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国和印度，国际社会在禁止非法可卡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相当的成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服用可卡因作为社会消遣方式的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报纸仍然定期吹嘘又一次的可卡因突击搜查行动，或是报道又一个麻醉剂狂死亡了，然而这些文章大多是警方的公关努力——查获毒品的消息会令他们竖立良好的形象。这不是说警方的活干得不好：到1928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联邦监狱里的犯人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违反了哈里森法案入狱的。吸毒者进了监狱，这一劳永逸地证明毒品会驱使人们犯罪。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些人不是罪犯，那他们呆在监狱里干什么？这是个事实上存在的观点，它证明了犯罪行为和吸毒之间所有更深层的联系都是正确的。没有入狱的吸毒者也被监禁在为瘾君子们新建的机构里。这种地方与其说是戒毒中心，不如说是军方的新兵训练营。自然没有谁非常渴望到那儿去。

但是可卡因从大街上消失，并不仅仅是因为警方的干预。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出现了安非他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合法，显然还很安全的兴奋剂，实际上具有和可卡因一模一样的功效。安非他明插了进来，取代了可卡因，而且既然使用它不违法，那警察就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干干。在美国，大麻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到三十年代的时候，纽约市长委员会总结说“可卡因作为上瘾药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说得对：可卡因上瘾的问题的的确确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大西洋两岸都消失了。在英国，据报道，吸毒的问题到1924年的时候就“逐渐减弱”，从记录上看，1921年到1925年间宣判了230宗与可卡因有关的案子，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27宗。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之下，极少量的吸食可卡因的行为都非常隐秘，以至于七十年后，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有关吸食可卡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流行文化提及的只言片语。当时的流行歌曲记录下了公众对可卡因的态度：孟菲斯陶瓶乐队1930年的一首歌“可卡因瘾蓝调”里唱到“——可卡因瘾非常坏——我所有瘾中它最最坏”。利德贝利曾录了一首“热舞之歌”，最初的歌词是这样的：

可卡因是给马用不是给人用的；

医生说它会要了你的命，就是不说什么时候要；

唱吧甜蜜宝贝，甜蜜宝贝，芳心归我好不好吗？

让我吸一点吧。

另一首传统歌曲“可卡因莉尔”记录下了同名女主人公的命运：

一个冰冷的夜晚她去参加白雪聚会

路上她吸了一点儿马上就容光焕发。

嘻嘻哈哈的麦吉和醉醺醺的斯里姆

还有坎纳克.里兹和颜西.吉姆。

早上三点半的时候大家全都

像棵圣诞树似的精神焕发，

于是莉尔回家躺到了床上；

她又吸了一点，这下可要了她的命。

他们给她穿上可卡因衣裳抬了出去：

她戴着顶雪鸟的帽子插着朵鲜红的玫瑰；

在她的墓碑上你会看到反反复复的这一句：

“她虽死犹生——一直都在吸可卡因”。

加里.戴维斯的“可卡因”是这么唱的：“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学我——喝点冰凉的威士忌，别搭理可卡因”。（这一段合唱部分的另一段歌词提到的是另一种人人皆知的现象：“可卡因：我的粘膜已经成为回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不光记录可卡因的危险性的歌，而且还找到了说它日益稀少的歌：“大步流星到纽曼先生那里，看到门上有块牌子说‘不再出售麻醉剂’”，“孟菲斯陶瓶乐队”这样唱道。其他许多艺术家都录制了这个曲子，或是其他类似的歌，有的歌名里干脆用上了“可卡因”和“搬家工”的字眼。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我大声喊我的康拉，嗨.嗨，

她抽搐着鼻子出来，鼻子疼极了——

医生发誓说再也不卖可卡因给她了。

科尔.波特的“你给了我快乐”（1934）里面最初有这么一句“有的人从可卡因里得到快乐”，很快就改成了“有的人从西班牙买到了香水”。还有些歌是拿吸毒者开玩笑的：1938年那首经典的“乞丐米妮”刻画的就是歌名里提到的米妮“爱上了一个名叫烟鬼的一文不名的家伙/尽管他吸可卡因她还是爱他”。到这个时候，吸食可卡因显然已经被视为同伴身上不太受欢迎的特点了。

