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很清楚，尽管被告是这么个恶劣的家伙，他也不会轻松胜出。瓦莱斯关系很广，有很多身居要职的朋友。西塞罗亲自去西西里取证时，证人不是消失了就是不肯开口。幸运的是，他曾在西西里担任会计官，有自己的广泛关系。证据到处都是，甚至在沉默的农村，那些被瓦莱斯搞得破产的农民对西塞罗也有帮助。作为起诉人，西塞罗很高兴有那么多发现；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感到很震惊。瓦莱斯的腐败行为沉重打击了他的两个根本信念：罗马有益于世界，共和国的一切有益于罗马。正因为这样，西塞罗才能板着面孔争辩说，这个案子的结果将是启示性的。他警告道，“压迫我国民众的贪欲将会向外扩展，在大海的四周，无论多么遥远的地方都不能逃脱，”如果瓦莱斯不被定罪，“共和国将注定毁灭，因为这个恶棍的无罪开释将作为先例，鼓励其他的恶棍犯罪。”29尽管西塞罗站在这样的高度发出威胁，但它们不仅仅是律师吓唬人的伎俩。为了他的政治信念，为了他的自尊，西塞罗必须相信自己说的话。如果克瑟思奖励贪婪而不是爱国主义，如果瓦莱斯能胜过像他这样的人，共和国就真的腐烂了。西塞罗终生坚持这样一个论点：他个人的成功应被视为共和国的健康标志。真诚的原则与个人的利益结合得平滑无间。

霍腾修斯很快知道了他的对手是谁。他没有顺从西塞罗的日程表，而是争取将它延期。最后，就在法庭即将开始一个长时间的休会前，开庭的日子定下了。起诉方遭到重大的挫折，有可能导致失败。根据惯例，律师陈词往往耗费大量时间，如果西塞罗坚持要讲很多的话，这场官司或许会拖上几个月。拖的时间越长，瓦莱斯越有机会贿赂和施加压力。因此，审理开始后，被告得意洋洋。然而西塞罗准备了一场突袭，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步骤，直接在几次简短的演说中展示了他的证据。只需听上其中的一次，霍腾修斯便知道游戏结束了。他放弃了应辩的权利，审问迅速告终。瓦莱斯也没有等候已无悬念的判决，带着他的艺术品急急逃到了马赛（Marseille）。为庆祝这次胜利，西塞罗公布了他准备的全部演说词。毫无疑问，他精心做了润饰，以适合大众的口味；他还特别加强了一些攻击霍腾修斯的地方。消息传遍了罗马：国王失去了王冠，霍腾修斯对法律界的统治完蛋了。

西塞罗的王冠将一直保持到最后。无论就影响力还是他的关系网络来说，这个案子的收益都是巨大的。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别的战利品。起诉开始时，西塞罗宣称不考虑个人利益。这很虚伪。西塞罗肯定清楚，起诉人如胜诉，他有权要求获得罪犯的地位。瓦莱斯是司法官，一旦被判有罪，他的地位所享受的一切权利将直接转给西塞罗。其中有一项，他可以在辩论时先于没有司法官身份的元老发言。对于西塞罗这么雄辩的人来说，这项特权非常重要。他的口才的魔力将不仅在法庭展现，也将进入政治的斗鸡场。

当然，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已迈出了一大步。“想想这是个什么城市，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个什么人，”他的弟弟建议道，“每天去讲坛的路上，在心里一遍遍地想：‘我是个新人！我想当执政官！这是罗马！’”30

最高奖赏再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h3>小男孩与公牛</h3>

整个公元前70年代，卡匹托尔山像个大建筑工地。苏拉的骨灰早已在风中散尽，新的朱庇特神庙则在原来的废墟上一天天成形。它是共和国重大工程中最雄伟的一个，难以想象人们会偷工减料、草率拼凑。还未完工时，西塞罗已经欢呼它是城市中“最著名、最美丽的建筑”了。31每个经过广场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它。既然老神庙的毁掉是内战的先兆，新神庙的建设就成了众神重新对罗马发出微笑的明证。和平回来了，共和国恢复了。

