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福克斯.桑切斯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因为我在浪费他的时间。他是位于廷戈.玛利亚的秘鲁国家警察总局的三号领导人，自愿申请照顾到访的外国记者。通常情况下，这项活动会占用他一个或是两个小时，但出于某种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在我到访之前，利马的一位将军专门发了一份传真通知了他。这一下就把事态搞得严肃了，因为假如你是秘鲁国家警察局的一位上尉，接到了一位将军从利马发来的传真，告诉你要照顾某个人，那你就不能光请他们喝杯茶，然后再祝他们好运那么简单。你就要非常有把握他们不会出事情。桑切斯于是对我另眼相待。

胡安诺科是丹尼尔.阿洛米阿斯.罗布雷斯的老家，正是他写就了“雄鹰之歌”，这首歌在被保罗.西蒙在1970年翻唱以前，已经在这里传唱了整整半个世纪了。那天早晨，我从胡安诺科一路心惊胆战的驱车来到廷戈.玛利亚市。我强烈推荐人们体验自驾车旅游，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上够了人寿保险。开着破出租车在胡安诺科市里钻来钻去，绕过城市市场，市场里有卖鹦鹉的，八只小鹦鹉装在一个鞋盒大小的笼子里，鸡被装在网兜里出售，又瘦又脏的饿狗浑身长满了跳蚤，逛来逛去地找着阴凉地。只要一慢下来，就会有擦皮鞋的小孩象蚊子一样围着汽车转来转去，只要一停车，街头小贩就会上来和你搭讪，脖子上挂着卖东西的盘子，象是老电影园子里的招待员。吆喝兜售棒糖，甜食，电缆，扇子，散装香烟，和高喊“靓妹—靓妹—靓妹”。离开了小镇，就一头扎进了群山之中，路标上提醒司机在秘鲁应该靠右行驶，但我对此视而不见，因为有很多突然出现的左边的急转弯，从路的逆行道上拐起来更容易一些，同时路的另一面也没有车开过来。同时，也完全可以忽略50公里/小时（30英里/小时）的限速标志，因为除了顺着悬崖掉下去，这辆车根本开不到50公里/小时，而且速度表多年以前就坏了。这样我就开着破车在山路上艰难跋涉，烧着低标号的汽油，散发出一种烧橡胶或者烧头发的糊味，顺着安第斯山脉慢慢的蠕动而上。

开到3000米（9800英尺）处，我来到卡比什隧道，然后就钻进了安第斯山中，当从隧道另一端钻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云雾深处，500米（1600英尺）之间气温骤降10度。然后开始走下坡路，刹车告饶一般地尖叫，拐弯时整个车都在颤抖。汽车依旧开在逆行道上，我祈祷着可别有车从对面开过来。心里想着如果这辆车从某个悬崖边上掉下去，需要多长时间速度能加到50公里/小时。每隔几分钟，气温就会上升几度。一些人家会在我路过时抬头看看，他们正在用山上流下的瀑布里的水洗衣服，刷牙，和给孩子洗澡。路边的小村墙上有些胡乱的涂鸦：藤森总统，秘鲁2000年—从此向前，这看起来显得非常奇怪，因为前天藤森总统刚刚宣布辞职。宣布辞职而已，他拒绝说明辞职原因，也没有说要离开日本回到秘鲁家中来面对国内的批评。

最后，终于到达了廷戈.玛利亚。然后就遇到了一位警察上尉，他和我握握手，自我介绍说名叫福克斯.桑切斯，然后我发现在我来之前已经有一位将军发来了电传，由于这张电传，我到任何地方都会有人护送。接下来，有人介绍我认识几名打手，他们全都身背突击步枪，挎着手榴弹，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你的护卫人员。在这奇怪的一天中，情况发展的渐渐顺利起来。福克斯问我“你现在想干什么？”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于是说道，“我不知道，在这里能干什么？”这时候他笑了起来，摇摇头，他那些荷枪实弹的朋友们也都笑了起来，因为他是长官，其它人全都唯他马首是瞻。我很高兴福克斯.桑切斯很有幽默感。因为如果他没有幽默感，他有可能把我当作来到上华拉加谷地——秘鲁可卡因工业中心——的最大笨蛋，带到后面，一枪打死算了。

