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_情随春草绿缘定山坳间娶在李庄的学者（2 / 2）_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傅斯年自己是山东人，傅太太俞大綵是江南人。山东人逯钦立娶罗筱蕖，也是他做的媒。他讲那些话显然有特定的对象与涵义。

那天，在张伯森家里，他拿出来一本订得整整齐齐的信。是前些年妹妹锦云从南开校园写来的。我翻开第一封信，是锦云劝哥哥戒酒，并说起父亲淹没在堰塘里也有喝酒过量的原因。透过这些信，我似乎看到了当初板栗坳两兄妹相依为命掩面而泣的背影。

2002年10月12日，我刚从李庄返家。第二天，李庄友人打电话告诉我，张彦云的妹妹彦遐刚陪台湾的客人到过李庄。他已向彦遐介绍了我，并代我提出访谈的要求。他把彦遐在南溪的住宅电话也告诉了我。

电话那端，终于传来了彦遐年轻的声音。直呼彦遐其名这种感觉很滑稽：这些天我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幻影中，仿佛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展开六十年的历史画卷，我窥看她们晨起懒梳妆的剪影；眺望她们款款走过秋水田的倒影；凝视她们把手交给异乡男子，红烛前的叠影；码头送别，追踪她们泪湿鲛绡，渐远渐小的帆影……有时一想，纵是健在，她们已是七老八十的母亲和祖母，那时我的父母也还是年轻人，我尚不在人世。

张彦遐那年七十一岁，往事早已退进了记忆深处，岁月的湖面已难现涟漪——

<blockquote>父亲张九一出生那年，正好他的奶奶、我的老祖母满九十一岁。所以爷爷为他取名“九一”。父亲知书识墨，解放后一直在李庄中学教书，1964年病逝。现在南溪县党史上有他的记载。他曾参加过地下党，还任过板栗坳的书记，领导过1928年的李庄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他与党失去了联系。先是跑到邻水县一个叔叔家躲起来，后来风平浪静了，又回到李庄。一惊一吓意志消沉。染上了鸦片，精神颓靡，从此家业不振。姊妹又多，记忆中他总是佝偻着身子，坐守愁城。20</blockquote>

革命和暴动如烈火烹油，有时却会加速燃烧自己。半成灰烬的人生，有时就把未来延伸到女儿身上。

<blockquote>张家姑娘素萱是我们堂姐，她和研究院的李光涛结婚算是个很大的新闻。李先生是外地人，在李庄待得了几年是个未知数。但是看到他们和和美美的情形也让很多人心动。况且，先生们有学问，收入稳定，跟上他们一辈子不愁吃穿。我和姐姐在南溪上学，从李庄进进出出，蹦蹦跳跳。研究院的太太就上门向我妈提亲。起初妈不同意，后来再三撮合，妈妈心动了。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妹，要读书已成问题。再说研究院也来了好几年了，天天照面，这些先生的品行是信得过的。介绍的是图书管理员王志维。王大哥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没有一点人们说的“京油子”的油滑世故，人高大帅气，又本本分分，见人很礼貌和颜悦色。妈妈就同意了。</blockquote>

王志维是1940年7月23日被聘为史语所书记员的。此前，他是从北平流落昆明的青年学生。书记员是最低等的文员。当时的月薪定为80元，另有一点生活补助费，仅为研究员收入的五分之一。我查过史语所的档案，他留在发黄的纸片上的印迹，既频繁又琐碎：

1942年12月31日，史语所派他前往民生公司提运肥皂三百块，望军警关卡查照放行；

1943年2月8日，史语所开证明，王志维因公由李庄经泸县前往重庆，公毕后仍循原路返回李庄，希沿途运警关卡查照；7月22日，前往李济处取回所存书籍予以登记；8月30日，前去合众轮船公司面洽，为傅所长赴渝购买船票；

