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国的反政府武装丑闻让公众一片哗然的时候，哥伦比亚——可卡因问题的发动机——的情况也急转直下。贝汤科总统在罗德瑞格.拉瑞被暗杀后再次实行引渡法，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开始土崩瓦解。

对贩毒分子而言，引渡所代表着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命运。“我们宁可躺在哥伦比亚的坟墓中，也不愿呆在美国的牢房里”，他们说。为了扭转到美国接受生不如死的终身监禁的命运，他们采取了越来越绝望的措施：他们以为，如果暴力事件发生得足够多的话，政府最终会意识到不值得为引渡问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而，就在他们的暴力报复行为给他们赢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足同引渡法抗衡的同时，这种作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他们失去了公众的同情，而且令政府更加急于把他们驱逐出境。发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后，麦德林组织从一群走私贩子演变成了恐怖组织，其势力足以危及整个国家的民主和和平。这两大集团——一边是毒贩子，一边是哥伦比亚政府（处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一起进入了一场消耗战，玩起了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比试胆量的游戏，来看看谁先吃不消。最终，人人都输掉了。

在随后出现的爆炸和杀戮的旋涡之中，贩毒集团时不时向政府投出橄榄枝，提出他们愿意作出让步，停止暴力，条件是不引渡他们到国外。在政府考虑这些提议的期间，暴力活动会平息下来。接着，提议遭到拒绝，或是集团试图通过更进一步的暴行来强迫政府作出决定，从而迫使当局奋起反抗。接着杀戮再起。

拉瑞.博尼利亚的葬礼过后的几个星期里，贝汤科总统的“绝不手软的战争”使得哥伦比亚成为对可卡因贩子而言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毒贩子遭到围捕，被关了起来。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司法部长的死没有任何联系。暗杀过后，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嗅到公众的情绪不对，便夹着尾巴逃出了哥伦比亚，最后跑到巴拿马，置身于巴拿马的大权在握者诺列加的保护之下。他们在巴拿马城落下脚，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对拉瑞的情况采取措施。集团派人捎信给哥伦比亚政府，说该是休战的时候了，并安排与1984年五月四日在玛瑞特饭店同贝汤科政府的两名代表，前总统洛佩斯.麦可森和总检察长卡洛斯.吉米内兹.吉米内兹见面。会议刚一开始，埃斯科巴就宣布说，尽管他对拉瑞.博尼利亚的死感到非常遗憾，然而这件事同他没有关系。这句话假中有真。麦德林集团当然对暗杀事件感到遗憾；特别是奥科阿家族，他们虽然仍然拒不承认参与了暗杀行动，然而的确对埃斯科巴杀害像司法部长这样的知名度非常高的人感到大为光火。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样做会惹出大麻烦。不过，毫无疑问，该对此负责的是埃斯科巴。最近的PBS的一次采访中，卡洛斯.莱德的私人飞行员费尔南多.阿芮纳斯透露说，藏在巴拿马的不仅仅只有麦德林集团的领导人——对拉瑞的死负责的其他组织的许多成员也都藏在那儿。

表明自己对拉瑞暗杀事件的立场之后，麦德林集团便开始摊牌。他们开出的条件——后来写成了长达六页的备忘录，以便让贝汤科总统亲阅——是，埃斯科巴和他们的人马解散他们的贩毒网络，从而摧毁哥伦比亚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贩毒能力，并将他们存在世界各地的国际银行里的钱转移到哥伦比亚来，这样每年就可以为哥伦比亚的经济注入约二十亿美元的资金。事实上，这个提议算得上是一份丰厚的贿赂。然而如果它能结束可卡因产业，那也大可以值得一试。不管怎么说，“暴力之战”这种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漫长的内战状态终于以休战和大赦全国而告终。布鲁斯.拜格雷是研究南美贩毒方面的专家，他后来以后见之明这样写道，尽管接受他们的条件从道义上讲可能有些不光彩，然而如果这样做能够“使国家免受接踵而至的大肆泛滥的恐怖，腐败和谋杀之苦”，那也值得。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发展。秘密会面的消息被泄露给了新闻界。哥伦比亚大众（还有美国人——后来有人声称操纵这次泄密的正是他们）暴跳如雷：政府怎么能想到和那些就在两个月前杀害了司法部长的毒贩子作交易呢？政府马上否认了对媒体对这次会面所作的报道（“政府和签署这份备忘录的人之间从来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绝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谅解”，贝汤科总统如是说），于是双方都撤回了人马，计划下一步的攻势。政府这方面要围捕贩毒分子并尽快将之送往美国。集团另有计划。如果政府不打算对合情合理的提议作出回应，那就必须采取其他方法来说服它。

