的是为自己家做广告。我们知道李白是离不开酒的，而在人们心中，能在喝酒方面和李白相媲美的大文士，就只有刘伶了。刘伶被称为醉仙，简直就是酒的代言人，至今还有一款白酒，就叫“刘伶醉”。
刘伶长得瘦小猥琐，沉默寡言，在注重容貌的魏晋时代，却也能成为大名士，可见其必有过人之处。他对生死看得很开，对身外的名誉、死后的身体，更是不在乎，很得庄子的精神。他经常坐着鹿车，手拿一壶酒，让仆人扛着锄头在后面跟着，并说：“我醉死在哪里，就地挖个坑把我埋了吧！”
他天天喝酒，结果喝得形骸俱废，得了酒精依赖症，甚至有一次差点死去。好不容易救过来，他妻子哭着央求他千万别再喝了。于是刘伶说：“好吧，但是我怕自己毅力不够，要在神明面前发誓戒酒。”他老婆一听非常高兴，赶紧去准备祭品所需的酒菜。结果呢？刘伶跪在神前，举起酒杯祷告道：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世说新语·任诞》）
然后又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很快就又醉死过去。
刘伶还有一个爱好，大约也是吃五石散怕热的缘故，整天在屋子里不穿衣服，赤裸着身子跑来跑去。有人去拜访他，看见他光着身子，就指责他为老不尊。结果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没事干吗跑到我裤子里来？”
除了有这么多幽默豁达的趣闻，刘伶的文采也极好！他有一首诗《北邙客舍诗》以及一篇《酒德颂》流传后世。《酒德颂》使刘伶享誉盛名，但凡涉及酒文化，就一定绕不开他。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出身琅琊王氏，是绝对显赫的世家大族。王戎小时候有过人的胆识，魏明帝曹睿曾经把一只老虎的爪牙拔去，关在笼子里任人围观。老虎发怒咆哮，大家都吓得连连后退，躲得远远的。只有王戎神色自若，一点也不怕，那时候他只有7岁。
不仅如此，他还聪明异常，有个关于他的故事很有名。说一群孩子玩，看到路边有李子树，树上结满了李子，大家都跑去摘果子吃，只有王戎站着不动。问他为啥，他说这李子一定是苦的。孩子们不信，摘来尝了之后果然如此，于是大家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王戎说：“李子树生在路边，要是李子甜，早就被人吃光了，还能剩下这么多吗？”
孩童时期就有细致的观察能力，所以他看人也很准，长大后成为名噪天下的人物品鉴大家。阮籍比王戎大二十四五岁，整整大了一辈人，但是很欣赏王戎。有时候阮籍去王家做客，进门就对王戎的老爸王浑说：“你这人太俗，把你儿子王戎叫出来，我跟你聊还不如跟他聊！”王戎十四五岁就认识了阮籍，后来也是阮籍介绍他加入竹林交游的队伍的。
由于王戎年纪小，所以活到了西晋，并且当上三公的大官，但是他后来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极其贪婪吝啬。他家有棵独一无二的李子树，结的李子非常好吃，他就高价售出。这位老兄还怕别人得到李子核后把优质李子树种出来，居然把每一个李子核都钻掉再出售。
这还不算，他外甥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对，没错！琅琊王氏大家族的大官王戎，给侄子送了一件单衣做贺礼。可是没过几天，他居然又把这单衣给要了回来……
这还不算！他的女儿——亲生女儿结婚的时候，向王戎借了一笔钱，大约几万块，暂时没还。这要搁一般人，就当给女儿的嫁妆得了，你又不缺这几个钱。可是王戎不行，再见到女儿的时候拉着一张脸。女儿知道老爸的心思，就赶紧凑了钱还回来，王戎这才笑脸逐开。
王戎吝啬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为世人诟病，不过，这很可能是他的避祸之举。你想想，在权力集中的社会，皇帝最担心的是什么？是臣子权力过大，威胁到自己。王戎是琅琊王氏家族的人，又是部级高干，在晋朝权倾一时，要是再有清廉之名，免不了被猜忌——你权力都这么大了，还名声这么好、人气这么高，你到底是想干吗？所以他就用贪财吝啬以自污，表示自己没有野心——人眼里只能看到钱，也就不会有更大的政治抱负了。
由此可以谈谈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现象：大凡图朝篡位或者权倾朝野的权臣，许多都是一副君子面孔，有清廉勤政的形象，比如王莽，比如曹操。但只要是富甲天下的贪财鬼，一个个就都忠诚得不得了，最典型的就是和珅。
