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始倡玄学——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1 / 2)

悬崖边的名士 大生 16553 字 2024-02-19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何晏《言志二首》之一

魏晋名士之风,承建安遗绪,于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等人真正弘扬开来。

名士们都特立独行。名士之间的清谈,必然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为了增强辩论筹码,名士们对自己的动作、神态、装饰、仪容都很在意。那么令人神往的魏晋名士形象,就主要通过这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通过《世说新语》中的记载,我们基本可以看到,那些精美绝伦的小故事,大多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描述的:名士的容貌气质、清谈时的仪态、清谈时的精妙义理、清谈时的精妙言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机智表现和见识。

<h2>名士之风 始于斯人</h2>

“寒食散”又被称为“五石散”,

是因为这药方里有五种石头作为主药,

还有若干别的药作为辅药。

这五种石头分别是“石钟乳”“紫石英”

“白石英”“石硫黄”和“赤石脂”。

<h3>土木工程系的曹睿</h3>

曹丕在位只有6年,虽然他也想建立不世功勋,可毕竟能力不逮,曹丕伐孙权、伐刘备,都以失败而告终。

但他却搞了一个政治制度,影响很大——那就是为了拉拢大家族大门阀的支持,采纳了尚书陈群的建议,实施了“九品中正制”。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简单说,“九品中正制”,就是“如何选拔公务员”的制度。

具体操作模式呢,就是朝廷任命一些大臣兼职为“中正”官,负责在各自的家乡评审、举荐人才,并且把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品级越高,就越是大才,就会被授予显要的职位。人才的品级不一定和官职的品秩一一对应,但是也有很深的关联。

我们稍微一想,就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大官兼职中正,去评审家乡人才——傻子都知道,大贵族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亲族子弟、门生好友,评成上品,然后给授予职位高、活儿少的官职;而把一般没什么背景的人才,定为下品,授予一些吃力不讨好、事情多活儿累的小官小吏。

这样,大族就把持了晋升的途径,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世代都是高官,而一般的士人则几乎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只能出苦力,做武职和低等官吏。

于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截然分成两个阵营——高品达贵的士族和低品苦累的寒族。

这个“九品中正制度”所导致的士族和寒族的区分,对魏晋后来的文化格局、政治格局影响都非常大,所以不得不说一下。

曹丕死于226年,接着,他和甄夫人的儿子——曹睿即位,这就是魏明帝。

在史书中,魏明帝是个形象非常饱满的天子。

他极其聪明,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据说,不管远近官员,哪怕是芝麻小官,只要他看过该人的履历表,得!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了。这人什么性格、什么品德、几级人才、做过什么事,他爸是谁、他爷爷是谁、他妈是谁、他兄弟姐妹都有谁,曹睿都能清清楚楚记起来!这种人适合考试,搁在今天,绝对清华北大的主儿。

曹睿心地善良,对待大臣也比较好,前面说过,他对曹植就很优待。大臣怎么说他、怎么骂他,他都能接受。执政13年,几乎没杀过谏官,这一点非常可贵。

他还很会写诗,虽然和他爷爷、父亲、叔叔是没法相比,但也算是很有文采的一个皇帝。他曾经模拟女子的口吻,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叫作《种瓜篇》。

种瓜东井上,冉冉自逾垣。

与君新为婚,瓜葛相结连。

寄托不肖躯,有如倚太山。

菟丝无根株,蔓延自登缘。

萍藻托清流,常恐身不全。

被蒙丘山惠,贱妾执拳拳。

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要说这首诗,也是在艺术水准之上的,他通过“瓜”“藤”相互缠绕,来比喻男女之间缠绕难分、相互依存的情感,十分形象。

诗中通过一个女子自言自语的口吻,把心事娓娓道来。

说在种瓜的时候看见瓜藤缠绕,就想起夫妻之间从此互相依存不可分开。自己嫁给丈夫,就把全身心都托付给了对方。然而瓜藤毕竟是弱小的蔓生植物,没有深厚的根系,由此又想到自己虽然嫁给了丈夫,但是毕竟不能自立,所以时常恐慌,害怕没有好的结果。

最后这个女子只好一方面发誓自己会永远忠贞,一方面又用“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来“逼迫”丈夫,希望丈夫也能对自己做出承诺,不要抛弃自己。

这些心理、动态的描写,把一个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经济地位的可怜的、楚楚动人的少妇形象,写得惟妙惟肖。

