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报道围绕着早期的几个反政府武装支持者——诺文.孟尼西斯和达尼洛.布兰东，这两个都是被流放的尼加拉瓜人——的活动展开。这两个人之中，孟尼西斯更重要些。在国内就以“毒品之王”著称的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在美国大陆上销售可卡因的途径来为反政府武装筹集资金。他把布南东招到了门下。孟尼西斯占据东海岸，而布南东向西进军。

令孟尼西斯高兴的是，布南东很快勾搭上洛山矶的一个黑人可卡因贩子，这个人似乎有能力无限量地销售可卡因。这两个人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运到美国来以满足洛山矶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需求量。那是1981年的事。那个能卖掉这么多可卡因的黑人毒贩子又是谁呢？

“高速公路”里奇.罗斯。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发生的时刻也正是提纯可卡因开始在美国蔓延的时刻。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为罗斯运来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而罗斯则对这个新兴产业捷足先登，泡制出了提纯可卡因，将之作为“方便岩石”卖出去。正如我们从罗斯的采访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对洛山矶的可卡因泛滥的局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到他结束贩毒生涯的时候，他一个月要卖掉越700公斤的提纯可卡因。因此，韦布的论点是，反政府武装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就是美国的提纯可卡因激增的根源。他是这么给我说的：

这是一种碰撞。提纯可卡因刚刚出现，正好撞上了反政府武装成飞机成飞机运过来的可卡因，这样就有了可卡因激增，提纯可卡因的激增。我的新闻故事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讲的就是各个事件之间的这种碰撞。

韦布的报道于1986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刊出。有一段时间，它就那么悬在那儿，任其他的美国媒体围着它嗡嗡叫，竭力想弄清楚该怎么办。一开始的反应还是比较赞成的。接着，刷地一下子，它们的反应变了。

或早或晚就在此时，所有的人都开始对韦布的故事发起侧面进攻。这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的忌妒，或是因为某个似乎能够否认这些指控的机构内部有人给他们提了建议。然而有人认为他们真正的动机是因为难堪。这些媒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凯利的报告出台之后，对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表示过否认：他们错过了这个新闻。如果他们不进一步否认这一报道，似乎就说明他们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布拉姆认为：

所有这些报纸都在报道这件事，他们所关心的是挽救自己的名誉，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报道，所以他们全力以赴要往韦布身上泼脏水，而不是问一问：“他的报道里有没有什么很正确的，我们上次忽略了的东西？”答案是有许多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不愿花心思去作报道。他们所做的，就是往《圣荷西信使报》的韦布身上泼脏水。

许多指控都是为了贬低韦布的报道：据说布南东和孟尼西斯根本没有走私那么多的可卡因——当然也就不足以发起一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了；接着是说他们没有为反政府武装赚到那么多钱；或是说他们没有把钱交给反政府武装，而是留给了自己用。还有人声称，韦布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在说谎，理由是他们都是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然而当美国的国家级报纸不辞辛苦找人来否定韦布的指控时，它们自己也不得不接受其他的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的证词。

其他各种各样对他的报道表示否定的文章到处都是：说尼加拉瓜人不是重要的可卡因贩子，因为尼加拉瓜不是主要的走私中转站；说他们走私的时间要么太早，要么太晚，不可能对洛山矶的提纯可卡因泛滥的局面造成什么影响。这些报纸中有许多都这样写：他们知道韦布的报道不正确，因为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是这么告诉他们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联系人都不愿意站出来公开表示否认。

的确有一位中央情报局成员有勇气公开表示否认，这个名叫文森特.卡尼斯特洛的高级间谍说，凭他“个人的了解”，中央情报局对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一无所知。要是他没有在1995年四月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马上在国家电视台上露面，向观众保证说，这个炸弹是一个阿拉伯恐怖组织制造的（实际上它出自纽约北部的一个白人提姆斯．梅克费之手，当时也根本没有什么“圣战组织”）的话，他的这番话本来可以产生更重要的影响的。根本没有哪家国内的报纸把卡尼斯特洛看作是可信的证人——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既然他本人一直负责早期为反政府武装提供补给的行动，那么他否认所有这些指控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强大的既得利益。

