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盖起这样的房子是想要帮助小毒贩成为大毒贩，给他们进入可卡因交易的机会，让他们能真正赚到钱。他们卖的越多，去的房子就越大，得到的可卡因价格就越低。罗斯早期的许多客户后来都成了百万富翁。
由于方便岩石的需求开始超过可卡因粉末，他们也必须扩大生产。一开始罗斯用小药瓶做游离盐基可卡因，一次一克。当房子里开始塞满了小药瓶时，他开始用装药片的大药瓶，接着又用上了蛋黄酱坛子和婴儿食品瓶。后来他觉得装满所有这些瓶子实在太费时间。现在他卖的岩石数量太大了，所有这些瓶子都装不下。他决定对生产过程进行工业化改革。
最后我用上了大桶，工业用的那种大桶，大约……四五十加仑[150到190升]。要两个家伙才能把它抬起来。我们一次往里面倒进三十，四十或是五十[公斤的可卡因]。我有两个小家伙，他们负责把可卡因切开倒进去。还有个家伙，他负责一大箱子的发酵苏打……他把苏打倒进去，我们把水倒进去，拿个勺子，一个很大的勺子——我的伙伴说看起来像支船桨——开始搅拌。你得戴着面具，要不然干活的时候就会飘飘然起来。
由于罗斯现在走到了可卡因食物链的顶端，他开始直接从走私可卡因的人手里进货。这样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货更纯。一公斤可卡因可以生产出一公斤——如果再掺上点苏打的话可能还要多点——的方便岩石。所以，把混合物在他的一个工业用的炉子里加热几个小时之后，罗斯的技术可以让他得到一大块重达三十到五十公斤的坚硬的提纯可卡因。有时候是白色，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豆青色。没有人关心颜色怎么样。他们担心的是下一步：怎么把人孔盖大的一块游离盐基可卡因切开。
他们常用把斧头把它劈开。罗斯笑着说：
是呀！用斧子！往大块游离盐基可卡因上——砰！—地一砍的时候，它就像这样，当啷！一下子四分五裂了。接着有个家伙拿天平，口里叨咕着：“谁谁谁要十公斤”，然后放到塑料袋里。我们有运动包，耐克包等等。上面写上他们的名字。扔到车里。第二天一早，人人都在早餐的时间点碰头，收了钱，告诉他们到哪儿拿货。
罗斯对市场经济学悟性很高。他不仅仅在身边建立了一个等级机制，使自己可以向其他位于可卡因食物链底端的的人供货，而且还发明了一种颇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竞争者。
如果我听说有[我不认识]的人在干这个，我就会去把他们收到我的旗下。因为他们的进货价没有我的便宜：他们的购买力没有我的强。我的货价格总是比他们便宜。我会去把他们笼络过来……我会到另一个帮派的人那儿去，教他们怎么做，可能是给他们开个头吧。我也许会给他们八盎司，十盎司[225到280克]的货：“拿去”。他们便出去把货卖掉。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跟着我。
新笼络过来的人最后总是会回到罗斯这儿来拿更多的货。同他做生意，他们拿到的岩石价格总是最低的。当然，由于他下面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可卡因，买的可卡因数量也越来越大——价格就更低了。1982年，罗斯已经成为中南部最大的可卡因贩子，一个星期要销掉15公斤的货。到1983年的时候，可卡因粉末的市场已经完全崩溃了：人人都想要方便岩石。罗斯会为他们准备好的。1984年，他一个星期要卖掉50公斤的可卡因。他刚起步的时候，一公斤可卡因的批发价是25，000美元。在他的顶峰时候，罗斯的进货量大到一公斤只需要9，500美元。即便把他是给供货商供货而不是直接经营进口或是直接在大街上做生意的因素考虑在内，他每天也可以有100，000到200，000美元的利润。有时候他一天可以卖上价值一两百万美元的可卡因。
正如几年以前巴哈马的情况一样，可卡因的大量供应导致价格急遽下跌，结果使得越来越多以前买不起的人也可以试试它了。“我最开始做可卡因生意的时候，”他说，“没有什么黑人吸毒。它仍然是白人梯队的毒品。他们觉得买不起这东西。黑人买不起这个。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我周围少数民族的人——主要是黑人——也能买得起它。”
使用可卡因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生了变化。它从一种富人的毒品，变成了一种大家的毒品。游离盐基可卡因以这种方式在西海岸蔓延开来。
当然，没过多久，罗斯的活动就传到了警察的耳朵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间安装了电子设备和防弹门的古怪的白屋子里同他谈话。罗斯的故事是个双重悲剧：在他忙着赚大钱的时候，他的产品毁掉了无数美国人的生活，他也写好了自己的逮捕令。这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如果他干其他任何一行有他在可卡因这行一半成功，他现在也成了全美国人的英雄。在我看来，他贩卖可卡因这一事实并不能抹杀这一点：在这个已经非常繁忙的市场上，他碰巧是个既有能预见事物的未来发展的远见，又有朝这个方向采取行动的勇气的资本家兼商人。
正是这种远见使得其他美国人——纳尔逊.洛克菲勒，艾萨.葛瑞格.坎德勒和比尔.盖茨——成为富有的成功人士。但是他选择投身其中的行业是法律所不容的，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他只不过成为监狱里的又一个黑人毒贩子而已。
我问罗斯对卖提纯可卡因怎么看。难道他没有负罪感？
没有。当时没有。我还把这个卖给过我自己孩子的母亲。是我把这东西给她的。她上了瘾，但是对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没有出什么问题。她觉得欣快感来了，就继续抽，觉得快感来了，就走过去坐到角落里或是沙发上同其他人一样看电视。没有PCP[苯环乙哌啶，即“天使尘”]带来的那种后果。服了PCP的人会脱掉衣服，跑出去坐在树上，赤裸裸地跑到大街上。可是可卡因就不会让人这样。在我看来，可卡因只不过是人们花钱找乐子的一种方式而已。
