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八月十八日，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名叫《圣荷西信使报》的美国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黑暗联盟”的专题报道的第一部分。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信使报》的资深记者盖瑞.韦布，写的是二十年前形形色色的美国情报部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战中的所作所为。这篇报道将轰动一时。

根据韦布的说法，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罗纳德.里根曾经把它比作“精神上的开国之父”——曾经通过走私可卡因的方式来为反对桑地诺政权的战争提供资金。他说，这种可卡因走私活动一直得以顺利进行，是因为制止它对我们政治上不利：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故意对此不闻不问。韦布接着证明了反政府武装的可卡因最后来到了洛山矶，并在这儿通过中南部严密的销售网络进行分销，从而帮助八十年代早期的可卡因粉末市场转换成提纯可卡因市场。

韦布颇有先见之明，他让《信使报》把许多文章，大量的控诉文件和其他各种各样他的文章中装不下的好东西都放在了互联网上。这一招让这篇报道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个星期之内，《信使报》的网站每天接受500，000次点击。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这篇报道之后，点击数上升到了800，000次。突然，各个国家电视网络开始打电话过来，要求进行采访。这个网站每天的点击数很快超过了一百三十万。这篇报道似乎获得了自己的的生命。韦布创造出了一个怪兽。

这就是每个记者都梦寐以求的那种新闻报道。但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尼加拉瓜五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阿纳斯塔西奥.苏穆萨的家族专政统治之下，这个暴君有美国作后台，罗斯福曾经评论说，“他是个狗杂种。不过他是我们的狗杂种。”苏穆萨和他的家族把尼加拉瓜搞得筋疲力尽，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攥取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践踏人权的情况非常严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诞生了一个反对苏穆萨的党派：桑地诺国家解放战线（以一个名叫奥格斯特.桑迪诺的民族主义战士命名的，这个人是在1933年被谋杀的——苏穆萨下的命令）。到了1979年，桑地诺组织已经把这个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当时，一个美国电视记者被苏穆萨的国家卫队谋杀——正好当着他的摄影师的面，而摄影师当时正好在拍摄——美国人觉得现在是忍无可忍。总统吉米.卡特切断了对苏穆萨政权所有的援助，不难看出，美国打算让它的前盟友自生自灭。苏穆萨逃命逃到了巴拉圭，最后还是在那儿被阿根廷的准军事分子谋杀了。而他的许多党羽都逃到了美国，他们在美国同流亡的古巴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尤其同参加那次失败的猪湾行动的成员2506旅关系密切。这两个组织有许多共同点：二者都从自己的国家被踢了出来，二者都憎恨共产党，二者都肆无忌惮，二者都想复仇。

许多反对桑地诺的政党纷纷冒了出来，它们最终都被统称为“反政府武装”。1981年，美国永远仁慈的情报系统决定帮助它们脱离困境，向国会申请一千九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建立秘密的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接受训练之后，这些反政府武装会穿越边境线渗透到尼加拉瓜去，推翻桑地诺政权。准备工作做得极其隐秘：即便是对中央情报局而言，推翻一个合法的外国政府这种事情也有点太上不了台面（这可不是说他们会因此而罢手）。所以在国会面前，这一千九百万美元是作为用来禁止向萨尔瓦多——另一个看起来好像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运送武器的资金。由于害怕会暴露自己，中央情报局同意自己不牵扯到里面来：由于他们仅仅利用了UCLA人员（“拉美单方控制资产”——也就是说，外国人），一切责任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至少他们是这样打算的。

1982年的十一月，《新闻周刊》刊登了封面报道“美国的秘密战争——目标：尼加拉瓜”，令这次行动不得不立即停下来。尽管里根抗议说，反政府武装就像“‘法国保卫战’里的英勇的男男女女”（根本不像），还保证说“这不是左派对右派的斗争，而是正确对错误的斗争”（同样不是），国会还是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向反政府武装军队提供资金。1984年，当人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三个港口放置了磁性水雷，炸毁了属于六个不同国家的船只，其中包括一艘苏联油轮的时候，美国终于停止了提供资金。