接下来的大肆杀戮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驻波哥大的大使馆。要不是美国人多管闲事，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是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的。他们很快确定了一批美国人为袭击对象：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妻子和家人，商人和外国记者便合情合理地成了他们的目标。为了除掉禁药取缔机构的头弗朗西丝.穆伦，他们同杀手签订了价值350，000美元的暗杀合同。1984年十一月，一个汽车炸弹在美国大使馆外面引爆，六个行人受伤，一名女性旁观者被炸死。美国人马上加强了保安措施：大使刘易斯.谭博斯无论到哪儿，后面都跟着武装到牙齿的五辆车组成的护卫队。最后还给他找了个替身，好让企图暗杀的人真假难辨。人人出门都带着保镖，坐防弹车。由于认为大使馆的官员的家人比他们本人更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因而对他们的保护尤为小心。所有工作人员家里都安排了全副武装的保卫；不允许他们的配偶单独出门购物，要买东西必须给大使馆的车队打电话，由他们安排装甲护卫车去接她们，这样他们才可以安全地去购物；他们还排出了时间表，好让不同的家庭能一起出去购物，让所有人都处于一群手里端着机关枪的保镖警惕的目光之下。迈克.弗莱德瑞克当时就驻扎在波哥大，他回忆起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闹着玩的那一刻：

那天，我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我正在街上等他，他坐的是一辆改装成校车的小货车——车子装了甲板。车上装了厚厚的装甲玻璃和其他这类的东西，后面还跟着一辆车，上面坐着三个手拿机关枪和猎枪的家伙，这辆车在我们楼前停了下来。他从货车上下来，才四岁大的他说，“爸爸，我知道校车上为什么要装上厚玻璃。因为有坏人要杀死我们。”一个四岁大的孩子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让人警醒。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一切很滑稽。

到1984年底的时候，情况糟糕到外交官和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接到命令，送家人回国。近三分之一的大使馆工作人员集体离开。麦德林的暴力活动严重到禁药取缔机构关闭了设在那儿的办公机构。卡利办公室紧接着也关闭了。留在哥伦比亚的人员被告知要不断变换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上班路线，以便挫败杀手的暗杀企图。有那么多的汽车炸弹在大使馆外面引爆，结果他们对这条街进行了改造，到处都立起了填满混凝土的铁柱子，这样就没法把车开到离建筑物比较近的地方了。这样也没能阻止贩毒分子的活动——有一次他们竟然把反坦克火箭射进了大使馆的围墙内。安全起见，谭博斯大使最后撤离哥伦比亚去了哥斯达黎加。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的法官开始收到一群自称“该引渡者”的人的死亡威胁。他们用其他的手段来劝说那些拒绝支持集团的人：一个法官接到这样的承诺，说他们不会送他“木头做的吸烟服”，相反，该引渡者会寄给他家人的尸体，剖尸裂肢后的尸体。其他人遇到神秘的生意人的来访，这些人拿出相册，给他们看自己家人的照片：亲戚，朋友，在学校上学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朋友。如果自己的孩子受到威胁，正常情况下能经受得住人身威胁的法官往往也会屈服。1985年春，负责调查拉瑞.博尼利亚暗杀案件的法官，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朱里奥.曼纽埃尔.卡斯特罗.吉尔透露说，埃斯科巴是这次袭击背后的“产权作者”。卡斯特罗法官拒绝了要求他颠倒调查结果的“无限度”的贿赂，没有畏缩不前：当年七月，五个杀手走到他的车边——他当时被困在阻塞的车流中动弹不得——透过挡风玻璃对他开了枪。他当场死亡。

