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玄被杀，钟会却青云直上，进一步成为司马师的心腹。史载，钟会还会跑去询问阮籍对时局的看法，想套阮籍的话。但凡阮籍说点什么、发点牢骚，那他就完了。所以阮籍的做法就是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钟会什么也没套出来，只好作罢。

<h3>又一次起义</h3>

夏侯玄被杀、天子被废，一时间，朝野震惊，大家纷纷避祸自保，白色恐怖笼罩曹魏政权。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连空气都是刺冷而凝固的。名震天下如夏侯玄、尊贵如天子，司马师都是说杀就杀、说废就废，一般朝臣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夏侯玄的好友、镇东将军毌丘俭，更为警惕小心。毌丘俭的儿子毌丘甸对老爸说：“您手握重兵，镇守一方，有维护国家的责任。现在天子被黜，咱们却像没事儿人一样享受着高官厚禄，恐怕不是人臣之道，将会受到天下人指责。”

毌丘俭觉得这话很对，一方面为了自保，一方面也是大义所在，便在255年春天在寿春起兵，通告全国州县，讨伐司马师。此时毋丘俭觉得，进攻或许是最好的防守。

消息传到山阳，嵇康立即表示支持。早在司马师废黜曹芳的时候，他就气得不行，发誓与贼子势不两立。毌丘俭起兵讨伐国贼，正是他报仇雪恨、一快人心的大好机会，嵇康甚至想趁此机会拉起一支队伍，响应毌丘俭的号召。

这时候，山涛却站出来，极力反对嵇康的做法。山涛的政治眼光非常敏锐，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他认为毌丘俭虽然有计谋，但是不够老到，恐怕还不是司马师、司马昭的对手，毋丘俭这次起兵，必然失败。

嵇康依旧心有不甘，结果仅仅一个月时间，毌丘俭就被司马师打败了。毌丘俭被屠了三族，其同党七百余人全被收押，重要人物全被杀死。

不过司马师也付出了代价。废黜曹芳之后没多久，司马师就患了严重的眼疾，眼内长了个肿瘤。动完手术没多久，毌丘俭起义就爆发了。司马师抱病上阵，虽然平定了叛乱，但也加重了病情。255年闰正月二十八日，距离毌丘俭兵败被杀只有一周的时间，司马师就死在了许昌。

说来有点意思，司马懿杀了何晏、曹爽，引得王凌起义，等他平定了战乱，回来就病死了；司马师杀了夏侯玄、李丰，废黜曹芳，引起毌丘俭起义，等他平定了战乱，回来也就病死了。看来天理昭然、报应不爽，祸国殃民做坏事，终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司马师一死，曹魏大权就落入了司马昭的手里，于是，著名的司马昭先生就出任曹魏大将军一职，郑重其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h2>知识分子的本能</h2>

在司马氏的统治下，

士人们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戕害。

比之当年曹操赤裸裸地挟天子以令诸侯，

司马氏更为阴毒。也正是因为如此，

曹操挟持汉献帝的时候，不断有儒家士人站出来反抗，

而司马氏掌控朝局的时候，士人直接反抗的声音就小了许多。

<h3>儒家信仰的四个层次</h3>

司马懿、司马师，虽然号称自己是儒家门第，但行为做事丝毫没有儒家的仁厚正直之风，反而充满了权谋诡诈和血腥暴力。至少在人们看来，他们两个与儒家都不太沾边，而更像城府深沉的阴谋家，更具备法家人物的特点。所以在他们掌权的时候，政治空气冷固，一片白色恐怖。

司马昭却不同，他表露于人前的始终是一副忠厚的面孔。比起他的父亲、兄长，他似乎更加“服膺”儒教，也更加“信奉”儒家的信条。

司马昭坚决打起“仁义”的旗帜，以和为贵，不随便杀戮，怎么看都是忠厚君子。他注重声誉、爱惜羽毛，在乎民心向背，在乎历史的看法，所以愿意倾听民意、尊重大臣，无论干什么都要给天下人有个交代。

所以，他“爱惜”名士，供名士们好吃好喝伺候着；他“提倡”孝道，以孝治国、以德治国，表彰孝子贞妇；他爱国忠君，努力维护国家统一，并消灭了敌人蜀国；他谦虚和蔼，对待下属没有架子，坚决推辞皇帝赏赐给他的礼遇。

由此，司马昭获得了很好的声誉，甚至举兵反对司马师的毌丘俭，都认为司马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并上表说，自己举兵只是反对司马师，希望罢免司马师，让司马昭做大将军！

司马昭做了大将军，一度让许多人非常开心，认为司马昭是君子，从此就“周公辅政、天下归心”了。

天下确实“归心”了，司马懿、司马师执政的时候，时不时还有反对力量出现；司马昭执政的时候，曹魏国内一片和谐，甚至连反对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真是一个君子在位的和谐盛世之貌！

宽厚的君子司马昭执政，像阮籍这样的名士自然少不了好处。司马昭不但继续让阮籍担任闲职，还要和阮籍拉近关系，结成儿女亲家。

天啊！这么大的好事啊！跟司马昭结成儿女亲家，就等于傍上了大树，从此再无性命之虞了！但阮籍却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了，愣是打心里不愿意。

但这是君子兼大将军司马昭的要求，你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你又怎么能拒绝呢？于是，阮籍继续发挥酒的妙用，他连着喝酒连着醉，醒了继续喝喝了继续醉。