在所有试图诋毁这篇报道的报纸之中，最恶毒的也许莫过于《洛山矶时报》了。这件事毕竟发生在他们的地盘上：为什么他们错过了这个故事，而一家偏远地区的报纸却发现了它？韦布让他们很难堪。看起来他们想要报复：据《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说，专门负责可卡因.反政府武装报道的一组记者自称是“捉拿盖瑞.韦布小分队”，他们洋洋得意地认为他们打算阻止韦布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诋毁韦布的报道这方面，《洛山矶时报》超常发挥，声称韦布的报道一无是处，因为他所写的这个毒贩子里奇.罗斯是个无名小卒，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原本就没有贩卖多少可卡因。

八十年代的价格低廉的可以抽的可卡因的激增是一种独特的平等主义的现象，它更多的屈从于小型组织的控制，而不是什么政府许可的阴谋的魔爪……从某个层面上看，这场大流行达到极至的方式同罗斯没有任何联系。

洛山矶时报，1996年十月二十日，引自《冰天雪地》，考克博恩和圣.克莱尔

这话不无道理：罗斯不是当时唯一的提纯可卡因商人，要把提纯可卡因的泛滥完全归咎于他是不准确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等到罗斯开始贩毒的时候，提纯可卡因已经袭击了巴哈马，有他没他提纯可卡因都迟早会出现在美国。然而要说中南部的提纯可卡因激增同他毫无关系，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罗斯后来作证时说，在他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每天要卖掉价值一两百万美元的提纯可卡因。这个影响绝不可能只是无关紧要可以忽略不记。要是考虑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那个名叫杰斯.卡兹的记者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给您的印象可能就会更加深刻了。这个杰斯.卡兹恐怕就是两年前写文章说罗斯是“二十年来提纯可卡因统治背后的罪魁祸首”的那个杰斯.卡兹吧？可能吧。只是有可能而已。

然而制止这个报道的最成功的手段不是诋毁它，而是巧妙地利用它。1996年十月开始有报道否认中央情报局故意把可卡因带入美国，否认存在中央情报局“阴谋”。韦布的报道被这些报纸描绘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央情报局故意把提纯可卡因带到内陆城市，目的是破坏黑人人口。它们着重否定了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事实本来就不是这样。韦布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从来没有说过是有人故意把可卡因带到了美国，当然更没有暗示说提纯可卡因是旨在颠覆少数民族的阴谋。这话是别人说的。他边吃午饭边给我回忆起这一段：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关于中央情报局，我们所说的是这些家伙在干这干那的同时还和中央情报局成员见面，还说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了解他们的活动，因为给他们下任务的人同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就动机而言——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动机问题……问题是，《华盛顿邮报》刊登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指责我们说过这话。《华盛顿邮报》说什么，人们就相信什么。因而，是《华盛顿邮报》最先暗示说我们说中央情报局这么做是要针对美国黑人。我的报道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这个故事一旦被转移到阴谋的领域，要淡化它就很容易了。与此同时，事实真相丝毫未被触及就悄悄地从人们眼皮低下溜走了。人们很快把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与诸如设计艾滋病病毒是为了对付同性恋，在软饮料里下毒是为了让黑人无法生育之类的阴谋直接联系起来。这个报道沦落到它原来所来之处——因特网上，与之结伴而行的是肯尼迪暗杀事件，第五十一区，猫王还活蹦乱跳地活着，就住在雷诺市郊的一栋活动房屋里。若论对韦布真正所写的内容进行否定，这个办法完全失败。然而如果作为将韦布的文章赶得远远得的一种手段，它非常成功。

韦布的故事非常复杂：里面有大量古怪的人物，许多人都用的是化名，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复杂的带双姓的名字。读者想看的是一个简单的引述，解释清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就行了。因而没有人注意到报纸和政府的人都忙着否认文章中根本不存在的说法。正如杰克.布鲁斯告诉我的那样：

如果你问的是，“中央情报局卖提纯可卡因了吗？”答案绝对是“没有”。但是，如果你问美国政府是不是为了避免难堪并犒赏我们在反政府武装战争中的盟友，因而忽略了毒品问题并损害了法律的实施，那么答案就是“是”。

1997年五月，这种攻击给韦布带来了伤害。在极其强大的压力下，《信使报》的编辑杰瑞.塞博斯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谈到，尽管他同意这篇报道中主要的观点，然而他还是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给中央情报局机会来对这些指控作出反应；没有估算出通过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运到美国的可卡因数量有多少；对提纯可卡因泛滥的起因看法过于简单。韦布勃然大怒：

他们说，“对你的许多批评都是不公正的，但是它们都摆在那儿，必须解决它们，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刊登这篇文章。”我说，“这种作法太愚蠢。处理的方式应该是接着作后续报道，而不是退缩。”这家报纸厌透了一直遭受攻击，如果说有什么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的话，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去说，“我们的记者搞错了，对不起”。

