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摆脱困境，他开始寻求克拉苏的帮助——至少有这样的政治流言。当然，究竟怎么回事，谁也说不准。克拉苏的活动总是在暗中进行的。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在公元前60年代，克拉苏很焦虑。他又要被庞培超过了。老对手不仅带着一支久经战阵的部队，他还变得惊人地富有。在克拉苏的政治生涯中，他的罗马首富的地位第一次受到威胁。难怪他会匆忙地提供支持。喀提林有巨大的野心，还身负着更巨额的债务。克拉苏肯定觉得值得在他身上一赌。
找一个驯服的执政官候选人不是克拉苏唯一的目标，喀提林还能提供别的帮助。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他在所有最污秽的地方都很受欢迎：在苏布拉——那里有吵吵嚷嚷的、家道已中落的上流阶层，在充斥着诡计多端的放荡女人的沙龙中，在那些负债的、失望的、失去耐心的人群中，总而言之，在斯文扫地的任何地方。对于生活很有节制的前执政官克拉苏来说，显然，这些地方都是禁区，虽然西塞罗曾尖刻地评论道，如果能帮他赢得一笔遗产，克拉苏甚至愿意在广场跳舞。21或许吧。然而，如果克拉苏把喀提林当作他的人，由他去浑水摸鱼，在沙龙中刻意讨好，在深夜的酒吧里同激进分子密谋，那于克拉苏的名声又有什么妨碍呢？反正一切由代理人去做。
在此，我们无法弄清究竟凯利乌斯起着什么作用。当然，可以想见，最初他是作为克拉苏的使者见到喀提林的，这也是他现场学习克拉苏幕后政治技巧的机会。更可能的是，西塞罗担当了介绍人。在非洲行政长官任上，喀提林曾度过大有收获的一段时期，但公元前65年，它的恶果显露出来。当时，克洛狄乌斯已从东方回到罗马，急于在法律界一显身手。他控告喀提林犯有敲诈罪。与此同时，新人西塞罗准备竞选执政官。他知道喀提林也有此打算，就想做他的辩护人，希望来年两人联手竞选。但喀提林带着贵族式的傲慢，嘲笑着拒绝了。他不怕打这场官司。很快，他被宣告无罪。私下里，有可能他与克洛狄乌斯串通好了。至于克拉苏，高昂的贿赂费用肯定是他承担的。现在，喀提林可以自由地竞选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了，他将同西塞罗正面交锋。
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凯利乌斯站在他的保护人一边。对一个新人、一个年轻的政客而言，这必定是非常醉人的经历。在许多年里，这是结果最难逆料的一次选举。西塞罗一直在为竞选执政官做准备，喀提林则试图填补家族400年的空白。势利是他竞选活动的基础，他同另一个贵族安托尼乌斯·海布里达（AntoniusHybrida）公开结成了联盟。后者是个放荡、堕落的家伙，很难相信他是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西塞罗心目中的英雄——的儿子。面对两个如此声名狼藉的候选人，贵族们深吸了一口气，捂起鼻子，只好选算不上最差的西塞罗；平民也是如此，但更自觉自愿。西塞罗遥遥领先，海布里达则远远地把喀提林甩开，将后者定位在第三名。
对任何一个贵族来说，这次选举都是一场耻辱。在喀提林看来，它意味着灾难，因为债务已快把他淹没；而克拉苏不会有兴趣资助一个失败者。但喀提林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西塞罗披上紫边长袍，身边有侍从护卫着，开始了一年的执政官任期；喀提林则在一边舔着伤口，策划着卷土重来。他的信用还能支持到下一次选举，于是他继续举债，大肆贿赂。同时，他不再隐瞒债务，开始公开地吹嘘他欠了多少钱。这是令人惊愕的冒险行为，但在这个时候，他别无选择。负债的凄惨远非他那个金玉其外的圈子所独有。在意大利，对压迫者的仇恨情绪无处不有，无论在罗马破旧的出租屋还是在贫瘠的耕地上——苏拉的老兵已把它们完全抵押出去了；他们一边艰难地在土中刨食，一边怀念内战时期肆意抢劫的“好日子”。在秘密会面时，喀提林向穷人们保证，他将做他们的英雄。无论如何，像他指出的那样，“谁最有资格成为绝望者的领袖和旗手？难道不是同样大胆、同样绝望的人吗？”22
