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这种隐秘的交易开始把触角伸到其他国家。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那一点点可卡因都来自于一个国家，而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一直成为美国可卡因产业的枢纽。如果你相信有些历史学家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二十五年后本可以让美国政府垮台的一系列事件的根源。它就是古巴。

理解古巴在世界可卡因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关键是它的位置——坐飞机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由于拉丁美洲呈曲线型围绕着加勒比盆地的南部边缘，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沿着半圆弧形伸展开来——都很容易到达。事实上，如果你想为从拉丁美洲到美国的可卡因运输路线设计一个中途停靠点，要想找到一个比古巴更合适的地方简直是勉为其难。然而五十年代的古巴走私毒品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良好的地理位置。

1952年，巴蒂斯塔夺取了古巴政权后，立即同美国的许多主要的黑帮人物做生意，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本杰明.巴格斯.西格尔和梅尔.兰斯基。这个岛屿自二十年代以来便成为禁酒令时期的逃税者和纸牌高手的避难所，现在更是非法的寻欢作乐的天堂，是富人，有魅力的人的游乐场，这里酒吧和夜总通宵营业，赌博也合法。如果你很有钱，又是美国人——想要度过狂欢之夜——古巴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古巴的旅馆和赌场的首脑，也就是旅游活动的核心，便是西格尔和兰斯基。但是西格尔和兰斯基都是狡猾的生意人，他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例如兰斯基当时把粗加工的鸦片从土耳其经由黎巴嫩运到西西里，由他的人在西西里加工成海洛因：他同“幸运的卢恰诺”一起成为法国贩毒网背后的主脑。而且由于他同巴蒂斯塔政权的关系非同一般，前往美国的海洛因都经过古巴，因为古巴政府的官员保证不会多管闲事。

海洛因在古巴永远都不会非常流行。当地人认为吸食鸦片既肮脏又昂贵。相反，可卡因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大部分的古巴人认为可卡因是一种放纵的享受，而不是一种威胁。与此同时，想找乐子的有钱的美国人对可卡因的了解却又仅限于好莱坞电影上的古老而又迷人形象。它不需要脏兮兮的注射器和针头，价钱又贵得出奇，更使它显得唯我独尊，因此也就更受欢迎。它还能给人带来许多快乐。

可卡因市场开始发展起来，而对兰斯基的组织而言——他们可以精炼出海洛因，并且能绕过半个地球运过来——要想出些路子来弄到些这东西不算太困难。制造可卡因很容易，它的主要成分在许多拉美国家长得到处都是，而从古巴到这些国家又非常容易。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原产国。

一开始他选中了智利——据说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可卡因的师傅。一旦可卡因离开智利，便用飞机运输，或是经由秘鲁和玻利维亚或是哥伦比亚走陆路，而只要花点代价，哥伦比亚的官员非常乐意睁只眼闭只眼。智利政府也是心甘情愿另辟蹊径：智利的军队有一次甚至还担负了为美国的黑帮把可卡因运到古巴的任务。

