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鱼塘里的阴影</h3>

当庞培在东方作威作福的时候，那个他取代的人心情极度郁闷。

卢库勒斯完全有理由生气。敌人撤掉了他的指挥官职务不说，回到罗马还接着刺激他。最恶毒的是，他搅黄了他的凯旋式。那是共和国所能给予公民的最高礼遇。每次举行凯旋式的时候，街道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响着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一天，凯旋式上的将军不仅仅是个公民，不再是个凡人。他穿着君王的金色与紫色服饰，脸也被涂成了红色，看起来像罗马最神圣的雕像，卡匹托尔山上那个神庙中的朱庇特。一种光荣的、醉人的、令人敬畏的气氛伴随着这位人神，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将军造就了一幅奇观，被大家津津乐道着。对街道边向他欢呼的罗马人来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野心的确可以是神圣的；在努力向上攀爬的奋斗时刻，在成就丰功伟业时，一位公民也同时履行着对共和国的责任，对众神的责任。

几乎没有人怀疑，提格拉诺塞塔的胜利者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庞培虽然剥夺了卢库勒斯的指挥官职务，但还是给他的凯旋式留下了几千人马。然而在共和国，没有什么崇高到可以完全避免卑鄙行径的地步。从阴谋诡计中获利的人——像卢库勒斯争取总督职位时做的那样——也会因它而受苦。这是政治游戏的规则。一个人有多么高大，对手的诽谤就有多么恶毒。平民卢库勒斯的光辉前途令他的反对者满心恐惧，正如令他的盟友们满怀希望一样。各个派别的显贵尽了最大的努力，企图推翻保民官的反对意见，给卢库勒斯凯旋式的荣誉。他们这么做都有各自私利的权衡，不管显贵们被激怒时的表情如何真诚，愤慨的叫嚷声多么响亮。在罗马，友谊和政治考虑从不曾完全分开。

不过，卡图卢斯和他的支持者的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一直以来，他们期待着卢库勒斯成为自己事业的领袖。而此时，由于一场接着一场的羞辱，卢库勒斯身上的某根弦似乎绷断了。为消灭米特拉达特斯，他度过了六年紧张岁月，耗尽了战斗的激情。如今，他放弃了政治战场，沉溺在极其铺张的享乐之中。

在东方，作为罗马力量的胜利宣言，卢库勒斯摧毁了提格拉涅斯的宫殿和游乐园，没留下一点儿痕迹。回到意大利后，他着手打造自己的建筑奇观，定位成胜过他毁掉的那些东西的水准。在罗马城墙外的一个山脊上，他建造了一个令罗马人目瞪口呆的花园，极尽奢华。里面有一大群的夸张建筑，有喷泉和奇花异草，许多是他在逗留东方期间搜罗的，其中包括一棵从本都弄来的樱桃树，是他带回家乡的收获物中最难运输的。在托斯库卢姆（Tusculum），他的夏季别墅绵延数英里。沿着那不勒斯海湾，他拥有不少于三座的别墅，最壮观的是他建在防波堤上的一个宫殿，其上有镀金的平台屋顶，向着海面闪闪发光。还有一座原先属于马略。这位老将军不肯在别墅退休养老，仍渴望战斗，渴望更多的胜利。卢库勒斯从苏拉的女儿手中买下了别墅，价格高得离谱。与马略不同，他似乎想把别墅和他拥有的一切都转变成一种标志，以此显示雄心不再。这些大肆炫耀的行为是对共和国所有理想的冒犯。过去，他拥有他那个阶层的美德，以这些美德指导自己的生活；现在，他离开了公共生活，开始践踏这些美德。先是失去了权力，既而失去了荣誉，卢库勒斯看来是想把他受到的屈辱转嫁到共和国本身。

