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玻利维亚，建立政府的过程同其他每个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速度更快些而已。玻利维亚的民主制度同世界其他地方勇往直前的民主制度一样：政府总是在变。总统总是在变。玻利维亚的政治就像一场安非他明刺激下的抢椅子游戏，要在这种游戏中取胜只需要拥有金钱，枪支和几副鬼鬼祟祟的太阳镜就行了。

自玻利维亚1825年独立以来所发生的武装政变超过189起；189起——就在176年间！平均每年发生1.07起。无可否认的是，现在每年还不到一次，有些年份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紧接着有些年份则是此起彼伏。例如，从1840年到1849年发生了65起政变——也就是每年发生七起。这使得人们大可不比担心它不够民主：在玻利维亚，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尝试一下当总统的滋味。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什么时候就当上了总统。在美国，每个妈妈抚养儿子都为的是他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当上总统。在玻利维亚，妈妈们对这一点根本不用操心：她们的胜算大得很。

然而所有这些政变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0年由一个名叫罗伯托.苏亚雷斯.戈麦斯发动的那次。这次政变与本书有关，因为苏亚雷斯恰好是这个国家最有势力的可卡因贩子。事实上，真正把政府拉下马的不是苏亚雷斯，而是可卡因。而下面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事情的经过，它实在是离奇得让你都无法相信。的确是真的。

罗伯托.苏亚雷斯于1932年出生在贝尼——就在拉巴斯城的北部。他的家族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控制了橡胶贸易，因而非常阔绰：他的一个先人曾经是玻利维亚驻伦敦的第一任大使，他叔叔尼古拉斯素以“橡胶界的洛克非勒”而著称（也许这个称号现在听起来没有以前那么令人舒服）。据报道，苏亚雷斯家族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玻利维亚拥有超过一千五百万英亩的土地。这差不多等于拥有一个同丹麦一样大小的农场。

但是在橡胶贸易转移到马来西亚的之后，他们的生意便趋于平稳，苏亚雷斯家族便开始找其他事干。罗伯托想到了种植古柯的主意，并很快成为国内最大的古柯膏商人——此时正是哥伦比亚人对古柯膏是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的时期。他同另外两个具有类似想法的有钱的朋友约瑟.罗伯托和班赛尔.奥杰比都认为这个机会太好了，决不能错过。既然有现成的跑道和飞机可用，他开始把古柯膏大量运到哥伦比亚，然后在哥伦比亚同逐渐崛起的麦德林集团接触。这是个利润丰厚的买卖。

闲暇之际，苏亚雷斯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是同乌戈.班赛尔将军密切交往了。班赛尔将军是个军事暴君，于1971年篡夺了玻利维亚的总统之位。他们的友谊证明对彼此都大有好处：总统保证苏亚雷斯的可卡因交易不会遭到起诉，苏亚雷斯——一个极富影响力的商人——会替他留神背后，提醒他了解可能发生的反对派的政变。班赛尔任总统期间正是可卡因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等到他离任的时候，他的秘书，女婿，侄子和妻子都因为或是涉嫌在美国进行可卡因走私活动而被逮捕。而且班赛尔的一个堂兄就是苏亚雷斯的生意伙伴桂勒摩.班赛尔.奥杰比（班赛尔还一度试图任命他为玻利维亚驻迈阿密的领事——只是因为禁药取缔机构大声疾呼表示反对才没能实现）。据禁药取缔机构估计，在班赛尔就任的时候，玻利维亚每年生产11，800吨的古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数字就跳到35，000吨。这就是他对待毒品交易的方式。

1977年的一天，苏亚雷斯拜访了班赛尔总统，告诉他说自己遇上了麻烦：哥伦比亚人对自己在可卡因交易中起的作用越来越自信，他们老是让他很恼火：该来买古柯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根本不来；有时候来是来了，付的钱却比以前商量好的价钱少；有时候他们干脆带着枪来，直接把古柯膏偷走。苏亚雷斯十分恼怒。班赛尔对他表示同情，暗示说他需要点帮助。他正好知道该找谁。

