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卡因给服用它的一些空中斗士注入了冷静而清醒的兴奋感——兴奋剂中只有可卡因才能产生的这样的感觉——同时，它对他们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毫发无损。有人也许会说，可卡因令他们更加坚强，因为它摧毁了自己面临危险的想法。
引自伍兹，《危险的毒品》，1931年
许多飞行员在战斗中都服食可卡因，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其他军队肯定在服用它。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的士兵就特别偏爱这种麻醉剂：给这些晕头转向的士兵看病的是不合格的实习医生，他们干脆给士兵分发可卡因和吗啡。呆在格利勃利的仅有的几个合格的澳大利亚药剂师后来讲述了他们是如何接到命令，在一场极其严峻的进攻前把军队的可卡因供给发给士兵。据了解，英国人也在战场上使用可卡因：1915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条广告，药剂师塞沃依和摩尔（“国王的药剂师”）通过邮购方式出售医药用品，除了其他药物外，还包括海洛因和可卡因。“给前线朋友的一件有用的礼物”，广告这样汪汪地叫道。但是可卡因对军队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泰晤士报》对此毫无疑问：
可卡因瘾：麻醉剂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对遭受神经紧张，承担艰苦工作的士兵来说，可卡因一旦用上了，就必定会变成可怕的诱惑。它会暂时消除他的不适，疲惫和焦虑情绪；会带给他虚假的体力和精力。但是它也会最终让他变成一个毫无价值的士兵，和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泰晤士报》，1916年二月十二日
对军队首领而言，可卡因对军队效率带来的威胁太大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1908年的一项法案已经覆盖了可卡因问题，将之列入“毒药”一类，这样一来可卡因就受到了某些规定的制约。军方决定严厉地强制执行这些规定。1916年初，许多药剂师因为没有合适的原由便出售可卡因而受到起诉。塞沃依和摩尔（因为他们邮购的可卡因）和一家几乎不为人知的设在伦敦名叫哈罗德的百货公司都因为不遵守正确的规定出售可卡因而遭到起诉。但是，这也很难阻止这股潮流：俱乐部里服用的可卡因大部分来自于黑市，当时可卡因甚至不属于非法药物。
报道普遍是这样说的：英国军队里的可卡因瘾真正的根源在加拿大军队身上。尽管英国战前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只有在加拿大人——他们自己也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这个习惯——给英国人演示了服用可卡因有多快乐之后，英国人才上了瘾。弗朗西丝.切斯特是个早期的瘾君子，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他1915年同军营一起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整个伦敦中部很容易就可以买到可卡因——在沙夫蒂斯贝勒大道，藏在“伦敦风光”的明信片之间卖，五先令一包。问到的时候，小贩会告诉他“白雪”总是比吗啡卖得快。她称可卡因为“白雪”本身就显然说明她是从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那儿学来的——这个词在这些人中已经用得相当普遍。同样，另一个早期的瘾君子塞西尔.德.莱诺写道，可卡因在1915年的时候整个伦敦西区到处都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他说，“从莱姆豪斯区到汉默史密斯区”一次卖给他一克可卡因——什么也不问——的药剂师，他至少认识有一打。
媒体把可卡因和鸦片描绘成狡猾的德国佬腐化英国战士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在1916年五月，对任何被抓住为军队人员提供麻醉剂的人，军方将对之实行一项特殊的威慑令：入狱六个月。但是，要保护英国军队的安全，光这是不够的，因此，在1916年七月二十八日通过了《领域防务法案》（DORA）的第40B项，禁止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军方人员销售含含量超过百分之零点一的以可卡因和鸦片为基础的产品。这项规定最终变成1920年的危险药物法案——这标志着英国禁毒立法的开始。
在DORA法案通过三个月后，一个委员会聚集在内务部调查可卡因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可卡因的问题和未登记的牙医的问题（伦敦有大约七千名无照经营的牙医；限制向他们销售可卡因会有效地让他们倒闭），但可卡因上瘾的问题似乎更加吸引人。包括首相斯坦雷.鲍尔文在内的委员会长时间地讨论了人们服用可卡因的原因，它作为春药可能产生的效果，和“放荡的女人”利用它来麻醉英国军人并抢夺他们的财物的可能性。尽管这里面存在大量的夸张（“以前服用可卡因的人为了得到可卡因连谋杀都干得出来”，英国加拿大军士报告说），大家还是普遍认为，可卡因的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DORA是一项非常有效立法。
美国人自己最近已经制订了一项类似的立法。他们在可卡因上瘾方面已经比英国早了十年——哈瑞.安斯林格即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麻醉剂专员，据他估计，美国有200，000人染上了可卡因瘾。《加拿大制药杂志》估计的数字还要高——有六百万人。因此，美国1914年通过了哈里森法案，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禁毒立法，规定所有威胁麻醉品必须只能由合格的人员管理，这些人必须对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没有正确文件的情况下企图销售麻醉剂的，要受到长达五年监禁的或是2，000美元的罚款的惩罚。对销售可卡因所作的判决最终提高的1922年的5，000美金罚款或是十年监禁——比销售海洛因的量刑要高。