西塞罗一直严密监视着喀提林。听到这些煽动性的话，没有谁比他更愿意按字面意思理解了。西塞罗想，他已经是执政官了，有没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荣誉呢？比如，从革命中拯救共和国？前景令西塞罗既惊恐又陶醉。他和喀提林相互走近了。两人都有兴趣提高赌注，都在尽力吓唬各自的听众。最终，在元老院，两人正面交锋了。怀着对伶牙利齿的暴发户对手的厌恶，喀提林危险地虚张声势起来。“我看见了两个身体，”他毫不含蓄地说，“一个瘦弱但长着大脑袋，另一个强壮但没有脑袋。如果我把自己奉献给那个没头的身体，那真的很可怕吗？”23那些贵族们——喀提林谜语中的“大脑袋”——没被那个不祥的预兆逗乐。无论是否跟比喻有牵连，元老院并不欢迎革命的气氛。实际上，喀提林的竞选已经失败了。这是他连续第二次失败。选举日那天，西塞罗漫步在广场上，特意在长袍下穿戴了胸甲，还特意让选民们看到。喀提林失败的消息被宣布后，高利贷商人立刻向他扑了过去。
如恺撒竞选大祭司时一样，喀提林也在背水一战。他赌他能扮演两面神杰纳斯（Janus），一面向着元老和破产的精英，一面向着穷人、负债者、流离失所者。他赌输了。但是，如果说共和国的政权拒绝了他，下层社会则没有。他已经激起了他们的希望，比喀提林知道的更大、更强烈。在乡村，农民开始用镰刀和粗糙的剑武装自己；在罗马，游行越来越接近于骚乱；甚至在元老院也有一些人，由于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由于他们的债务，既失落又焦躁不安，也开始谈论尚不存在的革命。马尔库斯·凯利乌斯参与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讨论。
为什么？这个年轻人放弃了合法取得成就的希望，打算参加革命了？他的债务有那么大了吗？或者是密谋带来的兴奋感刺激了他？或者是理想主义？很多有着光明前途的年轻人同情喀提林的事业，观点渐渐激进起来。代际冲突使得父亲开始反对儿子。有位元老宁愿杀了自己的继承人，也不愿让他跟喀提林走，尽管这个年轻人像凯利乌斯一样，“极有天赋，有教养，而且很英俊”。24甚至西塞罗也不得不承认，喀提林“披上了一层道德外衣，仍有许多好人追随他”。25或者由于最高尚的原因，或者由于最卑鄙的原因，或者兼而有之，有可能凯利乌斯真的在继续支持喀提林。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他根本就不支持喀提林。尽管凯利乌斯刚愎自用，他也是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可能他充当了他的保护人的耳目。
西塞罗仍然需要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由于喀提林在选举中遭到挫败，西塞罗对革命的预言慢慢显得有些危言耸听。人们要他拿出证据。就在罗马人的紧张情绪开始转为嘲弄时，一叠信件突然送到西塞罗的家里。它们把喀提林的计划描述为一场大屠杀。转交这些控告文件的不是别人，正是克拉苏。他声称文件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26交给他的守门人的。第二天上午，西塞罗在元老院宣读了信件。恐慌在城市里蔓延起来。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西塞罗被赋予处理危机的全权。克拉苏公开出卖他的门徒后，又躲回了他的阴暗角落。读着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我们很难避免一个明显的结论：公元前63年秋，喀提林并不是唯一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那个“身份不明的人”是谁？我们只知道一个人，同时认识西塞罗、克拉苏和喀提林。他就是凯利乌斯。
