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曹植《洛神赋》（节选）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定都许昌时期的年号。从196年到219年，前后共24年。这期间，曹操打败袁绍、远征乌桓，统一北方，逐渐登上权力巅峰，结束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以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在魏都邺下形成了中国首个文士集团，著名的“建安七子”都在其中。前人总结建安文学的特点，冠以“风骨”二字。那么，“建安风骨”具体指什么呢？
从他们的经历和作品看，他们有充沛的情感，却又不沉溺于个人情感，并不局限于一己得失，甚至超脱了个人恩怨，流露着对百姓疾苦的悲悯。但是悲悯归悲悯，并不因此消沉，反倒有承担的勇气、达观的态度，整体透着一种沉郁、悲壮、慷慨的风格。这些综合起来，或许就是建安风骨的真精神。
后世许多人作文写诗，往往沉溺在个人情愫中不能自拔，既缺乏对苦难的真正认知，又缺乏对现实的担当，或者只停留在苦难的浅层描摹上、对生活不如意的控诉上，又或者行文过于淫巧花哨，和悲壮慷慨的内容不能浑然一体。所以看那些文艺腔，就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那率真、慷慨的呼喊，正是名士时代的先声。
<h2>对酒当歌，人生几何</h2>
估计曹操没有想到，
他的慷慨任气和通脱不羁，
居然影响了身后几百年的历史，
甚至催生了一个时代，
一个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风流时代。
<h3>曹操之与令狐冲</h3>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龟虽寿》
207年，建安十二年，逃往东北乌桓的袁氏残部被曹操剿灭，至此，北方完全统一。时年，曹操53岁。
这首《龟虽寿》，就是曹操北击乌桓凯旋而归，途经碣石、登山临海时的慷慨之作。
碣石山，位于今天河北境内，在古代特别有名。这是因为碣石主峰峻峭挺拔，远看就像一根擎天圆柱，非常扎眼。加上这里紧邻大海，地理特征十分明显，所以，碣石山虽然不在五岳之列，但却有“神岳”之称，是古人心中祭海求仙的最佳场所。
早在公元前215年的时候，秦始皇东巡到碣石，就派一名叫“卢生”的方士，去海上寻求仙药，并在这里祭祀海神。据说海神还真的出现了，体积巨大、容貌奇丑，一开口就说：“我太丑啦，你得答应我，不许画我的样子啊！”秦始皇表面应允，却用脚在地上悄悄勾画。海神发现，怒而退回海中，再不相见。
后来卢生带了一副谶图回来，上面预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胡”指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因此派蒙恬领兵三十万北击胡人、修筑长城，然而神意难测，秦朝没有亡于“胡人”的侵略，却在秦二世“胡亥”手中断送了江山。
过了一百来年，汉武帝又想长生不老、寻找神药。就在公元前110年，到泰山封禅，然后又来到碣石祭海炼丹，还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想一睹海神风采。可惜的是，历史已然成了传说，凡人再也无法见到神迹。
又过了三百年，曹操平定北方，凯旋归师，途经碣石山。他自觉所建功业举世无双，登临碣石，遂意气风发、豪情顿生，隐隐就有和秦皇、汉武并肩而立的意思。
好比宋徽宗曾睡过李师师，李师师就变得不同寻常，燕青再娶李师师，就隐隐能与天子并称。秦皇汉武都曾登临碣石，碣石就变得不同寻常，曹操再次登临，俨然大有深意。
古人云“君子登高必赋”，眼前沧海接天，波涛四起，水浪奔腾，撞打石山，引得曹操雄心不已、诗兴大发，满肚子锦绣辞章喷薄而出，遂用乐府旧题《步出夏门行》连写五首。这其中，有我们上学都学过的《观沧海》，还有这首千古绝唱《龟虽寿》。
《龟虽寿》的文字很好理解，除了最后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之外，前面六句几乎句句都是经典。去书画市场，这些句子随处可见。
在曹操看来，秦皇汉武都是一世的英雄。但是，这二人却有很大的污点——那就是，出于对死亡的畏惧，他们变得极其迷信，倾举国之力追求虚无的仙道长生，最终沦为后人笑柄。
相较而言，曹操对生命的认识就理性多了。
曹操自乌桓班师时已经53岁，他虽然步入暮年，但并未选择追求神药仙丹，而能理性面对生命规律，表现出一副达观知命、磊落超然的心态。
所以在《龟虽寿》中，曹操提笔就写了世人羡慕的两种神兽——神龟和螣蛇。神龟长寿千年，螣蛇可以兴云吐雾、飞翔遨游，这都是人们向往的神仙境界。但他却说：神龟趴那里活个三千岁，一样要死；螣蛇飞来飞去，最终一样化为尘土。像这样形若枯槁的长寿，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好羡慕呢？
接着曹操就写了自己的抱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千里马年纪大了，但仍期盼日行千里；虽然自己年老了，但一样有着一颗英雄心。岁月没有成为志向的障碍，死亡也没有让曹操变得恐惧荒唐！
这种豁达不羁的胸襟、坦荡自在的豪气，确实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曹操的达观，简直是给那些整日“修佛修道”却又贪图名利、虚伪无比的“伪修行者”们，一记狠狠的耳光。
诗的最后，曹操还很理性地说，寿命长短不仅在天，人们只要好好养生、注意保全自己，一样可以长寿健康！
汉末纬谶学非常兴盛，人们被这种“类神学”控制着，唯唯诺诺、噤若寒蝉，只知道忠孝廉耻，只知道天命祥符，只懂接受、只许顺承，哪里会有一星半点的怀疑精神呢？
可是曹操不同，他打破常规、不拘一格，极富怀疑精神，不仅怀疑世间的礼教、规矩，甚至连天命都要怀疑——那种不服人乃至不服命的枭雄性格，在这首诗中一览无遗。