司马昭派去的媒人每次登门，都看见阮籍烂醉如泥睡在地上，一连七十多天，媒人愣是没找到开口说媒下聘礼的机会！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现在流传的古琴曲中，有一首特点显著、节奏明快、非常好听的曲子，叫《酒狂》，已故老琴家姚丙炎先生打谱，相传就是阮籍所作。《酒狂》反映的情感背景，就是这次拒婚事件中，阮籍似醉非醉、似狂非狂的“佯狂”状态。

仗着司马昭是“君子”，阮籍表现得更为放肆。

他有一次很不经意地对司马昭说，自己曾经去过山东的东平，很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大喜，巴不得你主动要求做官呢。你这一开尊口，等于是向我示好啊，我求之不得！立刻满足你，封你去做东平相！

于是阮籍就骑着一头驴晃悠晃悠去上任了，干了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官差。

到任之后，他转来转去，却只干了一件事：把官署内的隔墙、屏障啥的都给拆了，然后大家不分官职大小，在一个大屋子下一起办公，互相都看得见。在今天，这个做法有个词，叫“透明化办公”，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阮籍就想到了这一招。

不过，阮籍去东平的时候，东平的民风已不似当年淳朴了。看到现实和想象中的差距如此之大，阮籍非常失落，还写了一首《东平赋》，其中充满了对理想中东平的怀念，于是，他只待了十天左右就返回了。

回来之后，他也没有对君子司马昭有更近的举动，依旧我行我素，喝酒喝醉，开小差出溜，找朋友聊天。

阮籍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道德君子司马昭既是自己的上司，还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怎么你对他这么冷淡呢？估计当时也有人这么问过，阮籍在《咏怀·六十七》中，给出了答案：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

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

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洪生，指的是学问渊博、很有名气的儒生，类似“鸿儒”。洪生说话办事都按照礼仪制度，穿戴也都要符合规章，设定尊卑次序，使得万物都能归于纲纪伦常。平时呢，仪表整齐、颜色肃穆，卑躬行止，手持玉圭玉璋，堂上放置着祭祀用的酒，屋里也备着稻粱这些祭品。

前面这几句都是对大儒“洪生”形象的白描，接着笔锋一转：

洪生在人前一套一套的，在私底下却灭芬芳——没有半点美好形象！一面说话恣意任性、信口开河，一面却还用仁义道德的大道理欺诳世人。

所以洪生这种人呢，表面上处处逢合礼仪，实际上却鄙陋虚伪一肚子坏水！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在人前假扮谦谦君子、内里却糟糕透顶的“洪生”，全篇充满了嘲讽的口气。洪生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很有代表性。

司马氏家族，以及围绕在司马氏家族身边的一群人，那些所谓的“礼法之士”，大多都是这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君子，对他们来说，仁义道德、礼仪制度，只是用来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

阮籍对这种“君子”的厌恶，一半是出于天性的真诚，另一半，则源于其思想的深邃。

一般来说，一个成体系的学说一旦在社会上流传开，就已经变得比较复杂，需要分层次分析。比如儒家思想，在孔子那里是一回事，在孔门弟子那里又是一回事，到了孟子、荀子，甚至再到汉武帝那里，各自呈现的都是不同的状态。

大致而言，从内容的角度讲，儒学基本可以分四个层次。

核心层次，是孔孟仁爱忠恕的人格理想，并由此衍生出的道德规则，以及对之汲汲追求的那种精神。

第二层次，是建立在正名、礼制基础上的一套礼法纲常和政治制度，比如荀子、董仲舒的思想都属于这个层面。

第三层次，是掺杂了法家、权谋家思想的儒家，外儒内法，为驭民之术，比如历代帝王眼中的儒家就都是这样的。

第四层次，是仅仅借用“儒家”的帽子，内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比如厚黑学、成功学、“国学管理学”等等，实为“伪儒家”。

儒家思想如此，其他学派的的思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所以常听到人们动辄谈“儒家如何如何”“佛家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一句：您说的是哪个层面的儒家？又是哪个层面的佛家呢？

很显然，司马昭所信仰的儒家，就是第三、第四层面的儒家，他只不过是借着儒家的帽子，披着儒家的外衣，用这种方式笼络士人，目的则是继续把持大权。

围绕在司马昭身边的所谓“礼法之士”，多数信奉的也都是第二、第三层面的儒家。他们一方面确实尊儒，另一方面却也懂得权宜奉承值道。在他们看来，“儒门礼教”更多的是护身符和粮票。这些人哪里懂得儒家仁爱拙直的精神？他们所能理解的，就是恪守教条、屈服现实，徒具“儒者”之名。

更为不幸的是，这些粗俗的“伪儒家”却霸占了话语权，打着儒家的旗号，去攻击一切意见不同者。他们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一般士人就很难鼓起勇气反对之。

为什么呢？举个例子。某人打着“孝道”的名义惩罚自己的儿女，女儿明知其父不对，却缺乏反抗的勇气，因为只要反抗，就会被冠以“不孝”的罪名。

司马昭名义上是用“礼教”来统治天下，行为却残忍恶毒，可是一般士人却很难反抗——因为只要反抗，就会被冠以“反对儒家”“不仁不义”的罪名。那么，只要还对儒家有感情，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在司马氏统治下，士人们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戕害，比之当年曹操赤裸裸地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氏更为阴毒。也正是因为如此，曹操挟持汉献帝的时候，不断有儒家士人站出来反抗，而司马氏掌控朝局的时候，士人直接反抗的声音就小了许多。