当然，这只是一些猜测。上述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全部。对这一迷团，我们不能仅仅抱怨资料不足。它也反映了共和国某些基本的东西。罗马人对荣誉的渴求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他们，照亮了他们的城市，照亮了整个帝国。然而，也有它照不到的边角地带，那里充斥着叛卖行为，一切都摇摆不定。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都要具备密谋者的技巧。在元老院，当西塞罗最后一次与喀提林面对面时，他雄辩地剖析了敌人的计划，揭露了密谋的细节，将它们大白于天下，令敌人恼羞成怒。当晚，喀提林逃离了罗马。后来，西塞罗“谦虚地”把这一天看作他最美好的日子，说他达到了“不朽荣誉的顶峰”。27共和国无所畏惧的保护者，一个纯粹的、无私的爱国者——这成了西塞罗给自己的标准定位。当然，喀提林不这么看。离开罗马前，他给卡图卢斯写了封信，仍然辩解说自己是无辜的。他悲痛地抱怨道，他落入了圈套，被迫走上逃亡路。他向北方去了，表面上要到马赛过退休生活，实际上中途改变方向了，接手指挥了一支由农民和老兵拼凑起来的部队。元老院明智地休会了。与此同时，喀提林阴谋中更惊人的细节暴露出来：意大利北部的高卢地区掀起大规模叛乱，释放奴隶，把城市付诸一炬。整个罗马歇斯底里地兴奋起来，西塞罗成了这一刻的英雄。然而，人们还是听到了一丝不和谐音符。有人小声地说，危机是胜利者虚构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喀提林说得对。暴发户西塞罗贪婪地追求荣誉，把喀提林逼上了造反之路。
当然，没有什么确凿证据。从来都是这样的，有关密谋活动的理论早就揭示了这一点。没有人现场盘问过西塞罗，像后者对喀提林做过的那样。在由于缺乏资料而升起的迷雾背后，真相依然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是，为查明敌人的动向，西塞罗使用了一些卑鄙的手段。除此之外，他还干过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事实上，如果西塞罗不策划把敌人逼进角落里，他就不像个罗马人了。每个执政官都梦想着在自己任期内留下些光辉的印迹，自我发展（selfadvancement）的游戏就是这么玩的。西塞罗的行为可能达不到他自己吹嘘的标准，然而除了加图，谁又曾达到过呢？
无论如何，最先提高赌注的人是喀提林。内战已经证明暴力升级的速度有多快。在罗马这样一个竞争社会，像投进火柴盒里的火星一样，仅仅谈谈武力变法都是危险的。为什么西塞罗那么急于用防火墙把喀提林隔离开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他担心，如果不孤立密谋者，火势会迅速变得无法控制。一旦相信喀提林真的密谋推翻共和国，卡图卢斯便动了控告克拉苏的念头。为了以防万一，他也想控告恺撒。西塞罗或许也怀疑他们，然而，他根本不希望卡图卢斯那么做。西塞罗不想把克拉苏这样的人逼得走投无路。
骇人的流言像野火一样蔓延着。12月5日，西塞罗在元老院召集会议，讨论危机的处理事宜。他宣布，罗马的阴谋集团头目都已查明并逮捕。名单上没有克拉苏和恺撒。随后的辩论仍很激烈，发言者谈论更多的是他们的仇恨和野心，而不是针对阴谋本身。最敏感的议题是如何处置喀提林的亲信。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都很好，并且共和国法律严厉禁止处死任何公民，除非经过认真的审判。但是，当前的紧急状态是否给了西塞罗更大的权力？恺撒很担心罗马的歇斯底里情绪会波及自身，提出了一个新的主意，终身监禁密谋者。加图反对，要求处死他们。两人在天资方面旗鼓相当，在性格上截然相反。以后，他们的冲突将使共和国为之颤栗。这一次是加图赢了，大多数元老赞同他，认为罗马的安全比个别公民的权利更重要。而且，有谁曾听说过监禁这种惩罚方式？密谋者被宣判死刑。