所以，后来的魏晋时期，社会上能有思想上的大变革，能有玄学的兴盛，尽管是时代趋势使然，但是作为时代领袖，曹操一系列的做法和政令，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在某些地方就和曹操很类似，他们对生命有类似的认知，乐天豁达，而且也都有亦正亦邪、不拘一格的个性。
令狐冲身受重伤，杀人名医平一指在短时间内也无能为力，遂建议他不要动武、不要近女色、不要喝酒，这样才能延续几年寿命。结果令狐冲听后哈哈大笑，并说：
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甚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笑傲江湖》第十七章·倾心）
这种洒脱豪迈的个性，正是“令狐冲”这个形象塑造最成功的地方。一如曹操，除了丰功伟业、文采斐然之外，潇洒通脱、不拘一格，也是让他有血有肉、丰富光彩的原因之一。
有趣的是，在生活中，社会舆论往往标榜规矩君子、道德楷模，但我们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绝大多数情况下，亦正亦邪的人，才具备更加耀眼的人格魅力。
<h3>短歌行</h3>
离开碣石，曹操大军继续南下，途经文风蔚然的昌国（今山东临淄东北）时，又大摆筵席，延请当地名士同来庆贺。
名满天下的曹操，这时候又打了大胜仗，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到昌国宴请当地的士人，那可是绝对的大事，能去赴宴的都倍儿有面儿，士人们于是纷纷前往。
曹操非常高兴，酒酣耳热之际，他说：
孤返，邺守诸君必将来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来者，独有邴祭酒耳。（《三国志》卷十一注引《邴原别传》）
就是说，我得胜回朝，这里的绝大多数名士都会前来迎接，但是唯有祭酒邴原，德高望重，恐怕我威望不够，他不会前来。
邴原是当时的大名士，志向高洁，清雅脱俗，名副其实的一方学宗和意见领袖。有个关于他的故事，广为流传。
邴原小时候家里穷，没钱念书。有次路过村里学堂，听见朗朗读书声，就哭起来。老师听见，就出来问他为啥哭。他说家贫没法读书，却又想读书，因此哭泣。这位老师大为感动，就免他学费，准他入学。当然，邴原不负厚望，一下子成为全班最好的学生，甚至后来成为一代宿儒，这就是“邴原泣学”的故事。
大家是不是感觉非常熟悉啊？不错，后代流传的、小时候我们听到的各种版本的放牛娃娃、放羊娃娃爱学习感动教书先生的故事，基本都脱胎于此。
邴原品行高洁，学问又好，名气很快传开。当时，他还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叫华歆，一个叫管宁。这两个老哥也是大名士、大牛人，关于他们也有很多故事，“割席绝交”说的就是华歆、管宁。据《魏略》记载，时人称他们三个共为“一条龙”，其中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而管宁是龙尾。“一条龙”不分前后主次，都是当世人杰。
邴原名气一大，州府就请他出仕，但是被他拒绝了。后来爆发黄巾之乱，他就开始四处游学。据《邴原别传》记载，他游学时，只背一个行囊，徒步跋涉，而他在游学途中遇所见的师友们，一个个也都牛得厉害。到了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内）拜韩子助为师，走到颍川（今河南禹州）就拜陈寔为师，在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与范滂交游，在涿郡（今河北涿县）与卢植为友。
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的大名士，要么是汉末“党锢之祸”中士人的领袖，要么也是领袖级的人物。
陈寔乃清流领袖，党锢之祸时，他主动入狱，以自己的生命来鼓舞士子的斗志。清末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不愿逃走，效仿的就是陈寔。
范滂为“江夏八俊”之一，人格魅力极大，第一次入狱被释放，前来迎他的居然有千人之多，后来和党人领袖陈蕃二次下狱，死于其中。
卢植更是文武双全，弟子众多，其中有两个后来都名冠天下，一个即“白马将军”公孙瓒，还有一个是“仁义皇叔”刘玄德。
从一个人交游的对象直接可以看出他的层次，邴原的师友们个顶个都是士人领袖，那他自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大名士。
后来邴原在孔融的劝说下，到了辽东太守公孙度手下任职，公孙度称赞他为“云中白鹤”。但是邴原只干了一年多就辞职回家，聚众讲学，从者数百成千。
邴原属于内心自由奔放、外表严肃认真的那种人，他的作风是，洁身自好，不屑钻营，敢于批评、抵制违法背道的言行。对于做官，是合则仕、不合则去，潇洒自在，任心而行，乃真名士做派！
所以啊，曹操觉得邴原超凡脱俗，自己摆酒宴，唯一请不动的只有邴原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曹操“不来的，只有邴原了”这句话还未落地，邴原就已经到了。曹操喜出望外，哪里想得到这么大的角儿会来拜见自己呢？听到通报，他赶忙穿上鞋，跑出营帐大老远前去迎接，并对邴原说：“圣人的心真是没法揣测啊，我认为您不会来，没想到您居然屈尊前来，真是抚慰了我求才若渴的心啊！”
权力事业可以靠暴力夺得，但士人的心，则意味着民心向背，那可不是刀枪剑戟就能解决的。邴原作为士子领袖，他的到来，无形中抬高了曹操的身价和威望，更给了曹操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支持。
