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医生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意识到安非他明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开处方时开始限制这种药的数量。然而医生并不是安非他明唯一的来源。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安非他明类药物是作为解充血药出售的，用来减轻流感，哮喘和枯草热的症状，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一次性吸入剂形式的安非他明。到五十年代晚期的时候，那些找不到地方购买可靠的安非他明药片的人常常买这种吸入剂，把包装撕开，或是吃掉里面注满苯丙胺的药条，要么把药条放到水里煮沸，让里面的药溶解到水里去，然后把溶液喝掉。纽约营业到深夜的咖啡馆显然对这个过程非常熟悉，服务生和其他用餐的人闻到屋子里满是薄荷脑的味道时，会放任地对享用苯丙胺的人报以微笑。新一代的吸毒者是通过“无害的”鼻腔解充血剂认识毒品的。

六十年代的医生开始减少安非他明处方的数量时，警方也开始取缔毒品的非法来源，关闭迅速出现的大量非法的“安非他明工厂”。但是安非他明很难取缔，而且当人人都知道注射安非他明比吞食它产生的刺激要强烈得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迅速升级。六十年代晚期，美国的验尸官对大量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尸体迷惑不解：他们显然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怎么会早早夭折？随后的尸体解剖表明，他们的内脏器官衰老得像八十岁的人。这似乎就是静脉注射安非他明的真正问题：它会要了你的命。

与不断上升的死亡率相对应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使用安非他明的宣传战，警告年轻人说“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在数不清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下，这场宣传战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公众对安非他明的看法。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如果弗兰克.扎帕对你说一种药很危险，那它可能真的是坏消息。

安非他明失宠之际，可卡因正恭候多时要来取代它的位置。当反对安非他明的立法开始发挥效力，使得“上层”的市场门户大开，那么可卡因的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麻醉剂和危险药物局的发言人在1968年发表看法说，“可卡因走私——有极大的提高。直到1965年可卡因还不算大问题。现在它是个大问题。”待他作此番讲话的时候，美国海关查获的可卡因总量是45公斤，大大高于1965年的17公斤。到197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又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但是还没有人把反对安非他明之战同可卡因数量的提高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将勾勒出接下来二十年的可卡因交易的前景。这一次，这些事件还是围绕着古巴进行。

并不是只有黑帮人物梅尔和西格尔对最近卡斯特罗政权下发生的转变不满。继美国黑帮人物被逐出古巴之后，古巴难民成群结队地逃离卡斯特罗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六十年代到达美国的难民每周都超过1，700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利用这些愤怒的古巴年轻人，于是便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召集起来进行训练——目的是要派他们替资本家们夺回古巴。当然，整个“猪湾行动”（即1961年企图推翻古巴政府的那次失败的行动）遭到惨败，结果大量接受过各种各样秘密行动技能训练的古巴人最后仓惶回到了佛罗里达。这些恶毒的反共产主义分子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身无分文。他们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来。在倒霉的猪湾行动之后，这些出了名的2506旅的士兵们自己开始私下里同共产主义作战，把自己在中央情报局接受的训练运用到各种以前没有料想到的目的上去。一些人最后完全卷入了二十五年后的“伊朗叛军丑闻”之中，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一场毫无希望的革命运动运送武器和各种供给品，徒劳地试图推翻一个合法选举出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同其他此类秘密行动一样，这次行动既有悖道德和法律，而且还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但是2506旅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问题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太过投入。

要打败共产党，古巴人认为自己首先需要的就是钱。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刚刚学到的秘密技能来贩卖麻醉剂赚钱。古巴流亡者成立了一家公司，这是一家地下贩毒集团，致力于筹集资金来打倒红色政权，无论是什么地方的红色政权——不过尤其针对的是古巴的红色政权。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打着伟大事业的旗号。只是不知怎么地，事情并不按希望的那样发展。随着美国的麻醉剂市场日渐繁荣，没过多久就赚进了成吨的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神秘地装进了个别古巴人的腰包。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涌入佛罗里达，这个秘密团体也在壮大，他们的麻醉剂销售网络也在随之扩大。任何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比较活跃的毒贩子都会告诉你有关古巴人的故事：不管毒品是从哪儿来的，销售它们的一定是古巴人。他们经营着整个市场——由于他们在中央情报局受过良好的训练，要制止他们变得极其困难。