至少，苏拉希望人们这样想。他们那么在意把监督的权力抓在手中，原因正在于此。苏拉死后，督建神庙的责任正式传给了他最杰出的同事，昆图斯·卢塔修斯·卡图卢斯（QuintusLutatiusCatulus）。他是元老式傲慢的化身。卡图卢斯既出身名门，不折不扣的旧式正直品质又在他身上体现无遗，这些帮助他在元老院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威，轻松成为苏拉最出色的继承人。即便这样的人，忠诚也有他的限度。苏拉希望在神庙的框楣处刻上他的名字，但卡图卢斯另有想法，在上面刻了他自己的名字。

看起来，这种行为并没有破坏卡图卢斯正直的名声。事实恰恰相反，因为现在的人们对苏拉颇有微词，他的名字也显得很邪恶。卡图卢斯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用自己的名字取代死去的老领导。他对苏拉留下的遗产的坚定信念仍未动摇，但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在所有自命的保守派看来，他对共和国的种种做法都是公然的挑衅。同霍腾修斯——他的连襟，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一起，卡图卢斯大力推进一种过时的骄傲理念，试图依靠元老院指引罗马公民追求荣誉；另一方面，元老院要由像他这样的人指引，因为他是罗马古代秩序的化身，忠于祖先们的强硬传统。然而，问题是共和国有多种不同的传统，很难理出头绪。在过去，公民们总是受到它们的挑战，困惑地面对各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但苏拉了解这些传统通向哪里，试图驯服它们，控制它们的方向。他主导通过的法律像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发挥着束缚和引导的作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仪式和一些集体共享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规定着共和国，不成文的习俗就是一切。现在不一样了。卡图卢斯和他的同路人虽仍是坚定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们也是革命的传人。

然而，在苏拉构筑的河堤下面，强大的水流一直保持着压力。公民们对传统权利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他们最憎恨的就是针对保民官的法律。公元前75年，苏拉去世仅三年，限制保民官权力的法律被废除了。苏拉派为保住河堤做了殊死的抵抗，但多数元老不支持他们。有些是屈服于激烈的抗议活动，其他的或受个人野心的影响，或受对政敌仇恨的驱使，或碍于对盟友的义务，或者是别的什么说不清的原因。在罗马，人们的动机总是模糊的。既然共和国的传统秩序开始恢复，罗马政治一贯的捉摸不定也不能例外。苏拉希望构造一条单一的、获取权力的通道，现在，他的梦想和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一起破灭了。

拿帕布琉斯·塞提古斯（PubliusCethegus）来说，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变节者，却经常能在元老院挫败声名显赫的卡图卢斯。怎么会这样呢？同瓦莱斯一样，塞提古斯也是在最后一刻投入了苏拉的怀抱。在围困普里内斯特时期，他先是说服以前的同事们投降，然后冷酷地把他们交给了苏拉急于报复的部队。他们都被杀害了。同卡图卢斯一样出身高贵的人都很厌恶他，但塞提古斯不在乎。他不追求公开的荣誉，像每个罗马贵族所做的那样；他更愿意在幕后活动，贿赂、欺骗、阴谋等无所不用，以此控制了许多元老院的选票。最自大的贵族也不能忽视这样一支政治利器。每当需要确定一项任命时，或挫败一个提案时，塞提古斯家的门槛都会被来来往往的深夜访客踏破。

权力和荣誉竟能以这样的方式分离，大部分罗马人感到既困惑，又不可思议。在任何选举中，声名狼藉的塞提古斯都毫无希望。他仅有的声望就在于幕后游说。对于将目标定位在执政官职位的罗马人来说，经常去塞提古斯家的密室是极其危险的。有地位的贵族或许会不时利用他，却决不愿提升他，这几乎是公开地表明他们对塞提古斯的厌恶。然而，有那么一位自负的、出身名门的贵族，声誉卓著，又在幕后政治活动方面远远超出塞提古斯，干这种事时没有丝毫踌躇；他既有在阴暗处活动的能力，又拥有公共生活中的绚丽光彩；他“愿意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讨好每一个见到的人”。32马尔库斯·克拉苏的目标很清楚：成为国家的第一公民。

苏拉去世后，虽然克拉苏才刚刚获选司法官，却有很多人认为他离执政官不远了。同苏拉的争吵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从某些角度来看，它甚至有助于加强克拉苏的声望。与卡图卢斯不一样，他跟苏拉派阵营保持着一定距离。除了自己的目标以外，他不愿有其他的关系或责任。对克拉苏来说，原则只是一场宏大而复杂的游戏所需的策略，一旦战略需要，完全可以抛弃。他不会冒险在任何事情上明确表态，而喜欢利用代理人去试探。无数在他保护之下的人愿受他驱使，他也热心地栽培他们。不管是真的想把他们推上高位，还是仅仅把他们看作随意摆弄的棋子，克拉苏都会亲切友好地对待他们，毫无架子地为他们敞开家中大门，无论何时见到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如果感到某人以后能回报他，克拉苏会卖力地在法庭上替他求情。他放出的债总能收到极重的利息。