我出现在这里真的非常不合时宜。我到达的廷戈.玛利亚那个月恰好赶上谷地当中的古柯种植者发动的秘鲁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我来的时候事态刚刚变得非常糟糕。警方的禁毒活动激怒了六千名古柯种植者，在他们看来，这一行动剥夺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于是他们砸毁了所有电话亭，并且掀翻了几辆汽车。警察们看到自己人手明显不足，于是封闭了警局，坚守不出，这种做法是为了保证不会出现伤亡情况。但在白天，他们依然还是被打击的目标。

我走近基地的时候注意到一辆越野车停在门口，有两扇窗子被打碎了。福克斯解释说，在小镇上人们往往向他们扔砖头——从这一点上就看出秘鲁禁毒警察在华拉加谷地的受欢迎程度了。我所处的局面也许更糟，因为我是个外国人，长着金发，会马上被视为禁药取缔机构的人。我突然间明白了，在这种局势下，村民们向警察的车扔石头，其原因仅仅因为这些车属于警方，我也许没有机会向他们解释说，我不是美国人，我不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人，我只是个作家而已。此前，厄运已经降临到一些和我一样的人身上了。我在洛杉矶遇到查尔斯.古腾森，他给我讲了一个人的遭遇，

有一个记者，为坦帕的一份报纸工作。他来到廷戈.玛利亚，我们当时正在那里。他在一个基地落脚，然后说要到山里去收集一些消息。我们说“听着，别这么干。”他说道，“别担心，我是个记者，人们能够接受记者的。”他跑了两个小时的路，到了一个镇子上，开始问问题。当地人把他当成了禁药取缔机构的特工。他们把他杀了，把尸体扔在了机场的跑道上。

恐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不知哪个将军担心起来，于是发了这份电传。

福克斯觉得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还是到国家古柯市场去看看，当地称为国家古柯公司，市场就在小镇中心。每个人都把步枪背在肩上，为了保险起见，还带上几支催泪枪。他们把这些枪械全都扔进那辆窗玻璃被打碎的越野车里，然后钻进车内。“我们坐这车去吗？”我问福克斯。“对。”他答道，把窗子上的碎玻璃敲下去，“没有玻璃，又舒服又凉快。”这让我非常担心，如果人们向警察们扔砖头的话，我可不愿意呆在车里和这帮家伙们在一起。和这群人同乘一辆车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就好象身穿一件印有“我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人”的T恤衫，背后再背上一个大靶子一样。如果我是个古柯种植者，为了以防万一，我也会先向我扔上两块砖头再说。但福克斯不允许我四处乱逛，而现在有的只有那么一辆汽车，所以我也钻了进去，我们一同出发了。

我们刚刚开出大门，我就看到脚旁边有一把大砍刀，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刀。我把刀拣起来，福克斯冲着我龇牙一笑，“村民们攻击我们一般就用这种刀。”他说道。“当然。”我说，又把刀放回了地上。砖头加砍刀。太棒了——简直太棒了。

国家古柯市场始建于1978年，是秘鲁进行合法古柯交易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把用来咀嚼和当茶喝的古柯与用来制作可卡因的毒品区分开来。现在，古柯农们在市场里注册后就可以得到一份书面证明，说明他们的古柯是合法的。除去一星期留下一公斤（2.2磅）古柯供他们个人消费之外，他们所有的产品现在必须要全部卖给市场，然后由市场再销售出去，这种销售是有执照的，有了执照人人便知道它是合法的。但问题在于市场里每厄罗伯的古柯只卖44苏（合12.5美元）（苏是当地的基本货币单位，相当于100分）。而对于等量的货物，毒贩子开价30-50美元，正因为如此，这一地区据估计有18，000名古柯农民，但只有9，000人把古柯卖给市场。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在市场注册的古柯农民通常种植的古柯数量比自己申报的多，剩下的就偷偷卖掉了。

在市场办公室我遇到了一个叫默埃塞斯的当地农民。他正在申报自己的古柯数量。我们谈起眼下上华拉加谷地古柯农面临的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他来自一个名叫圣乔治的小镇，这个小镇就位于廷戈.玛利亚郊外，他实际上是那里古柯种植者工会的主席。他建议我也许应该到他们村里去看看，见见种古柯的人，了解一下他们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但福克斯不同意。据说圣乔治这个村子的名声不可靠，“五年前，如果少于十五个人，我们绝对不去那里。”桑切斯说，“你根本不能去，如果你去了，就出不来了。”

