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上刚一开始出现有关可卡因上瘾的报道时，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可卡因有这种迷人的作用，还因为上瘾的人属于中上层阶级这一点让他们的同代人兴奋得发抖。这些人常常是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这些可怜的令人悲哀的人充分享受了可卡因，却失去了一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由富变穷的故事，讲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故事，这便使得它更具吸引力。染上可卡因瘾的人被描绘成悲剧性的人物，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常常被称为“不幸的人”或是“受害人”。

但是，随着可卡因上瘾的故事越来越常见，读者对他们失去了同情。可卡因上瘾不再令人感动：只会惹人烦。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卡因涌入美国，价格也随之下降，就有更多的人买得起它——造成可卡因使用者所属的阶层没有那么突出。新闻报道开始强调的不是“不幸的人”，而是“上瘾的人”和“可卡因狂”。这些受害人得到的同情更少，因为公众认为他们染上药瘾不是因为医学研究而造成的不幸，或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以身试药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寻找快乐服用可卡因造成了。这样一来，瘾君子的形象从出现了问题的具有悲剧色彩却又受人尊敬的绅士（或是淑女），渐渐变成了坏的，自私的，危险的——而且还可能犯罪的——瘾君子，或是“可卡因狂”。

这样一来，可卡因第一次同犯罪联系了起来，二者之间建立了明显的因果关系，直到今天还有人这么认为。随着可卡因价格越来越便宜，数量也越来越多，发动这场可卡因狂热的人们开始躲得离它远远的，最终害怕了起来。不久，可卡因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1911年，哈弥尔顿.莱特——美国反对服用鸦片运动的领袖，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个酒鬼——的新发现让《纽约时代周刊》的读者大为震惊：

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市负责执行州和市的制药法的机构都一致认为，滥用可卡因直接刺激人们去犯罪；它或许还是增加犯罪级别的所有因素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非法使用可卡因是最难对付的，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暂时提高犯罪的能力，结果他们为了拒捕，会毫不犹豫地实施谋杀。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可卡因似乎不仅有诱导暴力和犯罪的倾向，而且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对自己施加暴力。《汉普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卡因地狱里的八年”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安妮.梅尔斯的女瘾君子的故事。梅尔斯回忆起对可卡因的渴望驱使自己采取绝望的手段：

由于可卡因一开始的效果是盗窃癖，所以我不停地惹麻烦——我故意拿起一把剪子，把一颗填满金子的牙齿撬松。接着我拔出了这颗牙，把它砸开，拿起里面的金子就往最近的当铺跑（血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浸湿了我的衣服）。我把它卖了八十美分。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里夫兰.墨非特——这个人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篇报道之前他就曾经因为预言摩托车“永远也不会在美国流行”而被记载下来——进一步把可卡因同犯罪联系了起来：

让我来指出“可卡因狂”所犯的罪行不仅仅反映在他们疯狂地渴望得到可卡因之上，还反应在服药之后的疯狂的愉悦——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在新泽西州的爱斯伯瑞公园杀死小史密斯.玛丽的凶手就供认说自己是可卡因上瘾的受害者，还有芝加哥警察局的副警长告诉我的一桩尚未破获的谋杀案，种种疑点都指向可卡因——这种新罪恶，可卡因罪恶，也是我们要对付的最严重的罪恶，已经证明它是犯罪分子和最不同寻常的暴力行为的制造者。

《汉普敦杂志》，1911年第一期

犯罪的确令人惊恐，然而后来发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种族思想。如果白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会犯罪，——那么，黑人服用了可卡因后会干出些什么来呢？大多数人认为黑人不服用可卡因就已经非常疯狂。从1900年左右开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在跃跃欲试了。这个答案如此可怕，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动力，《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道说“有报道说南部某些地区的黑人开始对一种新的恶习上瘾——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染上“可卡因瘾”。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没过多久，公众就发现：

美国某些的确的黑人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简直就是骇人听闻——问题地区的警官告诉我们说，瘾君子们被可卡因弄得发狂，他们要得到可卡因真是易如反掌。

《美国制药杂志》，1901年，引自《可卡因之战》，埃迪等，1988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服用可卡因呢？《英国医学杂志》解释得很清楚。据这份杂志说，一切都开始于新奥尔良，那里的工人轮换班给蒸气船装卸货物，需要持续工作长达七十个小时不停止。黑人搬运工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他们干得更起劲，时间更长，吃得却更少，反过来又把这种习惯传给了种植园的工人，工人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可卡因。没过多久，正如波托西城的西班牙工头一样，庄园主们发现可卡因对维持秩序非常必要：