克拉苏做元老院的银行家不是白干的。他比罗马的任何人拥有的资金都多。奴隶、矿藏和房地产是他投资的基本方向，但为了增加资产，没有什么卑鄙的事他做不出来。无论何时有房子着了火，克拉苏都马上把私家救火队派去；如果主人不肯贱价出售房子，他就不让人灭火。克拉苏曾被指控犯下一桩严重渎圣的罪行，与一位贞女通奸。他竟能辩解说，他引诱那个女人只是为了得到她的财产；人们还就相信了。虽然克拉苏极其贪婪，他的生活却很简朴。在利益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他能表现得非常小气。克拉苏曾吝啬地招待一位叫亚历山大的哲学家，在他出发去旅行时出借了一件斗篷，还要求他归还。亚历山大是希腊人，没有投票权；如果他是个公民的话，克拉苏会鼓励他借更多的东西。地位越高的人，克拉苏怂恿他陷入的债务越深。金钱是他最喜欢的权力工具，他把整个共和国都网罗进去了。无论罗马发生了什么事，克拉苏都能立刻知道。这是个对危险极度敏感的人，不会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这说明了他令同胞们恐惧的原因。苏拉法律的反对者敢于大肆辱骂别的公共人物，但克拉苏从来不在其列。在被问到原因时，一位保民官将他比作角部有干草的公牛，而不是比作蜘蛛。“罗马人有个习惯，在暴烈的公牛的角部系上干草，好让遇到它的人警惕。”33普鲁塔克（Plutarch）说道。这种态度正是克拉苏所希望的。从内战的教训中，克拉苏领会的比所有罗马人都多。荣誉伴随着陷阱，但掌握内情的杰出人物不会有麻烦。在共和国这样的社会里，嫉妒和恶意总是迅速缠上大人物，崇高的地位同时也是危险的地位。要是他能让人害怕，又不令人憎恨，那才算是比较安全。保持这样的平衡是克拉苏的拿手好戏。

然而，克拉苏也有烦恼：有一个对手胜他一筹，政治的危险性法则好像根本不适用于他。如往常一样，庞培老是抢他的风头。在克拉苏策划着掌控实权时，庞培从不放弃享受权力的荣耀。他游戏似的扮演了一阵将军的角色，之后，迅速地成为军事天才；他还同样迅速地成为罗马最喜欢的人物。这个“少年屠夫”有着孩子般的魅力。“他的脸皮真薄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一感到被人注视，他的脸立刻就红起来。”34公众认为脸红既是他们的英雄依然年轻的可爱标志，也证明了他稚朴的诚实性格。当有人抵制他如彗星似的崛起时，这些看法就显出它们的可贵来。谁不希望能像庞培那样，抓住获取荣誉的机会一飞冲天？罗马人容忍的其实是庞培的经历。之所以不嫉妒庞培，原因是他活出了罗马人内心最深处的梦想。

对于庞培超级明星的地位，连苏拉都不得不表示敬意。庞培是个被惯坏的孩子，没有人敢于像他那样试探独裁官的忍耐力。在非洲打败马略派的部队后，庞培渡海回到了意大利。他拒绝了立刻解散军团的命令。不是想推翻苏拉的统治；出于孩子似的心态，庞培想要一种新的、倍受瞩目的款待方式，想要一次凯旋式。半是嘲弄、半是赞赏地，苏拉曾认可他的门徒被部下赠予的“伟人”称号，但这次，苏拉犹豫了。毕竟，此时的庞培连元老都不是，而凯旋式是极崇高的荣誉。庞培以他惯常的无礼对待屈尊俯就的态度，面对年迈的独裁官时说，“更多的人崇拜的是朝日而非夕阳”。35衰老的苏拉最终做了让步。因胜利而张狂的庞培如愿以偿，在盛大的凯旋式中骑马穿行在街道上，兴高采烈地面对崇拜者。毫无疑问，他又脸红了。这一年，他还不到25岁。