为什么呢？因为权臣有更大的政治目标，所以财物对他来说是次要的；而贪官只有保住自己的地位、保持朝局的安稳，才会获得更大的贪污机会。
所以历史上，一旦有某个大臣被怀疑功高盖主、权力过大，就会表现出贪财以自污名节，用以保全自己，王戎，大约就是这一类。
今天，情人之间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还和王戎有关。
那时候，“卿”是对小辈的昵称，不是敬称，所以地位低下的老婆，一般不能随便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夫，只有父亲称呼儿子或者皇帝称呼大臣，才可以说“卿”——这是一种不那么尊重的昵称。
但是王戎的老婆偏偏不干，她整天“卿长卿短”地称呼王戎。王戎怒了，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称呼我呢？王夫人说：
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世说新语·惑溺》）
这两句话实在经典。我没法翻译，里面的俏皮幽默感翻译出来就没了，只能稍微做个提示——第一句的亲、爱都是动词，即觉得你亲近、爱你的意思。后面的“卿卿”，即：以“卿”来称呼“卿”。
由此，还有了一个成语，那就是“卿卿我我”。
王戎活了七十多岁才死去，在魏晋时期，实在算难得的高寿了。
阮咸是个音乐家，阮籍的侄子。今天在民乐中，还有种弹拨乐器叫作阮，形似琵琶，根据尺寸大小分为大阮、中阮和小阮。这种乐器之名就缘于阮咸，因为阮咸当年非常善于弹奏这种乐器。
在当时，还有个精通音乐的人，叫作荀勖，也是名门之后。那时候没有标准音高、没有留声机、没有调音器，音阶关系全凭耳朵和音律学数字的推算。阮咸认为荀勖的音律不准，荀勖很生气，就找了个机会把阮咸贬到外地。但是到后来，有个农夫在田地里耕地，得到一根周代的玉尺，正好是用来校准音律的。荀勖用那根玉尺测量自己所造的乐器，都差了那么一点点，这才佩服阮咸的高明。
阮咸蔑视礼法，孤傲清高。阮家虽然也是大族，但是族内也有穷富。穷富两支住在一起，但是中间隔了一条道，道北的富，道南的穷，阮咸就住在道南。
夏天阴雨较多，衣服容易发霉。到了七月七日这天，就有晒衣服的习俗，但是这也成了一个比赛奢华的机会。到了这天，道北阮氏都把自己家绫罗绸缎搬出来显摆。而阮咸呢？他则把自己的内裤挑得高高的，挂在竹竿上。自嘲说：“大家都在晒好东西，我也不能免俗！”讽刺之意，溢于言表。
阮咸也像他叔叔阮籍一样，很爱喝酒，并且有意效仿之，学习其放荡不羁。比如他请族人喝酒，嫌杯盘碗盏比较麻烦，不如大家围坐一起，围着酒缸把头伸进去喝！喝着喝着，家里的猪闻到酒香，也循香跑来，伸头进酒缸喝酒。阮咸也不以为意，和猪一起畅饮无阻！
再比如他在守孝期间和姑母的一个胡人婢女私通，导致那个胡女怀孕。姑母走了也一并带了胡女离去，阮咸听闻，连孝服也没脱，骑马就追，并说：“人种不可以失去啊！”阮咸在母丧期间的作为，尽管惊世骇俗，却丧失了名士的精神——真正而充沛的情感，比之阮籍、王戎、嵇康等人守孝时的痛苦哀伤，有着天壤之别。
由于阮咸的这种豪放缺乏相应的思想内容做支撑，就总透着一股学了表面功夫的感觉，让人感觉名士精神逐渐丧失。这也成为后来晋朝名士普遍的弊病，徒具装腔作势的形态，而丧失了名士的真正精神和内容。
向秀，字子期。老家就在山阳，是和嵇康关系最铁的人。
向秀是研究《庄子》的大家，曾经为《庄子》作注，自此之后，引起“庄子热”，史称“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
遗憾的是，《庄子》中的《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那时候向秀的儿子还小，不能将老爸的学问发扬光大。同时代的哲学家郭象看到了向秀的文稿，就以之为基础加以发挥，写了《庄子注》三十三篇，成为今天我们理解庄子最重要的材料。可以说，我们今天通过郭象的《庄子注》，就能基本窥见向秀的《庄子》注。
向秀思想深邃，不像其他几位那么张扬，整体给人的感觉，总是一身白衣，有一种特别阴沉抑郁的气质。他住的地方距离嵇康最近，没事就跑去和嵇康待在一起。
嵇康虽然隐居山阳，但是容止潇洒、气质出群，出类拔萃，神仙中人的名声远扬四海。加之与之交游的，个顶个都是一时文宗，当然少不了崇拜者，少不了有一堆“康粉”。
