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香樟豆,圆又圆。研究学问不值钱。</blockquote><blockquote>来到李庄四年整,没人问俺热和冷。</blockquote><blockquote>光身汉,下决心,娶个太太待俺亲!<small>1</small></blockquote>
这首《香樟豆谣》的作者董作宾是个恂恂儒者,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一群青年才俊流寓李庄,在当地婚娶的浪漫故事。那时,迁到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与社会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其中多已到了婚龄,甚至老大不小。在那个孤寂沉闷的环境中,男女青年的彼此相遇有如涸辙之鱼,而藏在心灵深处的苦闷就是汩汩长流的清泉。于是,尽管是战时他乡,但还是有人敢把情丝系于这块土地,也有当地姑娘敢把绣球抛向那些外乡的先生。
<blockquote>山茶花,朵朵红。三院学士最多情。</blockquote><blockquote>折一把茶花求婚去,第一个成功是逯卓亭。</blockquote>
诗中的山茶花,代指史语所历史组,即“三院”驻地,因房子年资浅,当地人又叫“新房子”。院内有两株大红山茶,茶花从秋冬一直开到暮春,又名“茶花院”。“卓亭”是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逯钦立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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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春到栗峰,桃花盛开。右起逯钦立、董作宾、陈启华等。
逯钦立是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同学何兹全夫人郭良玉的记忆中,这位同乡“木讷质朴,但聪明过人”。1940年,他去李庄继续研究生学业,他在9月25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谈道:
<blockquote>生于九月十二日离滇,十八日到达李庄,沿途托庇,顺利异常。抵此后,承董代所长及丁、汪等先生之照顾,食宿诸问题均已解决,敬祈吾师释念为幸。……此地气候近已凉爽,生之工作即可顺利开始,吾师存藏陶靖节各集,生极须用,闻师将于十月中莅此,希届时能以此种书赐闻也。</blockquote><blockquote>又生离滇之时,曾与杨志玖、周法高二兄深谈一次,杨兄处数接齐大延聘之信,许以该校讲师职并研究所编辑员,而文研所则欲留作研究助教,杨兄念吾师擢掖之心,极愿来此继续所业,仅以薪遇和路费问题,稍涉踌躇耳!而周兄之离校或来此,所犹豫者也不外乎斯节。近不知彼等有信呈吾师未?<small>2</small></blockquote>
逯钦立的去向,如信中所举的同学杨志玖,也有多种选择,他自愿到李庄,是冲着史语所做学问的条件。逯钦立无负导师傅斯年的栽培,到李庄两年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修业毕业,留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除了业务上的收获,还成功地俘获了小学女教师罗筱蕖的芳心。
罗筱蕖人称罗九姐,是乡绅罗南陔的九女。她在晚年给弟弟罗萼芬的信中这样回忆儿时:那时家境尚好,每到年底,打炒米糖、蒸黄粑、杀年猪。大年三十是祖父的生日,全家去石板田扫墓,抬着大猪头。这时祖父坟地两边的红梅、绿梅已经开了,坟前石桌石凳上摆满了上供祭品……<small>3</small>抗战期间,罗南陔出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参与了中研院与同济迁来的筹备工作,如出面说服乡绅及行帮组织,牵线房屋租赁,维护地方治安,斡旋原住民与迁入者的关系等。他有十个子女,有的加入国民党,有的加入中共。罗筱蕖曾回忆五哥莼芬(叔谐)对她的影响:
<blockquote>记得当年,五哥在智育小学教书,我跟他在一起有一年半,他帮助我读书,领我参加民先队抗战剧团、晨呼队。共产党员金汉民、严亮绸等就在这时认识的。在这段时期我学了很多知识,懂得许多道理,能演剧、跳舞、唱歌,能宣传、能讲演。第二年就被抗战剧团介绍到南溪县政府管的战时民训督察室工作。这组织完全是宣传抗日、组织民众的领导机构,我刚到十六岁(并不是县政府科员)就能同另一位女同事池梦渔把一个县城的抗战民训组织起来,搞下去,这本领是君绿九哥和五哥培养支持得来的。<small>4</small></blockquote>
后来,罗筱蕖从李庄去成都读书,先读华中会计专科学校,后读西川无线电专科学校。学校遭日机轰炸,没毕业,1941年又回到李庄,受聘为板栗坳栗峰小学教师。
板栗坳本弹丸之地,过去过来就那么几个人。此时,一个清纯活泼的女子闯入逯钦立的视野,很快他就开始狂热地追求这位年轻女教师。六十多年后,我曾听当事人细说原委:
<blockquote>那时牌坊头有个大礼堂,单身汉在那里吃饭,我们在旁边上课。逯钦立也天天在那里吃饭。他住的老房子,属第一组历史组。他时常在我们教室外转悠,我也明白他的心思。他有时就在教室的黑板上画画,画马还画得很好。他在黑板上画屈原,我问是谁画的,梁柏有(梁思永的女儿)说是逯先生画的。我每天到校早,其他老师多有家属太太,事多。一次他画我的像有意放在黑板上,我把画收起来,后来就有了第一封信。梁柏有也给我转过他的信。