其中有一位是前执政官。在困惑而恐惧的公众的注视下，他被引领着走过广场。西塞罗走在他身边，一脸的正义凛然，后面依次跟着四位元老。黄昏的阴影越来越浓的时候，五个密谋者被带进了一间黑暗的地下室，接受绞刑。然后，西塞罗从黑暗中走出，简单地对大家宣告了结果。广场上有许多人是死者的朋友，听到结果后便散开了。但在城市的其他地方，人们用雷鸣般的欢呼声表示庆贺。路上燃起耀眼的火把，从广场一直通向西塞罗的家；由罗马最著名的人士组成的方阵护送着西塞罗。人们欢呼他是国家的救星。在最狂妄的梦想中，这个来自阿尔庇努姆的外地人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看起来拯救了共和国，而且没怎么杀戮。西塞罗仍致力于维护那道防火墙。例如，他拒绝调查他的执政官同事安托尼乌斯·海布里达，虽然后者曾是喀提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把马其顿行省总督的职务给了海布里达，并让他指挥对喀提林的战争。行省很富裕，他可以捞到足够偿还债务的钱。由于人们怀疑在喀提林阴谋问题上，海布里达是个两面派。另外，他还是个酒鬼和胆小鬼。因此，西塞罗的任命引起许多人的不安。庞培的盟友们要求召回这位伟人。反过来，这又惹怒了加图，他宣布，他宁愿去死，也不愿看到庞培被任命为意大利人的指挥官。不过，若说有谁真的挡了庞培的路，这个人还是西塞罗。他最大的噩梦就是罗马分裂成不同的武装派别，他们之间的争斗演化为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最终导致内战的发生。现在，庞培有了最好的借口，好率领他的军团回来干涉，而西塞罗绝不愿让它成为现实。在这种意义上，西塞罗的确拯救了共和国，可能比击败喀提林意义更大。
就在庞培回意大利前几个月，公元前62年夏，喀提林拼凑的部队被消灭了。战争期间，海布里达一直装病，留在营帐里。此时，他急匆匆赶往马其顿，开始专心敛财，别的一切都保持低调。他不是唯一一个战术性撤退出罗马的人，许多不那么重要的阴谋参与者也离开了首都。其中就有凯利乌斯，他去了非洲。他的父亲在那里占有广阔的土地，由下属们管理着。然而，凯利乌斯并没有放弃政治。他在非洲待了一年，做新任行省总督的随军参谋，干得有声有色。在喀提林阴谋中，无论凯利乌斯起了什么作用，他的前途仍然一片光明。他已有了丰富的政治经历，知道没有什么是不会变的。从前的盟友会变节、扭曲，然后站到对立面。今年的英雄明年就成了坏蛋。一眨眼间，政治的格局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一点很快就戏剧性地得到了证明。
<h3>丑闻</h3>
每年12月初，共和国显贵家族的女人们便会聚在一起，为幸福女神（GoodGoddess）举行神秘的仪式，不许男人靠近。在这个时刻，他们的地位被忽略了。为什么要秘密进行？一些人禁不住展开了荒唐的男性幻想。谁都知道，女人天性淫荡。那会不会是一幅极其荒淫的场景？没有男人胆敢偷窥，他们的怀疑也无法证实。它是奇特的罗马宗教中的一个，即使那些窃笑不已的人也认为它是可敬畏的。幸福女神是罗马的保护神之一，男人和女人同样地崇拜她。显然，如果有人亵渎了她的仪式，渎圣的罪名会威胁到所有人的平安。
公元前62年冬，罗马的女人们特别需要向幸福女神祈福。喀提林死了，但恐惧和流言仍在广场传播着。在希腊的各个旅游胜地度过一段逍遥日子后，庞培在亚得里亚海岸登陆了。据说，他将在月底穿越意大利，来到罗马。对其他有抱负的贵族来说，像侏儒一样匍匐在伟人庞培的阴影中，那会是怎么的一种生活呢？主持仪式的两个女人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她们是恺撒的母亲奥丽莉亚和恺撒的妻子庞培娅。大祭司本人不在，只是把官邸贡献了出来。晚上，这个房子里的男人都离开了，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