哲人总是孤独的，恰恰因为真正信奉儒家，却被世俗的所谓“儒家信徒”所不容。这，大约也是人类永恒的一个笑话吧！

阮籍不仅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也深入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他所坚持的，恰恰是儒家最真实的东西。

出于对虚伪道德本能的厌恶，出于对虚伪礼教本能的憎恨，阮籍对当时一切标榜礼教、标榜道德的人都嗤之以鼻！

阮籍以他独特的方式昭告世人：你们这些虚伪的东西，是有多么低等和无知！

<h3>男女不设防</h3>

男女之事，历来是礼教花最大力气来设防的，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能随便交流。今天看来，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权利的践踏，他们把女性当作私人财产而强行占有，所以才会有这样不正常的“礼教大防”。

司马昭提倡礼教治国，大家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阮籍偏偏不理这一套。

阮籍邻居中有个美少妇，当垆卖酒。阮籍经常和王戎到这家酒垆喝酒，喝醉了，就睡在少妇的身边。少妇的丈夫开始很怀疑阮籍这样做的动机，就悄悄观察，但是发现阮籍喝醉了就睡，没有丝毫逾矩的行为，便就也放心了，任其大醉乱睡。

有个兵卒的女儿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人家，结果跑去灵堂放声大哭。兵卒在当时的地位很低，阮籍身为贵族，去平头百姓家吊丧已经很不合规矩了，跑去哭一个没见过面的女子就更不寻常。这兵卒不知所措，问阮籍：“您认识我女儿吗？”

阮籍说：“虽然我没见过她，但是早听说她有品貌、有才智，像这样值得欣赏的女子，这么早去世，难道不让人心里悲伤吗？”

还有，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待一阵子，阮籍却跑出来送别，显得非常伤心。叔嫂关系历来微妙，礼教时代尤其敏感。战国时期有人就问过孟子，嫂子溺水了小叔子该不该伸手去救，可见在人们的观念中，叔嫂之间得有多严重的避讳。

阮籍不仅不避讳，还堂而皇之表现对离别的不舍和难过，这让人觉得怎么都不合适，就有人对阮籍说：“你这样做太不合礼制了！小叔子怎么能对嫂子有这么深的情感呢？”

结果，阮籍借此说了一句睥睨天下的话：

礼岂为我辈设也？

是啊！虚伪的礼教、束缚人情感的礼教，难道是为我们这些敢于流露真性情、不做作的人准备的吗？

振聋发聩，名震千古！

单纯地欣赏美丽、单纯地惋惜美好生命的流逝、单纯地表达对嫂嫂的不舍，这都是人最本真最真实的自然反应，这有什么错呢？

在人性的真情面前，一切违反人性的名教礼制，都是枷锁。阮籍要追求的，是最真诚的情感，是敢作敢当的气魄，是逍遥天地的自由！在异化人性，把人变成机器、变成木讷的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的礼教前，只有阮籍用自己的真实情感，给那个冰冷僵死的社会，带去一丝温暖的人性光辉。

<h3>吃人的孝道</h3>

与礼教一样，“孝道”也是代表那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名词。

孝敬父母，本来是对父母亲情的自然反应，也是在生产力不发达时代保障老人晚年幸福的必然手段，但是，“孝道”一旦上升为“国策”，就开始脱离本质，变得恐怖无比。

由于孝顺父母，必然会牵挂父母的安危，从而不敢做有半点危险的事；也很容易养成忍辱的脾气，从而不会制造社会动乱，比如《论语》中就有很精辟的说明：

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个孝子，就不会冒犯长辈；不冒犯长辈的人而喜欢制造社会动乱，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

汉儒看到了这一点，就大力提倡孝道，把孝道进一步拔高，“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以孝事君则忠”，孝道成为忠君的基础，忠君成为孝道的延续。所以自汉以来后，以孝治国就成为驯化顺民必不可少的手段，至于最初对待亲人的情感，早已经变得无关重要了。

那么，“孝子”怎么才能让大家知道他是孝子呢？在具体的行为方面，就得有超越常人的事件。

比如王祥。据传王祥有个后母对他很不好，但是后母想吃鱼，王祥就大冬天趴在冰面上把河冰化开，搞出鲜鱼给后母炖汤喝，就这样，王祥成为了天下人学习的榜样！

司马氏家族非常看好王祥，于是，王祥的仕途平步青云，最后活到西晋，活了84岁，遍享荣华富贵，幸福地死去。不过我就想问一下，不就钓一条鱼嘛，干吗非得趴在冰面上？难道不可以把冰面砸开吗？这样作秀是给谁看呢？

作为一个孝子，对待活着的父母得百依百顺，对待死去的父母也得表现孝心！于是，丧礼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礼仪之一。父母死都死了，这时候再有孝心又有什么用呢？不管！必须表现得极为悲痛，必须按照丧礼的规范来。——其实，人的公众行为，从来就是表演给活人看的。