拼命想帮助反政府武装的里根气得发疯。然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中央情报局只想完全摆脱这件事：他们的分析家没有一个认为反政府武装有赢得战争的希望；太费钱（后来发现，大部分的资金都神秘地消失在前往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的路上）；有可能让自己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设法把责任推卸到了国家安全部的身上。负责反政府武装行动的是陆军副上将奥利.诺思。诺思面对的问题是在国会不会给他一分钱的情况下如何在中美洲建立一支军队。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即把反政府武装的斗争同另一个秘密行动——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联系起来。陶式反坦克导弹被非法运到了伊朗，所得利润则转给了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现在大家都有足够的钱。当然，这主意一定会出问题。

1986年十月五日，桑地诺击落哥斯达黎加上空的一架C.123货机。里面装的是七十支全自动来复枪，100，000发子弹，七个手榴弹发射器，还有两个已经死了的飞行员，他们那天上午懒得戴上降落伞。与此同时，飞机外面还有个飞行员，他倒是活蹦乱跳的，因为他戴了降落伞。两天后，美国的观众惊奇地看到电视报道上出现一个被尼加拉瓜俘获的美国飞行员。“我的名字叫尤金.哈森福斯，”这个囚犯说，“我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城。我昨天在尼加拉瓜南部被俘。”桑地诺政府不仅活捉了哈森福斯，而且还在两个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找到了美国身份证。不仅如此，飞机上到处都有证据证明美国在为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努力提供资金，例如地址本，飞行日记和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而在华盛顿，诺思开始销毁文件。接下来的这个月里，伊朗人也泄露了他们那方面的行动的秘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诺思的“聪明的主意”变成了历史上最不隐秘的秘密行动。

“伊朗门”听证会开始之后，美国公众很快就习惯了奥利.诺思反复重申自己对为数众多的非法活动“记不起来”的情景。然而在举行这些听证会的过程中，其他的指控也浮出了水面。在1987年七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几个巴尔的摩人来到法庭外面举行抗议，争先恐后地往镜头前面挤。挤到前面后，他们马上举起一面旗子，上面写着：问问有关走私可卡因的事。喊了几句口号之后，他们被带离法庭。

有关反政府武装和毒品有牵连的指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两年之前，有关他们可卡因走私行为的报告就已经落到了美联社的两个记者罗伯特.派瑞和布莱恩.巴格的手中：

在哥斯达黎加的活动的尼加拉瓜的叛乱分子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在走私可卡因，并把由此获得的利润用来发动推翻尼加拉瓜左派政府的战争……走私活动涉及为跑道上的飞机加油，有时还帮助把可卡因运输到哥斯达黎加的其他地点，以便进一步运往美国……

美联社，198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也许是因为对反政府武装的指控太耸人听闻了，结果反而没有人对此多加注意：美国公众的当务之急是要确定总统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是否知情。毒品问题是个次要问题。然而它还是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力：参议院约翰.凯利（民主党人，马赛诸塞州人）。1986年六月，凯利成立了一个“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来调查此项指控。他任命一个名叫杰克.布拉姆的华盛顿律师作特别律师。布拉姆是个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在参议院委员会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他和他的小组开始了追踪和采访贩毒分子以及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的艰苦任务，努力确定这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任何联系。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召集人马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方面并不是非常谨慎。布拉姆告诉我说：

我们调查了解到的一些事情真是令人惊愕。比如说，有这样一个飞行员，他既运送毒品，也给禁药取缔机构作卧底，同时还为海关作卧底，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而且还为自己走私毒品。你知道吗，这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似乎没有人对其他那些行动有任何了解。简直太令人震惊了。

后来发现，这个家伙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合适为政府工作的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反政府武装运输援助物资的好几家公司原来都是毒贩子的公司。凯利的报告集中谈的是他们觉得行动最可疑的四家公司：

1．斯达黎加的一家公司“潘塔雷斯冷冻厂”，由帕可.查恩斯和路易斯.罗德里格斯经营——这两个人都是出了名的可卡因走私犯。街头巷尾的消息说他们每个星期都往美国运送一吨的可卡因。1984年，国税局明确地告诉联邦调查局说，该冷冻厂是一家流通可卡因现金的幌子公司，但是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事实，从1986年的一月到五月，这家冷冻厂还是接受了231，587美元的美国“援助”来关照反政府武装。

