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佩德罗监狱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座令人恐惧的建筑就建在玻利维亚拉巴斯市的大学生广场边上。它始建于1850年，原来设计用来关押300名犯人，现在却关押了2000人。监狱内部条件很差。囚犯要花钱才能住到牢房里，要么就只能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甚至睡在院子里的露天地上，遭受风吹雨打。牢房不提供食物，所以囚犯们必须设法谋生。很多人办起了自己的非法买卖：监狱里面有商店，酒吧，假货交易，各种买卖应有尽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监狱里发现了一家制造古柯膏的工厂，并且有传闻说在大墙里面的某处藏着一个设施完备的氯化氢药厂。同时，手头更宽裕的囚犯还可以向狱方行贿，到外面的城里过一夜。监狱允许女人进入，囚犯们也可以让家属进来探视甚至同住。监狱当中的毒品和腐败尽人皆知，最近，竟然演化出一种奇异的生易，看守们会安排导游，让背包旅游的人参观监狱。这一旅游的最大卖点就是可卡因，在这里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为圣.佩德罗是玻利维亚唯一一个不受警察干涉的地方，对这一点人们有充足的把握。

所以，当我走进这座监狱的侧门，把我的背包交给看守检查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有点打颤。一个面无表情的看守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每拿出一件，就摇摇头，低声说着：“违禁品。”，到检查的最后，包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在了桌面上。除了背包本身，好象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成了违禁品。然后他又想到一件事情。他把包倒过来，认真检查包的里面。“违禁品。”他最后说道，然后把包放在那一堆东西的上面。我把东西都放回包里，然后和护照一起交给另一名看守保管（临走时，我要花钱才能把它们拿回来。）看守询问我要探视谁。“麦科.多明戈斯。”我说道，“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看守抬头看看我，眉毛一扬，在监狱的记录本上草草写上“多明戈斯”，然后说，“好的。”有人在我前臂上盖了一个章，一个看守在我手腕上用圆珠笔签上他们的名字。我们眼前有一把看守和囚犯分隔开来的门，他向着那个看门的同事点点头，这道门就弹开了，我进到了监狱里面。

在这些地方，麦科.多明戈斯有点传奇人物的味道。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他算得上玻利维亚可卡因交易中的大玩家，也许是唯一的大玩家。最后他被逮捕，送到了这里，他住到了一间宽大的单人牢房里，而且马上让人安上了电话，所以在他入狱的一段时间内，他的买卖没有受到影响。由于他卖的是可卡因，这部电话就被称为“毒品电话”，直到在禁药取缔机构坚持不懈的工作之下才被最终取缔掉。麦科毫无疑问是个大玩家，但他会不会告诉我些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也许他讨厌记者，或者讨厌说英语的人。我不知道。

与我想象的不同，圣.佩德罗内里根本不肮脏，也不是人满为患，露天的院子里非常宽阔，地面平整，还有半个篮球场地。有几个穿着体面的孩子跑来跑去，一边踢球一边大叫，而家长们坐在场边座位上望着他们，或者坐在可口可乐摊子边上，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这里实际上比外面的大街上还要好很多。啊，我的导游这样解释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正位于LaPosta,也就是监狱里的高级区，在这里的人享受星级服务，因为他们付得起钱。大人物们都住在这里。我们在院子里转了几分钟，等着有人来询问我们的来意，但似乎没有人注意我们。然后我们随意问一个过路人他是否知道我们在哪有可能遇到多明戈斯。他用手指着一个穿着整齐的中年男子，那个人穿着时髦的绿色衬衫和休闲裤，正在看别人打篮球。“麦科，有个外国佬要见你。”麦科抬头看着我。

突然间，他脸上出现了愉快的笑容，他站起身来，一蹦一跳地穿过篮球场，来到我们的身边。“你好，”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道，“我就是麦科。”他把我们带到一间娱乐室里，那是一间带拱顶的房子，四壁粉刷洁白，屋里有一套立体声音响，还有一张台球桌。我们坐下来。我向他解释说我想知道他从事毒品业的历史，也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情况，想听听他的故事。“没问题。”他说。他愿意告诉我那些故事。但前提是他必须知道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是基督徒吗？”