一战结束的时候，人们真正开始试图削减全球可卡因的消费量。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当时世界最大一个的可卡因生产国德国被命令必须服从海牙公约的协定。可是这对约束英国的可卡因使用情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人们刚刚从战争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能找到的可卡因的地方是伦敦：在西区，聚会永远开个不停，这里是毒品文化形成立足之地的理想场所。年轻又聪明的人群更是巴之不得在肮脏，常常还是非法的私人饮酒俱乐部逗留，他们在那儿肯定会接触到伦敦的黑社会。这是进行毒品实验最成熟的环境。尽管现在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是违法的，饮酒俱乐部里的厉害人物还是一定能接触到可以搞到些可卡因的人——如果价格出得合适的话。对许许多多有钱的年轻男子和女人而言，情况往往都是这样。也许是因为它人为造成的高价，可卡因多数情况下还是由专业人士服用。《每日邮报》是这样说的：
可卡因聚会早就已经成为伦敦西区的专业阶层的某部分人所追求的生活特色。它在战前就已经存在，尽管有法律限制，现在还是非常活跃——在伦敦的一些房子和公寓里，男人和女人，高级律师，政客，女演员，音乐厅里的艺术家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吸食几剂可卡因，享受一夜狂欢。
《每日邮报》，1918年十二月十四日
可卡因仍然保持着它作为女人的麻醉剂的形象。在一系列涉及几个著名女演员服药过量的耸人听闻的案子发生后，它上了报纸的头条。这些案子中最出名的，就是伦敦家喻户晓的舞女比莉.嘉尔顿在1918年十一月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可卡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给她提供可卡因的一个叫雷吉.德.沃勒的纨绔子弟因杀人罪受到审判。这个案子在十二月大部分时候和来年一月让读者大为着迷。
女人作为可卡因魔爪的主要受害者的形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最后还同美国人的一切归咎于“外国”的毒品贩子的观念结合了起来。据揭露，这些外国人的动机还是与性有关。既然英国没有什么黑人，那罪魁祸首肯定要么是德国人（他们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刚刚才同他们打了一场漫长而可怕的战争），要么是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国移民吸毒——难道一天到晚躲在肮脏的小房子里抽鸦片的不是中国人吗？谣言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中国人开洗衣店和餐馆，引诱年轻的英国姑娘吸毒，以便利用她们来实施他们不正常的东方式的性行为。这些姑娘一旦对可卡因上了瘾，就无法拒绝任何事情。当这些邪恶的中国人招募到足够的人后，就把她们拐到海上去，显然是拐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被上帝抛弃的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似乎很合适），在那儿被卖作了奴隶。各个报纸愤怒了：
这是什么样的邪恶的魔力，竟然让这么多的姑娘和女人落入了中国人的掌握之中——？正是利用里面放了毒品的烟斗的引诱，许许多多的姑娘才被引诱进入了中国城黑暗的屋子里，变成了那些带来了他们东方罪恶的天外来客的玩物，有时候连他们的妻子都不是。
《裁判员》，1916年八月六日
人们一窝蜂地给毒品问题找替罪羊，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人都花在了向中国人兜售“东方罪恶”的事实则被很方便地忘掉了。中国人贩毒贩卖白人作奴隶的形象刺激产生了无数二流小说和电影，最出名的就是萨克斯·儒默的系列小说《魔鬼博士傅满州》。儒默最后写出了一本有关滥用可卡因的小说《麻醉剂》，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狡猾的阴谋。1922年的一部电影《可卡因》就用一幅中国女人的图片来作广告，尽管里面一个中国演员也没有。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下一个轰动一时的可卡因案子里——1922年舞女芙瑞达.埃普顿吸毒致死——就准保会有人发现，问题的根子出在中国人那里。这个倒霉蛋在瑞锦大街上开了一家餐馆，新闻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名人张”（“一个难以捉摸的，狡猾的中国人——是非法毒品交易后面隐藏的最具破坏性的人物，东方罪恶的头头”）。在法庭上，名人张否认了一切指控，但是没有用：他是中国人，他有钱，他有个听起来很邪恶的名字。他的餐馆和其他每一个中国人在英国经营的生意一样，是进行肮脏的贩卖毒品和白人奴隶生意的幌子。张被判入狱十四个月，然后被驱逐出境。
也许当时最重要的毒贩子最后在1923年被抓捕归案受审。这一次依然是个外国人。埃德加.曼宁是来自牙买加的一个“穿得很漂亮的黑人”，1919年发现他显然是在通过首都转移大量可卡因和吗啡，于是受到伦敦CID（英国中央情报部）的注意。据当时的报纸认为，最终杀死比莉.卡利顿的毒品就来自于曼宁。尽管他的同伙，意大利人卡罗.伊瓦尔多立即遭到逮捕，搜出了十三包可卡因（“足以‘毒倒’半个伦敦”，《世界新闻》说），曼宁还是“给警方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他一次还给警察局长写信，指责英国中央情报部骚扰他。“事实上，”曼宁写道，“我本性是个正拜[原文如此]的黑人，这使得我所遭受的迫害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现在简直令我的神经都要完全崩溃了”。这封信没起到多大作用，《世界消息》在1923年兴高采烈地宣布他被捕了：
邪恶的黑鬼抓住了