我们回到驻地，福克斯的上级也同意他的说法，“你不能去。”他说。然后福克斯从中调停，“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他建议道，“带上几个人。”我觉得这个主意真是糟透了。对于古柯种植者来说，再没有比看到一辆警车里钻出几个全副武装的禁毒警察更让他们生气的事情了。如果这样，就说明我对默埃塞斯缺乏信任，心存怀疑，在他告诉我村子是安全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他。福克斯考虑了一下，“别担心，”他最后说，“我们不会那么显眼的。”

第二天早晨，福克斯带着三个士兵来了，他们全都武装到了牙齿，但穿的是牛仔裤和T恤衫。他把一支手枪插在牛仔裤的后面，“瞧，我们不那么显眼吧。”他说道。等到我们集结完毕，安全分遣队全部就位的时候，一共是九个人。我们最后雇了一辆小公共汽车去往圣乔治：与其说是礼节性拜访，还不如说是入侵更合适。我倒没有马上紧张起来，我这辈子头一次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感觉不错。

默埃塞斯到镇上来接我们，在路上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用村里的高音喇叭通知古柯农们，有一个外国调查者来到镇上，如果大家想要诉诉苦，可以在九点钟到来。大家全都反应热烈，然后他告诉大家，我会和一帮警察一起来，这下子很多人都明确表示不愿意见我。“有一群人非常怀疑你，他们认为你是和禁药取缔机构一起来的外国佬，是来喷药杀庄稼的。我昨晚上想给他们解释，可他们不信。”他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但至少会有几个，但我们到镇上时看起来他有点过于乐观了，圣乔治位于廷戈.玛利亚之外，只有半小时的路，是那种只有一条街的小镇，现在街上空无一人。

默埃塞斯跳下车开始行动，他插上一个扩音器，开始向村民广播：“外国人已经来了，他来和你们谈谈古柯的事情，有谁等着和他谈的，请到合作社办公室来。”根本没有反映。面包车里面的警察们在傻笑着，他们把奉命把武器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不出乱子不许拿出来。福克斯龇着牙笑着。很明显他觉得这整件事都是荒谬可笑的。但不久有两个老太太停下来看看我们。几个孩子在门口探头探脑，只要我朝着他们的方向一看，他们就疯笑消失在房子的拐角处。天开始下起了小雨，又有几个人出现了，合作社里的地方盛不下了。我们搬了一个长凳和一张桌子来到外面，突然间，很多人来到了这里。当默埃塞斯再次向村民广播通知时，我们已经被一百多个好奇的村民围住了，他们耐心地在雨里等待着，想看看这个外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包车里的警察收起了笑容，用手指摸着武器。这种局势有可能变得严重起来。

默埃塞斯做了一个小的开场白，“我们有幸，”他说道，“能够款待这位先生，他的名字我不会念，他想知道古柯的事情。但首先他想对我们讲几句话。”这完全是撒谎。我根本不想讲话。我讨厌做演讲。我该和他们讲什么呢？但默埃塞斯向我做个手势让我站起来，人群慢慢靠拢，想听听我讲些什么。

为了留传后世，默埃塞斯把我的小演讲用手提式录音机录了下来。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麻烦。我结结巴巴地用西班牙语向大家解释，我是英国人，我是一名记者，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古柯方面的书，以便向英国人解释发生在秘鲁的情况。然后我就没有话了。我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想起一些别的话，也许能够说服这些人，使他们相信我搞的调查是严肃的，我试图告诉他们我三十一岁，已经在英格兰地区调查可卡因问题有两年时间了。但是一是紧张，二是我的西班牙语最多也就算是初级水平，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西班牙语中“aos（年）”和“anos（肛门）”两词的意思根本不同。我选择了错误的词汇。于是圣乔治的村民们高兴地听我说道，我有三十一个肛门，现在正在为其中的两个写一本书。人群里传来了偷偷的笑声。这也许是我说出的最好的话了。很明显我没有恶意：即使禁药取缔机构也不会雇佣这样的笨蛋。