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连珠炮似地说了出了一段让我吃惊的话。

我刚刚被任命为牧师，我们在我的老囚室里为其它囚犯修了一个小教堂，一间祈祷屋；我们在那里做礼拜，并且一起娱乐，我们还有吉它呢。囚犯人来到这里，皈依基督教，他们离开这里，走出监狱，他们学会了祈祷。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向上帝乞求自己的灵魂，我没念过什么书，直到我了解耶稣基督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不是个正经人。而现在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现在只想祈祷。

哦，不！麦科已经变成了一个福音传教士了。我本来是想和他谈一些如何贩卖毒品的事情，而他却谈起了另一件事情。他现在想谈的只有上帝之爱和上帝之路，以及为什么只有祈祷才能拯救世界之类的话。我承认这些话非常有趣，但这不是原本我到玻利维亚来听的事情。我费了一番力气才把他又哄回到毒品这一话题之上，于是他才开始给我讲了几个故事。

我过去是一位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个前锋，身披七号或者九号球衣，效力于瓜维达德队（一支国家级球队。）（我在那里从事球员购买工作，后来我成了俱乐部的副主席。）但不管怎样，在那里的时候我没有钱，于是他们解雇了我。所以我不得不干了一段出租汽车司机，但当时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了，我真的很缺钱。我就这么干上了毒品。

1980年时，有一个朋友找到麦科，告诉他卖可卡因膏可以赚很多钱，于是麦科开始生产这种东西。他在丛林里把古柯叶捣碎，再在自己的出租车里出售古柯膏，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买了一辆丰田车，是那种最好的丰田车，价值两万美元。时间不长，他就与哥伦比亚人有了接触。

刚开始时我并没有和哥伦比亚人打交道。我每一次制作的数量很小，只不过50公斤（110磅）左右。但买卖越做越大，我开始一边做，一边卖时，我就和他们有了接触。我过去和墨西哥人（罗德里格斯.卡恰）做买卖，并与帕布罗.埃斯科巴一起工作。有一次我到离波哥大不远的帕乔去，和那个墨西哥人在一起。他是个很简单的人，他没有什么暴力性，只是很简单。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能。如果哪个人把罗德里格斯.卡恰说成“没什么暴力性”，那他不是不十分了解卡恰，就是在说谎。我没有深究这一点。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我问道。

八六，八七和八八年，那是我真正开始赚大钱的时候，我是玻利维亚做得最大的人。今天我还活着真的很走运。我现在很高兴我还活着。为此我感谢上帝。我过去是吸毒的。你看过阿尔.帕西诺的电影吗？（《疤面煞星》）我过去真的就是那个样子。我有两架直升飞机，而有多少架飞机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有玻利维亚最好的车和最好的女人。我说我生活过，但根本没有真正的生活。

我不知道，麦科，但听起来你对我说得真的很好。这时候他又偏离了话题：“你真是个基督徒吗？你研究过吗？你读过《圣经》吗？”

我没有把握这个时候应说什么，但很明显“没有”这个答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我说道我最近这些日子没有读过《圣经》，但我在业余时间研究过一点神学。麦科的眼睛瞪得象茶盘一样大了：“神学！我们一定要一起祈祷！”

他抓住我的手，我们一起来到监狱的小教堂里，这个小教堂原来是他的囚室，屋里一排排的联排椅子，配有一架电子风琴，两把木吉它，墙上挂着一系列图表，那些画代表着上帝之爱和整个世界，但我没有机会凑上去看清楚，麦科已经把我按跪在地上，把手放在我的头顶，让我和他一起重复，“NuestroPadre,queestasenelcielosantificadoseatunombre。（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都以你的名为圣。）”

祈祷完毕，麦科告诉我说他非常忙，我现在应该走了，但任何时候，只要我愿意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祈祷。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把他妈妈在圣塔克鲁斯的电话给了我），握了好几次手，还拥抱了很多次。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说句实话，我觉得很奇怪，但八十年代发生在玻利维亚的故事也同样的奇怪。