尽管塞博斯保证说他目的是澄清事实而不是道歉，这篇社论还是被视为他们是在收回前面的整个报道。《纽约时代周刊》是这么说的：“报方说，对提纯可卡因的披露有问题”。《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专栏文章赞扬塞博斯，并引用了他的话，大意是说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塞博斯从来没有在社论里用过“写得很糟糕”这句话。）接着，这次报道被中断了。尽管还有许多新材料，完全有理由写出更多的文章来，然而却再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了。到夏季的时候，韦布被调离这个专题，遣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区新闻社。此后不久，他就满怀厌恶地辞了职。人们认为他离开《信使报》更加证明他犯了错：后来有一位纽约记者问我，“要是他没犯错，那为什么丢了工作呢？”

然而，韦布的报道还是惹得公众勃然大怒，致使中央情报局同意其总督察费德列.赫兹对此事进行内部调查。新闻消息称，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一次”调查。也许是这样吧。然而它也并非完全不耍秘密手段。一开始的时候，在应该发布报告的那个日期的前一天夜晚，消息很轻易地“泄露了”。1997年十二月，《洛山矶时报》声称，“中央情报局在提纯可卡因调查中洗清了罪名”。其他报纸纷纷效尤。然而在这一时期，报告根本就没有公布出来。接着，其公布时间便神秘地延期，理由是它可能会对正在进行的调查造成伤害。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无需公布其内部调查的任何情况，就得到了所有“中央情报局是清白的”这样的宣传。此外，由于人们倾向于看大标题而不是专栏，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中央情报局真的已经洗清了罪名。在操纵媒体方面，这是个胜利。

在这份报告最终于1998年初公布于众的时候，他们又故伎重施。杰克.布拉姆笑着说：

嗨！他们真是选了个好时候来公布这份报告！你知道这份报告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吗？就在弹劾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八点钟。因而媒体对中央情报局自己的总督察所做的报告几乎没有作什么报道，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报道其他的事情。

你不得不佩服中央情报局：如果他们不想让任何人了解这份报告的内容，那他们的安排的确妙得很。然而这种欺骗还没有结束。急着要拜读一下这著名的赫兹报告，我拨通了中央情报局的电话，想问问能从哪儿找到。接电话的是一个名叫谭雅的迷人的年轻姑娘，她告诉我说在互联网上就能看到。我简短地询问了一下有关这份报告的情况，她告诉我说其实最近进行了第三次调查，结果表明前两次的调查所作的“中央情报局不是同谋”的评定恰到好处。真有意思：以我的理解，其他所有人都认为赫兹报告对中央情报局极为不利，而且证明一直遭到诋毁的凯利报告，以及韦布的“黑暗联盟”系列报道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正确的。

那么这儿就有个挑战，我的读者。上网登陆www.cia.com吧。拉到网页底端，找到“DCIandCIAReports”（“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的标题，点击，然后进入“OverviewofReportofInvestigation”（“调查报告回顾”）。这有两卷“赫兹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的报告”的解密后的摘要：第一卷，“加利福尼亚的真相”，和第二卷，“反政府武装的真相”。您可以好好看看，自己作决定：中央情报局是有罪还是清白无辜？别忘了获得电话线主人的许可，因为这可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对非专业人士（也就是一般人）而言，赫兹的报告太深奥了。报告里面点缀着尼加拉瓜雇佣军，中央情报局联系人，代理人，飞行员，贩毒分子，走私贩子和警察的名字，到处都是两种语言。和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Ｄ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一书一样，你扫上一眼，马上就会感觉很不舒服。报告里哪儿都找不到现成的结论，说“是的，是我们干的”，或是“不，这事儿我们没干”：这样读起来可就太容易了。然而赫兹的报告到底是承认还是否认？要是你们中有人没有电脑或是不打算花上两个星期粘在屏幕前解码首字母缩写词和其他缩写词，倒是可以来看看下面的要点。

A,凯利委员会曝光的那些公司真的是毒贩子经营的公司吗？是的。这些公司的的确确因为参与了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努力而拿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资金。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9段：中央情报局收到过有关与为反政府武装计划提供支持的公司有联系的十四个飞行员和另外两个人走私毒品的论断或消息。中央情报局还了解到有关从1984年开始，至少到1988年结束这一期间被用来支持反政府武装活动的三个公司走私毒品的论断或信息。