他接着便把苏亚雷斯介绍给自己的一个同伴，这个人名叫克劳斯.奥特曼，曾经在1971年帮助他夺取政权。奥特曼讲一口带有浓重德国腔的西班牙语，从1951年起就住在玻利维亚，在内务部的“心理行动”部工作——这个部门实际上同其名字一样阴森莫测。他曾经在1971年帮助班赛尔夺取政权。实际上，“克劳斯.奥特曼”不是别人，正是克劳斯.巴比——著名的纳粹战犯“里昂屠夫”。苏亚雷斯认识到巴比正是那种知道事情该怎么办的人，于是便雇他来保护自己的生意不受哥伦比亚人的骚扰。

巴比召集了一支在阿根廷受过训练的雇佣军，这些人对自己的鼎鼎大名——“死亡未婚夫”——扬扬自得。这些未婚夫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据该组织一个前成员说，他们用火箭筒把哥伦比亚人的一架运送可卡因的飞机从天上打了下来，好好教训了哥伦比亚人一下。一旦让哥伦比亚人明白他们不是闹着玩的，可卡因交易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他们发现有了大量的时间可供自己支配。这些未婚夫开始在酒吧和夜总会逗留，喝喝啤酒，观看有关二战的电视记录片，大唱纳粹战歌。但是他们很快就要接受另一项小任务。

1978年七月，班赛尔总统辞职。不过苏亚雷斯不是十分担心。现在他有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保护他：一个名叫路易斯.埃斯.戈麦斯的大腹便便的远房堂兄。戈麦斯是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军官：据称他曾经因为强奸一个上司的女儿而被赶出军队，转业后负责军事情报工作。这可真的是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搜集情报正是他似乎非常缺乏的几个特点之一，因此才有了这么个外号：头脑简单的路易斯。但是艾斯.戈麦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傻。他当上军事情报部的头之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带人袭击了玻利维亚秘密警察的总部，偷走了他们所有的档案。他拥有了这些材料，实际上也就控制了玻利维亚所有的秘密行动，从而完全有能力保护他的朋友罗伯托.苏亚雷斯。

尽管有他的保护，苏亚雷斯还是有点担心。班赛尔的辞职给他留下了一道鸿沟：如果一个强硬的总统上台，解雇了戈麦斯，那又该怎么办？两年后，经历了四次政变，两次大选和五任总统之后，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革命的英雄，名叫埃尔南.西拉斯.祖阿佐。他不仅仅是通过民主途径当选，而且他还反对可卡因。西拉斯将于1980年八月就职。显然要对此采取行动才行。而且要快。

苏亚雷斯召集了其他的毒贩子，“死亡未婚夫”，克劳斯.巴比，艾斯.戈麦斯和其他许多赫赫有名的人，在圣塔克鲁斯一家名叫巴伐利亚夜总会的酒吧召开会议。他们在一起作出决定，要在西拉斯政府就任之前把它推翻。他们认识到，一次成功的政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军方人物来领导，于是他们集思广益想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最后决定让另一个军阀加西亚.梅萨将军来担当此任。如果西拉斯就任，梅萨会同其他人一样损失惨重：他过去一直忙于找到形形色色的理由来消灭各种各样的无辜农民，现在他很担心，因为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也许会有麻烦。

他们派艾斯.戈麦斯去问梅萨是不是愿意参与这件事。他向他保证说，作为领导这次政变的报酬，梅萨事先就可以得到一百三十万美元——还承诺说仗打完后会给他更多的钱。只有一个条件：艾斯.戈麦斯想当内务部长。梅萨拿了钱，同意领导这次政变。