2．迪亚克撒公司——迈阿密的一家航空公司——由一个猪湾老兵阿尔弗雷德.卡巴里罗经营。卡巴里罗和他的同伴弗洛伊德.卡尔顿因试图把410公斤的可卡因走私入境而在美国被起诉。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是接受了提供给反政府武装的41，000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3．旋涡航空公司，由迈克.帕马经营，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时正在调查它在三个不同管辖权限下的违法行为。帕马被指控在1982年走私136，000公斤的大麻到美国。该公司赢得了美国政府超过317，000美元的资金。

4．赛特可航空公司，属于一个叫胡安.拉蒙.马特.巴勒斯特罗的人——禁药取缔机构追捕的一级罪犯。为1978年洪都拉斯的可卡因政变提供资金，接着又命令军队协助他们的可卡因走私活动的，就是马特.巴勒斯特罗和一个墨西哥走私犯安玑.菲利克斯.盖勒多。这两个人都是基地设在瓜达拉哈拉的墨西哥最重要的贩毒集团的头目。马特的职业不是什么大秘密：《新闻周刊》在1985年就宣布说到达美国的所有可卡因的三分之一应由他负责。从1983年到1985年，赛特可公司有偿运送了超过一百万发的弹药和食物，补给和军装给反政府武装，直到1986年的时候，它还接受了185，924美元作为运输该年度补给品的费用。

也许真实情况是，这些公司通过某种可怕的官僚主义手段赢得了美国政府的这些合同。然而事实上，这些被美国国务院雇用，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枪支的公司中至少有四家——他们私下里拿走了政府百万资金里的绝大部分——是由毒贩子经营的。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凯利的一个主要线人是个名叫乔治.莫拉莱斯的家伙。莫拉莱斯是迈阿密的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曾经创造了从纽约到迈阿密的汽艇航行的世界记录，是个一流的可卡因走私贩子。1984年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宣誓作证说他曾在1984年被指控犯有走私毒品罪，然而当时有几个自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接近了他。莫拉莱斯被告知，如果他同意每三个月向反政府武装支付250，000美元，他就仍然可以作他的自由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开始付钱，禁毒官员就不再来骚扰他。到反政府武装行动结束的时候，他说他个人已经向反政府武装事业捐献了三百万美元。为了证实莫拉莱斯的话是否属实，凯利的调查员同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伊登.帕司特罗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认他的确从莫拉莱斯那里接受了大量的现金——还有一架C.47飞机和两架直升机。莫拉莱斯手下运输毒品的飞行员之中，盖瑞.本扎内（1984年惹麻烦的那两个水雷就是他运到拉丁美洲去的）和法比奥.欧内斯特.卡拉索两个人承认他们把枪支运送到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并将可卡因运回到美国。本扎内估计反政府武装从毒品交易中的获利可能有四千万美元的样子。

诋毁凯利的人（有许多这样的人）指责莫拉莱斯和本扎内在撒谎，说他们是在孤注一掷，试图获得减刑，然而事实上，他们进一步认罪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其实这两个人哪一个都没有获得减刑——直到警方发现他们一直在帮助凯利的调查人员，才突然提出同他们两个作交易，要给他们减刑，条件是要他们停止合作。

对凯利的人而言，这些对莫拉莱斯和本扎内的诋毁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在询问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比较麻烦的事实，为了以防万一，政府对每一个证人的证词都加以曲解——理由是他们都重罪在身，因而不值得相信。布拉姆的看法是：

他们说，“这些证人都是罪犯，对不对？”我对此的反应是，“要是可卡因交易中正在交货的时候我能抓住个领头的，我会让他当证人。但是同时，我也会利用在场的其他人。要知道，抓到个交货的时候在场的头头的机会可是太少了。”

布拉姆很快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快的事实。向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物资的人员名单看起来就像是某某就是某某的惟利是图的两面派名单。例如，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组织者是古巴人，名叫拉菲尔.昆多，他曾经参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暗杀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不过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另一个主要的参与者是路易斯.帕萨德.卡瑞罗斯——有关方面一直怀疑是他在1976年炸毁了一架古巴客机，致使73个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古巴国家击剑队。还有一个是弗兰克.费奥里尼，他就是水门事件里的夜贼之一，只不过当时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看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匆忙之下找人来协助反政府武装事业的时候，召集到的是一群极其臭名昭著的人物。

