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各处也不停地响着大锤的叮叮当当声、马车的辘辘声和砸击碎石的声音。一片喧闹中，罗马城也不断地重建、推倒、再重建。每一处空地开发商们都想挤进去，榨取可能存在的一切利润。贫民窟到处都是，像大火后瓦砾堆中的野草一样，不断地生发出来。街道的两边，货摊和强行搭建的户棚四处林立。有那么一些负责的行政官，竭力想保持街道清洁，但只是徒费心机。长期以来，罗马的发展局限于自古就有的城墙内，人们把眼光转向了空中。在公元前的一二世纪里，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们像比赛似的，把出租用的房屋建得一个比一个高。显然这样更有利可图，尽管违反了罗马的法律。由于偷工减料，房屋都建成了豆腐渣。有关安全的规定敌不过利润的吸引力，一个个高高的贫民窟便立了起来。房屋一般都有六层，很狭窄，墙壁很薄。最终它们会倒塌，然后，人们再建更高的楼。
在拉丁语中，人们称这种由出租房组成的城区为“岛屿（insule，拉丁语）”。没错，贫民窟就是岛屿，这里的人们与大街上罗马人的生命“海洋”的确不相干。大城市总会造成一些人的疏离感，贫民窟最明显、最凄惨地反映这一点。对那些睡在贫民窟的人们来说，罗马不是他们的家。在“岛屿”中，即使住在最底层，他们也享受不到下水道的便利，屋里也没有新鲜的水供应。另一方面，罗马人引以为荣的公共工程就是下水道系统和高架水渠；他们说希腊建筑大而无当，不像罗马的那样实用。大克娄埃可（theCloacaMaxima）是罗马的中央下水道，自建城以来便有了。高架水渠将山区清凉的水引到市中心，长达35英里，为建造它使用了来自东方地区的大量劫掠品。两者出色地表明了罗马人对公共生活的重视。偶尔，希腊人也承认水渠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水渠很大，水流很急，就像是一条河。”一位地理学家写道，“几乎每幢房屋都有一个蓄水池、一根辅助管道或是一个喷泉。”15显然，他没去过贫民窟。
罗马的自相矛盾清楚地体现在这里：它是最干净的，也是最肮脏的。流淌在大街上的有清洁的水，也有粪便。一边是公共喷泉，寓意着共和国的高贵和德行；一边是各种排泄物，象征着共和国可怖的一面。罗马人的生命是一场竞赛，如果哪些公民掉队了，真的会有粪便倾倒在他们头上。他们被称作“肮脏的平民（plebssordida）”。“岛屿”的排泄物定期用手推车运往城外做肥料。通常车上都装得太满，走在大街上，粪便不时流淌出来。去世的平民享受不到体面的安葬，阿庇安大道两侧的墓地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埃斯奎林门（Esquiline）是罗马最东面的一个城门，城外有一些大坑，平民的尸体和城市的垃圾都丢在这里。旅行者若走这条路进罗马，他们能在路边看到许多白骨。这是罗马最可怕的地方，巫婆经常出没于此地。据说，她们从尸体上割肉，从大坑中召唤死者的灵魂。的确，在罗马，加在失败者身上的羞辱会延伸到他们去世以后。
对失败者的羞辱能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城市贫民承受着深重的苦难，没有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正是这种归属感定义着罗马人。住在租房区顶层的人们孤独地生活着，跟罗马公民所珍视的共同体恰成对照。在罗马人看来，如果不参加城市的仪式，不参与社会的律动，那等于被贬入到了野蛮人之列。共和国是不可抗拒的，无论对公民还是对敌人都一样。放弃共和国的，共和国也放弃他。最终，那些被共和国抛弃的人在垃圾堆中找到了归宿。
毫不奇怪，罗马人的生命表现为一场殊死搏斗，竭力避免那种命运。只要有可能，任何形式的共同体都受到特别的珍惜，默默无闻的状况也不是绝对的。尽管罗马城很大，看起来杂乱无章，人们还是建立了一些秩序。除了寺庙外，人们相信十字路口也积聚着精神力量。在所有的主要路口，虚幻的神明和家神们（theLares）看护着罗马人。这些大街（vici）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地区，罗马人也用这同一个词指称整个街区。在每年1月的康姆皮塔利亚节（Compitalia），每个街区的居民们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家神的神龛旁挂上了许多木制玩偶，其数量对应着自由人的数量；神龛旁也为每个奴隶准备了一只小球。这种相对的平均主义也体现在同业公会（collegia）中。它们坐落在街区的中心，这一天向所有人开放：公民、自由民、奴隶。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他们不必到更大的舞台上寻求声望，同业公会就提供了这种场所。正是在一个街区中，公民们相互结识，一起吃晚饭，共同度过一年的各个节日，确信同伴们以后会参加他的葬礼。整个罗马城就像是一个各种共同体的大拼盘，每个共同体内部都保留了类似于传统小镇生活的那种亲密感。