一边听罗斯讲，我一边竭力想弄明白自己应该怎么看待他。我采访过不少罪犯，有几个比他要出名多了。已经有人提醒过我，说罗斯这人极具个人魅力。不管怎么说，他干得棒极了。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实现美国梦的例子了。我承认这一点。尽管我不赞成罗斯对自己生活的安排，我还是不得不佩服他这一点。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了。我压根没记起要拍张照片。我们握了握手，我又被领到不锈钢电梯里，再走过金属探测器。在罗斯大步走回自己的牢房的时候，我在会客本上签名离开，晃晃悠悠回到了阳光下。
回到英国后，我把这次采访的录音带带回家放给父母听。尽管偶尔会骂上一两句，他们俩也还是被他征服了。“多好的人哪！”我妈妈说。我父亲认为罗斯没能成为网球职业选手实在太可惜了——要是有人教会他识字该多好：“真令人悲哀啊，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那心血来潮顺便来看看有没有茶喝的姑姑也沉浸到罗斯的故事之中，她认为我们应该请他来喝茶。“你认为他会来吗？”她问。我解释说他现在正在美国的监狱里服刑，刑期很长。“那他获释之后也许可以来吧？”她问。也许吧。也许。
我一点都不吃惊他们会喜欢他。坦率地说，如果他参加竞选，我会投他的票。
就在罗斯忙着把西海岸的可卡因市场掀个底朝天的时候方便岩石也在东海岸蔓延开来：从巴哈马跳到佛罗里达的加勒比海人群，然后进入其他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纽约了。警方和禁药取缔机构的官员一开始大惑不解。他们发现各种古怪的零零碎碎的证据，都和吸毒有关：打破的玻璃烟斗，铁丝网，衣架上挂着浸透了高度朗姆酒，用来加热游离盐基可卡因的碎布条，还有戳了洞的可乐罐。他们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大街上抓住的毒贩子总是两手空空：看到警察过来，他们就把小块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悄悄扔到地上，因为这东西同地上的小石头看起来没什么两样的。
1983年，洛山矶新闻上开始对有关中南部出现“岩石工厂”的现象进行零零碎碎的报道，不过这些报道都隐藏在其他新闻中间，一点都不起眼。没有人对此多加注意。到1984年的的时候，这种毒品在美国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初次登场：《洛山矶时报》报道说，二十五美元岩石畅销中南部的可卡因市场。《华盛顿邮报》转载了这则报道，不过指出“岩石”是加利福尼亚的一种毒品：这个消息很快被人遗忘。
接着，1985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要改变一切。这篇文章是一个叫多纳.邦迪的记者写的，报道的是一个滥用可卡因治疗中心的情况：
治疗滥用可卡因计划正在进行之中
今年已经有三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这里治疗……这种对可卡因的依赖是由于使用一种名叫“提纯可卡因”的新型毒品，或者说一种看起来像岩石块的事先准备好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浓缩后的）可卡因造成的。
《纽约时代周刊》，1985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就是这个神奇的名字“提纯可卡因”的由来。在理查德.普里奥出事之后，游离盐基可卡因不再是什么新闻。“提纯可卡因”听起来像是一种全新的毒品。也更有报道价值。两个星期之后，这个故事再次出现。这一次人们认为它非常吸引人，足以在头版上占据一席之地。标题是这样写的：随着吸毒现象的增加，一种新型的，经过提纯的可卡因形式引起人们的警惕。这篇文章报道了哈勒姆出现大量“提纯可卡因工厂”，并估计说它们每天要生产价值500，000美元的提纯可卡因。文章还引用了东第六十一大街上的摄政王医院的阿诺得.华士顿医生的话，他预言说会出现滥用提纯可卡因的大流行，另一个医疗卫生界的工作人员还称“提纯可卡因”是“我们所见过的威力最大的毒品”。
尽管事实上提纯可卡因唯一的新鲜之处不过是这个新奇的名字，《纽约时代周刊》还是认为它具有轰动效应。它刚刚出现。它很危险。就连它的名字听起来都很邪恶。这个世纪的毒品故事开始了。
到1986年五月的时候，提纯可卡因覆盖了全美国报纸的头版。同月它还袭击了电视台，当时CBS电视台的哈罗德.道采访了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罗伯特.司徒曼：
道：就是它！这种毒品威力无比，会让你掏空腰包，卖掉手腕上的手表，卖掉身上穿的衣服……
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或是杀死你的母亲！
——引自《破碎的报道》，里夫斯和坎贝尔，1994
围绕这种毒品的这些报道都非常的耸人听闻。《新闻周刊》六月份刊登了有关提纯可卡因的一个封面故事，题目是“渴望，交易和绝望的地狱”。在里面的一封致读者的公开信中，杂志的编辑理查德.史密斯警告说，“一场毒品大流行已经在美国登陆，其普遍程度和危险程度相当于中世纪的瘟疫”，还声称毒品就是美国人“很多方面输给了日本人”的原因，并发誓说这本杂志会像报道“为民权斗争，越南战争和尼克松总统下台”一样对提纯可卡因灾难进行积极的报道。他还写道，这是“一场真正的民族危机”。《时代》杂志称提纯可卡因是“本年度的问题”。到1986年末的时候，《时代》和《新闻周刊》各自刊登了五个有关毒品的封面故事。然而涉及可卡因的最大的媒体事件还要等到《新闻周刊》到达报摊的两天之后。
1986年六月十七日，伦.拜亚斯成为了美国最荣耀的人之一。这位年仅22岁的马里兰大学的体育明星当选国家篮球协会（NBA）的选秀大赛第二名。他将要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美国上一年度的NBA冠军——打球，要赚大钱了。十八日夜，在短暂的巡回宣传会上见过新老板并摆好姿势让媒体拍照之后，他回到大学去同朋友们一起庆祝一下。第二天早上他就死了。“可卡因中毒”，这就是验尸官的记录。美国的体育迷们惊愕不已。像伦.拜亚斯这么年轻健康的运动员都会因为使用可卡因而死亡，这个消息令整个美国社会不寒而栗。就在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的同时，可卡因的香槟形象也消失了。“伦.拜亚斯之死给我们的教训是”，《新闻周刊》报道说，“可卡因能要人的命”。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可卡因是一把上了膛的枪”。“生前，”丹.鲍姆在对禁毒之战进行研究的《烟雾和镜子》一书中这样写道，“伦.拜亚斯是个了不起的篮球运动员。死后，他成为了‘禁毒总体战’中的费迪南大公。”