然而中央情报局的所有这些宝贵资产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弗里克斯.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在越南的时候在奥利.诺思手下当兵，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行动就是他弄砸的，不过他在玻利维亚要幸运得多，玻利维亚处决切.瓦格拉的时候他在场（在他整个反政府武装行动中，他都戴着切的手表）。罗德里格斯当然也走得不远：他不但负责反政府武装在萨尔瓦多的伊罗旁戈空军基地的二次供给行动，他还是尤金.哈森福斯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之后指定的联系人。他还涉足其他许多事情：在反政府武装的一次行动中，他生意上的伙伴被逮捕，警方指控他走私价值一千零三十万美元的可卡因，用以资助洪都拉斯的另一次政变。有一次，布拉姆被告知，罗德里格斯把十二吨的可卡因直接运到了佛罗里达的家园空军基地。

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能雇用这样的人呢？布拉姆对这一点的原因知道得很清楚：

典型的官僚主义式的愚蠢。你的工作就是找个人把东西空投到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那儿，或是干X干Y。你的职业是特务，你必须保守秘密。你找到一个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你不会跑出去调查他，看看他是不是个好人，因为从定义上看，你要他们干的活也是犯罪，他是个罪犯，所以他才会干你要他干的活。你不会想到自己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个大毒贩子合作，因为你——作为特务——很蠢。你懒得看报纸，你也没有什么政治头脑。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阴谋的色彩更浓了。布拉姆的一个主要线人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名叫拉蒙.米利安.罗德里格斯的会计师，他因为替麦德林集团一年洗钱两亿美元而被判入狱35年，外加近六百五十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当时美国历史对个人处以的最高罚金。米利安.罗德里格斯告诉凯利说，麦德林集团曾向反政府武装捐资一千万美元——他们以为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不会死抓着他们不放了。问他是否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米利安.罗德里格斯指出，他不仅仅是个洗钱者，还是个优秀的洗钱者：在哪儿都找不到任何记录。卡洛斯.莱德后来也宣誓说，这笔钱里也有他个人拿出的一部分，尽管这话永远无法证实。

然而凯利的调查小组在拿下巴里.西尔的案子时却非常被动。西尔也许是他这一代人中最好的飞行员，一个为了钱，可以把任何东西用飞机送到任何地方的人。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曾经在越南的特种部队当飞行员，退伍后转行干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当，先是运送枪支，然后是大麻，最后是可卡因。他傲慢得令人瞠目：据传，一次他发现一个禁毒警察跟踪他，非但没有躲起来，反而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杂种，你永远也抓不住我！”西尔就是干这行最棒的。因为他太优秀了，所以麦德林集团雇他来为他们运送可卡因。据估计，他为集团运送了超过三十吨的可卡因。

西尔最终因线人出卖而被捕。1983年春，他同意充当警方的线人。由于他是唯一一个同集团头目真正具有良好关系的美国人，禁药取缔机构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放。西尔跑到了哥伦比亚展开诱捕行动。他一到那儿，帕布罗.埃斯科巴就通知他说，麦德林集团同桑地诺政权建立的联系，下一批货要从尼加拉瓜走。他被引荐给一个名叫费德瑞克.沃恩的政府官员，这个人带他到了尼加拉瓜，领他去看一条起名为“巴西”的军用飞机跑道，他可以在这条跑道上降落。西尔接着飞回美国，买了一架大点的飞机，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禁药取缔机构控制他的人。他们指示他继续运送毒品。他买了一架比较大的飞机，一架宽敞的C.123运输机，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胖夫人”，禁药取缔机构也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得到了点小小的帮助，在飞机里面到处都装上照相机。他们要西尔把任何出现在“巴西”跑道的每一个人都拍下来。

1984年六月，西尔开着他的新飞机降落在“巴西”跑道上，把埃斯科巴和沃恩往飞机后面一趟趟搬运二十五公斤一袋的可卡因的情景全都拍了下来。接着他飞到了美国，禁药取缔机构查获了他的飞机。当秘密胶卷冲出来后，他的控制人欣喜若狂：这里面拍的是真正的贩毒集团正在活动的片子。禁药取缔机构内部已经计划好要布下天罗地网，要把麦德林赛义德集团一网打尽。在西尔的帮助下，他们为下一次规模巨大的诱捕行动做好了安排。