1980年七月十七日，这对人马突然行动。陆军第六师先发制人，宣布说玻利维亚受到“共产主义极端分子”的威胁，要求梅萨上台来拯救国家。接着他们据不接受大选结果，宣称玻利维亚国会违反宪法，继续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他们不能容忍任何的抵抗行为。当一群商会领导人试图组织一场全国性的大罢工，死亡未婚夫突袭他们的总部，开枪打死了几个代表并绑架了其他所有的人。幸存下来的那些人遭到折磨，有些人还被折磨致死。事实上所有的商会女领导人都遭到轮奸。他们在前两周里处决了五百个代表，把另外两千五百人投进监狱百般折磨。

在玻利维亚荣辱盛衰的历史上发生的189起武装政变中，这一次是迄今为止最残暴的一次。梅萨为了安定全国，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说：“我不会离开，直到马克思主义的癌症被彻底清除，”他说，“可能要五年，十年或是二十年”。苏亚雷斯的行动很快以“可卡因政变”而闻名。

没过多久，苏亚雷斯，梅萨和戈麦斯就骄傲地发现自己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正如事先约定的那样，梅萨当上了总统，戈麦斯当上了内务部长。苏亚雷斯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他现在决定要对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产业实行国有化。他利用戈麦斯的情报，开展了自己特殊的禁毒运动，消灭掉了所有的竞争者，直到整个市场都成了他的。死亡未婚夫处理细节问题，杀死可卡因商人，没收他们的可卡因膏交给他。由于可卡因太多，苏亚雷斯有一次雇用玻利维亚空军来替他运输（他每个星期支付他们150，000美元）。为了万无一失，他还把所有的可卡因存放在国家银行的保险库里。

苏亚雷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毒品政权”。仅仅在六个月之内，可卡因的产量就提高了百分之五百。人人都能拿到钱。戈麦斯干得尤其好，他告诉朋友说，“我们要让那些外国佬淹没在可卡因里”。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六十分钟的特别节目估计说，他个人每个星期要赚到200，000美元，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可卡因部长”。

践踏人权的情况有增无减。现在负责情报工作的是福斯迪诺.瑞考.托若——外号叫“魔术师”，因为他有能让人消失的超常能力。就连军方都对此感到惊愕。克莱尔.哈格里维斯在她的《雪原》一书中对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产业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其中就谈到士兵们最终拒绝再执行任何针对玻利维亚平民的暴行，开始集体开小差。她说，士兵流失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剩下的军人跑到足球场上去绑架人来当兵。

现金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到底有多少，谁都猜不出来：“要计算出他们赚了多少钱是不可能的，”一个分析家告诉记者布莱恩.弗瑞曼特。“想出一个高得荒谬的数字，把它翻一番，你还是很清楚自己估计得太低了”。苏亚雷斯后来吹嘘说，布莱恩.德.帕尔马1983年的电影《疤面煞星》就是从他这儿得到的灵感。他对自己的头衔扬扬自得：玻利维亚的可卡因之王。

与此同时，他的贩毒基地圣塔克鲁斯被可卡因利润所改变：

今天，圣塔克鲁斯已经成为玻利维亚最大的城市，有生意兴隆的购物中心，昂贵的餐馆，奢华的饭店，还有足够多的迪斯科舞厅和妓院，可以让狂欢者寻欢作乐到天明。但是像农业这样的起起落落的行业是很难支撑这种飞速的兴起。圣塔克鲁斯城突然繁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它变成了世界的可卡因之都。

《华尔街日报》，1981年三月二十五日，引自《白色迷宫》：李，1989

就某些方面而言，玻利维亚的可卡因政变折射出洪都拉斯两年前所发生的情况。这里主要的作奸犯科者是一个大麻兼可卡因贩子，名字叫胡安.拉蒙.马特.巴勒斯特罗，和他的一个朋友，墨西哥走私贩子福莱克斯.盖勒多。这两个人曾经一起出资策划了一起阴谋，成功地推翻了胡安.阿尔伯特.麦尔加.卡斯特罗总统，换上了包利卡伯.帕兹.加希耶。随后，加希耶政权便很方便地对巴勒斯特罗的可卡因和大麻走私不加理会——有时候还为他们提供帮助，从而为哥伦比亚的可卡因通过洪都拉斯提供了一个新渠道。巴勒斯特罗非常高兴，建立起了自己的空运公司SETCO（塞特克公司）将可卡因运送到各地。SETCO十年之后将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一点。现在接着往下讲。

