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持他预先形成的结论，古德雷斯.诺列加继续对每一片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平均含量进行计算，还使用了一些具有高度欺骗性的数学运算，从而得出结论说秘鲁的嚼古柯者每年要消耗38，500公斤的可卡因。他为了证明古柯对国家造成了威胁简直费尽心机，还引用了早期诋毁古柯的资料——例如普皮格的文章——却对所有正面报道熟视无睹，最终总结说，长期使用古柯会导致精神失常。他的论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他的推理却高度可疑。来看看下面这段话：

最近发现在古柯消耗量大的地区存在比率相当高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还发现，文盲人口的比率同古柯叶子的年消耗量之间存在着联系——80％染上古柯瘾的人，他们的智商都低于正常水平。

《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

好吧，这么说嚼古柯的人大多不识字。可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们不识字就是因为古柯？难道该责怪的不是他们受教育太少的事实吗？古德雷斯.诺列加的狗屁逻辑在他谈论智商问题的时候就更荒谬了：要是这些印第安人不识字，那他是怎么测试他们的智商的？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运用的“比纳智力测验”——一种书面测试方法——告诉他印第安人的“智力系数非常低”。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说的那样，他们不识字：他们读不懂这些问题。作这种测试，要是他们的智力系数（不管到底是什么）不是零而是其他任何数目，那才是怪事呢。

古德雷斯.诺列加在报告的末尾还发出了惊人的致命一击：

一般说来，嚼客表现出感情迟钝或冷漠，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缺少意志力，注意力低下。他们非常多疑，害羞，不爱交际，遇事犹豫不决。进一步发展下去，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变成流浪汉。

《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

最后，又是老调重弹，与犯罪联系起来：古柯等于犯罪。诺列加在这里没有揭示的是——尽管他后来在别的地方承认——他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全部来自利马中心监狱。他百分之一百的研究对象都是从一家监狱里提取的，这样就保证所有的人都是“流浪汉”（后来有人透露说他的可卡因嚼食者“精神失常”的例子来自于利马中心精神病院）。按照这个标准，他甚至能在喝水的人和犯罪行为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真地对待他的文章。毕竟研究古柯的专家少之又少，而这种植物又即将登上世界舞台。

1946年，在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苏联指责几家在秘鲁运营的美国采矿公司通过用古柯而不是用钱来支付报酬的方法剥削印第安人。美国的代表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苏联人说的是实话：许多公司，包括巴思科铜矿公司在内，的确是用古柯来支付印第安人的工资。当然，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印加时代甚至更早——古柯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物质，可以用来同其他产品进行物物交换，而且与现金相比，印第安人还是更喜欢古柯。俄国人对美国人的解释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拿他们在秘鲁的采矿贸易同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进行类比：他们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先进的国家通过向落后的国家输入麻醉品来对之进行控制。这种行为必须停止。它当然停止了下来，但是已经造成了伤害：不但所有的新闻都在讲古柯，就连秘鲁也被迫严肃地回顾自己的历史。联合国大会同古德雷斯.诺列加之流的信仰宣传活动结合起来，很快便取得了成果。

秘鲁驻联合国代表在四月二十二日向麻醉剂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研究秘鲁的古柯问题。联合国很快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这时玻利维亚意识到秘鲁将要得到专业帮助，便同样邀请这个委员会去检查玻利维亚的情况。

你也许会希望联合国的委员会至少能够稍微做到不偏不倚。那你可要失望了。事实上，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霍华德.B.方德（当时制药业的巨头保威公司的副总裁，哈瑞.安斯林格的私人密友）到达利马时对这一点并没有明确表示。方德走过停机坪时，《商务报》的一名记者上前同他搭话。记者想知道，主席先生是否有时间回答几个有关他新任务的问题？当然有时间。《商务报》想了解什么？接下来便是这样的：