我做完这个小讲演之后有几名古柯农走上前来向我讲述他们的困难。他们说他们都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

虽然政府还没有被毒犯子赶下台去，但可卡因经济的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玻利维亚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也许这并不足为奇：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受到了打击，两个国家都拥有大片广阔的土地适合种植古柯，都有大量的失业手工业劳动者要找工作，两个国家的执法组织都非常容易腐败。但在玻利维亚清除古柯的最大障碍来自古柯种植工会，而秘鲁的问题的根源却在游击队方面。特别是山德罗.卢明诺索：即”光辉道路”。1982年，在美国的坚决主张之下，秘鲁开始积极地清除古柯，在上华拉加谷地实施的种种试图停止古柯种植的作法促使古柯农民与恐怖分子结成同盟。两方面拥有共同的敌人：国家。”光辉道路”同意保护古柯庄园，而作为回报，村民们也同意保护”光辉道路”。拥有重型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者，口袋里装着满都是贩毒得来的美元，秘鲁政府无法容忍这样一群人存在。因为古柯并不代表着对于秘鲁的巨大威胁，所以政府决定先不打击古柯贸易，而是打击游击队。由于恐怖分子一旦与农民联手，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军队真正采取反恐行动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小心不要触及到古柯种植者的利益。政府几次试图把警察派驻到上华拉加谷地，最终因导致暴力冲突而失败，因此禁毒机构也就收手不干了。这样谷地居民就有了自由，可以想种多少古柯就种多少，再加上哥伦比亚人付高价购买，由此他们就着手干起来。

1987年，秘鲁种植了120，000公顷（300，000英亩）的古柯，产出十万至十二万吨的古柯叶。一年之后，这一数字就增涨到了十九万吨。秘鲁的古柯占世界市场总量的一半，每年价值高达十亿元。

1985年随着总统阿兰.加西亚上台，政府开始协同努力消灭这项活动。加西亚确信可卡因代表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掌权之后，他集结了1500名警察，派出军队到丛林中捣毁药厂。战果令他们大为惊讶：在这次为期十八个月的代号为飞鹰的行动中，他们共捣毁了一百五十条简易飞机跑道，三十六个药厂，没收了七十架飞机以及超过三十吨古柯膏。有些工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个药厂有六个宿舍，每个宿舍里可以睡一百人。飞机跑道和药厂虽然被摧毁，但有证据表明在很短时间内就被修复，再次投入生产之中。而警察本身也因不尊重人权和腐败问题变得恶名昭彰。并且，毒贩子的飞机曾经入侵秘鲁机场，当调集军队进行阻止时，军队很快就被哥伦比亚人所收买，在其掩护下，故意留出缺口任毒贩逃之夭夭。1984年，整个华拉加谷地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但却没有阻止住古柯膏的流通。1985年，一名著名的毒贩，吉耶尔墨.默斯卡罗卡（疯狂苍蝇）.卡德那斯，以一种现在已为大众熟悉的姿态，提供为国家偿付债务。这份账单的数目到达了140亿美元。

同时国家的经济却垮了下来。到1988年，国家的债务高达180亿美元，到1989年，通胀率高达1000%。谁也不愿再借钱给秘鲁：他们知道那一定是有去无回的。正如在玻利维亚那样，经济崩溃助长了可卡因经济的发展，大量失业工人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工作，发现种植可卡因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佳工作。仅在上华拉加谷地就有十万个家庭靠古柯为生。大量金钱涌入，就好象雨水从天上落下来：托卡切小镇在廷戈.玛利亚以北，开车四小时即到，这里一条主街上有六家银行，六架传真机，一大排商店里堆满了昂贵的立体声音响，还有几家专卖时髦汽车的门市部。但托卡切没有下水管道和安全的饮用水。随着大量贩毒钱一同出现的就是暴力活动。一名国家古柯市场的代表告诉我，他在这里被袭击过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的汽车被五百名古柯农包围，这些人先是试图将汽车掀翻，然后放火烧毁汽车。每天都会有人乘私人飞机从利马飞到这里收购美元，因为托卡切的汇率实在非常之低：谁也不知道要美元有什么用。同时，这里也成为了任何一个想要快速致富的人的必到之地。秘鲁的通俗歌手米奇.冈萨雷斯甚至为此推出了一支热门单曲“我们到托卡切去”。