诗人模仿女子的口吻写诗,这在古代是很常见的,但是写得好的确实不多,《种瓜篇》就是这不多中的一篇。有时候想想,也挺佩服这类诗人的,毕竟是个男儿身,能把女儿态写得这么感同身受,可真是不容易啊。

魏明帝曹睿在位共14年,应该说,还是很有政治建树的。

这时候蜀汉的皇帝是刘禅,丞相是诸葛亮,诸葛亮为了报答“三顾茅庐之恩”,出兵北伐。从228年开始,到234年,一共五次北伐(《三国演义》中说是“六出祁山”,其实只有五次)。

诸葛亮在三国,那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谁见谁怕。诸葛亮北伐,曹魏朝中非常恐慌。但是曹睿能够知人善用,起用曹真、司马懿抗衡诸葛亮。结果,诸葛亮五次北伐均无功而返,最后忧疾病死,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

后来,曹睿还命司马懿平了辽西公孙渊。在军事方面上,曹睿很有谋略,这一点他继承了爷爷曹操的本事。

但是,曹睿的毛病也有一堆。

不同于爷爷曹操和爸爸曹丕勤俭的风格,他非常奢靡,喜欢享乐,尤其诸葛亮死后,他觉得心腹大患没有了,就开始满足自己最大的兴趣——盖宫殿。盖一座还不行,还要不停盖。翻看《三国志》以及相关的历史书,关于曹睿执政的后期,铺天盖地都是“建宫殿”“建宫殿”的记载,大臣们上的折子也都是说“不要建宫殿”“不要建宫殿”。

239年正月,曹睿驾崩,葬高平陵,死的时候才35岁——不知道什么原因,曹操家族除了他自己活了66岁以外,他的后代基本上都亡命早死。曹丕只活了40岁,曹睿也只有35岁,曹植41岁,曹冲13岁,等等——这些说的还都是自然死亡。为什么会这样,也是个不解之谜。

曹睿临终前,命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为顾命大臣,辅政幼主,不过他没想到,这个不大不小的决定,竟然最终断送了曹氏江山。

新的皇帝,叫作曹芳,继位的那一年(239年)只有8岁,年号正始。

从此,中国将迎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高邈奇特、名士风流的玄学时期。

<h3>粉面何郎</h3>

曹爽的老爸,是已故的大将军曹真——曹真勇猛有胆略,是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名将,北破羌胡军,南拒诸葛亮,为曹魏立下汗马功劳。

很厉害很厉害的老爸,他们的儿子,一般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要么龙生龙凤生凤,孩子比老爸还优秀;要么就是虎父犬子,儿子糟糕得一塌糊涂。

不幸的是,曹真、曹爽父子,就属于第二类的情况。

曹爽小时候经常出入宫中,和曹睿关系很好。曹睿当了皇帝,曹爽的仕途就顺风顺水,可惜曹爽性格懦弱又刚愎自用,根本不是一块搞政治的料。

魏明帝曹睿临死的时候,想托孤曹爽,问他:我把重担交给你,曹爽你行吗?

曹爽当时跪在旁边,紧张得汗流浃背、脑袋发蒙,根本不知如何作答。大臣刘放暗中踢了他一脚,悄悄告诉他:“快说,我愿意用生命保护皇室!”

曹爽这才回过神,心跳加速地说:“我愿意用生命保护皇室。”

这样,曹爽才成为顾命大臣。

曹睿也清楚曹爽的能力,却苦于实在没有合适人选,只好又任名臣孙礼为大将军长史(大将军府办公室主任),给曹爽做帮手。

有时候,做决断确实两难。曹睿给小皇帝找顾命大臣,是个历史性问题,历朝历代都能遇到。

你说找个能力强的吧,怕小皇帝压不住;找个忠心的吧,又怕镇不住朝局。中国皇帝都是家天下的概念——皇帝怎么也得是我的后世子孙当。要是有既忠诚可靠能力又强的大臣最好,实在不行,就优先选择忠诚可靠的。

所以,忠心但能力不足的曹爽,就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曹爽是贵族子弟、皇室宗亲,不必说,他有一帮贵族子弟的好朋友。贵族子弟嘛,一般都有享乐主义浪荡哥儿的特征,曹爽也不能免俗。

他的这几个朋友,每个都大有来头。比如驸马毕轨(曹睿女儿的丈夫),名士丁谧、邓飏、李胜等,这些都是曹魏的大官子弟。

还有一个更有名更牛逼——按照辈分来说,还是曹爽的叔伯长辈,他就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干儿子加女婿——名士何晏。