贝汤科当局没有被吓倒，第一批被引渡的人就从为麦德林洗钱的埃尔南.巴特勒开始。贩毒分子和非贩毒分子一起惊恐万状地看着巴特勒到达美国，戴着手铐脚链出现在电视镜头前。他判了三十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又有十二个毒贩子被送到美国。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仅仅是因为洗钱就判三十年，那罪行严重的贩毒分子可就有大麻烦了。他们必须绕开这项法令。

现在被视为奥科阿家族的领头人乔治.奥科阿带着妻子和女儿匆忙撤退到西班牙。到那儿之后，这家人遇到了一对委内瑞拉夫妻，格莱蒂.冈扎雷.琳纳瑞和她丈夫吉尔伯托，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正在崛起的卡利集团的首领。西班牙警方不知从哪儿接到线报，知道了这两个家庭的真实身份（这个消息实际上来源于双重身份的飞行员巴里.西尔）。他们在十一月被逮捕。美国立即要求引渡他们。反应敏捷的哥伦比亚律师随即递上了相同的文件，要求引渡他们回哥伦比亚。

这并不是说他们回国后，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就有能力对付他们了。拉瑞被暗杀之后，究竟是谁授意暗杀司法部长的，哥伦比亚追查起来是困难重重。第一个接替拉瑞的是安瑞克.帕瑞洛.冈扎雷，他一开始的时候干得不错，向公众解释了为什么引渡是对付贩毒分子的唯一办法，并且签署了第一批的驱逐令。他很快被视为处境危险，被调离该职位，派往国外担任哥伦比亚驻匈牙利大使。他安全地在布达佩斯的大使馆安顿下来，隐藏在了铁幕后面，人们以为他这样就安全了。他并不安全。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帕瑞洛打开住处的门，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的哥伦比亚青年。这个人拔出枪，对着他的面部开了三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帕瑞洛居然活了下来。最终，一个由三个杀手组成的小分队被抓住并送回到哥伦比亚，然而，谁都无法解释的是，他们居然全部被释放。与此同时，帕瑞洛的继任继续遭到追杀；司法部长的职位似乎更等同与死刑判决。哥伦比亚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换了八个司法部长，所有的人都在就任几个月后由于害怕丧命而辞职。莫尼卡.德格瑞弗是最后一位继任者，她是因为受够了麦德林的首脑罗德里格斯.“墨西哥人”.卡恰不断往她的保密线上打来的电话才辞职的，卡恰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毫无意义，因为他比她还早知道新号码。

1985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三，一辆电信卡车停在了座落在波利瓦广场边的波哥大的最高法院大楼。四十二个全副武装的M.19游击队员跳了出来，冲进了大楼。不到十五分钟，最高法院大楼以及里面所有的人员，包括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阿方索.雷耶斯.埃坎迪亚和全国的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挟为人质。这次恐怖主义活动的头领让雷耶斯通过电话同政府谈判的时候，当地的广播电台播出了雷耶斯的电话，并对整个过程作了现场直播。只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谈判的过程：贝汤科总统根本不想谈判。就在哥伦比亚军队冲进大楼（在试图用一辆坦克冲破前门之后）的时候，整个保卫行动通过广播传播了整个首都。等到枪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个恐怖分子被打死，而哥伦比亚士兵和警察死了十一个，而大楼里有近一百个人员丧生，其中包括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十一位。首席大法官雷耶斯同时遇害。