问：您认为嚼古柯的习惯对秘鲁山脉的居民有害吗？

答：绝对有害。

《商务报》，1949年九月十二日，引自“好古柯，坏可卡因”，R罗曼洛，《社会科学在欧洲上演的滑稽剧》，XXI，64，1983

要想知道联合国委员会是否公正并不困难，因为它的主席对自己的研究项目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极大的偏见，还没有踏上初步的寻找事实的之旅，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新闻界透露此次调查的结论。由此看来，这个委员会最终在1950年拿出了一份对古柯表示反对的报告毫不令人吃惊。这份报告称，秘鲁超过一半农村人口——秘鲁和玻利维亚所有居民的四分之一——都是瘾君子。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说，要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就“必须限制古柯生产”。它还总结说，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就必须对印第安人征收古柯税，如果他们不交，就必须制订法令来对付他们。

就在这份报告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前，即1923年，国家联盟就曾经命令安第斯山脉的各个民族立即停止非医学用途的古柯生产。当时秘鲁根本不理会国家联盟的命令，玻利维亚还明确要求他们从什么地方离开。这一次它们可是无路可逃了。

有几个人勇敢地探出头来，反对这个委员会的错误结论。其中最出名的两个科学家是卡洛斯.曼格（安第斯山脉生物学院的创始人）和秘鲁神经学之父，费尔南多.卡比西斯。他们在抗议过程中组织召开了一个后续的古柯大会，“秘鲁委员会”，目的是再次调查古柯叶子的情况。这第二个委员会的结论比较折衷，考虑得也非常周详，同第一个委员会的结论刚好相反，认为嚼古柯是一项没有害处——有时候甚至还大有裨益——的消遣。

这也没有什么用。联合国委员会有其国际上的影响力。这样一来，就连秘鲁都不得不表示服从，尽管此前它一直拒绝在要求其摧毁古柯贸易的国际法令上签字。1962年，秘鲁和玻利维亚都签署了“日内瓦禁毒单方公约”，要求两国自己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完成彻底清除古柯的任务。这个任务毫无意义，也不可能，执行起来还要花掉好几百万美元，而且要是真这么干的话，会有200，000秘鲁人失业。拉丁美洲对此大为震惊。哥伦比亚种植的古柯数量要少得多，在1947年就同意销毁这种作物，但直到这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秘鲁和玻利维亚效仿哥伦比亚的作法。尽管大家普遍对根除古柯的法令置之不理，但各国签署了这一法令本身就会产生重要的后果。

这些错误地试图扫荡古柯贸易的努力，利用了人们长期把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混为一谈的事实。就在1906年美国通过“纯粹食物与药品法”的时候，当局就已经把这二者混淆了起来，因此起草出了禁止古柯酒和其他含有古柯叶子成分的药剂的法令，他们显然忘记这个事实：无需处方就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药剂师那里买到可卡因。当时专利药品行业之外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对可卡因上瘾和“可卡因狂”是如此恐惧，以至于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停下来对麻醉品立法者的这些激进的断言表示置疑。就连路易斯.莱文——麻醉剂研究领域伟大的先行者之一——这样的专家都落入这样的圈套，对嚼古柯者进行严厉的批评：

他们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表现得类似同吸食鸦片的人。他们会出现一种标志性的状态，身体极其虚弱，伴随有行为举止的逐渐改变。他们还没成人就变成了老人。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所有的更加严肃的生命目标而言他们都毫无用处，沉湎于幻觉之中，完全受对毒品的热切的渴望支配，除了毒品之外，生命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多高的价值。

《梦想国》，莱文，1924

秘鲁国内对古柯进行迫害的真正根源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科瑞普林曾写过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他在书中——在不具有任何古柯经验的情况下——下结论说古柯同可卡因是一回事。1913年一个名叫赫米诺.沃里迪赛的秘鲁青年医生在意大利休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多亏了科瑞普林，沃里迪赛回国时坚定了古柯就等于可卡因的信念，一到了秘鲁，就马上开始建立秘鲁精神病学院——那里的学生死记硬背地记住古柯很危险的概念。卡洛斯.里基斯和古德雷斯.诺列加都是他的学生。