经历了这样的兴奋时刻后，乏味的传统政治生涯对他再没有吸引力。“伟人”庞培没去争取会计官。苏拉死后，他帮助卡图卢斯平息了一次军事叛乱，然后又耍了他的拿手好戏，拒绝解散他的部队。这次也不是他自己想作乱，而是因为他喜欢当将军。他要求派他到西班牙去。行省仍有马略的人，元老院虽然认可了他的指挥权，倒也不完全是屈服于讹诈。在那里平乱已证明是苦差事，危险甚至多过了回报。卡图卢斯和他的同事很高兴让庞培走。

克拉苏肯定希望看到他的年轻对手摔跟头，庞培则再次用令人难以忍受的成功回答了众人。战争打得很艰苦，但叛乱渐渐被平息了。克拉苏从未把庞培的伟人称号当作笑话；此时，周围的人提到这个称号时，他听到讽刺的意味越来越少。公元前73年，克拉苏成了司法官，而庞培正忙于对付最后的叛军。西班牙行省曾为克拉苏提供第一支军队，现在，庞培安插上自己的被保护人，将它经营成稳固的后方。很快他就要返回罗马，头顶耀眼的光环，身后追随着久经战阵的老兵。显然，他会第二次要求凯旋式。那以后将发生什么事，谁能说得准呢？

面对庞培的威胁，克拉苏看来要调整他的战略了。他的巨大声望仍半遮半掩着，现在到了大张旗鼓地公开的时候。克拉苏不是塞提古斯，知道缺少荣誉的权力总是有限的，尤其在与庞培这样的对手竞争时。他需要一次巨大的胜利，立刻就要。可是，在哪里？与谁对阵？合适的敌人少之又少。

意外地，如晴天霹雳一般，他的机会来了。

<h3>角斗士来了</h3>

公元前73年，夏天过了一半的时候，坎帕尼亚的角斗士暴动了。在这个地区，角斗如同牡蛎养殖和房产的豪华装修，已成长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它是坎帕尼亚土生土长的一个行当，早在罗马人出现在这里以前就有了。那时，在坎帕尼亚和萨谟奈，武装战士们经常在墓地决斗，以慰藉死者的亡灵。后来，罗马人对这种流血仪式来了兴趣，将它商业化了。角斗士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萨谟奈武士装束，戴着有檐的头盔和难看的短冠饰。随着时间的流逝，萨谟奈人的独立已成遥远的历史，这些武士也越发令人感受到一种异国情调——像动物园的动物受到保护，以免它们灭绝一样。

对罗马人来说，角斗业之所以有吸引力，其中的异国风味非常关键。共和国的战争离意大利越来越远，人们担心罗马的尚武精神会逐渐消失。公元前105年，角斗业成为罗马第一项由政府组织的运动。执政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野蛮人的决斗。因此，角斗士不是打扮成军团战士，而是以共和国敌人的奇异面貌出现——萨谟奈人、色雷斯人或者是高卢人。然而，除蔑视和厌恶外，在广场这个罗马的心脏地带，他们也激发起人们的钦佩之情。尽管上流社会假装这项运动只是为平民举办的，但事实上，角斗士的勇气感染了每一个人。“即使倒下了，他们也不失尊严，更不用说奋力搏斗的时候了，”世故的西塞罗热情地赞道，“除了已死去的，你可曾见到倒地的角斗士扭动过脖子？”36在被击败的外国奴隶的身上，罗马人发现了某种他们极为敬佩的精神。

角斗士是一面镜子，扭曲地映照着观众的形象。通过这种最原始、最激烈、最野蛮的形式，罗马人体会到追求荣誉的后果。竞选执政官的元老和为生死而战的角斗士有什么真正区别吗？打一开始，两者都让罗马人激动不已。在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暴力着迷是很自然的。场面越是血花四溅，罗马人越是着迷。这种残杀的警示意义也是惊心动魄的。一旦竞争的意志摆脱了一切禁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角斗士提供了明白无误的例子：不是像罗马人那样受到传统与责任的约束，而是像野蛮人一样搏斗；鲜血流淌在沙地上，尸体用钩子拖走。内战中，共和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它真的灭亡了，公民将和奴隶一样，免不了这样的命运。