就在安斯林格忙着宣布可卡因已经消失了的时候，可卡因网络正在整个安第斯山脉国家蔓延开来。到六十年代早期的时候，这个岛屿消费掉了世界上所有非法可卡因的百分之九十，因为古巴已经找到了新的供应者。1959年警方的一次诱捕行动追查出了古巴可卡因的来源，就在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城外的一家非法的黑手党控制的实验室。麦德林城具有悠久而著名的走私史，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可卡因大流行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为了寻找新的可卡因来源，以古巴为基地的黑手党还偶然发现了另一个在现代可卡因产业最终起主要作用的国家：墨西哥。到1960年，墨西哥已经开始在当地的匪帮乔治.阿萨法.巴拉——“墨西哥的艾尔卡邦”——的密切关注下运输可卡因。同今天的墨西哥集团组织一样，巴拉的集团对走私海洛因更感兴趣，但显然这里有钱可赚，而可卡因在这方面也不比其他任何毒品差。巴拉最初是从秘鲁购买可卡因，然而1960年对墨西哥一家可卡因实验室的突袭检查证明他自己也很擅长提炼可卡因。这次让警方查获了14公斤可卡因和古柯膏的突袭，是古巴一个线人密报的结果。当年晚些时候又在克沃纳瓦卡发现了另一个秘密的实验室，这次是因为可卡因师傅计算错误，导致整个大楼发生了爆炸：正如亨利.鲁兹比八十年前就已经发现的那样，对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而言，制造可卡因可是个威胁的消遣活动。警方发现这个工厂背后有六个古巴人，而墨西哥人只有一个。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卡斯特罗1959年夺取古巴政权，把巴蒂斯塔轰了出去——一起轰出去的还有他的朋友西格尔和兰斯基。这些正派的生意人意识到，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可能不是最好的赚大钱的地方，于是便夹着尾巴匆匆撤回美国。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古巴难民潮，这些难民很快在佛罗里达建立了流亡者组织，发誓要对卡斯特罗实施报复。正如哥伦布把第一世界的传染病带到了第三世界一样，这些旅行家返回的时候也给第一世界带了一件礼物：可卡因。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头号毒品一直是海洛因。整个美国以致整个世界，毒品上瘾率一直在上升——这个前景让麻醉品立法者惊愕不已。然而真正让他们震惊的，还是新吸毒者同老吸毒者完全不一样。三四十年代的瘾君子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无法适应社会的中年人。新瘾君子都很年轻，受过很好的教育，在社会上也游刃有余。新一代的麻醉剂使用者正在出现。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吸食海洛因的巨浪，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得到毒品，而毒品的充足供应则又要归功于法国贩毒网现在那精确无误的机制。但这也是另一个社会因素造成的结果：吸毒现象正在卷土重来。

正当可卡因在颓废的古巴高层社会翩翩而过的时候，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使得这种毒品到达之后马上就找到了稳固的立足点。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新的一代刚刚成年，年轻人发现自己置身于独特的地位：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教育和足够的空闲时间，可以来质问他们的父母从来没有机会怀疑的这个社会体制。这一代人似乎很喜欢打破一切规则。在音乐，文学和诗歌方面，他们抛弃传统，青睐混乱的东西，创造出无法预见的，磕磕巴巴的作品来，让年轻一代着迷，让老一代怒不可遏。他们消化吸收的是新生的流行音乐和垮掉派作家快节奏的不被打断的作品，因而他们抵制从前为父母所接受的约束和限制，开始过自己的快速的不被打断的生活。媒体很快捕捉了这个潮流，没过多久，屏幕上的英雄就开始反映思想自由的新一代的生活态度。流行的英雄形象开始从局内人的形象——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转变成局外人的形象，即反抗地方长官，警察或是政客的人。1955年，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背叛》里展示了该如何真正进行反叛。

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反叛思想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吸毒者的形象也开始改变。世纪之交的时候的瘾君子被视为是虚弱，没有勇气的个体，而五十年代的吸毒者则表现出一种不同的形象：反叛者的形象。他们违反联邦法律而不受惩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写出自己的经历。同詹姆斯.迪恩一样，新一代的瘾君子成为美国青年对社会，对同伴，对父母，对权威，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象征。这个形象威力更大，因为巴罗斯和他的随从都很聪明，受过教育，而且见多识广。他们无法参与到社会中去：社会无法同化他们。这种不妥协的立场非常流行，没过多久，其他人就开始效仿他们的冒险行为，自己也开始吸毒。

然而直到此时，听说过可卡因的人还很少。就连无论到哪儿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的巴罗斯要弄到点可卡因也不容易，他写道，一个朋友最后从墨西哥给他弄到一点，这令他欣喜不已，因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好可卡因”。对他而言，可卡因只有作为”速度球”——直接注射到血液里的海洛因（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麻醉剂）和安非他明（或是任何合适的药劲大的兴奋剂）的混合物——的一部分才有意思。兴奋剂让你飞起来，而麻醉剂让你慢下来。尽管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在1885年就发明了这种方法，但由于它需要静脉注射海洛因，这意味着它的吸引力还是受到严重的限制。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可卡因几乎只供染上海洛因瘾的人享用。巴罗斯讲述了1956年的真实情况：