事实上，到四十年代的时候，“古柯”已经变成了“可卡因”的同义词。就连阿尔道斯.赫胥黎——凭借仙人掌毒碱和《众妙之门》而出名——这样的头脑开明的思想家也轻易相信了这一点。1958年，他在给LSD（麦角酰二乙基酸胺——一种迷幻药）的发明者阿尔伯特.霍夫曼的一封信中祝贺他最近分离出了二甲4羥色胺磷酸（迷幻药，又名“幻菇”），同时还对古柯的使用表示哀叹：

我现在是从秘鲁给你写信，这是令人最不满意也是最危险的能改变人的大脑的药物——古柯——的国度，印第安人仍然在消耗着大量的古柯——

《解脱——迷幻药论文集》，赫胥黎，1977

这种混淆——古柯＝可卡因——似乎可以理解，似乎最终也不会带来什么可怕的严重后果。我看到所有这些论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哪一种断言都不对。首先，美国的某些人故意模糊古柯和可卡因之间的区别，别有居心地想要对二者都发起攻击；其次，这种毫无必要地丑化古柯的作法后来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麻烦。

巧的是，推动这场反对古柯的辩论力量大多来自美国，包括给诸如古德雷斯.诺列加和里基斯之流的“科学家”提供研究基金。美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停止古柯贸易尤其热心，因为他们并没有插手世界古柯交易，所以削减古柯贸易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损失。而且，四五十年代的时候，麻醉剂方面的立法似乎非常成功，看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永远停止这种贸易。再愤世嫉俗点，你就会说有人强行要人们接受这一观点，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坦率地说，这样一来，安斯林格之流就能有事点干。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种作法不仅完全没有必要（当时美国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可卡因），更重要的是，美国立法者试图取消古柯贸易，也就是在为一种危险性大大超过古柯贸易的交易打下基础——就像他们在禁酒令实施期间他们对待烈酒的效果一样。只是他们自己现在还不明白罢了。

但是古柯立法界还有比这更阴险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是我在华盛顿特区终于找到美国历史学家保罗.古丁博格之后才发现的。

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盼望能见见古丁博格。他1999年编辑了一本有关古柯历史的论文集《全球历史》，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本开辟新天地的书。我高兴得要命地找到了它，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还有没有更多这类资料，或是认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其他人。两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是”。古丁博格似乎是目前世界上研究可卡因的少数几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之一。我马上把他当作了我的主要目标。我们利用电子邮件同了几个月的信，讨论我能拿什么来交换他的一些最新的尚未发表的研究资料。我们还漫不经心地交换了一些新的想法，大多绕着歌手麦克.殴菲德的《管钟》的二手带子转，还语焉不详地安排我到华盛顿后怎么同他见面。

然而，只有在他发现我到华盛顿的原因是要去采访禁毒沙皇巴里.麦克卡弗里将军的时候（这次采访最终没能进行），才真正产生了兴趣。《纽约人》杂志最近出版了西莫.赫许的声明，说麦卡弗里在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处决100，000名十几岁的伊拉克士兵。古丁博格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说我见到麦卡弗里的时候会问问他。“天哪——不行”，他急切地说，“他也许会把你也杀了”。我对克林顿的禁毒沙皇是否会就这样杀害一个英国记者表示怀疑。“我不知道”，古丁博格说，“他以前就杀过”。从那时起，我们的谈话就围绕着麦卡弗里和他作为禁毒沙皇和所谓的大规模屠杀的凶手的相关的优点，以及我要是问他伊拉克问题，会让他多恼怒。每当我同古丁博格谈话，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巴里怎么样了？”我很快从我们不断的有关麦卡弗里的谈话清楚地认识到，古丁博格没有时间谈论传统的禁毒政策或其支持者，他的观点是，美国根本解决不了毒品问题，因为绝大部分的毒品问题首先就是美国胡乱干预禁毒领域而造成的。我后来了解到，他这话不无道理。

我们最后终于在他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见面了。中心离宾夕法尼亚大道不远，就在里根政府学校后面。