司马昭提倡儒家，自然少不了以孝治国，针对这一点，阮籍又有惊人之举。

阮籍自幼丧父，全仗母亲一手抚养大。后来，阮籍的母亲去世了，阮籍大为悲恸。按照丧礼，居丧期间不能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消瘦悲伤才可以。但是阮籍在埋葬母亲的时候，先蒸了一头小猪，吃完后又喝了两斗酒。吃饱喝足后，到母亲遗体前，哀号了一句“完了”，竟难过得吐出血来，此后身体一下子就垮了。

对待自己最亲的人，这种真实的情感，怎么可以用僵硬的标准来衡量呢？

比较一下当时的“礼法之士”的居丧情况吧。和峤是当时出了名的礼法之士、大孝子，他的母亲死后，他严格按照丧礼来，包括哭泣多久、什么时候哭、哭多大声，甚至每天吃多少米都按照礼制要求，用秤量出，不多一点。但是呢，他“神气不损”，所以被称为“生孝”。

这种虚假的套路，难道真能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情感吗？可惜人们就偏偏吃这一套，并且礼法之士还就只认这一套。

阮籍在居丧期间受到司马昭的宴请，席间，阮籍大吃大喝。当时有名的正直君子何曾也在场，何曾就非常看不惯阮籍的做法，觉得你在居丧期间，饮食都该控制，这么大吃大喝，怎么能符合礼制呢？于是当着阮籍的面就告状：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世说新语·任诞》）

就像郭跳跳对范跑跑有莫名其妙的恨一样，何曾对阮籍也恨之入骨，他建议直接把阮籍流放海外——这几乎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

好在司马昭还算清醒，他替阮籍挡了一箭：“算啦，你看阮籍因为悲伤消瘦成这样子，吃点东西补一补也是应该的，这也算符合丧礼吧。”

这算是司马昭做得不错的一次，为此，给他加五分（满分一百）。

当时所谓的“君子”，表面喊着要宽宏大量、教化百姓，其实内心阴暗狭促，无比恶毒，难怪阮籍不屑这些礼法之士呢！

阮籍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不守礼教并不等于不孝，对美好容貌的喜爱，并不等于淫乱！尊老爱幼、欣赏美好，本来就是人最真实的情感。这些最真实的东西被“礼教”压抑，那么“礼教”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

不过礼法之士中也有个别明白人，中书令裴楷就是一位。按规矩，有人来吊孝，孝子就得赶紧跪着陪哭。裴楷去吊丧的时候，阮籍刚喝醉酒，披头散发、敞着腿坐在地上，也没陪哭。裴楷自己拿了个垫子，哭泣尽哀，吊唁一番，然后起身离去。

有人问裴楷：“按照丧礼，孝子见到客人，孝子先哭，吊客再哭，可是今天阮籍没哭，您哭什么啊？”

裴楷回答说：“阮籍是超脱世俗的人，所以不受世俗礼法约束；我们还是俗人，所以自己要遵守准则。”

裴楷虽然说自己是俗人，但是他已经表现得很不俗了。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给别人留下自由的空间，这一点，他已经做到了。别说比之当时的人，即便比起今天中国大多数人来说，裴楷的做法都是令人敬佩的！

阮籍还有一项特殊本领，就是眼珠子转动幅度超大——他可以翻起黑眸子，让自己的眼珠完全留白。居丧期间，各色吊客前来吊唁。要是来的人阮籍看不上眼，就翻白眼对之；要是来的人还不错，阮籍就用正常的黑眼看他，时称“青白眼”。

嵇康的哥哥、时任扬州刺史的嵇喜也是一名礼法之士，他来吊唁的时候，规规矩矩进香行礼、规规矩矩干哭几声，阮籍就示以白眼。但是嵇康就不同乃兄，同为吊唁，嵇康却拿着酒、抱着琴跑来。阮籍一看，立刻起身相迎，并以青眼视之。两人就在灵堂弹琴、喝酒，高声唱骂，恍若无人。

音乐和酒，是最能宣泄情感的东西，可是大多数人是音乐的门外汉，更缺乏打破规矩的勇气，又怎么能懂琴的奥妙，又怎么敢在丧期喝酒呢？放眼望去，衮衮世间，万人一面，都戴着面具生活，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都是缩头缩脑、畏手畏脚的可怜虫！能明白阮籍的，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人了。

所以有时候，阮籍会坐着马车，任由马儿四处走，走到没路了，他就下来大哭一场。他到底哭什么，没人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率性之人，往往内心最是凄凉。

数行英雄泪，千古几人知？

<h3>忠奸周公旦</h3>

256年四月，即位刚半年左右的新皇帝曹髦临驾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去给太学生们讲课。

据记载，曹髦是曹丕的长孙，所以曹芳被废之后，曹髦接任，大家也没有异议。当时他被接到洛阳，已经摆明了要他继承大宝之位，但是年轻的曹髦却表现出异常的冷静、稳健和聪慧，显得非常有教养、识大体。

在他接到天子印玺之前，他的一举一动，都遵循一个臣子的礼仪，也不接受大臣们的参拜，也不住天子行宫，没有半点越矩。所以有一些忠于魏室的大臣非常欣慰，觉得这个孩子说不定能成大器，夺回曹魏大权。

但是“周公”司马昭实在太强大了，表面上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但在关键问题上丝毫没有放松，年轻的皇帝行动处处受掣。或许正是有感而发，曹髦给太学生们讲的内容，也就有非常明显的象征意味。