在军方冲进来之前，M.19的要求之一是废除引渡法。由于当时没有人威胁说要引渡M.19的游击队员，所以很快就有流言说M.19是在麦德林集团的授意下袭击了最高法院大楼。哥伦比亚所有引渡记录都放在这栋大楼里，在包围的过程中统统都被烧掉了。然而麦德林人是不是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美国坚信非他们莫属。就打击毒品威胁的观点看来，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同左翼的恐怖组织联盟的概念极其诱人：秘鲁和哥伦比亚两国在禁毒方面似乎都行动不力，因为他们都在忙于打击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但是如果游击队同贩毒分子合二为一，那他们可能就会多花点精力在这上面。刘易斯.谭博斯大使杜撰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合作：“毒品恐怖主义”。这个词很快被接受。很快，对贩毒分子的指控不仅仅是说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者做生意，而是说他们是按照尼加拉瓜人的要求贩毒。在美国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在司法部残骸上找到几支尼加拉瓜产的枪支，所有的引渡记录都不见了，就在这个关头，巴里.西尔又拿出了埃斯科巴在尼加拉瓜的“古巴”跑道上往他的C.123型的飞机上装毒品的照片。既然大家都知道尼加拉瓜的共产党同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结成了同盟，这一切此刻便似乎变成了源于苏联的一场规模宏大的阴谋。里根宣布说，“这一对孪生的恶魔——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代表了现在对西半球隐患最大，最危险的威胁。”

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证明毒品贩子同最高法院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尽管左翼的游击队组织同毒品贩子之间显然时不时有联系，在这一时期的哥伦比亚，这种联系证明是偶一为之，而并非经常如此。真正属于这种情况的似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秘鲁。在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通过对其控制范围内的古柯生产征税，毫无疑问赚了相当多的钱。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里的毒贩子都信赖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是要赚尽可能多的钱——而游击队想要推翻的是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卡洛斯.莱德——以及他威胁说可卡因是革命的手段——也许是唯一一个证明贩毒分子同游击队之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联系的代表，然而就连他也常常出尔反尔。事实上，尽管毒贩子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听起来理应属实，事实情况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系常常是自相矛盾。有时候他们在一起合作，有时候他们并不合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多数时间里，这两个集团常常不合。正如埃斯科巴本人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指责我是个毒品贩子，可要说我同游击队是同盟，这可真的伤害了我的自尊。”

就在毒贩子们同政府作战的期间，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共产党。自MAS（“处死绑架者”组织）事件之后，毒贩子们对游击队就再也无法产生什么好感。随着时间了流逝，处死绑架者组织渐渐演变成了几支右翼敢死队，通常由毒贩子提供资金，目的是杀死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其主要目标是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PUP）——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这一恐怖主义组织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的成员。到1987年的时候，约有三百名左翼激进主义分子丧生。即便把标准放低，许多的数据也更加令人震惊：从1988年初到1989年末，哥伦比亚的右翼敢死队——通常在这个或是那个毒贩子支持下——要对大约四万哥伦比亚人：同性恋，妓女，乞丐，流落街头的儿童和联合党的激进分子的死亡负责。

尽管对最高法院大楼的袭击没能让任何人的事业有所推进，然而全国大多数强硬派法官的消失却起到了这个作用。围攻事件过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法官拒绝回去工作，抗议贝汤科对当时情况处理不当。其他人举行了罢工。所有人都联合起来，抵制为那些在M.19许多中丧生的人举行的纪念活动，理由是贝汤科将在活动上致悼词。这并不是哥伦比亚第一次看到法官集体辞职：1980年，麦德林全部的180多家地方法院的审判人员集体辞职，抗议政府没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委派来接替他们的更年轻些的新法官更容易被拉下水，而那些拒绝接受贿赂的人则干脆利落地被解决掉。费尔南德斯.乌里贝.瑞斯特博接任雷耶斯担任最高法院主席之后，不断接到死亡威胁，就任仅仅五个月后就辞职了。他的继任也干了不到一年，其间又有两个资深法官被暗杀，另有一个死于极其可疑的情况之下。

