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岱峻)_龙性难驯多怀激烈游寿的困境与突围（1 / 2）_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blockquote>游寿（1906—1994）四十三岁那年，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但过去的历史却如影随形，驱之不去。她一生涉猎考古、古文字、古代文学、书法等多个领域。但中晚年后的治学“没有了优秀的学术氛围，见不到古器物，不得已而自办文物室，那也只是小流，而非江海”。1命运捉弄人也造就人。书法家沈鹏曾评价：“她是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仅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认识，游寿堪称本世纪（20世纪）杰出的书法家之一”。民国的学者，很难以书法名世。但脱胎换骨的游寿，却以一管翰笔为自己劈开一片天地。</blockquote>

游寿，字介眉，1906年出生在福建东部沿海霞浦县城一个衰落的官宦家庭。高祖游光绎曾为清乾隆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去官归闽后掌教福州鳌峰书院，一代名宦林则徐即出自其门下。自游光绎以下，世代以教书为业。其父游学诚，光绪十七年中举，主持福宁府近圣书院。游寿晚年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余幼受庭训左氏传。先君为述金石名物，于是略有物象及其科学意义。先君精教学、训话、书画，弱冠负盛名，中年退居海陬，教学负薪以赡。余年十九丧亲既未完家学。”2其后，游寿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因参加学运，回乡避祸，曾接掌县女子高等小学校长职，是年二十岁，有“闽东才女”之誉。北伐期间，她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做妇青工作，后躲避“清党”回到乡里。

1928年，游寿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同学中有曾昭燏、沈祖棻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为代表的“金陵学派”，弘扬国学，注重传统，尤擅小学。游寿潜心问学，也倾心老师的板书：“当时在课堂上，看到俊秀、豪放各种板书心生向往。当年南京中央大学的中文系，国内古典文学大师聚集，如词曲学家吴梅俊逸的板书，二汪（旭初、因坦）的流利板书，黄侃虽不大写板书，也偶然写几次，有他的俊爽之气。而我独好胡小石板书，豪迈卓逸。他板书写得很快，也自己擦去，坐在前头的同学有时起来替他擦，其实许多同学舍不得擦。”3

青年游寿。

教授王易，字晓湘，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与汪辟疆、柳诒徵、汪东、王伯沆、黄侃、胡翔东并称“江南七彦”。王晓湘虽博古通今，然讷于言辞。每当他在文学院（也称中山院）上课，学生皆以为苦。当时，他授“乐府通论”讲北齐敕勒歌，女弟子游寿仿其体例私下戏谑道，“中山院，层楼高。四壁如笼，鸟鹊难逃。心慌慌，意茫茫，抬头又见王晓湘。”众人闻之莞尔。有论者称其“少慕狂狷，率性任情”。同学沈祖棻晚年犹叹：

<blockquote>犹忆春风旧讲堂，穹庐雅谑意飞扬。</blockquote><blockquote>南雍尊宿今何在，弟子天涯鬓亦苍。4</blockquote>

游寿最敬重的老师是胡小石。她回忆：“记得我刚进南京中央大学，在抄上课证时，一位同乡告诉我说，中文系教授胡小石是有盛名的书法家李梅庵的学生。当时校中有六朝松和为纪念李瑞清先生而修盖的梅庵。李瑞清先生出身于有名的藏书世家江西临川李氏，家中收藏有很多碑帖拓本，同时经常有人拿字画来请李先生鉴定真伪。胡先生曾在李家当过家庭教师，自然看到不少名家墨迹或碑帖。这是胡先生早年跟李梅庵学书的一段。虽然胡先生的书法后来自成一家，有过李梅庵之处，可是胡先生一直是推崇和尊敬李先生的。”5李瑞清主张：“学书必须习篆，不善篆则如学古文不通经学。”游寿学书，亦“求篆于金，求隶于石”，承袭清道人李瑞清开其端，胡小石踵其后的金石书法流派。