1944年7月26日送上印度研究生狄克锡君血液二件，请代为检验，并面奉检验费用；10月5日，代为丁声树收领集刊第十一本第三、四分合刊；……

档案里的王志维是一个勤谨的办事员，与姨妹的讲述吻合。1942年10月初，傅斯年搞民意测验，推荐房舍管理员。丁声树回函傅斯年，“声树以为那廉君先生王志维先生堪受此职，敬祈鉴核决定”。21后来，那廉君与王志维一个作了傅斯年的秘书，一个做了胡适的秘书，可见慧眼识人。

张彦遐谈起姐姐的婚事，仿若昨日：

<blockquote>王大哥人忠厚。定了婚就开始帮补家里。离开李庄，一直到去台湾前，从不间断。他们从结婚到离开李庄，时间不长，好像不到一年。结婚是在板栗坳牌坊头的上厅房，来了很多人。傅斯年、董作宾，还有当地士绅张官周、罗南陔。父亲出面，母亲则躲在柴房里哭成一个泪人。当时姐姐还小，王大哥三十二岁，姐姐十六岁。妈妈总觉得对姐姐有愧。我们不懂事，觉得是一件好玩又奇怪的事情。22</blockquote>

半个世纪后，电话那端的张彦遐老人仍不平静。当初姐姐出嫁后，她才感觉到经历了一次生作死别的撕裂。

李庄姑爷王志维。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流寓李庄的“下江人”终于盼来了东归还乡的日子。停在李庄码头上的“长远”轮，天天都在装东西。罗南陔的女儿罗筱蕖女婿逯钦立及襁褓中的孩子的行李，外甥女张素萱外甥女婿李光涛的行李都装上了船。也就是说，他们就要离别羊街八号的老屋与亲人。

本是饯别的聚会，却笼罩着萧瑟的气氛。兄长们对筱蕖的离去，纷纷题赠留别。长兄罗荫芬的《送九妹随院之南京》诗，道不尽离愁别恨和殷殷牵挂：

<blockquote>阿娘逝世万缘枯，姊妹依依聚一庐。</blockquote><blockquote>若遇旌轮飘远道，休将离泪洒征途。</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

五哥罗莼芬对罗筱蕖影响最大，别离的感情也最复杂：

<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逯子廉隅重，渊娅宿士通，</blockquote><blockquote>静好吟书幌，峥嵘获狱骢，</blockquote><blockquote>复原何太速，翰苑还故宫，</blockquote><blockquote>京华隔巫峡，相逢梦寐中，</blockquote><blockquote>相期梦寐诎千首，珍重临歧酒一盅，</blockquote><blockquote>幸有家山能作证，桂轮斜照半江枫。</blockquote><blockquote>中央研究院明日还都，九妹小蕖携甥偕行夫子。汽笛机声，顷刻万里，手足分离，百感交集，相对无言，忍泪书此，用系情惆于万一，前途珍重，吾妹勉之。</blockquote><blockquote>卅五年十月五日　五哥叔谐涂鸦23</blockquote>

“爬山豆，叶叶长，爬山爬岭去看娘。娘又远，路又长，想起想起哭一场”，这是流行于川南一带的民歌。1947年，时在南开的张锦云设法与嫁在南京史语所的堂妹张彦云联系，两姐妹心一横，在离乡连年后，背着一岁的小儿，重回梦里河山。张彦遐谈起姐姐彦云这次返乡：

1946年，罗南陔家为逯钦立、罗筱蕖，李光涛、张素萱两对夫妇赴南京饯行合影。

<blockquote>从李庄走后，到南京就生了老大王大庆。姐姐写信说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但很快国共战争又打起来了。在南京人心惶惶。姐姐想家，想父母亲人。就找张锦云商量。锦云是我们堂姐，嫁给杨志玖先生。两姐妹决定回乡探亲。兵荒马乱，人心不宁，又都拖着一个刚一岁的孩子，两家的丈夫都不放心。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勾走了魂，茶饭不思，精神恍惚。王大哥只好再三叮嘱，同意放行。</blockquote><blockquote>他们怎样回来的，我当时在读书，并不十分清楚。到重庆后，她们住在一个亲戚家，又坐上木船到宜宾。那是上水，木船上漂了三天才到宜宾。码头上是我妈妈和叔叔去接的。才一年多不见，十八岁的姐姐就是个大人了，给娃娃大人缝衣服、做饭、打毛衣，样样会。姐姐在家里待了几个月。王大哥几天一封信地催。锦云堂姐先走，姐姐只好启程。那次是妈妈送到重庆。凭直觉，妈妈晓得，这一去就是永生之别。24</blockquote>