既然不能在凯旋式上夸耀，他开始夸耀他那惊人的胃口。苏拉为庆祝胜利，曾宴请整个罗马；卢库勒斯耗费了更多的金钱，欢宴却是私下进行的，甚至是孤独地进行的。有一次，他一个人吃饭。仆人准备的饭菜很简单，他愤怒地大叫道：“卢库勒斯今天要宴请卢库勒斯！”1这句话被无数次地重复过，恐怕罗马人重复时还都在摇头叹息，因为在他们看来，沉迷于烹饪是极为丢脸的事。高级烹饪一直是堕落的危险症状。历史学家很喜欢说，在共和国早期，人们过得简朴而高尚，厨子“是奴隶中最便宜的”，而在接触了东方的奢侈生活后，“他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烹饪也从纯粹的功能上升为精致的艺术。”2在这个财源旺盛又没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传统的城市，烹饪迅速成为狂热的流行时尚。罗马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出去，厨师和珍贵的作料源源不断地流进来。对坚持共和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来说，不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经济上，这种爱好都是毁灭性的。元老院对此有所警觉，曾试图做一些限制。早在公元前169年，它就禁止在宴会中上榛睡鼠这道菜；后来，苏拉也惺惺作态地颁布了很多法律，提倡简朴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些豆腐渣堤坝，时尚的洪流把它们冲得无影无踪。百万富翁们越来越多地走进厨房，尝试他们自己的菜谱，希望做出更稀奇的大餐。塞尔吉乌斯·奥拉塔的水产养殖之所以有大利可图，就是这股时尚的明证。不过，在餐桌上，牡蛎也不是没有竞争对手，扇贝、肥硕的野兔、母猪的阴门都突然地受到人们的钟爱。原因是一致的：虽然易于腐烂，但它们鲜嫩多汁。从这些柔软的肉食中，装模作样的罗马美食家找到了极大的乐趣。

最受欢迎的是鱼类。自罗马城建立以来，他们一直在湖中放养鱼苗。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经被鱼塘包围了。淡水鱼不再稀罕，人们更钟情于海里的品种。随着罗马烹饪术受到日益增多的外来影响，海鱼成了人们兴趣的焦点。超级富豪们不满足于依赖商人提供大菱鲆和鳗鲡，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海水鱼塘。很自然，巨额的花费更增加了它们的魅力。

这种奢侈的做法被人从古老的原则中找到了依据：公民应该依靠自己土地上出产的东西生活。罗马人的乡村情结打破了一切社会界限，甚至最豪华的别墅都开辟了农场。不可避免地，城市精英之间流行起一种装腔作势的风气，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对它大概是比较熟悉的。他们喜欢在别墅的水果仓库小憩。如果不愿自己耕种和收获水果，厚脸皮的主人会从罗马把它们带来，放在仓库中供客人享用。养鱼也有类似的虚假，追求自给自足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如农学家指出的那样，家用鱼塘“养眼，但不实用。它们掏空了而不是填满了钱袋。建造和养护的费用极其昂贵”。3所谓养鱼有利于经济的说法很快就不攻自破了。公元前92年，一位监察官——维护共和国最严格的理念的行政官——为一条死去的八目鳗大哭起来。据说，他哭得如此悲伤，“好像他失去了女儿”而不是一顿晚餐。4

30年后，这股风气达到了狂热的顶峰。比如霍腾修斯，说到吃一条他心爱的鲻鱼，这种念头从来都不会有。餐桌上需要鱼的时候，他会派人去普特里买。他的一个朋友精彩地评论道，“从他的牲口棚里牵一头拉车的骡子，也比要他鱼塘里一条长着胡须的鲻鱼容易。”5然而，如在奢侈夸示的任何一个方面一样，在养鱼一事上，卢库勒斯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也远远超出其他人。他的鱼塘是这个时代公认的奇迹，也是公认的丑闻。为给鱼塘提供海水，他建造了穿行在山间的管道；为调节海潮的温度，他在远离海洋的地方建起防波堤。在为共和国服务时，他也没有这么尽心尽力地发挥过自己的才干。西塞罗把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称为“鱼狂人（Piscinarii）”——半是蔑视半是绝望的一个词。

因为，卢库勒斯忙于丢弃的雄心壮志正是西塞罗极为珍惜的。这个敏锐的人一眼看穿了养鱼热是怎么回事。他道出了共和国自身的毛病。罗马的公共生活立足于责任，失败并不能成为抛弃使命感的理由。正是那种使命感使共和国走向伟大。对一个公民来说，最重要的美德在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哪怕是在生死关头。无论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战场上，一个人逃跑会威胁到整个战线。虽然西塞罗摘走了霍腾修斯的起诉人王冠，他并不希望对手退休。这个新人认同的那些贵族的原则，霍腾修斯和卢库勒斯以前曾一直坚持着。此时，西塞罗正小心地、一步步地接近执政官的位置。看着这些天然盟友坐在鱼塘边，喂着他们长着胡须的鲻鱼，任共和国飘摇在风暴中，他感到非常震惊。