1980年，玻利维亚产生了一次可卡因政变，此后，美国撤出了这一国家，切断了所有的经济援助。玻利维亚的毒品之王罗伯托.苏亚雷斯，他在这一时期内从这一地区获得的收入是一年近6亿美元，他自掏腰包弥补国家的亏空，缓解了美国这一行动对于本国的打击。玻利维亚放弃了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助的用以偿还国际债务的项目，整个国家经济由此一落千丈。而加西亚.梅萨政权忙着填满自己的口袋，没有人真正在意这一点。

但玻利维亚新建的“平民国家”地位非常不稳定。玻内政部长路易斯.阿切.戈麦斯这位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为“可卡因部长”的人，在八十年代后期飞赴美国道歉，他向任何一个愿意聆听他说话的人宣布，他将亲自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付玻利维亚存在的毒品走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回国以后，他开始逮捕那些拒不向他足额纳贡的古柯种植者和古柯膏生产者。当然，政府的朋友们，包括所有玻利维亚可卡因活动中的大玩家，全都安然无恙。剩下的人们全都被塞进监狱，然后玻利维亚迅速宣布取得了毒品斗争的胜利。这种战术不仅美国难以相信，而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由于很多小古柯生产商被抓起来，古柯膏出现了短缺，而恰恰此时哥伦比亚人要求更多进货。

苏亚雷斯告知阿切.戈麦斯停止四处乱搞，不要再管这可卡因买卖的事情了。戈麦斯也同意对此事假装视而不见，但他一次性索酬五千万美元。他所敲诈的人正是那些帮他掌权的人，这种做法结果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1981年苏亚雷斯授意开除了戈麦斯。然后所有的人就都被开除掉了。当然苏亚雷斯除外。

到了四月份，整个国家全都看够了加西亚.梅萨，克劳斯.巴比和戈麦斯的丑行。玻军队方面由于对现政权的人权记录不满，并充分感受到了公众的情绪，他们开始强行解雇这些“死神的党羽们”。这些党羽们心里明白，自动下台总比让人推下去好，于是携带着大把的现金和可卡因逃到了阿根廷，但他们刚到不久就被因非法占有财产被逮捕，投入监狱，他们的结局真是罪有应得。

失去了自己的党羽，克劳斯.巴比被迫退休，他搬到了拉巴斯，整日坐在拉巴斯街头的咖啡馆，在回忆和看风景中度过余生。这家咖啡馆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远。到了1981年，终于东窗事发，一本美国杂志在全世界独家揭发了他的姓名，真实身份和住址。他被逮捕，两年后被引渡回国。1987年，巴比被宣布犯有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1991年因癌症死于狱中。

而政府其它成员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1981年八月份，一场悄无声息的政变将加西亚.梅萨赶下了台。苏亚雷斯是这场政变的后台之一。但不知怎么，情况并未象他计划的那样发展。加西亚.梅萨本人最后因为其政府残暴的人权政策受到了审判。在接受问讯的过程中，他故意说很多事情记不清了，显而易见，由于他的很多朋友身居高位，他不会受到严厉判决。结果也是如此。但到了1988年，当他受到指控将切.格瓦拉的日记卖给索斯比拍卖行以谋取私利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他隐藏起来，直到九十年代才再次出现，他被逮捕，后被宣判入狱三十年。目前，他住在康乔科洛最高安全监狱的单人牢房中，此地位于拉巴斯以北，只需一小时的路程。

内政部长路易斯.阿切.戈麦斯也未得善终。在加西亚.梅萨被赶下台之后，他逃到了阿根廷，在那里他卷入了杀人小队的事件。1989年12月他在回玻利维亚时被捕，然后被送往迈阿密受审。他的律师将其描述为一个爱家的体面男人，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年迈的母亲都被安排出庭。要不是他一再在法庭上大发雷霆，“爱家男人”这个故事也许漏洞会少一些。有一次他对着自己的律师高声尖叫，让他闭嘴。结果他也被判三十年。