伦敦毒品交易头子，臭名昭著的西印第安人，熟悉各种高级地方和低级去处的家伙最后被刑事拘留。他这个星期在老贝利刑事法院被判刑三年——他的伏法为伦敦西区的夜生活除掉了苏格兰场有史以来所记录的最危险最声名狼藉的人之一。这个黑人是个财迷，他靠牺牲白种女人和白人姑娘的灵魂来赚钱。
《世界新闻》，1923年七月二十二日
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展开了一系列大胆的诱捕行动，在索霍区，便衣警察接近看起来有可能贩毒的人，试图向他们购买可卡因。他们发现这些可卡因大多数来自于私下里接受贿赂的合法的药剂师。然而，随着被捕的药剂师日益增多，可卡因供应开始减少，有胆量的走私分子开始利用新方法把可卡因带到英国来。塞西尔.德.莱诺本人就亲眼目睹了一次可卡因走私活动：小船在隐蔽的埃塞克斯河口把药卸下，装进小汽车里，然后直接运送到伦敦。他说，麻醉剂来自荷兰，巧妙地伪装成雪茄货物运输。如果运麻醉剂的是条大船，药便封入防水容器里，在船开进码头前扔到船外，夜晚的时候再用小渔船打捞上来。还有更复杂，那就是把带有防水包装的货系在一大块海盐上，货就会下沉，盐完全溶解后才会再次浮上来，这时海关和警方早就走了。
尽管英国警方一开始的时候打击可卡因很有效，清除了大街上的可卡因，但是这样一来，可卡因的价格就会提高，从而使得毒品走私更具诱惑力。有人问1922年逮捕的一个德国毒贩子为什么要走私毒品，他指出他在德国买的三十英镑的可卡因到了伦敦价值就超过三千英镑。随着警方的警惕性越来越高，毒贩子也设计出了新方法来绕过海关。1922年《晚间新闻》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可卡因走私者的惊人伎俩”的文章报道说，在最近的抓捕活动中发现，可卡因藏在鲜花，蔬菜，德国泡菜，墨水瓶，甚至是猎犬标本里（要不是涉案的女人在快要通过海关前打开了标本取出一些可卡因来给自己增强体力，她本来是可以逃之夭夭的）。与此同时，养鸟的人也在利用信鸽从欧洲中部地区走私可卡因：把可卡因系在鸽子腿上，然后放它们回英国。《晚间新闻》报道了一起把可卡因藏在木头的纪念碑模型里面的走私案子——这个计谋毫无品味，“只有德国人的脑瓜子”才能想得出来。
英国人愤怒了。国会里有人在大声呼吁：一位议会成员认为，贩卖可卡因的人应该遭受鞭笞，因为“这些外国人除了这什么都不怕”。法庭对他们也同样毫不同情：一个塞浦路斯人同一年走私了“6，000剂”的可卡因到英国，他犯了个大错误，竟然试图把药卖给一个药剂师——英国仅有的几个自己可以买到可卡因的人之一。“愚蠢”似乎不是个能减轻犯罪情节的合适的理由：“我真希望我们能枪毙你，你这个流氓，”地方法官咆哮着说，接着判了他尽可能长的入狱时间。
就在英国围捕伦敦的中国移民的时候，可卡因灾难横扫欧洲。塞西尔.德.莱诺1922年来到巴黎，他发现那里的“可卡因比我所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使用得都广泛”。十年前的医学杂志报道说，巴黎超过百分之五十妓女都使用可卡因。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是蒙特马特区以及巴黎周围的夜生活区：豪尔区，拉丁区和香榭丽舍上的几个非常时尚的场所。从巴黎警方1920年的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在巴黎没收了70公斤的纯可卡因，但是直到1924年，全国禁毒小分队只有八个人。
西班牙也遭受了打击，警方报告说，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出现了专门的“可卡因瘾俱乐部”。比利时也同样，当地的医生报告说可卡因服用者清楚地分为四类人：知识分子，身体有病的人，精神不稳定的人，和那些从事卖淫行业的人。在意大利，情况还要严重，一家主要精神病院的主管在1920年提醒人们提高警惕，因为由于可卡因造成的偏执妄想症，导致了入院人数大幅增长。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时的意大利人认为，一天用上五克可卡因才算时髦。
德国人也有了麻烦。因为无法保证一直可以获得充足的古柯供应，整个一战期间德国都在囤积可卡因。现在的德国筋疲力尽，负债累累，还要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偿金。德国国内的黑市火爆；金融上的萧条和精神上的压抑使得人们必然会寻找某种能让他们轻松点的东西来调剂一下。囤积的可卡因开始神秘地消失——结果只是出现在大街上。从一条记录上可以看出，直到1920年非法的可卡因还可以在药店买到，不需要任何处方，量大到一次卖出一公斤。毒贩子买上大量的可卡因，掺入大量的杂质，然后按照其实际零售价值的七倍或是八倍的价格在大街上出售。精神病诊所一直在加班加点，因为有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德国青年由于可卡因引起的偏执妄想症而入院治疗，究竟有多少人，至今无人知道。一家德国机构从1916年到1921年因可卡因中毒而接纳的入院人数猛增了近百分之一千。就连瑞士也出现了问题。自从1916年军队开始撤退回国，后面就很快跟上了依附者——巴黎的妓女，她们还把吸毒的习惯带到了瑞士。瑞士精神病学家汉斯.梅尔在他1926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可卡因上瘾》中研究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瑞士可卡因上瘾的程度，描写了一百多个严重的上瘾病例（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夜晚竟然服用了十九克的可卡因！）他注意到，今天的可卡因瘾君子所遭受的所有常见的症状，包括鼻炎，鼻孔之间的隔膜穿孔（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904年；“用鼻子吸”可卡因的方法可能在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于穷人当中，因为穷人买不起上层社会极其迷恋的注射器），以及心脏不适。他饶有兴趣地发现，正如多年以前的印第安人早就说过的，以及曼泰加扎在1859年提到的那样，可卡因的的确确对提高肌肉的能力和耐力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