无论霍腾修斯还是卢库勒斯都曾经是最好的。尝过那种滋味后又被挤到第二位，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难耐的折磨。霍腾修斯的退休不像卢库勒斯那么彻底，但所感受到的痛苦是一样的。渐渐地，西塞罗把他赶出了他曾大受欢迎的法庭。如今，对他而言，法庭成了展示他的怪异和可笑的舞台。这个人曾在法庭上整理他的长袍，展平长袍边上的褶子。现在，这些被人指责为侮辱性的举止。最令人吃惊的是，有次在审理案件当中，霍腾修斯要求休庭，解释说他想赶快回家去，喝着葡萄酒照料他生病的悬铃树（planetree）。如以前的许多次一样，他的对手是西塞罗。奢侈铺张是另一个舞台。在那里，暴发户西塞罗比不上他。

发生病变时，罗马人古老的荣誉感就成了这样。卢库勒斯为了他的鱼而开山。霍腾修斯是第一个在宴会中上孔雀这道菜的人。那种古老而熟悉的、追求最好的竞争意识仍纠缠着他们，但促动他们的不再是追求荣誉的欲望，相反，有点像是自我厌恶。据说，卢库勒斯花钱时一脸的鄙夷，就像它们是些“贪婪、野蛮”的东西，沾满了鲜血。6难怪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觉得震惊和迷惑，无法理解他的状况，说他发疯了。厌倦（ennui）是还不为共和国所知的一种烦恼，后面的几个时代也不了解。塞涅卡（Seneca）写作的年代在尼禄（Nero）统治时期。那时，共和国的理想早已枯萎，想成最好的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贵族所能做的就是低下自己的头，专心于各种各样的乐趣。塞涅卡已能认清这种症状，在写到像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这样的人时，他说，“他们走到碟子边，不是想吃，而是要刺激胃口。”7这些鱼狂人坐在水边，呆呆地看着鱼塘深处。他们留下的阴影远比他们认识到的要深。

<h3>宴会中的常客们</h3>

自我放纵未必只是失败的耻辱标志。显赫的贵族或许会把它看作退休后的甜蜜毒药，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也提供了机会。沿着那不勒斯的海岸线，从卢库勒斯的别墅出发，走上几英里就到了海滩度假胜地拜厄（Baiae）。长长的、闪闪发光的防波堤向前延伸着，伸入海湾闪烁的蓝色海水中。幽默作家说道，有这么长的海堤，鱼儿都游不进来了。在罗马人看来，拜厄是华贵与邪恶的代名词。在那里度上一天假期，人们享受到的是夹杂着罪恶感的愉悦。政治家想都不会想在这样一个地方浪费时间。然而，在每一个季节，罗马都有大批上层社会的人被引诱着南下。也正因为如此，拜厄也吸引了许多想往上爬的人。无论是浸泡在它那著名的硫磺温泉中，还是享用一顿当地的风味大餐紫壳牡蛎，拜厄都提供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这是一个不停顿地举办着宴会的城镇，从别墅中、海滩上、港湾里的游船上，音乐的旋律和人们的笑声不断地传出来，回荡在温暖的夜空中。难怪这个地方会让道德家们愤慨不已。不管在哪里，葡萄酒倒满杯子、外套脱下的时候，传统礼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里，一个英俊的、急于向上爬的年轻人，或许还未完全成年，也有机会同一位执政官攀谈一番。商人们在这里谈生意，保护人与被保护人在这里确定关系。一个人要是有风度、有副好容貌，在这里能占上很大便宜。拜厄是个丑闻满天飞的地方，外观迷人，却被各种有关堕落的流言笼罩着。这是一个人们洒上香水、大量饮酒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野心和阴谋的大舞台。最令人吃惊的是，它还是一个强悍女人施展手段的地方。

