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个贵族的成长</h3>

对年轻的罗马贵族来说，生命中充满了机会和陷阱，内战又使两者都大大增加。在苏拉手下，年轻人有望获得以前成年人才会有的成就，其中有些人特别突出。庞培是最耀眼的明星。苏拉开始立法限制少年野心家后，庞培仍未停止自吹自擂。苏拉禁止30岁以下的人担任公职时，他的年轻副手正在非洲作战。庞培打败了那儿的马略死党，被部下欢呼为“伟人（TheGreat）”。庞培是个例外，仍在继续获取荣誉，与他同代的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苏拉的密探们既不照顾年轻人，也不关心出身。就这样，由于马略娶了朱利安家族的人，这个古老显赫贵族的后代走上了逃亡之路。他才19岁，其家庭关系本应保证他有光明的前途，现在却不得不躲藏在山区的马棚里，大把贿赂那些为赏金而参加追捕的人。这是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多年后，他牢牢地把无常的命运掌握在手中。与庞培一样，尤利乌斯·恺撒的崛起也在苏拉大权独揽以前。

两人都无愧于他们的教养。罗马人重视磨难，相信金属要打磨才会发光，公民要历经艰辛才能出人头地。恺撒刚出世就被灌输了这种信念。罗马的父母看着自己的新生儿，第一反应不是怜爱，而是吃惊——竟然有这么软弱、无助的东西。“新生儿啊，就像被汹涌的波涛冲到海滩的水手，光着身子躺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能否幸存下来完全依靠他人。”1对罗马人来说，处在这种状况简直丢人。小孩子太脆弱了，没什么可夸耀的，对他们的表扬最多也就是像个大人。其结果是，至少在现代人看来，古代的传记中存在着难解的空白。读着对共和国大人物的描述，有关他们早期生活的部分最令人扫兴，最不可思议。他们总是在体质上或学识上远胜常人，在这方面，古代的传记非常僵化，既一本正经又千篇一律。童年时，他们总像个小大人，将他们描写成孩子的趣闻逸事极为少见。人物越伟大，有关青少年时期的记录越稀少。恺撒的早期生活干脆一片空白，复原它们主要靠猜测和总结，其难度甚至超过了复原古代历史。然而它值得尝试。像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那样，罗马人意识到“在生命的最早时期，大自然刻下的印记最清晰”。2童年时代指示着公民的未来。

可是，对这个将来会灭掉共和国的婴幼儿，我们确切地知道什么呢？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100年7月13日，比庞培小6岁，比克拉苏小15岁。各种传统对他也不例外。罗马人并非一出生就自动成为公民的。每个做父亲的都有权拒绝一个新生儿，遗弃不想要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可能刚出生的恺撒还没吃到母乳，他的父亲便把他高高地举起，表示他已被接受了，已是一个罗马人了。九天后他有了名字。家里要进行大扫除，将邪恶的精灵扫地出门。还要依据鸟儿的飞行动作占卜，预测孩子的未来。婴儿恺撒将戴上象征好运的金垂饰（bulla），一直戴到成为公民的时候。

然后就结束了，再找不到成为公民前岁月的只言片语。罗马人缺少专门表示“婴儿”的词，反映了他们的一种认识——再小的孩子也得接受磨炼。新生儿用襁褓紧紧包裹，以塑造他们的体形；他们的面部要接受揉捏和击打；如果是男孩，还要拉扯包皮以使它伸展。根据共和国的老传统和来自希腊的新医学，罗马人构造了一套节食和冷水浴制度。严苛的抚育方式增加了已经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据估计，只有2/3的婴儿能活过第一年，活到成熟期的不足一半。小孩死亡是常事，父母们都硬起心肠，不会太伤心。孩子越小，流露的情感越少；他们常说：“如果婴儿在摇篮里死去，不应该悲伤。”3然而，冷淡未必就是无情。在罗马人的墓碑、诗歌和私人通信中，有大量证据证明父母对孩子深沉的爱心。对孩子严厉不是残忍，恰恰相反，越严格的父母对孩子的爱越多。

对恺撒的抚育出了名的严格，他的母亲奥丽莉亚（Aurelia）也因此被后来的罗马人视为父母的榜样。人们甚至说她亲自给孩子哺乳。上流社会的妇女很少这样做，尽管这是她们的责任。这很可耻，因为罗马人都认为乳汁中含有一个女人的特质。既然如此，奴隶的乳汁怎能跟自由的罗马妇女相比呢？由于婴儿交给哺乳期的奴隶抚养，自私的贵族显然损害了孩子的未来。但她们还是这么做了，成为这个堕落时代的一个明证。奥丽莉亚亲自哺育自己的孩子，表明她不向时代的流弊妥协，的确值得骄傲。