八十年代初人们推行替代作物计划试图解决问题。在这里试验了各种作物，从稻米，可可，棕榈树，蔗糖和咖啡。为此美国捐出了一千八百万美元，秘鲁政府也额外捐助了八百万美元。这些钱全部借给农民们，以便他们能够负担除掉一种作物改种另一种作物的费用。但这一贷款的利率高达106%，简直是在敲诈勒索。拿到钱的农民很快就发现，除了种古柯以外，再没有任何一种作物能够产生出足够的收入来还清利率这么高的贷款了。

1983年，国家成立了一个特别清除古柯的机构，名为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CORAH），来执行古柯的替代和清除计划。该机构能够派出八十人组成的行动小组亲自动手拔除种植园中的古柯。如果他们真正能够放手工作，一天就能够清理将近50公顷（120英亩）。但这项工作非常危险，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遭遇到愤怒的村民们。暴力事件常常发生。由于”光辉道路”游击队就在谷地某处活动，政府无法保证他们工人的安全。同时，那些同意清除古柯机构清理其古柯的农民每公顷（2.5英亩）可以得到1000美元的补偿，但很多人只是拿了钱，然后又种上了古柯：即使农民们得到了1000美元，秘鲁农民也不会不种古柯，因为这样就断了他们的生路。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哪种经济力量能够代替古柯的。同时，作为支持很多清除和代替古柯活动的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变得非常不受欢迎，他们捐助给秘鲁人的卡车和摩托车不得不被扔掉：因为在华拉加谷地开着一辆边上印有美国国际开发署字样的车四处转，实在是太危险了。从1983年到1987年，清除古柯机构一共清除了11600公顷（28，600英亩）的古柯，但每清除一公顷，就会有三至四公顷新古柯出现。

我问及村民关于清除古柯的事情，他们大声叫嚷起来。其它作物一年只能结一次果，而在华拉加古柯每两个月就能收获一次，这种植物能长八十年。所以不难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认准了古柯不放。

此前一天，我采访了禁毒机构，这个组织专门负责华拉加谷地的作物替代活动。在这里，我同一名宣传官员交谈，他向我保证，在向村民发放可可，咖啡，玉米，豆类和其它各种果实种子的时候，同时也向他们传授了技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但他也承认村民们靠种植这些作物产生的利润与古柯所产生的利润根本无法相比，即使作物生长良好，销售顺利也是如此。实际上，其中的差价非常之大。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在蒙森谷地种一公顷（2.5英亩）的可可一年能卖224美元，一公顷的咖啡能卖609美元，而一公顷古柯能卖4320美元。古柯绝对是不二之选！“虽然我们没有告诉农民这种事情。”那位禁毒机构宣传官员说道。所以毫无疑问，很少有人愿意常识他们的替代政策。我对村民们，有谁参加了禁毒机构组织的作物替代计划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没人参加。但他们为什么不把免费的种子拿回家试种呢？有一位妇女走上前来，“他们在说谎。”她说道。“种子非常贵，他们把种子卖给我们，种子不是免费的。他们什么免费的东西也没给过我们。我们买一公斤种子要花两千五百苏（七百五十美元）。而我们把收成卖给他们时一公斤只能卖六角钱。”

一个男人走上前来，“如果我们种玉米，香蕉，柑桔，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地方去卖。为了收香蕉，你要照顾整一年的时间，到最后你把收成拿到市场上，他们一公斤只付四个苏，一年的工作只植四个苏。我们需要市场来把收成卖掉。”

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插话道，“我一直把古柯卖给国家古柯市场，但上个月，有一架直升飞机落在我的地里，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把我所有的古柯都砍掉了。他们才不在乎我把古柯卖给国家古柯市场呢。他们把一切都毁了。我当时根本不在，他们把所有的古柯都抢走了。”

难怪农民们会生气：他们的生计被别人抢走了，而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补偿。但你们因为清除古柯而得到的发展基金又怎么样了呢？你们得到设备和培训了吗？默埃塞斯走上前来。