今年，如果不能保证在附近某个地方买到可卡因的话，许多亚祖河边上的种植园里的黑人就拒绝干活，据说有些庄园主在种植园的供应物资中储备了可卡因，就像定量分发威士忌一样定期给黑人分发可卡因。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十一月28日

黑人不光是服用可卡因，而且用得很多，乔治亚州的华生上校——一个热切的反对服用可卡因（和可口可乐）的活动家——在《纽约论坛》上报告说：“我去过亚特兰大的蒂卡杜大街上的一些黑人酒吧，老板们告诉我说因为黑人染上了卡因瘾，弄得他们简直要关门大吉。”

整个美国有关黑人滥用可卡因的报道都是刻意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要吓唬北方那些头脑狭隘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已经读过有关可卡因对诸如医生和律师之类受过教育的白人造成的可怕后果——但是黑人！该死！他们连喝酒都不能让人放心。没过多久，美国白人的偏执狂思想开始表现在报纸上。华生上校接下来还说：

勿庸置疑的是，可卡因能很快影响到大脑，导致南方的精神病院里塞满了不幸的受害人。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在精神上变得不负责任。没有人能够长时间服用它还能保持精神健康。这是一种最糟糕的伤害大脑的方法。

《纽约论坛》，1903年六月21日

华生的结论非常坚决：“南部各州有色人种犯下的许多可怕的罪行”，他这样写道，“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可卡因瘾上去”。与可卡因有关的黑人犯罪事件在整个二十世纪头几年急遽增加，与此同时，有关他们的犯罪行为的故事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也越来越不可信。这里面最著名的，便是由真正的公正报道大师——爱德华H威廉姆MD——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打着“黑人可卡因狂成为南部的新威胁”的旗号下所作的报道。这是那种让你读了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就意识到其实一点也不好笑——的报道。读着他的文章，你就能在头脑里勾勒出他的形象来：一个看上去很严厉的家伙，长着一部修剪得很整齐大胡子，戴着金属框的眼镜。他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一个严肃的家伙，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当然很清楚如何给自己的故事开个好头：

几年来一直有谣言说南部麻醉剂上瘾的情况在增加——这些闪烁其辞却又总是持续出现的谣言提到，吗啡和可卡因之类麻醉剂上瘾的现象正在成为加在某些地区的有色人种身上名副其实的诅咒。对这些所谓的情况进行的报道，有些读起来像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小说的作家所作的最狂野的想像。有关用可卡因寻欢作乐和“吸食可卡因派对”，后面跟上大宗谋杀案的故事似乎像是最低级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但就事实而言，许多这类报道一点都不“低级”。疯狂的可卡因使用者在密西西比州一次杀了九个人，北卡诺林纳州死了五个，田纳西州死了三个——这些都是事实，没有任何想像的色彩。既然这些令人憎恶的证据后面有精神病院，警察局，监狱和教养所的记录作证，我们只能坚信服用麻醉剂已经成为南线某些地区的种族威胁。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是的，威廉姆说：南方的麻醉剂上瘾情况比北方要严重五到十五倍。他们服用的是什么？可卡因。可卡因会让你怎么样？产生幻觉和妄想。它还造成使用者对无辜的路人进行危害生命的攻击。但是可卡因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作用：——

可卡因会产生其他几种情况，使得可卡因狂成为特别危险的罪犯。这些情况中的一种，就是暂时对强烈的攻击具有免疫力——即便受了致命的伤也不会倒下。子弹射进了身体的重要部位，会造成正常人当场死亡，却不能阻止“可卡因狂”——无法阻止他的向前冲或是削弱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威廉姆还引用了一位南方执法警官给他讲的一个案子作为例子。这个警官是北卡罗林纳州的阿西维尔的警察局长利尔里，他曾经试图逮捕一个“杀气腾腾到处跑”但“迄今为止没有造成伤害的黑人”。然而，因为可卡因，事情没能按照计划进行。当英勇的利尔里局长通知这个可卡因狂他被逮捕的时候，这个人拔出了刀向他袭击，刺中了他的肩膀。利尔里马上作出反应：