这个共和国的模范母亲给孩子断奶后，马上开始了对他们的教育。奥丽莉亚不只盖乌斯一个孩子，还有两个女儿，大朱丽亚和小朱丽亚（JuliaMajorandJuliaMinor）。罗马人认为，女孩和男孩同样要接受训练，内容包括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男孩的身体训练为战争做准备，女孩为生育，但艰苦程度是一样的。对罗马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来自对忍耐力极限的认识。不认清这一点，孩子便没有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

因此，罗马的孩子们很少有时间玩。人们发现，共和国早期的玩具比灭亡前少得多；在后一个时期，训练好公民的压力小多了。即便如此，孩子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也无法阻止他们全身心投入游戏，拿惩罚相威胁也不管用。”4女孩子当然有玩偶；在将来的结婚仪式上，她们要向维纳斯女神敬献玩偶。这是罗马人的传统。男孩子着迷地玩陀螺。说到骰子，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热爱。婚宴上，新郎向孩子们抛撒硬币或坚果，它们便成了孩子们的赌注。以后，在恺撒面临一生最重大的危机时，他谈到了掷骰子。显然，他对这个比喻的喜爱来自孩提时代的经验。不过，即使在玩骰子的时候，严厉的奥丽莉亚也会在一旁看着，因为她时刻关心“端正他的行为，无论他在游戏还是刻苦学习”。5或许就是从母亲那里，恺撒开始练习他最重要的一项技巧，区分可以接受的风险和盲目的赌博。

那么，父亲的影响体现在哪里？恺撒少年时代的记录中缺失的东西更加引人注目。尽管是一个模范母亲，但奥丽莉亚如此严密地监管儿子的成长，有可能冒犯她的丈夫。按照这个时代的水准，罗马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或许很突出，但罗马父亲们的权威更加显著。决定重大事务的权力在他手中，有了孩子也一样。即使已经出嫁，女儿仍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儿子不管长多大，不管当上多少次行政官，都要一直追随父亲。罗马父亲的家长作风无人能比。另一方面，像共和国提供的无数事例那样，权力总是连着责任。人口调查时，每个家长都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打算养育子女？每个公民都赋有爱国义务，应尽力为罗马的未来增加人口。父亲还有一项更紧迫的责任，即为家庭增添荣誉。在共和国，地位不能继承，每代人都要重新赢得。如果儿子达不到前辈的地位和成就，女儿不能影响丈夫促进她的父亲和兄弟的利益，都将被视为家庭的奇耻大辱。家长的责任就是想方设法避免这种灾难。和共和国生活的众多方面一样，对儿女的抚育也体现着罗马人对竞争的固执偏好。由此，成功地教育后代，向他们灌输家族荣誉感，鼓励他们积极追求荣誉，这也是足以令一个男人自豪的成就。

恺撒的野心是有朝一日掌管整个共和国。这里肯定有父亲的影响；在罗马，有些东西只能由父亲传授。小盖乌斯最有价值的课程或许不是在母亲脚边学到的，而是当他站在父亲身边时：当父亲招呼政治盟友时，走在广场时，或者在元老宴会上侧耳倾听时。若不能亲身在权力的氛围中呼吸和感受，一个小男孩不可能发展出对共和国多重复杂性的敏锐感觉。恺撒的父亲交际广泛，许多人家的门会为他打开；相应地，他的大门也为别人打开。罗马人对私人空间没有什么概念。在城里，贵族的房子不是退隐的地方，而更像是一个舞台，他在上面表演并接受喝彩；更像是石头上的投影，投射出他希望被人看到的形象。表面看起来，朱利安家族的豪宅被郊区苏布拉（Subura）的小旅馆和贫民窟包围着，远离政治中心；但恺撒的父亲把它变成了令人敬畏的“司令部”。每天，请愿者和受保护的平民（client）挤满了过道。对未来的政治家而言，这层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也是必须掌握的。如果好好把握，被保护人的支持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罗马贵族总是小心照料受他保护的人；他的影响力越大，被吸引来的平民就越多。公元前92年，恺撒的父亲当选为司法官，此后，前呼后拥的随从们表明他是一个重要人物。然而，这种排场能否满足他8岁儿子的愿望？