罗伯托.苏亚雷斯继续干着他的毒品买卖。由于新政权对于权力掌握得并不牢固，没有人敢去惹他。他以前就推翻过政权，他也可以再来一次。在迈阿密，他因为贩送毒品，被缺席判决，据说他听到这一消息大笑不止。尽管他对此不屑一顾，但他还是遇到了问题。1984年哥伦比亚人单方面决定将购买古柯膏价格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苏亚雷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拒绝出售。要不是他的一个亲戚已然同意按这个价钱出售古柯膏，他的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几乎获得成功。苏亚雷斯最终被他的亲侄子，何塞.罗卡.苏亚雷斯从可卡因买卖当中排挤了出去，小苏亚雷斯一头金发，由此外号“茅草屋顶”。老苏亚雷斯一直努力想要重新掌握玻利维亚市场，但事事全都不顺。亲戚们全都被捕，货物也被截获。他损失了大量金钱。在埃尔南.西拉斯.祖阿佐（苏亚雷斯曾在八十年代阻止其上台执政）领导下的玻新政权反对毒品活动，开始紧紧跟踪他的活动。当然，苏亚雷斯也不是处处受挫：他虽然势力受到削弱，但还远远没到失败的地步。以后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全国经济也实实在在地出了大麻烦。仅1981年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则上涨了百分之百，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攀升。等到伦敦金属交易市场崩盘，顺便击垮玻利维亚锡矿市场之际，通胀率已经逐步攀升至11，750%了。矿物燃料市场也一路滑坡。整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到了1983年六月，苏亚雷斯决定进行援助。在他看来，政府需要资金，而他能提供资金。同时，他需要受到保护，而政府能够保护他。在与西拉斯总统禁毒事务助理拉法埃尔.奥塔佐（苏亚雷斯乘飞机来到其位于贝尼的一座农庄）时，苏亚雷斯不太情愿地提出用二十亿美元来换取免于政府起诉，这笔钱中包括给他本人的五亿美元。当这一提议被拒绝以后，苏亚雷斯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吹牛说自己的私人军队可以与政府军队一较高下。据他自己说，他拥有一支由利比亚人训练的陆军，几架“鹞式”垂直起降飞机和一支巴西战斗机编队，借助这些力量，他完全有意推翻西拉斯政府，把自己推上总统宝座。这种事情虽然没有真的发生，但不管怎样，事实证明在搞垮政府这一方面他进行了巨大的破坏。1984年苏亚雷斯与奥塔佐会晤一事一经泄露，就召致公众的一片抗议之声，而且弹劾总统的程序也就此启动。为了平息众怒，西拉斯开除了奥塔佐，声明其行动没有得到他的认可。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在奥塔佐向国会极为详尽地讲述整个事件全过程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美国新闻界把这一事件称为“玻利维亚的水门事件”，西拉斯最后终于辞职。

新总统巴斯.埃斯滕索罗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关闭一些资金亏损最快的国家企业。在一项世界银行名为“结构调整”计划指导下，整个国家28000名矿工中有22000名下岗。这种做法使可卡因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因为很多矿工都收拾好行李去种古柯了。依照传统，玻利维亚的两大古柯叶产区，云加斯和查帕尔为不同的市场提供古柯叶：云加斯古柯叶较小，咀嚼起来口感很好，而查帕尔古柯叶较大生物碱较多，根本不能口嚼，但非常适合加工成古柯膏。失业的矿工都奔向了查帕尔，因为那里的古柯价格最高。这样，玻利维亚的经济就完全被卖可卡因的人掌握了，因为毕竟古柯膏业是唯一一个能真正提供就业机会的产业。

从1984到1989年间，查帕尔的人口翻了一番。1982年，根据美国的卫星对于玻得维亚古柯种植情况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拥有年生产90，000吨古柯叶的能力。价格也一再飞涨。到1986年时古柯膏卖到了历史的最高价位：哥伦比亚人有着无尽的需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对于古柯叶的需求如此之大，连云加斯的古柯都被人大宗买去，以便加工成为可卡因。在玻利维亚也许连口嚼用的古柯叶都没有了，但人们至少可以养活自己了。到了1987年，古柯的年产值达到近15亿美元，占了玻利维亚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据《经济家》杂志估计，每三个具有购买力的玻利维亚人中，就有一个人的收入是从古柯中获得的。玻利维亚政府最终决定，如果要想彻底清除古柯，那么美国政府就要负责弥补财政方面的不足。一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奉命来确定玻利维亚可卡因贸易的真正价值，然后交给美国政府一张全面清除这一产业的费用清单。整个数目到达了35亿美元。美方对此事就不那么热衷了。