流行文学中也出现了对可卡因负面形象的描写：普鲁斯特在1928年的作品里描绘了几个堕落的人在同性恋妓院使用可卡因的故事，其中一个人物维克提斯.德.圣菲阿西因为可卡因而毁了容；让.考克多写到有人试图用可卡因来自杀。纳博科夫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清楚地描写了吸毒行为，并指出，这篇小说曾遭到编辑的拒绝，因为“我们不出版有关吸食可卡因者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惊险小说里也不时提到吸食可卡因的人：一般是讲有钱的老太太为了毒品抛弃了一切。桃乐丝.赛尔丝描写了一宗有关可卡因的国际阴谋，最后导致悲剧和死亡。雷塔.伯克在《亲爱的毒品》里继续了这个潮流，描写女主人公克莱尔哀求男朋友罗伊说“给我点毒品吧，亲爱的！给我点可卡因吧！”，后来每个人都染上毒瘾死去。这些描写加深了公众对可卡因的负面认识。在美国，“毒品”这个词以前指的不过是任何类型的麻醉剂，现在有了新的含义。很快，“吸毒者”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最终“毒品”这个词本身变成了“傻瓜”的同义词——因此《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才会有个叫“糊涂蛋”的。

然而，可卡因危险的一面再加上它越来越罕见的事实，更为它增添了某种有悖情理的神秘色彩。可卡因——罕见，危险，却又惟我独尊——总是能够吸引社会上的某些人：不但吸引严重依赖毒品的瘾君子，还吸引附庸风雅放荡不羁的那类人，以及心怀不满的见识不及金钱多的上层社会的人。欧洲就是如此。我们在柏林或巴黎的大街上很少听说跟无家可归的堕落者有关的事，却听到大量跟颓废的贵族进行狂欢和欧洲皇室稀奇古怪的性癖——包括他们对可卡因的使用。也许这些谣言有点道理，不过它们也许只不过是今天仍然非常常见的《嗨！》杂志综合症的一部分：总是认为富有又漂亮的人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就一定琢磨着干些肮脏的勾当。

真正琢磨着干些肮脏勾当的一群富人是纳粹党。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又报道声称德国纳粹的高级将领特别偏爱可卡因。据说赫曼.戈林是个专职瘾君子，也有谣言说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到英国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有人推测，德国统治结构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存在吸毒现象。这种说法有多大真实性？有几分吧。

没有证据表明戈林吸食可卡因。但是他是个吗啡瘾君子，他的吗啡瘾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一天需要服用一百片的二氢可待因。虽然指控他使用可卡因的说法不成立，他似乎还是很有可能在周期性的突击节食期间使用兴奋剂（他体重严重超标）。比如说，他在1939年初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减了十八公斤，这很可能是使用安非他明或是可卡因。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可能是通过体育锻炼或是节食减的肥，但你要是对他的性格略有所知的话，就知道这不太可能。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清楚。赫斯的情况同样不可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1941年的那个夜晚降落在苏格兰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

这么说，这些证明纳粹吸毒的证据似乎都有误了。只有一点除外。我在浏览有关第三帝国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试图证实有关戈林和赫斯的谣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题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记录薄》的书。这里的证据证明的不是纳粹统治的高层使用可卡因，而是它的最高层——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对可卡因颇为青睐。

希特勒毫无疑问是使用安非他明的。据他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二战后接受了审问）说，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提奥.默拉雷斯医生每天早上都会给他打一针“维生素”。打针之前希特勒睡意正浓；打针后他非常警觉，充满活力，急着要起床。显然这实际上不是维他命针剂，而是“兴奋剂”。随着战争的继续，元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赢不了，便越来越频繁地找来医生给他打针。亨瑞契.希莱姆发现这些针在希特勒身上几乎具有神奇的作用，他打完针就变得极其精力充沛，他的另一个内阁成员也谈到他打完针变得“高兴起来，话很多，还能一直熬到深夜不犯困”。