可卡因使用者的标准作法是，一整夜不睡觉，隔一分钟注射一次可卡因，间或在针剂里混入海洛因，形成“速度球”（我认识的可卡因瘾君子没有一个没染上吗啡瘾的）。

《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

对巴罗斯而言，速度球最让人担心的不是会要了你的命，而是注射频率常常越来越频繁，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趋势，最后很容易出现典型的可卡因或安非他明过量的症状：偏执症。巴罗斯对偏执狂非常了解：

你一天早上醒来，打上一针”速度球”，感觉皮肤下面有虫子在动。1890个长着黑八字胡的警察堵在门口，从窗户探进身来，饰有粗大浮雕图案的蓝色帽徽下面的嘴唇在狰狞地蠕动着。瘾君子们大步走进屋子里来，唱着穆斯林的葬礼之歌，抬着比尔.根斯的尸体，他身上针孔的伤疤闪耀着柔和的蓝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别有用心的侦探对着你的夜壶嗅来嗅去。

这就是可卡因的恐怖之处——休息一下，冷静下来，再注射大量的GIM[吗啡]。

——《赤裸的午餐》，1959

到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五十年代末的反叛潮流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增长。婴儿潮出生的人来到了，空前多的富有的年轻人进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为毒品泛滥提供了完美的孳生之地。与此同时，大众航空旅行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陆之间麻醉剂的运输更加方便，人们从而也越来越容易买到非法毒品。新一代的十几岁的年轻人现在距二十世纪头几年的可卡因上瘾大泛滥已经隔了两代，所以没有什么第一手的资料来警告他们提防娱乐用途的麻醉剂的危险性。尽管父母告诫他们要远离麻醉品，六十年代的一代还是一齐选择对这类建议置之不理。

首先流行的毒品还是老一套：大麻，吗啡和海洛因，但是巴比妥酸盐和迷幻剂之类的新发现也不甘落后。然而可卡因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力。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63年的报告说，“查获的可卡因大多数来源于合法渠道，从数量上看，现在还不足为虑”。可卡因大灾难的大本营亚洲的情况十分相似，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有报告说查获有可卡因；但涉案数量不足为虑”，委员会报告说。同年，整个美国没收的可卡因也不足五公斤。

但是，其他各种毒品消费量都在上升，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61年在美国，白宫第一次就滥用毒品的问题召开会议，认为美国的确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被禁止。1965年，安非他明和巴比妥酸盐也成为非法药品。1966年，林顿.杰克森建立了“卡赞巴赫委员会”，建议从源头和需求两个层次来制止非法毒品交易。对毒贩子的刑罚再一次加重，但到了此时，这股潮流已经是无法阻挡的了。很快，抽大麻成为非常常见的消遣行为，就连吸大麻烟者的杀手或是暴力罪犯的形象也迅速崩溃，同时也打败了当代的麻醉剂联邦立法的重重条款。从1965年到1970年，因私藏大麻而被逮捕的人数激增了百分之一千，对美国大众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两百四十万的美国公民因吸毒而有意犯法。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决定滥用毒品现象的“不断上升的病态现象”采取行动。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一项意在阻止大量大麻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轻率的计划。从表面上看，他这项代号为“拦截行动”的计划的愚蠢程度几乎可以等同于它的野心程度：尼克松派遣了超过2，000名海关人员到边境线，命令他们拦截并检查每一辆试图跨越边界进入美国的交通工具。拦截行动三个星期拦下了超过五百五十万名旅行者，每个人跨越边界的时间都要拖延上半天。然而尽管这次行动堪称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搜查行动，却没有查获哪怕是一份数量较大的大麻。作为一次禁毒行动，它完全失败了。