不过，街区外的上层人士对此并不感到欣慰。走在宽阔的大街上，狭窄的、乱麻一样纠结着的后街小巷传来威胁性的狗吠声，空气中弥散着未清洁的尸体及商业的气息。对他们脆弱的鼻孔来说，两者都是有害的。上层人士本能地厌恶为生计所迫的人，担心同业公会会成为有组织犯罪的温床。他们势利地看待挣工钱的工作。这里有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一种是商业的，一种是朴实的、农民的。那些富有的、懒洋洋地在自己别墅里消磨时光的道学家们喜欢的是后一种，而无一例外地厌恶“暴民”：乞丐是暴民，生活在“岛屿”中的人是暴民，商人、店主和手工业者也是暴民。他们认为“需求使得每一个穷人都变得不诚实”。16显然，被如此看待的人痛恨这种想法。17如果不是在诅咒，体面人嘴里不会说出“平民（plebs）”这个词，那些平民们则为这个词自豪。曾经用来骂人的词成了身份的标志；在罗马，这类标志总是很受重视。
同生活中的其他要素一样，罗马人对于阶级和身份的划分也深深扎根于有关城市最初历史的神话中。埃文蒂尼山位于最南端山谷的边缘地带，罗马的港口就在这里。移民从此地上岸，以后也终老于此。新到罗马的人本能地聚集起来，相互结识，分有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惶惑。与埃文蒂尼山相对的是帕拉蒂尼山（Palatine）。罗马的山都比较排外。由于山上的空气比较清新，不那么有害，住在山上的花费也较高。在罗马的7座山中，帕拉蒂尼山是最排外的。城市的精英们聚集在这里，地价昂贵。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地价最高的地方，有一座芦苇搭建的牧羊人小屋，显得很不协调。芦苇会干裂散落，但人们经常更换修葺，使小屋一直保持着原样。这是罗马保守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小屋是孪生兄弟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少年时代的家。罗慕路斯是罗马最早的国王。
传说兄弟俩决定建一座城，但建在哪里、给城市起个什么名字，两人意见不一。据说，罗慕路斯站在帕拉蒂尼山上，雷慕斯站在埃文蒂尼山，等待着众神的指示。雷慕斯看到了6只秃鹫，但罗慕路斯看到了12只。罗慕路斯认为这是上天支持他的证明，很快在帕拉蒂尼山筑起城来，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雷慕斯又是嫉妒，又是愤恨，在争斗中被杀死了。这决定了两座山的命运。从此以后，帕拉蒂尼山是胜利者的，埃文蒂尼山是失败者的。城市的地理就这样标识了成功与失败、声望与羞辱两个极端，而罗马人的生命就纠缠于这两端之间。
两座山中间有宽阔的山谷，别墅里的元老们与棚屋里的工匠们也有着遥远的社会距离。在罗马，财富的划分是粗线条的，就是富人和穷人，没有类似于现代中产阶级的一批人。在这种意义上，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是“岛屿”，彼此被远远地分开。另一方面，借助可追溯至罗慕路斯的一个传统，将两座山隔开的山谷其实也将它们连了起来。远到国王时代，人们便开始在大竞技场（CircusMaximus）举办双轮马车赛。它是罗马最大的公共场所，伸展在整个山谷中，一边是优雅的别墅，另一边是破败的棚屋。整个城市在这里共度节日，差不多能聚集起20万公民。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体育场馆比得上。这个数字令人敬畏，证明了人们对这里的重视程度。大竞技场的观众提供了观察罗马人最好的一面镜子。通过他们发出的嘘声、欢呼声、嘲笑声，公民得到了最明白的定义。对于这一点，从别墅里观看比赛的元老们清楚，从棚屋里观看比赛的工匠们也清楚。尽管有种种界线将富人与穷人分开，共同体的观念还是将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所有的公民都属于同一个共和国；无论如何，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不是真正的岛屿。
<h3>迷宫中的鲜血</h3>
一方面，不同的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分享一种宗教般的共同体感。罗马社会最重要的悖论就在这里。它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抗拒压迫的革命构筑了共和国的根基，然而，在驱逐塔昆、废除君主制后，平民们渐渐感到，罗马显贵们的暴政其实不亚于国王们。再没有比这些显贵更势利的人了。他们穿着昂贵的鞋，声称自己能与众神交流。他们甚至说自己是神的后代。例如，朱利安族将世系追溯至埃涅阿斯（Aeneas），后者是特洛伊王室的一位王子，也是维纳斯女神的孙子。这些名门世族全都爱这么自高身份。