到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希特勒一天要打上两到五针。他间或还服用一些特殊的兴奋药片，分析后发现是“博维丁”——一种牌子的甲基安非他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服用的甲基安非他明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他夜晚睡不着觉，不得不靠镇定剂来帮助他入睡。用这些药的结果是，早上要喊醒他极其困难（联军在诺曼底登陆那天德军反应迟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唤不醒希特勒）。但是这些药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可是出现安非他明中毒的迹象：发抖，易怒，失去理性。

希特勒非常有可能在服用安非他明期间穿插服用可卡因——一种几乎具有相同的作用的麻醉剂。要是考虑到1944年后他的医生曾不择手段的帮他戒掉安非他明这一情况的话，这种猜测就更可信了；因为戒掉安非他明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可卡因来替换安非他明。不过，证明希特勒使用可卡因的真正证据来自希特勒的另一位医生，厄文.吉埃森医生。他曾在1944年七月克劳斯·冯·施道芬堡的暗杀行动失败后给希特勒处理伤口。吉埃森是个耳鼻喉科专家，希特勒抱怨说嗓子疼的时候给他用了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只除了一点：吉埃森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希特勒非常喜欢可卡因疗法，即便在他喉部的问题消除了之后还要求继续使用它。事实上，希特勒要求使用可卡因的次数非常频繁，以至于吉埃森不得不专门警告他不要再使用可卡因，以免上瘾。吉埃森最后干脆拒绝给希特勒增加使用可卡因的次数。好吧，希特勒说，还按原来的用药次数。那就把可卡因溶液的浓度提高一点好吗？

除了第三帝国，还有一个地方仍然有可卡因，至少是暂时有，那就是好莱坞。当然，这里一度有大量的可卡因：艾利斯特.克劳里1916年到那儿进行巡回竞选的时候，不由大为震惊，说当地人是“挤满了为可卡因痴狂、沉迷于性事的电影狂”。（克劳里是许多同代人眼中的反基督教分子，要让他震惊可不太容易）。真实情况是，好莱坞有那么多的钱，还有那么多为了寻欢作乐什么都愿干的人，可卡因要是不在那儿流行，那才叫人吃惊呢。

早期的电影提到可卡因的地方也不在少数。道格拉斯—范朋克主演了一部名为《跳鱼之谜》的电影（1912年），是一部模仿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片，范朋克演的是那个脑瓜子醉乎乎的侦探可卡因.埃尼德（明白了吧？）同年的另一部电影《为了儿子》显然是可口可乐故事的翻版，讲述的是一个制药大亨发明了一种软饮料，里面含有一种神秘的让人上瘾的兴奋剂。他给这种饮料起名字叫多普可可，接着便靠它发了大财——包袱抖得很糟糕：他自己的儿子很快对这种饮料上了瘾，最后死了。再后来的一部电影《可卡因狂》（很像是大麻版的经典之作《大麻烟卷狂》）把可卡因上瘾讲述得如此荒谬，以至于评论家暗示说这是部拙劣的模仿秀，只有可卡因狂热爱好者才会欣赏它。

到三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甚至认为可卡因作滑稽片的题材很合适：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1936）里扮演了一个倒霉的流浪汉，他从一个标着“鼻烟粉”的盒子里挖出了点粉末吸了几次之后，马上就变成了个超人。另一部无声电影《夺命之速》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几只雪鸟衔来了‘可怜粉末’或是‘快乐粉末’。然而奸诈的小贩则称它为‘娃娃陷阱’，因为它是儿童服用的一种毒品，促使他们以夺命之速开始步入万丈深渊！”