（利尔里）拔出左轮手枪，把枪口放在这个黑人的心口上开了枪——“想要一枪毙命”——但是这一枪连让这个人晃一下都没有。第二枪穿透胳膊击中了胸部，也几乎没起什么作用，没能拦住黑人或是阻止他的进攻。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利尔里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最后不再浪费宝贵的子弹，把手枪装进皮套里，拿起大棒把这个人打死了——显然这是唯一具有他想要的效果的工具。他被自己刚刚杀死的这个“黑人可卡因狂”的超人力量吓坏了，马上跑回家，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能确保自己安全的事情是：给自己找只更大型号的枪。整个南部的执法警官都换了枪支。

这个故事令人恐惧，但是糟糕的还在后面。威廉姆还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让人警觉的事实：

射击的准确性不受可卡因的影响——实际上可能还提高了这种准确性——阿西维尔附近的“可卡因黑人”让五个人当场毙命，每个人只用了一发子弹，我相信，这个记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我怀疑近几年是否有人能跟得上这种射击记录——可卡因使用者的这种致命的准确已经成为南方警界不证自明的公理。

《纽约时代周刊》，1914年二月八日

超人般的黑人，子弹打不死，无法超越的枪法？报刊文章上的“不证自明”这个词？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垃圾？要想知道相信麻醉剂骗局有多容易，只需要回忆一下PCP（即苯环已哌啶，或是称为“天使尘”）的情况就行了。这种非法麻醉剂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七十年代晚期的时候出现了大量有关PCP服用者的故事，说他们在药物作用下疯狂起来，可以完成不可能的壮举，如举起小汽车，肉身穿越砖墙而过，还有——对，——中弹后不死。在这类道听途说的基础上，PC——P一种医治牲畜的麻醉剂，一般会让人躺下来咯咯笑——被美国众议院于1978年归类为“人类所了解的最危险的隐患最大的麻醉剂之一”和“今天的街上最具杀伤力的麻醉剂”。一位国会议员站了起来，宣布PCP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结果是一片混乱。然而第二年匆忙召集的一个人种学研究人员被这种药给弄糊涂了：即便是在模拟试验中要求大量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人相互袭击，也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什么？

即便要求PCP服用者进行攻击，他们打架的能力还是严重地受到这种药的麻醉作用的影响，结果几乎没有一起造成严重伤害的事情发生。一个服用者说：“我下楼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打架了”。

《天使尘》，HW费尔德曼（编），1979

愤世嫉俗的人也许认为这类故事中夸大麻醉剂产生的力量，只不过是警方为自己在麻醉剂执法领域的失败找的借口，不过公平点说，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在半夜三更去逮捕一个手里拿着枪的歇斯底里的瘾君子。是不是很吃惊，这种吓人的故事是这种情形造成的？也许，对超人力量和麻醉剂产生的疯狂的恐惧只不过证明了即便在美国，执法的警官有时也会害怕。我不责怪他们。要是我住在美国，我也会害怕。

其实，瘾君子具有麻醉剂产生的超人力量的故事在麻醉剂神话的年鉴里非常普通。每当一种非法麻醉剂吸引了执法界的注意力的时候，你就可以保证对这种麻醉剂不利的最早的指控之一便是它会“让人实施暴力”。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是否属实，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在戒毒康复或是医学方面有某种可疑的经历的人会站出来声称它会导致攻击性。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美国第一位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的话：

据说那些已经习惯了使用麻醉剂的人用药后会最终产生一种狂暴情绪，在此期间他们会至少是暂时无法对暴力犯罪负责，或是倾向于实施暴力犯罪——一帮男孩把两个小女孩的衣服扯了下来，一个接一个地强暴了尖叫着的小姑娘。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杀死了自己全家五口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人开枪打穿了路上一个陌生人的头；科罗拉多的一个作丈夫的想开枪杀死自己的妻子，结果打死了她的祖母，然后自杀了。这些罪行每一桩发生前，凶手都抽了一两支大麻烟。