拜厄的女王是克劳狄三姐妹中最大的一个，克洛狄娅·梅特里（ClodiaMetelli）。她也是这儿的诱惑力独一无二的象征。克洛狄娅的眼睛又黑又亮，公牛般的外表总是令罗马男人两腿发软，而她的粗话风靡了一代人。她没有采用贵族名字“克劳狄娅（Claudia）”，而是选择了它的粗俗写法。这反映出一种平民口味，对她最小的弟弟影响很大。8模仿下层民众的口音一直是亲民的政治家的标志，苏拉的敌人苏尔皮基乌斯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从克洛狄娅开始，平民的元音发法成了流行时尚。

当然，在共和国这样的贵族社会中，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可能把某种平民气的元素融入时尚。克洛狄娅既借助自己的家族，也得益于她的婚姻，成为罗马社会的一个中心人物。她的丈夫是梅特卢斯·塞勒（MetellusCeler），来自唯一一个能在声望和傲慢方面同克劳狄家族相抗衡的家族。梅特里家族（Metelli）的生育力惊人，到处都是他们的人，还常常出现在对立的阵营中。比如说，有一位梅特里极其痛恨庞培，差点儿带着一整支舰队去攻击他。而在公元前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洛狄娅的丈夫一直是庞培的一个使节。显然，这个女人对此并不在意，处之泰然。她首先忠于自己的家族。克劳狄家族和梅特里家族形成鲜明的对照，出了名地团结，克洛狄乌斯同他的三个姐姐尤其如此。

卢库勒斯非常憎恨自己的小舅子，决心要毁掉他。乱伦的说法最初就是卢库勒斯传出来的。从东方回来后，他公开指责他的妻子跟她的弟弟睡觉，与她离了婚。小时候的克洛狄乌斯害怕黑夜，他最亲爱的大姐曾让他睡过自己的床，于是，她也未能躲开乱伦的说法。罗马人猎奇心理的后果就是吹毛求疵。关于恺撒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比提尼亚国王的性伴侣，这令他的同时代人兴奋不已；克洛狄乌斯的敌人也盯着对他乱伦的指责，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兴趣。无风不起浪，在克洛狄乌斯与他三个姐姐的关系中，一定有些什么不寻常的事，才使得人们喋喋不休。年轻的克洛狄乌斯总是做一些同他的年龄不相符的事，那些长舌头的人或许知道他们所说的并非凭空捏造的。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由于克洛狄娅深深地涉足公共领域，人们更乐意传播她的流言蜚语。“客厅里的戏弄男子者（cockteaser），卧室里的冰块”，9从前的一位情人这样描述她，暗示她很注意利用自己的性感优势。甚至对像克洛狄娅这种阶层的女人而言，插手政治也是很危险的。罗马人的道德不鼓励女人在这方面有什么成就。性冷淡是最理想的婚姻状态。“庄重的女人不叫床”，10这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女人应该高贵地一动不动，稍稍出格便是妓女的标志。类似地，如果一个女人的谈话机智又奔放，她得做好受指责的准备；如果这样的女人还参与了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她会被看成堕落的怪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现对克洛狄娅的乱伦指责其实并不奇怪。由此，她被清出了政治游戏场。

尽管厌恶女人症（misogyny）既无情又蛮横，但对于像克洛狄娅这样的社交女主人所引发的辱骂狂潮，它并不能充分解释。女人要想发挥她们的影响，只能在幕后活动，通过密谋以及调戏和勾引她们想影响的人达到目的。这被道德家痛斥为流言和肉欲的女性世界。在男人野心的竞技场上，情势已经非常微妙了，女人的加入又增添了危险的不确定因素。利用女人优势的环境因素全是共和国的批判对象。西塞罗从来不是一个宴会迷，曾详细地列出那些色情内容，包括这样一些倾向：“放荡”，“风流韵事”，“在吵闹的音乐声中整夜不睡”，“乱交”，“不计后果地胡乱花钱”。11最丢脸的事、危险的堕落者的最终标志，是成为一个舞技娴熟的人。在传统主义者的眼中，再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城市如果沉迷于舞会文化，它就到了毁灭的边缘。西塞罗甚至一脸严肃地说，希腊正是那样灭亡的。“过去，”他大声疾呼，“希腊人也跳那玩意儿，知道它有多危险。它逐渐用有害的狂热念头腐蚀公民的心灵，然后，它能一下毁掉一座城市。”12依照这种诊断标准，罗马已经快不行了。就宴会而言，随着夜幕的降临，城市也临近疯狂的边缘，人们在酒精的刺激下极其兴奋，在“大喊大叫、女孩的尖叫声、震耳欲聋的音乐声”13的伴奏下，脱光他们的衣服，在桌子上狂野地跳舞。