1931年游寿毕业后，回福建到厦门集美师范学校任教。她和谢冰莹、谢文炳、郭莽西、方玮德等几位文学青年共同创办了文学刊物《灯塔》。谢冰莹在《女兵自传》中这样写道：

<blockquote>厦门在当时，文艺空气非常沉寂，真有点像沙漠似的，我们一提到办刊物，没有一个不赞成的……方玮德先生和游介眉女士都在集美教课，两人都是诗人。方那时正在热恋着黎小姐，所以诗的产量特别惊人。游是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达观，而其实心里充满了抑郁和苦痛，过着矛盾生活的人……记得是我在集美讲演的那天晚上，我住在她（游寿）那里，两人谈起人生问题来，她很感慨地说：“人不能离开感情而生活，而感情又是最麻烦、最复杂、最苦恼的东西，因此我觉得人生永远是痛苦的。”6</blockquote>

1934年春天，游寿与陈幻云结婚，由厦门至南京。这桩日后她不愿提及的婚姻，抑或就是她在厦门集美期间所说的对感情生活绝望与痛苦的原因？

这一年，游寿考回南京，与冰雪聪明的好友沈祖棻、曾昭燏等再度同修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她们相约“六朝松”下，在“梅庵”结“梅社”，在玄武湖、鸡鸣寺、扫叶楼等地雅集唱酬，还时邀授业诸师作文酒之会。曲学大师吴梅（字瞿安）、汪东（字寄庵）等乐而从游，并不时评介弟子佳作。最受赏识者，为点绛唇沈祖棻（字子苾）、霜花腴曾昭燏（字子雍）与齐天乐游寿（字介眉）三人。其时，胡小石也兼金陵大学教授，在文科研究所首开“书学史”课程。游寿遵照师训循序渐进，奠定了书家的坚实根基。

六朝松下的梅庵。

渔阳鼙鼓动地来。1937年卢沟桥惊变，结束了游寿与这群金陵才女的游学梦，战火驱赶她们仓皇上路，各奔东西。两年前曾昭燏就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专攻考古学。此刻正面临着继续留在异国还是归国的选择。沈祖棻读研究生时，钟情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本科生程千帆。“楚辞共向灯前读，不诵湘君诵国殇”，日寇进逼，沈祖棻只得作“新婚别”先行入蜀。战乱中，沈祖棻写下《涉江词》，获得“易安而后见斯人”（朱光潜评语）之誉。

1936年，游寿获金陵大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为《殷周二代的神道观念》。日寇入侵，游寿尚在择业。其夫陈幻云在江西临川地方法院任首席检察官。游寿随夫宦游，在临川参加雷洁琼组织的妇女抗战救国运动。1940年春，陈幻云调任江西河口地方法院首席法官，游寿随之养病，并开始整理《资治通鉴》札记，续写《李德裕年谱》。疾病稍好，回家乡执教福建省立一中。这年初夏，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胡小石，将游寿推荐给新成立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7月29日，胡小石在给游寿的信中说：

<blockquote>介眉贤弟：</blockquote><blockquote>日前得飞书，极欣慰。寇机肆虐渝市，两月来几日与死神相挡拒，近时多雨，警报乃少闻耳。寒家在此，惟寓庐略损，大小人口幸无恙，望莫念也。女师学院校址定白沙，在重庆上游百余里，由重庆搭轮船一日到。开学原定十一月中，顷闻有提早之说，不知如何。光炜因本期仍需赴滇，上周专函循初先生，请其将弟之国文系讲师聘书直寄河口。白沙环境甚佳，惟冀大局无虑耳。瞻望四方，我心如捣。奈何，奈何。光炜下月二日飞昆明，有书请寄昆明云南大学。幻云兄近况何似？前赐和章风韵清劲，令人低回。此行往滇，仍携之行箧中也，匆匆不一。</blockquote><blockquote>顺颂俪福！</blockquote><blockquote>光炜顿首　七月二十九日7</blockquote>