“政府给我们二十一万五千美元建了一座新学校，”他说道，“但那个学校只有六个教室，其它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我一个苏也没见到！这条路本来应该是从玛金那尔一直修到镇子尽头的，但他们只修了一点就回家了。我不知道他们修这条路能得到多少钱，但一定很多。所以其它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用这些钱修自己的办公室，雇更多的秘书，买好车，增加办公费，搞宣传，再买上些啤酒。干吗不再找几个金发的漂亮妞呢？同时，这里的农民们都在挨饿。”

发展基金使用不当这一看法部分是由官方政府的变化造成的。八十年代时，资金主要是用于自愿清除古柯活动，钱直接发到农民手里，任其自己支配。但不幸的是，后来证明农民们不愿意把钱花在既定目的上，而是用钱来买电器，对古柯置之不理。今天，资金是以开发合同的方式交付给村民的，由于村民们自己再也见不到现金，所以他们相信有人在中间揩油。问题在于有证据表明他们所言不虚。秘密警察头目伏加迪米诺.蒙特西诺斯于2000年十月突然消失，他手中掌握着瑞士，迈阿密和巴拿马分行的多个私人账号的详细记录，每个账号中都存满了钱，他肯定与某些秘密事件有关，同样，随着阿尔伯托.藤森在日本奇怪辞职之后，有关他的传言不胫而走。藤森辞职一个月之后，有人揭发他竞选总统是由麦德林集团和卡利集团共同资助的。帕布罗.埃斯科巴的兄弟告诉一家报纸，蒙特西诺斯曾经几次同他接触，并且要求他为藤森总统方面预付现金。从这种意义上说，秘鲁的农民不相信政府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圣乔治的农民们可能会生气，但在政府看来，事态正在好转。1992年，秘鲁空军向毒贩的飞机发动攻击，重新控制了华拉加谷地周围的领空。在美国的支持下，秘鲁空军在古柯贩运地区装备了雷达站来监视毒贩的飞机。一项更加富于进攻性的政策被采纳，即如果毒贩的飞机拒绝服从命令降落，秘鲁空军将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将其击落。目前在秘鲁已布有九个跟踪站和两部雷达，而击落政策也似乎起到了震慑效果。其实也应该起到这种效果：这些雷达花费了这一地区近六千万美元的资金。但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中经济开始出现好转。1993至1995年度出现了百分之二十七的惊人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又开始再次出现。然后，原本受到古柯交易保护的”光辉道路”组织最终土崩瓦解，转眼前古柯的产量也开始下降。根据禁药取缔机构估计1995年秘鲁的古柯种植面积有214，800公顷（530，000英亩），到1999年降至仅37，000公顷（93，000英亩）。这一证据似乎清楚的证明，清除工作起到了作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利马我遇到了一名政府官员，他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我秘鲁清除计划的数据虽然令每个人高兴，但实际上被歪曲得不可救药：

古柯的产量的确是在下降，但这取决于我们和哪一年相比。不幸的是，从本国角度上说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所有的测量工作都是美国人做的……为了向国会证明他们政策的正确性，他们必须要证明数字在下降。他们说现在只有三万六千公顷（89，000英亩），但谁也不相信这一点……我估计在仅在蒙森，阿普里马克和普诺三个地区，其产量就和整个的估计数字差不多。我们没有一个精确的总数，但如果我们进行统计，其结果与美国人的一定区别很大。至于我们做过之后能否将其公布出来，我不知道。

有人告诉我美国支持的清除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一开始直到最近，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的清除方法就是用大砍刀把古柯砍倒。问题在于古柯砍倒在地后并不会死去。很短时间以后又会活过来，而且变得更加强壮。虽然这一点被人们广泛了解（我在英国时，在一本出版很久的书里就读到过），但对此谁也没想到过再进一步做些什么，所以九十年代末以前的清除工作几乎都成了浪费时间。今天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终于学聪明了，他们明白砍倒古柯作用不大，开始用机器把植株连根拔起，但这样做需要时间。

用人力来拔古柯于事无补。需要很多的人手才能把古柯丛一株株的拔起来。每拔一株古柯要用五分钟的时间，蒙松地区每一公顷（2.5英亩）古柯的密度为六万株，就要用三十万分钟。对一个六十人的小队来说，每个人要要拔上八十三个小时，这仅仅是一公顷而已。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他们只拔那些最大的，长得最好的古柯，其它的全都留了下来。