“巴里怎么样了？你问过他有关伊拉克的问题了吗？”他问我。

他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大堆的影印文件——有西班牙语的，有法语的，有英语的：有警方的报告，政府的统计数字，智囊团的见解，报纸上的文章——所有的东西都同可卡因和五六十年代可卡因交易的起源有关。他花了六年时间从全世界的公共档案机构收集来这些东西，很多资料都是他本人请求美国政府解密的。一般情况下，你见到专家，希望他们能发表一些新的见解，但是他们谈到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你已经知道的。古丁博格不一样：他的所有见解是新的。

很自然，古丁博格非常警惕，想知道我打算拿他的研究资料怎么办。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这些尚未发表的论文交给我？我这本书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基本的想法，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他说，“你是想报道自己亲身经历吧”。我否认了他的说法，但这种指责还是让我很难受。他接着问我，他给我这些还没有发表的研究资料能得到什么好处。这可有点把我难住了。“我的意思是，你打算赞扬我一番，对吧？”当然。他想要什么样的荣誉呢？他最后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说我是个大无畏的虚张声势的研究者，戳穿了DEA[禁药取缔机构]的重重谎言”，他说。“你能办到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假使我是个报道自己亲身体验的记者，那也许我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么，要是这样的话，“——你能说我看起来像达斯汀.霍夫曼吗？”即便是作为一个报道亲身经历的记者，我也有点按捺不住了，然而我需要他的信息——他的确看起来像达斯丁.霍夫曼。有点像。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后，我们直奔最近的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或者说，他正经八百谈起可卡因来。我只是竭力跟上他的思路而已。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古丁博格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关于可卡因的信息。他事无巨细地研究过一切有关的东西，几乎同所有重要的人都谈过话。他最后送我两份尚未发表的论文，两篇论文都把我听说的一切有关早期可卡因贸易的信息都掀了个底朝天。

最吸引人的那篇论文谈的是秘鲁的反对古柯的立法同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同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斯蒂芬化学公司之间的关系。斯蒂芬公司座落在芝加哥（现在还在运营之中），是美国工业的无名英雄之一——因为在他们新泽西的梅伍德工厂的二号楼的中心，在荷枪实弹的警卫的保护和美国联邦当局的监控之下进行着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刺激产生了世界上利润最高的一种生意：斯蒂芬公司负责在制造可口可乐之前，除去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的工作。据估计，斯蒂芬公司最近一年要进口了大约175，000公斤的图克西里古柯，委婉地称之为“第五号商品”（这么多数量的古柯叶子可以制造出大约1.75吨的可卡因，价值约两亿美元）。然而由于可卡因的形象不佳，斯蒂芬公司便竭力保持低调。事实上，像它这么幽居避世，我敢说它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试图窥探可口可乐故事的记者或是历史学家提供过帮助或是接受过采访。可口可乐一直对自己同古柯的联系非常敏感——有时完全否认其配方中使用过古柯，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甚至干脆把取消了古柯（不含古柯的可乐最后变成了销售灾难，可口可乐公司——震惊之下终于恢复了理智——很快推出了“经典可乐”，使用的还是老配方，里面当然含有“第五号商品”了）。

没有哪个想写写可卡因的人能够获得可口可乐或是斯蒂芬公司的合作。就连古丁博格给他们写信都受到冷遇。不过这一点也没有打消他的积极性。通过对大堆刚刚解密的公共档案进行研究，他拼出了一幅迷人的图画，勾勒出了可口可乐，全球古柯贸易和二十世纪的反对麻醉剂的立法之间的关系。不过要理解这种关系，就必须得稍微往回追溯一下，回到本世纪之交的时候。