然而，之所以将角斗士训练学校集中在远离罗马的坎帕尼亚地区，人们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罗马人认识到角斗士精神的野性和凶残，担心它会在公民中生根发芽。公元前73年夏，人数不足100的角斗士逃跑了。罗马人如临大敌，派出了3000人的军队，由一位司法官率领着去对付他们。逃亡者躲藏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罗马人扎下军营准备困死他们。角斗士知道对手软肋的位置。山坡上长满了藤蔓，角斗士利用它们结成绳梯，滑下悬崖，绕到罗马人背后发动进攻。军团溃散了，角斗士夺取了营寨。更多的逃亡者加入进来。他们熔炼了脚镣，打造出剑；训练捉来的野马，组织一支骑兵。坎帕尼亚地区刚刚从苏拉造成的浩劫中恢复，现在又遭到奴隶们来回地冲杀劫掠。诺拉再次被围，再次被抢劫。又有两支军队溃败，一位司法官遭重创。他的侍从和座骑都被活捉了。

原是临时拼凑的游击队现在成了一支有严明纪律的庞大军队，人数达120000。这应归功于最先发动起义的领导，一个叫斯巴达克的色雷斯人。成为奴隶前，他曾是罗马人的雇佣军。斯巴达克不仅有着角斗士的强健体魄，也非常机敏老练。他认识到，如果起义军一直待在意大利，被激怒的主人消灭他们是早晚的事。公元前72年春，他带着队伍向阿尔卑斯山进发，背后有格利乌斯·帕布利克拉率领罗马军队追击。多年前，格利乌斯曾拿雅典哲学家开玩笑，让朋友们乐不可支。此时，他刚被选为执政官不久。在他同斯巴达克交战前，起义军已经遭遇守卫北方边界的罗马军队，并打败了他们。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打开了，自由的大门打开了。然而奴隶军没有“进门”。他们掉头南下，与格利乌斯的军队擦肩而过，重新回到前主人的心脏地带。那是他们先前竭力要逃出的地方。

罗马人对此大惑不解。一种说法是他们太自信了：“奴隶都是笨蛋；因为许多人的加入，他们愚蠢地有了信心。”37事实上，发现意大利还有那么多别的奴隶，角斗士们的确倍受鼓舞。在共和国的征服战争中，抢夺来的人口一直是战利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确立了霸权，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转运俘虏和商品一样便当。奴隶贸易极其繁荣，造就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转移。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割断与故乡的联系，带到帝国的中心，为他们的新主人流血流汗。最穷的公民都可能有一名奴隶，富有之家就更多了，多到有的奴隶没有活可干。为了证明钱没白花，主人不得不挖空心思，为他们想出一些奇怪的工作，诸如拂去塑像的灰尘、写请帖、缝制紫色的衣服等等。当然，就奴隶而言，这些活太轻巧了。但绝大部分奴隶都得累死累活地干，尤其在乡村，那里的奴隶处境最糟。他们被成批地买下，烙上印记，戴上镣铐，然后就从早到晚地忙活。晚上，他们被锁在拥挤的大棚子里，没有一点儿个人空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尊严。给他们的食物仅够活命。“治疗”疲劳的办法是鞭打，对不服从者，有精于各种酷刑的人收拾他们，有时会直接处死。残废与年迈者干脆赶出家门，就像对生病的牛和破裂的酒坛一样，根本不关心他们会不会饿死。总而言之，罗马的农学家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为无用的工具花钱毫无意义。

靠着这种残酷的剥削，共和国的一切高贵事物才有了它们的基础——无论是公民文化，对自由的热切信念，还是对羞辱和坏名声的恐惧。有了其他人的强迫劳动，公民才有闲暇献身于共和国。不仅如此，奴隶还满足了更微妙、更恶劣的需求。“没有其他人的所失，就没有一个人的所得。”38罗马人认为理所当然。一切地位都是相对的。如果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自由还有什么价值？连最穷的公民也知道，他比待遇最好的奴隶高贵。不自由，毋宁死。共和国的全部光荣历史都证明着这一点。接受被奴役的地位，就应该接受奴隶的命运。罗马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人们想不到去质问奴隶遭受的残酷剥削，更不用说奴隶制本身的合法性了。