《谋杀者》，安斯林格，1961

很可笑，是不是？今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再想想看：1997年英国举行了一次倍受关注的有关大麻合法化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不应该合法化，因为（猜猜看）大麻令人们“好斗”。这些家伙哪儿来的这些信息？很简单，来自他们自己的偏见。如果你是执法界的人的话，这似乎就是个事实：麻醉剂令人们产生暴力情绪。就连大麻也一样。麻醉剂很危险，会导致暴力行为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1999年查尔斯.肯尼迪担任英国自由民主党领袖，要求皇家委员会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下大麻合法化的问题是不是值得讨论的时候，保守党的影子内政大臣安.韦德考姆在新闻媒体上痛斥他“不负责任”。显然，查尔斯对滥用麻醉剂问题发出了“错误的信息”：不但大麻合法化的问题不必考虑——就连讨论一下它的合法化的想法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在全国的警察局长和麻醉剂专家一致要求进行活跃的对话的时候，出于他自己才最清楚的原因，韦德考姆决定永远也不举行这样的对话：如果现实中有“皇帝的新装”情形的话，那么这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完美的例子。这种对待滥用麻醉剂问题的带有偏见甚至是尼安德特人式的态度，确保了反对麻醉剂和打击建立在麻醉剂基础上的犯罪的战斗永远也不会胜利。

实际情况是，执法界的用意是良好的，他们试图把公众从可怕的麻醉剂上瘾的灾难中挽救出来，因此总是一成不变地轻率地对待事实真相。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圣经许诺说存在永远的诅咒和地狱之火，那么为了让普遍没受过多少教育而又很矛盾的公众能充分理解某个信息，有时制造点实实在在的恐怖的景象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像这样把恶意丑化麻醉剂造成的问题是，人们很快就开始认识到警方没有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再告诉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理睬，因为这些可能也不是真实情况。在治安维持会成员的带领下（这些人要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要么故意篡改事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卡因强烈的不良反应还会在美国一直继续到三十年代。前西班牙.美国战役中的战争英雄理查蒙德.皮尔森.哈勃森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看看他于1927年二月在他自己宣布的“麻醉剂教育周”期间在电台上读的广播稿：

我们现在知道，大多数光天化日下的抢掠，胆大包天的拦路抢劫，惨无人道的谋杀和类似的暴力犯罪行为都主要是由使用麻醉剂的人犯下的，这些人构成了我们令人担忧的高犯罪率的主要原因。麻醉剂上瘾比麻风病更具有传染性，也更难以治愈——这个问题决定了人类文明是否能永存，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引自《美国疾病》，大卫.穆斯托，1973

由于对滥用麻醉剂的危险——包括从“更多暴力行为”的危险到可卡因上瘾危险——的夸大，唯一合理的设想就是，警方在不得不处理这些罪犯的情况下，要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直到今天，有关麻醉剂的立法还是倾向于围绕着两个关键的方面来进行：禁止使用非法物质，购买更多更大的枪支。这恰恰正是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待可卡因的办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对服用可卡因的院外活动集团不但打种族牌，还非常聪明地煽动另一必定会引起反应的领域：性。几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异常性行为是服用可卡因的结果——不管怎么说，那些广告商不就是大肆宣传这东西是春药的吗？哈弥尔顿.莱特博士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犯罪和可卡因的文章，文章警告读者说目前的可卡因消费量是合法的医药用途用量的十倍——我们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这种药——也许比其他任何麻醉剂都更加频繁地——被那些贩卖白人奴隶的人用来令年轻姑娘堕落，而且一旦养成了服用这种麻醉剂的习惯，这些女孩在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沦落到妓女的行列里去。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从性和可卡因只需要轻轻一跃就达到最具爆炸性的组合：性，可卡因和黑人。莱特（他因为“发现”脚气是一种细菌感染而出名；后来证明得脚气不过一种维生素缺乏症）于1910年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说“可卡因直接刺激南部和美国其他地区黑人犯强奸罪”。

这个恐怖故事还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

大多数南方白人女子遭受的袭击都是黑人狂热迷恋可卡因造成的直接后果。

——文学摘要，1914年，引自《可卡因》，阿西雷，1975

黑人男子与白种女人发生关系？这足以使每一个敬畏上帝的美国人冲出去把自己的手枪换成大口径的。所有这些垃圾都是从哪儿来的？真的发生过嗜可卡因如命的黑人对白种女人进行性攻击的事件吗？