2004年夏天，我见到八十多岁的罗筱蕖老人，她向我讲起后事：

<blockquote>1946年回南京后，傅斯年介绍我到呈祥街的教育部会计科工作。那时中央大学刚复课，学潮很厉害，学生的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沈崇事件”后又加上“反美帝”。一次学生冲进教育部，我正在三楼办公。学生找朱家骅质询，骂他，还把鸡蛋砸在他的身上，他始终很克制地回答学生的问题。从始至终我没看到有警察抓学生或保镖保护朱家骅。25</blockquote>

1948年，逯钦立罗筱蕖夫妇离开了史语所。罗萼芬告诉我：

<blockquote>他们原在南京，临解放又到广西大学教书。广西大学校长陈建秋是北大老教授，傅斯年的同事。当时我五哥罗莼芬是地下党员，写信给九姐，说盼了那么久的解放，临到解放你们又要离开大陆。若真去了台湾，你们会后悔……九姐夫逯钦立本来犹豫。看大家态度如此，也坚定了留在大陆的想法。逯钦立解放后调到东北师大。我九姐现还健在，比我大四岁。26</blockquote>

逯钦立、罗筱蕖结婚二十周年。

其后的几十年，像这样的家庭多是人人自危，纵是姐弟间也音信稀疏。罗萼芬给我提供了一封90年代初罗筱蕖写给他的信，信中谈到了逯钦立一辈子呕心沥血的那套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了近二十年，到1963年，才交给出版社，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又是二十年，直到1983年，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blockquote>关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陶渊明集》两书，中华书局已再版四次，去年又出一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等都翻印了，美国有的大学教中国诗歌时也引用了这两本书。逯旸（逯罗夫妇的孙女）来电话说他们大学的美国教授专门向她提起这书的价值。1984年中华书局在香港办中国图书展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很受欢迎，带去参展的书卖完了，当年此书被评为国家一等学术奖。

</blockquote>

这是一项迟到的“哀荣”，比当年傅斯年向逯钦立的岳父罗南陔的预言——“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足足晚了四十年。当事人都已看不到这个结果。罗南陔与傅斯年死于1950年，一个在南溪，一个在台湾。而逯钦立也死于1973年。死得都不轻松。

李庄前后，杨志玖写出了《阿保机郎经考辨》《新元史阿剌浅传正误》《寻寻法考》《元代中国之阿儿深人》等有影响的学术文章，分别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文史杂志》、南开《边疆人文》和天津《民国日报》等，学术上可谓蒸蒸日上。但后来自己反思，除第二篇较满意外，“其它三篇都有观点和史实上的错误”。说这话或许为应对改天换地后思想改造的需要。1955年，杨志玖又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胡适的反动的唯心史观》长文，既批判胡适、傅斯年的反动思想，也清算自己唯心主义的史学观。

杨志玖娶在李庄，但他对那个时期的状况并不满意，他写道：“在李庄两年半，由于工作和我本来学的衔接不上，觉得不顺手，无兴趣，虽然把清代边疆变迁情况写出交卷，但算不得研究工作。”其实，他一辈子都致力于那期间开始的一项研究。

《马可波罗游记》自1298年问世以来，即风靡欧洲，吸引了很多西方人对遥远东方的向往。但是，海内外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存在争议，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杨志玖写道：