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在七十年代早期曾经同古巴贩毒网络有过亲密接触，他告诉我说，“是谁训练他们？中央情报局。他们把古巴人训练得这么好，结果你要是在南佛罗里达州进行麻醉剂交易的话，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便是找找看周围有没有反监视人员。他们竟然建立起了自己的反监视系统！他们可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我们把他们训练得可真不赖。”

美国禁毒官员直到麻醉品和危险药品局在1968年把所有的毒品情报汇总起来——忽然发现一切似乎都是通过西班牙网络进行的——美国的禁毒官员才清楚地认识到古巴人/2506旅网络的全部活动范围有多大。把古巴人同贩毒联系起来的是禁药取缔机构的一位官员哈瑞.弗里特，当时一个线人没有预约突然来到他这儿，提出可以让他同一群正在把大量可卡因运进芝加哥的前古巴军官接触：

这最初是一个由古巴人发起的贩卖可卡因的活动，我们从芝加哥的那些古巴人手里购买毒品。接着他们把我们介绍给了住在纽约的古巴人，这些人又把我们介绍给了迈阿密的古巴人——[我们]对他们在迈阿密，芝加哥和纽约的活动进行了窃听，想把这些组织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所有的小组织都连接在了一起。

1970年六月，他们发动突然袭击，一个早晨就逮捕了150多个古巴贩毒集团的头头。他们中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曾经参与过猪湾的那次失败的行动。然而这也不过是贩毒网络的小小一隅。在接下来的二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古巴人仍将掌管着可卡因产业。

古巴人擅长的不仅仅是运输和销售可卡因：他们在追踪新的可卡因来源方面当作也相当快。他们最初发现毒品来自智利——专业的可卡因药剂师就是在这里把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精炼成可卡因的。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对这一情况有任何的了解。一位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杰瑞.史兹克说，“我们知道可卡因来自智利，因为他们所有的信使和管理员几乎都是智利人——[但是]谁也没想到南美洲会有秘密实验室。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当时有个线人报告说有一个非法的可卡因工厂，一个月能生产13.5公斤的可卡因，一个官员说：“这不可能！”人们笑着把他轰了出去。

似乎人人猜得出是智利，但是这个国家在可卡因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也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决心要把介于古柯种植园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人踢出去的古巴人就开始亲自同安第斯人联系。与此同时，智利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销售商，想把古巴人踢出去。对于双方而言，这都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双方雇来帮忙的被证明是所有毒贩子中最投入一类人，他们最终夺去了整个市场。当然，他们就是哥伦比亚人。

哥伦比亚是个天生就适合进行走私的国家。它具有辽阔的海岸线，大部分地区还不怎么发达，而且与巴拿马交界，使它可以方便地联系运河自由贸易区而从中获利。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哥伦比亚已经在走私方面久负盛名——走私电器和奢侈品，咖啡，酒，和绿宝石。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海岸线尤其适合走私。虽然地理位置和经验非常重要，但是哥伦比亚在争夺世界可卡因市场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法宝：大麻。最重要的是，优质的大麻。

整个六十年代，南美洲大部分的大麻都来自墨西哥，但是墨西哥大麻有问题。一开始它的质量就不太好。接着边境线不断出现新问题。还要冒着遇到穿便衣的缉毒官员的危险。位于所有这些原因之上的是墨西哥人自己，他们太靠近内陆了，简直就像是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似的。艾伦.朗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曾经走私过400吨的大麻（罗伯特.萨博格的新书讲的就是他的生涯），他告诉我说，“他们根本就不好好做生意。他们有时候冒出来，有时候又见不着人影。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会来”。这样的生意做起来有点麻烦。一般说来，你往墨西哥南部走得越远，带回来的大麻质量就越好——但是你做成生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北美洲的毒贩子很快厌烦了标准的提瓦那大麻和墨西哥人昏头昏脑的经商才能，开始寻找其他的货源。哥伦比亚看起来很有希望。哥伦比亚的大麻以其劲儿大而出名，哥伦比亚人在走私方面也是久经考验。与墨西哥人相比，同他们做生意是一种享受——他们会在该到的时间，带着该交的东西，出现在该到达的地点。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游击队叛乱的问题，不过只要你通情达理的话，就连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朗回忆起他七十年代早期运送满满一卡车哥伦比亚大麻时遭遇游击队埋伏的事。他意识到自己被一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荷枪实弹的叛兵包围了，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提出要给他们钱。谈好赎命的价钱后，他马上意识到身上没有带现金。没问题，他们说，这些事情可以安排好的。简短地交谈一番后，他们友好地分手了，他向着落日开去，一车的大麻和他的五脏六腑都安然无恙——游击队朝着营地走去，身上揣着他在美国大通银行帐户上的私人支票。在哥伦比亚，没有人会多管闲事：人人都愿意得到好处。真是再妙不过了。