B．凯利报告里谈到的诸如乔治.莫拉莱斯这样的人真的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资金？是的。

表示承认的范例：赫兹报告卷1，第195段：帕司特罗承认说，在他领导“南方阵线力量”期间，接受过资金，使用过一架C.47货机，另外还有一架小型飞机，这些都是由毒贩子乔治.默拉雷斯捐献的。

C．反政府武装组织里有人贩毒吗？是的。有证据表明南部和北部反政府武装战线都与活跃的可卡因贩子有联系。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6段：除了五个与“民主革命联盟”有联系的人外，中央情报局还收到了有关另外16个支持基地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反政府武装南线组织的人贩毒的论断或消息。

D．这些贩毒分子赚来的钱有没有用在资助反政府武装战争上？是的。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3段：中央情报局收到消息说与反政府武装有关的组织——ADREN（“九月十五日”集团）——出于筹集资金的目的参与了毒品走私活动。

E．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这种走私活动吗？没有。不过尽管没有信息表明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毒品走私活动本身，但在许多情况下，中央情报局成员知道反政府武装在进行贩卖可卡因的活动，却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35段：尽管中央情报局知道有关表明组织和个人参与贩毒活动的论断或消息，这一点却并没有妨碍中央情报局雇用他们。另外一些情况下，即便中央情报局有机会证实有关毒品走私的断言或消息是否属实，中央情报局也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论断或消息未经证实，或是不足为信。

F．盖瑞.韦布的指控又是怎么回事儿？是真的吗？有些属实。尽管对里奇.罗斯，孟尼西斯和布南东之间的关系——他们赚了多少钱，走私了多少可卡因，在什么时候，等等——存在无休无止的不同意见，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从销售可卡因中得来的一部分钱的确到了反政府武装手中。此外，伊登.帕司特罗（哥斯达黎加的反政府武装南线的领导人）承认布南东在1984年到1987年间曾经把自己在洪都拉斯的房子借给他住，没有收租金。

表示承认的范例：赫兹报告卷1，第179段：博尔穆德兹告诉[布南东和孟尼西斯]说，FDN（尼加拉瓜民主力量）在筹集资金和获取武器方面遇到了困难，要他和孟尼西斯帮忙，并且说“只要目的正确，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分。”

赫兹卷1，第183段：[布南东]估计……从1982到1983年间，孟尼西斯可能从贩毒利润中拿出高达40，000美元的资金给[加利福尼亚反政府武装]这个组织。

尽管这些话直言不讳且令人触目惊心地承认对中央情报局的指控，然而表达这种承认的句子却看起来似乎又能把所有已承认的事实推个一干二净：就反政府武装接受可卡因毒贩子的捐赠而言，报告清楚地说明，贩毒分子从来没有明确告知反政府武装这些钱是贩毒得来的。而反政府武装也从来没有问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尽管如此，博尔穆德兹的那句“只要目的正确，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分”清楚地表明他知道这些钱来自非法途径。但是，由于这一点双方从来都没有明说，赫兹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博尔穆德兹从来不知道布南东在贩毒。同样，尽管很明显，有人要求这些毒贩子中的一些人为这一事业筹集资金，然而从来没有人明确地告诉他们要通过贩毒的手段。因而就有了布南东的“帕司特罗从来没有要我通过贩毒来筹集资金”（赫兹报告卷1，第188段），因而给人们造成错觉，认为帕司特罗不知道钱的来源。这种“你别问，我也不撒谎”的态度保证了报告中的这些部分最终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央情报局表现出大吃一惊，怒不可遏（这些该死的可卡因贩子！——谁能料到他们竟然这么干？）和一脸的无辜。

然而，如果设想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也许会认识到已经被定罪的贩毒分子在有人要求他筹钱的情况下会通过贩毒的方法来凑集资金，这种设想难道有悖情理吗？

再来看看被雇来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的那些行为不端的公司吧。雇用它们的可不是中央情报局，而是NHAO（尼加拉瓜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管他是什么）。那么这也怪不着中央情报局啦。同样，简单概括一下，轻而易举就可以认定中央情报局没有故意参与麻醉品走私活动（谁也没有这么指控它参与了呀），认定它同罗斯，孟尼西斯或布南东没有任何联系（谁也没有这么指控它有联系），认定罗斯从来没有把他从提纯可卡因交易中获得了利润交给反政府武装（从来没有人指控他这么做过），认定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命令任何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者通过贩毒来筹集资金（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人指控过）。所有这些否认的结果便是这么一份读起来像是本模仿情景喜剧“是的，先生”的糟糕透顶的剧本：所有的肯定都被浓墨重彩地掩盖成否认。也许这也没有什么太令人吃惊的：不管怎么说，说谎和“节约事实”之间还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对你我这样的人而言，这种差别就叫作“政治”。