对司法界的暴力复仇行为很快为毒贩子结出累累硕果。在一系列的让人难以忘记的案子中，一个法官对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和何赛.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即“卡利”），埃瓦瑞斯特.普拉斯（据说他曾经向拉瑞.博尼利亚行贿）和乔治.奥科阿提出指控。就在M.19袭击的六个月后，这名为政府修订同美国的引渡条约的法官，埃尔南多.包达法官被暗杀。同月，乔治.奥科阿的律师最终打赢了他的引渡战，使得他可以离开西班牙回到哥伦比亚。他在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面前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而到了该上法庭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为他定罪。临时安排来判决他的案子的法官只有三十一岁。奥科阿安然无恙。

现在法官们对引渡的事情不再吭声，接下来就该是让记者闭嘴的时候。《观察家》的通讯员路易斯.罗伯特.卡曼科在写了一系列有关古柯膏交易的专栏文章之后被暗杀。五个月后，另一名记者埃克瓦瑞.巴瑞恩拖斯，同时也是《西方日报》的出版商，同样被暗杀，被杀害的还有《观察家》的编辑吉耶尔莫.卡诺——哥伦比亚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他犯了什么罪？他刊登了埃斯科巴1976年被逮捕事件的细节（调查卡诺暗杀案的法官本人后来也被暗杀了）。第二天，哥伦比亚的记者举行了罢工，抗议政府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无能。由于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一小群哥伦比亚记者中的精英任务组成了一个集团，专门写文章揭露有关贩毒分子的真相。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记者中的七个举行了秘密会面，讨论有关事件，撰写有关毒品交易的文章。这些人在全国范围内联合了起来，好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谁写了这些文章：揭露真相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有这些身处险境的记者中，也许法比奥.卡斯迪洛——就是那个在拉瑞.博尼利亚被暗杀后试图给他打电话的人——的麻烦最大。在拉瑞死后，拉瑞有几份有关哥伦比亚的毒贩子的机密文件交到了他手上，于是他决定把他们编成一本书发表出来。不用说，哥伦比亚的毒贩子对此很不高兴。卡斯迪洛为《观察家》工作，他呆在几个朋友的家中写这本书，因为在自己家中不安全。他把印出来的第一本书送给其中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友好地把书寄给了奥科阿家族：

第二天，我收到了第一次死亡威胁：“你要么停止出版这本书，要么准备去死吧！”然而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我再也没能回到《观察家》去……一次，三个家伙戴着机关枪来到了市中心的办公室，冲了进来，拿枪指着接待员，问她我在哪儿。我当晚就飞到了奎托。那是我的第一站。从那儿再到迈阿密……接着，为了挣脱杀手的追踪，我坐汽车到纽约。我又用假名字从纽约乘飞机到马德里。我在马德里住了三个星期，住在一家养老院里，接着便收到一个给我的信封——然而上面写的是我的真名而不是我的新名字。养老院院长告诉我说，“有人来找一个名叫法比奥.卡斯迪洛的哥伦比亚人，我说，‘没错，我们是有个哥伦比亚人，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法比奥。’他们就说，‘把这个交给他。’”信封里面装着一颗子弹。我当天就飞到了巴黎，呆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想，“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意识到自己将有很长时间无法回到哥伦比亚的家中。最后我等了七年。

也许等这么久还是值得的。卡斯迪洛的书到书报亭后，马上变成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畅销的记实性书籍。书的题目叫《可卡因骑士》，主要谈的是奥科阿家族的故事，禁药取缔机构很快把它翻译成英语，还专门印了一版给在哥伦比亚工作的人员，而这些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详尽地描述可卡因交易内幕的书。

1987年，一家美国杂志把埃斯科巴列为世界上第十四个最富有的人，第二年，乔治.奥科阿和罗德里格斯.卡恰都跻身于125位非北美籍的十亿万富翁之列。自此便有人估计说，麦德林集团每年要赚上五十到六十亿美元，并在这二十年末的时候在南美之外的地方拥有价值一百亿美元的固定资产。