讲的到底是什么呢？

据《史记》等典籍记载，早在西周建国初期，周武王去世，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旦在朝辅政。周公旦的几个弟弟管叔、蔡叔，想趁机作乱，就散布流言说周公旦想篡位夺权，于是起兵讨伐周公旦。周公兴兵镇压，很快平定了战乱。这件事，史称“三监之乱”，也叫“管蔡之乱”。

但周公旦到底是忠心还是想篡位？管叔、蔡叔到底是忠心护卫周王室还是想作乱？历史上一直有争议。

不偏不巧，曹髦和太学生们讨论的，就是“管蔡到底是忠是奸”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敏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明显，司马昭就是权倾朝野的周公旦，前面起义的老臣王凌、毌丘俭，完全类似管叔、蔡叔。

曹髦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言下之意很明白，管叔、蔡叔有可能是忠臣，那么周公旦镇压了他们，就说明周公旦其实有问题。对应到现实，就把矛头指向了司马昭。

这件事很快传开，司马昭知道后，对这个小皇帝刮目相看，于是管控更严格了。

嵇康则在这一年写了《管蔡论》，文中就替管叔、蔡叔辩驳，认为管、蔡是忠臣，周公旦处理问题不合适，这件事应该由周公旦负责。这篇文章出来，他的政治立场尽露无遗。

司马昭可以容忍甚至包庇行为怪诞、不屑礼法的阮籍，但是绝对不能容忍口诛笔伐、嫉恶如仇、直接批判自己的嵇康。

厄运，就这么一点一点走进超尘脱俗的竹林。

<h3>成功了，一定要给仇家显摆</h3>

257年，又有一员大将举起反抗司马氏的义旗，他不是别人，乃是魏国重臣、镇守扬州的镇东将军诸葛诞。诸葛诞这名字，一看就知道和诸葛亮有关系吧？没错，他是诸葛亮的亲表弟。

毌丘俭起义的时候，诸葛诞还帮助司马师镇压了毌丘俭。但是一扭头，他也要举起义旗反对司马氏，我们可以想象，司马昭是怎样做“君子”的。真正的君子是裴楷那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温和，给别人留有空间，是不会给别人带来危险感和压力的。

诸葛诞就是明显感觉到了潜藏的危险，所以才甘冒大险，以地方之力反抗中央。诸葛诞的反抗，足足支撑了一年多，在258年二月，兵败被杀。至此，曹魏大臣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具备武力反抗司马家族的力量，全部被消灭。司马昭彻彻底底控制了曹魏政权，不留一点余地。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钟会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高度的忠诚，成为司马昭的心腹宠臣。

比如在镇压毌丘俭起兵时，钟会随军出征，掌管机密文书，出了几个计谋，立了大功；司马师刚死的时候，他又为司马昭献策，阻止了曹髦夺权的企图；后来诸葛诞起义，又是钟会帮着判断时局、制定方略，并凭借高超的书法水平，伪造敌军将领的书信，引起慌乱，使对方不战而降。尤其在平叛诸葛诞起兵的过程中，钟会功劳最大，被称为司马昭的张子房。

所以，平定叛乱后，他就被拜为司隶校尉，相当全国政法委书记兼公安部部长。这官实在够大了，而这时候的钟会，仅仅33岁。

一般来说，人在发迹之后，都会想起自己未曾发迹时的恩仇，有仇的报仇，有恩的还恩。厚道一点的就还恩，仇就不报了。

年轻气盛的钟会，就想到了当年和嵇康结下的梁子。钟会认为，权势能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当年对待夏侯玄，就觉得自己权势在手，夏侯玄便会屈服。夏侯玄不买账，钟会就认为是自己权势不够大。

现在自己是司马昭的心腹，又是司隶校尉，正是如鱼得水、权势熏天的时候。他的自我感觉又膨胀起来，于是，就想一雪当年嵇康轻视他的耻辱。

你不是轻视我吗？我现在权倾天下、衣轻乘肥，我成功了！你还敢轻视我吗？

成功了，一定要给仇家显摆显摆！——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舒服，而是为了让别人嫉妒。

于是，这位老兄浩浩荡荡，摆足了排场，带了一大堆随扈，乘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昂地前去山阳，寻找嵇康。

嵇康实在是个有趣的人。

除了名士必备的长相帅气、气质出众、能喝酒、文采好之外，他还多才多艺，他弹得一手好琴，并作了诸如《风入松》《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等好几首曲子，至今都有琴友在弹；他还会画画，据说也是一绝，在唐代还能看到他画的两幅真迹《巢由洗耳图》和《狮子击象图》；他还精于书法，工于草书，相传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唐人品为天下草书第二。可惜除了琴曲之外，他的书画作品都已经失传了。

非但如此，他还有一门特殊爱好、特殊技能——锻铁！这个可是需要体力的。想象一下，能打铁的嵇康，可绝对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能写文章画画弹琴的打铁汉子，那得多迷人！无怪乎嵇康成为“偶像级文宗”。

嵇康家门口有一棵大柳树，嵇康围着柳树挖了一个水池，在旁边筑起铁炉，时常锻铁于大柳树下。村民们有需要锄头马掌啥的，就来找嵇康帮忙，有钱给钱，没钱嵇康也无所谓。打铁的钱，就用来换酒，然后又和朋友们弹琴唱歌，把酒言欢！