恺撒的欲望难以满足，即使拿罗马人的标准看也很过分。他总是要求人们按他的显赫身份表现出应有的敬重，不放过一个机会。打小开始，源于维纳斯女神的家族观念便牢牢占据了他的头脑。恺撒家的豪宅就像是朱利安家族的至圣所：门廊设计得像庙宇；正厅四壁挂满家族出过的行政官的蜡制面具，庄重威严，诉说着过去的荣耀。漆线勾勒出的肖像穿越时空，将人的思绪引向一位特洛伊英雄——以及比特洛伊英雄更遥远的时候的女神。这样的场面会给一个孩子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外人想也想得出来。“对一个渴望赢得名声、实践美德的少年来说，还能有比它更壮观的景象吗？”6罗马人把少年人的精神描画成耀眼的火苗。7相应地，如果一座豪宅的继承人不能证明他配得上这份遗产，人们会用唾沫淹死他。“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走近豪宅的人说，‘多么气派的老房子！可惜啊可惜，他的主人不行了，潦倒了。’”8对恺撒来说，比起家族年代已久的荣誉，现在是有些落魄。没错，父亲是司法官，但还不是执政官。无论何时走在广场中，父亲身边都簇拥着一群受保护人，但他不能把全城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甚至在罗马以外的地区也不能。然而有些家族可以。例如庞培家族，虽然是个暴发户，但的确在东意大利某些地区有强大的号召力。血腥、无义的“斜眼”是个模范父亲，庞培识字是从学习赞扬父亲的一篇颂词开始的。至于小时候的恺撒，我们只知道他写过什么，不知道他读过什么。在当时，他的作文主题肯定被认为很有意义，否则不会保留下来。其中的一篇是《赫拉克勒斯颂》。9他是希腊最伟大的英雄，朱庇特神的私生子；他的功绩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名声。另一篇讲的是俄狄浦斯（Oedipus）的故事。

不知道现在的恺撒是怎么认识父亲的。无根据地瞎猜没有意义，但可以肯定，不久他将有担任着更重要角色的榜样。一年司法官期满之后，恺撒的父亲被提名亚洲行省的长官。这是一个令人眼红的职位，不经过一番激烈的幕后争夺是不可能得到的。米特拉达特斯正准备发动入侵，但马略也在争取东方指挥官的职务。姻亲突然获得提升，马略将军是出了力的。后来，先是意大利人起义，随后内战又席卷整个共和国。在此期间，马略一直是他的朱利安亲戚的保护者。就在他去世以前，在他进行残酷报复的第七次执政官任期，马略设法把小恺撒塞进了朱庇特神的祭司之列。只有贵族才能得到这个职位，还得是有空缺的时候——由前任被迫自杀后留下的空缺。由于恺撒才13岁，还不到年龄，职位先给他留着；就这样，小小年纪的恺撒被直接卷入了内战。

公元前84年，恺撒的父亲去世，原因不明。同年，恺撒达到法定的公民年龄，取下了垂饰，换上沉甸甸的成人长袍。执政官秦纳迅速采取行动，正式确认恺撒的祭司资格。马略死后，秦纳成了罗马的权势人物。16岁的恺撒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把女儿科尼利娅许给了他。此时的恺撒已经订婚，但没有哪个年轻人会放弃成为秦纳女婿的机会。在罗马，婚姻从来都是一桩冷冰冰的生意，与爱情无关，最主要的是政治。上流社会的妇女——尤其证明能生育的——是向上爬的赌博中很重要的赌注。由于在出生的时候，人们经常遗弃女孩，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一直是“稀缺资源”。像“婴儿”一样，“老处女”一词也是现代才出现的，在拉丁语中没有对应词。由于父亲们急于从女儿的婚姻中获利，她们成年的年龄一般比男孩早3到4岁。一过12岁生日，女孩子便可能戴上新娘的传统橘红色面纱。如果妻子仍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她们对丈夫的忠诚就很可疑。大部分有钱的妇女都是这样。婚姻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建立和破裂，一旦政治联盟发生变动，离婚也随之而来。只要科尼利娅还是恺撒的妻子，他就得忠于秦纳的利益。男人要奖励妻子，不一定非用爱的方式。

可是，在秦纳被叛乱士兵处死后，科尼利娅突然成了一种负担。等到苏拉将马略派和秦纳派残余分子全部消灭，她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作为马略的外甥和秦纳的女婿，恺撒不大可能向苏拉推荐自己。不过，公敌宣告的第一批名单中也没有他。尽管马略是他的保护人，但恺撒跟苏拉也有很近的关系。共和国复杂的多样性经常造成矛盾的效忠关系。贵族社会是个很小的圈子，他们之间的联姻形成了相互重叠的网络，连激烈竞争着的对手们也会被纠缠在一起。恺撒母亲的家族曾为苏拉提供最重要的一些支持者，正是这层关系救了恺撒。