战时求职不易，然女师学院所在的白沙镇在重庆江津县，距离江西河口漫漫数千里。陈幻云在江西履任不能相送，作七律诗一首作别：

<blockquote>六年前予有西凉之行，介眉过江相送，时值初冬，戴霜月而归。今其人入川，亦正其时，予以羁宦阙为面别，情见乎诗：</blockquote><blockquote>江潭摇落殒微霜，送我西行六载强。</blockquote><blockquote>今日君行谁送别，只应红树对斜阳。8</blockquote>

战争改变了国人的生命轨迹。1938年9月，年方而立的曾昭燏回国，应李济之邀，来到迁徙昆明的中博院担任专门设计委员。1941年中博院迁到李庄后，曾昭燏就任中博院代理总干事。因人手不足，她想到同学游寿。

此时，陈幻云调陪都重庆任司法院司法行政部编审。游寿在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当了一阵讲师后，接到曾昭燏之邀，准备启程。她与丈夫才相逢又别离，个中原委，冷暖自知。游寿曾写道：“曾昭燏从国外回到昆明，又辗转到四川南溪李庄山中，她要打开‘善斋’一批青铜器，便找我去。在旧中国，一个研究金石的人能看到拓片，就可满足，现在能看到许多青铜器，太好了。”9这一个“好”字，未必没有内心的悲苦。

游寿是1942年10月到的李庄中博院，一年后调到中研院史语所。她在李庄整整待了四年零两个月。最初在李庄镇上的中博院。她治学的路径与李济、曾昭燏、吴金鼎等“海归”考古学者大相径庭，不免有卞氏抱玉无人得识的苦闷。于是，她改投远离李庄镇五六公里的板栗坳的史语所，改名游戒微。

游寿到史语所是作善本书库管理员，属补缺救急的临时之举。1943年3月底，史语所善本书库的管理员王育伊“急于赴渝”，坐镇史语所的董作宾致函傅斯年，“继任育伊之人，乞兄注意物色”。这段话放在今天很不好理解，图书管理，无非是采购、整理、编目、上架，借出还回等，就像商店的营业员，只要大字认得一筐，钱不致数错，谁都能干。而当年史语所不同，图书馆是傅斯年建设新学术的重要保证。李庄史语所图书馆“大门是一排九间，门内的大厅也是一排九间，中间的七大间是汉籍书库，这无疑要算大后方唯一的文史图籍最完备的图书馆。最后一进是西籍书库，还有些善本书中研院史语所所在的栗峰山庄牌坊头。分存第三院。这里共有中文书十三万多册，西文书一万多册，中外杂志两万册。因此，除了史语所的同人阅读之外，许多有关系的机关团体，都有人在这里研究参考。”

10史语所乃中国人文学术之塔的塔尖，这里的学者多是某方面的专家。因此图书管理员，要求通才。

中研院史语所所在的栗峰山庄牌坊头。

要求高并不等于待遇好。游寿在史语所负责善本书库。初到之时，图书管理员那廉君即对她的安排“降格使用”深感不安。1943年8月26日，那廉君有信致傅斯年，“闻本所本年度第二次所务会议报告事项中‘借调中博院游寿女士为图书管理员’一案有‘名次在那君之后’一语，窃以为未便，乞收回此意。”论资排辈，是史语所的惯例，但对游戒微显欠公平。

游寿的不快还缘于傅斯年的专断。她说：“……由于凌先生（凌纯声）和向先生（向达）是南京学友，有时互相谈谈所学，有时也流露出依人之叹。”11傅斯年办史语所，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之衰歇，提出振兴救弊的主张。他说：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史语所进人，傅斯年多是挑选北大生，他对金陵学人做学问的路数不认同。而游寿恰恰走的是金陵“旧学”之路。