尽管这儿不生产可卡因，哥伦比亚人还是很聪明地意识到这其实不是问题。这儿也不生产电器，但他们还不是一样走私电视机和收音机。他们同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进行接触，自己当起了可卡因产业的中间人——介于智利人和古巴人之间的那种。接着他们就开始同时朝着两个方向拓展。哥伦比亚人开始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购买古柯膏或是纯可卡因，然后自己运到美国大陆去，接着还是自己进行销售。他们非常成功，到1970年的时候，哥伦比亚已经开始挑战古巴在非法可卡因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显然，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增长。

有证据证明，并不仅仅只有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吸食可卡因——1967到1968年的流行歌曲中有不少心照不宣地提到了可卡因的地方。这些地方暗示可卡因只有少数有钱人才用得起，为这种产品勾勒出一幅昂贵，专供富人享用，时髦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显而易见，这东西会流行起来：诸如年轻人想要穿得像他们的偶像一样，因此他们也会想要效仿他们的行为。

随着数量惊人的可卡因的到来，首先沾染它的便是富有的引导时尚潮流的人，它高得让人瞠目的价格更多地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可卡因是在1969年真正卷土重来，即“消遥骑士”上映的那一年。尽管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彼得.方达，丹尼斯.霍博，和杰克.尼科尔森骑摩托车穿越美国的故事，但令它出名的还是里面对使用大麻和LSD的刻画，它也是可卡因的一座里程碑：电影开始的镜头里他们送到菲利.斯派特那儿的包裹里装的是可卡因或是——正如他们的墨西哥亲戚开玩笑地称之为——“Puravida！”（纯粹的生活）。霍博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他和方达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们扮演的人物应该带什么样的毒品：大麻块头太大，把摩托车装满也值不了多少钱，而海洛因的名声又太坏。他们忽然想到了可卡因。“我选择了可卡因，因为它是毒品之王”，霍博说，“我从音乐制作人宾尼.沙博理那里弄到的可卡因，他是从埃林顿公爵那里弄到的。”

完全不同与甲壳虫乐队初次接触可卡因的方式——从黑社会的海洛因——现在的好莱坞沾染上它，通过的是一直在秘密使用可卡因的另一个堡垒，爵士乐舞台。霍博后来称可卡因在美国的普及应该归功于他的电影：“美国的可卡因问题其实是因为我——‘消遥骑士’之前，大街上没有可卡因。‘消遥骑士’之后到处都是可卡因。”

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美国和欧洲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就有可卡因。不过这话还是有些可信之处：“消遥骑士”获得了两千万的票房收入，在1969年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目，五十多年来它第一次把可卡因猛地用力弹回主流的流行文化之中。

然而可卡因是什么呢？人人都知道海洛因是坏消息，“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离开世界毒品舞台很久了，这意味着人们对它的危险性不再具有什么真正的了解。这种无知更增加了它的诱惑力。此外，它使用起来也不需要注射器——这一点使它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且当时还有谣言说它可以当作春药用——

正当六十年代向七十年代迈进的时候，可卡因也开始卷土重来。流行文化走在最前面。1970年到1972年突然冒出了大堆的躲躲闪闪提到可卡因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还上了流行音乐榜，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滚石乐队”，“感恩而死乐队”，“斯泰朋狼乐队”和“老鹰乐队”，所有这些都大大美化了可卡因的形象。到1972年的时候，显然任何“知道”可卡因的东西都好卖，当年还有三样东西大大美化了这一概念：电影“超级苍蝇”（刻画了一个虚构的可卡因毒贩子），小说《庄家》（讲述的是一个可卡因毒贩子的真实故事），和一本巧妙地命名为《可卡因美食手册》的书，教读者从如何检验纯度到如何用水冲洗鼻子来避免鼻粘膜受伤的一切方法。一种流行体恤衫强调“可卡因”这个词是可口可乐商标的一部分（可乐公司把制造商告上法庭并打赢了官司）。1970年，《滚石》杂志授予可卡因“本年度之毒品”的称号。