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个体能够具有相当的平衡和杂技本领，而这种本领需要他们的肌肉具有正常状态下他们无法达到的紧张度和灵巧性。我的一个病人完全处于幻觉中时候，能够像只猫那样灵巧地爬上一栋多层楼房的前墙。
《可卡因上瘾》汉斯.梅尔，1926
梅尔对一种特殊的可卡因副作用特别感兴趣：幻觉。弗洛伊德的朋友，阿恩斯坦.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第一个体验到奇怪的幻觉的人——他感觉到有蛇或是昆虫在他的皮肤下面爬。产生幻觉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人们很快清楚这是可卡因中毒常见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给它起名字叫马葛南综合症——这是以曾经在1889年研究过这种病的一个法国医生的名字命名的——不过人们更熟悉的是它在街头巷尾的名字：“可卡因虫”。一个德国医生路易斯.莱文报道了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妄想之中会怎样试图消除这些触觉上的幻觉：
外围神经的不正常感觉会导致病人相信自己的皮肤下面有动物。这样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病人为了清除身体里的异物，会造成自我伤害，而且在虚假的主观印象影响之下，还会伤害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一个女人为了杀死“可卡因虫”，用针刺伤了自己。一个男人忍受着胳膊和双脚产生阵痛和疼痛感，以为自己正在遭受电刑。他认为自己可以看见连在自己身体上的电线。
《梦想国》，莱文，1924
马葛南本人也报道了许多自我伤害的病例，其中包括一个商人，他遭受着：
视觉幻觉（病人身边所有的物体似乎都在动），听觉幻觉（他每天夜晚都会听到可怕的敲门声），和触觉幻觉（他感觉自己的舌头上爬满了黑色的虫子）——他会看见跳到的黑影，感觉一群蜜蜂围着他，还有一只海龟给他打手势。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物体，包括马和狗在内，看起来都比实际生活中的小。他声称自己不得不呼吸一种闻起来很污秽的气体。不时有人拍他的肩膀，陌生的躯体还会爬上他的皮肤——他把针，钥匙和刀子插入自己的肛门，为的是——像他说的那样——呼吸一下，因为他的身体里充满了气体。
——马葛南，1889，引自《可卡因上瘾》梅尔，1926
在上瘾程度不那么严重的人身上，可卡因产生的妄想没有那么严重：梅尔发现他的比较有技术头脑的病人吸了毒精神恍惚之际，一般会把时间花在发明不同寻常的机械机器和小机械上。他的一个病人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机器，可以在战场上把他的敌人一扫而光。其他许多病人一次又一次解决了永恒运动的问题，等到药劲儿过去了，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在纸上涂下大堆的胡言乱语罢了。“一战期间”，梅尔指出，“法国战争部收到了可卡因瘾君子们幻觉之中研究出的大量方案。”
可卡因甚至还对苏联造成了伤害。一战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个可卡因消费大国——一位俄国科学家瓦西里.冯.安瑞普是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剂的未被承认的发现者，另一位科学家瑟格.科洛米尼因为用药过量造成了第一起可卡因死亡事件。但是可卡因并不仅仅只作专业用途。一份佚名手稿“可卡因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出现在一份巴黎流亡者的杂志《数字》上，它证实了莫斯科中层阶级曾经大量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后来有人宣称这份手稿不是真的）。与此同时，莫斯科刑事机构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这些机构里充斥着染上毒瘾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妓女。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革命期间的营养不良，或是物资奇缺，导致可卡因的“裁切”率越来越高），这些人鼻粘膜穿孔的比率比西方要高得多。据报道，这种情况在俄国军队中尤其常见。但是没过多久，苏联社会的毒品上瘾水平迅速下降。可卡因在苏联消失的原因很简单：暴力手腕，政治阴谋和镇压一起发生作用，保护新生的苏联免受可卡因之灾。正如西方二十年后发现的那样，毒品上瘾——同失业，无政府状态和宗教冷漠一样——只有通过天翻地覆的社会剧变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治疗。自从现代意义上的非法毒品中毒到来之后，滥用非法毒品真正的达到最低潮是在二战期间。在那之前，服用可卡因是整个欧洲以及远至澳大利亚和埃及都十分熟悉的消遣方式。然而如此巨大的可卡因世界市场需要与与之相应的巨大的可卡因供应。这些可卡因来自何处呢？
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德国，至少一开始是。俄国的可卡因产业由大约十个公司组成，全都座落在法兰克福八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些公司里最出名当然是默克公司了。早在1910年，它每年就大约产生5，3000公斤的纯可卡因——百分之七十五用于出口。在战后的不安情绪与毒品上瘾增多的影响下，你可能会以为德国人会放慢其可卡因生产的步伐。事实上恰好相反。可卡因在世界市场上是价值极高的一种产品，也是少数几种能够赚取硬通货的产品之一。
德国人大大提高了可卡因的生产。在一次又一次的非法毒品没收中都在装有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容器上发现了标有德国制药生产商的商标和标志。1925年的前四个月，光是德国一个国家就向瑞士出口了超过1，500公斤的吗啡，554公斤的海洛因和516公斤的可卡因。但是这些麻醉剂要到达的最终市场显然比瑞士远得多：这么多的海洛因足够供应瑞士合法的医疗需要再用上一百五十年。