所以，曹操激动难当，情不自禁地现场赋诗，没想到一不小心，居然就写了一首他的代表作——《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也是乐府旧题，曹操共写了两首，这是其中第一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这首诗按内容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前四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感叹生命流逝，并直抒胸臆，发出感慨，有难忘的忧愁，只能靠饮酒来解忧。这四句朗朗上口，尤其“唯有杜康”一句，经常被人吟诵，那么他忧愁的是什么呢？
第二段，接下来四句就说了他忧愁的原因：“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几句几乎都是化用《诗经》中句子，曹操在这里稍加改动，重新嫁接，十分巧妙，变得别有一番意蕴。“但为君故”的“君”——表面指邴原，其实是泛指各种贤能人才。
第三段则是对第二段的进一步强调和照应：“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就像明月运转从不停息一样，我求贤的心也不停息。
最后一段“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点出此诗主题，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又有比喻的深意。一方面比喻士人们栖栖遑遑，没有安身处，言下之意是告诉士人们我这里就是栖身大树；一方面也打消士人的顾虑，表示自己“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人才越多越好，绝不会有“人满之患”。
曹操这首诗的艺术成就极高，把政治诉求和文学意象熔得浑然一体，没有半点生硬阻隔之感。吴淇说它“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纯是一片怜才意思”（《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可谓颇为中肯。
寻求贤士，获得人才，永远是建立政权的根本。真正的聪明人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所以曹操才会写下这首《短歌行》，表明自己渴求人才的心情。
这一年，是207年。曹操平定了乌桓，安定了北方，写了一堆名言警句。而同在这一年，其他英雄也在极力笼络人才，有个27岁的青年在自家茅屋高谈阔论，有个大耳垂肩、双手过膝的身体比例不协调的将军在一旁认真聆听，两人就在这间小茅屋里定下争雄天下的大方略。这一年，诸葛亮出山。
<h2>第一个作家协会</h2>
一时间，邺下文风兴盛，
曹丕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
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
历史上第一个作家圈子由此诞生。
<h3>神童曹冲</h3>
208年夏六月，汉献帝刘协下诏，废除“三公”职位，任曹操为丞相，总揽朝政。自此，曹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气焰嚣张，以汉丞相之名，秉持朝廷大权。这个举动，使得他从匡扶汉室的“中兴之臣”，开始变为人们口中的“窃国汉贼”。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人生的规律就是福祸相间。就在曹操当上丞相的前几天，却发生了一件让他悲痛欲绝的事。
这年五月底，曹操最喜爱的小儿子曹冲不幸病重夭折，年仅13岁。
曹冲，我们都知道这个聪明到逆天的小神童，“曹冲称象”——这个几乎人人都知道的故事，就发生在他的身上。
故事说的是孙权送给曹操一只大象，大家都不知道有多重。曹冲就想了个办法——把大象赶到船上，船受重吃水，在船吃水的地方做个标记；然后把大象赶上岸，给船中装石头，石头越来越多，船也吃水到了刚才标记的地方。于是再来称这些石头，就得出了大象的重量！这时，曹冲才7岁啊，真是聪明得很！
可惜曹冲死得早，又生在中国，要是他生在古希腊，没准儿是第二个阿基米德。
曹冲不仅聪明，还非常善良，极富有同情心。曹操崇尚法家思想，治内多严刑峻法。一次，曹操的马鞍在仓库被老鼠咬了，守吏认为这下必死无疑。曹冲知道后，就让他们暂时不要声张，然后用小刀把自己的衣服弄破，搞得像老鼠咬了一样，接着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曹操很奇怪，问他怎么了，曹冲说：“大家都说衣服被老鼠咬了是凶兆，我的衣服被咬了，因此发愁。”曹操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庸言鄙论，不必担心。不久，曹操又听说了马鞍的事，就笑着说：“我儿子的衣服在身边都被咬了，何况是挂在柱子上的马鞍？”于是就没有追究。诸如此类，很多犯了罪的，都因为曹冲而被从轻发落。
曹操非常喜爱曹冲，一度有意把曹冲立为世子，培养他做接班人，但是天妒英才，曹冲还没长大就夭折了。据说太聪明早慧的，都是天人来还债的，债还完了就离开，本不是人间之物，大约曹冲就是这么一个。
曹冲夭折，曹操悲痛欲绝。曹丕跑来安慰父亲，曹操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意思就是说，这对我来说，是很伤心的事，对你们却是幸事，言下之意是你们少了一个争夺继承人的强有力对手。
曹冲还未成年就死了，曹操觉得非常可惜，就想为他操办“冥婚”。所谓冥婚，就是让两个死人结婚，把两具尸体按照夫妻之礼合葬。这听起来有点吓人，尽管儒家礼制没有这样的明文，但在民间却一直有这样的习俗，直到今天。
无巧不成书，当时邴原的女儿也死了。
邴原，就是前文介绍过的大名士，因为他才有了《短歌行》。曹操班师，也把邴原带回首都许昌，任命其为司空掾，相当于水利、营建部副部长。曹操敬重邴原，也有意拉拢他，就趁机提出要求，让邴原的亡女和曹冲做一对“鬼夫妻”。