然后还有秘鲁的古柯生产能力问题。我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对于每公顷古柯所能产出的古柯叶的数量，美国人估计得实在太低了。由于古柯种植技术的改善，导致种植密度加大，特别是在阿普里马克河地区，其古柯的种植密度并非象蒙松地区一样为每公顷六万株，而是在三十万株的密度之下仍能成功生长。那时，控制与削减古柯机构主要把力量集中在蒙松地区，而阿普里马克河几乎没有任何清除活动。因此“我们消灭了X或者Y面积的古柯，所以我们消灭了Z数量的潜在可卡因产量”，与这种判断相联系做出的声明是不准确的。

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可卡因产量估计过低是意料之中的事。1991年，一系列秘鲁人的研究指出古柯的产量为242，000公顷，而同年美国的估计为120，800公顷，要低一半。在玻利维亚，美国1987至1989年的估计比玻利维亚的人估计低407公顷。涉及产量时，数字同样会低。1996年，美国估计一公顷玻利维亚古柯可出产1.7吨干古柯叶。而玻利维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计算出一公顷产量为2.7吨，结果计算出的可卡因总数高出百分之三十八。同样，美国人计算古柯叶中可卡因的产量在秘鲁为每公斤2.5克，在玻利维亚为每公斤2.9克。而秘鲁人则将这一数值限定于3.1克，一下子他们的可卡因产量就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而玻利维亚走得更远，他们计算为每公斤4.2克，一下子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正如联合国在2000年报道的那样，

有人指出玻利维亚和秘鲁可卡因产量存在一些估计过低的情况，而还有人指出在哥伦比亚存在严重估计过低的情况（斜体字为作者所加）。对于可得到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哥伦比亚每公顷可卡因产量比美国国防部估计所反映出的数据最少要高出三倍。

《1995-1998年间对于全球可卡因零售业总值估计过低》

2000年一月十四日

但击落政策又怎么样呢？这项政策一定起到了某些作用吧？我听说秘鲁人已经击落了近一百架毒贩的飞机，这是巨大的成功。

在秘鲁？那是说谎。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现在毒品不用飞机运了。毒贩们从蒙松地区一直走到利马北部海岸的安卡什地区。而从普诺地区他们顺流而下，来到玻利维亚。从普库尔帕附近的阿瓜提亚，他们先到伊基托斯，然后从那里到达与哥伦比亚接壤的普特马由边境区。所以很少能打到带着毒品的飞机。

但是，虽然美国人的数字很可能是有缺陷的，但秘鲁的古柯产量确实有了很大的降低。如同玻利维亚一样，这很大程度上与哥伦比亚古柯产量增加有关。然而在秘鲁，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八十年代末时，有传言出现，说一种奇怪的菌类在全国范围内破坏古柯种植园。由于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因此在古柯农中造成了混乱，这种菌类使植株的叶子变黄，在茎杆上形成一层厚壳，使植株干死。当地人将它称为“干干”。科学家给它另外一个名字：镰孢菌。

人们对于镰孢菌忧虑重重，很难搞清从何处着手。首先，要搞清它的来源，这种菌类来自何方。实际上来自夏威夷。既然古柯并非夏威夷当地的作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假设这种寄生菌类只寄生在古柯上面，那么在那个没有古柯的海岛上，它是怎么演化的呢？答案当然是不能演化。七十年代某个时候，镰孢菌出现在考艾岛上的秘密古柯及可乐树庄园中。美国政府立即注意到了这种菌类杀死古柯的实际作用，于是开投资研究，到了1995年时已经花了近一千五百万美元。1999年，这种“真菌除草剂”花去了美国三百万美元。

关于镰孢菌下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传播问题：这种隔绝于夏威夷的菌类是如何跑到秘鲁来的呢？当然任何一种机制都可以传播菌类或者孢子，但请注意考艾岛是一个太平洋中部的小岛，距此地8000公里（5000英里）。任何一种显而易见的传播孢子的自然方法都不可能使孢子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旅行。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把这种在夏威夷秘密古柯种植园中演化（或者制造）出来的菌类拿过来，并且故意投放在秘鲁的呢？他们否认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