这些崇拜者，时不时还会去请教嵇康。嵇康是怎么对待其余“康粉”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位“康粉”的来访，却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影响到整个魏晋清谈的格局，影响到竹林名士未来的命运。
<h3>梁子是这么结下的</h3>
写书法的朋友对钟繇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钟繇是三国时期的大书法家，流传下来好几个书法帖子，其中著名的有《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等，学小楷的人肯定都临摹过。后人将他和汉代大书法家张芝合称为“钟张”，也把他和王羲之并称为“钟王”。
钟繇老先生有个儿子，叫钟会。这个孩子生得非常聪明机灵，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有个故事就充分说明了钟会的聪明。
皇帝曹丕听说钟家的孩子都不错，就想召来见一下，钟会和他哥钟毓当时都还只是孩子，见了天子威仪，钟毓紧张得跪在地上汗如雨下，钟会则淡定自若。曹丕问：“钟毓啊，你怎么出了那么多汗啊？”钟毓说：
战战惶惶，汗出如浆。
曹丕就又问钟会：“你为啥不出汗呢？”结果钟会说：
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瞧这脑子，反应得多快！一句话把皇帝的马屁拍得蹦蹦响。
这个故事出自《世说新语》，不过要么是假的，要么就是把皇帝的名字写错了。钟会出生于225年，曹丕226年就去世了，才一岁的钟会还不会说话呢！
不过，钟会小时候就能说会道、与众不同，甚至会揣摩大人心思，是没有疑问的，只是这样的孩子我不大喜欢。这种孩子聪明之余，透着一股成人身上才有的假惺惺，丧失了孩子的天真烂漫。按这种路子发展下去，孩子就很会表现、钻营，变得矫情、虚伪，长大后多数沦为俗物，很难有自己坚持的东西。
钟会就是这类孩子的代表，他尽管聪明伶俐、学识渊博，却积极向权力献媚，起初他深受曹魏政权恩庇，最后却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当时，年轻的钟会是嵇康的铁杆粉丝——不过这种“粉”也透着一股子钻营劲儿。他深知，嵇康是天下文宗，如果自己的文章能让嵇康写个评语夸赞一下，自己就立马身价倍增。就像年轻时候的范增找郭沫若给自己的画题字写评语一样，走的是同一个套路。
于是钟会就写了一篇极具时代特色的文章——《四本论》，然后就去山阳寻找嵇康。但是临到嵇康的门前，他有点畏缩了。嵇康不像郭沫若一样是个老好人，愿意提携后进，嵇康性情耿直、言语犀利、嫉恶如仇，万一随口问几句把自己问住了，这人就丢大了！
钟会不敢见嵇康，就在大门外把文章扔进去，掉转头赶紧脚下抹油跑了！
由此可见，嵇康在当时士人的心中，那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可气的是，嵇康根本没有给这篇文章以任何好评，甚至骂都没骂一句。最大的侮辱，就是无视。不过也能理解，钟会这时候还只是个28岁的年轻小伙子，除非特别对胃口，否则是难以引起嵇康注意的。
但是，对于心高气傲的钟会来说，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h2>废天子易如反掌</h2>
皇帝曹芳为这事愤愤不平：我跟大臣多说几句话，
你就要把他杀了，你眼里还有天子吗？
左右就给他支招，既然司马师认为您要除掉他，
那就不如假戏真唱，真的找机会除掉他算了。
<h3>《四本论》的深意</h3>
话说回来，钟会写的《四本论》到底是个啥东西呢？他凭什么拿这个去找嵇康？而嵇康对之不置可否，是否也另有隐情呢？
还记得前面在介绍魏晋玄学时候说过的话吧？魏晋玄学分两派，一派是玄论派，基本上以《老子》《庄子》思想为基础，畅谈玄风，潇洒飘逸，独立自由，强调个性。这一派的言论经常颠覆传统观念，破坏礼制，触及司马政权的意识形态，使得“正人君子”和当政者十分头疼！
另一派是名理派，相对比较务实，循名责实，强调社会性，这一派的主张对政治稳定大有好处，所以名理派的玄学家大多数都混得不错。