美国二十世纪头十年的反对可卡因的立法确保可卡因的生产受到限制，允许制造可卡因的公司的数目也大大减少。美国的可卡因生产商迅速下降，到1930年的时候只剩下两家：默克制药公司的分厂，位于新泽西州的拉维市，和另一家新泽西的公司，名叫梅伍德化学制药厂（六十年代的时候被美国制药业的巨头斯蒂芬公司收购）。可口可乐1903年同这家初出茅庐的梅伍德公司（当时还是斯凯弗生物碱工厂）作了一笔生意，要它去掉可口可乐公司的古柯里的可卡因，于是这两家公司开始了实际上的合并。梅伍德替可口可乐公司把可能会令人难堪的可卡因挡得远远的，可口可乐公司则以家族形象制造并销售这种饮料。

从麻醉剂立法的观点来看，只剩下两家可卡因制造商的事实使得生活简单得多。联邦当局无需监管成千上万家拙劣的小制药公司，现在只需要同两家打交道就行了。其他所有要求进口古柯或是制造可卡因的请求都被遭到拒绝。同样，这样的安排对梅伍德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很方便：既然竞争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竞争，他们便可以垄断美国市场——因为有联邦麻醉品局（在哈瑞.安斯林格的领导下）保护它们免遭任何潜在竞争的威胁。实际证明，梅伍德公司和安斯林格之间存在尤其互惠互利的关系。

在安斯林格看来，梅伍德和可口可乐公司在南美洲进行的反对古柯生产之战中是他宝贵的同盟军：因为他们在那儿有种植园，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同意向他提供新的进展情况，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各种他非常恐惧的有关古柯贸易的情报。此外，他们凭借自己强大的购买力，在秘鲁具有相当的势力，因而每当政府不愿意在麻醉品执法方面进行合作时，他们还处于合适的位置，可以去游说秘鲁政府。作为对这种支持的报答，安斯林格保证可口可乐不会遭遇不测，还确保无论国际麻醉剂立法方面签订什么新条约，里面都一定会包括几个条款，赋予可口可乐进口古柯叶子的权力。然而安斯林格对可口可乐的保护不仅限于此。他还阻挡其他潜在的古柯进口商（也就是说，潜在的竞争者）涉足这一行业。他还阻拦秘鲁政府对古柯产业实行国有化——因为这个计划将会提供可口可乐购买古柯的价格（他的办法是含沙射影地威胁秘鲁驻华盛顿大使：大致是这样说的，“古柯要是国有化，可口可乐就把所有的生意都从秘鲁搬到玻利维亚去”。古柯最终还是实行了国有化，但价格可是从来没有涨过）。

与此同时，安斯林格和可口可乐都密切地关注着里基斯，古德雷斯.诺列加和曼格在秘鲁对古柯进行的科学研究。不希望宣布古柯“无害”，安斯林格拥有尤为充分的理由：如果古柯不存在“危险”，那他要禁止古柯生产，就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同时可乐公司也很有可能损失惨重，因为如果证明古柯完全无害，那就没有理由禁止人们把它进口到美国来，大堆可口可乐的冒牌货就会再一次充斥美国——实际上就会破坏他们对市场的垄断。不过还有个限制：要人们认识到古柯不受欢迎，这一点固然重要，但至关紧要的是还不能把古柯表现得太危险——要是古柯太危险，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在软饮料里放上古柯呢？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点点负面的媒体报道，和大量的混淆是非。凭他们同联邦麻醉品局的关系，这一点他们可以办得恰到好处。正因如此，他们在支持安斯林格的同时，还灵活地缓和他的观点，以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口可乐同哈瑞.安斯林格之间的关系，古丁博格认为是“亲密无间，根深蒂固，无处不在”。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可口可乐和梅伍德公司能在这一敏感领域给美国政府提供很多东西，反之亦然。”

毫无疑问，联邦麻醉品局同可口可乐之间的这种“相互挠挠背”式的互利关系很长时间以来使得双方都非常愉快。事实上，他们的相互信赖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六十年代古柯看起来似乎要被彻底根除的时候，联邦麻醉品局允许可口可乐在夏威夷建立一个古柯实验庄园，以便他们能够试着培育出可卡因含量比较少的古柯新品种来（不难看出，对可口可乐而言，完全毁灭古柯产业也是个极其糟糕的坏消息。）