与政策的结果相比，政策的形式更易于让罗马政治家分裂。宴会变得越来越夸张，进一步加深了政治的分裂状况。很明显，对那些传统人士来说，有那么多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人物屈服于诱惑，实在令他们既尴尬又痛苦。他们不再理睬像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这样的人。古老的节俭观念还是很有生命力的。看到铺张浪费成为时尚，新一代元老们不是觉得绝望，相反，他们的使命感更强了。尽管他们很有钱，元老院依然非常保守；他们不肯正视现实，更愿意想象自己没有变，仍然是正直的化身。一个政治家若能让同伴们相信那是事实，他便能大大提高自己的威望。严肃和简朴的形象仍然大行其道。

若非如此，怎么解释那个引人注目的权威的出现呢？在公元前60年代中期，他刚过30岁，职位不过是会计官。在这个年纪，绝大多数元老都在安静地坐着，听资格更老的人讲话；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加图（MarcusPorciusCato）不同，他的声音已频频回荡在元老院。它听起来朴素、刺耳，就像是从艰苦而高尚的共和国早期时代发出的。做军官的时候，加图“与他的部下同甘共苦，一起行军，穿的一样，吃的一样”。14作为一个平民，他通过鄙视时尚而创造了新的时尚。因为在宴会中人们都穿紫色，加图便穿黑色；他鄙视一切形式的铺张，无论是大热天还是雨雪天，无论去哪里，加图都是步行，有时还赤着脚。其中或许有些做作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深刻道德使命感的表现，一种不容玷污的内在力量的表现。罗马人对这些尽管钦佩，但认为它们早已不存在了。而加图则把继承传统看作最神圣的事。对同胞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一切。在了解会计官的所有职责后，加图才参加竞选。成为会计官后，他的勤勉和正直令世人吃惊，人们说他“做会计官比得上当执政官的荣誉”。15尽管元老院为自身的腐败感到痛苦，但还没堕落到对加图视而不见的地步。

看着加图，老一辈的显贵们尤其大受鼓舞，认为他是共和国的希望。比如那位急于将火炬交给后人的卢库勒斯，作为对离婚的庆贺，又娶了加图的同父异母姐姐。新夫人比原来那位只强了一点点：她的风流事不涉及乱伦。不走运的卢库勒斯又找了个宴会女郎做妻子。出于对加图的尊敬，他忍了很多年才离婚。当然，加图不会因此感激涕零。远非如此。在他认为共和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控告过卢库勒斯的朋友。事实上，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不会放过任何人。加图甚至教训过卡图卢斯。对于罗马人都习以为常的幕后活动，加图全无兴趣，他所表现出的不妥协性常常令他的盟友沮丧。西塞罗虽然对他非常钦佩，也禁不住抱怨道，“他在元老院大唱高调，就像他生活在柏拉图的共和国，而不是罗慕路斯的垃圾堆。”16这种批评低估了加图的机敏。西塞罗一生都在试探妥协的限度。加图的战略跟他完全不同。他无视其他人的做法，只遵从自己的原则。他的力量来自共和国最严格的传统。他本人就是对那个时代轻薄风尚的批判。

与自己树立的榜样相比，他的敌人们显得更加堕落和柔弱。这是加图的战术。罗马人的男子气概的正确展现不是追逐女人，不是流连在外大肆喝酒。恰恰相反。放纵行为损害自己的能力。决斗前的一周里，角斗士要用金属螺栓锁住阴部。而罗马公民应该能够自我克制。沉溺于感官享受的人不再是男人。像克洛狄娅这样控制欲很强的女人被称为“吸血鬼”，她们使那些着迷的男人兴趣“枯竭”；17像克洛狄乌斯这样的浪荡公子则连女人也不如。类似的指责被人不知疲倦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然而，这种辱骂深藏着偏见，反映了某种紧张不安的情绪。没有罗马人会费神打击自己不害怕的敌人。那些柔弱的标志同时也是优越、见识和圆滑世故的标志。追逐时尚的人将自己跟大众区分开，这是时尚一贯的功能。在共和国这样的竞争社会，时尚的魅力自不待言。罗马有大批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急于获取公共身份的象征。加入时尚潮流就是这样的象征。于是，他们会采用一些特别的做法，一些神秘的手势，如用一根手指挠头。他们蓄起山羊胡；他们的外衣（tunic，过膝的短袖外衣）长至脚踝，长至手腕；他们的长袍质地和透明度都与众不同，而他们穿上它们的时候就像人们常说的，“松松垮垮”。18