耶鲁大学的大卫.穆斯托博士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麻醉剂立法史的权威，他的回答是，没有这样的事。事实上，华生上校声称的南部的精神病院和监狱都“住满”了瘾君子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穆斯托博士引用的是乔治亚州的刑事机构所做的调查资料，该资料揭示的真实情况是，在2，100个被关押的黑人中，总共有——注意看——两个人是可卡因瘾君子。与威廉姆和莱特的报告相反的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卡因犯罪高潮。其实可卡因和麻醉剂上瘾只不过是一种可以很方便地解释南方的高犯罪率的方法而已，为南方的执法部门的失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穆斯托还指出，可卡因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期碰巧同南方的国内动荡不安的时期——还伴随着大量的种族主义犯罪和私刑——相吻合。可卡因是个很方便的替罪羊。此外，正如2000年夏天我们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见面时他向我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反对服用可卡因的争论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

在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政府没有权力针对宪法里没有专门列出的任何事情通过相关的联邦立法。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权力。“因而联邦政府权力一直很小，它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干预南方的作法，例如，取消黑人的选举权的作法”，穆斯托说。“在南方，人们强烈反对制定联邦法律来控制地方医疗服务行业。因为一旦制定此类法令并为宪法所许可，那就为选举人权力立法开辟了道路。”

政府里的鹰派对这种情形一点也不满意。因此，符合他们利益的作法便是，制造出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境来，好吓得南方人要求他们插手进来。一旦南方要求北方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一只脚就踏进了门里——从此以后，联邦政府就可以一帆风顺地插手南方事务了。“政府的一个方法，”穆斯托总结说，“就是让南方人对供应南方黑人可卡因的北方制药公司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黑人会对南方的白人实施暴力行为。如果让他们足够担心的话，他们就会支持通过控制可卡因销售的联邦立法。

把滥用毒品同少数民族联系起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鲜事。鸦片已经同东方人紧密联系了起来，当开始有谣言四处蔓延，说中国男人拿大麻来诱奸白种女人的时候，东方人就尤其遭受了斥责。大麻同样被视为洪水猛兽，并遭到禁止，因为有报道说墨西哥人服用大麻。这些大汗淋漓的拉丁美洲人不光吸毒，而且还——猜猜看——他们也同白种女人搞在了一起。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玷污纯洁的白种女人的概念总能煽动人们义愤填膺，然而难以理解的是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移民。反对服用麻醉剂的战士们使出浑身解数，把滥用可卡因同黑人和白种女人联系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少数民族同白种女人交往的景象打中了美国社会的心脏——这个国家的血脉。

这种策略的效果是不容否认的：二战前被用来激起中欧人对犹太人的憎恨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肮脏的外国人诱奸本土女人，污染了未来数代的血统。反犹太主义在美国的可卡因立法方面也起到了作用。《纽约时代周刊》1908年刊登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质问所有这些可卡因是从哪儿来的。是哪个不负责任的人把像这样的麻醉剂卖给了黑人？还有，到底是谁在购买销售两面交易发大财不讲一点道德的？你知道的：“无需怀疑，南方的每一个犹太小贩都随身带着这东西”。也许很幸运的是，还没等麻醉剂立法者的这种扭曲的倾向性进一步有所发展，一个人人都原因憎恨的天敌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可卡因上瘾的问题被归罪于“德国”的可卡因走私者。这些德国杂种没有什么下贱的事干不出来的。

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瞎话恰恰折射出上个世纪末的种族主义瞎话。当可卡因最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再次出现的时候，只有少数的精英人士使用（因为它的售价太高）。然而价格一降下来，它也失去了惟我独尊的形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它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国家问题，那些一开始使用它的人——那些富人，有魅力的人——马上就不用它了。相应之下，可卡因的地位降得越来越低，直落到社会底层，最后生产出了一种廉价又方便的人人都买得起的可卡因。这就是提纯可卡因。