这个代号为“阿拉克项目”的实验与1962年至1966年间在夏威夷的农业实验研究站进行。这个项目非常隐秘，甚至还让夏威夷州长签署了一份保证不透漏消息的合同。尽管阿拉克项目没能产生不含可卡因的古柯树来，还是有证据表明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直到研究站的收成神秘地遭到一种名叫“镰孢菌”的致命毒菌的袭击——后面会详细地谈到这一点。

古丁博格欣然承认，要准确地说明可口可乐同联邦麻醉品局之间的合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禁毒政策是不可能的。然而，的确确是联邦麻醉品局和可口可乐所采取的那些阻碍秘鲁发展古柯产业的行动，才最终导致非法的可卡因交易的产生，从而造成六十年代可卡因的使用缓慢地稳步上升。

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美国关闭了美国境内所有的可卡因生产厂家之后，秘鲁的古柯种植者发现自己的产品没有地方卖了。这个一度看起来会令秘鲁富裕起来的美妙的产业崩溃了。更重要的是，反对古柯的院外活动集团——联邦麻醉品局，联合国，可口可乐公司——开始显示出其威力，禁止古柯的压力让人无法忍受。秘鲁上下，粗加工可卡因的生产者开始孤注一掷地寻找用古柯赚钱的新方法。到四十年代晚期，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开始采取行动时，情况简直令人绝望。秘鲁是南美洲可卡因的唯一来源，人人都很清楚地认识到秘鲁的这一行业不得不关门大吉了。1949年，秘鲁最后一个可卡因制造商，名叫安德斯.阿维里诺.索伯伦的秘鲁药剂师最终宣布停产。联合国出台了对古柯叶子的报告，古柯马上被列为罪犯。安斯林格得意洋洋——不过也高兴不了多久。这是因为，对秘鲁的可卡因产业的铲除固然标志着半个世纪之前开始的反对可卡因之战的合情合理的胜利，它同时也标志着可卡因转入地下的起点。正如古丁博格所写的那样，

没有了合法的选择，或者说政治上的选择，野心勃勃的可卡因制造者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加入了绝望的农民的行列，最终同拉丁美洲的新的跨国毒品贩子会合起来。六十年代浸透着煤油的丛林“基础膏”[非法的粗加工的古柯膏，同今天丛林里生产的古柯膏一样]看起来特别像秘鲁古老的“粗制可卡因”[秘鲁古柯产业被列为非法产业之前出口到欧洲的产品]农民千百年来掌握传统知识证明了其来源。

《古柯与可卡因之间》，古丁博格，2000

秘鲁合法的可卡因制造商被国际的禁毒立法逼得破了产，从此转入地下，从而诞生了一项新的可卡因产业。没过多久，非法可卡因开始从秘鲁的丛林里向外渗透。警方逮捕了许多“巴勒若左帮”分子（对1949年纽约出现的可卡因死灰复燃负责），后来发现他们原来是以前受人尊敬的可卡因药剂师，因为最近的禁毒令失了业才干了这一行。索伯伦本人也一度成为美国当局的眼中钉，因为他把专家和配方送到玻利维亚去，教当地人如何制造可卡因，把大块大块的非法产品隐藏在全国各地，伺机便运输到美国去。

这种新的非法可卡因产业的危害要远远超过老的合法的可卡因贸易。既然可卡因工厂和古柯种植者不再光明正大地工作，联邦麻醉品局便无法知道可卡因从哪儿来，谁生产的。非法的可卡因交易开始了，尽管这一时期它发展得非常缓慢，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加速。因此，安斯林格在1953年报告说“非法市场上的可卡因非常罕见”的时候，他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事实上，正如古丁博格所说的那样，这一阶段的毒品正经历着“悄无声息的恐慌”。可卡因正在卷土重来。正因如此，我们那天夜里在华盛顿喝完了啤酒，古丁博格才会对我说，“整个五六十年代，秘鲁的可卡因生产一直在上升。是美国自己制造了可卡因问题。”到读完他的论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