赫兹的报告中最令人担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对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弗仑奇.史密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J.凯西在1982年达成的“理解备忘录”的披露，双方在这份备忘录一致同意，对有关“被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雇用，被选派到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或是为情报系统的某个部门执行公务的”人走私毒品的指控无需向上报告。这就是说，即便贩毒活动在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上泛滥成灾，谁都没有责任对此说些什么。由于这个协议直接违反了早些时候的一个规定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报告其雇员中的此类行为的法令，这份备忘录为了刻意绕开这个法令，便重新定义了“雇员”一词：根据弗仑奇.史密斯和凯西的说法，“雇员”仅指“全天候的职业雇员”。由于反政府武装军队极其供应者大多不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雇员，而是暂时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合同工，这一规定几乎豁免了所有的人。这项协议因而也就保证了谁都不会报告反政府武装贩毒的事实。问到这一点的时候，赫兹承认他的确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根据这项新协议对犯罪活动视而不见而不是向上报告。国会议员，华盛顿的诺曼.迪克问他：“这些指控是否涉及美国的贩毒活动？”赫兹的回答很简洁：“是的”。

这份“秘密协议”目前正是加利福尼亚的法律诉讼的主题，因为洛山矶的公民想要中央情报局道歉并作出赔偿，因为中央情报局——本来应该对贩毒活动进行报告，从而提醒联邦当局制止提纯可卡因流入洛山矶——故意对此视而不见。

因而报告的要点是：韦布是正确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正确，但是很多地方都正确。然而即便是在今天，在赫兹的报告公布两年之后，“阴谋理论”的氛围还是在韦布的报道周围驱之不散。我问过许多禁药取缔机构成员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的情况，他们所有的人都拒不承认这二者之间存在联系的传言有任何根据。仑.西格尔教授——抽可卡因起源方面的专家——告诉我说，尽管他曾多次采访过韦布，但还是认为他的书和这个说法之间相去甚远。布鲁斯.波特，乔治.容格的传记《毒枭》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的副教授——同样对我说，这种传言毫无根据。BBC驻华盛顿记者格文.埃斯勒在他的《愤怒的美国》一书中认为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说它是“耸人听闻的，无法证实的阴谋”。为什么所有这些见多识广的聪明人都否认韦布看法的真实性呢？怎么会仍然会有人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坐在对面的韦布激动起来：

究竟什么没有发生？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到底没有发生过什么？他们说整件事不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个有组织的阴谋——然而首先根本就没有谁这样指责过他们。所以，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没有这样的事”。什么样的事？我的意思是，他们是说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还是说他们没有把可卡因走私到美国来？抑或是说反政府武装没有从中受益？到底是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你明白吗，根本就没有人说过这种话。这已经是故伎重施了：一旦一个报道遭到“质疑”，谁都不会再去注意细节，因为“它已经遭到了质疑”……这种宣传成功地给整个报道上方投下了这样一团疑云，结果就连中央情报局出面承认之后，还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它。

我买了单，韦布，吕贝卡和我又回到了大街上。狂欢活动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大家握了握手，我谢谢他们抽时间来见我，然后大家便各走各的路了。

我一路挣扎着穿过人群向落脚的旅馆挤去，路上遇到一个大个子，穿着件体恤衫，上面赫然印着“肥胖多毛的同性恋荡妇”。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同一个六英尺四高，穿着微型迷你裙和网眼连裤袜的男扮女装的家伙相互击掌。一群中国女人走了过去，她们裸着胸，端着星巴克的杯子一边喝着热乎乎的牛奶咖啡，一边尖叫着：“开派对啦！”美国拉美男性同性恋和双性恋协会摊子上的生意似乎作得热火朝天，我正琢磨着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只套着皮护膝，戴着顶高顶阔边帽，裹着条护裆的牛仔给我来了个拥抱。“爱你，伙计”，他说着话，迈着坚定的步伐大步走进了人群。他们就是这样，这些喜欢寻欢作乐的美国大众骄傲地坚持自己的权力，享受着绝妙的美国式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故意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他们的政府正忙着把一个事实真相玩弄于股掌之间，因为这件事实在太令人不快，所以政府不得不把它淡化，好让民众能够勉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