今天，人们把犯罪高潮，各种各样的性犯罪和美国内部城市的瓦解都归咎于提纯可卡因。然而提纯可卡因问题的根子是阶级问题。阶级问题的根子是种族问题。实际情况是，如果富有的，微笑着的，长着一口完美的牙齿和漂亮的头发，有着好工作的白人吸食可卡因，就不代表它对社会带来多大危害。但是提纯可卡因——不幸的，穷困的，失业的黑人吸食的东西——就代表对社会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因此，一百年前北美地方偏见的高涨被人利用，当作推动力来驱使可卡因立法的马车开动起来。某种程度上，同样的偏见在今天还可以看得到，那就是把麻醉剂同疾病，麻醉剂同犯罪，麻醉剂同性，麻醉剂同暴力，最终把麻醉剂同黑人联系起来。正如我在为写这本书而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再发现的那样，麻醉剂在今天正如一百年前那样同样是种族问题。不相信？那你就到布里克斯顿走一走，碰到开着宝马车的黑人，你就问问离你最近的过路的白人，问他怎么看待那个人怎么赚到这么多的钱买得起宝马车。如果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直接说“他贩毒”，至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麻醉剂很危险，还具有破坏性；少数民族被视为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这二者之间一定有联系。还有犯罪？过去75年来美国所有的犯罪行为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都归咎于麻醉剂，因为麻醉剂是一个没有能力责备自己的社会最方便的替罪羊。即便该解释这些麻醉剂为什么会存在的时候，该责备的仍然不是美国消费者，而是该责备种植这东西的外国供应商。在美国没有坏人——只有受害人。

可卡因偷走美国女人的贞操还不够，显然还在掠夺美国儿童的天真。《汉普敦杂志》报道说有才刚刚八岁的孩子服用可卡因。1907年一月的《纽约时代周刊》的一篇“警方追捕男孩可卡因吸食者”报道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由于不知道在城那边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纯可卡因，于是服用一种高效鼻烟药对可卡因上了瘾。他每次买上一盎司，带到学校卖给朋友来维持自己的药瘾。他上瘾上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妈妈说，他放学回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她只好打得他“满地打滚”好让他清醒起来。

与此同时，哈威.伟利本人也披露了一些非常卑鄙的，只有“犹太小贩”才能想得出来的事情来：可爱的小贩在学校操场外面把可卡因卖给孩子，为了让他们尽快上瘾，就免费让他们品尝头几剂可卡因。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对事件的注解——是真是假还值得怀疑——这向公众证明了麻醉剂和服用麻醉剂的人的彻头彻尾的无法形容的邪恶。这里，可卡因再一次击中了美国的血脉——这个国家自己的未来。击中了美国人的心脏。同样，这个印象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伟利本人在“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之后的可卡因辩论中大大落后了。他坚信美国所有的产品中都不应该含有咖啡因，并以极大的热忱来追求这一理念——尤其是这还涉及到他最不喜欢的公司：可口可乐。其实，在1902年的那次令人难堪的法庭案件中就有证人作证，说儿童对这种饮料上瘾，成年人喝得太多后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此后可口可乐公司就自动把除去了他们饮料里所有的可卡因，不过还是把古柯作为它神奇的“7X”成分的一部分来给产品调味。古柯运到新泽西（后面还要讲到它）的梅伍德那儿的夏佛生物碱工厂，除去里面的可卡因成分，留下浆状的古柯叶子来调味。伟利对这还不满足：他想要彻底禁止这种饮料。他对这家公司发动了一场长期战争，最终设法让美国陆军在1907年禁止了可口可乐，理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可卡因，而且含的酒精量同啤酒一样多。军方后来认识到他在撒谎，便推翻了这项禁令，但是伟利还是不愿放弃。1909年他没收了四十大桶和二十小桶的可口可乐糖浆，还试图以产品里含有毒素（咖啡因）和虚假表现产品特点（里面不含可卡因）的罪名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这个案子于1911年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开庭审理，一连串的政府方面的证人竭尽全力劝说法官相信可口可乐对社会是个危险。

伟利笼络的那些科学家出示了证据，包括前面提到的可口可乐令男孩子手淫的报道，另外一个不是别人，正是亨利.赫德.鲁兹比本人的叙述（自从他尝试了美国南方市场后意见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证明说自己知道可口可乐糖浆有毒，因为他给一只兔子的肺里灌满了这种糖浆，兔子神秘地倒地死去了。除了双方都花了一大笔钱之外，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伟利已经是大失人心，因为他认为，和咖啡因一样，糖精也应该被禁止。他为了这件事接近罗斯福总统，有一段时间一直给总统讲禁止这种有毒的化学物质的必要性，闹得总统乐不可支。他不知道的是，罗斯福本人是个大糖精迷，每天都要在咖啡里加上点——“任何说糖精有害健康的人都是傻瓜”，他说。哎哟。伟利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1912年他被解雇。不出所料，他继续作战。他的可口可乐的案子在经历了九年的法律之战后最后在1917年告终。尽管实际上什么都证明不了，可口可乐还是同意减少饮料里的咖啡因。