官邸里满是香气、音乐声和罗马的重要女人。现在，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罗马的安危掌握在这些女人手中。她们不用再隐藏在角落里，不用再害怕窥视的眼光了。然而，奥丽莉亚的侍女在安排音乐演奏时，发现有个吹长笛的女人就是那样。侍女斥责了她，因为她显得畏畏缩缩。当侍女问她的名字时，她先是摇了摇头，接着含含糊糊地说出了庞培娅的名字。侍女尖叫起来。虽然这个陌生人穿着束胸和长袖外衣，但听声音明明是个男人。房里一阵骚动。奥丽莉亚急忙将幸福女神的塑像掩盖起来，中止了仪式。其他女人都去搜寻大胆的入侵者，最后，她们在庞培娅一个侍女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摘下冒牌长笛女的面纱，结果发现他是……克洛狄乌斯。
这件事像野火一样，很快烧遍了罗马，流言蜚语铺天盖地。无论是克洛狄乌斯的朋友还是敌人，大家都挤在一起，猥亵地交流其中的细节。如果蓄山羊胡和用一根手指挠头就是女人气的表现，那么克洛狄乌斯穿着女人的衣服，擅自闯入一场神圣的仪式，大概是把“男子汉气”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夜之间，他成了罗马所有保守人士眼中的怪物，所有穿得松松垮垮的花花公子的偶像。在这两个极端中，恺撒特别尴尬。很自然，他得表现出愤怒。克洛狄乌斯不仅侵犯了大祭司的房子，人们还传言他打算侵犯庞培娅。在罗马，如果奴隶给主人戴了绿帽子，他会被毒打，被强奸，甚至被阉割。因此，要是恺撒把克洛狄乌斯拖上法庭，那一点儿也不过分。但是，大祭司本人就有形象问题。尽管有着崇高的宗教地位，他同时也是许多流言的主角，一个放荡的人，被说成“在女人中是男人，在男人中是女人”。28对恺撒来说，如果他试图获得人们的道义支持，那只会让他变得更可笑，更不用说又树了克洛狄乌斯这么个敌人，还疏远了本是他天然支持者的时髦一族。无论如何，他计划在几年内竞选执政官。克洛狄乌斯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关系又广，得罪他没什么好处。最终，恺撒解决难题的办法是跟庞培娅离婚，但拒绝说出原因。“恺撒的妻子不应受到怀疑。”29他只这么高深莫测地说了一句，然后，在被逼着采取进一步行动前，他逃到了西班牙。那是他要做总督的地方。那也是他急于离开罗马、摆脱困境的方法。他走得那么急，元老院都没来得及确认他的任命。
虽然恺撒离开了，但人们对这件丑闻的兴趣并没有降低。围绕着克洛狄乌斯的惊人表演，罗马人继续歇斯底里地谈论着，湮没了庞培回到首都的消息。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担忧，庞培没造成任何恐慌。归来的总督没有进军罗马，而是解散了军团，“没带武装，身边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就像从国外度假回来一样”。30庞培的坦率表演总像是在卖弄。公众列队在他回来的路上，喊得声嘶力竭。他在罗马的对手则没那么容易感动。既然不用害怕，他们便集中精力实施下一个愉快的步骤，进一步地贬低庞培。他的第一场演讲失败了，令他们很高兴。演说中，自高自大与不适当的谦虚怪异地混在一起，给对手提供了极好的靶子。在粉碎喀提林阴谋一事上，当他居高临下地夸起元老院时，克拉苏即兴接过话头，把西塞罗吹上了天，用荒唐可笑的话称赞他，说为保全共和国，西塞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他自己在向西塞罗表示感谢前，从不回家，也不去看他的妻子。显然，西塞罗没听出其中的讽刺意味，激动得难以自持。他一直把庞培当作偶像，如今在这个伟人面前被这样夸奖，西塞罗觉得自己像在天堂一样。不过，他也注意到，在听克拉苏的演讲时，他的英雄显得有些“气恼”。31