<blockquote>1941年夏天，在准备写毕业论文之前，我从《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与马可波罗离开祖国有关的材料，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寄给重庆《文史杂志》，主编顾颉刚先生在刊出的“编辑后记”上给予较高评价。1942年傅先生从四川给我来信，对该文的内容和写法表示赞许；并说，他已把该文推荐给中央研究院的学术评议会参加评奖。其后该文获得名誉奖。先生又委托中央大学教授何永信把它译为英文，投寄美国《哈佛大学亚洲学报》。但在1945年该学报发表时，却仅仅登了一页的摘要。27</blockquote>

杨志玖找到的那条“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相吻合，证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条“确凿证据”是他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

经历了“文革”十年的蛰伏后，中国的学术研究呈现出鹰扬奋发的状态。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连续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走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与〈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的谈话》《马可·波罗到过中国》《马可·波罗问题争论的焦点何在？》《马可·波罗书中的长老约翰——附论伍德博士的看法》等一系列论文。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在应战海内外的质疑之声。

1994年，杨志玖偕夫人张锦云与博士生、硕士生弟子合影。

2002年，元史专家、国际公认的马可·波罗研究权威杨志玖去世。但这场争论并未止息。质疑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如元朝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存在的重大缺失，如没有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汉字及其他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13世纪中国的任何记载，还有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等。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考察结束后，十位考察队员和二十二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1995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伍德著书称，马可·波罗事实上没有到过黑海以外的地区，当时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如四大发明、筷子、裹脚布和长城等，马可·波罗都没有提到过。伍德最近还表示，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据201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媒体10日引述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结果称，大探险家马可·波罗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道听途说的汇集。

据说钱穆对待这场论战的回答是：我“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我想，这也应该包括对皓首穷经、“奋起”质疑的杨志玖先生。

王志维去台湾后，仍在史语所服务。因老所长傅斯年的关系，王志维跟胡适交往甚多。胡适1958年就任中研院院长后，经常出国。他在南港住宅里的私人物件都由王志维管理。胡适的小脚太太还在美国，王太太张彦云就常替胡适缝补衣扣。1961年，中研院总务主任薛世平患病请辞，胡适想把王志维从史语所调出，接替薛的位置，他给代理中研院院务的李济写了一封信：

<blockquote>济之兄：</blockquote><blockquote>昨天薛世平兄有辞去总务主任工作的信给我，我想调王志维兄为总办事处秘书，代理总务主任。我盼望老兄能同意这办法。我观察了志维兄三年之久，觉得他有才干，有操守，又有好学的热心。所以我想请他担任这件很麻烦的工作。倘蒙老兄同意，以后他可以改用总办事处的名额。</blockquote><blockquote>匆匆敬颂双安</blockquote><blockquote>弟适敬上　五十，十一，十八</blockquote>

胡适是大学者，他选人的标准绝非仅靠忠诚和办事能力。史语所的档案里，我查了王志维的借书记录：1946/05/16借《Man》一书；1952/08/26借《自由与组织》； 1953/09/06借《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Of Civil Government》；1953/09/08借《和平的代价》《社会心理之分析》……读一个人的读书目录，也是了解其心路历程及治学路径。

1961年年底，王志维由史语所上调中研院，先作院务秘书，后任总务主任。据胡适说：“我太太最好。她去做她的，我做我的。”又说：“王志维招拂我，比我太太更周到。”胡适逝世后，王志维又作胡适纪念馆馆长。在他与夫人张彦云的苦心经营下，胡适纪念馆初具规模。有时由于经费不足，他们还自掏腰包。作家陈漱渝访台湾，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一书中介绍了王志维的一些情况：

<blockquote>胡适是1958年4月8日只身从美国飞抵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的。直到临死前四个月，他那位以打麻将为唯一特长的小脚太太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到台湾来陪伴他。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王志维先生替他物色一所房子。他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斯年）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令人感慨不已。</blockquote><blockquote>现在，胡适在南港的这所故居已改建成纪念馆。胡适生前生活起居的地方一律保持原状；又在故居右侧添建了一座82.5平米的陈列室，展出胡适的中西文著作三十余种，以及他的部分手稿、信札、照片、衣物。纪念馆基金有五万余美金，系由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馆长王志维先生，是胡适生前的秘书，善调酒。王馆长为胡适所作的最后一次服务，是在胡适入殓时将他平日喜爱戴的那副玳瑁架眼镜重新给他戴上。28</blockquote>