尽管伟利有关食物和药物上瘾物质的悲哀的呼吁方向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对可卡因上瘾问题采取措施。紧随其后的完全禁止麻醉剂的行动标志着一场运动的开始，而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人们通过了1919年的“沃尔斯特法案”——这就是禁酒令时代的黎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还导致了犯罪集团的产生，这种集团先是非法贩卖酒精饮品后来贩卖麻醉剂来绕过禁酒令。此类犯罪集团在麻醉剂和酒精饮料方面有走运的时候，也有不走运的时候，但他们最终要为多年后可卡因的再度出现负责。

与此同时，大西洋对面的英国对可卡因却几乎不关心。到1900年的时候，可卡因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无害的药物，常常同女人联系起来。事实上，出于某种原因，可卡因总是拥有很多的女性追随者，它现在的各种街头名字也许正是因此而产生：夫人，白夫人，白衣女人，姑娘等等。一百年前，它的追随者主要是女演员和妓女，她们服用可卡因是为了支撑他们完成晚间的表演（这简直是今天情况的很有意思的排演，因为现在妓女最常见的形象就是为了维持毒瘾而走向街头的人）。可卡因在上层社会还同“有艺术气质的”人——那些被认为非常虚弱而且情绪化的人——联系了起来。1901年《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还大大强化了可卡因的这种柔弱形象，文章称可卡因“在伦敦牢牢地站稳了脚，不是在一般人当中，而是在最聪明的人中”。这篇文章还保证说吸食可卡因一直是“一种贵族化的罪恶”。

我们可以在此假设，同美国的情况一样，可卡因首先袭击的是医生和牙医这个社会层次，因为他们对它早有耳闻，很容易就能得到它，更重要的是，他们买得起。最先付出代价的也是医生：《药剂师》杂志1901年的一篇文章显然知道自己在谈些什么：它指出“过去二十年来创造出的所有的恐怖事物中，吸食可卡因也许是最糟糕的一个”。然而在他们这一层次之外，可卡因是游戏：在这一阶段，尽管已经有人指出可卡因显然是个罪恶而不仅仅是社会习惯，还是根本没有人关注它。

英国对立法反对致人上瘾的药物的事情不太热心的原因之一是它从对中国出售鸦片的交易中赚了数量巨大的钱。印度帝国的全部金融产量的百分之二十是从麻醉剂贸易而来——这项收入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英国人为了保护这项利益不惜与1856年对中国开战。

因此，当美国人建议禁止鸦片贸易时，英国人并不热心。1909年美国在上海组织了第一届全球禁止服用麻醉剂大会，试图劝说其他国家禁止远东鸦片贸易。英国没有提到要停止自己的麻醉剂贸易，但也不想看起来太恶劣。因此，在经历大量的辩论之后，他们同意出席会议，但是他们在会上围着美国代表绕圈子，确保各国不会对任何重要事情达成一致。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回家了，晕头转向的美国人以为他们已经得到其他十三个出席国的认可，同意削减并最终停止“与不文明民族”的鸦片贸易。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办成。美国小分队说，各国一致通过了九项决议。事实上一项也没有通过。不过，就连英国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迟早必须面对鸦片贸易的问题。但是该怎样拖延这一决定？美国人已经决定还要再开一次会，这次是在海牙。英国人坐了下来，开始泡制新的拖延策略。

海牙会议在1911年举行，尽管英国人设法避免对有关减少鸦片贸易作出任何严格的承诺，美国人还是逼得他们同意，减少鸦片贸易也许是必要的。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英国强烈反悔前面的协议。一开始他们宣布说这次会议应该眼光放远点，不光要讨论鸦片问题，还要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直到今天也没有谁敢肯定他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们对全球毒品交易很实事求是吧。但是也有人指出，他们了解德国（美国毒品谈判中的盟友）当时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所以知道这种作法一定会制造出麻烦来。果真如此。为了把可卡因问题包括进来，德国必须向大会提交其可卡因生产的所有细节。但是德国人不想把自己在全球毒品贸易中的商业利益暴露给竞争对手。再一次，一切都要往后延期。一位英国外交官后来回忆说，海牙会议是“为隐藏完全的失败——挽回面子”。