不过，在给墨西哥施加压力遏制大麻交易方面，尼克松政府还是颇有成效的。但是这也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副作用。首先，墨西哥的大麻产业搬到了哥伦比亚，而哥伦比亚很快就意识到可卡因优于大麻的潜在的优势，从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此外，大麻最初的短缺造成追求非法刺激的人到别的地方寻找快乐。最后，一直在旁边等待时机的可卡因来到了。传统观点认为，可卡因在美国再次融入主流是在1967.1968年，因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和文学作品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提到可卡因的，不过其实可卡因出现的时间比这要早。约翰.考勒曼是1991年到1994年的禁药取缔行动的负责人，他回忆起纽约六十年代中期遇到可卡因的情况是这样的：

1965年出现了可卡因，但数量非常少，大多数来自于秘鲁，多由到达纽约的海员一次几公斤走私带来的。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大宗运输。我当时见到的最多的是五到六公斤。使用这种毒品主要是娱乐界的家伙：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这是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毒品。

在英国，保罗.麦卡特尼报道说他第一次尝试可卡因是在他写“佩勃军士孤心俱乐部乐队”（1967）的时候——这张唱片甲壳虫乐队从1966年底开始录制。最初介绍麦卡特尼（现在是保罗爵士）接触可卡因的，是伦敦艺术馆的所有者罗伯特.弗拉泽，他也是——这也许很关键——个海洛因使用者。我们从这个联系上可以看出，可卡因是如何跨越“严重”的瘾君子和偶尔的吸毒者之间的界线的。

可卡因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在英国，但数量非常少：1951年对卡纳比大街上的爵士夜总会进行突袭检查时逮捕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海洛因瘾君子，身上带有少量的可卡因。可卡因基本上只为海洛因圈子里人所了解，甚至此时了解它的人还为数不多。从1957年对海洛因上瘾者所作的调查可以看出，英国的359个瘾君子中只有16个人尝试过可卡因。这个吸食可卡因的专门的小集团渐渐开始吸收新成员，到1959年的时候，英国有30个海洛因上瘾者尝试过可卡因。

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增加，这要部分归咎于现在臭名昭著的心理学家伊莎贝乐.法兰考夫人的行为——她是当时治疗海洛因上瘾方面的重要人物。法兰考认为，只有让瘾君子们能够通过正当的渠道而不是从声名狼藉的毒贩子那里获得他们渴望的麻醉剂，他们才能集中精力戒掉毒瘾。她理所当然地很快作为愿意开处方的医生而在上瘾者人群出了名，瘾君子们很快在她门前排起了长队。他们要求开的可卡因总是比实际需要的多，拿到药后，就跑到大街上卖掉。然而伊莎贝乐夫人开的不仅仅是海洛因。她还给瘾君子分发可卡因。尽管她很清楚这种药会让人上瘾，还是很乐意把它交给那些说自己需要它的人，而且很快还把它交给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可卡因的海洛因上瘾者（我们再一次看到可以用可卡因来戒掉海洛因瘾的老掉牙的神话）。人人都很喜欢伊莎贝乐夫人的可卡因。他们要得更多，而且都得到了。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海洛因瘾君子的数量已经达到1，729人。当然，413人尝试过混有可卡因的毒品。然而这也几乎不算什么问题——据苏格兰场认为：

瘾君子会偶然进行少量的海洛因和可卡因交易，来源一般都合法。在伦敦大约有400个这样的瘾君子，但是就伦敦西区而言，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穿着制服的警察或是便衣警察专门负责侦查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