奴隶也接受这种逻辑。没有人反对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反对的只是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起义军的追求不是打破奴隶制，而是先前主人们的特权。因此，他们会时不时强迫罗马俘虏相互角斗：“原来的演员现在成了观众。”39只有斯巴达克是为真诚的理想奋斗，在古代世界的奴隶起义领袖中鹤立鸡群。他力图在追随者中建立平等主义，均分战利品，禁止他们私藏金银。这种乌托邦似的尝试未能成功。大肆抢劫的机会太有吸引力了，绝大部分奴隶都无法抗拒。罗马人相信，这是奴隶没有把握住命运的另一个原因。跟意大利的诱惑相比，家乡的沼泽地和森林算得了什么？面对抢劫的贪婪欲望，起义军的自由梦想屈居其后。在罗马人看来，这是他们“奴性”的有力证据。40确实，奴隶们只想过上主人那样的生活，享用其他人强迫劳动的产品。即使在横冲直撞的时候，奴隶们仍是罗马理念的一面镜子。

毫不奇怪，看着奴隶们成功地抢过来杀过去，罗马人慌了。格利乌斯的军队已遭败绩，共和国的其他军队远在海外，突然之间，危险迫近首都。克拉苏行动了。以前没有机会，他也不曾吹嘘可以养起一支私家军队。现在不一样了。他在元老院的支持者也被动员起来。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两位执政官被剥夺了两个军团的指挥权，全部转给克拉苏。这位最高统帅立刻开始征兵，把军队扩大了4倍。既然赢得了成为共和国拯救者的机会，他不打算浪费。有两个军团违令与斯巴达克交战，结果遭到失败；克拉苏的反应是恢复恐怖的古代“十杀一令（decimation）”，不分遵令者与违令者，勇敢的与胆小的，每10人挑出一个，毒打至死，还强迫其他人在一边观看。军令的威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克拉苏也向敢于加入斯巴达克的奴隶发出了警告：别指望仁慈的对待，这位将军对自己人都这么严厉。尽管冷酷无情，克拉苏总是再三考虑后才行动。借着一个血腥的姿态，这位无耻掠夺房产的百万富翁摇身一变，成了旧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克拉苏当然清楚，恢复罗马人的传统纪律肯定能打动共和国的选民。

克拉苏牢牢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开始加固首都城防。斯巴达克的反应是退到更远的南方去。在那里，他能找到新的兵源。离开兴旺的、城镇林立的中意大利，起义军穿行在一个个沉闷的大庄园间。荒凉的平原上，只有一些锁在一起的奴隶劳作着；山地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除了偶尔有来自外国的奴隶赶着牲畜走过。曾经一派繁荣景观的城镇和乡村，如今成了“意大利荒原（Italiaesolitudo）”。克拉苏赶着起义军远离罗马，穿过荒原，最终将他们逼到靴状半岛的脚后跟处。此时冬天已临近，为免猎物逃脱，克拉苏从海岸一端到另一端建起一道封锁线。斯巴达克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他发动了两次拼死反击，企图打破军团的壕沟与高墙防线。两次都没成功，克拉苏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同他的猎物一样，克拉苏也快绝望了。没有时间了，另一个远比斯巴达克危险的敌人逼近了。在西班牙待了五年后，庞培正在赶往罗马。

斯巴达克了解这一点后，利用克拉苏的焦虑情绪，提出了谈判的要求。克拉苏轻蔑地拒绝了。斯巴达克的反应是在克拉苏防线能看得清楚的地方，将一个罗马俘虏钉上十字架。整整一天，寒风把这个垂死的人的惨叫声送进同胞的耳中。夜幕降临后，大雪纷飞，斯巴达克第三次尝试打破封锁。这一次，他成功了。脱离克拉苏军团后，他曲曲折折地向北方逃去。克拉苏一边盯着起义军，一边盯着逐渐接近的庞培，拼命地追赶。伴随着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战斗，克拉苏抓到的掉队者越来越多。最终，起义军又被逼进了角落里。斯巴达克转身迎战。在列阵以待的义军前，斯巴达克抛开一切逃生的可能，一马当先冲向敌军，投身不成功则必死的决战。奴隶军随即跟进。斯巴达克不顾一切地向克拉苏的指挥部猛冲，但还未到达就被杀死了。大批奴隶军死在他身边。伟大的奴隶起义结束了，克拉苏拯救了共和国。

若非如此，在最后时刻，他的光荣就被抢走了。当时，庞培正率领军团南下罗马，途中遭遇5000义军。他们是斯巴达克最后一战的幸存者。庞培轻松地屠杀了他们，然后写信给元老院，吹嘘他的成就结束了叛乱。克拉苏的愤怒可想而知。为对抗庞培不择手段攫取荣誉的行为，他命令沿着阿庇安大道，将俘虏钉在十字架上。于是，在意大利最繁忙的道路上，每隔40英尺树起一个十字架，上面钉着一具奴隶的尸体，绵延100多英里。克拉苏把阿庇安大道改造成了自己胜利的宣传栏。