早在魏明帝曹睿的时候,何晏、毕轨、丁谧、邓飏等人,就都位居高职。不过曹睿不喜欢这几人喜爱交游、浮华的性格,就把他们都一一贬斥。

曹爽辅政后手握大权,又把这几位安排在了重要部门。

当时,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军国大事一起商量着处理,但是无论论资历、论年龄、论辈分,司马懿都远胜曹爽。所以从一开始,曹爽就对司马懿持晚辈礼,国家大事都请教司马懿然后决断。

但是权力的诱惑实在大,人的贪欲也是黑洞。

丁谧就给曹爽出了个主意:权力这东西,必须得一人独揽。你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他还压着你,这可不行!不如你奏请天子,说司马懿年老功高,封为“太傅”,这样一来,你就独揽大权了。

太傅,相当于元老顾问,名位至高但手无兵权。丁谧这一招,是典型的“明升暗降”——貌似尊崇有加,实际是夺权。

小皇帝才几岁,哪里有这么多弯弯绕?曹爽一试,果然奏效。239年二月份,刚辅政一个多月的司马懿,就被封为太傅,丧失了兵权。

从此,曹爽无所顾忌,朝中大权尽在他手。而何晏等人,依附曹爽,更加顺着性子,气焰嚣天,整日喝酒聚会聊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不过,我们喝酒聊天是耗费生命、瞎扯淡,而何晏喝酒聊天,却聊出了一个名士风流、潇洒翩然的时代。

一般史书上对何晏的评价并不高——当然,这是正常的。

一方面,史书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记载何晏生平的《三国志》《魏略》等,都是晋朝人编纂的,所依据的也都是晋朝的官方资料。作为司马氏家的臣子,对政治立场偏向曹氏的何晏,自然要有一些“修饰”了。

再者,评价的标准也很重要。爱因斯坦说,如果你用“能不能爬树”来衡量一条鱼,那么你一生都会认为它是愚蠢的。

假如以“跳高”来做标准,老鼠都比大象厉害,以“是否遵守礼法、是否具备事务性的政治才干”来打分,何晏绝对不及格。因为他不守法度,恣意妄为,读了一肚子书,却不善长搞实际的事务。

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人确实有不同的禀赋。有的人,适合搞理论工作;有的人,则适合干实际事务性的工作。有的人能说、能提意见,有的人能干、能解决问题。

没有理论指导和批评意见,一味蛮干,不行;只有空谈和挑刺,没人实践,也不行。这是完全不同的职责所在,社会都需要,缺一不可。最理想的状态,是让能说的提意见、能干的做实事,互相补益,社会健康发展。不过现实往往拎不清,无法区别谁能干、谁能说,不能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于是就出现很多问题。

何晏的政治才能确实一般,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天生的文人性格、天养的名士做派、天成的思想领袖。

何晏生父早亡,母亲被曹操娶了做老婆。曹操看何晏很聪明,就把他收为义子,抚养在宫中。何晏比曹植小两三岁、比曹丕小六七岁,和曹冲年龄相当。尽管曹操对何晏很好,但何晏清楚知道这是曹家的公室,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这有点类似林黛玉,他们都一样自家败落、一样寄人篱下、一样早慧早熟、一样心思细腻。

这种环境下很容易让人产生自卑感,何晏好强孤傲和略有自闭的性格,当与此有关。

据《世说新语》记载,何晏小时候在地上画一个框,自己待在里面,一待一天不出来。人家问你这是干啥呢?他说:“这个框内是我何家,我待在我家而已!”曹操听闻,知道何晏自尊心强,就没有强迫留何晏在曹府生活。

曹氏子孙大多都有学问,何晏不甘人后,小时候就读很多书,而且聪慧异常,一看就懂,尤其精通《论语》《老子》《庄子》和《周易》。有一次曹操读兵书,有地方不懂,刚好何晏在身边,就随口一问,不想何晏给解释得清清楚楚,所以曹操很喜欢何晏,还把自己的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了他。

何晏不仅高才,而且长得很漂亮。俗话说“一白遮百丑”,人肤色白净,在形象上就占大便宜。据记载,何晏就一脸胶原蛋白,皮肤白嫩白嫩的,白得让大家都以为他搽了粉——一直到他三四十岁,皮肤都白皙得让人嫉妒。