罗伯托.苏亚雷斯对禁药取缔机构真的是非常恼火。他根本不隐藏自己的财富，而是炫耀给所有的人看，因为他知道自己有最高层的保护。他在玻利维亚各地拥有一系列豪华奢侈的住宅，还在一个名叫圣塔阿纳德亚卡马的偏僻的农业小镇上修建了一个农庄（或者说是宫殿），经常住在那里。他经常从这里像一个国王一样为有价值的事业慷慨地施舍现金。他重建了教堂，铺设了路面，盖起了学校。他还为上不起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发放大学奖学金。有一次他甚至为全镇的人买下了一套卫星电视系统，让居民可以看到外国的肥皂剧和现场转播的足球赛。当地人因此而爱戴他，充满感情地称呼他为“帕皮特”（爸爸）。他在玻利维亚人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让禁药取缔机构恼怒的不仅仅是他的大吹大擂。他们对苏亚雷斯尤其愤怒，原因很简单：他们在1979年差一点抓住他，但是由于运气不好加上计划不周，竟让他从手指头下溜走了。

苏亚雷斯已经厌倦了同哥伦比亚人打交道，他决定直接同美国人做生意，好把他们从自己的王国中踢出去。他在玻利维亚有精炼可卡因的技术，还有可以运输的飞机；他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个可靠的分销商。1980年初，他的伙伴马西罗.伊伯奈兹报告说自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夜总会碰巧遇到这样一个人。不幸的是，这个买主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个名叫迈克.莱文的便衣。莱文对伊伯奈兹所说的话正是他想听到的：他想购买数量不限的可卡因，他可以很容易地把货运到美国去，他已经买通了所有相关的美国官员，行动会非常安全。莱文建议苏亚雷斯和伊伯奈兹坐飞机到他在迈阿密的住处来，见一见他组织的成员并敲定细节问题。不过苏亚雷斯一旦踏上美国领土，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永远再也不会被释放。

苏亚雷斯落入了圈套，答应一个月供应莱文900多公斤的可卡因。

在佛罗里达，为这次会面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急速进行之中。禁药取缔机构在迈阿密借了一栋富丽堂皇的房子，还按照符合莱文扮演的大毒枭的风格进行了装修。每个房间都装上了窃听器和摄像机，准备为后人记录下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逮捕行动。他们还借来了大约一千万美元放在手提箱里，好让这次交易看起来更加真实。然而接下来一切都出了问题。首先是苏亚雷斯决定不来迈阿密了——他希望整个交易都在玻利维亚进行。接着是真正进行交易时，他本人实际上根本不露面，而是派他的儿子罗比负责谈判。最后罗比和他的父亲都没有被抓住，不过莱文还是抓住了那些负责销售的小毒贩子。古柯膏销毁了，钱也永远没有到达玻利维亚。