然而，美国人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阻拦得了的，他们又组织了一次会议。这第三次会议上——还是在海牙——各国最终同意所有与会国家都尽量减少危险麻醉品贸易，目的是最终完全停止这方面的交易。所有危险麻醉剂从此都应该受到限制，只能用作纯粹的医学用途。这下美国人高兴极了。剩下的工作，就是要让那些没有参加会议的国家认可这项协议。这能有多困难？

这次会议于1914年六月二十五日正式结束。三天后，斐迪南大公被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蓦地一下子，人人关心的都是相互残杀而不是相互拯救，国际禁毒努力搁浅了。

对英国而言，这场战争才真正将可卡因放到了重要位置上来。伦敦是从前线上下来的士兵度过长长的周末假期的第一地点，但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对旅游景点不感兴趣。他们想喝酒。令人毫不吃惊的是，伦敦西区的私人俱乐部和酒吧活跃了起来：注入这里的是金钱，故事，显然还有无限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钱留到以后再花。

当局意识到伦敦西区中心所发生的情况后，对勇敢的英国小伙子的健康非常担心，认为他们是在堕落。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治疗我们的战争英雄。此外，当他们开往前线的时候，他们也许会遭受宿醉的痛苦，无法正常作战。非法俱乐部遭到警方突袭并被关闭，妓女被包围逮捕。一项完全禁酒的禁令也被提了出来。当时差一点实施了全面禁令，不过还是规定酒吧和餐馆夜晚九点半必须关门，下午也不许营业，以阻止有人酗酒——这个习惯在整个英国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王宣布说他和皇室成员在战争期间完全禁酒。

从前线上下来的士兵可是决不会效仿他的。他们要喝酒，喝很多的酒。他们夜晚九点半以后也不想回去。所以他们就这么办——就到那些警方想关闭的廉价的地下场所去。酒还是很贵，那儿还有可卡因：他们既然已经违反法律夜晚在外面逗留，那么来上一小点能让你熬上一夜还感觉很不错的粉末又有什么害处呢？饮酒俱乐部的秘密的性质特别适合进行毒品交易：秘密，淫荡，无法无天，还有钱。《晚间新闻》报在1916年对这一新潮流做了报道：

我上一周提到，吸食鸦片的狂热正在渐渐增长，现在我看到其他人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来。伦敦西区的波西米亚人一直听到一些有关现在发生的事情的黑暗的故事。但是更流行的是人们开始使用兴奋剂可卡因。它使用起来如此的容易——只需吸入鼻孔即可——前一天清洁工人在某个场所发现的女盥洗室里发现了满满两大桶扔掉的圆形的小纸盒——被遗弃的装可卡因的盒子。

夸科斯，《晚间新闻》，1916年一月三日

英国在1916年经历了它第一次真正的毒品恐慌。“有迹象表明，可卡因上瘾正在伦敦蔓延开来”，《晚间新闻》这样警告道。必须采取某种措施。要是我们的小伙子醉醺醺地从法国回来怎么办？刷地一下子，所有人都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新闻界有关可卡因的轰动新闻更是煽风点火。《每日年鉴》报道说，可卡因情况在过去六个月里已经恶化到“真正疯狂”的地步，《晚间新闻》认为，服用可卡因的作法正在“像野火一样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直到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仅次于酗酒的最常见的服用麻醉剂的形式”。其他媒体的报道甚至更加耸人听闻：

伦敦处在可卡因狂热的魔爪之中

“吸雪者”的秘密可卡因聚会

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内，伦敦沦落为这种麻醉剂瘾的受害者——今天的伦敦有着大量的在针头上跳舞的人（吗啡狂），兴奋剂狂，可卡因狂和其他对乙醚，海洛文[原文如此]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药物上瘾的人。不过，可卡因是最受欢迎的——

《裁判员》，1916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们前线的小伙子面临很大的威胁：必须保护他们免受这种可怕药物的伤害。《泰晤士报》把可卡因称为是“比子弹还致命”的威胁（也许许多从前线回来的人宁可到可卡因那儿碰运气，也不愿找子弹：他们在可卡因这里的运气要好得多啊）。有报道说前线的战士在冲锋陷阵前会服用可卡因来镇定神经。法国方面报道说可卡因是早期飞行员特殊的心爱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