古柯种植深深扎根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可能禁止。政府采用一些压制手段就会招致种古柯的人开始反对警察，而与此同时，农民们的不妥协也就意味着警察要与种古柯的人针锋相对。这样就产生了冲突。1982年十月，云加斯一名种古柯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被警察绑架并强奸，当地局爆发了冲突。当地人自行武装起来，游行到初鲁玛尼警署门前，将警署大楼夷为平地，并将警察阉割并处决。其后五年间警察再也没有回到这一地区。没有人愿意干预这样愤怒的人群。除此之外，古柯贸易产生巨大的利润，贩毒者可以付给执法特工大量金钱，让他们远离此地。如果他们真想打上一仗，他们不妨试试运气，可警察们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和贩毒者根不能比，贩毒者总是有最先进的武器。在玻利维亚的毒品控制活动非常努力，但也只能保证不退步而已。与此同时美国又重新与玻军事组织进行联系，以便就一些事情得出结论：禁止人们种植古柯有多困难？这个国家到底控制在谁的手里？

玻利维亚政府在禁毒领域成绩了了，这一情况一旦明确，美方马上开始行动。1986年七月，禁药取缔机构携六架黑鹰直升机及二百名人员大规模进驻玻利维亚，以便打击贝尼地区的贩毒活动。这就是“鼓风炉行动”。美方捣毁了一批秘密药厂，但并没有抓获重要毒犯：早在几个星期以前他们就全都听说了这个“秘密”行动。美国军方很快就发现，在一些地区，当地人根本不想禁毒，如果不对当地人施以重击，就很难禁毒。在一次行动中，一组“鼓风炉行动”的特工人员遇到了一群猖狂的暴民，他们手持木棒和弯刀，高喊“宰了美国佬”，特工人员不得不匆忙撤退。对于这种问题该如何处理。使用暴力是肯定不行的。不到四个月时间，大部分“鼓风炉行动”的设备就全都送回国内了。禁药取缔机构行动小组副组长，大卫.威斯特雷特1988年向国会汇报时说“我们到了最后才终于明白，我们没办法重新来过了……以后，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这种执行环境，特别是在拉美国家部署美国军队。”

美国认识到古柯生产问题不可能通过武力来解决，于是又试验了另一种策略：也许可以强迫这些农民除掉这些作物。很明显，除非给这些农民一些可供谋生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停止种植古柯。美方尽了很大的努力，发现了一个办法。以一项由滥用药品控制机构的国家基金资助的发展计划做掩护，美国建立了一项清除古柯作物的援助计划。这项计划被称为“云加斯农业计划”。如果玻利维亚农民同意种植古柯以外的作物，并且签署了协议，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新设备，例如管件或者电力配线等。玻利维亚人对此产生了兴趣，可除了古柯还能种什么呢？联合国的答案是种咖啡，这种作物在国际市场上卖价很高，而且在玻利维亚长势很好。咖啡售价低于古柯，为了补偿这一点，联合国为玻利维亚人提供了一种新品种的产量极高的咖啡。当地人同意试种。但不幸的是，虽然他们得到的这种咖啡的确比一般玻利维亚咖啡产量高，但它们需要大量化肥，可谁也买不起这么多的化肥。接下来，国际咖啡市场又垮了下来，这些“接受补偿者”种的咖啡的价值连种植成本都收不回来。咖啡全都烂在了地里：根本不值得去收。

雪上加霜的是，后来发现联合国提供的咖啡豆里有一种害虫，专门吸食咖啡豆中的汁液。不仅新品种咖啡被毁，害虫也扩展到了在本地生长多年的品种，大批咖啡被毁。如果此事发生在其它地区，也许还可以喷施杀虫剂，但安地斯山区的种植园面积都很小，而且座落于群山之中。人们真的无计可施。最后所有人一致承认用咖啡来代替古柯根本不奏效。同时，参与试验计划的农民请求政府免去他们的债务。有些人拿到了赔偿，而大部分人一无所获。于是所有人又全都改种那种他们知道一定会有回报的作物：古柯。