10年前，尤利乌斯·恺撒就是这么打扮的。这不是巧合。无论在公元前70年代还是公元前60年代，恺撒都是罗马最时髦的人。他大手大脚地挥霍，就像他的长袍一样引人注目。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有次让人在乡间建造了一幢别墅，刚刚建好就拆了，因为不符合他的严格标准。他的许多对手因此而鄙视他。然而，恺撒是在一场高风险的赌博中下注，成为时髦阶层中最时髦的人并不是在浪费时间。风险当然是因为赌博会让人破产，不仅是经济上，政治上也一样。一些敏锐的对手注意到，他从不让宴会活动危及健康。他吃得像加图那样简单，很少喝酒。虽然他的性欲之大让他臭名昭著，他在选择长期伴侣方面其实很小心，很冷静。他的妻子科尼利娅已在公元前69年去世。再次寻求一个新娘时，他的眼睛盯上了庞培娅（Pompeia），苏拉的孙女。在恺撒的一生中，他一直非常注重高质量的情报，这在他对配偶和情人的选择上都表现得很明显。他最爱的女人塞维利娅（Servilia），碰巧是加图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姐姐，于是他跟卢库勒斯也成了连襟。同样巧合的是，塞维利娅又是卡图卢斯的表亲。谁知道塞维利娅会在情人的耳边说出多少家族的秘密？

难怪敌人对他的魅力很提防。虽然恺撒不会把宝都押在塞维利娅一人身上，他却把自己的未来抵押在“引诱”同胞上。恺撒做得比任何人都过分，竟然把宴会的风气引入到公共生活中。公元前65年，他在35岁时成了市政官（aedile）。这个职务还不是能竞选执政官的行政官，但由于主管公共娱乐活动，非常受人欢迎。对恺撒这样的人来说，市政官的职务简直是为他量身制作的。角斗士们第一次穿上了银色盔甲。为娱乐公民同胞们，他安排了300对角斗士在竞技场厮杀。若不是恺撒的敌人赶快立法限制，表演可能还会更壮观。元老们知道恺撒是在无耻地贿赂罗马的公民。他们还知道，没有什么贿赂是不要求回报的。

在个人前途的狩猎场上，恺撒下了很大赌注，尽管有风险，也还算是精心的开局。他的敌人指责他是个女人气的花花公子，但承认他正逐渐成为重量级的政治对手。恺撒也将以这个级别的分量打击敌人。作为市政官，他不仅主管娱乐活动，也负责公共建筑的维修。一天早晨，罗马人发现关于马略——一个被刻意忘记了很久的人——的所有公共纪念碑都复原了。苏拉阵营一片哗然。在恺撒冷静地承认自己的责任后，卡图卢斯竟然指控他企图颠覆共和国。恺撒一脸愤怒地争辩自己是无辜的。难道马略不是像苏拉一样伟大的人物？还没到对立的派别互相和解的时候吗？无论如何，他们不是同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吗？民众聚集起来支持恺撒，大声地喊道，“是的！”卡图卢斯气急败坏，却毫无办法。纪念碑保留下来了。

类似的插曲表明，尽管苏拉尝试过，但他没能摧毁“亲民”传统；相反，它正在罗马复苏。这是个很大的成就，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下层民众之所以把恺撒看作偶像，他的慷慨大方是关键。敌人很有理由地期待，他的大方会把他引向破产。正如加图以他的清贫闻名，恺撒身负巨额债务也人所共知。大家都知道，算账的日子总会来的。公元前63年，恺撒做出了决定，把一生押在了一次选举上。他要一劳永逸地打破元老院的等级秩序，给自己“松松垮垮”的形象增添些传统威望的色彩。罗马大祭司（pontifexmaximus）的职位刚刚空出来，它是共和国最尊崇的公职，当选者终身任职。尽管有着无与伦比的道德权威，大祭司履行职务的官邸却在广场，在一幢面向萨可拉大街的大房子里。如果恺撒当选，他就真的是在罗马的中心了。