20世纪80年代，时任胡适纪念馆馆长的王志维与夫人张彦云合影。

王志维1981年退休。80年代初，张彦云在大陆的亲人通过香港的关系，找到张素萱在美国的儿子，与彦云建立了联系。张彦遐讲述：

<blockquote>1988年姐姐回来，带着儿子大庆。也就是说大庆这是第二次回外婆家。第一次还在吃奶。这一回回来已是美国一家中型企业的老板。他在美国读大学，入了美国籍。姐姐在宜宾的弟弟和姐姐家住了十多天。她还在台湾上班，返程票已买好了。这以后她又回来过两次。都是一个人回来。王大哥已经很老了，身体也不怎么好，1999年去世，活了八十一岁。29</blockquote>

真正的爱情是能经受平淡的流年。李光涛张素萱琴瑟和谐，史语所上下深许之。有文章夸赞素萱女士“温恭淑静，内外无闲言。持家俭约，每亲市蔬果。先生谓，有豆蔬已足，何必水果？呜呼，盖亦欧阳永叔《龙冈阡表》之遗意也。”李光涛1975年8月退休后，每日照常撰述不辍。他与张素萱育下两男两女。大儿康成，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次子宁成，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赴美国攻习高分子化学，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女儿小萱卒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小女幼萱专习护理。301984年12月31日，李光涛在台北因车祸不幸逝世。

李光涛学历不高，功底很深。一辈子就在那堆明清档案中寻寻觅觅。他纂辑的史料，除《明清史料》外，还有《朝鲜壬辰倭祸史料》《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等；有专著《明季流寇始末》《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万历三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多儿衮征女朝鲜史事》《熊廷弼与辽东》等；还在“史语所集刊”和“中研院院刊”以及《大陆杂志》《东方杂志》《学原》《学术季刊》《孔孟学报》《幼狮》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上百篇。他将这些论文汇编成《明清史论集》，1971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89年，李光涛先生的遗孀张素萱及女儿在家中。

我在羊街八号罗萼芬家看过那部大书，足有两寸多厚，重达两三公斤。罗萼芬将它视为拱壁，从不轻易示人。据说在李庄唯一看过此书的是区公安员。这部书是罗萼芬的表姐张素萱1984年从台湾地区寄过来的。那时被海峡阻断的民间交流才解禁不久，包裹皮上的“台湾”字样如针尖麦芒。几十年的政治风云，罗萼芬已成候鸟，不敢擅自启封，而是小心翼翼地捧着包裹到区派出所，请公安员检查后才敢翻阅。这部书的扉页上只有几行字：“这是亡夫李光涛的遗作，送给萼芬表弟。素萱。”那是一部在李庄很少有人看得懂的大书。

治史，从细节考证，不厌其烦，披沙拣金。四十多年的岁月，李光涛完成了由档案管理员到专任研究员、明清史学家的角色转变。据清史专家何龄修谈，在清史史料的研究和运用上，大致可分三派：一是以孟森为代表的“正史派”；二是以朱希祖为代表的“野史派”；三是以李光涛为代表，运用档案、契约文书进行研究的“档案派”，档案派在明清史的研究中起步较晚，但贡献卓著。

1946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回南京，临走时在李庄板栗坳立下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碑上，刻着全所人员的名字，一些名字成了李庄人无尽的话题与永远的牵挂。他们是李庄的女儿罗筱蕖、张素萱、张锦云、张彦云；史语所的姑爷逯钦立、李光涛、杨志玖、王志维等。2005年，这块早已废弃被人取走的碑又重新在原址竖立，只是人们多已不知那碑上的人物命运，以及他们与一个时代的关系。

<blockquote>（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及罗萼芬、罗筱蕖、张伯森等提供。）</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