其它种种形式的作物替代计划也同样不成功。例如柑桔之类的大众型水果在玻利维亚市场售价极低，根本不可能产生象古柯那样高的收入。而利润更高的水果，如澳大利亚坚果和西番莲果难以运输，而且需要很多年的照料才能收获。此外，收获以后，玻利维亚缺乏出口这些货物的基础设施。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联合国开始在古柯种植区修筑新路，以方便他们将要种植的水果出口运输。如同作物替代计划一样，这个主意虽好，却也注定要失败。新修的道路使得古柯贸易更加猖獗，因为古柯膏商人只需要把飞机停在新路上即可，而不必再自行修建简易跑道。所以筑路计划也迅速中止。

事实上，一公顷古柯叶要卖到2600美元，利润比柑桔和鳄梨之类只卖650美元一公顷的作物高得多。1986年时，一个古柯叶商人一天平均赚得40美元，比一个学校老师赚得多很多，学校老师一个月只赚23美元。与此同时，少数几种成功的替代作物品种也受到来自其它不同组织的压力而中止。由于替代作物计划，玻利维亚每年出口五万吨大豆，消息一经传出，美国农业游说团大为恼火。他们说，自己的政府把自己人排挤破产了。实际上有人指出玻利维亚根本不可能对美国构成那么大的威胁，因为美国当时每年出口一千七百万吨大豆。到了1990年，云加斯农业计划最终被迫终止。

1988年4月，罗伯托.苏亚雷斯又亮出一件法宝，他发行了一盘录相带，带子上拍的是他与一批玻利维亚高官亲密交谈的情况。带子上显示这些绅士们与他接触是为了要他为前任总统乌戈.班赛尔再次竞选总统捐款。这一丑闻被称为“录相带门”事件，它轰动一时，最终使得班赛尔总统的竞选活动中断。但为了对出版这盘录相带进行报复，政府最终下决心追捕这名头号海洛因毒犯。1988年7月20日，政府终于抓到了苏亚雷斯，在他的农庄里没经过战斗就逮捕了他。后来据称，他实际上是向政府自首的，他和政府做了一个交易，他如果不再继续出版这种让人尴尬的录相带，他就能得到宽大处理。他本人同意这种说法，“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他说道，“我当时准备好了东西，穿好了衣服，正在抽雪茄。”

当他来到圣.佩德罗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说自己不是那个叫罗伯托.苏亚雷斯的毒贩，而是一个同名同姓的正直商人，他是一个无情的反对可卡因的斗士，对所有指控他都是清白无辜的。他接着宣称，只有在由教皇监督的大陪审团的裁决之下，他才会接受审判。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判入狱十二年。

克莱尔.哈格里维斯在1991年在监狱里采访他的时候，发现他和妻子，孩子以及女朋友住在一间宽大的单人牢房里，那座牢房被称为“圣.佩德罗旅馆”，在那里他看着电视，喝着百氏可乐。他一直在询问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情况（很明显他是她的崇拜者），然后他突然让哈格里维斯离开，因为有一名政府官员要与他进行一次私人会面。在我到达玻利维亚的时候，我本来希望能够安排自己对他进行采访，但这已经不可能了：罗伯托.苏亚雷斯，玻利维亚伟大的可卡因老人于2000年七月20日死于心脏病。《经济家》上登出了整整一个版面的讣告。

当然，苏亚雷斯并不是唯一的大毒贩。圣塔.阿纳镇上住着三十多位大毒枭，这个地方可以被称为“玻利维亚的麦德林市”。正如苏亚雷斯的情况一样，大毒贩们在慷慨大方方面一个胜似一个。如果今天参观圣塔.阿纳镇，进入它的文化宫，整个文化宫就是毒贩们送给小镇的礼物，完全是用卖可卡因的钱盖成的。或者在晚上在镇上安全地散步，这种安全来自于街上的路灯，这些路灯也是可卡因的功劳。到1985年，据估计玻利维亚的外汇有一半来自可卡因，所以有大量的钱可以四处花费。苏亚雷斯也不是唯一一个用钱在政府中铺路的人，每个人都在这样做。