若在一般人，管他礼法不礼法，能和曹操结亲家，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是邴原多聪明啊！他深知曹操的禀性，知道政治家的想法。所谓敬重士人，除了是要利用他们的才能，更多是为了把他们网罗在手下、便于控制。所谓的“敬重”，也只是充充门面，做给天下士子们看的。
士人们，在手握重兵的军阀面前，其实是很孱弱可怜的。
可是，若因此拒绝曹操而引来祸端，也不值当。正在邴原两难之际，有个高人对他说了一句话，帮他下了决定：
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
意思就是说，君主对待臣下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有用时认为他好，对他就很宽厚；没用了就认为他不好，对他很刻薄。
没错！保持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这才是与君王的相处之道！邴原彻底明白了，于是就拒绝了这件事，并且找到了一个很棒的理由。
他说：“让我的女儿与曹冲公子合葬这事，是不符合礼法的。你之所以敬重我，就是因为我能坚守礼法。如果听从了你的命令，我就和败坏礼制的一般人没啥两样了，你又怎么看我呢？”
曹操听后只好作罢，给曹冲另外聘了一个女子为鬼妻。
<h3>孔融的“真面目”（上）</h3>
邴原这事算过去了，可是帮他支招的那位“高人”却没能逃离祸患。
这位高人，大大有名，估计大家刚会说话没多久的时候，就听过他的名字。小时候吃东西老抢着吃大的，父母会教训我们：“古时候有个孔融，他吃梨的时候就吃小的，你看人家多有礼貌啊？”
孔融和雷锋一样，成了大家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但凡碰到吃东西之类的选择问题，良心就会让我们想到他。
孔融让梨的故事，最早记录在《世说新语笺疏》中，里面引了一段话：
续汉书曰：“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四世孙也。高祖父尚，钜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这就是孔融让梨的出处。从这段材料可知，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代孙，正儿八经名门之后！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孔子后人那可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他4岁的时候，和哥哥一起吃梨，只挑小的吃。人问为啥？他说小孩子嘛，理应吃小的！
乖乖仔，真听话啊！
不过历史上的孔融，可不止乖乖仔这一个形象，绝对是一个足够丰富、足够多面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我想，假如我们的父母能真的了解孔融到底都干了些啥，估计就不会让我们可着劲儿学习他了。
孔融小时候是个很能说谎的孩子，而且说谎不脸红，他不但说谎，还顶撞大人。
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孔融10岁的时候，和爸爸一起到了洛阳城，那时候还没有爆发“党锢之祸”1，士大夫们还很有声威。
当时的士人领袖李膺任司隶校尉，整日宾客不断，来往的都是名流贵胄，一般人到李府门口，连通报的机会都没有。孔融很想看看这个李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就骗李府的门迎说：“快去通报，我是你们老爷的亲戚。”老爷的亲戚来了，自然是要通报的，然后孔融就得以见到李膺。
李膺一看这么一小屁孩，不认识啊，就问孔融：“你跟我是什么亲戚啊？”
结果孔融说：“我姓孔，你姓李。我祖先是孔子，你祖先是老子。我祖先孔子曾经拜会您祖先老子为老师，所以咱们是世交的关系。”这话要换了今天，能被人骂死，但在当时出自一个10岁孩子的口中，就有些新奇。在场的宾客都夸赞他了不起，李膺也大为叹服。
有个叫陈韪的大夫，就有点不喜欢这孩子，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时候聪明，长大不一定怎么样，结果孔融立刻反唇相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就是说，想来您小的时候一定很聪明吧！言下之意——您现在混得不怎么样啊！结果羞得陈韪无话可说。
你看，要放到现在来说，这可一点都不乖。牙尖嘴利，伶牙俐齿，老师期末批语一定会写“华而不实”。对这种既没礼貌又顶撞大人的孩子，老师家长可很不喜欢呐，大人们心中让梨的孔融可不是这样啊。
还有呢，孔融擅做主张，甚至差点引来灭门之祸！
党锢之祸爆发后，有名望的士人都遭到追杀，名士张俭就被逼四处逃亡。孔融的哥哥孔褒（就是吃大梨那位）和张俭是好朋友，张俭就去投靠他。碰巧孔褒不在，16岁的孔融迎客。张俭看孔融太小，就没说实话，但是孔融见张俭神色慌张，便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于是擅自做主把张俭藏下。
后来事情败露，张俭逃走，孔融、孔褒却被逮捕下狱。官员问责，孔融说人是他留下的，他该负责；孔褒说他是来求我的，和弟弟没关系，坚持要由他负责；孔母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结果闹得“一门争死”。郡守无法裁决，上报朝廷。朝廷一看，得了，真不愧是孔家后人，这么忠诚孝悌又仁义的，但是事儿还得有人负责啊，就认定是孔褒犯的罪。
孔融因此名声大噪。
小孩子没经过大人同意随便留陌生人在家，引来灭门之祸，这可不是大人们希望看到的。
总之，我们的大人们呢，就希望孩子做个没棱角、没个性、懂礼貌、假惺惺的乖乖仔，管他孔融让梨还是让杏呢，只要某一方面符合心中的“没棱角、没个性、懂礼貌、假惺惺的乖乖仔”的形象，都会拿来做我们的榜样的。