伦.拜亚斯的死亡恰逢这种“新”毒品，提纯可卡因的到来。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公众还是马上认定，杀死他的就是提纯可卡因。到这个月月底的时候，忧心忡忡的父母和城市的领导人在美国各地都组织了“夺回街道”的游行活动。七月，ABC新闻台独辟蹊径，派了个摄影师跟随警方参加袭击一家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行动。这个新闻片子太激动人心了，以至于全世界的摄制组都来问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跟随拍摄警方查获提纯可卡因的行动。联邦当局觉察出这是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默许了他们的请求，结果新闻报道里一窝蜂地都出现了忽停忽动的镜头，拍的都是穿着防弹夹克，戴着头套的全副武装的行动人员砸开了装甲板式的大门破门而入的情节。
第一次的袭击提纯可卡因工厂的片子播出的两个月之后，又出现了可卡因电视报道的另一个里程碑。1986年九月二日，观众调到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听到神情严肃的丹.拉瑟（CBS的新闻主持人）宣布说：“今天晚上，CBS将带您到街上去，到战争区域去，让您亲身体验这不同寻常的两个小时的恐怖经历”。这个节目就是“提纯可卡因大街上的48小时”，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之下，它总共吸引了一千五百万的观众——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记录片之一。“48小时”播出三天后，NBC推出了自己的版本，“可卡因之国”，也非常受欢迎。电视台很快清楚地意识到，提纯可卡因可以提高收视率。“48小时”播出的三年之后，当CBS的委员们发现记录片的收视率疲软时，决定再拍一部系列片“重返提纯可卡因大街”来刺激收视率。
到九月份的时候，《时代》杂志又登了一个封面故事：一个死人头颅的照片，还配了一行文字：毒品：内在的敌人。许多人都嘲笑这本杂志突然改变观点，拿这个封面来对比他们五年前——可卡因魅力四射的顶峰时期——登的那个封面：当时称可卡因是“全体美国人的灵丹妙药”，并提醒人们说，它可以使你“警觉，妙语连珠。没有宿醉之痛。不会身体上瘾不会导致肺癌……相反，会带来动力，灵感，精力。”
就在《时代》杂志到达报摊的前一天，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对美国公众发表了一番前所未有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使用毒品，劝诫他们参与到反对滥用麻醉品的“民族斗争”中来。“我们的国家需要你们明辨是非，头脑清楚，”南希说，“对你的生活说是；面对酒精和毒品的时候，只需说不。”作为一次公关活动，他们干得好极了。作为一种制止人们吸毒的方法，这是浪费时间。“只要说不”的战术源自“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拍摄的一部教育片，里面小学生在别人问他如果有人给他毒品，他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这么回答的。这个战术对小孩子也许管用，却不适合潜在的吸毒者。然而这还是成为里根执政期间人们回忆得最多的片断之一。
在所有这些有关提纯可卡因的宣传之中，离它最近的那些人，禁药取缔机构人员，意识到媒体炒作得太过分了。没错，是有提纯可卡因存在，他们承认说，但是没有那么多。事实上，迈阿密，洛山矶和纽约的某些特定区域以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提纯可卡因。其他的都是言过其实。八月份的时候，他们试图给媒体泼泼冷水：
提纯可卡因现在成为了相当多媒体关注的主题。结果造成公众对提纯可卡因问题相对于其他毒品的严重程度产生歪曲的认识……在大多数地区，提纯可卡因现在是次要而不是主要问题。
引自“可卡因，巴苏克，提纯可卡因及其他产品之外”，詹姆斯A印西亚迪，《当代毒品问题》，1987年秋
早在1986年夏的时候，禁药取缔机构就对有关提纯可卡因问题的言过其实的报道表示担忧。罗伯特O李瑞专员告诉《新闻周刊》说，“我们非常担心所有这些宣传会刺激提纯可卡因市场的发展。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现在正在媒体言过其实的报道下加速增长。”这些警告被大多数国家级的报纸和电视网别有用心地忽略了：作为“次要问题”的提纯可卡因可不太吸引人。与此同时，作为洪水猛兽的提纯可卡因的吸引力则大得多。没有人愿意相信事实真相：那就是提纯可卡因只不过是可以抽的普通可卡因；它已经存在了至少二十年。故事继续往下进行。
认识到有关“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的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言过其实的不仅仅只有禁药取缔机构一家。加州大学的教授仑.西格尔对这些报道大感惊愕。媒体把提纯可卡因说成是一种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占领市场的“新型”毒品。西格尔研究游离盐基可卡因已经有十三年了，他很清楚这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新型毒品。他回忆并给我讲述了自己对第一则提纯可卡因报道的反应：