为了验证何晏到底是不是搽了粉,魏明帝曹睿故意在大夏天赏给他一碗汤饼(大约是今天的热汤面之类),逼着他当场吃完。何晏吃得大汗淋漓,不断擦拭,结果呢,皮肤经过汗水浸泡,更加水嫩,白得透明!大家这才服了,知道他确是天生丽质,没有搽粉。

这么漂亮的小帅哥,还有很高的才华,又有寄人篱下的苦衷,自然而然就会往傲娇和自恋上发展。有个成语,叫作“顾影自怜”,用来形容何晏就太合适了。《三国志》记载何晏“自喜”“行步顾影”,就是说他自恋无比,走路都得停下来看自己的影子:哎呀!我居然长得这么好看!

这么傲娇的人,自然与曹家子孙保持距离,并且会摆出对曹家蛮不在乎的样子。曹丕为此还怄气,骂何晏“假子”,极不喜欢他。等曹丕当了皇帝,就以“何晏好色”为由,没有重用何晏,只给了他一个闲职。

何晏好色吗?何晏确实好色,这很正常,曹丕你就不好色吗?所谓好色云云,只是打压对方的政治借口罢了。

何晏好色,除了《三国志》引《魏略》说他“好色”的评价之外,还有个非常明确的药物证据,什么药物呢?

这就是让我们如雷贯耳、名士必吃,几乎成为魏晋符号的——五石散!

<h3>五石散、酒、裸奔和名士</h3>

鲁迅先生曾经在广州有一次演讲,后来演讲内容被整理为一篇文章,是研究魏晋必读之物,叫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说了魏晋名士的两个典型符号,即“吃药”和“饮酒”。

这里说的“吃药”,就是吃“五石散”。

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这个药方现在还能看到,最早叫作“寒食散”,据说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发明的。张仲景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伤寒杂病论》,是他毕生心血所在。这个“寒食散”的方子,就收录在《伤寒杂病论》之中。

“寒食散”又被称为“五石散”,是因为这药方里有五种石头作为主药,还有若干别的药作为辅药,这五种石头分别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和“赤石脂”。

由于这个药方本来是治疗伤寒病症的,所以药性燥热。而且,这个药毒性很大,吃了之后吃还要配以很多很麻烦的调理方法,把毒发出去。如果调配不得当,搞不好就会中毒而死,所以东汉以来,一直没什么人吃这个寒食散。

但是这个药有个附带的作用,就是吃了可以壮阳、强体力,使皮肤变得敏感,这可是个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

于是何晏对寒食散略作调整,并且按照调理的方法,开始服食寒食散。吃了之后,药效的附带作用果然非常明显,何晏高兴地说: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于是,在他的影响下,寒食散开始流行起来。

一如前面所说,寒食散好是好,但是毒性很大,吃了之后得有相应的、十分麻烦的解毒法子,得把毒给“发散”出来,这些法子都有什么呢?

首先,吃了药之后不能躺下,得赶紧活动、锻炼身体,让血液快速流通,谓之“行散”,否则性命不保。于是,经常能见到魏晋名士发足狂奔,这就是吃药之后的“行散”。

其次,不能穿厚衣服、吃热东西,而且还得穿单衣、吃凉东西,越凉越好。为什么呢?因为药性燥热,必须用寒冷之物与之中和,否则就会把自己的内脏烧坏。按照书上的说法,就是“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

再次,得大量喝酒,东西不能吃热的,酒却最好是热酒。为什么呢?酒主挥发,热酒挥发效果更好,所以不能吃热东西,但是可以喝热酒。魏晋名士们大都喜欢喝酒,除了“喜欢”之外,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排毒,必须喝酒。

这些是吃药之后的排毒调理,都是必须的,哪一样做不好,就有生命危险。魏晋乃至唐末,都有人吃五石散的,同时,因为调理不足而中毒得怪病乃至毒死的,比比皆是。有人中毒之后舌头出现问题无法说话,有人浑身溃烂、脓疮遍体,有的直接七窍流血、一命呜呼。

吃了五石散,还有一些“连锁反应”,比如皮肤敏感,一磨就破,不能穿贴身的衣服,所以魏晋名士大多衣袂飘飘、宛若仙人;甚至不能穿新衣服,新衣服布太硬且不合身,所以旧衣服好,越旧越好,旧到衣服里面长出虱子都没关系。吃完五石散需要喝酒,不喝酒就会死,所以酒喝多了就醉了,醉了干些荒唐事就情有可原,在我们看来是发酒疯的,在他们看来就是非常能理解、很稀松平常的事了,等等各种情状,不一而足。魏晋名士的举止怪异,很多时候是和吃这个五石散有莫大关系。

既然这药这么毒,不吃不就完了?