由于出发点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两派在同一个玄学议题上，往往就产生了不同意见。一如今天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左派右派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比如魏晋玄学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才”“性”关系。
所谓“性”，就是人的内在禀赋和道德品性，而“才”呢，就是人的才能和功业。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几类观点，分别为“才性合”“才性离”“才性同”以及“才性异”。《四本论》原文没有传下来，但是可以猜出，大约就是对这四种观点的分析和议论。
主张才性合、才性同的，基本是名理派。他们认为人的才能必然和禀赋有关，能干什么也都是禀赋的体现。举个例子，杯子可以用来装水，装水的这个功用和杯子这个本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假如杯子都不存在，那么“装水”的功用也就不会有了。这样一来，对应到政治上，就会主张选举人才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些内在德性好的，只有品德好，方有可能才华出众，要是连品德都不过关，怎么会有才能？
主张才性离、才性异的，基本是玄论派。他们认为禀赋是一回事，愿意不愿意、能不能建功立业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两者得分开。举例说，“杯子”这个东西，有个空空的“性”，但是吧，杯子既可以放水，也可以当笔筒，所以，杯子并不一定就只能装水，不能简单地把“本质”和“作用”对应起来。这样一来，对应到政治上，就会主张选举人才的时候，不一定要选道德好的，道德好能力未必强。
大约看清晰了吧？名理派选人才，首先看重品德，但是品德好不好，很多时候是难以判断的。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引起弄虚作假之风盛行，人们会“装”，装自己很有品德。结果呢，招来一堆伪君子——不过这样刚好符合了司马氏政权的需要，司马氏就是打着“儒家礼教、仁义道德”的旗号治国的。
玄远派则相对高明许多，他们不强调个人德行，有能力就用。这样的结果，使得人们不必装君子，好好发挥才干就行，最终是能促进社会进步的——但是这样，就会对司马氏政权造成威胁。
所以，从这个问题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魏晋玄学家必然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一种被打压，一种青云直上。表面上看只是玄学思想不同，实际上却代表了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
据记载，傅瑕主张才性同，钟会主张才性合——这二位是名理派；李丰主张才性异，王广（被司马懿所杀的大臣王凌的儿子）主张才性离——这二位是玄远派。
不消说，竹林七贤也是玄远派。
对钟会写《四本论》给嵇康看这件事，后人有很多揣测。其中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是司马氏政权故意派钟会这么干的，目的是探一探嵇康的政治立场。嵇康也深明其义，所以对钟会的《四本论》不置可否，直接忽视。
<h3>魏晋第一有情人</h3>
“才性关系”也是个老问题，早在钟会刚出生的时候，就有过一次“才性大辩论”。
228年，大名士旬粲（字奉倩）来到洛阳。旬粲的老爸，就是曹操手下第一谋士、大汉忠臣、大名鼎鼎的荀彧荀文若。旬粲就是荀彧的小儿子，善于清谈，才高识远，一到洛阳，就立刻引来首都朋友们的宴饮辩论。最著名的一次辩论，就是关于“才性关系”的。
旬粲主张“才性离”，辩论对手是主张“才性合”的傅瑕，主持辩论的是名士裴徽，作陪的还有大名士夏侯玄等人。
这场辩论很激烈，双方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以至于需要裴徽不断做中间人，帮着调整节奏，帮着解释。
那时候何晏还没死，政治环境还很宽松，学术气氛还很浓厚，所以名理派的傅瑕也宽宏大度。这场辩论，展现了十足的名士风流。辩论的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学术观点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到互相之间的交情，他们很快都成为了好朋友。