然而，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同斯巴达克的战争是件尴尬的事。比起庞培在遥远的边区屠杀部族的“成就”，他们更愿意忘记克拉苏在罗马后院的解救行动。虽然两人都戴上了桂冠，游行时克拉苏却只能走在后面，而且只能步行，不能乘马车。没有马踏街道的得得声伴随克拉苏，那是为民众的英雄准备的。庞培骄傲得像年轻的亚历山大，乘着四匹白马拉的车，前面是由他的劫掠品和俘虏组成的队伍，耳边是他的拥护者发狂似的欢呼声。这一切，克拉苏只能愤怒地看着。

尽管如此，克拉苏小心地隐藏着他的不满。人群的欢呼声虽然令人陶醉，却只是达到目标的工具；而目标，对克拉苏来说意味着实际的权力。远远超出一场战争的胜利，克拉苏追求的是执政官的职位。选举已经临近，克拉苏灵巧地做出转变，向他最大的对手提出联合竞选。庞培立刻同意了。正如克拉苏担心他极受欢迎的好人缘，他也担心克拉苏的政治手段。两人都轻松获选。

这样，庞培在36岁时成为共和国的首脑，小于苏拉设定的最低年限。与其他执政官不同，他从未进过元老院。由于担心说错话，庞培给元老院的虚张声势的信都是请一位朋友替他写的。尽管没什么经验，庞培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勇猛的性格将他送上军事成就的巅峰，他也将勇猛带入了政治战场。当选执政官不久，他便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撤销苏拉加在保民官职位上的禁令，恢复它的种种权力。就这样，苏拉立法的基石被轻易搬开了，一种很受欢迎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重新回到了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公众们兴高采烈，他们盼着这一天差不多有10年了。

在这个回合，克拉苏分享了公众的喝彩。对这项归还民众古老权利的改革，他小心地加以协助。甚至卡图卢斯也没有反对，他已经嗅到了风向的变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庞培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远非如此。对他的赫赫战功、执政官职位的不合规则，元老院的传统主义领袖仍耿耿于怀。克拉苏是他们的同路人。他的执政官职位完全合法。如他一贯喜欢的那样，克拉苏双管齐下，一方面频频出资举办大型公共酒会，向穷人免费发放粮食，另一面不断地在元老们耳边吹风，中伤庞培，说他是个蛊惑民心的政客，并尽力阻止任何能使庞培更得民心的措施。很快两人的关系恶化了，不像人们期待执政官的那样，努力工作以促进共和国的利益，而是公开地相互攻击。

在竞技场，最令公众兴奋的是两个使用不同武器和技巧的人进行的搏斗。比如说，一个是剑客，一身耀眼的盔甲；另一个使用三叉戟，步法灵活，努力用手中的戟缠绕对方的剑。庞培和克拉苏提供了类似的场面。他们是极为不同的两个人，势均力敌，谁都不能确立自己的优势。不过，他们之间的搏斗带给罗马人的不是娱乐，而是震惊和困惑。奴隶们彼此生死决斗，罗马人的执政官怎么可以？角斗士或许会猛刺失败的对手的脖子，但执政官要置同事于死地这种事，对共和国的一切理想都是极大的冒犯。最终，两人看来都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在搏斗中，他们两败俱伤。任期结束时，两人在广场主持公共集会。一位公民突然打断了他们，要求讲述一个梦。请求被接受了。他说，“朱庇特来到我身边，让我在广场宣布一件事：两位执政官在成为朋友前，不许离开他们的职位。”41广场静了下来。许久，克拉苏走向庞培，拉起他的手。他赞扬了自己的对手，两人和解了。

听起来这段插曲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降低它的意义。苏拉去世已有10年了，某人会步上苏拉后尘的想法仍然让罗马人惊恐不已，担心再有人建立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权威。庞培和克拉苏都很强大，但谁也不敢让自己显得比对方更强大。这是共和国仍在坚持的一个教训，虽然它也给公民灌输成为最优秀的人的欲望。获得成就的人值得称赞，当得上荣誉，但过多的成就是有害的，对国家也是个威胁。公民不管有多伟大，他的梦想有多伟大，最终，真正的伟大还是属于罗马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