由于不公开声明就把硬通货存入哥伦比亚的银行是违法的，所以集团便通过中央银行的VentanillaSiniestra（“罪恶之窗”）来支付现金，因为现金在这里畅通无阻。哥伦比亚市场上流动着的美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二十时间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哥伦比亚成为仅有的几个黑市上出售的美元低于其实际价格的国家之一。有好几家哥伦比亚银行破产便是因为毒贩子大驾光临，提出要提走他们所有的存款。

到1985年的时候，可卡因被视为“财富500里”的第六大私营产业，其总利润超过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波音公司和保洁公司。这种财力可以为集团买来许多军事装备。1990年在波哥大的一处房子里发现了一堆法国生产的地对空导弹，同年四月，又侥幸制止了集团购买120枚毒刺导弹。尽管人们对埃斯科巴雇用的大批杀手的数量的估计不尽相同，然而其数量大约在三千人左右这一点却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这种暴力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会把政府从引渡条约身边拉开，而且会对接下来许多年可卡因走私活动产生影响。卡利集团对如此庞大的死亡数量是如此的厌恶，以至于他们在九十年代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采取暴力行动——只要威胁要采取暴力行动就足以把政府逼回到谈判桌前。

那一年所有的暗杀行动中，没有哪一桩像暗杀哥伦比亚的前缉毒行动的总指挥哈米.拉米雷兹上将那样完全不出人们的意料。拉米雷兹就是一直负责袭击“平静荒原”行动的警官，麦德林集团的人一直都手痒痒地想要动他。他在“平静荒原”行动过后也一直没有住手。据估计，单是在拉米雷兹亲自监督下就没收了三十吨的可卡因，八条船和超过一百架的飞机，他还逮捕了近一万名贩毒分子。拉米雷兹知道早就有人签下了暗杀合同，要取他的命，但他似乎压力越大，就干得越起劲，并利用线人网络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然而，当他缉毒行动负责人的职务被解除之后，他的线人就突然变成了别人的线人。他被踢出了圈子，同大街上的情况失去了联系，当有人告诉他说已无大碍的时候，他信以为真，以为这时露面应该是安全的。1986年十一月十七日，就当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的面，他被打死在自己的车轮旁。

针对司法界的暴力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十二月份的时候，“该引渡者”发出了一封致最高法院成员的信：

我们对你们宣战。我们对你们的家庭成员宣战。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切所在——我们会除掉你们的整个家族。我们不会有丝毫怜悯——我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无论什么。

观察家，1988年三月三日，引自《白色迷宫》，李

随着暴力活动逐渐升级，人们开始明白过来：不值得为引渡条例付出这么大的代价。1986年，哥伦比亚的成年男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谋杀”。麦德林制造了如此多的枪击事件，在当年的前六个月就超过了一千宗。到年底的时候，这个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城市发生的谋杀案总计达到3，500宗——每天近十起。与此同时，被送往美国的一小撮毒贩子中没有一个是大玩家。禁毒行动丝毫不见成效。哥伦比亚听从了美国的建议，反而在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冲突中越陷越深。拉米雷兹被暗杀的一个月之后，毒贩子的律师在引渡法中找到一条微弱的缝隙：引渡法不是由总统本人亲笔签署的，而是由一个代表签署的。麦德林的律师辩论说，现在单单重新签署这条法令并不符合宪法精神：要么再次对此进行辩论，要么把它推倒重来。现在的哥伦比亚司法界和媒体也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人们决定对此进行投票。二十四个法官参加投票，打了个十二对十二的平手，于是裁决要再找个独立仲裁人来投这决定性的一票。三个不同的法官设法找到借口不参加这次辩论，这个责任最后洛在了一个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来逃避这项工作的人身上。这个法官是阿方索.苏阿瑞兹.德卡斯特罗，他知道如果决定支持引渡法，就等于签署自己的死刑令。他决定反对引渡法。毒贩子们取得了胜利。暂时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