那不行!吃了这个药,确实有比较明显的药效,壮阳强体,这是人人都想要的;而且,何晏都带头吃,你不吃,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名士?到了后期,名士们都吃,不是名士的贵族也吃,加之此药本身昂贵,慢慢形成风气,吃不吃五石散甚至成为区分贫富贵贱的标志了——一般人你还吃不起呢!好像今天,流行“文化”、流行“国学”,俨然形成风气,你要是不会背两句古文、拽两个佛学名词,你都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不过,成为一个大名士,光靠吃药、喝酒、穿宽袍大袖还远远不够——至少在玄学早期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名士,作为玄学的清谈客,作为名满天下的玄学清谈客,你必须得有玄学思想。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宕开一笔,介绍一下有关“魏晋玄学”的内容和其来龙去脉了。因为,假如我们不知道魏晋玄学是什么,就不会明白那些名士们到底在干什么,更不会了解他们都在坚持什么、反抗什么,不明白他们的坚持和反抗到底有多么可贵、可佩,甚至连《世说新语》也看不明白。

不懂魏晋玄学,看魏晋名士的行为举止,我们就很可能像很多庸俗之辈一样,骂一句“魏晋名士无非有病、自恋、神经、装逼,沽名钓誉而已”;或者像另外一批庸俗之辈,徒羡名士们风流潇洒、行为乖张的形式,却全然不知名士们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无论批判或是欣赏,都请先了解一下批判和欣赏的对象。

由于魏晋玄学涉及不少哲学问题,初看可能有点不好理解,但是笔者会努力说得较为清晰简洁。

为了能真正理解何晏、王弼、嵇康、阮籍、潘安、卫玠、王羲之、谢安、陶渊明等等这些大帅哥到底在干什么,请大家稍微耐点性子,读完下面的内容吧。

<h3>产生玄学的四个条件</h3>

首先需要理清一个概念——“魏晋玄学”,它和我们常说的“玄幻学”“神秘学”不同。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股思想潮流,类似于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谓“玄学”,是指“玄远之学”,思索探求的都是玄远高深、与现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问题。

简单点来说,魏晋玄学是主要以《周易》《老子》《庄子》为核心读物,以“清谈”“写文章论战”为交流方式,在名士之间展开的,一系列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辨(具体有哪些问题、思辨些啥,下文有简单介绍)。

任何学术或者社会思潮,都有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为什么会在魏晋出现“玄学”,而不是别的学问,也是有原因的。

综合起来,促使魏晋玄学出现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

条件一:

汉末动乱,朝政昏暗,晋升的渠道和权力都被太监把持,太监胡作非为,引起士大夫的严重不满。当时汉朝太学生已经多达三万人,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太学生和在朝的士大夫官员,时常在固定的地方聚会,一起议论朝政、品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错误都揭露批评——这种聚众交流的活动就叫作“清议”。参加清议的士人,基本都反对太监擅权,时人称之为“清流”。

汉末知识分子之间出现的“清议”活动,为魏晋玄学的讨论提供了模式。魏晋玄学家们交流的主要方式——清谈,就是脱胎于“汉末清议”。所不同的是,清议的内容是社会具体问题,清谈的内容基本上是思辨抽象哲学;清议参加的人较多,清谈只在名士之间进行;清议涉及现实政治,清谈很少聊现实政治。

条件二:

“清流”逐渐成型后,知识分子就会因为相同的政见和思想,惺惺相惜,进一步加紧联系,开始“结党”。结党本来是好事,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更明确,然而一旦结党,就会造成新的问题——你在一个团体内,就不能再有自己独立的意见了。而且,并非团体中的每个人都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就有很多人攀援牟利,把“结党”这事儿变得乌烟瘴气。

于是,那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发现,千万得保持独立性啊,一入党争,就容易被意见裹挟,稀里糊涂干错事。