八九十年代时，玻利维亚政府与可卡因贸易沆瀣一气，其真实的程度到现在刚刚才显现出来。但种种零零碎碎的证据表明，这种腐败一直延续到政府最高层。当麦科.多明戈斯被捕后才得知他一直在与MIR政党进行交易，从1987年起就为其总统选举捐资。有的时候他会亲自到维鲁维鲁机场去接总统哈米.巴斯.萨莫拉，将他带到同事伊萨克.查维里阿的住宅，在那里他们通宵达旦地谈论政治问题。

我在玻利维亚康桥科洛最高安全监狱中采访过的另一个毒贩告诉我说，他曾通买通过维利维亚一名前副总统，名叫努弗罗.查维斯.奥尔蒂斯，他为这名毒贩提供安全保护作为回报。两个人关系非常紧密，查维斯甚至把自己在圣塔克鲁斯的房产外加汽车和保镖全都借给了他。那辆车带有外交牌照，可以不受警察的搜查，所以经常用它在全国各地运送可卡因。

另外毒贩们还花钱买通各个执法机构，以保护不会出现令人不快的查扣情况。在两次祈祷之间，麦科告诉我，他过去经常安排在某个地方运送少量的古柯膏，故意让警方发现，而实际上他的手下人却从另一个地方把大宗的货物安全地偷运过去。为了让UMOPAR（玻利维亚禁毒机构）对这类活动视而不见，他们每次都会收取100，000美元。在康桥科洛监狱里，我的这位毒贩朋友告诉我，这是件非常合适的买卖。

的确，我确实也会付一些保护费。情况大约是这样的：他们（警察）会不会采取行动呢？他们会不会捣毁一些窝点呢？我们会买通他们，让他们找个借口不干。“哦，我们改天再行动吧！”我们也会花钱买消息。如果禁药取缔机构下决心行动，那他们就一定会干，因为他们不受贿。所以我们会事先得到消息。警察们知道我们的电台频率，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收听警察的广播，他们都有自己的绰号，就象一种暗号一样，当我们听到某个暗号进行呼叫我们就知道要出事了，于是赶紧跑掉。

到了1989年，玻利维亚的禁毒机构腐败横行，美方决定召集军队。这一行动引起了一些人的震惊。每个人都明白把民众管理权交给军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长期以来，玻利维亚的军队一直有着出名的历史，只要给一点机会就会篡权。谁也信不过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快速发动政变。而如果军队也因为收受毒贩的金钱而腐败，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玻利维亚海军曾经受命阻断古柯运输，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1988年对于一支海军“食品供给”队进行的随机抽查表明，他们只实际上是靠古柯膏的供养生活的。转过年来，海军当中的腐败程度变得一目了然。禁药取缔机构和玻利维亚禁毒机构突袭圣塔.阿纳，却遭到了来自海军炮火的攻击，海军已经被人收买，负责保护这一地区的安全。玻利维亚空军也同样的充斥着腐败。八十年代玻利维亚的主要毒贩之一埃尔文.岗兹曼中尉就是一名退役空军军官。他与自己以前的同僚们保持着亲密关系：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是空军运输禁毒品军官进行突袭，他总能提前得到消息。

有人说削减毒品贸易其实不是个好主意，雷斯拉埃尔.李在1989年写道

如果明天可卡因工业销声匿迹，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至少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如此：硬通货储备消失殆尽，大量的失业人口，农村地区犯罪和颠覆活动增加，新移民象潮水一样涌入城市，如此等等。这种情况只有那些极“左”和极右翼组织才会称心如意。例如，假如200，000名种植古柯的农民涌入拉巴斯，那玻利维亚的民主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白色迷宫》，李，1989