<small>5</small></blockquote>
一来二去,彼此眉目间活泛了春山秋水。但要迈那道坎尚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罗筱蕖的小弟罗萼芬告诉我:“傅斯年跟我父亲熟,当时他们迁来,是父亲、堂兄罗伯希等人商定下来的。后来人们说研究院吃人,搞得人人自危。是我父亲提出举办展览的方法开启愚昧。傅斯年多次夸父亲‘南陔不愧川南才子’。中央研究院迁来板栗坳一晃就是几年,很多男光棍择偶安家,成了老大难问题。李庄的姑娘就是想也不敢嫁给他们,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件事成了傅斯年、陶孟和几个头头的心事。当时我家恰好有两个姐姐未出阁。”于是,“傅斯年为弟子逯钦立作伐提亲。”<small>6</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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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峰山庄的中研院子弟校。
撮合信是写给罗南陔的族侄罗伯希的。罗伯希战前曾任“三军”<small>7</small>成都办事处参谋,解甲归田,在当地仍有余威。傅斯年在信中介绍逯钦立的身份:“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法律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事结束后,固不宜如此,惟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small>8</small>皂隶是黑衣差役,虽是自嘲,亦近实情。学者是远离经济仕途的“夫子”,战时尤为窘困。只有说到学养及未来的造就,傅斯年才对弟子有信心:“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中知名之士无疑也。”
罗伯希的覆信,唯一担心的是逯钦立在故乡山东巨野是否有妻室。史语所档案中,有傅斯年一封覆信。信上写道:
<blockquote>伯希先生左右:</blockquote><blockquote>惠书敬启,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君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着笔也。</blockquote><blockquote>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无填者。逯君平时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呈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惟彼家在沦陷共产党区交错之处,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blockquote><blockquote>傅斯年谨启二月二十一日<small>9</small></blockquote>
这封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等,证明逯钦立“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
得到准信,罗家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张罗婚事。这桩喜事,多少有些让代理所务的董作宾准备不及。1944年4月25日,他给傅斯年写信:“均一住家房子誊出后,济之兄要为三组同人作宿舍,逯钦立拟亦要此房作结婚新房,如何之处,请决定?”<small>10</small>傅斯年是如何处理这难题的,已不得而知。总之,良缘走进佳期。三十四岁的逯钦立牵手二十二岁的罗筱蕖。李济的老父亲李权写有一首《贺婚礼》,词曰:“环绕花舆笑,争把老师拍手呼。老师俯首作新娘,依旧弦歌起一堂。绛幔未悬纱曳地,群称福禄好鸳鸯。”
大喜之日,红烛之下,逯钦立把傅斯年代自己说项的那封信,虔诚地用小楷抄录下来,信末有“弟子钦立录副”一语。
李庄六年,逯钦立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说文笔》《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等十几篇论文。但他用功最勤者,仍是傅斯年所言的那部“诗史”。逯钦立深感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搜括靡遗”,有功于世,却仍有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傅斯年将史语所珍藏的杨守敬的《古诗存目》抄本交他比勘。红袖添香,焚膏继晷,几度寒暑,逯钦立完成了《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的资料收集和前期准备工作。此项工程,除了时间、毅力之外,更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如浏览前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了解彼时的历史地理;校勘诗家之作,须精熟传记及生平;要熟知乐府诗之组织及内容;要熟识那个时代的风物;要了解汉魏别体字;要熟知汉魏韵部分合等。此时的逯钦立已万事俱备,假以时日,必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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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钦立罗筱蕖结婚照。