这些人就开始反思,不再拘泥教条主义,对传统的规范开始择善而从。这一反思不要紧,“独立思想”的光芒,开始点亮了他们的自由个性。

这种反思,是自我启蒙的先决条件,客观上打破了儒家经学的僵化禁锢,汉末知识分子的人格,就此有了重建的可能。

正是有了这种反思精神、独立人格,才能出现敢于深入思辨、独立反抗的玄学家,否则,大家都是政府的喉舌,就谈不上有魏晋玄学的声音了。

条件三:

思想一被启蒙,整个世界都变了。他们发现,两汉以来的儒家经学不再是那么无懈可击,老师的话、圣人的观点,也好像都有了可以商榷的地方。

经学,本来就是保障汉朝有序发展的理论武器。汉末都乱成这样子了,可想而知,经学的体系崩塌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这时候会出现思想变革,也是必然的。

东汉以来的儒家学术,充满了纬谶迷信的色彩。他们认为,孔子是天降圣人、洞悉未来,他说的话传达的都是上天的意志,为此,他们编了一段故事:

传说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鲁哀公狩猎见到麒麟。他正高兴呢,天上飘下来一张卷轴,上面写着血红的大字:

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徐疏引《春秋演孔图》)

这几句话是上天的预言,大意是说:孔子赶紧立法(写《春秋》)吧,写完你就该死了。彗星出现在东边的时候,周朝就灭亡了。接下来会有个秦朝出现,然后会有个“胡亥”破坏制度导致灭国。秦朝会焚书坑儒,但是孔子的大道不绝。

子夏听闻,赶紧跑去看,结果去了一看,血书变为红色乌鸦,红色的字变成《演孔图》。孔子看后,终于“知天命”——知道自己原来背负着传达天意的神秘使命。通过这些预言,孔子知道了后世的朝代更迭,还知道会有个“汉朝”继承天命、一统天下,于是赶紧跑去写了一本《春秋》,留给汉天子作为立法之本。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扯淡,但是当时人可不这么看,都信以为真。这类东西,在汉朝有很多,还是官方学术,目的就是维护汉朝的正统性和统治秩序。

到了汉末,就有一批知识分子不再拘泥这种鬼神之说,开始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一反当时教条主义、几万字解释一个字的注解方法,而是从整体上、简约地对儒家经典加以分析,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融和郑玄。

马融本人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出身世家大族,所以很会享受。他讲学之处,四周围起帐子,里面有美女跳舞,他则坐在帐子中间,边看美女边讲课,弟子们则在帐外学习。弟子们还分等级,高一级的给次一级的讲授,所以一般的学生平时根本见不到马融。

马融广涉博学,向他学习的人很多,郑玄就是诸多弟子之一。郑玄来之前,已经是学富五车,尤精易学,没多少人能超过他了。不过他比较低调,在马融门下3年,都是听师兄讲,根本没见过马融长什么模样。

有一次,马融和大弟子们在研究一个天文问题——演算浑天数,可是算来算去都算不对。有个大弟子说,郑玄可能会算。于是把郑玄叫来,郑玄只把浑天仪稍微转动,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大家又佩服又惊讶。

从此马融对郑玄大为器重,郑玄在马融门下7年,几乎学到了马融的所有学问。等到郑玄毕业将要离开,马融不无感慨地说:

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后汉书·郑玄传》)

《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郑玄离开后,马融又有点嫉妒,就想派人去杀郑玄。郑玄也料到了这一点,于是就走到土桥下,踏入水中,坐在木屐上休息。

要派人追杀,总得知道方向吧。马融是大奇才,也精通易学,就转动式盘(大约是用的大六壬一类的方法),来推算郑玄在什么位置。结果一看卦象,他就对左右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身体紧邻木头——这是死人的象征,一般来说符合这些条件的,应该是被埋上黄土、临近黄泉、身在棺材内,郑玄估计死了吧!”于是,郑玄得以逃过一劫。

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咱不知道,但是可以看出,郑玄学识渊博、青出于蓝是必定无疑的。

郑玄不拘于师承流派,没有门户之见,广学博览,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他对儒家经典《论语》《周易》《诗经》《周礼》等都有注解。他的注解问世,立刻风行全国,原来的注解逐渐被遗忘了。今天我们看这些书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以郑玄的注解为基础的。

郑玄的学风简约广博,人称“郑学盛而经学衰”,更为关键的是,郑玄的注解使得儒家经典趋于开放,为儒道融合产生了条件。

同时影响天下学风的,还有刘表等人。刘表在荆州开办讲席,延请名师在荆州讲学,也促成了儒家经典的简化、通脱化。《三国演义》里的刘表懦弱无能,其实历史上的刘表是大名士、大知识分子,是时人推崇的“八达”之一。