在共和国的早期，罗马社会曾显出危险的僵化趋势，但平民们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以罢工相抗拒。这是他们仅有的武器。当然，罢工地点只能是埃文蒂尼山。18他们不断地威胁要实现雷慕斯的愿望，在埃文蒂尼山上建一座新城。山谷里的傲慢显贵们生着闷气，不得不做些让步。一年年地，阶级体制变得不那么固定，显贵与平民的界限也不是不可跨越的了。“仅仅因为出身低下，就完全剥夺一个罗马人成为执政官的资格？还有公正可言吗？”19平民们质问道。最后，意见统一了，大家都认为那是不公正的。公元前36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给予所有公民当选共和国官员的资格。此前那是显贵们的禁脔。现在，他们的特权只限于几个不很重要的祭司职位，人们承认他们与众神的传统亲密关系。对那些不得不跟平民们一道竞选的高贵家族来说，这也算得上小小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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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过去了，那些名门望族渐渐消失了。还以朱利安族为例，在两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只赢得过两次执政官。显然，维纳斯后代的出身对他们没有太大帮助。朱利安族失去的不仅是政治权力，他们还搬出了空气清新的帕拉蒂尼山，栖身于某个穷人居住的山谷里。空气不再清新。他们原来的邻居们也逐渐搬到了贫民窟。苏布拉（Subura）曾经是一个小村庄，如今成了罗马最臭名昭著的城区。如沉入水中的大船，朱利安宅隐藏在窑子、小酒馆、甚至还有犹太会堂的后面，寂寂不显。
在罗马，出身显赫并不能保证什么。连女神的后代都住进了红灯区，显然，担忧失败后果的不光是穷人。对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每一个公民来说，人生都是一场不死不休的竞赛，都想要赶上乃至超越先辈的成就。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原则上，共和国只关心成就。事实上，罗马人认为，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就。不言而喻地，对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全部历史都朝着摆脱奴役、通往自由的方向前进，其基础就在于永不停息的竞争带来的动力。这种社会模式是优越的，因为罗马教训了各种别的社会。罗马人知道，如果他们仍然是国王或贵族集团的奴隶，他们不可能征服世界。“建功立业是所有人的心愿。一旦人们获得了自由，共和国的绩业将无可限量。”20最顽固的显贵也承认这一点。或许，上层社会仍然认为平民们是一群肮脏的乌合之众，浑身散发着臭味；但当他们抽象地谈到包括平民的罗马人时，后者其实被理想化了，身上的臭味也消失了。
诸如此类的伪善定义着共和国——不是作为派生出来的东西，而是它的本质。评判他们的政治制度时，罗马人只关心有效与否，不关心它是否有意义。只是在政府的某个方面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或者是不公正的，罗马人才会抛弃它。若非如此，罗马人就不会仔细地重新思量他们的制度，正如他们不会将罗马推倒重建一样。其结果是，共和国存在着众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罗马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拼盘城市。这种状况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正如罗马的街道组成了一个大迷宫，罗马人的公共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岔道”，令人迷惑，而且到处是死胡同。这是他们注定要走的迷宫。尽管共和国的竞争显得无序，规则还是有的——很复杂、很灵活，但不可冒犯。掌握这些规则是罗马人一生的工作，不仅需要天赋、能动性，也需要关系、金钱和空闲时间。这些规则所导致的后果仍是矛盾的。尽管罗马的确是注重功业的，但注重功业的倾向却把罗马变成这样一个社会：只有富人才可能投身政治生活。个人会变成伟人，古老的家族会衰落，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念却不会改变。