尽管一直没能威胁到苏亚雷斯的安全，这对禁药取缔机构而言有算是个相当大的胜利了。但是接下来这种胜利就变了味。被告中的一个干脆被送回了玻利维亚；另一个提出要保释，交了保释金就逃之夭夭，就再也没有谁听到过他的消息了。“真是令人震惊啊，”莱文后来写道，“执法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诱捕行动突然没有了被告人。”在他的《秘密身份》和《善意的谎言》两本书中，莱文指出，这次诱捕行动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莱文认为，苏亚雷斯实际上一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默许下活动；情报局保护他是因为它支持梅萨的“可卡因政变”（当选的玻利维亚总统西拉斯.祖阿佐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还声称，有一盘录音带上录有苏亚雷斯在巴伐利亚夜总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巴比和艾斯.戈麦斯讨论由谁来领导这次政变，这盘带子其实在事发之前就掌握在中央情报局的手中：他们什么都知道，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不是禁药取缔机构成员最后一次指责中央情报局破坏禁毒行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在同苏亚雷斯打交道方面，禁药取缔机构再一次运气不佳。1981年一月，罗比.苏亚雷斯在瑞士被捕，从他身上搜出大量支票，他父亲要求他把上面的钱打进各式各样查无实迹的银行户头上。他很快被引渡到美国。终于，一个真正的大毒枭开始看起来要垮台了。禁药取缔机构对此尤其感到开心，因为罗比是苏亚雷斯最喜欢的儿子，正在培养他接管家族的生意。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老苏亚雷斯对此会作何评论。他们根本不用急。他勃然大怒。他大概雇了一帮基地在佛罗里达的职业杀手，绑架了佛罗里达的几个州法官（法官的安全保卫工作增强了；从来没有人敢碰他们）。他接下来采取的步骤则推动他跻身于毒贩子的传奇故事之中：苏亚雷斯写了封信给罗纳德.里根总统本人，提出要做一笔诚实的交易：如果里根释放罗比，苏亚雷斯会支付玻利维亚全部的国债（当时大约为4，000，000，000美元这样的数目）。在后来的数年里，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其他许多毒贩子都做过类似的这种表示。也许开出的这些条件没有一个是真的，不过就像帕布罗.埃斯科巴偷墓碑一样，它们还是听起来好像应该是真的一样。谁知道呢？苏亚雷斯永远没有得到回信，但是在司法方面出现某种令人惊愕的混乱之后，罗比被宣布无罪释放并遣送回国。欢迎他回家的晚会与1983年三月在森特.阿纳举行。苏亚雷斯准备了五千人饮料和食物。狂欢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星期，酒喝完后还还派了飞机到拉巴斯城去买。

很自然地，禁药取缔机构极其担忧。这看起来好像是场大灾难。事实上，更糟糕的事情正在北部1，500英里的地方发生着。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哥伦比亚人对走私贩子不怎么担心。这个国家的走私历史相当久远，走私者身上也没有打上什么耻辱的标记。因此，当新一代的可卡因牛仔诞生出来，到处炫耀自己的金钱和珠宝的时候，没有人对他们多加注意。这些毒贩子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矛盾心理，悄悄地渗透进了尽可能多的合法领域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帕布罗.埃斯科巴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已经成名的人召集到他的网络中来，建立起通过名叫“阿邦特达”的保险计划，它可以使那些与可卡因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人来投资走私活动。这个计划既简单又有效：花上几千美元，商人们就可以持有运往美国的一批可卡因的股份。如果货物顺利到达，他们就可以发上一笔横财。

这个计划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一体式的保险模式，它保证——即便这批可卡因被查获——会偿还他们最初的投资。如果这批货安全到达的话，埃斯科巴会抽取到了美国的可卡因价格成本的百分之十作为保费。如果货被没收了，他会把（哥伦比亚这一端）的最初的投资成本还给他的新伙伴。

可卡因在美国的价格非常高，即便把（据估计）每十次走私中有一次失败的因素算进去，从无数投资者那里抽取百分之十的利润已经可以让他获得相当多的利润。这个办法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埃斯科巴有一次提出要替那些掏不出钱的潜在的投资者支付第一次生意的现金。他们可以在生意做成之后还给他。从投资的观点来看，“阿邦特达”计划必然会成功：如果你成功了，就可以赚上一大笔（即便刨去白白交给埃斯科巴的那百分之十的利润）。如果你失败了，他会把你最初的投资还给你。在其他领域身家清白的商人纷纷参与进来，埃斯科巴发现自己在同富有和有魅力的上等人同行。