丹.拉瑟的研究员打来电话问我，“你听说过提纯可卡因吗？”我说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东西？”她说，“是一种可以抽的新型可卡因”。我说，“是吗，听起来像是游离盐基可卡因，我们研究这个已经好长时间了。它的俗名我们已经记下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个——提纯可卡因也许又是个新名字。”她只是说，“显然您从来没听说过它”就挂断了。丹.拉瑟出现在那天夜晚的新闻上，大谈提纯可卡因是一种新型可卡因，可以当烟抽。我一丁点都不相信。
里奇.罗斯当时仍是中南部最大的毒贩子，他也同样被弄糊涂了：“我第一次听说提纯可卡因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咦，我倒很好奇那东西里面有什么。’后来我上了法庭，他们说，‘就是你卖的那种提纯可卡因’。‘不，不是！那就是可卡因！我没有在里面放提纯可卡因……’”
毫无疑问，提纯可卡因非常危险而且还制造出了严重的问题。当时媒体所说的大部分都完全不符合事实。媒体竭力想要把这种毒品描绘成一种夸大了的灾难，因而采取了许多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编造彻头彻尾的谎言。最著名的提纯可卡因神话出现在《新闻周刊》上：
“再没有什么比得上提纯可卡因这样的娱乐毒品了”，阿诺得.华士顿（1.800.可卡因热线的负责人）说——“它几乎是沾上就上瘾”。
《新闻周刊》，1986年三月十七日
这有点夸大其词。可卡因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毒品。它致人上瘾的可能性非常塔，尤其是把它当烟抽的时候。然而从来没有谁证明过——合情合理地证明——它会立即让人上瘾。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立即上瘾。然而这个说法一再出现。它把人们吓坏了。1987年的一张宣传提纯可卡因危险性的海报举出了一个年轻的女性瘾君子的例子：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告诉医生说，她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提纯可卡因上。她是在星期五接受采访的，上个星期一是她第一次抽提纯可卡因。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这种毒品已经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
——《美国卫生部》，“提纯可卡因”，1987
另一个丑化提纯可卡因的策略是提醒公众注意这是一种新型毒品。看起来这种毒品是最近才刚刚出现的，但是它已经造成了一场浩劫：如果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它就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那接下来的五年它又会怎么样呢？
从这一点来看，提纯可卡因恐慌同八十年代中期的另一个医疗卫生大恐慌——艾滋病——没什么两样。二者都致命，二者很明显都是无法治愈的。最初二者似乎都被描绘成大多数生灵好像都要被它们毁掉似的。就提纯可卡因而言，支撑这个概念的两种假设都是假的：正如禁药取缔机构已经承认的那样，提纯可卡因在1986年的时候实际上根本就很难见到——只在某些特定的区域才可以见到。而且像西格尔和拜克这样的科学家也已经证明，它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就知道早在1979年的时候，田纳西.盖尔就给参议院委员会讲述过它的制作方法。
提纯可卡因恐慌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人们的无知。1979年的参议员听证会之后，政府没有对抽游离盐基可卡因和可卡因膏的问题投入一分钱。当各种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充斥报刊，NIDA（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电话开始不断响起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曾经在1979年警告参议院委员会说游离盐基可卡因要来了的罗伯特.拜克大发雷霆，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说：
1979年在“议院毒品滥用与控制特设委员会”面前作证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要注意游离盐基可卡因的危险，说它“极其危险”。我当时请求“联邦政府举行教育宣传活动来预防滥用毒品的现象泛滥成灾。”我还强调说，关键是要对这种形式的吸毒现象进行研究，利用媒体来向人们说明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样才能预防其流行。这个建议根本没人理会。我们现在对抽可卡因现象的了解比以前多不了多少。任何教育活动都没有举行过……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以前早已预见到的游离盐基可卡因泛滥成灾的情况。
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1986年七月十五日