就像鲁迅所说：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后来孔融做官，屡屡得罪权贵，都因他名望过大而得以保全。董卓进入洛阳的时候，孔融任职虎贲中郎将，相当于御林军统领。
董卓统治残暴，动辄杀人，洛阳城内文武官员一个个噤若寒蝉，没几人敢出来反抗，孔融就是那几个反抗的人之一。尤其在废掉少帝、改立献帝的问题上，孔融与之言辞激辩、极力反对！董卓怀恨在心，但又怕落下“杀名士”的口实，就把他迁职为有名无实的议郎，然后又任命他去北海国为相。北海国相当一个郡，在今天山东昌乐西边，那里黄巾军最为猖獗，董卓不敢明着杀他，就想借黄巾军之手杀掉孔融。
孔融任北海相后，起兵讲武，训练军队，主动讨伐黄巾军，并且还修筑城邑、设立学校、举荐人才，时人称为“孔北海”。后来黄巾军果然大肆进攻，包围孔融，孔融请太史慈求救于刘备。刘备听后受宠若惊，说：“呀！孔融居然还知道我刘备！”于是赶忙发兵救援，解了黄巾之围。
再后来，袁绍的儿子袁谭为了抢夺地盘，发兵打败了孔融。
这时候是196年，大谋士荀彧给曹操支了一招，建议把可怜巴巴的汉献帝迎请到许昌安顿。曹操依计而行，汉献帝得以新都许昌，是年，就是建安元年。
这一招为曹操赢得前所未有的声望，天下士子纷纷前来许昌。曹操听说了大名士孔融的处境后，就奏请汉献帝发诏书，征辟孔融为大匠——相当于现在建设部副部长，负责掌管宫室、宗庙、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就这样，孔融又来到了许昌。
汉室倾颓，大家心思各不相同。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冷眼旁观，有人伺机而起，有人悲观绝望。而孔融，则属于真正实心眼操心着急的那一类，他骨子里纯粹是尊崇汉室，希望汉朝国祚能够长久。
所以当曹操奉迎汉献帝到许昌后，孔融还是非常感激曹操的——因为曹操把濒临死亡的汉献帝救了出来，汉祚得以延续。这是当时很大一部分士人的心态，也是孔融积极来到许昌做官的原因。
荀彧给曹操支的这一招确实高妙！
来到许昌后，孔融对曹操的印象还是很好的，认为曹操真的就是大汉肱骨之臣，中兴栋梁之才，为此，他还写了三首《六言诗》，来赞扬曹操的所作所为。
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其一）
孔融的六言诗在当时是最好的，直接继承《诗经》《乐府》的传统，直白洗练，凝重古朴。这第一首诗意思很明白，讲的是董卓专权，全国上下官员百姓都心惊胆战、凄凄惨惨。
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其二）
这三首诗有前后顺承关系。第二首就接着写董卓之乱之后的“李傕、郭汜之乱”，通过描写战乱难宁，引出人们都盼望能救黎民于水火的的英雄——“曹公”。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其三）
第三首，就是直接对曹操进行赞美。说从洛阳迁都到许昌，曹操忧国忧民没有私心，甚至为了节省出奉迎天子所需的财物，他都缩减自己的饮食。而跟随曹操的这些臣属，也都非常了不起，支持曹操减少开支的举措。他们虽然能得到俸禄，却根本不够吃喝。每每想到这些以曹操为代表的好人、汉朝的中兴大臣，我都觉得心里好难受啊！
后代许多学者都在考证，说以孔融的个性，不可能写这样的诗歌赞美曹操，这一定是别人的附会。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孔融刚正不阿，对曹操的很多行为都不满意，经常出言讥讽。
但也不排除这确实是孔融作品的可能。孔融和曹操的矛盾，是必然的。一个忠于汉室、耿介不二；一个挟持天子，维护自己的权威，但这些矛盾都是后来的事。孔融刚到许昌的时候，曹操还维系着对汉献帝的尊重，在众人的眼中还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这时候孔融和曹操交好也是很可能的。
从诗中“减去厨膳甘肥”能看出，曹操这时没有太多军粮，为了供养汉献帝，竟然得节俭食物，臣僚还可能吃不饱！汉末军阀战乱，储备一般都不太多，常常是以战养战，军粮什么的就靠掠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曹操在196年以后开始实行“屯田制”，第二年大规模实践，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也是曹操后来所向披靡的重要原因。
所以，此刻的曹操，刚安置了汉献帝，尚未曝露野心，孔融自然会对他的做法大加赞赏了。因此，若说这三首诗是孔融所作，情理上也还站得住脚。
<h3>孔融的“真面目”（下）
</h3>
但是随着孔融和曹操交往的深入，随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野心逐渐暴露，曹操在孔融眼里就成了玩弄权术的政治家，他对曹操自然恨之入骨。本着耿介的天性，孔融多次和曹操作对，热嘲冷讽，戏谑捉弄。
比如有一次，曹操打败袁绍的儿子袁熙后，把袁熙的老婆、年长曹丕五岁的大美人甄氏，赏赐给曹丕做妃子，孔融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上面有“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话。
曹操很奇怪：武王伐纣，把妲己赏赐给周公？——有这回事吗？怎么没听说过啊！可是孔融学问大啊，保不齐人家看过什么秘典奇书呢。曹操吃不准，只好请教孔融出自何典。
孔融却说：
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意思是从今天你打败袁熙、你儿子娶人家媳妇这事来看，古代估计也差不多，这是我想的！成语“想当然耳”即出于此。
曹操被赤裸裸戏弄了一番，哑口无言！只能怪自己没有孔融读书多。
袁氏残余势力逃到东北，投奔乌桓。为了平定大后方，曹操打算远征乌桓。孔融认为，何必把袁绍子孙赶尽杀绝呢？远征东北，得不偿失。可是曹操决定的事，没法改变，孔融就又夹枪带棒地说：“您这次远征乌桓、荡平海内，可以顺便把‘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这两件旧账，一并算了吧！”