不过，这次争论为以后的才性关系问题奠定了基调，后人的辩驳分析，都没有跳出这次讨论的框架。
旬粲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玄学思想的发展，可惜他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29岁！关于他的死因，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说来让人不胜唏嘘。
旬粲出身极好，长得很帅，又很有文采，又蕴藉风流，所以曹洪就把自己美丽的女儿许配给了旬粲。小两口非常恩爱，你侬我侬，生活极其美满幸福。
但是天公不作美，在一个大雪满宇宙的冬天，他的爱妻生病了，病得特别严重，浑身发烫，怎么都不退烧，良医束手无策。旬粲着急得抓耳挠腮，又心疼妻子，又难过其病痛，恨不得自己能为妻子分担高烧的痛苦。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是那样不可思议的举动——他跑到院子里，赤裸身子，把自己冻得冰凉，然后跑回屋子，抱着妻子，用自己的身体为妻子降温。
可是结果呢？《世说新语》的记载用了九个字：
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旬粲就这样死了，没人知道是因为自己受凉病死的，还是思念爱妻伤心殉情而死。总之，在他的妻子死后没多久，他也死去了。
我想起另一个人。
一千多年后清朝的大词人、大名士纳兰容若。纳兰和旬粲一样，同样是帅哥，同样是贵族子弟，同样文采风流，同样夫妻和睦，同样也是爱妻早故，为爱而亡。
大约是老天不愿意看到人间太美好，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集于一身呢？所以，对于接近完美的旬粲、纳兰，老天给了狠狠的一击。又或是老天太爱惜他们了，趁他们还都年轻，就终结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成为人间难以再有的风景，成为庸人们永远的记忆。
总之，238年，旬粲美好的生命结束了。第二年，就迎来了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时代。魏晋苦难的黑幕，也就此拉开。
旬粲是幸运的，因为早亡，所以没有赶上被司马氏残害。早得一步走，片叶不沾身。
<h3>夏侯玄之死</h3>
旬粲是玄远派名士，他在洛阳的时候，和同为玄远派的何晏、夏侯玄都是好朋友。
249年高平陵事变，司马氏夺权，玄远派的名士被杀了许多，何晏也没能躲开厄运，这些前文都交代过了。
何晏被杀了，誉满天下、同为玄学领袖的夏侯玄的命运又如何呢？高平陵事变中，夏侯玄正在外地做官，所以侥幸逃过此劫，并没有受到株连。但从此之后，夏侯玄谨言慎行，不再参与交游清谈，不再写文章。
251年8月司马懿病死后，有个叫许允的人高兴地对夏侯玄说：“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一死，这下您用不着再担心了！”
夏侯玄苦笑说：兄弟啊，你怎么看不明白啊！司马懿是上一辈的老人，他活着，还会念及故人的情谊把我们当晚辈看，我们还没多大危险，他一死，恐怕他的两个儿子就容不下我们了！
事情发展果然如夏侯玄所料，尽管他三缄其口、低调做人，麻烦还是找上门来！
当时还有个大名士，叫作李丰，也属玄远一派，前面介绍过，就“才性关系”问题，他是主张“才性异”的代表。
李丰也算皇亲国戚，魏明帝曹睿的大女儿齐长公主，嫁给了李丰的大儿子李韬，所以李丰和曹睿是儿女亲家。曹睿死后，儿子曹芳即位，曹芳还得管李韬叫姐夫，所以李丰也是绝对的高官显贵。在曹爽和司马懿斗争中，李丰保持中立，所以高平陵事变中，李丰并没有受到牵连。
司马懿夺得政权后，对李丰这位名士也是采取拉拢的态度，司马师当权后，还擢升李丰任中书令。曹魏时期的中书令是天子近臣，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政策，职位非常高，差不多相当于全国人大委员长。
不过李丰并不买账，他对残忍诡异的司马家极其反感。
强权之下，皇帝曹芳已经形同傀儡。司马师不但虚伪残忍，而且安排了无数眼线在曹芳身边，堂堂皇帝，身边竟没有几个人可以信任。可以信任又能倾吐郁闷的大臣，就只有李丰了。