经学的衰落、儒道的合流,在思想方面推进了魏晋玄学的出现。

条件四:

无论汉代的察举制还是后来的九品中正制,本质都是选拔人才,那么,就需要有一套方便可行、能够鉴别人才的方法。

最早的鉴别方法,就是向老百姓打听,看谁有孝顺、才华的名声,然后就录用了。但是这方法显然很朴素,因为骗点名声是很容易的。比如有个人,父亲死了,他在墓道盖了个小屋子,住在里面守孝7年,在乡里得了个大孝子的美名。但是实际呢?他在这7年里生了好几个孩子,还有好几个老婆。可见,守孝是假,骗名是真。类似这样作假的人,比比皆是。

汉末流传一首民谣,形象生动地写了依靠这种制度选出来的人才,有多么不靠谱、多么虚假。

举秀才,不知书。

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秀才不识字,孝廉连老爸也不管;号称清廉的则贪污行贿,脏得跟泥一样;从世家大族选出来的将军们胆小如鸡。察举制的不足为法,于此可见一斑。

为了防止作假,就不能只听信老百姓的议论,还得有官员亲自面试考核,对人才进行具体的鉴别,这就面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人才?!不能您说他是他就是,您得说出个一二三来!

于是形形色色的鉴别方法就出现了。

有人用传统的相骨、相面来鉴别,有人根据说话、语气、动态来鉴别,有人根据身型比例来鉴别,有人则根据内在的才华、气质来鉴别,大家各说各有理,纷纷纭纭,莫衷一是。而且有些方法听着好听,跟本没法实用,这时候,就迫切需要一套清晰可行的标准。

这个现实困境,恰恰像导火索一样,成为魏晋玄学思索和讨论的基础点。

好比,我们要寻找一个大力士,大家首先能想到的是——块头大的,多半就是大力士。那么我们就有寻找标准了:寻找块头大的人,不会太错。

一般人就止步于此,评鉴人才到这一步也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还有一些爱思考的人,就会追问:为什么块头大就力气大呢?大块头是怎么产生的呢?

对应到现实,就是追问:有的人是人才,有的人是蠢才,这是为啥呢?“才能”,又是谁赋予的呢?

这一追问,就把一个现实的才能评价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了。

清谈的方式、独立人格的出现、经学的变革,以及品评人才的困境,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

<h3>玄学讨论的五个话题</h3>

由于思考“人才品评”的问题,进一步追问到哲学层面——才能是谁赋予的,又是怎么产生、怎么赋予的?

这问题不好回答,不好答也要答,于是就有人就把答案对准了谁也说不清楚的“天”,认为是“天”赋予了某些人“才能”,是“天”在促使这些人发挥才干。

可以发现,这一步追问,其实问到了根子上,并涉及古人一直关心的大问题——“天人关系”。

天人之间到底有何联系?又是如何联系呢?

这个命题非常古老。

从社会层面而言,“天人关系”解决好了,就找到了皇权合法、合理的依据,进而找到了能让社会正常运作的妙计良方。

比如,董仲舒就给出一个不错的答案。董仲舒说的是“天人感应”——天和人是互相感应的,比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人是天的缩影,天是人的本体。皇帝是天的使者,是人间的代表,其行为举止会受到“天”直接的关注,所以老百姓应该听“天”的——也就得听皇帝的。并且,天有警示作用,也会和凡人互动。天子行正道,天就用风调雨顺来“嘉奖”;天子作恶,天就显示灾害来“警示”。

简单说,董仲舒的观点是天人互相感应,并且天为本,人为末;人是天的分身,天是人的总根。

董仲舒的学说,非常适合稳定强盛、大一统的西汉政权,所以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董仲舒的思想占领了汉朝思想界三四百年。不过到了汉末,这套学说走到了尽头,不能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了,那么就需要重新探寻天人关系。

于是,围绕“天人关系”,玄学的几个基本命题就产生了。

命题一:世界的本源是“有”还是“无”?

既然牵涉到“天”,那么顺着一想,就想到了“天”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什么东西在做决定啊?好像经常有人问“人是上帝造的,上帝是谁造的”?这就是“本源”问题。世界最早是什么,是有?还是无?本源又是如何影响到现在形形色色的世界的?