德国这一招很聪明。尽管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认可海牙协议，仍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慢一点。瑞士就还没来得及认可它——所以通过瑞士运输麻醉剂并不违法。到瑞士后这些药再前往何处，那就谁爱管谁管了——反正德国已经赚到了钱。当瑞士不得不遵守新的国际禁毒法的时候，这个漏洞便堵上了。不过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其他的漏洞。
从1921年开始，国际社会引进了一种新的系统来监控危险药物的国际运输。这个系统要求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具有进口和出口证明。出口可卡因之前，买方需要向卖方提交一份证明，说明你出口危险药物已经获得了法律许可。卖方国家要证实这份证明是否真实，然后提供这批药物所附的他们本国的出口证明。交易双方都必须的他们的药物交易进行精确的记录。人们希望，这样一来，只需要查阅这些记录，就可以追踪到世界上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国际毒品运输而不至让这些药不知所终。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一开始，禁毒协定就只规定了一定数目的化学物质为非法药物。聪明的毒贩子意识到，只要把毒品转化成其化学变种，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证明。可卡因和海洛因被伪造成不违反法律的形态，公开运输到世界各地，等到达了目的地，再转换成海洛因和可卡因。
一家著名的瑞士药物公司的一桩生意轰动一时。它交易的是一种显然无害的叫作乙酰基丙酰吗啡的化学物质，直到1928年才有人指出，这种物质很容易就可以转化成吗啡。瑞士方面知道这种化合物并不违法，干脆把它邮寄到市场国。另一种绕开国际规定的方法是把可卡因从制造商那儿直接运送到该制造商在购买国设立的跨国子公司那里，而不是运送到购买者那儿。这样一来，可卡因尽管到了国外，可是仍然——从技术上讲——属于制造国的财产。这样就不需要任何进出口许可证。可卡因一旦到了国外，当然就进了当地的黑市。对这种走私行为的量刑很宽松：1925年在汉堡逮捕的一个贩毒集团承认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把“成百上千”公斤的可卡因转移到了世界各地。这个集团里只有一个成员被判监禁：入狱一个月。
渐渐地，随着国际立法和警方执法日益严格起来，此类的漏洞都被堵上了。不过最大的一个漏洞还是运行了近十年。1928年在鹿特丹城对一艘货柜式货船进行突袭搜查中查获了六十公斤的可卡因，这是第一次有迹象表明实际存在着一个会制造各种各样麻烦的庞大的国际走私组织。在调查过程中暴露了一个情况：形形色色的国际制药工厂都发现荷兰尚未认可有关麻醉剂进进出口证明的国际协定。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只要通过荷兰，危险药品交易合法起来。这六十公斤的可卡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据披露，一家特殊的荷兰公司，即鹿特丹附近的波苏姆的那顿化工公司，在仅仅十八个月的时间内运送了850公斤吗啡，3，000公斤海洛因和90公斤可卡因——直接进入黑市。1927年，一家瑞士药物公司罗斯勒.费尔斯公司通过那顿化工公司运输了4，349公斤的海洛因。该年度全世界海洛因的合法市场也不过是1，700公斤。毒品运输的数量令人震惊：国家联盟秘书处总结说，从1924年到1929年的四年间，光是通过那顿公司直接进入黑市的可卡因就超过六吨。
那顿化工公司大多数的非法交易的路线都通过日本且经过中国。档案研究表明，从那顿公司运往日本的可卡因——据推测是为了供应国际上不同的分销商——被邮寄到中国上海连续编号的邮局信箱里，然后再进一步转寄。所有这些邮箱都用的是同一个地址，属于同一家公司所有。这些荷兰人一直都很狡猾。这个“世界毒品交易中心”完全用繁琐的官僚作风把自己包裹了起来，如果有案子上了法庭，也能设法证明那顿化工公司没有违反任何荷兰法律。只是在国际社会的沉重压力之下，荷兰最终从停止了毒品交易。这个时候，就连荷兰人也意识到可卡因是坏消息：有证据证明荷兰人在尝试自己的产品，全国到处涌现出了可卡因瘾君子，荷兰政府惊恐万状地读到，医学杂志报道说——震惊，恐惧！——可卡因竟然导致男人发生双性恋。国际立法上的最后一个漏洞也堵上了。
然而最大的毒品贩子只不过才刚刚开始采取行动。日本，尽管它参加了所有的反对可卡因的大大小小的会议，签署了所有的协定，还是要实施它自己的计划。
日本一开始是从德国和英国获得可卡因，但是一战爆发后，政府担心日本帝国的这种珍贵的药可能不够用。为了保护可卡因的供应线，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古柯种植园和精炼厂。日本开始在台湾种植古柯，还一直观望是否有机会购买荷兰人在爪哇的种植园。在国际社会进行禁毒立法后，这些种植园很快失去了价值：因为反对古柯的立法已经产生，可卡因的合法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这些种植园。爪哇的古柯庄园主开始出现了亏损。他们便把种植园卖给了日本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年可以生产超过1，500吨的古柯——足以制造出15吨的纯可卡因。日本人开足马力增加生产。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南美洲购买土地（他们单是在秘鲁的种植园就最终达到大约3，000平方公里），在冲绳和琉璜岛播种新的种植园。
然而，美国制药巨头派德公司的名字再一次出现：日本在古柯种植和可卡因提炼方面的专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名叫高峰吉丈，他在1901年成为第一个分离出了荷尔蒙肾上腺素的人。此后他在派德公司——世界第二大可卡因制造商——工作，掌握了可卡因产业化生产的所有各种秘密。他带着所有这些知识回到日本，为一家名叫“三共株式会社”的日本制药公司充当顾问——这家公司碰巧一下子变成了日本最大的可卡因制造者之一。毫不令人吃惊的是，继日本对可卡因贸易的大量投资之后，这家公司很快成为国际可卡因生产名单上的头号厂家。国际权威很快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正在进口——而且还在生产——多得它根本就用不完的可卡因。