苏拉没有杀他，仅剥夺了他的祭司职位，并要求他跟科尼利娅离婚。恺撒令人惊讶地拒绝了。这种冒犯行为近乎自杀，导致他的脑袋被公开标价悬赏，他也不得不逃离罗马。只是由于奥丽莉亚的亲戚不断求情，苏拉才原谅了这个鲁莽的年轻人。独裁官自我解嘲地警告说，恺撒明显有着类似于马略的性格。然而事实上，两人绝不相像。拒绝跟科尼利娅离婚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忠诚、强烈的贵族式骄傲及对自己运气的信心。这些是苏拉欣赏的品质——欣赏但不信任。

对恺撒来说，只要苏拉还活着，他便没有安全可言。恺撒决定去海外，但不仅仅是作为逃亡。政治生活的快车道已经关闭，他需要通过传统的方式才能发迹。作为朱庇特的祭司，恺撒不能骑马，不能参军，每次离开罗马不能超过两天。这些古老的禁忌肯定让恺撒很憋闷。他是个活泼的、精力充沛的人，一个优秀的骑手，经常在大校场练习各种武器。他受到的教育全都要求他追求功名。由于苏拉的决定，他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恺撒去亚洲当了一名军官。罗马人的政治生涯都是从军队开始的，最好还经历过战争。东方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米特拉达特斯是位生存大师，正在舔着他的伤口，重新积聚力量。在爱琴海的莱斯博斯岛（Lesbos），米蒂利尼城（Mytilene）仍在抵制苏拉苛刻的和平条款，不停地上演着战争与外交的变奏曲。这种局面对有抱负的年轻人再合适不过了。

恺撒很快脱颖而出。在罗马时，他的服装异常时髦，曾让苏拉大吃一惊。他不悦地评论道：这个年轻人喜欢把腰带束得很松。但在东方国王的宫廷里，人们欣赏时髦的着装。行省官员立刻意识到，应该让穿得像个花花公子的恺撒担负一些外交使命。他被派到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尼科米德斯（Nicomedes）那里。国王对这个罗马来的客人很着迷，或许过于着迷了。据说，他曾当众显示自己对恺撒的欣赏，像对待情人一样对他。这种流言恺撒的敌人津津有味地说了许多年。不管怎么样，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不仅赢得了尼科米德斯的好感，还借走了他多艘战船。带着这些战船，恺撒回到了莱斯博斯岛，加入对米蒂利尼城的进攻，表现得非常勇敢。由于在战斗中解救了一些意大利公民，恺撒获得了特别的奖赏：一只栎树叶做成的公民冠（civiccrown），作为他立下英勇战功的公开标志。从这以后，如果恺撒到大竞技场（Circus）观看表演，连元老们都得起立，向他致敬。由此，恺撒的名字会被人们传扬，他会成为一个大家熟悉的公共人物。他的事迹会传遍罗马。这样的荣誉是每个公民梦寐以求的。

军事声誉能帮他赢得人心，但恺撒很有远见，知道那还不够。现在已是公元前80年，苏拉已辞去独裁官一职，恺撒仍不急于去大竞技场接受欢呼。他在东方留下来，继续在军中效力，研究行省的管理如何运作。他还给上司留下了稳健和能干的好名声。只是到了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了，他才安心地回到罗马。这个城市仍笼罩在死去的独裁官的阴影下，但恺撒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有让人喜欢他的非凡本领，能轻松地表现出亲切的风度，在普通公民中极受欢迎。”10尽管表现魅力不费恺撒什么劲，这种说法仍透露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受公众喜爱的人也就是一些“亲民者（populares）”，马略是这样的人，苏尔皮基乌斯也是。苏拉的整个政治计划就在于消灭这种风格的政治传统；显然，恺撒自认为是这种传统的继承人。

不久，恺撒公开证明了这一点。从东方回来一年后，他大胆控告了一位苏拉以前的军官。此时，苏拉的人仍牢固掌握着政权，那位军官被宣告无罪。但恺撒的表现很出众，一夜间传遍全城，被认为是罗马最好的起诉人（orator）之一。这是位战争英雄，实际操作过外交事务和行省的政治，如今，他也是公众人物了。这一年，他还不到24岁。

恺撒有着多方面的才干。发展这些才干时，他又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能量。前途一片光明，成为伟人的日子似乎不远了。尽管很出众，但恺撒不是一个出格的人。共和国抚育了他，培养了他的雄心壮志。虽然此前的10年政治局势很混乱，罗马人对公民传统的忠诚并未动摇。他们警惕着内战。或许因为个人信念和家族荣誉感，恺撒反对苏拉的政策，但他不打算采取体制外的办法。然而，已经有人这么干过。苏拉的骨灰还未在风中散尽，一位执政官就发动了起义，矛头指向整个苏拉派。起义被迅速而残酷地镇压了。恺撒曾被邀请参加起义。如果他真的参加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完结了，他将立刻失去已获得的一切。恺撒对孤注一掷的做法没有兴趣，相反，如从前的贵族做的那样，他准备一步一个脚印，逐渐爬上高位。对于这种打算，他所得到的成就除了提供一个起点外，再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共和国为公民追求荣誉的愿望开放各种通道，其结果不是危及共和国的稳定，而是将它引向世界大国之路。恺撒的早期生涯表明，尽管内战和独裁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实，它们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