由于没有人对提纯可卡因进行过任何研究，所以当记者打来电话要听听专家的说法的时候，他们既找不到专家也找不到数据。在只能自己看着办的情况下，记者们找到了自己的消息来源。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可卡因袭击美国的时候，人们用了千篇一律的话来形容可卡因，这些陈词滥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再次用到了这种毒品的身上。其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有关可卡因对儿童造成的威胁。《新闻周刊》上刊登的文章信誓旦旦地说，“各种形式的可卡因正在慢慢渗透进美国的学校里，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杂志的封面照片刻画的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正坐在一面旗子下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旗子上写着：孩子和可卡因：美国中部遭受新型毒品大流行袭击。这期杂志的销量比当年的平均销量高百分之十五。然而比袭击正在上学的孩子更糟糕的是，有报道说提纯可卡因对尚未出生的婴儿也造成了伤害。“提纯可卡因婴儿”的报道证明十分打动人心。然而，同其他许多围绕着提纯可卡因的浮夸之词一样，所以这些都并非实事求是。
可卡因对出生之前的婴儿带来伤害的说法比提纯可卡因大恐慌出现得还要早些。1985年九月，《新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使用可卡因会伤害子宫里的胎儿。CBS马上注意到这个消息，在晚间新闻上播出了一则有关“可卡因婴儿”的消息。这则报道还配有非常早熟的婴儿表现得十分痛苦的的片断，并指出，他们可以证明滥用可卡因与许许多多可能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之间有联系。美国各地的医生开始接到新闻网络的电话。可卡因婴儿在哪儿？能来给他们拍几个镜头吗？接下来的新闻重点都放在了更多正在哭泣的受到伤害的婴儿身上。
1986年夏，这两个故事——“可卡因婴儿”和新型杀手毒品提纯可卡因——合二为一。因此，CBS在对最初的采访进行后续报道的时候，说的就不是“可卡因婴儿”了。它们变成了“提纯可卡因婴儿”。它们会颤抖，哭泣，人一碰会往回缩。当镜头锁定在一个不幸的孩子身上时，播音员告诉观众说，她可能最后长大，“二十一岁大的时候智商可能却只有五十五，连给自己穿衣服都不会，可能还无法一个人生活。”真是让人心碎。
这也不是真的。记者拍的孩子不是因为滥用可卡因造成的。伤害它们的不是某一种毒品：它们的母亲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毒品（一份临床医学论文中提到，监控的病人中百分之一百的人在怀孕期间都使用过大麻，烟草，酒精饮料和可卡因。）为什么孩子会受到伤害，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理由。医生试图给寻找“提纯可卡因婴儿”的记者解释这一点，但是他们充耳不闻。既然他们要的是提纯可卡因婴儿，那么他们找到的就是提纯可卡因婴儿。丹.鲍姆报道说，有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拍的是有海洛因瘾的母亲生下的婴儿——它们倒是的的确确一生下来就有了毒瘾，用这样的片子来搭配可卡因婴儿的故事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更令人悲哀。
当然，这并不是说怀孕期间使用可卡因是个好主意。远非如此。媒体曾经预言说会发生大量遭受永久性伤害的弱智黑人孩子出生的瘟疫，然而这个预言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尽管有证据表明，使用提纯可卡因的父母生下的婴儿会受到忽视，但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吸毒的父母生下的婴儿无论如何都很容易被忽视。事实上，新闻报道里谈到的困扰这些孩子的问题最常见的原因是贫困，许多医生都这么认为。父母没钱看医生，孩子就容易出现问题。正如一份有关提纯可卡因婴儿状况的总结在1989年得出的结论一样，“归根到底，吸毒，贫血或是有糖尿病的母亲如果在整个怀孕期间经常去看医生，那么她生下的婴儿要比不去看医生的母亲生下的婴儿安全得多”。这个消息却从来没有上过头条。尽管八十年代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有所提高，但这是削减医疗救助的结果，不是提纯可卡因到来造成的。
继孩子之后，又出现了其他所有制造恐慌的策略，其意图都是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毒品上。首先是犯罪。几乎没有谁会怀疑使用提纯可卡因会导致犯罪活动。1987年美国卫生部的一种反对提纯可卡因的海报里讲到一家报纸的文字编辑的故事。他仅仅抽了两个星期的提纯可卡因之后就跑去“抢银行”来弄钱维持毒瘾。暴力也紧跟其后。只需要看看查封提纯可卡因工厂的新闻片断就行了：如果里面的家伙不使用暴力的话，那警察为什么要带着的枪？对次加以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可卡因的价格下跌，出售的提纯可卡因的份量也更小，没有多少钱的人也可以用得起它。至少这些人就是那些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大家一直都怀疑他们不是好人。
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使用提纯可卡因会让那些原来没有暴力倾向的人实施暴力行为。自提纯可卡因大恐慌以来的分析表明，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比没有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只是高那么一丁点”。真正导致暴力活动的，是把一种可以赚取数额巨大的现金的行业引入到如洛山矶中南区和纽约的南布朗克斯这样的贫困区之中。正如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美国在滥用麻醉品方面最大的独立智囊团之一——的布鲁斯.约翰逊教授在1995年总结说的那样，“同城市内部的提纯可卡因文化相联系的暴力行为可能不是由于毒品的药理作用引起的，而是由与毒品销售相关的系统暴力引起的。”