很快，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就赚到的钱就多得想全都花掉都很困难。后来人们估计，到1982年的时候，埃斯科巴每天要净赚五十万美元（到八十年代中期时，他每天要赚上一百万美元），最后在麦德林东区160公里远的波多图昂弗镇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宫殿般的农场。这个农场名叫“拉斯拿波斯”，占地2，800多公顷，以修建费用高达五千多万美元而著称。农场有自己的飞机跑道，几个在迫击炮保护下的分散在各处的游泳池，还可以容纳一百人就寝。在主入口上方悬挂着一架“小熊号”小型飞机——可能是他开的第一架满载可卡因飞往美国的飞机。他还买了一辆1917年到1930年之间生产的美国小汽车，并告诉大家说，这辆车曾经属于艾尔.卡邦，并在车前摆好姿势拍照。他买下了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把它们放养在农场里，并将之作为公共动物园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着手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修教堂，安街灯，重铺路面，最后还发起了自己的政治运动：“三月争作好公民”运动。他在麦德林盖了五百套两居室的房子，把钥匙交给了穷人。人们称这一处房地产为“帕布罗.埃斯科巴区”。为了防止房子的新居民还是生活困难，他每两周派一辆装得满满的卡车到那儿去分发免费食物。他还派医生和牙医到穷人居住区，付给他们足够的钱，要他们直到治好了每一个需要治疗的人再离开。不论什么事情吸引他，他都会去做：他给麦德林城外190公里处的小镇多拉戴尔捐了一座教堂。他发起各种足球赛，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不过讲话的时候总是要他自己的新闻记者在场。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穷人的孩子发放5，000个玩具。穷人爱戴他。到1983年的时候，哥伦比亚最大的新闻杂志《周刊》也加入他们当中，称他为“罗宾汉老乡”。

其他毒贩子也同他一样招摇：贡萨罗.罗德里格斯.卡恰捐了数不清的钱给家乡帕克的民间工程，还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同卡洛斯.莱德离开”诺曼之洲”之后也是如此（追随者参加他的政治集会有专车接送，可以一整天享受免费的食物和饮料，结束的时候还可以领到十美元作为报酬。尽管当时莱德还在东躲西藏，他最终还是参加了竞选，不过没有成功）。麦德林所有重要的毒贩子最后都给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庄园，还抄袭埃斯科巴的作法，在里面放养野生动物。奥科阿家族显然计划在他们的一个湖中间的小岛上放养狮子和老虎。大家纷纷买下自己最喜欢的运动队，真的开始踢起了“梦幻足球赛”。

1982年，埃斯科巴设法进入了哥伦比亚议会，是作为一个名叫杰罗.奥特加的人的竞选伙伴而当选的议员，因为这个人的竞选活动是他出的钱。这个举动似乎很明智，因为国会成员享有司法豁免权。他也一直在背后走关系，往政治竞选中投入数额巨大的金钱——他一般在双方的候选人身上都下注，以确保无论哪一方取胜都会欠他的人情。1981年，埃斯科巴和奥科阿家族给两个总统候选人洛佩兹.麦可森和贝利萨里奥.贝汤科都捐献了大量的现金再加上汽车和交通工具。每当埃斯科巴对新闻界发表讲话之后，头版的报道总是恰到好处地亲切而友好。他从来没有披露自己钱的真实来源。据一次采访称，他在房地产也发财之前做的是出租自行车的生意。他还对另一个记者开玩笑说，他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因为“我总是在淋浴的时候唱歌”。然而，正是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想得到公众承认的愿望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不说别的，但是这个国家存在这么一批超级大富翁的事实就足以让每个人都警觉起来——他们中所有的人现在都成了目标。

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卡洛斯.莱德——1981年年终的时候，哥伦比亚游击队M.19企图绑架他，他在逃跑过程中背部中枪。于是他招募了一批保镖，没有他们他就不愿离开家门。罗德里格斯.卡恰同样被另一个名叫FARC（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恐怖组织挟持过。仅仅一个月后，就在十一月十二日，M.19再次出动，成功地在麦德林的安提奥基亚大学外面绑架了玛塔.尼维斯.奥科阿——奥科阿五姐妹之一。这次绑架将会给可卡因产业和哥伦比亚本身带来重大影响。