史语所图书馆藏有四万幅金石拓片，多属名家旧藏，其中一大类即为唐代墓志。借用墓志考证史事，是游寿早已擘画好的治学道路。她曾在1940年完成的《李德裕年谱》中写道：“新旧唐书李德裕传俱言六十三卒于珠崖贬所，补录传记亦云焉，唯续前定录云六十四。于是说者稍有考订是非。旧书本传云三年正月方达珠崖郡，十二月卒。今据新出土所撰彭城刘氏墓志末，烨附记云：己巳岁十月十六日贬所奄承凶讣。则公之卒在大中三年为可信。”此即以墓碑订史实之一例。1943年9月7日，她“提取《全唐文》四十函叁百贰拾册”；某年11月11日“提取《三代吉金文存》壹部四函”；某年4月14日“检还图书馆《唐代丛书》一本”……青灯黄卷，养浩荡之气。1945年8月15日，她向傅斯年写信报告：“归所月余，姑整理未竟之稿，拟东归前墓志史料第一辑可完成，唯拓片尚封存室内。倘谕彦堂先生准予取出历代墓志，是公私两便。仍乞裁夺。”

抗战胜利之后，游寿抓紧时间整理著作，1946年春节刚过，即致书傅斯年，“《冢墓遗文史事丛考》已于三十四年草讫，呈送岑仲勉、陈槃两研究员，指示之点，亦已改定，极想早日付梓，如何呈交，请核示。”岑仲勉、陈槃是史语所历史组的研究员，游寿的论文当是他两位指导和审定的。完成这部书稿，或许是游寿李庄四年中最欣慰的事。

游寿赠逯钦立所节临毛公鼎铭文。

然而，祸起萧墙。1944年6月21日，一事对游寿影响甚巨。史语所的档案中有一封致她的函，“前日见揭贴，深感悚异，执事如以为不可，一言即决，何至出此类揭贴。今既如此，只有与王君对换房屋，并无他法，即希照办。”从语气判断，这是所里的通告，处理结果不容商量。事件的起因或许是房屋纠纷。战时山村，史语所研究人员的生存状态十分艰难。在板栗坳，房屋问题，曾困扰过很多人。对其他人的住房问题，所里颇费心思。而对游寿未必公平？她会不会因“人微言轻”而粘揭贴（这或许就是贴“小字报”一类），且语气尖刻？

这件事何以了结，已不得而知。但游寿身心已倦。1945年1月25日，她致信傅斯年：“因病暂请给假三日。”调进游寿，傅斯年并非权宜之计，确有栽培之意。1945年2月16日，他给曾昭燏写信，“前谈游戒微先生事，最终结论仍以前法为妥，即改任为助理研究员，拟在开会时特别申请以第三年论，若两年内游先生写成著作，即可讨论升副研究员，不待满四年也。”曾昭燏的三哥曾昭抡是化学家，三嫂俞大均（时任中央大学外语系教授）是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姐姐。也就是说傅斯年与曾昭燏的哥哥是连襟。外举不避贤，内举却避亲，这封信不过是傅斯年与曾昭燏的按计行使。可惜游寿不明白老同学与傅斯年的这番苦心。

1945年2月21日，也就是傅给曾昭燏去信的五天后，游寿又给傅斯年写了一张无期的假条：“因旧疾复发，又因家乡沦陷，暂欲赴渝一行，未完工作抑另派人。或准予假，乞请裁夺。”依傅斯年的性格，不难想象他读这封信的心情。他办史语所，强调统一意志和纪律保证。历史组的助理研究员李临轩，研究断代史，1943年6月15日他向傅斯年提出，“因病初愈，防受暑重翻，只得暂请外出假五日，分发承办工作，随带五日归家抄写。至于前两次因病请假，俟以后星期例假补作，俯予赐准。”也就是说，请假休息，工作不停；请假时间，在以后的例休假中扣除。