“速慎”“丁零”是两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所谓“肃慎不贡楛矢”，是说早在西周的时候，“肃慎族”向周天子进贡一种石头做的箭头“楛矢”，后来一度中断，这就是“肃慎不贡楛矢”之罪！“丁零”呢，常常和匈奴发生争斗，汉代苏武被困匈奴，放羊牧牛，其间曾经被丁零人抢了不少牛羊。
这就是说：“你攻打东北乌桓、师出无名，可以用这两笔陈年旧账为借口！”这明显风马牛不相及，几百几千年前子虚乌有的事，怎么能作为出兵理由呢？讽刺挖苦溢于言表！
曹操又被逼得没话反驳。
还有一年，粮食歉收，曹操发布《禁酒令》。《禁酒令》中说夏桀、商周等暴君都是因为喝酒亡国的，所以酒能亡国，所以要禁！这其实是上纲上线，拔高酒的危害，真实用意是避免浪费粮食。
而孔融则大发怪论，连着写了两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
第一篇引经据典，历数历代帝王将相，因为豪饮而建立功业的例子，得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的结论。
第二篇则更加诙谐荒诞，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说纣王、夏桀因为女人而亡国，今天怎么不禁婚呢？春秋时期呆板的徐偃王因为“仁义”而亡国，怎么不禁仁义呢？
两篇文章把曹操的《禁酒令》批得一无是处。
曹操恨死孔融了，明明知道孔融胡说，但是这家伙妙笔生花，论证详密，一时半会儿你还找不到文章漏洞。
但是，这阵儿曹操还顾不上对付孔融，他威望不足，还要除掉军事对手，所以，只好哑巴吃黄连——苦笑着包容孔融的拙直放肆。
可是当曹操做了丞相，总揽朝政大权，身份发生微妙变化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以前，他要有良好的政治形象，所以得把知识分子当师友一样对待，要摆出虚心宽容的姿态；现在当了丞相，本来就有不少人对此持有异议，要是再任由孔融胡说八道下去，自己的权威如何能树立起来？
所以，孔融也就必不可免地，成了权力的牺牲品。
孔融曾经写过文章，说过惊世骇俗的话——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如同瓶子里装了东西一样，东西被倒出来，就和瓶子没啥关系了。
这个议论在今天看来都很前卫，时任御史大夫的郗虑和任丞相军谋祭酒的路粹，总算揪到了孔融的这个小辫子。在曹操授意下，他们给孔融罗织了四条罪状，分别是：谋反、诽谤、交游放荡以及不忠不孝。
于是，曹操就以此为名，下令逮捕孔融，然后杀之。
消息传出，朝野震惊。
当时孔融还有两个孩子，大儿子9岁，小儿子8岁。两个孩子听到消息后，一点也不惊慌，继续玩游戏。孔融对兵卒说：“罪责在我一人，就饶了这两个孩子吧？”结果两个孩子慢慢走进来，对孔融说：“老爸，你见过倾覆的鸟巢底下还有完整的鸟蛋吗？”话音没落，奉命抓捕俩小孩的使者也到了。
这个凄惨又有点悲壮的故事，就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出处。
孔融刚直不阿，虽然是孔子后人，受着儒家教化，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所谓“温良恭俭让”的性格，没有谦谦有礼温润如玉，相反，他嫉恶如仇、性情耿介，甚至怪诞滑稽、言行乖张。在儒家思想已经变成空洞外衣、丧失实质内涵、成为人们谋取私利的工具之时，在纲常伦理屈服于暴力之时，孔融表现出一种绝对不同世俗的特行独立。
他，只是用自己的最无奈的方式，在和那个黑暗的时代做坚决的抗争。
<h3>建安作家协会</h3>
杀了孔融，曹操丞相的权威似乎没人能动了。他趁热打铁，要南下进攻刘表、孙权，企图一统天下。后来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刘表吓死、荆州失守；刘备战败，和孙权联合，在赤壁大败曹操——这一段故事精彩纷呈，英雄各逞其能，被改编成各种故事、电影、小说、戏剧，这儿就不多说了。
208年赤壁之战后，“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定型，曹操虽然南方失利，但是北方基本由他控制。他依旧奉养着形同虚设的汉献帝，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顶峰。
权力越大，曹操就越迫切感觉到招揽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于200年、214年、217年，分别下了三次“求贤令”，希望僚属们能举荐贤能。
没错，邴原看曹操看得很准，他招揽人才，一个原因是“为己所用”，更大原因是怕这些人分散到各处不好管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他们都操控在手里方便控制。
所以，曹操对待知识分子，是典型的“以权术相驭”，只是相比其他军阀对士人动辄打杀的粗暴手段，曹操怀柔软化的方法，显然更为高明。后来曹植在《与杨祖德书》中就说，曹操对文士“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使其“悉集吾国”。
但是，从客观上来说，曹操网罗人才，确实意义深远。
首先，他招揽了大批人才，这些人为他出谋划策、冲锋陷阵，使得自己的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军阀势力；
其次，他把文士集中起来管理，形成了著名的“邺下文士集团”——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性质的“作家协会”，按今天的话说，此举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繁荣。