<blockquote>山茶花,年年开。戴一朵茶花下山来。</blockquote><blockquote>自从大桥会一会,李光涛相思苦难捱!</blockquote><blockquote>拿起笔,写封信,要给小姐通音讯。</blockquote><blockquote>情书一束送上去,果然打动了小姐的心。</blockquote><blockquote>风吹竹叶颤簌簌,小姐在门前望情哥。</blockquote><blockquote>嫂问姑:“你在那儿看啥子?”</blockquote><blockquote>“我看那,长丰轮客人恁样多。”</blockquote><blockquote>张打铁,李打铁,买点礼物送小姐。</blockquote><blockquote>几次下山等长丰,又怕人说“是把衣料接”。</blockquote><blockquote>月亮光光,打水洗衣裳;</blockquote><blockquote>洗得干干净净,穿着上仓房。</blockquote><blockquote>仓房头,有高楼;楼下歇,遇到张三姐。</blockquote>
1945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二十一),董作宾在板栗坳牌坊头举行的李光涛与张素萱的婚礼上,以证婚人的身份朗诵了这首“新乐府”。诗中的“长丰轮”,是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返还于宜宾与重庆的长江客轮。在码头上接衣料的细节,或写实或虚构,但传神地描绘出特定时期李庄姑娘对山外世界的渴望。
李光涛1902年7月5日生于安徽怀宁。父亲早逝,母亲矢志守节,家故寒素。光涛姐弟三人常随母亲到族中的清节堂寄食。清节堂为抚恤孤寡,办有塾教。李光涛在清节堂读到十三岁,不愿看族人冷眼,遂泣别母亲,独自到外面闯荡。他一边打工补贴家用,一边膏火自给,苦读书本,终于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后任职于安庆海关。
1928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后,接手了八千麻袋明清内库档案,移存于午门楼上,准备整理。由傅斯年、徐中舒筹划,招雇临时书记十人,工友二十人。李光涛与徐中舒是怀宁同乡,又是校友,1929年9月经徐中舒推荐,李光涛进史语所任临时书记,负责明清档案的清理。
明清档案是清廷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令、奏章、则例、贺表、卷案、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宣统二年,内阁大库屋坏,大学士张之洞曾拟奏请销毁,最后采纳参事罗振玉建议,将档案移存国子监,足足有八千麻袋。民国六年,版本学家傅增湘出任教育部长,陈垣任教育部次长,这批明清档案一部分调给北京大学,其余藏历史博物馆。数年之后,历史博物馆以四千元贱卖给重造纸料的同懋增纸店。罗振玉闻讯,又以一万二千元从同懋增纸店买回,寄存商部。不久,商部移出故宫,传闻日本人有意洽购。寓居天津的李盛铎又以一万六千元从罗振玉手上买过来,并在天津、北京两处租房分贮。1928年9月,史语所一成立,傅斯年便向蔡元培提出要收购这些大库档案。他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实为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蔡元培筹足两万元,国宝档案终于回归史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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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的李光涛。
档案整理之初,史语所制定了严格的十二条工作规则。如“休息时间,上午九时四十分至十时,下午三时至三时二十分,每次计休息二十分钟,地点在工作室外走廊。所有应用早点或吸烟吃茶以及上厕所事,俱在休息时间内为之。”“在进入工作室时,其工作室大门,由管理人将锁锁上,一切工作人等不得随意出入,并不得在室内有交头接耳或谈话行为。”傅斯年规定,必须逐日写工作日志,并指定李光涛负责。大库档案的初步整理,据罗振玉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二十五人至少需要四年。但自1929年9月开始,至1930年9月30日已全部完工。李光涛回忆说:“工作这样之快,自然还是那十二条规则定得太好了。”
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这是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大规模刊行问世的开端,主要工作多出自李光涛之手。1935年,在傅斯年的鼓励下,李光涛为《明清史料乙编》增写补例。此后,逃难长沙,暂居昆明,流寓李庄,最后蛰居台岛,李光涛依次完成了明清史料丙、丁、己、庚、辛、壬、癸等编“补例”的编辑。说起那些岁月,他无怨无悔:
<blockquote>我把一些烂册取下来,一本一本地检查,有的真正无法揭开的就算了,有的也可以揭得一二页如三藩史料,也是可喜,便即编入《明清史料丁编》了。最令人高兴的是,当为迟起龙回书稿,是用高丽纸写的,叠成数叠,夹在烂册中,取出一看便轻易揭开,依然无恙。相反,如用其它纸张写的,水湿以后,就与烂册结为一体同归于尽。所以有些重要文册,都因此被永远埋没了。
<small>11</small></blockquote>
在清理档案,编辑出版的同时,李光涛也开始研究史料,撰写论文。他陆续发表《论建州与流寇相应亡明》《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等文章,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是废纸弃物,经他智慧筛选,理性分析,竟捡起许多遗落在历史缝隙间的散珠碎玉:
他发现,清人不知古,“凡事揣摩而行”,照搬《三国演义》中的故伎。如萨尔浒之役,奴尔哈赤“用杜松阵亡衣甲旗帜,诡称我兵,乘胜督战,綎(明将刘綎)始开营,遂为所败”。套用东吴以孙夫人招亲以悦刘备的美人计,选用名妓,控制了抚顺额驸李永方、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等。他们还效仿曹操五日一大宴以厚待关公的把戏,厚待辽人……这本是鲁夫玩聪明人的游戏,极易识破,却也意外地“以汉制汉”,无不得逞。<small>12</small>
《明史·流贼传》载,多尔衮与李自成山海关之战,“四月二十二日一战摧之”。李光涛参看当日的档案发现,清兵在关上实际上只与“流贼”大战了一天。这天的战况是“从辰时到酉时接连打了十几个回合,杀死流贼无数”。除此之外,“更有大获奇捷”的上报。由此可见,山海关之战,是四月二十一日在清兵还未增援的时候就已制敌。那么四月二十二日的战斗,多尔衮不劳一兵一卒,也自然获胜。<small>13</small>
学术上的光辉,也掩不住内心的孤独。李光涛原有妻室,夫人蔡氏因风寒染病身亡。他随史语所颠沛流离,来到李庄,一晃就四十多岁,个不高又有些秃顶,本打算鳏居一身。焉知千里良缘一线牵,经史语所汪和宗介绍,在栗峰山庄攀上了一门亲事。农耕社会的小山村,多是盘根错节的“竹根亲”。罗萼芬告诉我:“张素萱我喊张三姐,她大姐是我的大嫂。张三姐在南溪女中读书,毕业回来。住在江边仓房头。我九姐罗筱蕖已在栗峰小学教书。结了婚,做栗峰小学教务主任,学校聘了张素萱做老师。我姐夫逯钦立与李光涛要好。就通过九姐把张素萱介绍给李光涛。研究院的两个光棍一前一后娶了一对表姊妹。”<small>14</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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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涛手稿。
四十三岁的李光涛,娶了十七岁的小妹妹张素萱,老夫少妻,好不羡煞人。董作宾写道:
<blockquote>三姐咪咪笑,喜得光涛双脚跳。</blockquote><blockquote>一跳跳到板栗坳,三天三夜睡不着觉。</blockquote><blockquote>八月十五桂花香,十六月亮明光光。</blockquote><blockquote>素萱光涛成婚礼。他们俩:花好月圆乐未央!</blockquote>
2002年10月,我在李庄采撷口述史料。板栗坳张家的后人多已星散,近处只有张远甫与张伯森两位。论辈分,前者是后者的叔伯;论年龄,后者要长好几岁。10月12日一早,我在宜宾找到张远甫。他是李庄糖厂供销科退休职工,前些年胃癌作了切除手术,当年在外地读书,对板栗坳的事知之不多。为我大老远来访而不能提供更多的材料,他不断自责,决定抱病带我去找张伯森。他说,“伯森一定知情,一是他老者(父亲)当过团总,研究院住的牌坊头就是他家的院子;二是他妹妹张锦云就嫁了研究院的杨志玖。”
有些事仿佛心灵感应。此刻,七十五岁的宜宾工商银行退休人员张伯森独自一人,正坐在家里,静候我们的到来。进屋,落座。张伯森待客不是沏茶,而是拎出一个酒瓶,我们一人面前摆一个酒杯。张远甫是病人不能喝。我不推辞,任他斟个满。他说,喝酒说话才打得开话匣子。我们谁也不动杯子,他就径直往嘴里连倾了两杯。
<blockquote>当时研究院住在板栗坳,新房子、田边上,桂花院都是。我们家只住了一间,其余都腾出来让给他们住。董作宾的办公室在戏园子,他有个助手叫刘渊临,就是这李庄的人,后来跟着去了台湾。当时刘渊临帮董作宾整理甲骨文,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也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我常去看,董作宾也教我,后来我还学会了打字。<small>15</small></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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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志玖的内兄张伯森讲述往事。
我听来最动情的故事,还是说他妹妹锦云。几杯酒下肚,老人脸上的毛细血管像悄然爬出的小线虫又细又密。他的父亲当过团总。在地方上也是说得起话的人物。一天十二岁的张伯森放学,在一个大堰塘游泳,只会“狗刨骚”,多刨几下手脚就不灵了。父亲正巧经过这里,闭口气栽下去,把儿子顶上岸,自己挣扎了几下,脚下被杂草缠住,又扳几下,再无动静。“我老汉儿是我害的”,张伯森喝着酒,涕泗纵横。