向秀一袭白衣，不爱说话，他住的地方距离嵇康也近，经常到嵇康这里，一住就是很多天。嵇康在大柳树下打铁，他就在旁边拉风箱。

一个午后，两个人就这样打着铁、拉着风箱。斜阳的影子里，慢慢走出一队人马，为首的高官锦带，环佩叮咚，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斜睨着嵇康、向秀二人，来到大柳树前。

而嵇康呢，照旧专注地打铁，一锤一锤，似乎根本不知道前面来了这些人。

这跟钟会预想的场景完全不一样，他想到嵇康对他笑脸相迎，他想到嵇康对他大声呵斥，他更想到嵇康扭头离开……但是，他没想到，嵇康对待他的态度，还是像几年前一样，根本无视！

被无视，是对人最大的伤害。

向秀则稍有停顿，抬眼看了看钟会，又看了看嵇康，然后低头继续鼓风。

钟会感到脸在发烧，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才好。待了一会儿，只好调转马头，准备离去。可就在这时候，嵇康突然说话了，打铁的节奏依旧没变，充沛的声音传来：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就是说，你听到了什么所以来？来了之后又看到了什么呢？

钟会回答说：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打哑谜一般的对话结束了。

嵇康的铁锤没有停止过，钟会的人马也渐渐离去。大柳树下，还是两个身影，打铁的嵇康，拉风箱的向秀。

<h3>没有情商的回诗</h3>

钟会离去了，史书没有记载他都做了什么，但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司马昭要征辟嵇康做官。

嵇康知道自己言语耿直、性情刚烈，远离朝局犹有一腔愤懑，更不要说在司马昭手下做个奴才了。朋友们劝他暂时离开山阳，避开司马昭的骚扰，嵇康答应了。

临行之前，有郭遐周、郭暇叔兄弟二人，前来送行。二郭纷纷作诗赠别嵇康，郭遐周作了三首五言古诗，郭暇叔写了一首四言诗、一首五言诗，都是别离之语。这几首诗，为嵇康避难河东，做了最真实的记录。

嵇康也作了三首诗回赠二郭，这就是嵇康的《答二郭三首》，我们选其中最后一篇，简单看下。

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鸾凤避罻罗，远托昆仑墟。庄周悼灵龟，越稷畏王舆。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所好亮若兹，杨氏叹交衢。去去从所志，敢谢道不俱。

这首诗极尽铺陈表达之能事，用大量篇幅，或白描或比喻，猛烈抨击现实的罪恶，抒发对现实的不满。

从开篇到“越稷畏王舆”，都是这种抨击和铺陈。大意是说：看这个社会啊，艰难险恶让人惧忧。一切善恶的行为背后都是交易，正道隐匿无法显现。大路上都长满荆棘，让人何去何从？各凭权势才智互相倾轧，名誉高位都是火坑。凤凰为了避免罗网之祸，只好远远躲到昆仑山。

“庄周悼灵龟”和“越稷畏王舆”是两个典故。前者说的是《庄子》中的故事，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国使者来请庄子做官。庄子用楚国的灵龟做了个比喻，说灵龟打扮得漂漂亮亮最后被杀了献祭，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泥潭里游来游去。后者也出自《庄子》，越国人连着杀了自己的三任君王，越国的王子稷（一作搜）因此逃到山里，死活不肯出来做国君。

嵇康用这两个典故自比，形容世道昏暗，逃避功名利禄、保全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司马昭让自己出去做官，这明显就是火坑，自己怎么能跳进去呢？他是坚决不去的！所以，嵇康借庄子的话表明态度，“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那些最高境界的人啊，都是保全自己、隐迹俗世、喜好玄虚。

最后三句是对二郭的回馈。郭遐周的赠诗中有一句“所贵身名存，功烈在简书”，有劝进之意，希望嵇康能够积极进取。嵇康对此回应说：“功名有什么好留恋的？更何况还要所谓的名垂青史？”

接着，嵇康让人哭笑不得地写：“但是没法子，你们两的志向就是功名啊，难怪战国道家思想家杨朱说过，路太多让人无从选择！此后我避祸远去遂了我的心意，咱们的路终究还是不同的！”

人家来送别你给你写诗，结果你回的诗还把人家批评一番，这嵇康的性子也真够耿直的！在今天成功学家们的眼里，嵇康肯定属于情商超低的一类人。

然而，他的可贵也正在于此，最真诚地表露自己的情感，这样的人，才能作为真正的朋友。想必郭氏兄弟能和嵇康关系这么好，也是欣赏他的耿直的。

<h2>广陵绝响</h2>

竹林集团解散后，很快进入两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

隋唐科举取士，士人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

皇权一步步集中到了巅峰。此后一千五百多年中，

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慷慨激烈的声音，再也没有嵇康那样潇洒自由的身影。

自《广陵》绝唱后，知识分子的那颗头，至今，都跪在地上！

<h3>活神仙孙登</h3>

离开山阳，嵇康暂避汲郡。在这里，他潜心从事道家养生练气之法，经常登山采药，攀岩挠壁，纵跃其间，有时候遇到好景好水，得意之时，竟忘记下山。他潇洒出尘的样子，被砍柴的樵夫们见到，纷纷相告，都以为碰到了神仙。