对于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状况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含糊性。在法律上，罗马人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通过各种体制，他们可以选举执政官，颁布法律，向他国宣战。但共和国的制度像是一座镜宫，换一个角度来看，公众的权力很容易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对这些感到迷惑不解的不仅是外国人：“罗马人自己也搞不清他们的国家怎么回事。是贵族共和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21一位希腊学者说道。
变幻难断的不仅是公众的权力；即使最杰出的行政官候选人也毫不犹豫地、毫不脸红地讨好选民。无论对个人的形象还是对共和国的运作而言，竞选都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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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谁能当选，当选什么职位，这是自由人的特权，尤其是伟大的罗马自由人的特权。罗马已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身处公众意见的浪潮之中，我们必须关心人们的愿望，抚慰它们，保护它们，在它们要反对我们前尽力讨好它们。公众可以决定将荣誉给谁。如果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就不必留在这里，不可能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可是，如果我们追求政治上的奖赏，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讨好选民。22
</blockquote>
公众至关重要，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像所有的选民一样，他们喜欢被讨好。在共和国，“没有什么比群众更易变的了。他们的要求变化不定，整个选举制度都难以逆料”。23不过，如果说罗马政治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地方，那么，其中还有更多可以准确预言的地方。的确，是人民在选举，但只有富人才有希望当选。24富有也不是充分条件。罗马人具有非常势利的性格，倾向于投票给名声好的家族；对于关键的执政官职位，他们尤其喜欢祖父、父亲、儿子这样一条线地选下来，近乎麻木地“选出”一个“王朝”来。在罗马，有偏见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人。即使最穷困潦倒的公民也想不到要改变社会，他们只想改良它。罗马公民愿意接受不平等，只要能保留那种共同体的感受。很久以前，平民以阶级为基础发起暴动，赢得了与显贵阶层的平等。如今，那种暴动再也不可能发生，甚至再不会有人想到。
这在共和国极具讽刺意味。公元前367年，平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废除了仕途上的法律限制。此后，富有的平民失去了与穷人并肩作战的动力。他们投身于更有利可图的活动，如操纵执政官的选举，购买帕拉蒂尼山上的产业等。两个半世纪以后，他们像《动物庄园》（AnimalFarm）中的猪一样，变得跟他们的压迫者难以区别。在某些方面，他们事实上占据了主宰地位。以前，行政官职位总是显贵们的囊中之物，现在则经常被平民中产生的、颇具政治野心的贵人占据。其中，保民官尤其拥有哗众取宠的机会。对不合胃口的法案，他们引人注目地有着否决权；此外，他们还可以召集公民大会，通过自己的法案。显贵们被禁止竞选平民职位，只能怀着既憎恨又厌恶的心情在一边看着。
当然，如果保民官滥用职权，危险也是有的。在共和国，大多数行政官职位都是机会与陷阱并存。即使按照罗马政治生活的标准，规定保民官行为的那些不成文规则也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保民官职位几乎提供了无尽的贪赃枉法的可能性，他们的人身安全则有神的护佑。自古以来，保民官是不可侵犯的，侵犯他等同于冒犯神明。另一方面，保民官在任期内不得离开罗马，他的家向公众开放；他必须悉心关注民众的疾苦和抱怨；在大街上，不论谁拦住他，他都要停下来，倾听他们的诉说；他要读人们在公共纪念碑上的胡乱涂画，那可能是鼓励他支持或反对新的提案。无论保民官本人多么自负，他都不能在公众面前显露出来。有时候，一些保民官甚至表现得像出身自贫民窟一样。罗马人用“亲民者（populares）”一词指称这种人：依赖于同公众接触才能维持自己地位的政客。
然而，在维护民众利益的同时，他也得关心自己那个阶级的愿望。掌握这种平衡艺术需要高超的技巧。保守的显贵阶层对保民官总是心存怀疑，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这个职位对拥有者的特殊诱惑力。往往存在着这种风险：保民官过于期望获取民众的拥戴，用激进的、非罗马式的改革贿赂他们。显然，贫民窟越膨胀，穷人的生活越艰难，这种风险越大。