不过二十年代可是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丑闻，涉及好莱坞著名人士的行为不检，从而导致警方取缔了可卡因。例如1920年的“胖子”阿巴寇事件致使一名年轻女演员死亡。同年的另一起谋杀指控将楔石公司的喜剧女主演之一梅布尔.诺曼德同吸毒扯在了一起：据说她一个月要用掉价值2，000美金的可卡因。流言蜚语毁掉了她的事业。有人称，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个火枪手》里的合作主演巴巴拉.拉.玛尔在她的大钢琴里藏有可卡因，靠它才能让自己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一直到她开始过量服用海洛因。到1923年的时候，《纽约时代周刊》报道是好莱坞的吸毒现象十分普遍，认为这一现象证明禁酒令和吸毒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时代周刊》说得没错。吸毒现象的确在二十年代禁酒令实施后有所上升。正如爱德华.H.威廉姆斯十一年前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服了可卡因的黑人会防弹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黑人给出的吸食可卡因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东西，老板”（当时不允许南方的黑人获得酒精饮料）。毒品有吸引力，就是因为找不到其他东西。更糟糕的是，走私贩子混进了市场提供非法酒精饮料。这一行的利润非常大，很快就导致产生了暴力行为，还产生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些集团的后代至今还在活动。主要的犯罪集团，比较出名的有艾尔.卡邦，“幸运的卢恰诺”，阿诺德.罗斯鼎，这些黑手党集团一开始都避开麻醉剂交易，因为这方面的刑罚极其严厉，而是进入走私酒，赌博和开妓院的行当。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赚钱的地方，马上就改换了门庭。

当局对好莱坞进行了严厉打击，成功地清除了一度十分猖獗的吸毒现象，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逮捕行动过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不但可卡因越来越难找到，而且还出现了第一轮的杂志“新闻调查/小道消息”高潮，使劲儿往富人名人身上泼脏水。卖可卡因给电影明星简直就是可以上封面的那类出轨行为：即便是在好莱坞，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只有一些顽固派还在继续吸毒。电影演员塔卢拉.巴克海德就是其中一个——她在传记里谈到一次在纽约参加宴会的经历。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小玻璃瓶，吃完了饭，她拿起眼药水，往眼皮里滴了几滴，然后悄悄对旁边的人耳语说：“我滴错了眼药水。”同伴大吃一惊，建议她看医生，她一听就大叫起来，“我把可卡因滴到眼睛里去了，我可不会告诉医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然后突然离开。据估计，那句人们常常提起的经典名言“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我再清楚不过了——我都用了好多年的了！”也是出自巴克海德之口。

她并不是唯一的可卡因狂。哈瑞.安斯林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一个“持强凌弱”的明星，一眼就能看出指的就是埃罗尔.弗林。不断有人向警方报告说他试图从整个欧洲的医生那里获取可卡因——来治疗想像出的从“自卑情节”（！）到“无法治愈的痔疮”在内的各种症状。安斯林格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审讯，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毒瘾，后来承认自己获取可卡因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性（埃罗尔.弗林需要毒品还能有什么理由？）。

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可卡因渐渐步入低谷，新生的一代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麻醉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更加速了可卡因衰落的进程。不但供应和走私古柯的通道被切断，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忙于打仗，几乎抽不出时间来照顾非法毒品。整个欧洲百分之一百的就业率很好地解决了当地的毒品问题（英国从1940年到1943年也只有三起与可卡因有关的逮捕行动。）

然而也是这场大战使得人们明白非法毒品交易有多赚钱，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醉剂集团。这个集团的出现要归咎于“幸运的卢恰诺”。他自1942年起一直同美国海军情报部合作为战争出力，运用他广泛的黑社会关系来追踪布鲁克林造船业里的“间谍”，还帮助把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犯罪组织——黑手党家族——联合起来协助联军在1943年入侵西西里。作为回报，卢恰诺三十到五十年的服刑期可以很方便地被忘记，条件是他得回到意大利，永远不许回到美国来。1946年一月三日对他进行减刑，他回到了意大利，很快利用自己同意大利和美国的犯罪集团的关系，让战后的海洛因交易重获生机——五十年代，海洛因交易通过所谓的“法国贩毒网”在马赛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二十年的世界海洛因交易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由这个组织完成的。

到1952年的时候，美国染上海洛因瘾的人比战前高了百分之三百。尽管可卡因还没有列上菜单，但全球麻醉剂市场已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利润，从而为可卡因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可卡因虽然步入低谷，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