从表面是看，绑架一个极其富有的家族的成员似乎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因为绑架在这里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我们还是要质疑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只有2，500个成员——的这个判断：绑架一个像尼维斯这样极其有钱有势的家族的某个成员。在她消失之后的那个月，所有主要的走私可卡因的家族都被召集起来开了个会，有人提出该是对绑架威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大家一致赞同。

就在尼维斯被绑架的三周之后，一架小型飞机在卡利的主足球体育馆上空盘旋，向人群抛撒传单。当传单像雪片一样落下时，支持者们抓住了传单看了起来，眼睛不由瞪得老大。传单上宣布说“几天前”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哥伦比亚的绑架问题；“223个商人”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同意进行合作，铲除对此类行动负责的“共同的罪犯和破坏分子”；为了这一目的，这223位商人决定成立一个治安团体MAS（即“处死绑架者组织”），每个人捐出20，000美元和十个最好的手下来同绑架的祸根作战。人们很清楚这些反对绑架小分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从今天起，这些人会对所有与绑架活动有关的人执行死刑……要公开处决绑架者。公开把他们吊死在树上，或是由小分队开枪打死。还会在他们身上标上个小十字符号，这是我们组织的标志。——处死绑架者组织

处死绑架者组织悬赏两千万比索（200，000美元）给任何提供消息让他们抓住绑架者的人。传单上还说，也可以把此类消息交给“黑手党老板们”，因为所有这些人“在这个国家都尽人皆知”。传单明确表示，他们在这次新的冲突中会毫不手软：

……那些被警方逮捕的绑架者会在监狱里被处死；如果无法确定他们的所在，我们的人就会对他们的同事或是最亲近的人采取行动。

处死绑架者组织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哥伦比亚到处都开始出现尸体。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组织伤亡惨重。有时候他们把恐怖分子交给警方；还些时候干脆把他们打死。某种情况下这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有谣言说，消灭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时候军方只会袖手旁观。前六个星期里有一百多个M.19成员被抓了起来——这个成功率是自这个组织1974年成立以来哥伦比亚军方从来没有达到过的。M.19可能会被逮捕入狱；麦德林集团则不会。

M.19似乎很清楚什么对自己比较有利；玛塔.尼维斯被释放了。据传根本没有付什么赎金。当然，老法比奥.奥科阿——家族的父亲——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买了一匹价值五十万美元的纯种马，给它起名字叫“赎金”，还尽可能让它出现在公共场合。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有人称奥科阿家的姑娘被释放根本不是处死绑架者组织处死绑架者的结果，而是由毒贩子们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新朋友曼纽埃尔.诺列加（他当时是巴拿马军事情报部的头子）进行谈判的结果。根据这个说法，诺列加通过另一个调解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绑架者和麦德林人之间进行调停。奥科阿家族同意不支付赎金，而是为哥伦比亚两大恐怖主义组织M.19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从古巴运输武器。作为回报，恐怖组织不再绑架他们的人，帮助他们守卫偏僻丛林里的实验室，并允许他们通过古巴领土走私可卡因（美国的警察对古巴是鞭长莫及）。

这种说法可能有假，但事实是，从此以后，游击队和毒贩子携手合作——百分百的合作——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有很多次，哥伦比亚恐怖组织需要的武器储备在属于麦德林集团的船上发现，而后来有人称集团出钱让M.19成功地做出了他们最胆大妄为也最残暴的表示：他们在1985年攻占了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大楼。不管诺列加.卡斯特罗之间的关系是否属实，处死绑架者组织的成立把美国人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坚信这是对南美民主的新威胁——那就是“麻醉剂恐怖主义”。想到全副武装的共产主义叛乱分子正忙着大把大把抓可卡因现金，美国的大多数分析家真是无法忍受，他们竭尽全力劝说哥伦比亚政府相信这些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然而人们总是弄不太清楚游击队和集团之间的合作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事实上，处死绑架者组织最终诞生了一个新的准军事组织，这个名叫ACDEGAM（即“农民与畜牧农场主联合会”）的组织把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花在了消灭游击队，游击队同情者，和看起来像是同情者——以及不幸挡了他们的道的人上。