换句话说，提纯可卡因本身不是暴力行为的起因：导致暴力行为的是由提纯可卡因产生的金钱。但这似乎是使用提纯可卡因的人造成的结果，而不是这种药本身的“可怕”本质——提纯可卡因比粉末可卡因要更可怕——造成的。使用可卡因粉末的是谈吐优雅的富有的白人。当富裕的中产阶级这一类型的人沾染上了毒品问题，他们有支撑网络来为自己解困。他们进得起戒毒医院。家庭，银行里的存款和出来后可以接着干的工作，这都是这些人戒掉毒瘾重新作人的动力。他们不会驾车射击，开车撞人。他们有隐身术。然而城市内部的那些失业的少数民族却没有这样的后援。他们太惹眼了。
使用可卡因问题在人口学上的改变与一个几百年来的老问题联系了起来：种族。因为新的可卡因使用者大多穷困潦倒，没有工作，从统计数据上看，他们中非高加索人（白种人）的比率要高一些。白人的确也抽提纯可卡因，但是受提纯可卡因袭击最厉害的还是贫民窟，而这就是非白种人居住的地方。每一则电视报道永远出现的都是黑人——或者说至少是少数民族——的提纯可卡因使用者的形象。对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袭击也展现的是住满了黑人的黑人居住区经久失修的房子：这种报道要比一群白人大学生在大学的宿舍里抽可卡因的报道吸引人得多。尽管CBS最初有关可卡因婴儿的报道拍的都是白人孩子，其第二个报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的镜头里却只有黑人孩子。
所有这些因素：儿童，犯罪，暴力和种族——再加上记者们铺天盖地的强烈的措辞——成功地把公众都吓傻了。然而这只是媒体又一次的疯狂行为吗？有些作者认为不是：这次对提纯可卡因的危言耸听的报道是某些机构为了驱动自己的利益而故意精心策划的结果。
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一位禁药取缔机构的高级官员在1992年出版的自传中披露了自己是如何故意操纵媒体的：
当时我毫无疑问认为，提纯可卡因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是为了加速说服华盛顿相信这一点的进程，我需要让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且要快。我开始努力游说并利用媒体。记者们太愿意合作了，因为就纽约媒体而言，提纯可卡因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最热门的新闻了……
《死亡投递》，罗伯特.司徒曼
罗伯特.司徒曼就是那个告诉NBC的哈罗德.道说，提纯可卡因会让你“杀死你的母亲”，他披露了自己是如何通过发言人鲍勃.斯特朗把许多言论透露给记者，并安排他们跟随警方目击提纯可卡因拘捕行动。在司徒曼采取行动的头两个月内，光是纽约就刊登了两百多篇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文章。“1986年是提纯可卡因之年”，他写道，“从我的角度来看，伦.拜亚斯没有白白死去。”然而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担忧，还是愤世嫉俗的多余操心？正如像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这样的形形色色的医疗研究机构可以从围绕艾滋病和诸如依波拉病毒之类的病毒产生的恐慌之中获益一样，一种致命的新型毒品的来到也会让美国联邦的禁毒机构从中大有所获。法律行业也是如此。一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告诉我说：
我和一位美国地方检察官坐在一起，他现在已经当上了了——州的联邦法官。当时他正在抱怨说他的被捕人数统计数据下降，他就要大失人心了。于是我说，“——，我们现在开始看到有种叫提纯可卡因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需要出去抓点人回来……如果你愿意起诉他们，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份被捕人的名单，这可以大大稳固你的地位。我记得那是1986年的十一月，我可以十分肯定，从那以后，我们就只需——提纯可卡因的案子是一个接着一个。
这番话也许对像禁药取缔机构这样的组织而言有点不公平。毫无疑问，他们正在竭尽全力阻止提纯可卡因的到来，只有最愤世嫉俗的人才会相信他们会对提纯可卡因的到来高兴得直搓手。同样，发布消息说提纯可卡因问题不像人们在媒体误导下看到的那么普遍，试图以此来冷却种种过激报道的，同样是禁药取缔机构。然而美国的政府机构从毒品上瘾导致的恐慌之中获益，借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或是获得更多的政治影响力，这个问题已经是再三出现。正如瑞沃斯和坎贝尔在他们的《破碎的报道》之中所谈到的那样，“让人们对可卡因保持永远的危机感，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感觉，这符合负责麻醉品控制机构的利益”。
与他们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英国的拉夫堡大学的菲利普.比恩。根据比恩的《可卡因和提纯可卡因，流行病大促销》一书所说，“美国的一小撮福音派新教信徒认为证明美国政策正确无误的机会来了”，他们把提纯可卡因恐慌进口到英国，接着又毫不留情地四处兜售。他认为，欧洲的提纯可卡因恐慌程度更强烈，不过持续时间很短暂，这也是在媒体的引导下，在一小撮“自私自利的政论家”的支持下制造出来的。
英国的提纯可卡因恐慌开始于1986年末，当时报纸上写的都是有关这种新型可卡因在美国制造问题的报道。到1987年年初的时候，提纯可卡因似乎已经来到了这里：二月份的《观察家》报道了一个案子，一个在伦敦死亡的人“可能是”死于过量的提纯可卡因。文章还说，“提纯可卡因是一种新型可卡因，据说威力十分强大，只需一剂就可以上瘾”。媒体面临的问题是，英国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提纯可卡因：也就没有什么好写的。报纸把提纯可卡因的问题折腾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放弃了。要真正推动这个故事进行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动力。这真正的动力在1988年的春天来临了。