曹操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即跳出汉末取士的老套路、老规矩——需要德才兼备、德行优秀者，曹操明确提出“德、才不必兼备”“唯才是举”的口号，也就是说，只要您有才能，德行差点也无所谓。
这样一来，很多能力强但是品行低劣的人被招揽进来；很多不懂儒家经典，却有文艺才能的人被招揽进来；很多只有一技之长的特殊人才，也被招揽进来，而这三类人，在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汉代，都是被人看不起的。
这种用人思想，直接影响到曹魏政权的统治基础，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到学术界的思想变化，影响到后来“魏晋玄学”的发展。
不过说到底，曹操取舍人才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对自己忠心、是否对自己有利。在霸业的推进上，一切绊脚石都要扫除，更何况一两个孔融这样的名士呢？所以连“云中白鹤”邴原那样的人，也没法脱离曹操的控制，最终只能用“无言以对、不理政务”这样的方式消极抵抗。
211年正月，建安十六年，汉献帝任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并设立官署，为副丞相。
这个事件比较重要，这儿稍微说一下。
在汉代，负责宫廷警卫工作的，叫作“光禄勋”，就是宫廷禁卫军司令。光禄勋下面又有三名处局级领导，分别是五官中郎将（类似中央警卫局局长）、左中郎将（左翼警卫指挥官）和右中郎将（右翼警卫指挥官）。而“五官中郎将”只负责管辖警卫员，不设官署，他的顶头上司是光禄勋（禁卫军司令），和负责外廷政务的丞相没有半点关系。
到了曹丕这里，五官中郎将隶属丞相，这相当于什么？原来警卫局的警卫员们，都不管皇帝的安危死活，跑去负责丞相的安全了。
其次，五官中郎将设立官署，等于变相增大了曹丕的权力，那么，以后丞相不在的时候，很多事就可以由曹丕代理；丞相累了，政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曹丕代理了。曹丕所任的五官中郎将，不仅负责丞相安全，而且是丞相的副手、丞相的办公室主任。
汉献帝基本已被架空，首都许昌地位下降。曹操在打败袁绍后就占据了邺城（今河北临漳附近），曹操长期在邺城，邺城的地位就大大提升。五官中郎将官署自然也设在邺城，这个官署的设立，就等于专门给文武人才们空出了一大片职位，所有曹操觉得有用的人，都可以安排在五官中郎将官署，然后把他们从许昌迁到邺城。这样，许昌逐渐被掏空，邺城则越来越繁荣——邺城繁荣，不就意味着曹操势力的强大吗？
这样的布置，为曹操进一步弄权做了体制上的铺垫。
有了这个铺垫，很多事就好办了。许多曹操看中的文士都被调来这个机构，任“五官中郎将文学”，做了丞相的僚属。一时间，邺下文风兴盛，曹丕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历史上第一个作家圈子由此诞生。
这些人个顶个有名，其成员除了曹氏父子，还有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璃、应扬、蔡琰、杨修、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虞、应璩、毋丘俭、郑袤、司马懿等，将近百人。这些人或在曹操部下担任职务，或是曹丕、曹植的文学侍从，所谓“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就是这批文人中的杰出人才。
曹操出征在外，会带上一些有军事或文案才能的文人做幕僚，其他的文士就和曹丕、曹植等人开怀畅饮、吟诗作赋、歌舞取乐，那时候还没有太严重的钩心斗角，汇聚的都是一时俊彦，曹氏兄弟也都放下尊贵的架子，大家赤诚相见、诗歌相酬，夜以继日、无有始终。
曹丕后来回忆这段幸福时光，无比怀念地写道：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与吴质书》）
就是说当时热闹非凡，文人非常多，经常出门都是好几十辆车连着，坐下来，座位都挨得紧紧的、不曾分开，整日开心了就喝酒，喝醉了就作诗。
不得不说，这种情形若出现在一般百姓家里，就是典型的败家玩意儿，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但是又忍不住要说，这样败家，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一种场景啊！
曹丕经常在邺城的建章台宴请文士们，并赠诗给大家。有一次宴饮，赠给应玚了一首诗。
应玚也是建安七子之一，他非常感激曹丕的知遇之恩，就写了一首《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来夸赞曹丕。
其中有“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的句子。用南来北往的鸿雁，来比拟自己漂泊不定的惨状，担惊受怕、恐惧遭到各种不测、想找个地方安安稳稳停下来——“将就衡阳栖”的心境。
结果呢，碰到了有知遇之恩的“曹丕公子”。说曹丕公子“敬爱客”，所以双方“乐饮不知疲”，然后就是夸赞曹丕的细心和宽厚的品行。
最后还把笔锋转到在座的文士们身上：“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希望大家各自努力，好好工作，以报答曹丕的知遇之恩。
在诸多赞美歌颂诗中，这首不算太肉麻。
还有许多这时候的作品，都是这一类的。翻查《文选》，建安文学中，光题目为《公宴诗》的就有六七首。
当文人被豢养起来的时候，文学的精神就逐渐丧失了，赞美、酬唱和无病呻吟，就成为文学主流。
所以，建安七子的优秀作品，都是在早期完成的。
不过客观来说，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曹操在邺下建立的作家协会，确实为当时的文士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场所和平台。