李丰任中书令两年间，经常被曹芳召去谈话，谈话的内容也严格保密。猜忌成性的司马师认定这些谈话都是针对自己、要除掉自己的计谋，就请李丰相见，然后诘问谈话内容，不料李丰就是不透露他们谈了什么。司马师暴怒之下，竟然用刀柄猛烈撞击，把李丰一下一下捣死了！
而后，打击面迅速扩大，又一场腥风血雨铺天而来！
李丰的长子李韬，以及和李丰关系要好的夏侯玄、张缉都被司马师逮捕起来，然后交到司法部，授意廷尉（最高法院院长）钟毓来审理。张缉是当朝国丈，皇后的老爹，钟毓呢，就是钟会的哥哥。
这种案子一般不用审的，所谓的“审”，只是走流程，然后琢磨一下怎么构陷一套说辞而已。但是，流程还是要走的，聪明要面子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做表面文章。
夏侯玄入狱后，虽自知难以幸免，但是即便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钟会曾经想和夏侯玄亲近交往，但是夏侯玄鄙夷钟会的为人，并没有和他做朋友。这时，夏侯玄成为阶下囚，钟会则高高在上，协助哥哥钟毓审理这件案子，手握生杀大权。钟会认为自己有了资本，就主动向夏侯玄示好，表示亲近。
要是一般人，当然求生要紧，陪审官主动和自己套近乎，那还不给点面子？
可是，在有些人心中，苟且活着并不是最高目标，他们还有更高的追求！钟会虽然也风流，也文采出众，但他至死都没能理解这一层，至死都把眼光局限在了功名富贵权势利禄上，所以，终其一生，他也没能成为一流人物。
面对钟会的亲近，夏侯玄坦然拒绝，而且拒绝地那么尊贵：
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世说新语·方正》）
钟毓只好亲自审问夏侯玄。
夏侯玄说：“我有罪没罪你还不知道？我有什么罪？！”
钟毓语塞。
夏侯玄继续说：“你枉为部级高官，却屈身做大将军府的奴才！你非得要口供，那你自己随便写好了！”
钟毓知道夏侯玄一代名士，节操高尚，不可能使他屈服，可自己对上面又不能没有交代，于是连夜伪造了一份口供笔录。第二天钟毓拿着这份口供给夏侯玄过目时，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夏侯玄看后，只是点头而已，不再说话，直到赴难东市，始终面不改色。
夏侯玄在当时同何晏齐名，而气质肃朗，更让人佩服，时称“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魏明帝曹睿的小舅子毛曾经也是一枚帅哥，有一次和夏侯玄坐在一起，人们就比喻说“好比蒹葭倚玉树”。蒹葭就是芦苇，二人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李丰一案，牵连到的人有夏侯玄、张缉、李韬、苏铄、乐敦、刘贤等，他们全部被灭了三族。屠戮之重，与高平陵事变的惨烈几乎不相上下。
皇帝曹芳为此事愤愤不平：我跟大臣多说几句话，你就要杀，你眼里还有天子吗？左右就给他支招，既然司马师认为您要除掉他，那就不如假戏真唱，真的找机会除掉他算了。
刚好这时候，蜀汉大将姜维发兵伐魏，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带部队路经洛阳，准备西行大战蜀国姜维。曹芳的左右就说：“这是好机会啊！趁司马昭觐见您的时候，把他杀了，然后用司马昭这支部队去攻打司马师。”曹芳也觉得这主意不错，但是真要做起来，曹芳就胆怯了，诏书都已写好，他却犹豫了。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关键的机会稍纵即逝。曹芳一犹豫，这机会就错过了，密谋诛杀司马昭的事情，也泄露了。此时司马昭的军队已经过了洛阳，收到密报后，立刻调转大军，入驻洛阳，先把曹芳给软禁了。
这给司马师发动政变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254年九月，司马师以“曹芳荒淫无道、迷恋俳优、品德不端”为由，废掉曹芳，贬为齐王（曹芳当皇子时的爵位）。由于曹芳是“品行不端”“没资格做皇帝”而被废掉的，所以他没有谥号。史书称呼他的时候，一般就称他为“齐王曹芳”。
紧接着，十月份，司马师迎请曹氏宗亲曹髦入京，继承大统，曹髦成为曹魏政权的第四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