嵇康当然不是神仙，不过在汲郡的苏门山，确实有个神仙一样的隐士——道士孙登。嵇康就在这里追随他，待在他身边，这一待就是3年！

孙登在当时大为有名，历史典籍关于孙登的记载很多，基本大同小异，但是也有明显的神化色彩。

《晋书·隐逸列传》记载，孙登字公和，河南汲郡人，在苏门山土窟石洞中居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精研《易经》，善长啸，擅抚一弦琴。葛洪在《神仙传》中，对孙登的故事记载得多一点，有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也有死而复生的异状，不过这明显是道教的文学加工。

魏晋时期，“啸”很流行。据说阮籍精通啸艺，他的“啸”声，百步之外都能听到，但“啸”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想来，“啸”无论如何也得具备两点：第一声音得大，第二还得好听。

阮籍就曾经专门拜访过孙登，据《世说新语》《水经·洛水注》等典籍载，阮籍见了孙登后，跟他说话，这位老先生却闭目不语。阮籍知道和这位老先生沟通，语言是多余的，于是，阮籍就“大啸”。结果呢，孙登睁开眼，笑眯眯地说：“复作向声！”阮籍就又大啸了一次，老先生听后又闭目不语了。

阮籍知道这次交流已经完成，于是辞别下山。走到山腰，突然听到山顶传来一阵长啸，那声音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声震山谷”，回头看去，乃是孙登的啸声也！

这次拜见孙登，阮籍有什么收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回去的途中，路过楚汉之争的遗址时说了一句话：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

然后，阮籍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也是他的代表作——《大人先生传》。文中描写了一个博通天地、完全超越世俗的“大人先生”，体现了老庄思想的精髓。这位大人先生，是阮籍心中的理想人格，而其原型就是孙登。

嵇康在山中采药的时候，偶然遇到了孙登，一见之下就知道不是常人，遂以弟子之礼师之，《晋书·孙登传》对嵇康和孙登的交往有一段记载。

嵇康在孙登身边待了3年，孙登没有跟嵇康说过一句话。好容易碰到个活神仙，谁不想知道点前世未来啥的？所以嵇康也每每叹息。最后嵇康快要离开了，也同我们一样，忍不住想要临别赠语，就对孙登说：“老师您没有一句话送给我吗？”

孙登这才说：“康儿啊！你知道火吗？火有光芒，但是自己不用光芒，最后才能有光芒。人也一样，人有才华但是不显露他的才华，才华才能有用。所以，发光的关键，得有木柴；使用才华的关键，得能够识人。你现在才华太高，性情又太过刚烈，但是识人的本领不够，在这样的社会里，你恐怕难以保全自己啊！”

孙登的人物形象，肯定是不断积累附会而成，他和阮籍、嵇康的交往，也经过了无数的文学夸张。但是孙登的出现，却给我们帮了一个大忙。以他为参照系，可以更好地理解阮籍、嵇康的思想特征。

阮籍、嵇康都与孙登有过密的来往，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出，二人在内心深处都是偏向道家的。尤其是阮籍，《大人先生传》就是他的理想追求。

嵇康则略有不同。尽管嵇康也采药、炼丹，追随孙登，但是他本性的耿直刚烈，他对是非善恶的爱憎分明，他直拗真诚的棱角，让他不由自主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鲁迅说，嵇康在本质上实在是个真正的儒家。这些优良的特性，恰恰是他取祸于恶世的根源。

<h3>伤哉！潜龙</h3>

259年正月，地方奏章上报，在河南宁陵县的一口井中，发现了两条黄龙。在此之前，河南顿丘、冠军、阳夏等地的水井中，不断发现黄龙。文武百官一致认为这是祥瑞，是吉兆，都上表庆贺。

古代好多史书都有个问题，就是记载了太多神奇古怪的事情，让人有时候不知所措，难道当时真的有这么多超自然现象吗？比如发现黄龙这事儿。按说，龙是图腾形象，不是现实有的物种。而史书却堂而皇之记载了，就让人怀疑到底有没有龙。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同名不同物”，古人也有可能把鳄鱼、大蛇之类的，都叫作“龙”。

总之，无论如何，在259年前后，洛阳附近县市的水井里，不断能发现黄龙。

龙，在古代，从来是天子的象征。和皇帝有关的事物，经常被冠之以“龙”字，比如龙床、龙椅、龙鳞等等。到了明、清两代，龙图案更是只能和皇帝或宗教相关。

非但如此，《易经》的第一卦，象征着至大、至善、至刚、至健的“乾卦”，其卦象卦辞，就都是用龙来比喻说事儿。比如咱们常听到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成语，都源自这一卦。

尽管百官都认为掘井见龙是大祥瑞，但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曹髦却不这么认为，他说：“龙，象征君王。可是这些龙不但不能飞在天上，也不能游走在田野，却委屈无奈地掉到深井底下，这是把龙给困住了，哪里是什么好兆头！”

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看到专横的司马昭，于是，曹髦就做了一首《潜龙诗》，哀叹这些掉到水井的黄龙，也哀叹处处受制的自己。

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这首诗很直白、很明显了，典型的托物言志。大意是说：真可怜啊，你这条受困的龙！没法子逃离深渊，上不能翱翔九天，下不能游走田间，结果困在井底，让泥鳅黄鳝这些货色在你面前耀武扬威。你现在蛰伏井底，空有爪牙鳞甲，却不能施展，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从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小皇帝自嘲中带着悲哀的心情，他对司马昭这条泥鳅黄鳝，可谓恨到家了。