这没什么奇怪的。最近一段时间，庞培收到西塞罗很多信。前一年，他还在希腊时，西塞罗来了封厚厚的信，满篇自我吹捧，将他的所作所为同这位新生代亚历山大相提并论。庞培的回信不是很热烈。就西塞罗而言，他对自己仍不是很自信，因此，心目中英雄的冷淡反应让他很受伤害。西塞罗安慰自己说，庞培嫉妒了。然而，庞培的冷淡伤害的不仅是他的虚荣心，也威胁着他对共和国未来的设想。在西塞罗看来，两者是一致的。没错，他拯救了共和国，但他也谦虚地承认，没有同胞们的支持，他不可能成功。任执政官的一年不仅是他自己、也是同胞们最好的时期。这种共同的使命感不应该维持吗？如果不是利益与正义的结合，那么共和国是什么呢？自然，作为“国家的救星”，掌舵的是西塞罗自己，但他并未否认其他领袖人物的作用啊！尤其是庞培，他也有一份功劳嘛。从元老到平民到穷人，所有公民都应该和谐一致，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罗马的利益。
当然，这份宣言幻想的是一幅乌托邦图景。西塞罗本人就绝不是没有野心的。在一个人人清楚自己位置的社会中，外地人没有当上执政官的机会，自由会被窒息、会消亡。西塞罗终生都受着这个悖论的折磨。无论多么不切实际，他的未来蓝图都是一些痛苦思索的产物。西塞罗很自豪，把自己看作共和国高贵传统的继承人。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掌握野心与义务间平衡的古老功夫。如不坚持这一点，罪犯们就将爬上高位，独裁暴君就会出现，喀提林的野心就会得逞。当然，喀提林已经被挫败了——毁灭他这样的人对罗马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如果伟大的人不同时也是好人，共和国还有什么希望？
抱持着这样的观念，怀着这样的热情，西塞罗无法对克洛狄乌斯的恶作剧坐视不管。除了一个正在成长的喀提林，谁还能干出这么厚颜无耻的事？令西塞罗振奋的是，如他做执政官的光辉时期一样，元老院很团结。对于擅自闯进女神仪式这种行为，共和国虽没有现成的法律，但人们压倒一切的观点逐渐倾向于宣布那是犯罪。他们投票决定，审判克洛狄乌斯。在这些人中，激荡他们的不仅有真诚的愤怒情感，也包含着个人的恩怨。罗马一贯如此。克洛狄乌斯最不缺少的就是敌人，卢库勒斯当然是重要的一个。对卢库勒斯来说，总要有一些特别的时刻，他才会离开鱼塘。另一次在公元前63年，当时，执政官西塞罗总算为他争取到了凯旋式。卢库勒斯把这视为他得分的机会。他的账目贴在了街道上的布告栏里，精确地告诉人们他付给了士兵们多少——每人950德拉克马（drachma）。显然，兵变留下的创伤仍未愈合。两年后的今天，卢库勒斯似乎嗅到了克洛狄乌斯灭亡的气息，急于再次出人头地。兵变，与他的妻子乱伦——作为对审判的准备，卢库勒斯回忆着他的新仇旧恨。他还说服霍腾修斯振作起来，领导这次控告。大批证人聚集起来，奥丽莉亚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不管儿子有什么顾虑，她很愿意做证：在那个晚上，她在她的房子里看到了克洛狄乌斯。
克洛狄乌斯也有很多重量级的朋友，主持为他辩护的就是元老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前执政官盖乌斯·斯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ScriboniusCurio）。一接手这个案子，库里奥便设法为他的当事人编造不在场的证据。他们找到一个愿意做证的骑士，证明举行幸福女神仪式的那天，他跟克洛狄乌斯在一起，距离所谓的犯罪地点有90英里。现在，轮到霍腾修斯揭穿对手了。他没用多少时间。控方也找了位证人，一位更有力的证人。那一天，西塞罗曾与克洛狄乌斯在一起，不是90英里以外，而是罗马的中心。