他的对手是显贵中的显贵，昆图斯·卢塔修斯·卡图卢斯。在正常情况下，卡图卢斯觉得自己稳操胜券。恺撒能参选简直是桩丑闻。按照惯例，大祭司的位置一般留给尊贵的卸任执政官，尤其不适合正在奋力爬升的政治家。当然，恺撒不会被小小的传统吓退的。他祭出自己在遇到难题时屡试不爽的法宝：大把地花钱。恺撒穷尽了他的信用，以闻所未闻的规模贿赂选民。在宣布选举结果的那天，他吻别奥丽莉亚时说道：“妈妈，今天你或者看到我成了大祭司，或者看到我开始流亡。”19

结果，他真的离开了苏布拉，但不是流亡，而是来到萨可拉大街的官邸。恺撒把它赢到了手，成了当选的大祭司。又一次，他的挥霍收到极丰厚的回报。他竟敢赌这么大——与现状赌，与共和国最古老的传统赌——还赌赢了。

<h3>凯利乌斯的阴谋</h3>

许多人没有赌赢。恺撒大肆挥霍的做法其实很危险。辉煌未来的对立面就是毁灭性的灾难。大把的钱花出去，有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一旦竞选落败，便无法争得一个肥缺，而且可能会葬送整个职业生涯。

毫不奇怪，外地贵族把雄心壮志灌输给儿子的同时，也会提出一些警告。送后代去罗马是有风险的，年轻人很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谨慎的父亲会在首都给儿子找个保护人，后者不仅可以指导年轻人，帮他了解错综复杂的共和国政治，还能保护他们免受城市的各种诱惑。对那些没在罗马获得过什么职位的家庭来说，找个好的保护人非常重要。凯利乌斯·卢福斯（CaeliusRufus）是个银行家，他找了克拉苏和西塞罗做儿子的保护人。人人都觉得小凯利乌斯的光明前途有了保证。可笑的是，这也立刻使他有了巨大的信用。高利贷商人蜂拥而来，凯利乌斯张开双臂欢迎。这个年轻人英俊、聪明，还有些鲁莽。他大手大脚地花钱，很快便入不敷出。由于他胸怀野心，他没有忽略学业，但在跟两位保护人学习的同时，他也成了罗马的三舞王之一。新的社交圈对他开放了，是那种西塞罗不会涉足的圈子。有那么多的新朋友令他着迷，凯利乌斯成了宴会常客。

特别是卢修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SergiusCatilina），一个邪恶的贵族。从无度的挥霍中找到出路的人不只恺撒一个。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急于为家族重振声望的人。喀提林的曾祖父是位著名的战争英雄，曾使用一只医生为他装上的铁手同汉尼拔作战。在政治方面，他的家族没有什么成就。尽管在差不多400年的时间里，家族没出过一位执政官，喀提林的贵族身份还是给他提供了很多便利。比如说，那位势利出了名的卡图卢斯就对他青眼有加。不过，他们的友谊倒真是鲜血凝成的。在公敌宣告的黑暗日子里，喀提林曾帮过卡图卢斯，惩罚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凶手被鞭打着走过街道，走到卡图卢斯父亲的坟墓边；棍棒落在他的背上，他的脸被打得支离破碎，最后，他的头被砍了下来。对卡图卢斯来说，这种残暴行为是他孝心的体现，是献给父亲难以安宁的灵魂的血祭。喀提林呢？之后，又是他提着据说仍在呼吸的脑袋，走在罗马的街道上。即使在内战时期，人们也很反感他的行为。后来，虽然法庭没能证明什么，但谋杀的指控一直阻碍着他后来的仕途，更不用说通奸和渎圣了。当然，邪恶的名声并不总是不利因素。在声名更加狼藉的圈子里，那种名声与他的时髦、亲和力一起，把他变成一个令人畏惧的明星人物。一方面，那个圈子为他提供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它也把喀提林置于一种策略上的困境中。“他主要对年轻人有吸引力”，20但在保持这种吸引力的同时，他能不疏远像卡图卢斯这样的盟友吗？更不用说已经不信任他的大批元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