1988年的四月，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威尔士的“第九届副警察局长禁毒年会”上作了一番有关提纯可卡因的讲话。这次演讲非常精彩，以至于把提纯可卡因推到了英国各家报纸的头版上。发表演讲的不是别人，正是罗伯特.司徒曼——正是最早在美国开始提纯可卡因恐慌的那个人。然而，正如比恩指出的那样，“[司徒曼提供]的信息大部分都不正确，谈到的证据都未经证实，其观点十分地愚蠢”。引用的统计数据常常都是他伪造的，饰以诸如“下个星期将要公布的一个数据”，或是“接下来的两到三周要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之类的花言巧语。
伦敦的“药物依赖性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还保留了一份司徒曼的演讲稿。只需简单地从头到尾扫一眼，就可以看出司徒曼急切地想要劝说英国的听众相信提纯可卡因带来的种种危险，并再次搬出了过去用来丑化可卡因的所有那些老一套的陈词滥调。
首先是提纯可卡因可以让人立即上瘾的观点：
对提纯可卡因而言，次数毫无意义。接下来的两到三周将要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可能会提到以下内容：在所有尝试提纯可卡因三次或是三次以上的人之中，有75％的人在第三次结束的时候身体就已经染上了毒瘾。
接着是提纯可卡因流行的速度：
在过去的三年里，提纯可卡因已经从一种在美国最大的城市里都闻所未闻的毒品发展到现在的美国“主要”的毒品……历史上还没有其他哪种毒品像提纯可卡因这样，在这么大的社会范围内蔓延速度这么快。
然后是儿童和毒品的观点：
如果我今天退休，决定不干禁毒这一行了，想设计一种专门针对儿童的毒品，那我再也找不到比提纯可卡因更合适的了。我实在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东西了。
接下来是暴力：
如果你不相信时代变了，来看看这个：每个禁药取缔机构成员领到的都是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过去我们用的是.38S的，后来是.357的。现在我们用的口径9毫米，17发子弹的澳大利亚武器，每一个禁药取缔机构成员——全部的300人——现在都配备了冲锋枪。这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提纯可卡因的原因，一个国家才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最后种族问题：
现在提纯可卡因受相当多的组织控制，基本上由其背景决定：多米尼加人和牙买加人……英国有数量众多的牙买加人，这一点同样不需要我来告诉各位先生。
司徒曼声色俱厉地总结道：
我要向各位预言……我个人可以保证，从现在起的两年之内，你们会出现严重的提纯可卡因问题……主席先生，我从手表上看到我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谁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不同意见？
是够厉害的。尽管司徒曼很明显是在竭尽全力帮助英国避免一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但是他的话的准确性却大大地值得怀疑。就提纯可卡因上瘾性的问题而言，报告所说的“将会公布的”百分之75的上瘾率的数据从来没有公布过——原因很简单：它根本就不存在。同时，提纯可卡因蔓延的速度的确很快，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实际上是在1979年之后出现的——而不是他所说的1985年。就儿童和枪支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用意，但是这些话难道听起来不是有点太像世纪之交的时候那些立法者所说的那一套吗？还记得北卡罗林纳州的阿西维尔警察局局长利尔里的例子吗？他换了把大口径的手枪，因为可卡因使得“黑人‘可卡因狂’能防弹吗？
种族的问题也许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尽管英国有许多牙买加人，可是牙买加的牙买加人更多，而且，据我判断，司徒曼是不会到那儿去作这番演讲的。演讲最后的个人保证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虽然这个演讲讲的不完全是实话，但还是搅得人心惶惶。当时的内务部长道格拉斯.赫德告诉《每日邮报》说，司徒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其他的听众吓得魂飞魄散”。两个内务部长接连访问华盛顿，亲眼目睹了对提纯可卡因工厂的袭击，惊魂未定地回到国内（后来有人说，在袭击过程中，参加行动的美国的联邦禁毒警察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就对着地上开枪，在英国人眼中，这更像是一场战争）。赫德现在是完全相信了。由于不想成为没留意有关提纯可卡因的警告而让英国对其到来毫不设防的那个人，他匆匆忙忙召集了一群欧洲部长，把有关这种危险毒品的消息告诉了他们，而且授权警方建立了一支全国性的特种部队来对付这种毒品的泛滥。
各种报纸简直都发了疯，报道的都是各种各样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故事，常常是错误百出，主要原因是当时英国没有谁对这种毒品有真正的了解，可以对它们进行驳斥。毕竟当时英国几乎没有什么提纯可卡因。然而人人都注意到是司徒曼的那个数据：试过提纯可卡因三次的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会上瘾。由此产生了大堆有关“三次袭击”的报道。没过多久，这三次袭击就被一路削减下去，直到最后有报道称提纯可卡因尝第一次就会上瘾。最后到处都在流传这样的故事：无情的提纯可卡因贩子把第一剂的提纯可卡因免费送给孩子抽。既然它马上就能让人上瘾，那么孩子很快就会还想再要。真是胡说八道。