二战结束的时候，可卡因的确非常罕见：“到1948年的时候”，哈瑞.安斯林格报告说，“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没收行动中几乎没有发现可卡因”。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案例都是给马服用毒品：他在1961年的《谋杀者》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马主给他的马注射了一剂被称之为“霰弹枪”的药物：十四粒可卡因，三粒海洛因和其他各种兴奋剂的混合物。马打完针后变得非常激动，要五个人才能拉住它。尽管这匹马最后遥遥领先赢得了比赛，但它太疯狂了，以至于在前十个马身距离的时候就把骑手掀了下来。安斯林格的人发现马主决定要拿木质的球棍打它一顿，好好教训教训这匹顽劣的马的时候，他们插手了。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马主第一棍还没来得及打到马身上，就被他犯了偏执狂的马给踩死了。（这时脑海里不由出现“赏罚分明”这个词——）

尽管如此，吸食可卡因的苗头还是不时会复苏。显然，可卡因在四五十年代一直少量地埋伏在玩世不恭的黑社会：同安妮塔.欧黛在她的自传里提到自己吸毒一样，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一起演奏的爵士乐手米尔顿.梅西罗也在自传里就谈到自己曾经吸食可卡因。马克西姆X在自传里写道，他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染上了可卡因瘾（可卡因几乎给他惹了大麻烦，那是他在一次狂欢后看到了自己的白人女友，便大逞酒后之勇，摇摇晃晃走过去给她打招呼——就当着她丈夫的最好的朋友的面）。同样，1949年似乎也出现了一次可卡因复兴。《时代》杂志的一篇独家报道“白色女神”称警方查获近一公斤的可卡因，就悄悄藏在外交官拉菲尔.文森特——古巴驻秘鲁领事——的皮包里。这不过是一个小打小闹而已。纽约警方报告说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城里查获了400盎司（15公斤）的可卡因，而一旦来源被证实，问题就蒸发了。

其实，禁止可卡因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好，看起来似乎可以劝说秘鲁和玻利维亚也一起来禁止古柯生产。最初成为两个国家的骄傲和经济上的巨大希望的古柯产业，现在也开始衰落。从一开始，秘鲁在市场上的主要作用就迅速被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人抢了过去。与此同时，人工合成的麻醉剂也诞生了，可卡因禁令开始发挥威力，可卡因的市场越来越小。就在此时，古柯还遭受着一系列被误导的“改革家”的猛烈抨击。

站在反对古柯总队前列的是教会，这也许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自从1552年基督教权威们没有获得国王的许可禁止古柯以来，他们一直对古柯恼羞成怒。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由于秘鲁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传教士们越来越深入地穿透到秘鲁内陆地区，走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当地居民转变成基督教徒。领头的便是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他们要求自己的新教徒保持完全清醒，劝告任何愿意听的人说该是对古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虽然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永远也无法对一项存在了4，500年的产业造成太大的威胁，不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很快就行动起来。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秘鲁成立了一支强硬的自由派别，他们一致认为改善一贫如洗的印第安人的命运的时候到了。他们的看法很正确，大多数人的用意也是良好的，但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却是错误的。为了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令这些人如此贫困，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智囊团，所有这些智囊团都断定，如果要消除贫困，首先必须处理古柯。

然而，要劝说政府采取行动，真正需要的还是严肃的证据。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找证据。正如此前此后的一切禁毒战一样，他们是不允许真实情况来干预他们的计划的。要是你要寻找它背后误导性的动机，伪科学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就是。因为这些证据一望而知根本就是错误的。自由战士要通过根除古柯开改善印第安人的命运，就好像迈克尔.杰克逊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治愈世界一样。

二三十年代在秘鲁到处都突然冒出了大堆的科学调查者，对古柯上瘾的可能性进行实验。这些人物中有许多都成了名，还在政治上获得了影响。所有这些人的教父就是卡洛斯.里基斯。里基斯具有某种重要的影响力：他不仅是合格的医学博士，事实上他还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过。他对古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古柯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东西，还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医学界的同事来对此表示赞同。他建议政府对古柯生产进行垄断，以此作为控制古柯的生产的手段。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反对古柯的浪潮开始了。

1936年利马大学的另一位科学家，卡洛斯.古德雷斯.诺列加为了证明古柯是坏消息，开始了新一轮的实验。很快得出了无可辩驳的实验结果。不管怎么说，对他而言是无可辩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