然而，西塞罗真的要出面做证吗？虽然他对克洛狄乌斯的行为极度厌恶，这仍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两人以前没什么仇怨，在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克洛狄乌斯甚至还是他的保镖。现在，他们又是邻居。最近，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又“提升”了。卸任执政官后，西塞罗在帕拉蒂尼山（Palatine）上买了一栋豪宅。他把自己彻底抵押出去了。他感到，为了这种“提升”，所有的花费都是值得的。不管怎样，他是共和国的救星。豪宅掩映在白杨树荫中——他从门廊可以看到下面的广场——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景观。邻居除了克洛狄乌斯，还有他那出名的姐姐。能与罗马最高贵的家族这么亲密，西塞罗很自豪。的确，他的妻子就说克洛狄娅想要勾引他。
人们传言说，西塞罗是被抱怨得受不了了，只是为了赢得耳根清净，他才决定做证的。他的妻子实在应该保持沉默的。在最后的算计中，西塞罗认为，与元老院精英结盟的机会太难得了，令人难以抗拒。他的出场引起一阵轰动。随着他开始做证，克洛狄乌斯的支持者发出越来越大的吵闹声。在库里奥的儿子的调度下，来自贫民窟的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广场上，威胁那些克洛狄乌斯的敌人。虽然被西塞罗轻蔑地称为“库里奥的小女儿”，32那个年轻人仍是一个鲁莽而危险的对手。不过，这一次，他的努力没能起什么作用。成为明星的感觉极大地鼓舞了西塞罗。在陪审团组成的人墙的护卫下，西塞罗冷静地提供了证词。第二天，有人群聚集在西塞罗家的周围，大声表明了他们的支持态度。看起来，克洛狄乌斯的命运已被决定了。在这种情势下，陪审团也开始申请保镖。
虽然他们坚定地支持西塞罗，但在另一种诱惑下，他们没能经受住考验。几天后，一个神秘的奴隶敲开了他们的家门，晃动着大把的金钱，还许诺给他们最好的女人和一流的男童。明目张胆的贿赂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克洛狄乌斯以31票对25票被宣布无罪。他的敌人们怒不可遏。卡图卢斯遇见一个陪审团成员时，恶毒地问他，“这就是你申请保镖的原因吧？好保护你收的贿赂”！33
对所有显贵来说，克洛狄乌斯一案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卢库勒斯尤其如此。然而，对西塞罗而言，它是一场灾难。他没有卡图卢斯和霍腾修斯所拥有的资源。如今，他给自己树了一个大敌，是连恺撒都不愿招惹的敌人。审判后的几周里，西塞罗在元老院左支右挡着，尽量不招惹克洛狄乌斯。这样的对立关系在罗马原本很平常，但现在，它迅速演变为深仇大恨。在智力方面，克洛狄乌斯或许不是西塞罗的对手。而就与人结仇而言，谁又能与克洛狄乌斯相比呢？
对西塞罗来说，他个人的灾难也意味着整个罗马的危机。然而，换上另一个场合，他本来会承认，政治生活中的野蛮行为正是自由的标志。运气来来去去，盟友合合分分，这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固有的节律。做执政官时赢得的荣光正在迅速褪色，西塞罗感到沮丧，他的绝大多数同事却很满意。在罗马，人们欣赏成就，但害怕过大的成就；许多人分享权力，这没问题，但不允许一个人取得绝对权力。只有苏拉有过这种权力，但他很快就放弃了。
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已经改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