<h3>在圆形跑道上</h3>

罗马人用“克瑟思（Cursus）”一词指称我们所说的涂油杆（greasypole）。它包括好几种含义。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它指的是旅程，特别是指赶得很紧的那些。但在体育赛道上，它有着更明确的意思：不仅指跑道，也指马拉双轮战车赛（chariotraces）本身——大竞技场内举办的最受欢迎的项目。大竞技场是公众意见的巨型公告牌。把一个贵族称作战车御者（charioteer）是一种侮辱，其程度仅次于角斗士和土匪。然而在战车赛爱好者的语言中，将贵族跟战车御者相比的确蕴涵着一些令人不快的道理。在共和国，体育是政治性的，政治也像体育一样是竞争性的。训练有素的战车御者绕着转弯处的杆子（metae）一圈圈地跑，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如轮轴碰到了杆子，或转弯时速度太快，都有可能导致翻车；有野心的贵族也在拿他的名声冒险，一次又一次地参加选举。耳边听着观众的欢呼声或嘘声，战车御者和贵族都在为着荣誉猛往前冲；他们知道，失败的风险恰恰增加了成功的价值。到达终点后，或是选上执政官后，又有新的选手加入，于是比赛又重新开始。

“通向荣誉的跑道对许多人开放。”11听起来令人欣慰，但不完全正确。大竞技场的赛道宽度有限，每次只能容纳四辆战车参赛。荣誉是一种稀缺资源。选举也是如此，每年行政官的数额有限。苏拉将年度司法官数从6名增加到8名，使机会稍稍增多。但在他改革后，保民官不再有吸引力，而元老院扩大了一倍，其结果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头脑的交锋，对荣誉的追求，为达到财富和权力顶峰而日夜操劳”，12这就是克瑟思提供的场景。在接下来的10年中，它还会变得更累人，更残酷，更狂热。

如往常一样，名门望族垄断着竞争。恺撒的确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因为他的家庭没出过几个执政官；然而，执政官儿子的压力不会比他小。以前的成就越大，对暗淡前景的想象越令人畏惧。在外人看来，似乎罗马的贵族只需躺在床上，“胜选的荣耀会自动送到面前”。13大错特错。在罗马，从没有任何东西以这种方式送给任何人。保持显赫地位靠的是成就，而不是血统。对一个贵族而言，生命或是无休止的苦斗，或者什么都不是。如果他不能获得更高级的行政官职务，家族的光彩会立刻开始褪色，更不用说失去元老院的席位了。如果连续三代人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成就，知道这个贵族名字的人便只剩下“历史学家和学者，而不是大街上的人，那些普通的选举人”。14因此，名门望族都很讨厌元老院的新来者。对竞选会计官资格的人，他们或许还能容忍，毕竟那是最低级的行政官；在更高级的司法官和执政官选举中，他们就没那么客气了。于是，野心勃勃的暴发户的任务也变得更加艰巨了。罗马人用“新人”一词称呼他们。虽然很渺茫，但新人也不是不可能脱颖而出。老的家族或许会在转弯处翻车，给新人一个超过他们的机会。选举的过程变幻莫测，有时候，天分的表现会优于已有的名声。无论如何，正像新人常常指出的那样，如果行政官是世袭的，选举还有什么意义15

马略就是一个从平凡走向辉煌的榜样。在军事生涯中，新人如果表现出色，他们能名利双收。罗马没有军事院校，没有门路的人难得有指挥军队的机会。军官通常由精于幕后活动的年轻贵族担任。若非出身世家，恺撒不可能赢得公民冠。然而，军事职务也有它的问题。长期的战争既能给新人带来耀眼的荣誉，也使他不得不远离罗马。对仕途上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代价。政坛新手或许在军团中服役一段时间，最好还能留下些可供炫耀的伤疤，但很少靠军事生涯出名。那是名门望族的禁脔。对新人来说，通往竞赛冠军——执政官的荣耀，后代加入精英阶层的机会——的目标最好是通过法律实现。