不过他还是缺乏政治经验，这首诗，把自己的心志暴露无遗。政治，从来不是率真的人可以玩的游戏。

司马昭看到这首诗之后，大不高兴，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这年四月，百官请奏，一定给相国司马昭加九锡。

还记得曹操吗？曹操当年也是加九锡。臣子加了九锡，就意味着天子该玩完了。

此前，百官就已经奏请要给司马昭加九锡了，可是司马昭死活不受，连辞九次——瞧这戏演的，完全是一副“我是大忠臣，尽管功劳无比，但我依旧谦虚”的样子！一连推辞九次！我就不信，没有你的授意暗示，没有你的默许，谁能上赶着要给你加九锡？

记得那谁谁说过的，“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装，也装得太过了！

这次旧事重提，司马昭就顺利接受了。诏书擢升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曹髦不是傻子，他眼睁睁看着司马昭一天一天蚕食自己的权力，忍不住心头怒火，积累多年的愤怒终于爆发。

259年五月八日，曹髦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在这里等着被罢黜的羞辱。今天，我要和你们一起行动，亲自讨伐司马昭！”

伪君子骗得了天下人，也骗不了他直接蚕食的对象，能把小皇帝逼上梁山，司马昭也真够本事。

尚书王经劝他忍耐一下，不要意气用事，毕竟司马昭的势力已经遍布天下，单凭小皇帝宫中的一点门卫军队，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可是曹髦已经再也忍不住了，看过恐怖片吗？那种死亡来临前的恐惧和压抑，让人恨不得立刻痛痛快快地死去，曹髦大约就是这种心态。与其苟且活着等待被废，不如直接和司马昭干一架，还能死个痛快！

于是他从怀中掏出已经写好的诏书，扔在地上，说：

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三国志·三少帝纪》）

然后进宫报告郭太后。

王沈、王业一看，赶紧连夜跑去给司马昭报信，临走前叫尚书王经一起报信，却被王经拒绝了。

于是曹髦身披甲胄，抽出宝剑，登上车辇，率领着奴仆、侍从以及一些贴身禁卫，擂鼓呐喊，冲出皇宫，直奔司马昭府邸。

司马家族有两个人天性纯良，与司马懿等凶狠残暴的行径截然不同。一个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一个是司马懿第五子、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司马伷当时任屯骑校尉（骑兵总司令），曹髦的部队还未冲出外宫宫门，首先与司马伷的部队相遇，曹髦左右大声呵责，司马伷没有做丝毫抵抗，部下四散而去。

但是总有恶心的人，司马昭的心腹、中护军（相当于禁卫军司令）贾充听闻消息，率领部队从宫门外杀入，和曹髦的随扈混战成一团。毕竟还是皇帝，曹髦挥剑驱车前进，畅通无阻，贾充的部众不敢冒犯。

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事情紧急啊，怎么办？”

贾充大声说：“司马公平日厚待你们，就是为了今天！今天的事，有什么可问的？”

成济听后，抽出长矛，直接就把曹髦刺死了，曹髦死时，年仅19岁。

宫内混战，消息早就传开了。太傅司马孚急忙驱车赶去，等到了现场，曹髦已经气绝身亡，倒在辇下。司马孚抱起尸体，放声痛哭，大喊：“我之罪也！我之罪也！”极为悲痛。贾充等人不知怎么处理，连忙派人告知司马昭。

司马昭听到消息后，惊得从床上滚到地上，继而急忙进行军事部署，以防新的变故，接着赶马入宫，在金銮殿召集百官会议。

重臣都来了，但是偏偏就有人不肯来。司马昭一看，缺的是尚书左仆射（副总理）陈泰。陈泰是魏国后期重要的大臣，多次抵御姜维的进犯，后来调回中央，不断高升。他文武双全、德行昭著，在群臣中威望极高。

陈泰是副总理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善后，得听老臣意见，他必须得来参加，司马昭只好让尚书（总理）荀把他叫来。

荀既是陈泰的主管上司，又是陈泰的舅舅。他到了陈泰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甚至发动陈泰家的妻小奴仆，一起逼迫陈泰进宫。陈泰对荀说：“一般品评，都认为我不如舅父，今天看来，你比我差远了！”

真是龙生九子各不同，荀彧是当年大汉的忠臣，为维护汉室不惜冒犯曹操。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小儿子荀，竟是这么一个没有气节的软骨头。

陈泰一路大哭着进宫，司马昭也痛哭流涕着迎上去，问陈泰说：“玄伯（陈泰字玄伯），你看我该怎么办？”

陈泰说：“只有杀了贾充，方可略平天下之愤。”

可是司马昭怎么舍得杀贾充呢？要不是贾充鼓动莽夫成济刺死曹髦，自己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于是他迟疑了很久，试探着问：“要不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陈泰斩钉截铁地说：“难道还能让我说别的吗？”

于是讨论到此为止。

伪君子就是这样干的。他自己早有主意，偏偏不说，非得别人说出来，好推脱自己的责任，意见相合最好，意见不合则依旧我行我素。

眼见诛贼无望，陈泰大为愤慨，加之过于悲恸，竟当场吐血而亡，死在大殿之上！

最后是处理的呢？就是层层推诿，把责任归在太子舍人成济身上，下令诛杀成济全家。这类手段至今都能看到，但凡出了事，最后顶包的一定是“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