主流媒体也不甘落后，而且造成了较大的伤害，不过这一点尚有争议。《新闻周刊》在1971年刊登的一篇题为《这是真东西》的文章，几乎把可卡因描绘得罪大恶极，重点讲的是它的两个特殊的细节，这两点保证会让读者一头冲出去找可卡因去：性和金钱——

这种药是用南美洲的古柯叶子造出来的，可以产生强烈的性感受，超自然的力量和自信——“安非他明会要人的命，但是可卡因能增强你所有的感受，”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女生说，“有了可卡因，高潮感觉更好。”

《新闻周刊》，1971年九月二十七日

啊呀！怎么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她这样的女生呢？《新闻周刊》接下来继续预测说一磅（大约半公斤）的可卡因在纽约城可以卖到125，000美金，在圆满结束本文之前还加了条错得离谱的引语：

“对海洛因的宣传已经做了那么多，现在人们都不想尝试它了”，芝加哥麻醉品局的一位副主任欧文.斯芒克说，“不过可卡因可以让你兴奋，却不会让你上瘾。”

《新闻周刊》，27/9/1971

这些看法——可卡因可以带来快乐却不会有危险，它价值125，000一磅，它可以让田纳西大学的女学生高潮感觉更好——加在一起，足以让我这一刻就扔下笔，从屋里蹦出去，马上去弄点可卡因来。然而要把这写成篇正面的报道，我就不得不提示，如果你吸着可卡因，身边还有乳房丰满的赤裸的女人喂你吃软糖，同时一直用温暖的烤箱用的羊毛手套给你按摩，你必须得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九个月后，新闻界故伎重施，这一次拿出了统计数据来证明染指可卡因产业能赚到多少钱。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一公斤的纯可卡因目前在秘鲁的售价是3，500到4，000美金，而在美国大陆——如果你动作足够快的话——一公斤可能就可以净赚300，000美金。万一你没有足够的现钱，《新闻周刊》甚至还出主意，告诉你如何把少量的可卡因带过海关：“你可以把一勺子的可卡因用铝片包起来放在舌头底下——走过关口的时候对海关的人说话”，说“纽约人”。可卡因在这里再一次被描绘成一种“不会造成生理上上瘾”的药物。此后不久的另一篇文章报道说，一位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曾这样说道：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到那儿去花上4，000美元买一公斤可卡因，然后以20，000美金卖出。而且只要情况依旧如此，我们就一直会有麻烦。

“VO5勾当”，《新闻周刊》，1973年十二月七日

持续刊登有关可卡因及其对感官的作用的报道的，并不是只有《新闻周刊》一家。人人都在这么干。《纽约时代周刊》称它为“麻醉剂中的香槟”。就连《消费者协会报告》杂志也刊登了对可卡因的表示肯定的报道，预测说大街上卖的可卡因纯度介于百分之九到百分之九十之间（如果今天的《哪一个？》杂志刊登更多像这样的文章——给人们提供如何弄到质量好的毒品以及如何检测其纯度方面的建议——人们订阅它的可能性也许会更大些。）

有了所有这些经典的成分——性，金钱和惟我独尊的派头——可以的香槟形象又回来了。时不时出现的有关毒贩子倒台的报道描绘的不是这些家伙违反了哪些法律，而是张大了嘴，对他们在违法过程中设法给自己弄到的那么多的钱表示惊愕。早在1970年，美国的执法官员缴获的可卡因数量就第一次超过了海洛因。这个趋势仍将继续下去。然而在此刻，可卡因对普通的美国大众而言仍然相对很稀罕：它的价格非常高，因而其使用范围仍局限于少数极其富有的人，实际上，你可以在“娱乐产业”方面的报道上发现这一点。然而这个特点即将发生改变，因为两个陌生人一次巧遇将把非法可卡因的价格降到连大街上的人都能卖得起的程度。这最终也会改变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