罗马人对这个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都知道，公民的含义是法律制度界定的，公民的权利也是靠法律保证的。他们强烈地为之自豪，这完全可以理解。在种种智力活动中，唯有法律领域让他们觉得有资格蔑视希腊人。罗马人不厌其烦地指出：“同我们相比，所有其他的法律体系都难以置信地混乱，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16早在孩提时代，男孩子便接受训练以掌握法律，专注程度比得上为战争准备所做的身体训练。在平民的职业中，元老们认为，只有法律工作才配得上他们的高贵身份。法律离政治生活不远，常常是后者的致命延伸。共和国没有设立公诉机构，一切案例都由私人提出。这把罗马的法律变成了仇敌间的出气孔。一场成功的官司有可能把对手淘汰出局。理论上，如果被告犯了重罪，对他的惩罚是死刑；实际生活中，由于罗马没有警察和监狱制度，被判有罪的人完全可以走上逃亡之路，可以在逃亡期间生活得很奢华，只要他及时准备好易于携带的财产。当然，他的政治生涯完了。不仅公民权被剥夺，如果他敢回到意大利，任何人杀死他都不会受到惩罚。对此，可能每个参加克瑟思的罗马人都有心理准备。行政官可以免于被对手起诉，但只是在任期内。任期一结束，他的敌人便可能猛扑过来。为避免被起诉，人们会用上各种手段，如贿赂、恐吓、进行卑鄙的幕后操纵等。一旦真的上了法庭，罗马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下流的伎俩都可以用，什么样的隐私都能恶毒地暴露，无论多么残忍的诽谤都说得出口。在共和国，一场官司比选举更像是生死之战。

由于对激烈争斗场面上瘾似的着迷，法律的实践为罗马人提供了另一个扣人心弦的运动场。普通公众可以随便观看案件的审理。广场中有两个常设法庭；有必要的话，其他的临时平台也能对付着用。“有品味”的爱好者总是有机会挑挑拣拣，选上一场旁听，起诉人则通过观众的人数衡量自己的地位。于是，在罗马的官司中，表演艺术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环，细致地掌握法律条文反倒不太受重视，被看作二流头脑的讼棍技巧。人们都知道，“蹩脚的起诉人才需要学习法律”。17雄辩术是考量辩论天分的标准。起诉人需要调动人群的情绪，包括观众、陪审员和法官；他要让他们或哭或笑；营造喜剧场面娱乐他们；尽力打动他们；说服他们，迷惑他们，让他们从新的角度看问题。这些都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应掌握的。人们说，罗马人宁愿失去一个朋友，也不愿失去一个大笑一场的机会。18对于当众表现强烈的情绪，罗马人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给被告的建议是着装应尽量肃穆庄重，尽量显得很憔悴；他的亲戚们要不时地哭出声来。据说，在马略的朋友当被告的法庭上，马略哭得非常动情，陪审员和主持审理的行政官都受到感染哭了起来，并很快宣判被告无罪。

对起诉人和舞台上的演员，罗马人用同一个词“actor”表示。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二者的社会内涵有很大差别，就技术方面而言则非常近似。苏拉去世后的10多年里，罗马最有名的起诉人是昆图斯·霍腾修斯·霍塔鲁斯（QuintusHortensiusHortalus），以善于模仿滑稽演员著称。和恺撒一样，他也是个花花公子。法庭上，他“会小心地、精致地整理长袍的褶边”，19并借手势和胳膊的挥动加强语气。他做得非常优雅，以至于在他出庭时，罗马的重要演员都会前来旁听，学习和模仿他的每个动作。和演员一样，起诉人也是名人，到处被人围观和谈论。霍腾修斯的外号是“迪奥尼西娅（Dionysia）”，人们用一个著名舞蹈女演员的名字嘲弄他。对此，他不是很在乎。怎么嘲笑也没关系，反正他赢得了罗马头号起诉人的声名。

很自然，对手们不断地努力，想抢走这顶桂冠。任何人长久地占据第一的位置，都让罗马人感到不舒服。在苏拉独裁时期，霍腾修斯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当时，法律活动已受到抑制。他支持扩大元老院的权威，对新制度表示强烈认同。由于他跟独裁官的友谊，霍腾修斯担任了苏拉的葬礼演讲致辞人。20此后的10年中，他保持着元老院重要成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大大有助于他在法律事务上的名声。但进入公元前70年代以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受到威胁。威胁不是来自元老院的某个成员，也不是某个贵族，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暴发户的一个人。