英国中央情报部，新英格兰场——PROHO305/10.1965年十一月二日

但是就在此时，正如巴罗斯在美国发现的那样，使用可卡因的几乎全是有鸦片瘾的人。麦卡特尼回忆起，1966年的时候，包括甲壳虫乐队在内的大多数熟人都认为可卡因不为人知，可能会带来危险，位于可接受的“软”毒品和会让人上瘾的“硬”毒品之间的分界线上。尽管甲壳虫的许多追随者十分乐意来试一试弗雷舍的可卡因，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尝试他四处吹嘘的“速度球”，就装在从一套化学仪器中偷来的一支试管里。因此，作为使用海洛因过程中的附属物的可卡因，同自身成为可供独立使用的毒品的可卡因之间的交叉似乎就发生在弗雷舍把它介绍给甲壳虫乐队的那一刻，至少对英国的一个社会圈子而言如此。他们使用可卡因，他们的朋友也使用可卡因，从而证明这种麻醉剂用起来没有什么严重的毒副作用：正如麦卡特尼回忆的那样，他对其他的甲壳虫乐手说，“‘别担心，哥们。我能对付它’。而且我刚好对付得了。”

可卡因一旦跨越了这道线——一旦人们把它视为可以拾得起放得下而不受什么惩罚的东西——它流行的机会就为时不远了。一旦诸如甲壳虫乐队这样的领导时尚潮流的人开始涉足可卡因，显然这个星球上其他所有三十岁以下的人都会模仿他们。

但是可卡因最早是从哪儿来的？弗雷舍最早又是从哪儿听说它的？根据哈瑞特.维呐的精彩自传《帅哥鲍勃》所述，把可卡因介绍给弗雷舍是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名叫比尔.威里斯的美国室内设计师，他拥有他自己所说的“绝对纯净的可卡因稳定的供应来源”。可能威里斯把弗乐士介绍给了自己的供应商，因为弗乐士似乎有充足的可卡因来介绍给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以及他们大部分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包括年轻的玛丽安.菲斯福（第一次给她一条可卡因，她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一下子把弗雷舍所有的可卡因都吸了下去）。

比尔.威里斯本人第一次接触可卡因也不是在美国（当时可卡因在那儿还非常罕见），而是在他去意大利见的朋友那里。但是他们又是从哪儿弄到的可卡因呢？在寻找第一个再次发现可卡因的人的过程中，我决定给威里斯打个电话。后来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开始，威里斯对同我谈话不太热情。接着发现他住在马拉卡克。房子里没有电话。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同我谈谈1966年那时的鲁莽岁月。后来发现他显然不会给我回信，我又换了个策略：给麦卡特尼打电话。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浪费时间：为什么保罗爵士愿意谈论自己三十五年前吸毒的事？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不愿意。看，就是这样。

可卡因在国际舞台上再次出现，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诸如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这样的引导潮流的人在使用它，还因为它一直同另一类兴奋剂安非他明保持着联系。安非他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引进的，同可卡因一样，它一开始也是作为神奇的万能药，春药和补品推向市场的。同可卡因一样，制造商吹嘘它能够治疗海洛因瘾——同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一点同可卡因相同的是，军队也靠服用它来试图提高作战能力，结果二战时作战双方的士兵都大量服用它（它非常受欢迎，就连战时的流行歌曲都这样唱道：“是谁把苯丙胺放进了墨菲太太的阿华田里？”）。战争结束的时候，复员的士兵便把安非他明也带回了家，于是这种药开始在平民人口中间广泛使用，它可以提高行为能力，消除无聊之感，还能减轻体重，然而老百姓弄不到足够的这种奇妙的药片。同可卡因的情况一样，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安非他明完全无害，但是人们对它的广泛使用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包括对这种药的严重的心理依赖，精神抑郁症，循环问题和过量使用可卡因产生的那种偏执性幻觉。经常使用安非他明的多是体力劳动者，例如卡车司机，因为他们发现它可以让他们长时间保持清醒：六十年代早期他们常见的习惯作法是“西海岸转个圈”——司机开着卡车从美国的这个海岸跑到那个海岸，然后再跑回来，中间根本不睡觉。安非他明的确使得有些司机可以连续赶路；还有些司机给弄得晕头转向撞了车。不久，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药很危险，开始有人抱怨说应该对它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