日本1929年对外宣布的可卡因产量为320公斤。而他们实际生产的可卡因超过100吨。这些可卡因都到哪儿去了？
正如英国人许多年以前发现的那样，日本人发现，中国大陆构成了一个近乎无限的上瘾药市场。因为英国最终减少了同中国的鸦片贸易量，日本便插进来把鸦片生意接了过来。他们还开始向中国人兜售另一种他们不太熟悉的麻醉剂：可卡因。也有人指出，最先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是传教士，因为他们听到有谣言说可卡因可以用来戒掉鸦片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可卡因消费倒是可以归咎于美国的制药公司派德药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它最先在《治疗学学报》上泡制出了这个神话。不管把可卡因引进中国的什么人，中国很快就加入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行列，成为了可卡因消费国，而日本则乐不可支地成为供应者。这一贸易背后的许多公司都属于国有公司。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便是其中最大的两家公司。他们直到今天仍然跻身世界最大公司之列。
非法向中国贩卖可卡因和鸦片赚来的钱可不仅仅是额外的红利。日本在1931年侵占了中国一大块广阔的土地，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日本领地满洲国。中国此刻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内战，而日本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所以大量的士兵驻扎在了那里。在这样的一个外国国家维持一支军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世界股票市场1929年已经崩溃，外汇大量短缺——这样一来，毒品交易似乎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
很快，日本在中国领地上的收入的唯一真正来源便是毒品。根据日本二战以后的说法（当时他们在纽伦堡接受审判），中国的毒品贸易非常普遍，以至于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想躲都躲不开。当然，中国的许多军阀本身都是靠向自己的军队出售麻醉剂发了财，包括蒋介石本人——国民党头子，后来的台湾总统。由于日本国内的政府在二战前的酝酿时期逐渐被军方夺去了权力，所以军方获得了掌握海外驻军的控制权，向中国人出售毒品便成为军方的头等大事。
日本在的这种非法可卡因交易活动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楚。尽管如此，他们的交易量足以大到令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感震惊，以至于要求美国的联邦麻醉剂专员哈瑞.安斯林格在对日作战取得胜利之后派出一队人马前往中国处理相关事宜。安斯林格的人马队这次行动的规模之大非常吃惊，而非法的麻醉剂交易也是日本在纽伦堡受审时要面对的指控之一。
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支持这种贸易，可卡因经常（有时甚至用战船）从生产中心运往中国。他们最后干脆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麻醉剂生产工厂，以便节约成本和毒品的运输时间。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欧洲的麻醉剂立法者还在对日本显然过于庞大的可卡因和鸦片消费量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很快，没收的走私可卡因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这些毒品开始出现在亚洲地区，包装在上面印有日本制药公司名字的日本制造的盒子里。再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大英帝国的珍宝——印度——发现这些盒子更能制造恐慌的了。
印度从1883年起一直在尼尔吉里山区种植古柯，每年从马德拉斯向英国出口约1，800公斤的古柯叶子进行加工。然而印度的可卡因不是印度古柯的产物——先是从德国，接着是从日本走私进来的。有传说认为，滥用可卡因的现象最初于1886年出现在丙戈尔省的巴噶尔博尔，当时富有的地主开了些可卡因治牙疼，发现这种药具有让人愉悦兴奋的作用。服用可卡因的习惯很快沿着广阔的铁路网络蔓延到整个大陆，最后出现孟买，加尔各答和德里的贫民窟。印度可卡因消费的主题与伴随着世界其他地方可卡因消费的主题完全相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一出版物摘录下来的简短的报道就可以看出。先是性：
在印度，人们发现大多数的受害者都错误地认为可卡因能够大大提高性交的快感——
接着便是犯罪：
要是说绝大部分的侵占他人财物的犯罪都是那些习惯性沉湎于可卡因而不可自拔的人犯下的，这并不是夸张——
还是同英国一样，可卡因常常是女人服用的东西：
在撒哈兰普，有些女人们常常到曼达尔（寺庙）去进香。她们内衣里有个秘密的小口袋，里面放着装有八分之一打兰可卡因的小瓶，到寺庙出售——
——《可卡因及其败坏道德的作用》，AP巴尔嘎瓦，1916
到1902年的时候，据当地的一名医生凯拉丝.羌德.鲍斯的说法，可卡因夺去了大批加尔各答人的生命。鲍斯非常担心——有那么多的人染上了可卡因瘾，他说，很快政府就不得不给他们修建酒鬼收容所。他举了几个自己收治的不幸病人的例子：——