还有许多，许多这类垃圾。无论什么时候碰到伦敦人，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写有关可卡因的东西，总是会大笑起来，然而眨巴眨巴眼睛，问我需不需要“研究助理”。我发现，只要我建议他们跟我回去抽点提纯可卡因，他们马上就开始反悔。他们的借口是：“第一次就会上瘾”；“比海洛因要容易上瘾一百倍”；“试第一次就会死的”。然而可卡因似乎是小菜一碟。提纯可卡因不是。就毒品教育而言，提纯可卡因能立即让人上瘾的观点糟糕透了。但是“立即让人上瘾”这句话产生的恐惧心理足以让我所认识的药物经验最丰富的人都不敢尝试它。也许它毕竟还是有所收获的。
正如比恩指出的那样，推进这场恐慌的不是合乎逻辑的论证，而是道德上的愤慨和恐惧。英国没有发生什么提纯可卡因大流行。1989年，伦敦只查获了五十八克的提纯可卡因，1990年，整个英国查获的提纯可卡因总量也不超过一公斤。据克莱尔.哈格里维斯称，他们在1991年五月没收了数量最多的一批货——还不到一公斤，据他们估计，价值超过500，000英镑。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公斤的可卡因（当时价值大约50，000英镑）——即便是泡制成了提纯可卡因——居然价值500，000英镑。
事实上，提纯可卡因在英国从来就算不上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几个。与美国不一样的是，英国附近本来就没有哪个国家有多少可卡因的。从哥伦比亚往欧洲运可卡因可是件麻烦事。比到美国要远得多。而且同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如墨西哥——之中，没有哪一个同英国交界。这儿也几乎没有什么哥伦比亚流亡者群体，可以组织起来销售毒品，而且哥伦比亚人不会讲标准的英语，很容易被英国警方盯上。而且人们一直普遍认为欧洲的海关官员是无法被收买的，而这儿给毒贩子判的刑总是很重。
因为可卡因少了，价格就更高——那些喜欢提纯可卡因的人买到提纯可卡因的机会就更少了。同样，有人指出，美国存在一个由来已久的“下层阶级”，对他们而言，像提纯可卡因这样的毒品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方式。这些人没有工作，通常也无法胜任任何工作。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尽管英国也存在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但是比美国的程度要轻得多。我们有完善的免费医疗卫生制度。大洋彼岸的堂兄那里的“贫民窟”，我们也没有。其他诸如安非他明类的毒品很容易就可以买到，而且价格便宜。所以提纯可卡因的市场就更小了。英国国家特种部队最终在1990年八月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
这不是说英国从来就没有提纯可卡因问题。我采访过的大多数禁药取缔机构官员都承认，提纯可卡因从来没有像他们预言的那样袭击过英国，但最后总是警告说——在某个时候——提纯可卡因一定会袭击英国。也许他们说的对。美国国家发展研究机构的布鲁斯.约翰逊告诉我说：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希望出现像美国这样的提纯可卡因问题。所以任何笑着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提纯可卡因问题”的人不要太骄傲……只要地下经济下定决心开始抽提纯可卡因就够了——你们那儿又不是没有可卡因——英国要出现提纯可卡因大流行简直太容易了。
最初的铺天盖地的耸人听闻的报道过后，提纯可卡因的话题在美国也渐渐消失。这也许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媒体最初把它夸张得太过分了，没有给留下什么余地来继续进行报道。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场恐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尽管美国各地使用可卡因的方式的确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根本就无法为早期的新闻报道中的那些惊恐的报道作证。1985年，尽管司徒曼和媒体竭尽所能把美国公众吓得魂飞魄散，美国与可卡因有关的死亡人数只有1，092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抽”可卡因，所以不可能是“提纯可卡因”作怪。第二年，每有一人因可卡因而死亡，有100人因酗酒死亡，300人因抽烟死亡。然而正如雷纳曼和莱文在他们的《提纯可卡因的背景：政治与媒体制造的毒品恐慌》一书中谈到，没有一个人到电视上惊呼出现了酗酒或是抽烟大流行。
儿童使用提纯可卡因的统计数据就更微不足道了：就在《新闻周刊》到处报道说出现了儿童使用可卡因的“新的流行趋势”的1986年，吸毒的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数量已经连续下降了四年。这个数字在整个提纯可卡因恐慌时期还在继续下降。然而这并不妨碍媒体把这种毒品描绘成年轻人的灾难。正如雷纳曼和莱文指出的那样，从1985年到1988年——正是虚假报道最为盛行的时候——高中高年纪学生的吸毒人数猛降了百分之三十七。问他们以什么方式使用可卡因的时候，仅剩的这些吸毒者中只有百分之一点三的人说是以抽的方式。让儿童使用提纯可卡因的“新的流行趋势”见鬼去吧。媒体的信息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对媒体有关提纯可卡因的报道所作的调查显示，毒品新闻中引以为证的绝大多数的专家意见都来自于执法领域，或者是政客，后面加上对大街上的不明就里的路人的采访。他们最少提及的一个消息来源就是学者——这些人才是真正对提纯可卡因有所研究的人。原因？学者一般都太不太喜欢危言耸听，都太谨慎。他们不会像警方和政客那样刻薄地谴责提纯可卡因。简而言之，他们的话不能引人上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