<blockquote>父亲一死,天垮了。家里妈妈、我和一个妹妹。妹妹在南溪女中读书。有人提亲,是我堂妹张素萱,她已经和李光涛结婚,她的介绍人又是我们张家亲戚栗峰小学的教务长罗筱蕖,听素萱介绍,妈妈一口就回绝了。长兄当父。我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我也没多想,就定下来了。妹妹初中还没毕业就嫁给研究院的杨志玖。<small>16</small></blockquote>
杨志玖1915年生于山东长山县周村镇一个回族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依靠母亲和兄长劳作和借贷,读完了小学、初中。1931年考入山东省济南高级中学,获得县教育局贷金。高中毕业,在全省会考中取得第三名,获得奖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长沙、昆明。
张伯森搬出一堆证物。最早的照片是妹妹锦云和杨志玖1947年在天津照的。杨先生意气风发,张锦云小鸟依人;杨先生西服笔挺,锦云头发烫过。那时他们都还年轻,杨志玖三十七八岁,张锦云只十八九岁,谁都不知道未来的命运。
板栗坳每个先生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晰。唯独杨志玖与史语所的关系似觉暖昧。问起这一点,他的内兄张伯森说,他不是研究院的人,研究院请他帮忙编一本书——《朔方备乘》。(讲述或有误,《朔方备乘》系古书,抑或是校注整理?)
之前,我查过相关的资料。对这一段经历,杨志玖这样写道:
<blockquote>1939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1年秋季我毕业之前,傅先生给我来信,问我毕业后的去向。他说,最好留在北大或到史语所来。我那时好幼稚,对个人的前途抱无所谓的态度,竟听从导师姚从吾先生的推荐,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去,真是太轻率了。</blockquote><blockquote>1944年2、3月间,傅先生给我信说“太平洋学会”接到“条子”(蒋介石手谕),要他们写一部《中国边疆史》,该学会又将此任务推给史语所。先生要我去帮他修这部书。我应命前往李庄。因南开不放我,只算借调。我从重庆溯大江而到李庄,又从李庄步行至板栗坳……</blockquote><blockquote>我虽以借调名义来所,但到所不久即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的聘书,作为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史语所发我工资,南开大学则每月给我寄生活补贴,其数目大于正式工资若干倍,使我记住自己仍是南开的教员。<small>17</small></blockquote>
两年半的板栗坳岁月,杨志玖作了李庄的女婿。1944年6月,杨志玖与史语所房东的女儿张锦云结婚。李庄镇文化乡二保——现在的李庄镇永胜六村村民张汉青,向我讲述了那次婚礼的不寻常场面:
板栗坳从牌坊头到田边上也就不过百米。而锦云和杨先生的婚礼却融合了新旧两种形式。先是坐轿子。从田边上抬到牌坊头,包含了搭盖头、上轿、起轿、拦轿、颠轿、哭轿、下轿。完成了这个过程,山乡少女张锦云,一脱下童子军服,就变成了“先生娘子”。然后是在上厅房行新式婚礼。张锦云穿婚纱,杨先生穿西服,主婚人宣布,证婚人讲话,新郎新娘行点头礼。在研究院同人和地方上贺喜的人的祝福中,两个人的肩,靠在一起。十六岁的锦云比三十五岁的杨先生要高出一截。
<blockquote>我婚后不久,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来信说,南开大学将于本年下学期在天津开学,要我回去上课。我以本系借调而来,理应回去,便写信告诉傅先生,哪想很使先生恼火。他未复我信,欲令史语所停发我的工资。事后我才醒悟,先生把我借调,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语所,借调本是名义或手法,好比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至今思之,犹有遗憾!有一次,南开大学历史系开的思想检讨会上,郑天挺先生说,听说傅先生本有意送我到美国进修,因我结婚而罢。<small>18</small></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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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杨志玖、张锦云夫妇于天津。
傅斯年显然不赞成这桩婚姻。杨志玖回忆:
<blockquote>我写信告诉傅先生。先生来信不赞成这桩婚事。他说,那和某同事不同,不应忙着结婚,而且“今后天下将大乱,日子更难过也”。他劝我退婚或订婚而暂不结婚。我以已答应同人家结婚,如反悔,道义上过不去,未听从先生的规劝。我结婚后,先生来信祝贺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讽喻之意。在我结婚之前,已有两位山东同事与当地人结婚。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small>19</small></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