命题二:自然和名教的关系。

“天、人关系”的讨论,直接可以变为“自然和名教关系”的讨论。所谓自然(天),就是人的本性状态;所谓名教(人),就是人为制定的社会约束。

面对社会问题——比如父母死了,人到底该怎么办?应该遵循自然本性来大哭一场、不管别人呢?还是该遵循社会礼教,按规矩守丧几年、有节制地悲伤?

命题三:圣人有情?无情?

一般人,有的重本性,有的重规范,但是,在理想人格——圣人身上,到底是应该彻底遵循礼法规范呢,还是一味遵循情感诉求?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有情、无情论”。

通过对圣人的讨论,还顺便牵带出另一个小问题:孔子、老子这些大圣人,到底谁更牛逼一点?这也是名士们经常讨论的问题。

命题四:才、性关系。

玄学讨论的社会问题,就源于人才品鉴。在人们看来,“人才”起码有两种含义:要么道德好,要么才能好(在当时的语境下)。

一般来说,道德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隐性力量,才能是个人特质的体现。也就是说,“道德”需要大家都遵守,你得和别人一样,“才能”需要你与众不同。比如,大家都守孝,你也得是个孝子,甚至是能做表率的大孝子,这算有道德;你有与众不同的能耐,能在一堆人中凸现出来,这算有才能。

道德衍申开来,就是“名教”;而大自然的规律,则是天生万物、各不相同,这样,就又把“名教和自然”的关系,对应到了“道德和才能”的关系上。

由于道德往往和本质连在一起,于是,才(外在才能)、性(内在道德、本质)之辨,也是魏晋玄学常常讨论的内容。一般有才性合、才性异、才性同、才性离等四种说法。

命题五:言、意之辨。

当然,这一切的争论,还牵涉到一个语言学的基本问题,那就是,你的话能否准确表达你的意思——即“言能否尽意”的问题。

言能尽意,言不能尽意,就成为两派观点。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的争辩,主要在于双方对“意”的界定不同。认为“言能尽意”的,他们口中的“意”指的就是具体事物;认为“言不能尽意”的,他们口中的“意”指的是抽象的、在语言层次之外的东西。

这样一来,当然争得不可开交了。

玄学的核心辩题就这五个。当然,围绕这几个核心辩题,还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从曹魏到两晋,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玄学家,可以说,玄学家都是名士。需要注意的是——名士们观点不同,往往政治立场也截然不同。因为他们讨论的观点,表面看起来都是形而上的哲学,其实呢,都对应着现实的政治问题。

所以,同为名士、玄学家,其中还分为两个阵营。

一派,叫作玄论派。这一派,崇尚自然、老庄,是道家思想的玄学化,最著名的玄学家大多数都是这一派的人物,比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等等。这些人嬉笑怒骂、狂放不羁,独立精神很强。思想飘摇高致,不拘一格,是玄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我们后世所说的玄学思想,大多指的就是这一派的思想。

另一派,叫作名理派。这一派,是纵横家、名家思想的玄学化。名理派的谈论以刑名为主,较少老庄思想,内容比较务实。他们的行为也不浪漫,也很反对虚浮放诞的风气,比较符合当政者的利益。

这两派,就好像华山的剑宗、气宗一样,都是使剑的高手,也都属于华山派,但是互相之间立场不同、观念不同,斗得死去活来。

了解了玄学的基本情况,再讲多姿多彩的风流名士,大家对他们的选择、思想和命运,也就能有更深刻的体会了。

<h2>正始之音</h2>

管辂说:“邓飏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行动坐卧就跟没骨头一样,

这是‘鬼躁’之相;

何晏形容枯槁、魂不守舍,面色发灰发青,

没有一点血色,这是‘鬼幽’之相。

两个人都活不长久了。

跟死人说话,我有什么好怕的啊?!”

<h3>牛人王弼</h3>

啰里啰唆介绍了魏晋玄学的由来和内容(这只是一些粗浅笼统的介绍,真想了解魏晋玄学,还得参考这方面的专著),现在我们回来继续说何晏。

曹爽独揽大权后,就任命何晏为吏部尚书,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部长,掌管着全国文官官员的评定、选拔,这权力可大了去了。

对于他这位吏部尚书,史书有截然不同两种评价,一种说他党同伐异、挟怨报复;另一种则赞他秉公行事,成绩显著:

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三国志·傅咸传》)

何晏居于高位,招来毁誉是常事,不过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政治环境,明显有两派对立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