跟马略一样，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也出身于小山城阿尔皮奴姆；他也跟马略一样野心勃勃。但两人的相似仅此而已。西塞罗笨拙而瘦弱，脖子又细又长。他从未梦想成为一名军人。相反，打孩提时代起，他想做的就是罗马最伟大的起诉人。公元前90年代，西塞罗还是个孩子时，就被送到了首都。他在口才上的天赋令人惊异，许多同学的父亲特地跑来听他的演讲——这个故事来源于婴儿天才西塞罗。虽然罗马人从不把谦虚看作美德，在他们看来，西塞罗的自负仍是异乎寻常的。说得对。他的虚荣心混合着自我保护和自吹自擂两种倾向。西塞罗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天分，同时又陷入一种偏执的妄想，担心势利的人们不承认它们。事实上，罗马许多最有影响的人物很早就看好他，其中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MarcusAntonius）是小西塞罗的一个极好的榜样。尽管出身于不怎么显赫的家族，安托尼乌斯凭借着演讲才能，成功地选上了执政官和监察官，还是元老院的首席发言人。他参加了一个起诉人的小集团；在前90年代，这个小集团控制着法律界和元老院，是咄咄逼人的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他们坚决反对马略以及任何威胁到传统的人。西塞罗一直有崇拜英雄的倾向，从未忘记过安托尼乌斯。当时，罗马有回到共和国古代秩序的愿望，安托尼乌斯和他的同事们进一步促进了它。尽管这种秩序给他的仕途造成了大量的障碍，但西塞罗一直认为它是最好的。进入前80年代，共和国几乎被内战摧毁了，西塞罗的上述信念也进一步加强了。

马略发动暴乱后，安托尼乌斯于公元前87年被杀害了。他的首级放在广场示众，尸体喂了狗和鸟儿。这一代最好的起诉人走了；舞台打扫干净了，大家可以重新开始竞争了。但保护人的死令西塞罗紧张不安，一时间很消沉。内战的年代里，他忙于学习和磨练演讲术。直到二十多岁时，他才在公元前81年进行了第一次起诉。苏拉已经辞去独裁官，但西塞罗仍得小心翼翼。首次亮相法庭一年后，西塞罗答应为翁布里亚地区（Umbria）一个地主的儿子辩护。他被控弑父。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这个案子很敏感。苏拉有个心腹曾是个奴隶，已经获得自由；他偷偷地把那个被杀的人的名字塞进了公敌宣告的名单，捏造弑父罪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西塞罗证明了这些，被告无罪释放。苏拉没有什么不悦的表示，而西塞罗赢得了名声。

但他并不满足。西塞罗知道，要获得政治上的高位，他首先要击败霍腾修斯，抢走他的起诉人王冠。为此，他全身心地投入法律事务，接下其他的著名案子，挑战自己情感与身体的极限，“毫不吝惜地利用我的嗓子和身体”。21经过两年的公共生活后，他已接近崩溃。医生警告说，他的喉咙劳损过度。西塞罗去希腊休假了，在雅典待了六个月，把时间花在四处游览和消遣性的哲学研究上。苏拉军团造成的伤痕仍留在这个城市，但在罗马人的心目中，雅典作为美丽的文化家园的地位没有改变。战火还未完全平息的时候，游客就陆续来了。其中一个是西塞罗在学校时的朋友，提图斯·庞珀尼乌斯（TitusPomponius），他小心地逃脱了罗马大肆进行的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judicialmurder）。庞珀尼乌斯认为当时的物价已接近谷底，把继承的遗产投资于行省的房地产业。凭着获得的利润，他在帕台农神庙旁享受着诗情画意的生活。八年过去了，他一点都不想回罗马。朋友们给他起个“阿提库斯（Atticus）”的外号，意指他那与众不同的流亡生活。即便如此，他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经历了暴力的10年和体制崩塌后，这位富裕的阿提库斯公民相信，过舒适的隐居生活没什么丢人的。

有时西塞罗也难免这么想。毕竟，他完全清楚“竞选和争夺公职是一项令人筋疲力尽的事业”22。然而，不管他的崩溃是否纯粹是身体上的，他恢复了原来的热情信念，认定公共生活比隐居好。离开雅典后，他渡过爱琴海，去了亚洲，在那里见到了鲁提利乌斯·卢福斯。后者是收税员（publicani）的老对手。长达15年后，他的流放期仍未结束。这是罗马法制史上最大的丑闻。卢福斯代表着一个教训，证明了用古老的价值观对抗腐败官员的惊人贪欲是多么危险。尽管如此，他对共和国并没有绝望。这位老人花了几天时间招待他的客人，给他讲自己年轻时遇到的英雄人物，他们的逸闻趣事。接着，他打发西塞罗见自己的老朋友，罗得岛上的哲学家波西德尼乌斯（Posidonius）。这位智者的谈吐甚至比卢福斯更有激情。他没有丧失对罗马的大国命运的信念，认为其基础在于传统美德：“坚忍刚毅；节俭；不留恋物质财富；虔诚待神的宗教；买卖公平；对人公正。”23诸如此类的优点还可以罗列下去。西塞罗被打动了，他一直梦想着成为最传统的那种罗马英雄。疼痛的喉咙对这样的前程会有什么影响？幸运的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演讲术“诊所”就开在罗得岛上。开办者是演说家莫兰（Molan），属于一个成功的新流派。他们开设了一些课程，以适应来自罗马的上层人士。西塞罗很快成了莫兰最欣赏的学生，他鼓励这个罗马人采用更严谨的讲话风格。后来，他夸张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哀叹说即使在演说术领域，罗马也超越了希腊。从不拒绝奉承的西塞罗非常兴奋。他回忆道：“两年后我回来了，变得更为老练，几乎换了一个人。曾强烈折磨我的喉咙不痛了，我的风格不那么狂热了，我的肺更健康了。我的体重也增加了。”24