格拉古兄弟就做了这种致命的尝试。两人的出身无可挑剔。利用他们保民官的职权，提比略在公元前133年，盖约在10年后，兄弟两人推进了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改革。他们建议将公共土地以小块形式分给群众；将谷物低于市价卖给他们；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建议共和国为最穷困的战士提供服装。的确是激进的改革，毫不奇怪，贵族们都吓坏了。在大多数贵族看来，格拉古兄弟同民众的关系很可疑，有种阴谋的味道。虽然在贵族中，提比略不是第一个提出土地改革的人，但贵族们认为他的家长式做派很过分。盖约走得更远。他向往希腊式民主，在他的改革图景中，罗马各个阶级间的权力平衡将被完全打破，民众而不是贵族将成为罗马的主宰。贵族们觉得他肯定想成为独裁者，否则怎么会有贵族想剥夺自己这个阶级的权力？他们看到了危险的征兆：提比略在结束一年任期后，立刻寻求再次当选；公元前122年，盖约不间断地获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这种违法的事何时才会结束？保民官或许是神圣的，想一直把持共和国的行为就不那么神圣了。维护共和国宪法的呼声两次高涨起来，两次都得到了应答。在一场狂暴的乱战中，提比略被人们用凳子腿打死；12年后的公元前121年，盖约也被贵族的打手杀死。他的头被割了下来，人们用铅水灌进他的头盖骨。紧随其后，他的3000多支持者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
自驱逐国王以来，这是罗马的大街上第一次发生流血冲突，其荒唐之处生动地反映了贵族们的妄想狂。格拉古兄弟引起的对古代罗马的联想不仅仅是独裁制。例如，盖约死在平民事业的圣地埃文蒂尼山。这并非巧合。盖约和他的支持者在这里躲藏，真想把自己与古代的罢工者联系起来。尽管穷人们没有起来支持盖约，但他试图引发休眠已久的阶级斗争，这种做法还是令贵族们震惊。他们认为那是可怕的、不负责任的。但对他的报复行为也让他们觉得不舒服。文明人不应该干割人首级这种事。盖约·格拉古灌了铅的头盖骨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一旦共和国的惯例遭到破坏，根基被摧毁，罗马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它也是一种警告：罗马不喜欢激烈的变动。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共同的祖先和过去，如果没有一些共识，共和国是什么？抛弃传统就是走向深渊，如果共和国失败了，罗马人不是变成野蛮人，就是成为独裁君主的臣民。
还有最后一个悖论。罗马共和国是这样一种制度：它鼓励公民们无休无止地追求声名；因他们自吹自擂的相互竞争而喧闹不已；它产生了一种侵略性的活力，席卷了它的所有对手；与此同时，它也孕育着自我瘫痪的种子。这是格拉古兄弟的真正悲剧。没错，他们是罗马人，关心自己的声望，但他们也真诚地希望改变罗马公民的命运。两兄弟的事业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解决罗马显而易见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格拉古兄弟是他们的理想的烈士。然而，绝大多数贵族不这么看。对于政治目标和个人野心，共和国不做区分。影响来自权力，权力来自影响。格拉古兄弟的命运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实例，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罗马，试图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人都会被说成是独裁者。无论动机多么高尚，激进变革总会蜕变为自相残杀。格拉古兄弟尝试了激进变革，这一尝试最终毁掉了他们为之献身的改革。此后，想继承他们事业的保民官会做得更小心。社会革命仍不可能发生。
就像罗马城一样，共和国内部有着巨大的张力，几乎总像是处在爆发的边缘。也正如罗马城不仅一直存在还能不断地向外扩张一样，每次遭遇危机之后，共和国的体制都变得更加牢固。既然如此，罗马人为什么不应该坚持既有的、引导他们不断走向成功的秩序呢？当然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也曾多次遭到挫败，但正是这些特点使罗马经受住了各种打击，并从历次灾难中复兴。罗马人已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如果他们的共和国能一直保持原样，罗马人会为此感到欣慰的。将公民们维系在一起的同样是共同体内部的亲密感，每年竞争的焦点变化维持着同样的周期，还是那些原来的制度决定着罗马的事务。
溅洒在街道上的鲜血也很容易擦干净。