然而没有下一次了。这些照片泄露给了媒体，西尔的身份暴露了。他的这些照片最后被罗纳德.里根拿着在电视上炫耀，里根拖着长腔说：“尼加拉瓜的高级官员深陷毒品走私之中，我知道每一个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怒不可遏”。

美国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也许会对这些照片怒不可遏，然而他们的愤怒可比不上西尔。他的身份暴露了，并于1986年被暗杀。

是谁把这些照片泄露出去的？除禁药取缔机构成员之外，知道存在这些照片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这其中就有奥利.诺思，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调查活动。事实上，在讨论西尔行动的会议上，当发现西尔带着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麦德林集团的现金的时候，诺思还专门问能不能把这些钱交给反政府武装。他被告知，那样缉毒可不行——警方不能就那么把缴获的财物据为己有。大失所望之下，他似乎想出了另外一个弄钱的方案。布拉姆是这么对我说的：

整件事臭气熏天。我们认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牺牲巴里.西尔，这样奥利.诺思就可以获得国会支持反政府武装的总票数。他把巴里.西尔参与其中的消息透露了出去，故意泄露他秘密线人的身份，好让形形色色的国会成员相信自己应该在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的事情上对政府投赞成票。这简直太可恶了，就是因为泄露了这些消息，杀手才找到了西尔藏身之处杀了他。

这就是奥利.诺思如何单枪匹马击沉了历史上最有希望的缉毒行动——把它变成了一次宣传表演。他泄露的照片不仅破坏了整个调查活动，而且直接导致巴里.西尔的死亡。（诺思在2000年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前线”栏目的采访，承认是他把这次行动的细节泄露出去的，但是也提到是有人下命要他这么做的：“我从来没有对国会里的任何人透露过只言片语；除非有人给我下命令，否则我也决不会对记者提及此事。”）我告诉布拉姆说对此感到非常吃惊，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这家伙[奥利.诺思]的脑子就一根筋。他是个水兵。有人说，“进攻大山”——他就进攻大山。他就是没有能力分辨他是不是真的应该去进攻大山。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因为这家伙一门心思想要完成任务：“总统要我挽救反政府武装！无论如何，我都要挽救反政府武装！其他所有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本身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总结：这是一次不走运的，考虑不周的，不合道义的违法行动，其目标如此缺乏远见，不允许其他任何东西——道德规范，资金，道义或是毒品——挡住它的去路。总统想要进攻大山，大山就会适时地遭到进攻。这一特定的进攻行动的所有枝枝蔓蔓只有到后来才会为人所知——这时候美国公众才会意识到，实际上，无论是其目的还是其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值得指出的是，桑地诺的故事可能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有人查出，沃恩的电话号码装在马纳瓜的一栋属于美国大使馆的房子里，而诺思的日记无数次提到他的名字）。

凯利委员会的报告终于在1989年四月出版，里面包括内容广泛的索引，列出了联系人，被采访者和消息来源。里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附录，列出了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门为了干扰调查而采取的所有的步骤。其结论对它们非常不利：

有大量证据表明，反政府武装分子，反政府武装供应者，反政府武装的飞行员，同反政府武装合作的雇佣军以及整个这个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支持者都曾通过战区走私毒品……在中美洲的美国官员没有全力处理这一毒品问题，害怕因此而危及反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努力……对于毒品利润可以完美地解决反政府武装资金问题这一观点，美国高层的政策制订者并非不受其影响。

委员会的结论是：

打着帮助反政府武装的旗号，我们放弃了政府保护我们的公民的安全和健康不受所有威胁的责任……当局决定对与国际毒品交易相联系的国内外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致使政府机构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危害。

此刻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韦布在《圣荷西信使报》的报道中的内容。这也不是哪个记者或是抨击中央情报局的人的指控。这是美国政府调查的结论，所有证人都在有美国参议员在场的情况下宣誓后才接受讯问（并录相）的。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关注这一调查。今天，布拉姆解释了原因：