一个萝卜一个坑，拔出萝卜带出泥。游寿的离去，牵出一系列的麻烦，3月3日，傅斯年嘱咐那廉君，“游戒微先生工作异动，善本书库由张苑峰先生兼管。”3月5日张政烺致函傅斯年，“迟至今日，未接管别存书库。不久当着手，届日当会同游戒微君及佐理人员王志维君将别存书库之金石拓本图书器物彻底清点。”游寿去重庆，或有个人私事。据游寿晚年的弟子王立民语，她与丈夫陈幻云的婚姻秘不示人。李济之子李光谟、董作宾之子董敏也曾告诉过我，李庄的研究人员都有些惧怕游寿和曾昭燏这两个老处女。如果她在重庆有家，与丈夫团聚，那就天经地义。但她不提此事，众人不辨就里，对她的时走时归，或逾时不归就不免微词。

她自1945年3月中旬离开李庄，4月11日再向傅斯年续假，“前蒙准假一月，现已届满，唯尚有多待，且江水多阻，续假一月，旷日恐久，请即停薪，以塞众议。”此一去，游寿耽误了四个多月，到7月中旬才回到李庄。8月25日她再致信傅斯年，“年来受闲气盖平生未有，常恐冒渎神听。然以防微杜渐，聊试一鸣，君子不欲高上人，固不与所中旧人寻仇。”傅斯年9月18日回信，“一切照前约之办法，您以旧名义未作研究，部分之管理事项可不担任，一切均交张政烺先生接收。移交之事，乞速办。”

抗战胜利数月，东归光复，人心所向。1946年3月5日，游寿再致傅斯年信：“本所还都计划已奉命在五月以后，职夏日多病，欲先下渝觅交通机会，至都日既向所中前所派人员报到，并听其指命，伏恳赐准。”同一内容的信，她也分致董作宾。半个月后，游寿在重庆再致傅斯年：“本所复员在夏天，职每年夏令必病，万不得已，呈请下渝自觅还都机会。顷抵渝已一周，正极力设法交通工具，倘得先行至京之日，即向所中所派接收人石璋如先生报到。”董作宾是否准允游寿的请假；此事他又是如何向傅斯年禀报的，未查到依据。3月2日，傅斯年致函董作宾：“游竟自行离所，应将其免职。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弟当时找她，大失策。甚对本所不起。”当初史语所辗转万里，人员流失，能在艰难困苦中稳住一个人文学术集团，实为不易。傅斯年此举有安稳人心，消除影响之意。与此同时，傅斯年给所里同人写过一封公开信，表明自己一不会弃所去做官，二不会背离同人独自先享受。

3月27日，傅斯年给游寿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执事未得董先生同意，自作主张，自行离所，应自离李庄之日起，以停止职务论。”四天后，游寿回信，“顷奉手谕，不胜骇愕。职此次离所彦堂先生曾批示‘暂作请假’。职在所中前后四年，自揣无过，倘钧长以离所还京太早者，亦可即返李庄。”事若至此，尚有转机，游戒微在致傅斯年信的同时，又致董作宾：“此次请示先行归京经过，不图先生背后报告，傅所长有停职通知。今且忍耐不言，顷再缄倘以为不得擅行还京者，即重返李庄。”这封信本可换一种方式，求得宽宥。但游寿性格如此，岂能俯就？

傅斯年本性执拗倔犟，嫉恶如仇。且又有与曾昭燏的那层关系，因此对游寿的抱怨也就更甚。他决定壮士断臂，“以塞众议”。1946年4月7日，傅斯年分别致信董作宾、游寿。给董作宾的信是，“见游来信强词夺理，附致兄一信尤如诬妄。此等人万不可留其在研究所。一切文件附上，均至要紧，乞交那公（指那廉君）特别保存，以备万一打官司之用。兄万不可回她信，以免上其当。兄代为弟事受累，弟无知人之明，弄她进所，对所尤深歉仄也。”

傅斯年给游寿的信，“先生如于停职之办法有所申辩，自无不可，此事之决定系根据执事来渝留下之字而作，与董先生无涉。又，执事致董先生信之词调，自为执事一贯之常态，亦即敝所不能永久忍耐者。故前此决定绝不能更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