H，29岁，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说话没有头绪。他极其害怕遭到警察追捕，这种恐惧让他发狂。在大街上漫无目的闲逛的时候，如果他看见任何白色粉末，便会小心地拾起来放在舌头上咽下去，然后说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现在完全靠别人的施舍生活。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六月二十八日
《英国医学杂志》刊登了这个悲剧性的报道。“如果这种邪恶要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的话”，它认为，需要采取“制约措施”。这个问题特别难以控制，因为它太普遍了：所有的印度社会阶层都服用可卡因，富有的上层世袭阶级出于一时兴趣服用它，处于社会下层的最底层的穷人从街上买来信封装着的称为“里发发斯”的毒品，靠服用它来解除饥饿感。也许可卡因蔓延得这么快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们总是把它同槟榔——全国上下都喜欢嚼的一种常见的轻微的兴奋剂——放在一起嚼。加一点点的可卡因会使得槟榔嚼起来的效果格外好——还令服药的过程不至于让人们感觉太陌生。可卡因常常作为槟榔卖给富人家——家里人发现这东西让他们感觉这么好，马上就会订购更多槟榔。据估计，大城市里每一千个居民中就有五到十个人染上了可卡因瘾，而德里城的这个数字高达每千人二十个瘾君子。
然而问题比任何人认识到的都要普遍。印度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受到可卡因灾难的国家：缅甸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缅甸国产税署的一位负责人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可怜的人会服用可卡因：
这些不幸的可怜人有了几个铜板，知道这点钱不够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于是买上一小包看上去毫无害处的可卡因，混上一点点人们同槟榔一起嚼的石灰膏，把混合好的东西涂抹在牙龈上，慢慢地咽下唾液。对食物的渴望不翼而飞；一种很舒服的温暖的感觉弥漫在他虚弱的身体中；他感觉自己现在什么都能干——可卡因比鸦片或是吗啡的力量都要大；药劲儿过后的痛苦的感觉也更加尖锐；当了可卡因的奴隶，便成了真正的奴隶。它所带来的伤害之大，以及它会夺去人的生命的必然性，都的的确确令人胆寒。
《印度和缅甸的毒品走私》，安德森，1922
英国当局对东方的可卡因消费极其担忧。种族主义再一次起了作用：如果英国或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白人都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毒品消费，那这些不识字的土著又能怎么样呢？《英国医学杂志》认为“东方种族特别容易对神经镇定剂上瘾”。《泰晤士报》同意它的说法，还警告说可卡因只要三个月就能夺去一般印度人的生命。英国当局开始积极追捕拉加帕特的可卡因贩子，并详细统计整个大陆突击搜查情况。
他们的一份原始报告今天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东方和印度官方收藏部里。1912年到1913年的记录表明，单是孟买就没收了大约67.5公斤的可卡因。丙戈尔省查出了多达169感觉可卡因——光是加尔各答就占了154公斤。缅甸紧跟其后，查出了78公斤可卡因。直到1930年，印度当局估计他们查出的可卡因还不到非法进入印度的可卡因总量的百分之二点五。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出加尔各答一年大约要消耗掉近6，000公斤的可卡因——如此大的数目，使得可卡因在印度大肆流行，成为上个世纪没有宣布的大灾难之一。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时候，据估计有二十五万到五十万印度人定期服用可卡因。
然而单凭统计数字揭示的东西还是很有限。即便是在今天，毒品专家们还在费尽心机想要估算出每年实际上使用了多少可卡因。不过新闻报道中的脚注还是揭示了当局的担忧：
我很遗憾地报告大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非法可卡因交易有所减少——毫无疑问，我们的许多大城市存在严重的可卡因上瘾现象；只要瘾君子还有需要，就会找到现成的代理人心甘情愿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并通过非法交易牟取暴利。在我看来，除非文明世界施加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国际社会对这种危险药物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否则的话，这种交易是永远无法彻底根除的。人人都知道，从可卡因的主要生产中心达姆斯丹[默克公司的老巢]到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大规模的广泛的毒品走私。
——《联合省份报道》，1921
到1922年，从文件中的一个注释可以看出，查封的可卡因产地不再主要是德国，而是变成了日本，不断出现的脚注还证实了当时可卡因急遽膨胀的价格：合法可卡因的售价是一盎司30卢比，它在黑市上的价格高达150.200卢比。尽管查获的可卡因数量从1912年的322公斤下降到1936年的59公斤，这仍然只代表了毫发无损地进入黑市的可卡因的实际数量的极小的一部分。
日本对印度的可卡因贸易达到了如此猖獗的程度，以至于英国内务部在1930年派J斯莱特里先生，勋爵，到远东区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的秘密报告现在还放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国家档案局里。斯莱特里发现，走私分子转移的大量可卡因上都标有富士鹤，佛或是大象的商标，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得到承认的生产商。有两次没收的可卡因上还贴有已知的诸如“保灵曼”之类的德国制药厂家的商标，但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认的假货，因为上面的单词都拼错了。这些给斯莱特里明显的印象是，这些可卡因都源于日本，但是他从日本当局那里却无法获得任何帮助。