这些事情是不会挫败美国人的热情的。1990年5月，美国同意捐助价值超过三千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前提是有1500名士兵奉命阻止古柯贸易活动。玻利维亚人大惊失色。在他们看来，派驻军队就几乎肯定意味着暴力程度升级。甚至连军队本身也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一旦受到美国指派，如果这场可卡因战争无法取胜，那么错误就完全落在了他们的身上。所有人都会说是他们不想打赢这场战胜。虽然如此，这种想法并没有影响到他们接受这笔捐助：美国人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接受就要切断经济援助。

玻利维亚人不喜欢美国的反可卡因行动。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民族的骄傲：玻利维亚为什么要听命于美国指手划脚？而不管怎样，可卡因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在玻利维亚人看来，如果是美国人自己的问题美国人应该自己花钱解决，而不是让一个贫穷的南美共和国自己掏腰包。玻利维亚人愿意指出加利福尼亚州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就是大麻。如果美国有那么多金钱和技术，都解决不了一个州的毒品问题，那么玻利维亚这个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的国家，又怎么能消灭毒品呢？除此之外，还存在更为紧迫的危险：正如苏亚雷斯在1980年证明的那样，可卡因有能力威胁到玻利维亚脆弱的民主政权。而使可卡因变得令人生畏的金钱并非产生于玻利维亚：可卡因市场存在于美国。错误到底在谁？当然不在玻利维亚一边。

还有另一些人认为可卡因对于玻利维亚起到积极有利的作用。无可否认，八十年代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为可卡因而大幅增涨。没有其它哪个产业能够产生这么高的产值。有人阐述道，在这个国家处于经济危机当中时，古柯保证了玻利维亚农村人口不至于饿死。而且赚钱的也不仅仅是种古柯的人和古柯膏商人。无论哪里只要古柯叶和古柯膏交易一旦形成，这个小型经济区就会繁荣发展。任何一个突然出现于蛮荒之地的毒品小镇都会有其完备的经济系统，建筑工人，司机，手工劳动者，酒吧招待，等等，没有可卡因，这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

但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与腐败之中，这个国家逐步走向了正确的方向。苏亚雷斯被捕不久，在美国的重压之下（美国冻结了百分之五十的经济援助，直到玻国会同意为止），玻利维亚起草了一项异常严厉的法案，称为1008号法案，法案规定全面根除查帕尔的所有古柯作物，只在云加斯地区保留12，000（29600）公顷古柯地作为合法生产古柯之用。这一法案引起了各种问题。玻利维亚古柯种植者工会发现自己即将失业，因此大为愤怒，他们动员起来，准备打仗，并且开始罢工。为了表明立场，他们派出15000人将科恰班巴市周围的道路全部阻断，使全国大部基本陷于瘫痪。

这种罢工活动在玻利维亚人的生活中司空见惯。1995年，美国再次威胁要切断对玻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四千二百万美元），玻利维亚派军队到查帕尔地区丈量古柯种植园的土地以便开始新一轮的清除计划。而军队被古柯种植者挡在庄园之外，接下来又爆发了一次罢工。罢工者的要求和以往一样：要么停止清除活动，要么提供一种合适的替代作物。但不幸的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绝大多数农民并非真正的农民，而是在八十年代涌入这一地区的移民，所以他们除了种古柯，什么也不会种；第二，即使他们是真正的农民，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作物，只有古柯才能养活这一地区这么多的人口。政府宣布国家进入戒严状态，包围并逮捕了五百名工会领导人。根据新的1008号法案，这些人都被拘留起来。

直到如今，1008号法案仍然引发争议。其中一个条款与法律的原则背道而驰：根据1008号法案，贩毒嫌疑犯不是首先被视为无罪，直到找到其犯罪证据为止；而是先被视为有罪，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无罪。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直被关在监狱中。在拉巴斯，一个律师告诉我：

因为这项法案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被起诉的人先被视为有罪，必须要证明自己清白。实际上应该是相反的：公诉人一方应该证明另一方有罪，谁也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种做法被称为反向举证。它完全无视一人拥有的合法辩护权。这里还存在滥用权利的问题。例如，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与贩毒活动有关，即使你对此全不知情，他们在逮捕我之后也可以逮捕你，因为你立刻成为了同谋犯。现在你要证明你是清白的。但你证明这一点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