就可卡因贸易而言，处死绑架者组织将形形色色的可卡因走私组织连在了一起，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让他们在一起琢磨出如何提高走私活动的效率。因此，1981年被关注犯罪活动的人定为麦德林集团诞生的时间：各组织领导人从此以后开始定期开会，集中在一起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组织货源，运输，销售，保护组织的利益不受其他竞争者的侵害。还有人认为，更早些时候的会议，即1981年四月的那个会议才真正是这些毒贩子决定携手合作的时间；也许说得没错。坦率地说，考虑到那个向禁药取缔机构告密的线人的命运，我们应该很感谢他们对处死绑架者组织会议的报道：

杀死他之前，他双手被带刺的铁丝捆在了背后，这个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所有细节的人的舌头被割了下来。

《毒品》，布莱恩.弗瑞曼特，1985

这次加固了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会议究竟是在四月还是在十一月召开，这是搞学术的人才关心的问题。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它使得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走私活动效率相当高。根据盖.咖里奥塔和杰夫.里恩——关于有组织的可卡因交易方面的权威著作《可卡因之王》的作者——的看法，这个犯罪组织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走私了总计十九吨的可卡因。

把哥伦比亚的恐怖组织搞得服服帖帖，把美国的执法机构弄得晕头转向，还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政党，买通了地方和全民选举，亲自（即埃斯科巴本人）当选国会议员——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些新型毒贩子办不到的。但是无论是对集团而言，还是对哥伦比亚本身而言，麻烦还是已露端倪。

1982年三月，贝利萨里奥.贝汤科当选新一届总统。贝汤科本人并没有对埃斯科巴和他的人带来多大的威胁：他的当务之急是同恐怖主义组织讲和，毒品问题其实并不那么突出。然而对这些麦德林人而言很不幸的是，由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很快对他们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他同集团所做的斗争会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给哥伦比亚带来巨大的影响。他的名字叫罗德里格.拉瑞.博尼利亚。

拉瑞.博尼利亚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政治家，来自卡利城东部160公里远的尼瓦市。从波哥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仅仅只有23岁的他就当上了家乡的市长，接着就建立其了一个脱离自由党的派别。贝汤科当选总统之后，必须得从反对党派别中挑选一些人进入内阁。1983年八月，他的目光落在了这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的国会议员身上，于是挑选拉瑞.博尼利亚为司法部长。博尼利亚刚一上任，就发起了一场反对政府腐败的运动，把各种各样的石头都掀开，想看看他能在下面找到些什么。拉瑞.博尼利亚在这一点上有些超前，同大多数的哥伦比亚人不一样的是，他认识到了所有这些幕后交易所带来的危害。在他看来，这些行为严重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他是正确的。然而他的许多同事都不这么认为：他们迫切地希望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部长能在发现任何令人十分难堪的事情之前就停止调查。

就在此时，帕布罗.埃斯科巴在国会里的同伙，杰罗.奥特加同意他的看法，说的确有一大笔与毒品有关的金钱在四处作怪：其实，就在不久以前——他告诉国会说——他碰上的一个案子就牵扯到有人转移了一大笔钱作为一个名叫罗德里格.拉瑞.博尼利亚的内阁大臣的选举活动之用。根据奥特加的说法，拉瑞接受了一个有名的毒贩子的一张一百万比索的支票。奥特加接着给国会播放了一盘录音带，上面显然是拉瑞在电话上感谢那个毒贩子的录音。看起来拉瑞.博尼利亚就要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年轻的前司法部长了。他才刚刚走马上任两个星期。

然而他可不是由普通材料制成的。“嘿嘿，”他可能会这么说，“看来现在鸟要对枪开炮了。”他奋起反击来保护自己，宣布那盘录音带是伪造的。但是这种指控还是让他十分痛苦。为了洗刷自己的名誉，他现在开始对毒贩子展开了讨伐战。这场战争最终令毒贩子——还有博尼利亚本人——砰然倒地，并把哥伦比亚带到了内战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