当我提出这次到日本访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的调查不会超出询问的范围——日本政府——表现得一点也不热情——每一个案子得到的回答都是，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任何发现，你们提供的细节不充分，不足以作为调查的起点。
《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即便把特定的非法毒品交易活动的详细情况递交给日方，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26年在香港的一次查获毒品的行动逮捕了一个这个毒贩子，从他的小屋里搜出了一系列的电报，都是发给神户的一个叫伟基的家伙，或是从他那里发来的。所有这些电报都同可卡因交易有关。可是伟基的详细资料交给日本政府后，他们竟然奇怪地找不到他。可笑的是——他的电报还在不断地发过来。其他调查线索也同样被斩断：斯莱特里把一份印有富士鹤的可卡因包装纸拿去让人分析一下纸是谁制造的。他得到消息说这是日本的富士公司制造的，打包的线也是日本产的，这个情况后来确认是准确的。他把这个情况提交给日本当局，对方竭力告诉他说富士鹤公司和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包装纸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当听说印度大街上出售的可卡因掺假掺得非常厉害时，他们很认真地告诉他说那不可能是日本货，因为日本只生产百分之一百的纯可卡因。还有其他日本进行可卡因交易的证据，例如一个日本产的橡胶包里装满了可卡因，上面还有三共株式会社的封条，日本方面都宣布说是“假的”。
接下来日方领着他去参观一家可卡因工厂。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几间肮脏的屋子和一个上了锁的仓库。这个地方的大小似乎只能证明它只能生产少量的可卡因。斯莱特里对此并不惊奇：“我不相信他们领我看的工厂同可卡因生产有任何联系”，他写道。在一家新闻单位披露了日本在大连查获的一起价值470，000英镑的毒品案后，他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大连的警察局长告诉他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大阪查获的，但是当他赶到那儿去调查时，根本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个案子——他们说，其实这个案子是在神户查获的。不出所料，当他赶到神户时，也没有任何人了解任何情况。最后，他被这个国家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放弃调查回家去。
目前为止，我从日本内务部的朋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我在那儿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渐渐消耗殆尽。他们借口工作压力大，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日本；我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叫走了译员，因为有人说别的地方需要他——就主动提供信息或是其他形式的合作而言，我对东京，神户和大阪警察局的采访证明完全是在浪费时间——《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再回到印度来。尽管英国中央情报部在印度建立了专门处理可卡因问题的分支机构，印度当局逮捕这种秘密交易背后的罪犯还是有困难：很少能抓到罪行贩毒重犯，因为他们的毒品交易总是隐藏在其他——合法的——生意背后。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被逮捕的参与可卡因交易的一般都是低层次的走卒和中间人。真正的参与者很少暴露身份，他们会保证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
缅甸的国产税署发现，贿赂和腐败的手段大大便利了大宗的可卡因运输，许多的可卡因没收案件都是毒贩子自己安排的——少量的“缴获物”使得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人们在反对可卡因的战斗一直在取得胜利——这样执法机关就不会加大打击的力度。但是可卡因走私进入的国家不仅仅只有印度。隐藏在外国与政治部1922年的秘密报告里的一份档案里提到一个案例，讲的是警方抓住一个名叫西特兰姆.桑巴特.劳.吉克沃的印度公民把近一公斤的药用可卡因走私到英国来。吉克沃以200英镑的价格在维多利亚车站向一名便衣警察兜售可卡因，从而成为苏格兰场较为成功的可卡因诱捕行动的一名受骗者。
外国和政治部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牵扯到一名印度公民，还因为这个人是个VIP（重要人物）。文件里的第一项包括路透社报道这个案子的一则新闻剪报，后面还跟着一个手写的问题：“这个人真的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吗？”有人在下面草草写到，吉克沃其实不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他们指的是巴鲁达王公）。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下一页上有一则新消息。同王公讨论之后，发现吉克沃其实是王公的侄子，是个“交了坏朋友”的高级律师。又有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
无疑，吉克沃的皇室背景可以解释他被捕时彬彬有礼——当时的一家报纸报道说，当清楚意识到自己成为警方诱捕行动的受骗者时，他出语不凡：“噢，你是警察。可真不走运。没关系，我能理解。”判他入狱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