西塞罗恢复了精力，恢复了自信，再次进入了讲坛的法律界。他继续为被告做辩护。西塞罗赢得了大批听众，压力也相应增大了。跟霍腾修斯的距离接近了。与此同时，他在克瑟思的前进速度也加快了。30岁时，他在法定的最低年龄当选会计官。虽然是共和国公职中最低级的，但这是个起点；考虑到西塞罗的背景，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这个来自阿尔皮奴姆的外地人不仅成了罗马人的行政官，还进入了元老院。他被派到西西里岛待了一年。在那里，他行事以卢福斯为榜样，赢得了行省人的尊敬。他还高效率地组织了一船船的谷物运到罗马。这个能干的年轻会计官一向缺乏谦虚；在他的想象中，公民同胞们都在传扬着他的事。然而，在普特里港上岸后，他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离开过。如他常做的那样，他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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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它对我的教益要胜过人群对我的欢呼。我认识到，罗马人比较聋，但他们的视力很敏锐。我不再担心他们是否听得见我的话，但要让他们每天都看得到我。我要时刻留在他们的视线中，总是待在广场里。人们可以随时来见我，睡眠和门房都不能阻止他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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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瑟思中的人来说，暴露是全方位的。新人得到处招摇着推销自己，不这样他就一事无成。西塞罗学到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不久他就成了罗马的焦点人物。那些曾经注意到他的人现在认识到，西塞罗对自己天分的估计不全是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就自我宣传来说，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随着这种看法的增多，西塞罗开始关注另一项突破。他要迈过低级行政官的标杆，进入通常由贵族把持的那一圈。为达到这个目标，西塞罗首先需建立自己作为起诉人的绝对权威。必须超过霍腾修斯，彻底打败他。他“对法律界的独裁统治”26必须在公众眼前结束。

西塞罗与霍腾修斯最后对阵时，情况就是这样。事关两人的前程，赌注不可谓不高。案情包含着大量丑闻和色情的细节，被告是前西西里总督盖乌斯·瓦莱斯（GaiusVerres）。西塞罗打破了自己的惯例，这次担当起诉人。其中当然有风险，但他已仔细考虑过。即使根据较温和的罗马行省管理的记录来看，瓦莱斯也是个恶棍。叛卖和贪婪是他的标志性特征。马略派当政时，他一直属于这一阵营；后来，他嗅出风向要改变，带着指挥官上司的钱箱投奔了苏拉。在新主人这里，瓦莱斯如鱼得水，得到一个又一个有利可图的海外职位。无论是否像西塞罗说的那样，他所“突出的地方只有滔天的罪行和肮脏的金钱”，27瓦莱斯的确精于寻机自肥：船只、有争议的遗产、主人的女儿等等，只要有机会，他都毫不客气地纳入囊中。不过，瓦莱斯真正擅长的还是古玩。对希腊抢劫了那么多年后，在高雅艺术方面，罗马上流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表面上，这被视为堕落的自我放纵，但这层表象的背后，罗马显贵们狂热地攫取任何有价值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由于抢劫希腊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发展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市场，以满足贵族们的需求。艺术品价格不断上升，中间商发了大财。瓦莱斯的新发明是把强盗的手段用于交易。虽然他制作了大量赝品，他也雇佣了一支叫“猎犬（bloodhound）”28的专家队，让他们去搜寻真正的杰作。瓦莱斯喊出的价格无人敢于拒绝。有位行省的老人曾经尝试过，结果他被扒个精光，绑在一座骑士塑像上挨鞭子。当时天寒地冻，塑像又是青铜做的，老人很快改变了注意。对别的有麻烦的人，即使是罗马公民，瓦莱斯都如法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