<h2>夺嫡之争</h2>
可悲的是，在魏晋时期，
大大小小的名士们，或主动或被动，
都会卷入到政治风波之中，
拼了命去玩那些自己不擅长的游戏。
所以魏晋名士们的下场，
大多都是可怜可惜可叹的。
<h3>乱世中的两类人</h3>
212年，即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汉献帝下诏，特许曹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一切遵照汉初开国元勋萧何所享受的特权。
“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三个词要稍微解释下。
汉代，大臣们上殿之前，要脱掉鞋子、摘掉佩剑，上殿以后要朝天子行跪拜之礼，以示对天子的尊重。《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感谢萧何的功劳，特别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此后，“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就成了对大臣的超级礼遇，上殿脱鞋的这个规矩一直到唐末还有保留。
到了董卓乱汉的时候，又为自己增加了一条“赞拜不名”，就是说不能直呼董卓的姓名，只能称呼他的官职。比如董卓上殿，太监在旁边喊“丞相进殿”，就不能直呼董卓的名字了，而其他百官还得喊“某某官某某某进殿”……这又等于给自己增加了无上荣耀——天子和天子使臣都不能直呼你的名字了，你想这得有多大范儿啊？
曹操此刻贵为丞相，又要接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荣，甚至连国贼董卓特定的“赞拜不名”也加上了，其嚣张跋扈、有意篡汉的野心表露无遗。
这还不算，到了这年冬十月，尚书董昭建议曹操说：“您看您这功劳，嗬！驱逐董卓、迎接献帝、平定北方、威慑天下，简直拯救了整个汉室，再没比您功劳更大的了。这么大功劳，再当一般的臣子可就不合适了。您想一直当臣子，我们这些大臣还不愿意呢！”——总有一帮善于揣摩老板心思的人，八面玲珑、机智无比，总是恰到好处地出来替老板办一切老板想办而又不好直接办的事。
曹操当然推脱啦。
董昭就游说大臣们，游说的结果呢，是大家一致认为曹操应该晋级“公爵”，加颁“九锡”，用以表彰曹操的特殊贡献。
公爵是爵位中最高级别的。通常情况下，伯爵就极其罕见了，一般的顶多封个侯爵。曹操又不是皇室宗亲，这时候贵为丞相，被封为一等侯爵，按常理也就到头了。加封公爵，那就等于要给曹操封个诸侯国！
颁“九锡”则更可怕。
“锡”同“赐”，“九锡”就是天子赏赐给有特殊贡献的诸侯王、大臣九种礼器。按《礼记》记载，这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县（即校音器，古代音律有神圣的意义）、朱户、纳陛（上朝时的贵宾通道）、虎贲（贴身勇士）、斧钺（可以诛杀有罪者，即民间常说的“上打天子下打臣”紫金锤、尚方宝剑一类的凭证）、弓矢（可以征伐不义的诸侯），以及秬鬯（音同“巨唱”，祭祀用的香酒）。
这些礼器通常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形式的表征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颁赐九锡，往往意味着敲响了旧王朝的丧钟。
满朝文武绝大多数都“顺应天命”、极力赞同，纷纷上书“劝谏”汉献帝给曹操封公爵、加九锡。
曹操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居然有一个人站出来极力反对！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反对自己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头号谋士——尚书令荀彧荀文若！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会产生两种道德体系、两种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也会分成两类人。第一类人郁郁不得志、栖栖遑遑、常能感受到痛苦；而另一类则视乱世为机遇，能享受荣华富贵、显达于世。
为什么呢？
陈寅恪分析认为，士大夫中的第一类人，由于他们有坚守的信念、耿介真诚，常常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所以不善于用“新旧两套标准”来应付社会，心中理念又和现实格格不入，所以就处处碰壁、痛苦异常。
第二类人呢，他们没有固定的信念，贪图眼前的荣华富贵，不惜牺牲人格尊严而逢迎谄媚。他们大多数是功利主义者，善于利用两种道德、价值标准，来应付周遭环境，所以他们往往混得比较开，富贵荣显、身名俱泰。
从价值观上来说，我们高度赞扬坚守信念、耿介真诚的前者，贬斥两面三刀、庸俗油滑的后者。
但现实却往往相反，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他们会说：“道理确实是那样，但现实却是这样。”于是，大多数人成为丢弃信念、苟且活下来的庸鄙者。这些人越来越多，最后就叫嚣“活下来、活得好才是王道，至于理想、信念、道义什么的，就让它们见鬼去吧”！
这就是在不健康的环境中，为什么正直的人往往活得比较艰辛，而“聪明识时务者”都混得很好的原因——因为后者可以没有底线。
汉末三国两晋时期，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正是儒家式微、社会变革的时代，所以这两类人的特征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先不说董昭之流，且来看看荀彧，他绝对是心怀理想、真诚耿直的第一类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