我们开始从国家档案里翻出了这东西，当然，政府的人干脆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他们说我们疯了，错了，他们攻击凯利，他们攻击我，他们攻击这次调查。他们说我们的证人不好。他们联合起来对我们发起进攻……尼克松时代的时候我也受到过攻击——然而与这一次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次竭尽全力的攻击。真的是来势汹汹。

由于政府的刻意歪曲（《新闻周刊》有一篇令人难忘的文章，其中谈到参议员约翰.凯利本人被称为是“好色的阴谋家”），也许还因为公众很大程度上厌烦了对伊朗反政府武装的报道，媒体没有报道凯利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对美国公众而言，对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的指控一直是未经证实的谣言而已。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盖瑞.韦布登场。

我安排在三番市同韦布见面。我当时正在城里采访其他几个人，他和他女朋友吕贝卡想在城里溜达溜达，所以他们提出从萨克拉门托开上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城里来。我们决定星期日午餐的时候碰头。后来发现这是个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安排好要见面的那个周末原来是“同性恋光荣”周末大游行，星期天的午餐时间正好是庆祝活动的关键时刻——庞大的彩车游行队伍和服饰鲜艳的游行乐队要穿城而行。我们在后街上挣扎了二十分钟才找到一个坐的地方，这时，打扮得奇形怪状花枝招展的男扮女装者和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尖叫着的“农夫”蹦蹦跳跳地从我们身边经过，走到了游行队伍中去。我们最终找到一家开门的餐馆，坐在窗户旁边，点了些喝的。几个腰上缠着块布，挥舞着聚苯乙烯棒子的健美先生围着一条巨大的雷龙缓缓从窗边驶过，后面还跟着另一条雷龙，上面站着几个穿着剪短了的热裤，挥舞着木棍的神气活现的女王。旗子上写着“全美同性恋垒球联邦”。原来如此。我们看看窗外，彼此对视了一下，然后又看了看菜单。这个场面可真有点古怪。不过，要讲的本来就是个古怪的故事。

饮料上来之后，韦布给我从头讲起。

韦布说，1995年七月的一天，一个女人找他，说自己有个热门故事。她的男朋友是个名叫拉菲尔.考聂杰的尼加拉瓜人，他现在正在监狱里待审。他同可卡因的联系非常密切——对他不利的主要证人是一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这个人为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韦布不太感兴趣：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故事是阴谋理论家和偏执狂的领域。他通常报道的是国内大事，资产罚没，法官违法乱纪之类的事情。此外，不是有这个或那个调查证明没有这回事儿吗？当这个女人拿出了联邦大陪审团听证会上的审讯记录的抄本，上面说明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存在明确联系的时候，韦布的兴趣提了起来。他跑到图书馆查阅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方面的资料。没用多长时间，他就发现了一份凯利委员会的报告：

我目瞪口呆。我每天都坐在那儿看这份报告，心里在琢磨，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东西？我的意思是，这里面说的都是曼纽埃尔.诺列加，国际信贷商业银行丑闻——所有这些好新闻，时间却早在这些事公布于众之前。我读完听证会记录之后，给杰克.布拉姆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他对此表示非常吃惊：华盛顿新闻界居然把这些新闻视为耸人听闻的疯狂推测丢到一边，从未对此有过任何报道。

韦布同鲍勃.派瑞取得了联系。派瑞在1985年在美联社作了最早的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关系的报道。派瑞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报道是记者职业的杀手。和他一起写作的伙伴布莱恩.巴格被指控是共产党，他的房子受到了监视。这两个人都被指控毒死了奥利.诺思家的狗（后来两个人都洗脱了这个可恶的罪名；这条狗其实是自然死亡）。在哈森福斯的飞机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的五个月之前，他们开始对整个伊朗叛军事件进行调查，结果他们的上司命令他们停止有关反政府武装战争的报道，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新闻报道的范畴”。派瑞建议韦布千万不要碰有关可卡因的指控。韦布没有听他的。

韦布的调查思路同布拉姆的刚好相反：布拉姆从南美洲所有的大毒枭开始，而韦布的报道则从大街开始，折回到大毒枭那儿去。他没有调查出了名的洗钱高手和运送毒品的飞行员：凯利已经做过这个工作。他想要了解他们带到美国来的所有这些可卡因最后都上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